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內門是台灣宋江陣的故鄉,早期為了保衛家園、習武強身而成立的民間組織。
三百多年來,演變為現代的廟會藝陣和繞境活動的陣前護衛。
小小的內門區,幾乎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陣頭,不僅是全台密度最高,也是宋江陣技藝保留最完整的地區。
但是近年因為少子高齡化,面臨傳承的困境。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老師傅致力於翻轉陣頭形象,還有外地人在這裡落地生根,只為了延續這項傳統。
現在就到內門去看看宋江陣和陣頭的故事。
結論先講
高雄內門宋江陣承載的不只是廟會演出,也是地方信仰、世代情感與生活記憶。面對少子化、人口外移及傳統技藝失傳,地方學校、社區工作者、職業陣頭與返鄉青年各自尋找出路,從調整校園社團到跨區招募團員,並透過體驗、紀錄與文創重新連結年輕世代。不同路徑共同指向同一課題:如何讓宋江陣不只留在節慶舞台,而能持續走進地方生活。
信仰凝聚地方 陣頭連結世代
每年高雄內門宋江陣藝陣嘉年華登場,隊員圍圈快步繞行,象徵守護家園;接著排出青刀巷陣型,由頭旗、雙斧拜旗,向神明祈求平安。
內門居民洪清池表示,紫竹寺信仰傳承約有三百五十多年,早年地方醫療資源不足,居民遇到感冒、腹瀉等病痛,常向觀音佛祖祈求庇佑,甚至以香火灰作為民間療法。信仰成為內門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共同記憶。
宋江陣不只是廟會表演,也是地方生活一部分。然而,支撐陣頭的社會條件正在改變。內門國小校長郭明科指出,過去學校學生約有兩、三百人,足以分別經營宋江陣、跳鼓陣及舞獅等社團。如今少子化加上青壯人口外移,學生來源減少,社區也更難維持多支藝陣隊伍。為集中有限人力,學校將原有三陣簡化,保留最具代表性的宋江陣,希望讓社團得以長期運作。

在當地青年不得不到外縣市謀生工作時,黃緯中選擇留下,積極協助當地社區推廣宋江陣。(圖/獨立特派員)
洪清池也觀察到,傳統技藝過去多由父親傳給兒子,再由兒子傳給孫子,依靠家族與師徒關係延續;但老一輩師傅接連離世,年輕人投入不足,傳承鏈條逐漸出現斷層。
青年扎根地方 讓文化走出去
在地方青年外出求學、工作成為常態之際,黃緯中選擇留在內門。他原到外地就讀大學,受宋江陣文化及地方人情吸引,畢業後留在內門,並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他擔任三平社區發展協會專案經理,協助推廣宋江陣。
黃緯中表示,自己最初也是被宋江陣吸引,進一步接觸社區後,感受到居民之間緊密的人情網絡。租屋期間,居民常將自家蔬菜放在門口、不留姓名,讓他感受到地方互助的人情味。
黃緯中曾隨團前往夏威夷、英國、美國及日本等地演出。海外演出讓他感受到地方文化走向國際的意義,也開始思考如何轉化內門文化。他嘗試將宋江陣的陣型、團體對練及臉譜彩繪結合,設計文化體驗遊程,吸引國內外遊客走進內門。
在當地青年不得不到外縣市謀生工作時,黃緯中選擇留下,積極協助當地社區推廣宋江陣。(圖/獨立特派員)
黃緯中認為,讓遊客實際接觸兵器、參與陣式,更能理解技藝。外國遊客對兵器體驗反應熱烈,觀看示範後更願意嘗試。他同時提醒,創新必須拿捏分寸,不能為了吸引觀光而任意添加個人想法,破壞原有文化脈絡;因此他選擇透過實際參與,讓體驗成為認識傳統的入口。
黃緯中在地方生活十多年,也看見人口流失的壓力。他指出,內門國中全校學生不到一百人,周邊國小也面臨相似情況;部分家長選擇將孩子送往旗山就學,進一步減少地方學校及社區藝陣的人力來源。如何讓在地孩子持續參與,仍是長期課題。
跨區招募人才 紀律守住陣頭
佳興宋江陣館長黃富漢經營陣頭數十年,隊員來自台灣各地,主要承接廟會演出。館內兵器依序排列,使用後由他檢查、修整,確保演出安全。
黃富漢表示,宋江陣不能只依賴內門在地招募,否則難以維持運作。隊員來源涵蓋關廟、歸仁及月世界一帶,身邊有一百多名曾合作的年輕人,可以依演出需求聯繫調度。他的兒子及其他團員也在外教授技藝,透過師徒與合作網絡,讓招式和訓練方式保持一致。
但人數不是唯一考量。黃富漢認為,陣頭的社會觀感與團隊素質息息相關,因此對成員設下明確規範,禁止演出期間飲酒、賭博及其他不當行為;若有人屢勸不聽,便要求離開團隊。他以軍隊方式管理,要求隊員遵守紀律。
黃富漢也說明,帶領年輕隊員不只是安排訓練與演出,還包括生活管理及安全照顧。陣頭成員年輕,可能接觸抽菸、藥物等風險,帶隊者必須隨時留意,並維護女性成員的人身安全。家長將孩子交由團隊照顧,館長就必須承擔責任,演出前一晚往往無法充分休息,並須掌握集合、交通與現場秩序。
像軍隊一樣有鐵的紀律,是「漢叔」管理團隊的不二法門。除了是為了團隊的素質與形象,其實要經營一個宋江陣陣頭,肩上還得承擔著許多不為人知的責任。(圖/獨立特派員 )
黃富漢指出,內門家長較能接受孩子參與陣頭,但在旗山或市區,部分家長受負面印象影響,傾向安排補習,不支持孩子訓練。
黃緯中則認為,黃富漢除了傳授陣式與出陣科儀,也重視隊員待人處事的態度。技藝表現固然重要,能否尊重他人、遵守規範,同樣是成為陣頭成員的必要條件。團隊盼以言教身教改變外界印象,讓更多家庭支持孩子參與。
找回失落技藝 記錄地方記憶
黃宗佑是佳興宋江陣成員,也是黃緯中的學生,從國小開始接觸宋江陣,長大後進一步投入文化推廣。羅漢文創創辦人黃宗佑透過田野調查、影像紀錄與校園教學推廣技藝。
黃宗佑表示,自己的祖父曾是拳術師傅,但他年幼時祖父已離世,未能直接承接技藝。後來他透過祖父昔日教過的長輩與學生重新學習,才逐步拼湊出家族與地方的武術記憶。這讓他理解,技藝也能透過曾受教者與地方人際網絡重新接續。
黃宗佑認為,宋江陣不應只被視為一種運動,或迎佛祖遶境時的表演項目。透過訪談、聊天與資料整理,可以看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如何藉由陣頭傳遞、連結。宋江陣保存的不只是招式與陣法,也包含地方生活史及世代關係。
黃宗佑指出,內門文武陣頭逐漸式微,尤其部分套路與技藝若沒有持續教學,可能隨師傅離世而失傳。因此,他一方面將自己向老師傅及長輩學到的內容整理後教給孩子,讓技藝有機會繼續傳下去。另一方面透過照片與影片留下紀錄,避免傳統因缺乏文字及影像保存,在時代變遷中逐漸消失。
黃宗佑期許,教會小朋友宋江陣的技藝之後,每年迎佛祖,或是宋江陣表演的時候,都可以出來一起參與。(圖/獨立特派員)
黃宗佑也希望把教學成果帶回地方節慶。當孩子學會基本技藝,未來便有機會在迎佛祖或宋江陣演出時加入隊伍,從旁觀者成為參與者。他也透過社群品牌接觸年輕世代,讓文化不只留在資深成員手中。
宋江陣需要穩定的學習人口,也需要家庭、學校、社區與陣頭合作。當孩子有機會接觸、理解並參與,當師傅累積的技術與經驗能被妥善記錄,地方文化才不會只在年度嘉年華中短暫現身。內門這些持續投入的人,正試著讓鑼鼓聲不因世代更迭而沉寂,讓宋江陣繼續成為連結信仰、地方與人的共同記憶,仍待地方各界共同努力。
第979集
2024年台灣檢調及司法單位,針對非法性影像平台展開大規模搜索偵辦,
當時查出全台至少有86名未成年者,在不知情或引誘恐嚇下被拍下性影像。
兒少在網路上的被誘拐風險,引起台灣社會關注。
事件過去一年多,國內兒少保護團體在今年推出一款網路交友的卡牌桌遊,也積極進入國小校園推廣分享。
一起到遊戲現場,看看這款桌遊如何協助孩子增加對網路誘拐的抵抗力。
結論先講
網路交友已成為兒少日常,螢幕另一端卻可能藏著假冒同齡者、逐步建立信任的誘拐者。從蒐集個資、掌握情緒需求,到索取私密影像、性勒索甚至約見侵害,網路誘拐往往不是突如其來,而是經過層層試探。面對年齡驗證與平台管制的限制,兒少保護團體改以情境桌遊帶進校園,讓孩子在模擬互動中辨識風險、練習拒絕,將警覺帶回真實網路生活。
假面交友 信任如何成為陷阱?
