這學期已經過了一半，校園還缺老師嗎？

根據教育部統計，缺額數字還停留在開學前的614名。
沒有老師，學生該怎麼辦？

教育部回應，地方政府「透過校內課務調整」等方式因應。也就是說，由校內老師幫忙「超鐘點」授課。
教師團體呼籲，要老師不斷超時工作，絕非長期的解決方法。

獨立特派員帶您走進教育現場，瞭解缺老師的真相。

老師不夠，就超鐘點。揭開校園缺師的惡性循環！

  結論先講

教育部統計顯示，114學年度開學前，全台有614名代理教師待聘；學期過半，官方未再公布補實情形，僅表示地方政府已透過校內課務調整維持教學。缺額轉由現職教師超鐘點、行政人員兼課及代理代課人力承接。從導師負擔、聘任制度到員額編制，缺師更反映教職條件與制度失衡。甄補進度與課務分配，也牽動教學品質及教師留任。

缺額浮現 校內課務誰承擔？

臺北市介壽國中校長陳建廷表示，學校甄選常無人報名，職缺未補足，只能靠退休教師及兼課教師排課。臺北市內湖國小校長朱怡珊說明，行政主任也投入授課，盡力補齊課程；教師不足，教學便轉由其他人力承接。

內湖國小一年級導師蕭老師每週負責23節課中的16節，音樂、英文、本土語言、體育及健康由科任教師授課，其餘多由導師包辦。他以自製教材帶領29名學生學注音，並掌握課堂秩序與個別指導。朱怡珊指出，低年級科任課節數有限，導師經常連續授課三、四節，上午幾乎沒有完整休息時間，只能趁下課喝水、如廁並準備下一堂教材，教師負荷沉重。

國小低年級導師經常需要一人兼授多種科目，忙到分身乏術無法休息。（圖／獨立特派員 ）

導師兼行政 代理教師壓力大

正式教師須具教師證並經甄選錄取；代理教師分具證與未具證兩類，原則上一年一聘。具證代理教師表現良好並經教評會審議，可在原校續聘兩次，最長三年；未具證者每學年仍須參加試教、口試。代理教師兼任導師，還須負責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責任與聘期並不相稱。

一名未具教師證、任教第五年的代理導師A表示，自己到職第一年便接任導師，必須熟悉學生的生活與學習狀況，初任時承受相當大的壓力。教育部資料顯示，近四年國小導師約19％由代理教師擔任，國中代理導師比例逐年增加，114學年度超過5％；代理教師兼行政職比例，國小逾6％，國中近四年增加近兩個百分點。

代理教師兼任導師比例偏高，導致學生面臨經常換導師的問題。（圖／獨立特派員 ）

代理暨代課教師工會理事長黃湘仙認為，代理教師被安排擔任導師或行政職的情形已相當普遍，有人甚至長期承接行政工作。他指出，教師通常先專注教學，取得正式資格後才承擔導師或行政職務，以一年一聘人力承擔主管工作並不合理。依教育部聘任辦法，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原則不得擔任導師或行政職，特殊情況經核准可例外，黃湘仙認為，例外已成常態。

臺灣教育產業工會法規與諮詢中心副執行長林金財表示，學校應評估代理教師是否適任導師，並比照初任教師提供專業增能，讓代理教師熟悉輔導管教及教學技巧。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監事長吳靜怡則認為，代理代課教師在校時間有限，即使有心投入，也較難像長期任職的導師一樣持續掌握學生與家長背景，親師互動與學生照顧也可能受影響。

新手代理教師進班 支援不能只靠熱心

代理、代課教師初入校園，亟需同儕協助教學準備與班級經營。英文代課教師劉伊容目前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每週授課六節，屬於有課才到校的鐘點代課教師。他過去任職外商，常以英文處理信件及會議，雖無教學背景，仍熟讀課本與教材，向資深教師請益並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代理教師透過自行備課及向資深教師請益以增加教學經驗。（圖／獨立特派員 ）

朱怡珊表示，校方會安排資深或正式教師協助代理、代課教師準備教材，並提供班級經營上的建議，但並非校校都能提供支援。臺北市立復興高中教務主任胡竣詠指出，教師授課時數已相當飽和，缺額出現後，即使同事願意協助，也只能在既有課務中再增加節數。教務單位只能在有限人力間調度，確保每班每節有人授課。

