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還記得一位超商大夜班店員，因為喝咖啡沒結帳，遭到店長提告的案子嗎？

超商24小時不打烊的極致便利，早已成為我們的生活日常。

勞動部公布114年的勞檢專案結果，超商是重災區之一。
大夜班單人值勤、超時加班，以及職安黑洞等違規內容相繼現形。

究竟超商的便利是全民的福祉，還是一場由加盟主與基層勞工，共同買單的集體過勞？
獨立特派員訪問第一線人員，聽聽他們的心聲。

超商服務無所不能！便利背後誰在付出代價？

  結論先講  

台灣便利超商密度高，24小時營業、繳費、取貨與現做餐飲，讓便利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服務不斷擴張的背後，基層店員承受多工、低薪與工時壓力，加盟主也面臨總部管理、經營成本及契約限制。從勞動條件違規到加盟制度失衡，超商產業的便利並非沒有代價。當消費者享受全天候服務，究竟有多少勞動風險與經營成本，被轉嫁給第一線工作者？

多工服務擴張 店員負荷持續增加

台灣便利超商的發展，早已超越傳統零售業態。從早期商品販售，到現今提供現做咖啡、霜淇淋、珍珠飲品、包裹寄取及各項代收服務，超商逐漸成為民眾生活中的複合式服務據點。根據統計，全台便利商店家數從2019年的13498家，增加至2026年的16413家，七年間成長21.6%。統一與全家兩大品牌店數合計占全台71.9%，萊爾富展店增幅則達29.2%。

然而，服務項目增加，並未同步帶動第一線人力成長。前連鎖超商店員H先生表示，總公司持續推出新商品，咖啡及飲品品項也日益增加，但門市人力卻逐漸縮減。店員除了結帳、接待顧客，還須負責進貨、補貨、商品上架、咖啡製作、包裹處理及其他門市作業，工作複雜程度已不同於過去。面對不同顧客的需求與態度，還必須隨時調整服務方式，承受額外的情緒壓力。

現做咖啡等服務增加，超商店員工作負荷也隨之更沉重。（圖／獨立特派員 ）

《萬能店員》作者張立祥曾在超商工作多年，並於2021年出版專書，記錄門市勞動現場。他認為，超商工作的核心困難，在於同時管理多項不同任務。總公司透過標準作業程序將工作拆解、簡化，讓每項任務看似容易完成，卻也容易使管理者認為店員能夠承接更多工作，形成工作項目不斷增加、個別任務卻未獲相應重視的情況。

張立祥進一步以自身田野紀錄說明，短短一分鐘內，店員可能同時面對多名顧客結帳、代收繳費、整理貨架及補充茶葉蛋等需求，必須不斷判斷工作的優先順序。政大勞工研究所兼任教授劉梅君也指出，超商工作已是複雜勞動，除了體力付出，更涉及需求判斷、工作規劃及情緒勞動。店員必須在有限時間內處理多重任務，承擔的責任遠超過一般消費者對收銀工作的想像。

薪資貼近基本工資 損失也由員工承擔

工作內容日益繁重，薪資待遇卻未必隨之提升。據統計，全台近十萬名便利超商店員中，約七至八成屬於計時及兼職人力，時薪多貼近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196元；大夜班加計津貼後，約為210至250元。正職人員起薪則約為32000至36000元，僅略高於法定基本月薪29500元。

台灣勞工陣線聯盟理事長楊書瑋認為，超商產業雖然持續擴張，基層勞工的勞動處境與保障卻沒有明顯改善，薪資仍普遍接近最低工資。劉梅君則指出，勞動基準法訂定的是勞工應享有的基本保障，但部分雇主卻將法定基準視為勞動條件的上限，使勞工難以進一步取得合理待遇。

除了薪資偏低，門市商品遭竊或操作失誤造成的損失，也可能轉由店員承擔。連鎖超商店員A先生表示，曾在值班期間遇到顧客竊取保險套，兩件商品價值將近500元。張立祥觀察到，部分打工族遇到門市短少或虧損時，往往先認為是自己未盡責任，因而自行賠償。

店員補貨工作時，商品失竊造成盤點短少，恐須自行賠償。（圖／獨立特派員 ）

H先生也表示，門市每天都有需要報廢的商品，如果店員未能及時挑除過期或即將到期商品，顧客購買後可能遭到總公司處分。有些加盟主會要求員工按照商品原價買回，也有業者採取提醒方式處理，顯示各門市對商品損失的責任歸屬並不一致。當管理制度缺乏明確界線，第一線員工便可能在工作之外，額外承擔經營風險。

大夜單人值勤 休息權淪為紙上保障

為了降低營運成本，超商深夜時段經常採取單人排班。看似能維持24小時服務，卻使大夜班員工面臨人力不足及職場安全問題。楊書瑋指出，夜間工作者往往獨自值勤，當需要休息或上廁所時，缺乏其他人員可以暫時接替，實際工作處境比白天更加困難。

依《勞動基準法》第35條規定，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若工作具有連續性或緊急性，雇主可以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休息時間。然而，法令允許彈性調整，並不代表員工必然能夠取得實質休息。

張立祥指出，大夜班通常只有一名店員值勤，在沒有其他人員支援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完整取得三十分鐘休息時間。即使工作空檔勉強可以休息，也可能因顧客進店、商品處理或其他突發任務而中斷，難以連續休息。法規所保障的休息權，因而可能在單人排班的營運模式下落空。

去年五月，一名超商加盟店女店員因凌晨值班精神不濟，飲用店內一杯75元燕麥拿鐵卻未付款，遭雇主以業務侵占罪提告，一審判刑三個月。今年七月，台灣高等法院二審推翻原判，改判無罪。判決不僅檢視員工行為，也將雇主享有24小時營運利益所應承擔的責任、勞動權益及過勞問題納入討論。