網路誘拐是加害者利用數位科技接近兒少,建立情感依賴後,再控制、索取性影像或安排見面的過程。台灣展翅協會秘書長陳逸玲指出,協會服務對象中,約六成曾經歷網路誘拐歷程,顯示這類手法並不少見。
誘拐者先以虛構身分降低戒心,假扮同齡者、親切的哥哥姊姊、熱心專家,或有相似困境的人。陳逸玲表示,加害者會掌握孩子的興趣、家庭關係與情感需求,再提供關心、陪伴,或以金錢、遊戲點數建立信任。

陌生網友透過社群私訊接近兒少,逐步建立信任關係網。(圖/獨立特派員 )
關係穩固後,加害者會確認孩子是否獨自使用手機、上網時段,以及能否將設備帶進房間或浴室,以掌握對話隱密性。接著,話題轉向性與身體發育,淡化拍攝私密影像的嚴重性。陳逸玲認為,假身分、情感依賴與界線試探環環相扣。
影像勒索 傷害不只在拍攝
取得性影像,是網路誘拐常見的目的之一。過去五年兒少性影像通報案件呈上升趨勢,2024年超過3100件,平均每日約8.5件。影像可能遭散布、轉售,或成為控制孩子的工具。
陳逸玲說明,加害者可能以公開影像相威脅,要求孩子繼續提供更多照片,也可能利用影像逼迫孩子出面見面,進一步發生性行為。影像遭取得後,還可能衍生性勒索、散布及實體性侵害。根據統計,2020年至2025年遭網友性侵案件中,約四至五成受害者未成年,年齡多集中在12歲至未滿18歲,凸顯未成年者面對網路性暴力的脆弱處境。
親職作家趙逸帆認為,實體空間有電影分級及場所查驗,網路平台卻缺乏相應年齡把關,兒少不應為此承擔責任。他指出,兒少在網路受害時,社會警覺往往不如面對實體傷害,平台應承擔管理責任。

網路誘拐從假身分開始,逐步建立關係並層層試探界線。(圖/獨立特派員 )
平台設限 年齡門檻夠不夠?
2026年7月,趙逸帆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倡議建立台灣兒少社群平台保護制度,並提出限制16歲以下兒少使用高風險社群平台的方向。連署訴求包括年齡驗證、兒少註冊門檻,以及限制陌生人私訊、定位分享與個資揭露。不過,該提案最終未通過檢核。
趙逸帆認為,連署只是起點,重點是建立全民網路安全意識,而非要求兒少交出個資供科技公司掌握。他期待家庭、學校與社會建立一致規範,讓兒少有明確的使用界線。

親職作家趙逸帆分享兒少網路安全及平台保護相關議題。(圖/獨立特派員 )
然而,單靠年齡限制並不容易落實。陳逸玲表示,澳洲針對青少年社群使用情形的研究顯示,相關限制措施上路後,仍有約85%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其中超過半數繼續使用原有帳號,反映年齡驗證尚未形成百分之百有效的機制。匿名性也讓使用者可能透過不同帳號規避限制。
網路誘拐也難單靠關鍵字辨識。陳逸玲指出,戀愛關係中的親密表達,與加害者用來索取影像的話術可能相似,單憑「想你」、「愛你」等文字,難以判定是否涉及誘拐。關鍵字偵測難以辨識互動背後的控制與操弄,兒少仍須理解風險如何形成。
情境演練 把風險放進遊戲
面對平台限制與辨識技術侷限,台灣展翅協會將預防教育帶進校園。2026年暑假,協會在全台不同區域舉辦教師工作坊,透過一套網路交友情境卡牌桌遊,模擬孩子在社群平台與陌生人互動時可能遇到的情況。參與者扮演不同角色、依任務交換卡牌,並判斷要求與資訊交付的風險。
卡牌模擬社群平台情境。例如,角色可以選擇是否在社群帳號使用真名、公開正面照片、標註就讀學校,或發布清楚的生活動態;也能選擇使用暱稱、不露臉,只分享模糊且不特定的資訊。展翅協會教育宣導組組長林晏萱表示,當加害者掌握孩子的興趣、家人及朋友資訊,就可能從興趣開始攀談,進一步搜尋親友帳號;若取得私密影像,更可能以通知父母或公開影像為由,脅迫孩子提供更多內容。
遊模擬視訊互動,提醒兒少慎防私密影像外流等風險。(圖/獨立特派員 )
另一組卡牌則聚焦視訊互動。孩子可以選擇找家人陪同,或獨自與網友視訊,也可能面對對方要求穿著較暴露服裝的情境。林晏萱說明,私密空間視訊即使只穿背心、短褲,畫面仍可能遭截圖、錄影,成為威脅或散布工具。心事卡呈現孤單等情緒需求,提醒孩子過度透露私密感受,可能讓對方掌握弱點、製造依賴。
師生體驗 辨識資訊交換風險
這套情境式教材以國小中、高年級為主要對象。林晏萱表示,國小學童已逐漸接觸網路,預防教育不能等到孩子發生問題後才開始,即使尚未使用Instagram,也應先認識平台可能出現的風險,以及個人資訊外流後可能造成的影響。遊戲讓孩子在使用社群平台前,理解哪些資料不宜交付。
工作坊參與教師李郡寧認為,遊戲讓成年人也感受到話術施壓的效果。參與者不斷被要求交換視訊卡,即使察覺對方意在取得裸露影像,仍可能因糾纏與甜言蜜語而動搖。李郡寧指出,這種互動讓她意識到,孩子面對持續要求時,可能因不堪其擾或受到情緒引導而妥協,不能低估話術帶來的壓力。
展翅協會培力宣講師陳筠瑾負責帶領桌遊進入校園。他觀察到,高年級學生有時能注意到交換卡牌等同交出個資,但部分孩子過度專注完成任務,只想取得指定卡片,未必仔細辨認卡片內容。林晏萱也表示,孩子可能只想達成眼前目標,沒有意識到不同資訊的風險差異,因此教學不會立即阻止每一次交換,而是在過程後帶領學生回顧,思考交出了什麼、為何交出,以及可能產生哪些後果。
警覺養成 讓經驗成為防線
桌遊的重點不在完成任務,而在讓孩子看見網路互動中容易忽略的細節。陳筠瑾指出,學生可能為取得目標卡而忽略個資;遊戲後的討論則協助孩子辨識資訊敏感程度,理解交換也可能造成隱私外流。
林晏萱期待,孩子遇到陌生人要求視訊、索取影像或探問私事時,能想起遊戲情境,先停下來思考。視訊要求即時回應,壓縮思考時間;事前建立警覺,才能辨識施壓並尋求大人協助。
從假身分、情感操弄到影像勒索,網路誘拐的危險往往藏在看似親密的日常互動裡。年齡驗證、平台管理與法律制度雖必要,卻無法單獨承擔防護工作。透過情境演練,讓孩子理解個資、影像與情緒界線的風險,並練習拒絕不合理要求,才能將一次遊戲經驗轉化為日後使用網路時的判斷能力。也考驗平台治理及家庭支持能否到位。
第979集
您能想像嗎?