復興高中今年少聘一名英文教師，部分教師因此每週超鐘點超過七節，達到第七節起須通報教育局的門檻。胡竣詠說明，依規定高中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14至16節，國中小為16至20節，超鐘點及代課合計不得超過九節。然而，現行制度下，多數教師原本就可能超鐘點，教育部以減授鐘點方式讓教師協助行政或專案工作，原有課程並未減少，節數便轉由同科教師承接。他認為，政策長期以鐘點數處理人力需求，實際效果就是教師持續加班。

教師員額限制 超鐘點成常態

教師員額依班級數配置，形成校園人力缺口。依教育部編制，普通科高中每班配置二名教師，國中每班2.2人，國小每班1.65人；即使另有增置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編制人數與實際授課需求仍可能出現落差。胡竣詠以復興高中為例，校內國文課程總需求約340節，國文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合計僅約280節，中間相差50至60節，必須由二十多名國文教師平均分擔，每人至少增加兩節以上。超鐘點因此不只是臨時補缺，而是編制與課程落差下的常態。

教育部公布614名待聘代理教師，約占公立國中小教師總數0.42％。林金財質疑，以前一學年度教師總數作為分母，無法充分反映新學年度因班級數與課程需求產生的人力缺口。教師需求應依新學年度實際成班數核算，不能只用既有教師總量淡化缺額比例。教育部回應地方政府已透過校內課務調整完成課程安排，實際上即由既有教師超鐘點承接。

中小學校長協會理事長陳清義表示，政府部分以授課節數而非教師人數編列人力，學校因而需要超鐘點。課務調整只能確保有人授課，無法減輕工作量或取代人力補充。

招考困難 有缺也未必有人來

學校教師甄選通常分階段放寬資格：第一招要求具教師證，若無人報名或未錄取，第二招開放修畢教育學程者；第三招後則可能放寬至大學畢業即可報考，仍未找到人選便持續招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葉青芪表示，甄選屢進第三招，反映教職吸引力下降；資格不斷放寬，也削弱教師證照制度的把關功能，政府應正視師資來源與專業支持。

台北市今年國小教師招考最多達48次，國中達27次，均創歷年新高。胡竣詠表示，部分科目即使只有一個缺額，也可能只有一人報名，學校必須在錄取標準與現場人力負荷間取捨。當教師工作量已過重，校方有時只能優先考量有人授課。陳建廷指出，過去一個缺額常有五、六人競爭，如今卻可能乏人問津。

六都缺師問題嚴峻，教育者建議鄰近縣市共享師資補足缺額。（圖／獨立特派員 ）

校長及教務主任透過私人群組推薦未錄取考生。對此，陳建廷表示，學校會分享甄選後表現不錯、但未獲錄取的人選，讓其他有需求的學校接洽；朱怡珊指出，各縣市缺乏師資整合平台，若共享減班教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甄第二階段未錄取者名單，鄰近縣市或可媒合人力。葉青芪則認為，校長不應仰賴人情拜託教師支援，教育局與教育部應建立協助機制。

留才關鍵 待遇環境待改善

教職吸引力也受工作風險、行政負擔及薪資影響。葉青芪表示，教師教學行為受到法律高度檢視與解構，可能使有意投入者擔心承擔過多風險，進而質疑選擇教職的必要性。陳清義則指出，政府雖宣稱推動行政減量、刪除部分評鑑，學校實務上卻增加各類檢核表，例如營養午餐及鼠患管理都須填報表單，行政工作未必真正減少。

黃湘仙認為，教師薪資缺乏人力市場競爭力，應從整體勞動市場重新檢視待遇，評估現有薪資能否吸引具競爭力的人才進入教育現場。教師長期超鐘點，代理教師承擔導師及行政責任，卻缺乏穩定聘期與支持。

從導師連續授課到高中教師分攤課程缺口，校園正常運作背後依賴教師加班與校長尋人。增加招考次數或放寬資格只能暫時補缺，無法解決員額、薪資、行政負擔及教學風險。若只靠課務調整，教師疲勞與人才流失恐持續。改善職場環境、合理配置員額並提供專業支持，才可能吸引師資回流。

第977集

台灣新生兒人數持續低於死亡人口，
生不如死的現象，已經長達69個月。
這樣的人口負成長趨勢，目前還看不到止跌的跡象。

在少子化的各種解方中，育兒協助可能是更為實際的做法。
一起看看，能帶小孩上班的友善職場，以及更彈性的臨時托育，如何為忙碌的爸媽分擔育兒壓力。

從友善職場到多元托育，如何打造育兒神隊友？

帶孩子上班，聽起來像是職場災難，卻是黃詩茜每天的日常。推著孩子進辦公室、開會時有人幫忙看顧，媽媽忙著工作，同事阿姨則帶著孩子去郵局、跑銀行。原本分屬家庭與職場的兩個世界，就這樣有了交集。更有趣的是，這不只是媽媽一個人的育兒任務，整個辦公室都成了孩子成長的參與者。