超商女店員凌晨值班未付費取用飲品，二審改判無罪案。（圖／獨立特派員 ）

楊書瑋認為，這起判決的重要性，在於重新檢視雇主是否提供符合法令的休息條件，以及面對員工造成的小額損失時，是否有必要動用刑事訴訟處理。若雇主未能妥善承擔管理責任，卻將個別損失轉化為刑事責任，容易形成以刑事手段處理民事爭議的情況，也凸顯超商勞動制度中尚未獲得充分討論的權責問題。

勞檢違規仍存在 制度執行有待加強

勞動現場的問題，也反映在政府勞動檢查結果。勞動部今年七月公布114年度工讀生與部分工時勞工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結果，在1852家事業單位中，有465家違法，違法率達25.11%。違規項目主要集中於工資及工時管理，其中餐飲業違規情形最嚴重，連鎖便利商店居次，且違規門市均為加盟店。

楊書瑋指出，從違反最低工資規定的裁罰情況來看，平均每件裁罰金額約為2萬元。他認為，若違規成本過低，對業者的嚇阻效果恐怕有限，難以有效改善勞動條件。當違法所需付出的代價低於改善人力配置及薪資待遇的成本，業者便可能缺乏主動調整的誘因。

對此，勞動部政務次長李健鴻表示，政府除了每年執行專案勞檢，也同步辦理法令教育訓練及訪視輔導，協助小型事業單位與加盟店主了解勞動法規，提高法令遵循程度。他說明，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已與職業安全衛生署共同邀集國內主要加盟體系總公司主管開會，要求總部透過加盟契約督促加盟店遵守勞動法令，且相關總公司在首次會議中均已承諾配合。

不過，勞動檢查與教育輔導能否落實，仍涉及加盟體系內部的管理責任。若總部只制定規範，卻未有效監督加盟門市，第一線勞工的權益仍可能缺乏保障。

加盟資訊不對等 經營風險向下轉嫁

便利商店的加盟制度，是另一個值得檢視的問題。台灣前三大超商加盟體系，加盟店數占比高達八至九成，許多民眾懷抱創業夢投入市場，卻可能在簽約、營運及管理過程中，面臨與總部不對等的處境。

一名連鎖超商加盟店業者T先生表示，自己初次加盟時，曾因不熟悉勞動法令而向公司求助，卻未獲得具體協助。他認為，總部長期經營加盟體系，理應累積足夠的勞檢案例與實務經驗，提供加盟主參考，協助業者了解檢查前應準備的資料及應避免的違規情形，而非僅要求加盟主依照指示辦理。

T先生也指出，加盟合約包含數百條條文，對缺乏法律及經營經驗的加盟主而言，往往難以充分理解。前連鎖超商加盟店業者A小姐則表示，部分契約對違規、帳務及報廢商品處理等規定相當模糊，總部在認定及處理時具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加盟主難以掌握實際標準。

加盟招募海報強調創業機會，但業者卻經常面臨資訊不對等、契約限制及經營壓力 。（圖／獨立特派員 ）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教授顏廷棟分析，加盟主在簽約前就可能因資訊不對等，無法充分判斷契約內容及權利義務。更重要的是，加盟關係並非一次性交易，後續商品經營、進貨及門市運作都高度依賴總部，形成長期持續性的交易關係。加盟主一旦投入資金並建立營運體系，便難以輕易退出，即使對總部管理方式有意見，也可能因擔心影響生計而選擇隱忍。

在品牌標準化的要求下，總部也會透過商品陳列、營運手冊及品質稽核，要求加盟店遵循統一規範。連鎖超商加盟店業者M小姐表示，加盟店每月會收到營運及陳列規範，總部進行品質檢查時，便依據相關要求評分，未符合標準可能遭到扣分。

然而，不同地區的消費需求並不相同。H先生表示，總公司推出新品時，有時會直接要求門市進貨，未必考量當地市場是否適合銷售。A小姐也指出，總部為增加加盟店營收，持續增加預購及各類商品業務，甚至曾推出遊艇銷售項目，讓門市承接與傳統超商服務差異甚大的銷售工作。

當商品滯銷、庫存增加，或門市人力不足時，經營壓力往往回到加盟主身上。A小姐表示，人力吃緊時只能自己投入門市，店務大小事都得親自處理，家庭照顧也必須交由父母協助。顏廷棟認為，加盟總部不能僅以員工並非直接受僱於總公司為由，切割自身責任。總部若未落實督導及企業社會責任，便可能讓加盟店的經營壓力，進一步轉嫁至更弱勢的門市員工。

重建加盟責任 便利服務需要重新選擇

面對加盟主與總部之間的權力落差，顏廷棟建議，可以參考日本加盟產業的管理經驗。日本雖然沒有針對加盟制度制定專法，但透過連鎖加盟協會建立自律規範，並設有相關調處機制，協助加盟店與總部處理經營糾紛。此外，協會也透過宣導及教育訓練，改善加盟業者的經營環境。他認為，透過產業自律與調處制度，能為加盟雙方提供較具彈性的溝通及爭議解決管道。

學者建議借鏡日本超商制度，檢視門市營運與勞動分工。（圖／獨立特派員 ）

然而，加盟制度的改善之外，超商24小時營業是否仍有必要，也值得重新思考。劉梅君指出，消費者追求便利時，往往忽略服務背後的勞動條件，沒有意識到全天候營運可能建立在其他勞工的風險與身心負荷之上。當個人的便利必須由他人的休息權及工作安全交換，社會便有必要重新檢視這種消費模式是否合理。

超商產業的問題，並非單一店員或加盟主能夠解決。從總部制定契約、商品進貨及人力配置，到加盟主的管理責任與政府勞動檢查，每個環節都牽涉不同層次的權力與義務。唯有讓勞動保障不再只是最低標準，並建立更透明的加盟制度，才能避免經營風險持續向下轉嫁。

目前，台灣部分地區已有便利超商開始實施夜間不營業，顯示全天候服務並非完全沒有調整空間。便利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更不應建立在基層勞工長期承受過勞及職安風險的前提下。當社會重新衡量便利的必要性，也必須重新思考：消費者所享有的服務，是否值得以他人的勞動權益作為代價。