在音樂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花蓮縱谷,有一種清脆的樂音,默默迴盪了十個年頭。
十年前,排笛教育的種子,透過一群老師的努力,在偏鄉小學悄悄種下。
今年五月,這群來自太平洋畔的學生,一路吹進了音樂最高殿堂—奧地利維也納。
在這條排笛教育的推廣路上,面臨哪些挑戰?又為孩子們帶來什麼影響?
一起來聽聽這段跨越十年的排笛交響曲,也共同思索偏鄉教育的永續之路。
結論先講
一把排笛,讓花蓮縱谷的孩子走進維也納,也讓偏鄉音樂教育累積十年的成果浮現。從最初缺乏樂器、師資與教材,到跨校組團、培訓青少年團員,這項計畫靠教師接力、家長支持及民間資源維持運作。然而,城鄉距離、家庭條件與課業壓力,仍考驗孩子持續學習的可能。國際演出是成果,更重要的是,孩子在練習與陪伴中建立自信、責任感,並看見更多人生選擇。
十年深耕不輟 吹響偏鄉音樂夢
今年五月,來自花蓮的排笛團員遠赴奧地利維也納,參與第二屆歐洲台灣文化年演出。對不少團員而言,這是首次出國演出。教堂空間裡,排笛聲響迴盪,台下觀眾專注聆聽;孩子以多年練習累積的演奏,讓地方教育成果被更多人看見。
花蓮排笛團團員金廷威認為,這趟旅程如同一場夢,從練習到正式演出,每一步都留下深刻記憶。團員李安諼則表示,維也納的演出讓他學會把個人情感放進音樂,體會音樂不受語言限制,也能直接觸動人心。金庭筠說明,週末反覆練習難免疲憊,但想到能前往維也納演出,便覺得付出值得;胡詠心也認為,加入排笛團是童年中難得而幸運的經驗。
花蓮排笛團員登上國際舞台演出,展現多年練習累積成果。(圖/獨立特派員 )
成軍十年,靠的是練習與師生陪伴。花蓮中正國小校長李國明回顧,計畫起步時,沒有人預料能持續走到今天。花蓮縣排笛藝術深耕教育計畫發起人蔣淑芳則表示,每年學生不同、面對的挑戰也不同,但孩子逐年成長,是推動計畫的重要力量。他指出,偏鄉孩子並非沒有夢想,而是過去缺少接觸資源、想像未來的機會。
師資跨域投入 一把排笛種夢
計畫源自蔣淑芳擔任校長期間的觀察。當時,一名從南投調任花蓮的謝展文老師,具有排笛演奏經驗,發現當地孩子學習排笛的反應出乎預期,短時間內便能吹奏出聲音。蔣淑芳因此支持教師推廣,並思考如何透過計畫提供資源。他認為,排笛輕巧、便於攜帶,學生能代表學校參與演出,也適合作為對外交流的才藝。
初期仰賴外地師資支援。跨校合作也讓師資與樂器資源共享,擴大更多孩子對音樂的接觸機會。謝展文與其他排笛團員分別從南投、新北及台中前往花蓮,有學校具備經費與意願,教師便安排每週或隔週到校授課。2014年,排笛教育計畫開始播下種子,2016年逐步成形。花蓮縣排笛藝術深耕教育計畫音樂總監張愷家表示,蔣淑芳帶他走訪學校時,校內僅有兩把排笛,若要讓十所學校成立團隊,至少需要一百把樂器,設備缺口成為推廣的第一道門檻。
外地師資遠到花蓮近距離指導學生吹奏排笛。(圖/獨立特派員 )
科技公司董事劉健身回應,當時首批採購一百把排笛及部分直笛,總經費約六十萬元。他認為,企業資源應回饋社會,尤其偏鄉教育資源相對不足,更需要外部力量挹注。隨著計畫推展,樂器數量從一百把增加至五百把,張愷家表示,這段歷程仰賴台灣各地企業與個人支持,除了經費,也協助提供演出服等物資。團隊每年舉辦音樂會,帶學生走進台南文化中心、衛武營及台北中山堂等場館,累積舞台經驗。
教材從零摸索 在地師資接棒
資源到位後,如何讓教學穩定延續,成為下一階段課題。長期參與計畫的音樂老師林殷如表示,自己居住台北,往返花蓮授課,多半只能隔週進行。若能有校內教師加入,便能提高孩子練習的穩定度與熟練程度。固定師資關係到偏鄉學生能否持續學習。
花蓮康樂國小教師岳駿哲返鄉任教前,曾學習長號,研究所主修作曲,開始教授排笛時卻發現缺乏專屬教材。他說明,鋼琴、小提琴等樂器已有成熟教材,排笛教學幾乎得從零開始,只能參考直笛、小提琴等不同樂器的教材內容,再自行整理。面對低年級學生,他改以字卡和遊戲協助記憶,發現比單純口頭講解或板書更有效;高年級則逐步加入基礎樂理與演奏技巧,朝較完整的音樂訓練前進。
岳駿哲運用圖卡遊戲引導學生認識音符,提升課堂學習成效。(圖/獨立特派員 )
岳駿哲也指出,團體課除了樂器技巧,班級秩序同樣重要,尤其低年級學生較活潑,教師必須先建立課堂規範,才能讓教學順利進行。排笛教育不只是提供樂器,也要求教師依年齡與程度持續調整課程。
畢業不斷線 青少年團延續學習
排笛教育計畫原以國小學生為主要對象,學生畢業升上國中後,若缺少固定練習場域,容易中斷學習。花蓮康樂國小教師黃淑惠表示,最初是讓有意願的學生在週六回校練習,也開放已畢業的國中生參加。後來在蔣淑芳建議下,團練地點移往較靠近花蓮市區的位置,讓其他鄉鎮學生也能加入,逐步轉型為青少年團。
花蓮南北狹長,交通仍是門檻。花蓮瑞穗國小教師陳聖苓表示,南區學生往返花蓮市區,光火車車程就需兩個多小時,加上團練時間,幾乎耗去整個下午,也壓縮休息時間。他每週末帶學生往返,孩子也得付出額外時間與體力。
陳聖苓認為,學生退團不一定是交通距離造成,課業壓力與家庭因素同樣關鍵。部分家庭經濟條件較弱,孩子必須兼顧課業;有些家長不支持額外學習,或缺乏時間接送與照顧,學生便可能因此退出。蔣淑芳也表示,孩子即使有興趣,仍需要家長支持,學校端也必須提供課業協助,才能讓學生繼續留在團隊。她認為,家庭態度往往是孩子能否持續參與的重要因素。
家人相挺 陪伴孩子追夢
海星高中二年級學生溫萱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接觸排笛,經選拔成為維也納演出團員。他對自己要求嚴格,遇到不熟悉的樂段,會反覆練習上百次,直到能完整掌握,甚至在睡前仍惦記旋律。溫萱表示,未來希望持續進步,讓支持自己的家人與師長感到驕傲。
溫萱的父母因意外成為身心障礙者,仍支持女兒追求興趣。家長溫進華表示,女兒想學什麼,他都願意支持,因為那是孩子自己的人生道路。晚間接送時,他也留意車站照明,確保女兒平安返家。媽媽羅菊枝則表示,看到女兒能與不同音樂工作者同台演出,感到十分興奮,也為孩子拓展視野、累積經驗而高興。
溫萱利用課餘時間持續練習排笛,熟悉尚未掌握的樂段。(圖/獨立特派員 )
另一名資深團員也獲得家庭支持。現就讀高雄義守大學的林泓志,是排笛團最資深的成員之一,國中二年級起便多次獲得獨奏機會。他表示,遇到難以突破的曲目時,曾懷疑自己能否完成演出,也想過是否退出,但珍惜得來不易的舞台,最後仍選擇再努力一次。林泓志的母親蘇蘭英回憶,孩子從小看著父親生病,曾在父親休息時吹奏排笛,音樂也成為家人生活的一部分。他認為,身為母親應鼓勵孩子投入所愛的事物。
蘇蘭英也觀察到,林泓志遇到困難時,常把自己關在房間反覆練習,長時間投入讓她既心疼也驕傲。林泓志表示,父親曾在他年幼時聽過演出,父親離世後,這些回憶仍留在心中。他習慣自行消化挫折;維也納演出則讓他重新思考未來,盼望有一天能再到不同國家演奏。
成果不只登台|十年陪伴成長
從一百把排笛到五百把樂器,從外地教師巡迴授課到在地師資逐步投入,花蓮排笛教育的發展,仰賴學校、教師、家庭與民間資源共同接力。維也納演出是學生的里程碑;教育現場更須維持師資、教材、經費與交通支持,讓各地孩子持續學習。
李國明認為,教育歷程比最後成果更重要。透過排笛,學生學習珍惜機會、自我負責,並在每天練習中看見進步;計畫目的並非培養專業音樂家,而是讓孩子成為喜歡音樂、願意接觸音樂的人。蔣淑芳則表示,十年來最珍貴的收穫是看見希望。排笛聲從校園傳向國際舞台,也讓偏鄉孩子接觸藝術、建立自信,逐步找到方向。這些經驗也成為地方學校持續推動音樂教育的重要基礎。
偏鄉學生在每次排笛演奏中不斷進步、增加自信。(圖/獨立特派員 )
第978集
您還記得一位超商大夜班店員,因為喝咖啡沒結帳,遭到店長提告的案子嗎?