十幾年前，談到友善家庭職場，往往覺得那是別人家的事，員工生不生孩子，似乎與公司經營沒有太大關係。但今天，少子化已經不只是人口統計上的警訊，也逐漸成為企業必須面對的人力缺口。社會能否提供足夠的支持，可能就是影響大家是否願意生小孩的重要因素。

有些企業選擇從工作制度著手。除了彈性工時，也讓員工能在生產、育嬰階段調整職務。台灣港務公司在工作場所設置教保中心，讓員工可以就近托育，減少接送奔波。不過，友善育兒不只是制定福利，主管是否支持也很重要。員工敢不敢運用這些友善政策，往往取決於主管的一個態度。

友善育兒職場，除了公司制度、主管之外，同事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當有人因為育嬰留停，留下的工作該由誰承接？如果只是將責任分攤到其他同事身上，恐怕也會引起其他同事的不滿。有企業開始規劃，提供職務代理獎金，讓同事更樂意分擔工作。

另一種友善育兒，是忙碌的上班族也很需要的臨時托育。臨時要加班、或是突然有事，爸媽不用再焦頭爛額。台北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臨時托育並媒合保母的服務。部分據點甚至提供一週七天、平日收托時間延長到晚上八點，補上傳統托育服務的缺口。

然而，現代人上班超過晚間八點的比比皆是，2023年年底台北市針對兩歲以下的幼兒開辦夜托，托育時間可以延長到晚間十點。這裡採取類家庭的照顧方式，安排日夜兩班托育人員，以及一位夜間保全。雖然收托名額有限、申請條件也相對嚴格，但試辦以來詢問度相當高，也反映現代父母的需求。

從一個辦公室共同照顧孩子，到企業設置教保中心，再到社區臨托、夜托，育兒的支持網絡需要逐步擴大，讓育兒不再只是孤軍奮戰，或許才能從根本改善少子化的問題。

第977集

台灣每年平均有4500到5000位孩童，因為父母無法照顧或是不適任等因素，被迫離開原生家庭。
他們通常會進入安置機構或者寄養家庭，但是安置量能嚴重不足，寄養家庭的數量也越來越少。

新北市社會局為此發展出一種新的安置型態，稱為類家庭，顧名思義就是類似家庭的地方。

這裡不只有爸媽，還有隨時可上場當救援投手的支援者跟協伴者兩種角色，
黃金三角的組合、再搭配社工跟醫療等專業人士，希望以全村的力量一起照顧孩子。

「孩」有類家庭 打團體戰顧小孩

結論先講

台灣新生兒數量逐年下降，但因為受虐、貧困、雙親無力扶養等因素而需要家外安置的兒童，每年穩定維持在4,500至5,000人之間。然而，全台家外安置量能嚴重不足，新北市社會局被迫發展出新型態家外安置方式－「類家庭」。用造村的概念，以類爸媽、支援者、協伴者組成黃金三角照顧團隊，彼此均攤照顧壓力與風險。與寄養家庭最大的差異是，類家庭中，若孩子出狀況，離開的是照顧者，而非孩子。

「類家庭」造村顧小孩

記者跟隨基督教芥菜種會的腳步，來到新北市一處社會住宅。進入家戶後，印入眼簾的是擺放整齊、佈置溫馨的家具，少數家電紙箱還來不及整理擺在角落。這個家即將迎來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類家庭。

所謂類家庭是指類似家庭一樣的環境，成員有主要照顧者，也叫類爸媽，還有提供喘息服務的支援者跟協伴者。「是一群人共同照顧二到四個小孩，讓照顧壓力跟風險被均攤，」新北市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劉倩如解釋。

類家庭的類爸媽一定要住在政府指定的社會住宅或房舍，免租金入住。房子的軟體設備，大到家具、小到碗筷都預先安排妥當，「我們為孩子營造一個家，照顧者也是我們訓練進來，有點像造村啦，」基督教芥菜種會安置服務處處長陳黛羚說。
 

團體戰優勢

類家庭以造村、團隊的方式顧小孩，均攤照顧壓力及風險。圖／獨立特派員
 

類家庭除了由類爸媽、支援者、協伴者所組成的黃金三角照顧團隊外，還有社工專業支援。基督教芥菜種會安置服務處主任黃舒楓解釋，社工有三大主要任務，首先是協助照顧者了解孩子狀況；第二，聯絡跨網絡資源，包括與政府溝通、與孩子上學的學校溝通；第三，陪同孩子與照顧者就醫治療。