第978集

 

不知道您有沒有發現，復健診所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熱敷、電療、拉腰，是大家熟悉的「50元健保復健」。

2024年，全台健保物理治療申報，超過五千萬次，反映出龐大的使用量，卻也引發治療成效與資源使用的討論。

對患者而言，健保讓他們可負擔並維持生活功能。

但是，當患者只依賴儀器緩解症狀，這樣的復健療程，既缺乏個別化的治療，也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長期下來，健保復健的成效，以及給付標準，就成了需要探討的問題。

健保復健只要銅板價！能兼顧照護品質嗎？

  結論先講  

2024年，全台健保物理治療申報，超過五千萬次，反映出龐大的使用量，卻也引發治療成效與資源使用的討論。對患者而言，健保讓他們可負擔並維持生活功能。但是，當患者只依賴儀器緩解症狀，這樣的復健療程，既缺乏個別化的治療，也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全台物理治療所持續增加 民眾有哪些需求？

75歲的林先生，每週固定復健項目之一，腰椎問題困擾他七、八年，過去每天早上運動的習慣，也因為疼痛，不得不改變。像林先生這樣，受到身體退化困擾，卻還不到需要手術程度的患者，在復健診所並不少見。

林先生認為，老化了所以要開始復健，延緩退化，所以這個一做下去，就不能斷啦！比較經濟一點的做法啦！那個東西是治標嘛！年紀慢慢衰老下去，不可能沒有病痛。

老化帶來的疼痛，復健通常只能緩解不適。

復健科診所院長張博堯說明，其實從兒童早療、骨科系統的疾病、神經系統的疾病都在復健科的服務範圍。

復健涵蓋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與語言治療。民眾熟悉的「50元健保復健」，屬於物理治療。經過醫師看診、安排療程後，同一療程第二次起，每次只需付50元的部分負擔，其餘由健保依規定給付。

從醫療角度來看，治療有效，不代表疼痛必須完全消失。但對患者來說，做了復健卻還是疼痛，可能就覺得治療沒有效果。健保的運作模式，可能導致病人不滿意，物理治療師也難以發揮專業。（圖／獨立特派員）
 

有案量才能維持營運？ 物理治療現場觀察！

申報最多的，是以儀器治療為主的「簡單－中度」。而這個級別要求至少兩項簡單治療，合計超過30分鐘。不過，現行健保主要依分級與人次計酬，院所得仰賴一定的服務量維持營運。因此，治療師不會全程一對一陪同。

不管是簡易還是複雜的症狀，要減少對被動治療的依賴，更需要患者回家花時間訓練肌力、醫師在診間提供衛教。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志明表示，平均每一位物理治療師，一日大概申報25到35人次，一名病患大概落在190點到265點。

若以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一名物理治療師服務25人次，平均每位患者可分配的時間不到20分鐘；人數越多，時間就越少。這段時間得涵蓋儀器操作、治療安排，個別評估的時間相當有限。

陳志明理事長坦言，聘治療師有一定的成本，必須要做一定的量，院所的收入才夠請治療師。所以變成量要多的時候，治療師就沒有時間去幫患者好好評估，提供他更好的治療。

健保雖設有物理治療師評估的給付項目，但實務上申報不易。換句話說，治療師即使花時間評估，也未必能獲得相應給付。服務多名患者的儀器治療，是更常見的模式。（圖／獨立特派員）

自費徒手治療比較有效？ 如何減少反覆治療？

相較於健保給付的儀器治療項目有限，更多元的設備，也是部分民眾選擇自費的原因。然而，自費並不便宜。一次徒手治療約1500到2500元，若搭配高階儀器，費用還可能增加。花更多錢、使用更多設備，也不代表療效就比較好，關鍵仍在於物理治療師的專業判斷，以及患者的身體狀況。

物理治療所負責人魏東慶指出，會來找自費物理治療的患者，絕大多數都是希望症狀能夠盡快改善，或者是健保已經看了一段時間，覺得進步的程度卡住了。

過往物理治療師執行業務，原則上需有醫師診斷、照會或醫囑。2018年衛福部函釋釐清、2023年入法，明定若非以疾病治療為目的，像是健康促進，就不必事先去看醫師。但民眾因為痠痛、肌肉緊繃尋求協助，究竟算疾病治療，還是健康促進？實務上仍有爭議。

物理治療所負責人魏東慶坦言，目前在物理治療師跟醫師端，兩邊的觀念還沒有辦法統一。物理治療師覺得有問題，當然會趕快轉介出去；醫師端認為，要先給醫生看過，確定這個病人沒有問題才可以來做健康促進。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志明希望，未來健保可以導入論品質來計酬。可以用多年的健保數據，統計出某一種疾病、某一種診斷大概治療多久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但問題是，院所可能會挑病人，比較複雜、短時間內做不好的不要接，變成被踢皮球，其實這樣也不對。

物理治療師團體主張，健保給付應更重視成效，但改革仍需配套。而要減少民眾對反覆治療的依賴，社區運動與健康支持，也得跟上。適合自主照護的人有資源可用，需要專業復健的人能及時獲得健保保障，有限的醫療資源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

第978集

 

台灣新生兒人數持續低於死亡人口，
生不如死的現象，已經長達69個月。
這樣的人口負成長趨勢，目前還看不到止跌的跡象。

在少子化的各種解方中，育兒協助可能是更為實際的做法。
一起看看，能帶小孩上班的友善職場，以及更彈性的臨時托育，如何為忙碌的爸媽分擔育兒壓力。

從友善職場到多元托育，如何打造育兒神隊友？

帶孩子上班，聽起來像是職場災難，卻是黃詩茜每天的日常。推著孩子進辦公室、開會時有人幫忙看顧，媽媽忙著工作，同事阿姨則帶著孩子去郵局、跑銀行。原本分屬家庭與職場的兩個世界，就這樣有了交集。更有趣的是，這不只是媽媽一個人的育兒任務，整個辦公室都成了孩子成長的參與者。