超商24小時不打烊的極致便利,早已成為我們的生活日常。
勞動部公布114年的勞檢專案結果,超商是重災區之一。
大夜班單人值勤、超時加班,以及職安黑洞等違規內容相繼現形。
究竟超商的便利是全民的福祉,還是一場由加盟主與基層勞工,共同買單的集體過勞?
獨立特派員訪問第一線人員,聽聽他們的心聲。
結論先講
台灣便利超商密度高,24小時營業、繳費、取貨與現做餐飲,讓便利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服務不斷擴張的背後,基層店員承受多工、低薪與工時壓力,加盟主也面臨總部管理、經營成本及契約限制。從勞動條件違規到加盟制度失衡,超商產業的便利並非沒有代價。當消費者享受全天候服務,究竟有多少勞動風險與經營成本,被轉嫁給第一線工作者?
多工服務擴張 店員負荷持續增加
台灣便利超商的發展,早已超越傳統零售業態。從早期商品販售,到現今提供現做咖啡、霜淇淋、珍珠飲品、包裹寄取及各項代收服務,超商逐漸成為民眾生活中的複合式服務據點。根據統計,全台便利商店家數從2019年的13498家,增加至2026年的16413家,七年間成長21.6%。統一與全家兩大品牌店數合計占全台71.9%,萊爾富展店增幅則達29.2%。
然而,服務項目增加,並未同步帶動第一線人力成長。前連鎖超商店員H先生表示,總公司持續推出新商品,咖啡及飲品品項也日益增加,但門市人力卻逐漸縮減。店員除了結帳、接待顧客,還須負責進貨、補貨、商品上架、咖啡製作、包裹處理及其他門市作業,工作複雜程度已不同於過去。面對不同顧客的需求與態度,還必須隨時調整服務方式,承受額外的情緒壓力。
現做咖啡等服務增加,超商店員工作負荷也隨之更沉重。(圖/獨立特派員 )
《萬能店員》作者張立祥曾在超商工作多年,並於2021年出版專書,記錄門市勞動現場。他認為,超商工作的核心困難,在於同時管理多項不同任務。總公司透過標準作業程序將工作拆解、簡化,讓每項任務看似容易完成,卻也容易使管理者認為店員能夠承接更多工作,形成工作項目不斷增加、個別任務卻未獲相應重視的情況。
張立祥進一步以自身田野紀錄說明,短短一分鐘內,店員可能同時面對多名顧客結帳、代收繳費、整理貨架及補充茶葉蛋等需求,必須不斷判斷工作的優先順序。政大勞工研究所兼任教授劉梅君也指出,超商工作已是複雜勞動,除了體力付出,更涉及需求判斷、工作規劃及情緒勞動。店員必須在有限時間內處理多重任務,承擔的責任遠超過一般消費者對收銀工作的想像。
薪資貼近基本工資 損失也由員工承擔
工作內容日益繁重,薪資待遇卻未必隨之提升。據統計,全台近十萬名便利超商店員中,約七至八成屬於計時及兼職人力,時薪多貼近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196元;大夜班加計津貼後,約為210至250元。正職人員起薪則約為32000至36000元,僅略高於法定基本月薪29500元。
台灣勞工陣線聯盟理事長楊書瑋認為,超商產業雖然持續擴張,基層勞工的勞動處境與保障卻沒有明顯改善,薪資仍普遍接近最低工資。劉梅君則指出,勞動基準法訂定的是勞工應享有的基本保障,但部分雇主卻將法定基準視為勞動條件的上限,使勞工難以進一步取得合理待遇。
除了薪資偏低,門市商品遭竊或操作失誤造成的損失,也可能轉由店員承擔。連鎖超商店員A先生表示,曾在值班期間遇到顧客竊取保險套,兩件商品價值將近500元。張立祥觀察到,部分打工族遇到門市短少或虧損時,往往先認為是自己未盡責任,因而自行賠償。
店員補貨工作時,商品失竊造成盤點短少,恐須自行賠償。(圖/獨立特派員 )
H先生也表示,門市每天都有需要報廢的商品,如果店員未能及時挑除過期或即將到期商品,顧客購買後可能遭到總公司處分。有些加盟主會要求員工按照商品原價買回,也有業者採取提醒方式處理,顯示各門市對商品損失的責任歸屬並不一致。當管理制度缺乏明確界線,第一線員工便可能在工作之外,額外承擔經營風險。
大夜單人值勤 休息權淪為紙上保障
為了降低營運成本,超商深夜時段經常採取單人排班。看似能維持24小時服務,卻使大夜班員工面臨人力不足及職場安全問題。楊書瑋指出,夜間工作者往往獨自值勤,當需要休息或上廁所時,缺乏其他人員可以暫時接替,實際工作處境比白天更加困難。
依《勞動基準法》第35條規定,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若工作具有連續性或緊急性,雇主可以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休息時間。然而,法令允許彈性調整,並不代表員工必然能夠取得實質休息。
張立祥指出,大夜班通常只有一名店員值勤,在沒有其他人員支援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完整取得三十分鐘休息時間。即使工作空檔勉強可以休息,也可能因顧客進店、商品處理或其他突發任務而中斷,難以連續休息。法規所保障的休息權,因而可能在單人排班的營運模式下落空。
去年五月,一名超商加盟店女店員因凌晨值班精神不濟,飲用店內一杯75元燕麥拿鐵卻未付款,遭雇主以業務侵占罪提告,一審判刑三個月。今年七月,台灣高等法院二審推翻原判,改判無罪。判決不僅檢視員工行為,也將雇主享有24小時營運利益所應承擔的責任、勞動權益及過勞問題納入討論。
超商女店員凌晨值班未付費取用飲品,二審改判無罪案。(圖/獨立特派員 )
楊書瑋認為,這起判決的重要性,在於重新檢視雇主是否提供符合法令的休息條件,以及面對員工造成的小額損失時,是否有必要動用刑事訴訟處理。若雇主未能妥善承擔管理責任,卻將個別損失轉化為刑事責任,容易形成以刑事手段處理民事爭議的情況,也凸顯超商勞動制度中尚未獲得充分討論的權責問題。
勞檢違規仍存在 制度執行有待加強
勞動現場的問題,也反映在政府勞動檢查結果。勞動部今年七月公布114年度工讀生與部分工時勞工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結果,在1852家事業單位中,有465家違法,違法率達25.11%。違規項目主要集中於工資及工時管理,其中餐飲業違規情形最嚴重,連鎖便利商店居次,且違規門市均為加盟店。
楊書瑋指出,從違反最低工資規定的裁罰情況來看,平均每件裁罰金額約為2萬元。他認為,若違規成本過低,對業者的嚇阻效果恐怕有限,難以有效改善勞動條件。當違法所需付出的代價低於改善人力配置及薪資待遇的成本,業者便可能缺乏主動調整的誘因。
對此,勞動部政務次長李健鴻表示,政府除了每年執行專案勞檢,也同步辦理法令教育訓練及訪視輔導,協助小型事業單位與加盟店主了解勞動法規,提高法令遵循程度。他說明,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已與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邀集國內主要加盟體系總公司主管開會,要求總部透過加盟契約督促加盟店遵守勞動法令,且相關總公司在首次會議中均已承諾配合。
不過,勞動檢查與教育輔導能否落實,仍涉及加盟體系內部的管理責任。若總部只制定規範,卻未有效監督加盟門市,第一線勞工的權益仍可能缺乏保障。
加盟資訊不對等 經營風險向下轉嫁
便利商店的加盟制度,是另一個值得檢視的問題。台灣前三大超商加盟體系,加盟店數占比高達八至九成,許多民眾懷抱創業夢投入市場,卻可能在簽約、營運及管理過程中,面臨與總部不對等的處境。