2019年成為類爸媽的李小姐跟樊先生，育有一名未成年小孩，目前另外照顧一對手足跟一個女童。類爸媽跟一般雙親無異，也必須肩負起父母責任。「我們會有男人交流時間(men’s talk)」，類爸樊先生表示，就像一般父親，每月都會有一個精心時刻，好好陪伴聆聽孩子。

類爸媽不一定要夫妻，只要年滿25歲以上，母女、手足、朋友、單身者或是具備照顧能力者，經過培訓後都可成為類爸媽。

類媽李小姐表示，作為四寶爸媽，一定有忙不過來的時刻。因此每月會跟支援者及協伴者訂好喘息時間，團隊按表操課換手顧小孩。

「強迫他們一定要休息，」陳黛羚觀察，有些類爸媽怕教養作息不一致，因而不願休息換手，但「顧小孩的壓力真的不小」，需要抽離環境，讓支援夥伴完全替代。

擔任支援者約十個月的謝小姐，由於孩子都已是國高中生，不必事事倚賴父母，因此他與先生成為類家庭支援者。每月提供96小時服務，每次服務不低於4小時。謝小姐表示，支援內容大多是陪伴孩子運動、讀書寫功課等。

團隊中的協伴者是71歲吳女士，他笑說自己是「職業陪伴者」，本來長期從事老人關懷，之後又增加陪伴孩子。他表示，接觸孩子後才發現，原來社會上有這麼多被不公平對待的孩子，「我有生之年可以陪陪這些孩子也是不錯的。」

一般家庭雙親都可能因為教養價值觀不同而有衝突，團隊式的類家庭成員如此眾多，萬一發生意見方向不一致時，「我們會開一個家庭照顧者的共識會議」，黃舒楓指出，共識會主要任務是將團隊步伐調整到整齊的狀態，達到「一致性的教養原則」。
 

成為類家庭照顧者之前要經過培訓及審查，理解孩子言行舉止背後的成因是培訓照顧者的重點之一。圖／獨立特派員
 

照顧者須訓練眼光

成為類家庭照顧者之前必須經過培訓，才不會被狀況百出的孩子磨光愛心與耐心。課程內容包括如何照顧特殊兒、如何與創傷兒互動、兒少急救訓練及相關兒少法規。

培訓過程是挑選適合的照顧者的關鍵步驟。培訓時，會依照未來可能成為一個團隊的成員分成一組，每組配有一名社工。社工需要觀察預備成員的培訓狀況、個人特質、團體互動表現，最後向社會局處報告，通過審核才能正式成為類家庭照顧成員。

需要被家外安置的孩子，通常都來自破碎家庭，因此孩子常伴隨身心障礙的狀況。黃舒楓觀察，這些孩子重回正軌所需的時間漫長，甚至永遠不能改善，「有些大人可能無法接受，或擔心是不是自己不夠好，最後選擇退出」。

「成為照顧者需要有看穿行為的眼光，」諮商心理師蔡容瑛解釋，有些孩子帶著創傷做出大人難以理解的言行舉止，「若單看行為會覺得這是錯的，因此會從管理教育的方式引導孩子；但創傷不是用教育的，應該是陪伴、治療來幫助孩子」。
 

被迫發展出的類家庭

根據統計(圖4)台灣每年需要家外安置的兒少人數，近年都在4500到5000人之間，居高不下，並沒有隨少子化的趨勢降低。40%的孩子住在安置機構(圖5)、35%住在寄養家庭，屬於團體家庭的類家庭占5.83%。

寄養家庭越來越難招募，機構式安置機構也面臨專業人力難尋且高昂營運費的壓力下，收容量越來越少。「但我們兒少安置需求並沒有因此降低時，我們被迫發展出新的安置模式，」劉倩如回憶，民國106年參考了香港兒童之家的模式，同時期恰逢新北市積極開發社會住宅的趨勢，類家庭安置模式於焉誕生。

類家庭今年已邁入第九年，目前總共29戶。主要照顧者14戶為夫妻、9戶單親、3戶母女、2戶母子，1戶伴侶(1男1女未結婚)。所有類家庭成員每年都必須在職進修。

基督教芥菜種會是第一個受政府委託的民間單位，類家庭的營運經費約九成來自新北市社會局，一成自籌款。目前也陸續在新竹市跟屏東縣開展類家庭安置，由於兩個縣市沒有社宅，改以租屋的方式進行。