十幾年前，談到友善家庭職場，往往覺得那是別人家的事，員工生不生孩子，似乎與公司經營沒有太大關係。但今天，少子化已經不只是人口統計上的警訊，也逐漸成為企業必須面對的人力缺口。社會能否提供足夠的支持，可能就是影響大家是否願意生小孩的重要因素。

有些企業選擇從工作制度著手。除了彈性工時，也讓員工能在生產、育嬰階段調整職務。台灣港務公司在工作場所設置教保中心，讓員工可以就近托育，減少接送奔波。不過，友善育兒不只是制定福利，主管是否支持也很重要。員工敢不敢運用這些友善政策，往往取決於主管的一個態度。

友善育兒職場，除了公司制度、主管之外，同事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當有人因為育嬰留停，留下的工作該由誰承接？如果只是將責任分攤到其他同事身上，恐怕也會引起其他同事的不滿。有企業開始規劃，提供職務代理獎金，讓同事更樂意分擔工作。

另一種友善育兒，是忙碌的上班族也很需要的臨時托育。臨時要加班、或是突然有事，爸媽不用再焦頭爛額。台北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臨時托育並媒合保母的服務。部分據點甚至提供一週七天、平日收托時間延長到晚上八點，補上傳統托育服務的缺口。

然而，現代人上班超過晚間八點的比比皆是，2023年年底台北市針對兩歲以下的幼兒開辦夜托，托育時間可以延長到晚間十點。這裡採取類家庭的照顧方式，安排日夜兩班托育人員，以及一位夜間保全。雖然收托名額有限、申請條件也相對嚴格，但試辦以來詢問度相當高，也反映現代父母的需求。

從一個辦公室共同照顧孩子，到企業設置教保中心，再到社區臨托、夜托，育兒的支持網絡需要逐步擴大，讓育兒不再只是孤軍奮戰，或許才能從根本改善少子化的問題。

第977集

 

台灣每年平均有4500到5000位孩童，因為父母無法照顧或是不適任等因素，被迫離開原生家庭。
他們通常會進入安置機構或者寄養家庭，但是安置量能嚴重不足，寄養家庭的數量也越來越少。

新北市社會局為此發展出一種新的安置型態，稱為類家庭，顧名思義就是類似家庭的地方。

這裡不只有爸媽，還有隨時可上場當救援投手的支援者跟協伴者兩種角色，
黃金三角的組合、再搭配社工跟醫療等專業人士，希望以全村的力量一起照顧孩子。

「孩」有類家庭 打團體戰顧小孩

結論先講

台灣新生兒數量逐年下降，但因為受虐、貧困、雙親無力扶養等因素而需要家外安置的兒童，每年穩定維持在4,500至5,000人之間。然而，全台家外安置量能嚴重不足，新北市社會局被迫發展出新型態家外安置方式－「類家庭」。用造村的概念，以類爸媽、支援者、協伴者組成黃金三角照顧團隊，彼此均攤照顧壓力與風險。與寄養家庭最大的差異是，類家庭中，若孩子出狀況，離開的是照顧者，而非孩子。

新北市社會局選定社會住宅作為類家庭場域，孩子與照顧者入住前，大到家具、小到碗筷都已預備好。圖／獨立特派員

「類家庭」造村顧小孩

記者跟隨基督教芥菜種會的腳步，來到新北市一處社會住宅。進入家戶後，印入眼簾的是擺放整齊、佈置溫馨的家具，少數家電紙箱還來不及整理擺在角落。這個家即將迎來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類家庭。

所謂類家庭是指類似家庭一樣的環境，成員有主要照顧者，也叫類爸媽，還有提供喘息服務的支援者跟協伴者。「是一群人共同照顧二到四個小孩，讓照顧壓力跟風險被均攤，」新北市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劉倩如解釋。

類家庭的類爸媽一定要住在政府指定的社會住宅或房舍，免租金入住。房子的軟體設備，大到家具、小到碗筷都預先安排妥當，「我們為孩子營造一個家，照顧者也是我們訓練進來，有點像造村啦，」基督教芥菜種會安置服務處處長陳黛羚說。
 

團體戰優勢

類家庭以造村、團隊的方式顧小孩，均攤照顧壓力及風險。圖／獨立特派員
 

類家庭除了由類爸媽、支援者、協伴者所組成的黃金三角照顧團隊外，還有社工專業支援。基督教芥菜種會安置服務處主任黃舒楓解釋，社工有三大主要任務，首先是協助照顧者了解孩子狀況；第二，聯絡跨網絡資源，包括與政府溝通、與孩子上學的學校溝通；第三，陪同孩子與照顧者就醫治療。

2019年成為類爸媽的李小姐跟樊先生，育有一名未成年小孩，目前另外照顧一對手足跟一個女童。類爸媽跟一般雙親無異，也必須肩負起父母責任。「我們會有男人交流時間(men’s talk)」，類爸樊先生表示，就像一般父親，每月都會有一個精心時刻，好好陪伴聆聽孩子。

類爸媽不一定要夫妻，只要年滿25歲以上，母女、手足、朋友、單身者或是具備照顧能力者，經過培訓後都可成為類爸媽。

類媽李小姐表示，作為四寶爸媽，一定有忙不過來的時刻。因此每月會跟支援者及協伴者訂好喘息時間，團隊按表操課換手顧小孩。

「強迫他們一定要休息，」陳黛羚觀察，有些類爸媽怕教養作息不一致，因而不願休息換手，但「顧小孩的壓力真的不小」，需要抽離環境，讓支援夥伴完全替代。

擔任支援者約十個月的謝小姐，由於孩子都已是國高中生，不必事事倚賴父母，因此他與先生成為類家庭支援者。每月提供96小時服務，每次服務不低於4小時。謝小姐表示，支援內容大多是陪伴孩子運動、讀書寫功課等。