一名連鎖超商加盟店業者T先生表示,自己初次加盟時,曾因不熟悉勞動法令而向公司求助,卻未獲得具體協助。他認為,總部長期經營加盟體系,理應累積足夠的勞檢案例與實務經驗,提供加盟主參考,協助業者了解檢查前應準備的資料及應避免的違規情形,而非僅要求加盟主依照指示辦理。
T先生也指出,加盟合約包含數百條條文,對缺乏法律及經營經驗的加盟主而言,往往難以充分理解。前連鎖超商加盟店業者A小姐則表示,部分契約對違規、帳務及報廢商品處理等規定相當模糊,總部在認定及處理時具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加盟主難以掌握實際標準。

加盟招募海報強調創業機會,但業者卻經常面臨資訊不對等、契約限制及經營壓力 。(圖/獨立特派員 )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教授顏廷棟分析,加盟主在簽約前就可能因資訊不對等,無法充分判斷契約內容及權利義務。更重要的是,加盟關係並非一次性交易,後續商品經營、進貨及門市運作都高度依賴總部,形成長期持續性的交易關係。加盟主一旦投入資金並建立營運體系,便難以輕易退出,即使對總部管理方式有意見,也可能因擔心影響生計而選擇隱忍。
在品牌標準化的要求下,總部也會透過商品陳列、營運手冊及品質稽核,要求加盟店遵循統一規範。連鎖超商加盟店業者M小姐表示,加盟店每月會收到營運及陳列規範,總部進行品質檢查時,便依據相關要求評分,未符合標準可能遭到扣分。
然而,不同地區的消費需求並不相同。H先生表示,總公司推出新品時,有時會直接要求門市進貨,未必考量當地市場是否適合銷售。A小姐也指出,總部為增加加盟店營收,持續增加預購及各類商品業務,甚至曾推出遊艇銷售項目,讓門市承接與傳統超商服務差異甚大的銷售工作。
當商品滯銷、庫存增加,或門市人力不足時,經營壓力往往回到加盟主身上。A小姐表示,人力吃緊時只能自己投入門市,店務大小事都得親自處理,家庭照顧也必須交由父母協助。顏廷棟認為,加盟總部不能僅以員工並非直接受僱於總公司為由,切割自身責任。總部若未落實督導及企業社會責任,便可能讓加盟店的經營壓力,進一步轉嫁至更弱勢的門市員工。
重建加盟責任 便利服務需要重新選擇
面對加盟主與總部之間的權力落差,顏廷棟建議,可以參考日本加盟產業的管理經驗。日本雖然沒有針對加盟制度制定專法,但透過連鎖加盟協會建立自律規範,並設有相關調處機制,協助加盟店與總部處理經營糾紛。此外,協會也透過宣導及教育訓練,改善加盟業者的經營環境。他認為,透過產業自律與調處制度,能為加盟雙方提供較具彈性的溝通及爭議解決管道。

學者建議借鏡日本超商制度,檢視門市營運與勞動分工。(圖/獨立特派員 )
然而,加盟制度的改善之外,超商24小時營業是否仍有必要,也值得重新思考。劉梅君指出,消費者追求便利時,往往忽略服務背後的勞動條件,沒有意識到全天候營運可能建立在其他勞工的風險與身心負荷之上。當個人的便利必須由他人的休息權及工作安全交換,社會便有必要重新檢視這種消費模式是否合理。
超商產業的問題,並非單一店員或加盟主能夠解決。從總部制定契約、商品進貨及人力配置,到加盟主的管理責任與政府勞動檢查,每個環節都牽涉不同層次的權力與義務。唯有讓勞動保障不再只是最低標準,並建立更透明的加盟制度,才能避免經營風險持續向下轉嫁。
目前,台灣部分地區已有便利超商開始實施夜間不營業,顯示全天候服務並非完全沒有調整空間。便利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更不應建立在基層勞工長期承受過勞及職安風險的前提下。當社會重新衡量便利的必要性,也必須重新思考:消費者所享有的服務,是否值得以他人的勞動權益作為代價。
第978集
不知道您有沒有發現,復健診所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熱敷、電療、拉腰,是大家熟悉的「50元健保復健」。
2024年,全台健保物理治療申報,超過五千萬次,反映出龐大的使用量,卻也引發治療成效與資源使用的討論。
對患者而言,健保讓他們可負擔並維持生活功能。
但是,當患者只依賴儀器緩解症狀,這樣的復健療程,既缺乏個別化的治療,也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長期下來,健保復健的成效,以及給付標準,就成了需要探討的問題。
結論先講
2024年,全台健保物理治療申報,超過五千萬次,反映出龐大的使用量,卻也引發治療成效與資源使用的討論。對患者而言,健保讓他們可負擔並維持生活功能。但是,當患者只依賴儀器緩解症狀,這樣的復健療程,既缺乏個別化的治療,也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全台物理治療所持續增加 民眾有哪些需求?
75歲的林先生,每週固定復健項目之一,腰椎問題困擾他七、八年,過去每天早上運動的習慣,也因為疼痛,不得不改變。像林先生這樣,受到身體退化困擾,卻還不到需要手術程度的患者,在復健診所並不少見。
林先生認為,老化了所以要開始復健,延緩退化,所以這個一做下去,就不能斷啦!比較經濟一點的做法啦!那個東西是治標嘛!年紀慢慢衰老下去,不可能沒有病痛。
老化帶來的疼痛,復健通常只能緩解不適。
復健科診所院長張博堯說明,其實從兒童早療、骨科系統的疾病、神經系統的疾病都在復健科的服務範圍。
復健涵蓋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與語言治療。民眾熟悉的「50元健保復健」,屬於物理治療。經過醫師看診、安排療程後,同一療程第二次起,每次只需付50元的部分負擔,其餘由健保依規定給付。
從醫療角度來看,治療有效,不代表疼痛必須完全消失。但對患者來說,做了復健卻還是疼痛,可能就覺得治療沒有效果。健保的運作模式,可能導致病人不滿意,物理治療師也難以發揮專業。(圖/獨立特派員)有案量才能維持營運? 物理治療現場觀察!
申報最多的,是以儀器治療為主的「簡單-中度」。而這個級別要求至少兩項簡單治療,合計超過30分鐘。不過,現行健保主要依分級與人次計酬,院所得仰賴一定的服務量維持營運。因此,治療師不會全程一對一陪同。
不管是簡易還是複雜的症狀,要減少對被動治療的依賴,更需要患者回家花時間訓練肌力、醫師在診間提供衛教。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志明表示,平均每一位物理治療師,一日大概申報25到35人次,一名病患大概落在190點到265點。
若以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一名物理治療師服務25人次,平均每位患者可分配的時間不到20分鐘;人數越多,時間就越少。這段時間得涵蓋儀器操作、治療安排,個別評估的時間相當有限。
陳志明理事長坦言,聘治療師有一定的成本,必須要做一定的量,院所的收入才夠請治療師。所以變成量要多的時候,治療師就沒有時間去幫患者好好評估,提供他更好的治療。
健保雖設有物理治療師評估的給付項目,但實務上申報不易。換句話說,治療師即使花時間評估,也未必能獲得相應給付。服務多名患者的儀器治療,是更常見的模式。(圖/獨立特派員)
自費徒手治療比較有效? 如何減少反覆治療?