各種安置模式各有優缺

比較各類家外安置模式(圖6)，可粗分為偏向機構式跟偏向家庭式。

以照顧者來說，機構式安置是專職的社工與保育輔導員。寄養家庭與類家庭跟一般家庭一樣有雙親，但類家庭多了支援者跟協伴者兩個角色，以團隊模式打破憑愛心單打獨鬥的照顧方式。

以關注孩子程度來說，機構式團體生活是一對多，比類家庭跟寄養家庭低。而且手足可以一起進入類家庭生活，但安置機構或寄養家庭有可能拆散手足。劉倩如進一步指出，目前五成左右是手足共同安置，即便無法在同一家戶，也一定是同社區左鄰右舍，以利聯繫親情。

以環境穩定度來看，孩子有可能因為許多原因在各種安置機構間轉換，寄養家庭也可能因為寄養爸媽沒有意願而移出孩子。但是類家庭的類爸媽必須住在社會局指定的社會住宅或房舍，免租金入住，孩子可住到18歲成年，視情況得以延長，有利於孩子長期穩定住在同一個環境成長。

以成本來看，機構式安置模式由於需要24小時輪班，人事費高昂，一位兒童每月安置費約7至8萬元，有些小型的團體安置機構更可能上看10萬元。類家庭平均約6萬，包括孩子的生活費跟喘息服務費以及房舍租金。

每個安置模式有不同功能，難以相互取代。劉倩如解釋，機構團體生活可協助孩子學習自立能力；家庭式比較適合小小孩，還有一些特殊需求或不適合在團體生活成長的孩子，滿足他們高關注跟高情感依附的需求。

其實，無論哪種安置模式，都是為了給予孩子生命中最需要且最基礎的養分－愛。

何謂愛？「認真看待孩子的需要，」類媽李小姐認為，陪伴孩子人生每個階段、走過每個大小坑洞，「這個孩子知道說，曾經有一個類媽愛過我、陪伴過我」。

這份愛與陪伴並非有去無回，協辦者吳女士分享，孩子都會說「阿媽，我回來了！」他覺得，回來二字代表孩子沒有把自己當外人，「你疼他到心坎裡去（原文是台語：你疼到入心），然後他也感受到了，我喜歡那種感覺」。

第977集

失智不等於失能！照顧與自主如何取得平衡？

失智症帶走的未必是所有生活能力，真正的照護難題，在於如何兼顧安全與自主。從反覆練習鋼琴、自己煮飯，到走失預防、長照費用與機構人力不足，失智者及其家庭面對的，不只是記憶退化，更是生活選擇逐步縮減的現實。專業照護應從個人尚存的能力出發，透過環境調整、持續訓練與社會資源支持，讓失智者保有參與生活的機會，也讓家屬不必獨自承擔漫長的照顧責任。

反覆練習 找回生活能力

保留能力 照護不等於限制

預防走失 安全需要多道防線

尋找照護 資源如何接得住？

機構照顧 床位與人力不足

持續陪伴 讓生活仍有期待

日照中心的成果發表會上，長輩依序上台彈奏練習多時的曲目。有人緊張，有人需要看著簡譜確認音符，但仍努力完成演出。日照中心長輩陳榮三面對公開表演感到不安，卻仍走上台彈奏。這些片刻不代表失智症獲得逆轉，也不能證明每位患者都能透過訓練恢復相同能力。它們呈現的是，即使記憶逐漸退化，失智者仍可能保有情感、習慣與參與生活的意願。
陳毓襄表示，教學過程讓他看見長輩在反覆練習後逐步建立能力，也更確信照護不應只關注疾病造成的缺損。音樂課的價值，不在於要求學員達到專業演奏水準，而是讓他們有機會學習、表達與完成一件事。對失智者而言，這些經驗可能短暫，卻仍是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成就。
從鋼琴課到居家照顧，從走失預防到住宿機構，失智照護的核心始終是理解個別需求，並隨著能力變化調整支持方式。家屬需要疾病知識、照顧技巧與喘息空間，社區需要建立安全網絡，政府則必須持續補足專業人力、照護床位與經濟支持。若制度只提供名義上的服務，卻讓家庭承擔難以負荷的費用與等待，照護責任仍難以真正分擔。
失智者不應只被視為需要保護的人，也應被看見仍有能力做選擇、參與生活的一面。照護的目標不是阻止所有風險，也不是要求患者不斷進步，而是在可承擔的安全範圍內，盡可能保留自主與尊嚴。當記憶逐漸退去，家庭與社會仍能透過陪伴、練習和資源支持，讓每一天不只剩下被照顧，也保有值得期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