團隊中的協伴者是71歲吳女士，他笑說自己是「職業陪伴者」，本來長期從事老人關懷，之後又增加陪伴孩子。他表示，接觸孩子後才發現，原來社會上有這麼多被不公平對待的孩子，「我有生之年可以陪陪這些孩子也是不錯的。」

一般家庭雙親都可能因為教養價值觀不同而有衝突，團隊式的類家庭成員如此眾多，萬一發生意見方向不一致時，「我們會開一個家庭照顧者的共識會議」，黃舒楓指出，共識會主要任務是將團隊步伐調整到整齊的狀態，達到「一致性的教養原則」。
 

成為類家庭照顧者之前要經過培訓及審查，理解孩子言行舉止背後的成因是培訓照顧者的重點之一。圖／獨立特派員
 

照顧者須訓練眼光

成為類家庭照顧者之前必須經過培訓，才不會被狀況百出的孩子磨光愛心與耐心。課程內容包括如何照顧特殊兒、如何與創傷兒互動、兒少急救訓練及相關兒少法規。

培訓過程是挑選適合的照顧者的關鍵步驟。培訓時，會依照未來可能成為一個團隊的成員分成一組，每組配有一名社工。社工需要觀察預備成員的培訓狀況、個人特質、團體互動表現，最後向社會局處報告，通過審核才能正式成為類家庭照顧成員。

需要被家外安置的孩子，通常都來自破碎家庭，因此孩子常伴隨身心障礙的狀況。黃舒楓觀察，這些孩子重回正軌所需的時間漫長，甚至永遠不能改善，「有些大人可能無法接受，或擔心是不是自己不夠好，最後選擇退出」。

「成為照顧者需要有看穿行為的眼光，」諮商心理師蔡容瑛解釋，有些孩子帶著創傷做出大人難以理解的言行舉止，「若單看行為會覺得這是錯的，因此會從管理教育的方式引導孩子；但創傷不是用教育的，應該是陪伴、治療來幫助孩子」。
 

台灣每年需要家外安置的兒少人數，近年都在4500到5000人之間，居高不下。圖／獨立特派員


屬於團體家庭的類家庭占5.83%。圖／獨立特派員

被迫發展出的類家庭

根據統計(圖4)台灣每年需要家外安置的兒少人數，近年都在4500到5000人之間，居高不下，並沒有隨少子化的趨勢降低。40%的孩子住在安置機構(圖5)、35%住在寄養家庭，屬於團體家庭的類家庭占5.83%。

寄養家庭越來越難招募，機構式安置機構也面臨專業人力難尋且高昂營運費的壓力下，收容量越來越少。「但我們兒少安置需求並沒有因此降低時，我們被迫發展出新的安置模式，」劉倩如回憶，民國106年參考了香港兒童之家的模式，同時期恰逢新北市積極開發社會住宅的趨勢，類家庭安置模式於焉誕生。

類家庭今年已邁入第九年，目前總共29戶。主要照顧者14戶為夫妻、9戶單親、3戶母女、2戶母子，1戶伴侶(1男1女未結婚)。所有類家庭成員每年都必須在職進修。

基督教芥菜種會是第一個受政府委託的民間單位，類家庭的營運經費約九成來自新北市社會局，一成自籌款。目前也陸續在新竹市跟屏東縣開展類家庭安置，由於兩個縣市沒有社宅，改以租屋的方式進行。

不同的家外安置模式各有優勢。圖／獨立特派員

各種安置模式各有優缺

比較各類家外安置模式(圖6)，可粗分為偏向機構式跟偏向家庭式。

以照顧者來說，機構式安置是專職的社工與保育輔導員。寄養家庭與類家庭跟一般家庭一樣有雙親，但類家庭多了支援者跟協伴者兩個角色，以團隊模式打破憑愛心單打獨鬥的照顧方式。

以關注孩子程度來說，機構式團體生活是一對多，比類家庭跟寄養家庭低。而且手足可以一起進入類家庭生活，但安置機構或寄養家庭有可能拆散手足。劉倩如進一步指出，目前五成左右是手足共同安置，即便無法在同一家戶，也一定是同社區左鄰右舍，以利聯繫親情。

以環境穩定度來看，孩子有可能因為許多原因在各種安置機構間轉換，寄養家庭也可能因為寄養爸媽沒有意願而移出孩子。但是類家庭的類爸媽必須住在社會局指定的社會住宅或房舍，免租金入住，孩子可住到18歲成年，視情況得以延長，有利於孩子長期穩定住在同一個環境成長。

以成本來看，機構式安置模式由於需要24小時輪班，人事費高昂，一位兒童每月安置費約7至8萬元，有些小型的團體安置機構更可能上看10萬元。類家庭平均約6萬，包括孩子的生活費跟喘息服務費以及房舍租金。

每個安置模式有不同功能，難以相互取代。劉倩如解釋，機構團體生活可協助孩子學習自立能力；家庭式比較適合小小孩，還有一些特殊需求或不適合在團體生活成長的孩子，滿足他們高關注跟高情感依附的需求。

其實，無論哪種安置模式，都是為了給予孩子生命中最需要且最基礎的養分－愛。

何謂愛？「認真看待孩子的需要，」類媽李小姐認為，陪伴孩子人生每個階段、走過每個大小坑洞，「這個孩子知道說，曾經有一個類媽愛過我、陪伴過我」。

這份愛與陪伴並非有去無回，協辦者吳女士分享，孩子都會說「阿媽，我回來了！」他覺得，回來二字代表孩子沒有把自己當外人，「你疼他到心坎裡去（原文是台語：你疼到入心），然後他也感受到了，我喜歡那種感覺」。