相較於健保給付的儀器治療項目有限,更多元的設備,也是部分民眾選擇自費的原因。然而,自費並不便宜。一次徒手治療約1500到2500元,若搭配高階儀器,費用還可能增加。花更多錢、使用更多設備,也不代表療效就比較好,關鍵仍在於物理治療師的專業判斷,以及患者的身體狀況。
物理治療所負責人魏東慶指出,會來找自費物理治療的患者,絕大多數都是希望症狀能夠盡快改善,或者是健保已經看了一段時間,覺得進步的程度卡住了。
過往物理治療師執行業務,原則上需有醫師診斷、照會或醫囑。2018年衛福部函釋釐清、2023年入法,明定若非以疾病治療為目的,像是健康促進,就不必事先去看醫師。但民眾因為痠痛、肌肉緊繃尋求協助,究竟算疾病治療,還是健康促進?實務上仍有爭議。
物理治療所負責人魏東慶坦言,目前在物理治療師跟醫師端,兩邊的觀念還沒有辦法統一。物理治療師覺得有問題,當然會趕快轉介出去;醫師端認為,要先給醫生看過,確定這個病人沒有問題才可以來做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志明希望,未來健保可以導入論品質來計酬。可以用多年的健保數據,統計出某一種疾病、某一種診斷大概治療多久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但問題是,院所可能會挑病人,比較複雜、短時間內做不好的不要接,變成被踢皮球,其實這樣也不對。
物理治療師團體主張,健保給付應更重視成效,但改革仍需配套。而要減少民眾對反覆治療的依賴,社區運動與健康支持,也得跟上。適合自主照護的人有資源可用,需要專業復健的人能及時獲得健保保障,有限的醫療資源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
第978集
台灣新生兒人數持續低於死亡人口,
生不如死的現象,已經長達69個月。
這樣的人口負成長趨勢,目前還看不到止跌的跡象。
在少子化的各種解方中,育兒協助可能是更為實際的做法。
一起看看,能帶小孩上班的友善職場,以及更彈性的臨時托育,如何為忙碌的爸媽分擔育兒壓力。
帶孩子上班,聽起來像是職場災難,卻是黃詩茜每天的日常。推著孩子進辦公室、開會時有人幫忙看顧,媽媽忙著工作,同事阿姨則帶著孩子去郵局、跑銀行。原本分屬家庭與職場的兩個世界,就這樣有了交集。更有趣的是,這不只是媽媽一個人的育兒任務,整個辦公室都成了孩子成長的參與者。
十幾年前,談到友善家庭職場,往往覺得那是別人家的事,員工生不生孩子,似乎與公司經營沒有太大關係。但今天,少子化已經不只是人口統計上的警訊,也逐漸成為企業必須面對的人力缺口。社會能否提供足夠的支持,可能就是影響大家是否願意生小孩的重要因素。
有些企業選擇從工作制度著手。除了彈性工時,也讓員工能在生產、育嬰階段調整職務。台灣港務公司在工作場所設置教保中心,讓員工可以就近托育,減少接送奔波。不過,友善育兒不只是制定福利,主管是否支持也很重要。員工敢不敢運用這些友善政策,往往取決於主管的一個態度。
友善育兒職場,除了公司制度、主管之外,同事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當有人因為育嬰留停,留下的工作該由誰承接?如果只是將責任分攤到其他同事身上,恐怕也會引起其他同事的不滿。有企業開始規劃,提供職務代理獎金,讓同事更樂意分擔工作。
另一種友善育兒,是忙碌的上班族也很需要的臨時托育。臨時要加班、或是突然有事,爸媽不用再焦頭爛額。台北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臨時托育並媒合保母的服務。部分據點甚至提供一週七天、平日收托時間延長到晚上八點,補上傳統托育服務的缺口。
然而,現代人上班超過晚間八點的比比皆是,2023年年底台北市針對兩歲以下的幼兒開辦夜托,托育時間可以延長到晚間十點。這裡採取類家庭的照顧方式,安排日夜兩班托育人員,以及一位夜間保全。雖然收托名額有限、申請條件也相對嚴格,但試辦以來詢問度相當高,也反映現代父母的需求。
從一個辦公室共同照顧孩子,到企業設置教保中心,再到社區臨托、夜托,育兒的支持網絡需要逐步擴大,讓育兒不再只是孤軍奮戰,或許才能從根本改善少子化的問題。
第977集
台灣每年平均有4500到5000位孩童,因為父母無法照顧或是不適任等因素,被迫離開原生家庭。
他們通常會進入安置機構或者寄養家庭,但是安置量能嚴重不足,寄養家庭的數量也越來越少。
新北市社會局為此發展出一種新的安置型態,稱為類家庭,顧名思義就是類似家庭的地方。
這裡不只有爸媽,還有隨時可上場當救援投手的支援者跟協伴者兩種角色,
黃金三角的組合、再搭配社工跟醫療等專業人士,希望以全村的力量一起照顧孩子。
結論先講
台灣新生兒數量逐年下降,但因為受虐、貧困、雙親無力扶養等因素而需要家外安置的兒童,每年穩定維持在4,500至5,000人之間。然而,全台家外安置量能嚴重不足,新北市社會局被迫發展出新型態家外安置方式-「類家庭」。用造村的概念,以類爸媽、支援者、協伴者組成黃金三角照顧團隊,彼此均攤照顧壓力與風險。與寄養家庭最大的差異是,類家庭中,若孩子出狀況,離開的是照顧者,而非孩子。
新北市社會局選定社會住宅作為類家庭場域,孩子與照顧者入住前,大到家具、小到碗筷都已預備好。圖/獨立特派員
記者跟隨基督教芥菜種會的腳步,來到新北市一處社會住宅。進入家戶後,印入眼簾的是擺放整齊、佈置溫馨的家具,少數家電紙箱還來不及整理擺在角落。這個家即將迎來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類家庭。
所謂類家庭是指類似家庭一樣的環境,成員有主要照顧者,也叫類爸媽,還有提供喘息服務的支援者跟協伴者。「是一群人共同照顧二到四個小孩,讓照顧壓力跟風險被均攤,」新北市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劉倩如解釋。
類家庭的類爸媽一定要住在政府指定的社會住宅或房舍,免租金入住。房子的軟體設備,大到家具、小到碗筷都預先安排妥當,「我們為孩子營造一個家,照顧者也是我們訓練進來,有點像造村啦,」基督教芥菜種會安置服務處處長陳黛羚說。
類家庭以造村、團隊的方式顧小孩,均攤照顧壓力及風險。圖/獨立特派員
類家庭除了由類爸媽、支援者、協伴者所組成的黃金三角照顧團隊外,還有社工專業支援。基督教芥菜種會安置服務處主任黃舒楓解釋,社工有三大主要任務,首先是協助照顧者了解孩子狀況;第二,聯絡跨網絡資源,包括與政府溝通、與孩子上學的學校溝通;第三,陪同孩子與照顧者就醫治療。
2019年成為類爸媽的李小姐跟樊先生,育有一名未成年小孩,目前另外照顧一對手足跟一個女童。類爸媽跟一般雙親無異,也必須肩負起父母責任。「我們會有男人交流時間(men’s talk)」,類爸樊先生表示,就像一般父親,每月都會有一個精心時刻,好好陪伴聆聽孩子。
類爸媽不一定要夫妻,只要年滿25歲以上,母女、手足、朋友、單身者或是具備照顧能力者,經過培訓後都可成為類爸媽。
類媽李小姐表示,作為四寶爸媽,一定有忙不過來的時刻。因此每月會跟支援者及協伴者訂好喘息時間,團隊按表操課換手顧小孩。
「強迫他們一定要休息,」陳黛羚觀察,有些類爸媽怕教養作息不一致,因而不願休息換手,但「顧小孩的壓力真的不小」,需要抽離環境,讓支援夥伴完全替代。
擔任支援者約十個月的謝小姐,由於孩子都已是國高中生,不必事事倚賴父母,因此他與先生成為類家庭支援者。每月提供96小時服務,每次服務不低於4小時。謝小姐表示,支援內容大多是陪伴孩子運動、讀書寫功課等。
團隊中的協伴者是71歲吳女士,他笑說自己是「職業陪伴者」,本來長期從事老人關懷,之後又增加陪伴孩子。他表示,接觸孩子後才發現,原來社會上有這麼多被不公平對待的孩子,「我有生之年可以陪陪這些孩子也是不錯的。」
一般家庭雙親都可能因為教養價值觀不同而有衝突,團隊式的類家庭成員如此眾多,萬一發生意見方向不一致時,「我們會開一個家庭照顧者的共識會議」,黃舒楓指出,共識會主要任務是將團隊步伐調整到整齊的狀態,達到「一致性的教養原則」。
成為類家庭照顧者之前要經過培訓及審查,理解孩子言行舉止背後的成因是培訓照顧者的重點之一。圖/獨立特派員
成為類家庭照顧者之前必須經過培訓,才不會被狀況百出的孩子磨光愛心與耐心。課程內容包括如何照顧特殊兒、如何與創傷兒互動、兒少急救訓練及相關兒少法規。
培訓過程是挑選適合的照顧者的關鍵步驟。培訓時,會依照未來可能成為一個團隊的成員分成一組,每組配有一名社工。社工需要觀察預備成員的培訓狀況、個人特質、團體互動表現,最後向社會局處報告,通過審核才能正式成為類家庭照顧成員。
需要被家外安置的孩子,通常都來自破碎家庭,因此孩子常伴隨身心障礙的狀況。黃舒楓觀察,這些孩子重回正軌所需的時間漫長,甚至永遠不能改善,「有些大人可能無法接受,或擔心是不是自己不夠好,最後選擇退出」。
「成為照顧者需要有看穿行為的眼光,」諮商心理師蔡容瑛解釋,有些孩子帶著創傷做出大人難以理解的言行舉止,「若單看行為會覺得這是錯的,因此會從管理教育的方式引導孩子;但創傷不是用教育的,應該是陪伴、治療來幫助孩子」。
台灣每年需要家外安置的兒少人數,近年都在4500到5000人之間,居高不下。圖/獨立特派員
屬於團體家庭的類家庭占5.83%。圖/獨立特派員
根據統計(圖4)台灣每年需要家外安置的兒少人數,近年都在4500到5000人之間,居高不下,並沒有隨少子化的趨勢降低。40%的孩子住在安置機構(圖5)、35%住在寄養家庭,屬於團體家庭的類家庭占5.83%。
寄養家庭越來越難招募,機構式安置機構也面臨專業人力難尋且高昂營運費的壓力下,收容量越來越少。「但我們兒少安置需求並沒有因此降低時,我們被迫發展出新的安置模式,」劉倩如回憶,民國106年參考了香港兒童之家的模式,同時期恰逢新北市積極開發社會住宅的趨勢,類家庭安置模式於焉誕生。
類家庭今年已邁入第九年,目前總共29戶。主要照顧者14戶為夫妻、9戶單親、3戶母女、2戶母子,1戶伴侶(1男1女未結婚)。所有類家庭成員每年都必須在職進修。
基督教芥菜種會是第一個受政府委託的民間單位,類家庭的營運經費約九成來自新北市社會局,一成自籌款。目前也陸續在新竹市跟屏東縣開展類家庭安置,由於兩個縣市沒有社宅,改以租屋的方式進行。
不同的家外安置模式各有優勢。圖/獨立特派員
比較各類家外安置模式(圖6),可粗分為偏向機構式跟偏向家庭式。
以照顧者來說,機構式安置是專職的社工與保育輔導員。寄養家庭與類家庭跟一般家庭一樣有雙親,但類家庭多了支援者跟協伴者兩個角色,以團隊模式打破憑愛心單打獨鬥的照顧方式。
以關注孩子程度來說,機構式團體生活是一對多,比類家庭跟寄養家庭低。而且手足可以一起進入類家庭生活,但安置機構或寄養家庭有可能拆散手足。劉倩如進一步指出,目前五成左右是手足共同安置,即便無法在同一家戶,也一定是同社區左鄰右舍,以利聯繫親情。
以環境穩定度來看,孩子有可能因為許多原因在各種安置機構間轉換,寄養家庭也可能因為寄養爸媽沒有意願而移出孩子。但是類家庭的類爸媽必須住在社會局指定的社會住宅或房舍,免租金入住,孩子可住到18歲成年,視情況得以延長,有利於孩子長期穩定住在同一個環境成長。
以成本來看,機構式安置模式由於需要24小時輪班,人事費高昂,一位兒童每月安置費約7至8萬元,有些小型的團體安置機構更可能上看10萬元。類家庭平均約6萬,包括孩子的生活費跟喘息服務費以及房舍租金。
每個安置模式有不同功能,難以相互取代。劉倩如解釋,機構團體生活可協助孩子學習自立能力;家庭式比較適合小小孩,還有一些特殊需求或不適合在團體生活成長的孩子,滿足他們高關注跟高情感依附的需求。
其實,無論哪種安置模式,都是為了給予孩子生命中最需要且最基礎的養分-愛。
何謂愛?「認真看待孩子的需要,」類媽李小姐認為,陪伴孩子人生每個階段、走過每個大小坑洞,「這個孩子知道說,曾經有一個類媽愛過我、陪伴過我」。
這份愛與陪伴並非有去無回,協辦者吳女士分享,孩子都會說「阿媽,我回來了!」他覺得,回來二字代表孩子沒有把自己當外人,「你疼他到心坎裡去(原文是台語:你疼到入心),然後他也感受到了,我喜歡那種感覺」。
第977集
這學期已經過了一半,校園還缺老師嗎?
根據教育部統計,缺額數字還停留在開學前的614名。
沒有老師,學生該怎麼辦?
教育部回應,地方政府「透過校內課務調整」等方式因應。也就是說,由校內老師幫忙「超鐘點」授課。
教師團體呼籲,要老師不斷超時工作,絕非長期的解決方法。
獨立特派員帶您走進教育現場,瞭解缺老師的真相。
結論先講
教育部統計顯示,114學年度開學前,全台有614名代理教師待聘;學期過半,官方未再公布補實情形,僅表示地方政府已透過校內課務調整維持教學。缺額轉由現職教師超鐘點、行政人員兼課及代理代課人力承接。從導師負擔、聘任制度到員額編制,缺師更反映教職條件與制度失衡。甄補進度與課務分配,也牽動教學品質及教師留任。
缺額浮現 校內課務誰承擔?