第977集

這學期已經過了一半，校園還缺老師嗎？

根據教育部統計，缺額數字還停留在開學前的614名。
沒有老師，學生該怎麼辦？

教育部回應，地方政府「透過校內課務調整」等方式因應。也就是說，由校內老師幫忙「超鐘點」授課。
教師團體呼籲，要老師不斷超時工作，絕非長期的解決方法。

獨立特派員帶您走進教育現場，瞭解缺老師的真相。

老師不夠，就超鐘點。揭開校園缺師的惡性循環！

  結論先講

教育部統計顯示，114學年度開學前，全台有614名代理教師待聘；學期過半，官方未再公布補實情形，僅表示地方政府已透過校內課務調整維持教學。缺額轉由現職教師超鐘點、行政人員兼課及代理代課人力承接。從導師負擔、聘任制度到員額編制，缺師更反映教職條件與制度失衡。甄補進度與課務分配，也牽動教學品質及教師留任。

缺額浮現 校內課務誰承擔？

臺北市介壽國中校長陳建廷表示，學校甄選常無人報名，職缺未補足，只能靠退休教師及兼課教師排課。臺北市內湖國小校長朱怡珊說明，行政主任也投入授課，盡力補齊課程；教師不足，教學便轉由其他人力承接。

內湖國小一年級導師蕭老師每週負責23節課中的16節，音樂、英文、本土語言、體育及健康由科任教師授課，其餘多由導師包辦。他以自製教材帶領29名學生學注音，並掌握課堂秩序與個別指導。朱怡珊指出，低年級科任課節數有限，導師經常連續授課三、四節，上午幾乎沒有完整休息時間，只能趁下課喝水、如廁並準備下一堂教材，教師負荷沉重。

國小低年級導師經常需要一人兼授多種科目，忙到分身乏術無法休息。（圖／獨立特派員 ）

導師兼行政 代理教師壓力大

正式教師須具教師證並經甄選錄取；代理教師分具證與未具證兩類，原則上一年一聘。具證代理教師表現良好並經教評會審議，可在原校續聘兩次，最長三年；未具證者每學年仍須參加試教、口試。代理教師兼任導師，還須負責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責任與聘期並不相稱。

一名未具教師證、任教第五年的代理導師A表示，自己到職第一年便接任導師，必須熟悉學生的生活與學習狀況，初任時承受相當大的壓力。教育部資料顯示，近四年國小導師約19％由代理教師擔任，國中代理導師比例逐年增加，114學年度超過5％；代理教師兼行政職比例，國小逾6％，國中近四年增加近兩個百分點。

代理教師兼任導師比例偏高，導致學生面臨經常換導師的問題。（圖／獨立特派員 ）

代理暨代課教師工會理事長黃湘仙認為，代理教師被安排擔任導師或行政職的情形已相當普遍，有人甚至長期承接行政工作。他指出，教師通常先專注教學，取得正式資格後才承擔導師或行政職務，以一年一聘人力承擔主管工作並不合理。依教育部聘任辦法，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原則不得擔任導師或行政職，特殊情況經核准可例外，黃湘仙認為，例外已成常態。

臺灣教育產業工會法規與諮詢中心副執行長林金財表示，學校應評估代理教師是否適任導師，並比照初任教師提供專業增能，讓代理教師熟悉輔導管教及教學技巧。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監事長吳靜怡則認為，代理代課教師在校時間有限，即使有心投入，也較難像長期任職的導師一樣持續掌握學生與家長背景，親師互動與學生照顧也可能受影響。

新手代理教師進班 支援不能只靠熱心

代理、代課教師初入校園，亟需同儕協助教學準備與班級經營。英文代課教師劉伊容目前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每週授課六節，屬於有課才到校的鐘點代課教師。他過去任職外商，常以英文處理信件及會議，雖無教學背景，仍熟讀課本與教材，向資深教師請益並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代理教師透過自行備課及向資深教師請益以增加教學經驗。（圖／獨立特派員 ）

朱怡珊表示，校方會安排資深或正式教師協助代理、代課教師準備教材，並提供班級經營上的建議，但並非校校都能提供支援。臺北市立復興高中教務主任胡竣詠指出，教師授課時數已相當飽和，缺額出現後，即使同事願意協助，也只能在既有課務中再增加節數。教務單位只能在有限人力間調度，確保每班每節有人授課。

復興高中今年少聘一名英文教師，部分教師因此每週超鐘點超過七節，達到第七節起須通報教育局的門檻。胡竣詠說明，依規定高中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14至16節，國中小為16至20節，超鐘點及代課合計不得超過九節。然而，現行制度下，多數教師原本就可能超鐘點，教育部以減授鐘點方式讓教師協助行政或專案工作，原有課程並未減少，節數便轉由同科教師承接。他認為，政策長期以鐘點數處理人力需求，實際效果就是教師持續加班。

教師員額限制 超鐘點成常態

教師員額依班級數配置，形成校園人力缺口。依教育部編制，普通科高中每班配置二名教師，國中每班2.2人，國小每班1.65人；即使另有增置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編制人數與實際授課需求仍可能出現落差。胡竣詠以復興高中為例，校內國文課程總需求約340節，國文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合計僅約280節，中間相差50至60節，必須由二十多名國文教師平均分擔，每人至少增加兩節以上。超鐘點因此不只是臨時補缺，而是編制與課程落差下的常態。

教育部公布614名待聘代理教師，約占公立國中小教師總數0.42％。林金財質疑，以前一學年度教師總數作為分母，無法充分反映新學年度因班級數與課程需求產生的人力缺口。教師需求應依新學年度實際成班數核算，不能只用既有教師總量淡化缺額比例。教育部回應地方政府已透過校內課務調整完成課程安排，實際上即由既有教師超鐘點承接。

中小學校長協會理事長陳清義表示，政府部分以授課節數而非教師人數編列人力，學校因而需要超鐘點。課務調整只能確保有人授課，無法減輕工作量或取代人力補充。

招考困難 有缺也未必有人來

學校教師甄選通常分階段放寬資格：第一招要求具教師證，若無人報名或未錄取，第二招開放修畢教育學程者；第三招後則可能放寬至大學畢業即可報考，仍未找到人選便持續招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葉青芪表示，甄選屢進第三招，反映教職吸引力下降；資格不斷放寬，也削弱教師證照制度的把關功能，政府應正視師資來源與專業支持。

台北市今年國小教師招考最多達48次，國中達27次，均創歷年新高。胡竣詠表示，部分科目即使只有一個缺額，也可能只有一人報名，學校必須在錄取標準與現場人力負荷間取捨。當教師工作量已過重，校方有時只能優先考量有人授課。陳建廷指出，過去一個缺額常有五、六人競爭，如今卻可能乏人問津。

六都缺師問題嚴峻，教育者建議鄰近縣市共享師資補足缺額。（圖／獨立特派員 ）

校長及教務主任透過私人群組推薦未錄取考生。對此，陳建廷表示，學校會分享甄選後表現不錯、但未獲錄取的人選，讓其他有需求的學校接洽；朱怡珊指出，各縣市缺乏師資整合平台，若共享減班教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甄第二階段未錄取者名單，鄰近縣市或可媒合人力。葉青芪則認為，校長不應仰賴人情拜託教師支援，教育局與教育部應建立協助機制。

留才關鍵 待遇環境待改善

教職吸引力也受工作風險、行政負擔及薪資影響。葉青芪表示，教師教學行為受到法律高度檢視與解構，可能使有意投入者擔心承擔過多風險，進而質疑選擇教職的必要性。陳清義則指出，政府雖宣稱推動行政減量、刪除部分評鑑，學校實務上卻增加各類檢核表，例如營養午餐及鼠患管理都須填報表單，行政工作未必真正減少。

黃湘仙認為，教師薪資缺乏人力市場競爭力，應從整體勞動市場重新檢視待遇，評估現有薪資能否吸引具競爭力的人才進入教育現場。教師長期超鐘點，代理教師承擔導師及行政責任，卻缺乏穩定聘期與支持。

從導師連續授課到高中教師分攤課程缺口，校園正常運作背後依賴教師加班與校長尋人。增加招考次數或放寬資格只能暫時補缺，無法解決員額、薪資、行政負擔及教學風險。若只靠課務調整，教師疲勞與人才流失恐持續。改善職場環境、合理配置員額並提供專業支持，才可能吸引師資回流。

第977集

 

如果家人罹患失智症，您是否敢讓他一個人出門呢？搭公車、買東西，甚至獨自生活，這些原本再平常不過的事，可能因為失智，變成一道道糾結的難題。

但其實，失智不代表什麼都做不到。透過反覆練習、調整生活方式，許多能力仍有機會維持。只是，當保護變成限制，照顧該如何拿捏分寸？而台灣現有的長照資源，是否真能回應失智者不同階段的需求？帶您從失智者的日常出發，重新思考照顧與自主的界線。

失智不等於失能！照顧與自主如何取得平衡？

  結論先講   

失智症帶走的未必是所有生活能力，真正的照護難題，在於如何兼顧安全與自主。從反覆練習鋼琴、自己煮飯，到走失預防、長照費用與機構人力不足，失智者及其家庭面對的，不只是記憶退化，更是生活選擇逐步縮減的現實。專業照護應從個人尚存的能力出發，透過環境調整、持續訓練與社會資源支持，讓失智者保有參與生活的機會，也讓家屬不必獨自承擔漫長的照顧責任。

反覆練習 找回生活能力

桃園稻香日照中心裡，長輩正為中秋節音樂會練習鋼琴。有人需要旁人引導才能走到琴椅前，有人反覆確認音符的位置。對一般人而言簡單的動作，對失智者卻可能是必須重新建立的記憶。走遍世界各地演奏舞台的鋼琴家陳毓襄，自2023年起投入日照中心教學，透過拆解動作、標示琴鍵、變換節奏及結合歌唱舞蹈，陪伴長輩反覆練習。
陳毓襄表示，初期教學進展緩慢，前幾個月只能帶領學員熟悉少數音符，動作需要不斷重複，才逐漸建立基礎。有些長輩即使剛學會旋律，轉眼仍可能忘記自己正在上課，但持續練習後，終於有人能辨認音階，進一步彈奏歌曲。選曲也不能只看難易度，還必須理解長輩的教育背景、文化經驗與成長歷程，才能找到他們熟悉、願意投入的音樂。
鋼琴家陳毓襄陪伴長輩練琴，透過音樂延續學習與參與。（圖／獨立特派員 ）

日照中心長輩劉黃麗貴是其中一名學員。他喜歡鋼琴，也習慣整理家裡、煮飯給家人吃，並能自行洗頭、吹頭髮。對他而言，持續參與課程與維持日常習慣，都是生活的重要部分。陳毓襄認為，音樂訓練的意義不在於讓失智症消失，而是讓長輩在能力尚存時，仍能感受學習、完成事情與參與活動的價值。

保留能力 照護不等於限制

失智症並不代表所有能力會在確診後立即消失，照護方式也不應因診斷而全面取代長輩的生活選擇。稻香社區長照機構執行長表示，照顧工作應先了解長輩目前仍能做到哪些事情，再設計合適的活動，盡可能維持既有能力，並提供重新學習的機會。
黃美淑觀察，有些長輩在家中因為家人擔心忘記關火，不再被允許下廚。到了日照中心，工作人員則能在安全看視下，安排切菜、端菜及自行取餐等工作。即使長輩動作較慢，或需要提醒，只要風險可控，就應讓他們繼續參與。這不僅維持身體與認知活動，也讓長輩保有熟悉的角色，而不是因為生病，就失去對生活的決定權。
工作人員協助長輩取餐，並在安全看視下維持生活自主。（圖／獨立特派員 ）

然而，自主不代表忽視風險。離開熟悉的照護環境後，方向感與辨識能力下降，可能使失智者陷入迷途。根據警政署統計，65歲以上失蹤長輩中，約36%與失智有關，全台每年有超過兩千件失智走失通報。這些數字反映家庭的擔憂，也凸顯照護需要依照病程調整，不能只以全面禁止外出作為唯一解方。
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副處長曾于鳳表示，若長輩長年生活在熟悉的社區，且仍具備辨識環境的能力，家屬可依個別狀況評估外出安排，同時搭配走失手鍊或定位設備等措施。一旦開始出現迷路、無法自行返家的情況，就必須提高警覺，重新檢視外出安全與照護需求。黃美淑也說明，若長輩已不適合自行外出，機構仍可透過居家護理及居家醫療團隊轉介，讓照顧服務延伸到家中。