臺北市介壽國中校長陳建廷表示,學校甄選常無人報名,職缺未補足,只能靠退休教師及兼課教師排課。臺北市內湖國小校長朱怡珊說明,行政主任也投入授課,盡力補齊課程;教師不足,教學便轉由其他人力承接。
內湖國小一年級導師蕭老師每週負責23節課中的16節,音樂、英文、本土語言、體育及健康由科任教師授課,其餘多由導師包辦。他以自製教材帶領29名學生學注音,並掌握課堂秩序與個別指導。朱怡珊指出,低年級科任課節數有限,導師經常連續授課三、四節,上午幾乎沒有完整休息時間,只能趁下課喝水、如廁並準備下一堂教材,教師負荷沉重。
國小低年級導師經常需要一人兼授多種科目,忙到分身乏術無法休息。(圖/獨立特派員 )
導師兼行政 代理教師壓力大
正式教師須具教師證並經甄選錄取;代理教師分具證與未具證兩類,原則上一年一聘。具證代理教師表現良好並經教評會審議,可在原校續聘兩次,最長三年;未具證者每學年仍須參加試教、口試。代理教師兼任導師,還須負責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責任與聘期並不相稱。
一名未具教師證、任教第五年的代理導師A表示,自己到職第一年便接任導師,必須熟悉學生的生活與學習狀況,初任時承受相當大的壓力。教育部資料顯示,近四年國小導師約19%由代理教師擔任,國中代理導師比例逐年增加,114學年度超過5%;代理教師兼行政職比例,國小逾6%,國中近四年增加近兩個百分點。
代理教師兼任導師比例偏高,導致學生面臨經常換導師的問題。(圖/獨立特派員 )
代理暨代課教師工會理事長黃湘仙認為,代理教師被安排擔任導師或行政職的情形已相當普遍,有人甚至長期承接行政工作。他指出,教師通常先專注教學,取得正式資格後才承擔導師或行政職務,以一年一聘人力承擔主管工作並不合理。依教育部聘任辦法,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原則不得擔任導師或行政職,特殊情況經核准可例外,黃湘仙認為,例外已成常態。
臺灣教育產業工會法規與諮詢中心副執行長林金財表示,學校應評估代理教師是否適任導師,並比照初任教師提供專業增能,讓代理教師熟悉輔導管教及教學技巧。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監事長吳靜怡則認為,代理代課教師在校時間有限,即使有心投入,也較難像長期任職的導師一樣持續掌握學生與家長背景,親師互動與學生照顧也可能受影響。
新手代理教師進班 支援不能只靠熱心
代理、代課教師初入校園,亟需同儕協助教學準備與班級經營。英文代課教師劉伊容目前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每週授課六節,屬於有課才到校的鐘點代課教師。他過去任職外商,常以英文處理信件及會議,雖無教學背景,仍熟讀課本與教材,向資深教師請益並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代理教師透過自行備課及向資深教師請益以增加教學經驗。(圖/獨立特派員 )
朱怡珊表示,校方會安排資深或正式教師協助代理、代課教師準備教材,並提供班級經營上的建議,但並非校校都能提供支援。臺北市立復興高中教務主任胡竣詠指出,教師授課時數已相當飽和,缺額出現後,即使同事願意協助,也只能在既有課務中再增加節數。教務單位只能在有限人力間調度,確保每班每節有人授課。
復興高中今年少聘一名英文教師,部分教師因此每週超鐘點超過七節,達到第七節起須通報教育局的門檻。胡竣詠說明,依規定高中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14至16節,國中小為16至20節,超鐘點及代課合計不得超過九節。然而,現行制度下,多數教師原本就可能超鐘點,教育部以減授鐘點方式讓教師協助行政或專案工作,原有課程並未減少,節數便轉由同科教師承接。他認為,政策長期以鐘點數處理人力需求,實際效果就是教師持續加班。
教師員額限制 超鐘點成常態
教師員額依班級數配置,形成校園人力缺口。依教育部編制,普通科高中每班配置二名教師,國中每班2.2人,國小每班1.65人;即使另有增置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編制人數與實際授課需求仍可能出現落差。胡竣詠以復興高中為例,校內國文課程總需求約340節,國文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合計僅約280節,中間相差50至60節,必須由二十多名國文教師平均分擔,每人至少增加兩節以上。超鐘點因此不只是臨時補缺,而是編制與課程落差下的常態。
教育部公布614名待聘代理教師,約占公立國中小教師總數0.42%。林金財質疑,以前一學年度教師總數作為分母,無法充分反映新學年度因班級數與課程需求產生的人力缺口。教師需求應依新學年度實際成班數核算,不能只用既有教師總量淡化缺額比例。教育部回應地方政府已透過校內課務調整完成課程安排,實際上即由既有教師超鐘點承接。
中小學校長協會理事長陳清義表示,政府部分以授課節數而非教師人數編列人力,學校因而需要超鐘點。課務調整只能確保有人授課,無法減輕工作量或取代人力補充。
招考困難 有缺也未必有人來
學校教師甄選通常分階段放寬資格:第一招要求具教師證,若無人報名或未錄取,第二招開放修畢教育學程者;第三招後則可能放寬至大學畢業即可報考,仍未找到人選便持續招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葉青芪表示,甄選屢進第三招,反映教職吸引力下降;資格不斷放寬,也削弱教師證照制度的把關功能,政府應正視師資來源與專業支持。
台北市今年國小教師招考最多達48次,國中達27次,均創歷年新高。胡竣詠表示,部分科目即使只有一個缺額,也可能只有一人報名,學校必須在錄取標準與現場人力負荷間取捨。當教師工作量已過重,校方有時只能優先考量有人授課。陳建廷指出,過去一個缺額常有五、六人競爭,如今卻可能乏人問津。
六都缺師問題嚴峻,教育者建議鄰近縣市共享師資補足缺額。(圖/獨立特派員 )
校長及教務主任透過私人群組推薦未錄取考生。對此,陳建廷表示,學校會分享甄選後表現不錯、但未獲錄取的人選,讓其他有需求的學校接洽;朱怡珊指出,各縣市缺乏師資整合平台,若共享減班教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甄第二階段未錄取者名單,鄰近縣市或可媒合人力。葉青芪則認為,校長不應仰賴人情拜託教師支援,教育局與教育部應建立協助機制。
留才關鍵 待遇環境待改善
教職吸引力也受工作風險、行政負擔及薪資影響。葉青芪表示,教師教學行為受到法律高度檢視與解構,可能使有意投入者擔心承擔過多風險,進而質疑選擇教職的必要性。陳清義則指出,政府雖宣稱推動行政減量、刪除部分評鑑,學校實務上卻增加各類檢核表,例如營養午餐及鼠患管理都須填報表單,行政工作未必真正減少。
黃湘仙認為,教師薪資缺乏人力市場競爭力,應從整體勞動市場重新檢視待遇,評估現有薪資能否吸引具競爭力的人才進入教育現場。教師長期超鐘點,代理教師承擔導師及行政責任,卻缺乏穩定聘期與支持。
從導師連續授課到高中教師分攤課程缺口,校園正常運作背後依賴教師加班與校長尋人。增加招考次數或放寬資格只能暫時補缺,無法解決員額、薪資、行政負擔及教學風險。若只靠課務調整,教師疲勞與人才流失恐持續。改善職場環境、合理配置員額並提供專業支持,才可能吸引師資回流。
第977集
失智症帶走的未必是所有生活能力,真正的照護難題,在於如何兼顧安全與自主。從反覆練習鋼琴、自己煮飯,到走失預防、長照費用與機構人力不足,失智者及其家庭面對的,不只是記憶退化,更是生活選擇逐步縮減的現實。專業照護應從個人尚存的能力出發,透過環境調整、持續訓練與社會資源支持,讓失智者保有參與生活的機會,也讓家屬不必獨自承擔漫長的照顧責任。
鋼琴家陳毓襄陪伴長輩練琴,透過音樂延續學習與參與。(圖/獨立特派員 )
工作人員協助長輩取餐,並在安全看視下維持生活自主。(圖/獨立特派員 )
機構與警政單位合作進行指紋建檔,為失智者建立安全支持。(圖/獨立特派員 )
日照中心安排團體認知活動,協助失智長輩維持能力並連結照護資源。(圖/獨立特派員 )
機構長輩需要持續照護,面對床位不足與人力短缺挑戰。(圖/獨立特派員 )日照中心的成果發表會上,長輩依序上台彈奏練習多時的曲目。有人緊張,有人需要看著簡譜確認音符,但仍努力完成演出。日照中心長輩陳榮三面對公開表演感到不安,卻仍走上台彈奏。這些片刻不代表失智症獲得逆轉,也不能證明每位患者都能透過訓練恢復相同能力。它們呈現的是,即使記憶逐漸退化,失智者仍可能保有情感、習慣與參與生活的意願。
陳毓襄表示,教學過程讓他看見長輩在反覆練習後逐步建立能力,也更確信照護不應只關注疾病造成的缺損。音樂課的價值,不在於要求學員達到專業演奏水準,而是讓他們有機會學習、表達與完成一件事。對失智者而言,這些經驗可能短暫,卻仍是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成就。
從鋼琴課到居家照顧,從走失預防到住宿機構,失智照護的核心始終是理解個別需求,並隨著能力變化調整支持方式。家屬需要疾病知識、照顧技巧與喘息空間,社區需要建立安全網絡,政府則必須持續補足專業人力、照護床位與經濟支持。若制度只提供名義上的服務,卻讓家庭承擔難以負荷的費用與等待,照護責任仍難以真正分擔。
失智者不應只被視為需要保護的人,也應被看見仍有能力做選擇、參與生活的一面。照護的目標不是阻止所有風險,也不是要求患者不斷進步,而是在可承擔的安全範圍內,盡可能保留自主與尊嚴。當記憶逐漸退去,家庭與社會仍能透過陪伴、練習和資源支持,讓每一天不只剩下被照顧,也保有值得期待的生活。
第976集
張進興夫妻及看護共同承擔日常照護責任並居中協調。(圖/獨立特派員 )
游阿嬤在認知能力尚可時,預先指定小兒子擔任未來監護人,保障自身意願。(圖/獨立特派員 )
透過信託制度與相關稅法筆記,整理財產管理及老後保障的規劃重點。(圖/獨立特派員 )
2026國際失智症月特展倡議及早認識失智症,為未來照護做好準備。(圖/獨立特派員 )
第976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