預防走失 安全需要多道防線

失智者走失的風險，往往不是單一措施就能排除。從輕度失智階段開始，家屬便應逐步建立安全準備，包括攜帶身分資訊、使用定位設備、建立指紋資料，以及讓社區與警方掌握必要資訊。黃美淑表示，相關準備不宜等到發生走失事件後才開始，若長輩走失或在路邊昏倒，身分辨識與即時聯繫都有助於提高協尋效率。
曾于鳳認為，是否能獨自出門，應取決於長輩的認知狀況、生活環境及過往經驗，而非只看年齡或疾病名稱。對於仍熟悉居住地、能辨識常走路線的人，可以透過風險評估與輔助工具維持一定程度的外出自主。若已多次迷路，就應重新安排陪同或其他替代方式。安全措施的目的，是降低意外發生的可能，而不是讓失智者從此與外界隔絕。

機構與警政單位合作進行指紋建檔，為失智者建立安全支持。（圖／獨立特派員 ）

走失預防也需要家庭以外的支持。指紋建檔、警方協尋與社區互助，能在長輩失聯時形成不同層次的防線。對家庭而言，及早掌握可使用的工具、通報管道與協尋方式，有助於減少突發事件中的慌亂。但安全規劃仍須持續調整，隨著病程變化，原本可行的外出方式也可能不再適用。照護者必須在尊重生活習慣與辨識風險之間，反覆評估，而非一次決定後便不再檢視。

尋找照護 資源如何接得住？

失智症確診後，家庭除了面對疾病帶來的衝擊，也必須迅速理解照護方式與可用資源。桃園長庚失智症中心個案管理師蘇佩吟表示，剛確診的病人及家屬經常感到徬徨，對疾病造成的行為變化缺乏理解，因此中心會鼓勵家屬參加訓練課程，認識失智症的病程、精神與行為症狀、溝通方法、日常活動安排，以及可申請的社會福利服務。
各縣市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也能協助家庭尋找資源。輕度失智者可參與社區失智服務據點的認知促進與社交活動，但共餐等服務可能另行收費。家庭亦可撥打1966長照服務專線，由地方照管專員評估照顧需求與失能等級，再透過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的個案管理員，安排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或喘息服務。

日照中心安排團體認知活動，協助失智長輩維持能力並連結照護資源。（圖／獨立特派員 ）

不過，核定長照給付不代表所有費用都能獲得補助。長照給付依照照顧需求，分為第二級到第八級，以第四級試算，每月照顧額度為18580元，週一至週五每天使用日照中心服務，每日費用920元，一般家庭自付16%，每月使用22天後，總費用仍會超出給付額度。加上額度內自付金額，家庭每月約需負擔4628元；中低收入戶約2589元，低收入戶也有約1660元的超額支出。交通接送與額外餐食等費用，還可能進一步增加負擔。
桃園長庚失智症中心社會工作師魏其旆表示，醫療費、尿布、營養品及交通支出累積起來，可能成為壓垮家庭的經濟壓力。他說明，社工會依家庭所在地，協助尋找縣市政府的在地資源，也會評估民間非營利組織提供的試辦計畫、喘息服務及到宅志工陪伴，讓家庭有機會獲得額外支持。資源是否真正可近，不只取決於制度有沒有設置，也取決於家庭能否理解申請方式、負擔剩餘費用，並在需要時及時接上服務。

機構照顧 床位與人力不足

當居家服務與日間照顧無法滿足需求，住宿型機構可能成為家庭的下一個選項，但費用與床位不足，讓照護安排更加困難。以台北市收住失智長輩的住宿機構為例，雙人、三人或四人房每月費用可能約五萬元；即使政府住宿補助每月最高可達15000元，家庭仍可能負擔13000到45000元，耗材與醫療支出另計。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社工處長陳俊佑表示，部分失智照護機構收費已達每月六萬元，相較之下，基金會所屬機構收費仍在三萬多元，但即使價格較低，也不代表有足夠床位。一般住宿機構可能仍有空床，專責失智照護機構卻相當缺乏，部分家庭需要排隊一至兩年以上，才有機會入住。這顯示機構供給不能只看總床位數，還必須考量服務對象、照護模式與實際收住能力。

機構長輩需要持續照護，面對床位不足與人力短缺挑戰。（圖／獨立特派員 ）

衛福部2025年失智照護服務量統計指出，全台失智團體家屋有42家，服務人數不到600人。一般住宿機構附設的失智照護專區，也僅約2600個床位。專責機構依法須維持一定照護人力比例，但全台照顧人力短缺，即使有床位，也可能因人力不足而無法收住個案。對病程較重、需要全天候支持的家庭而言，等待的不只是床位，更是能否找到穩定照護的機會。
認知症整合照護專家伊佳奇認為，長照制度可以協助家庭減輕部分負擔，卻無法取代家屬持續參與。他表示，家庭應依現有資源規劃照顧方式，也必須理解機構人力有限，無法提供每位長輩一對一照護。若家屬完全將責任交給機構，卻沒有持續關心與協助，照護品質及長輩需求都可能受到影響。長照制度需要擴充服務量能，但同時也應支持家庭成為照護合作的一方，而非獨自摸索、被動等待。

持續陪伴 讓生活仍有期待

日照中心的成果發表會上，長輩依序上台彈奏練習多時的曲目。有人緊張，有人需要看著簡譜確認音符，但仍努力完成演出。日照中心長輩陳榮三面對公開表演感到不安，卻仍走上台彈奏。這些片刻不代表失智症獲得逆轉，也不能證明每位患者都能透過訓練恢復相同能力。它們呈現的是，即使記憶逐漸退化，失智者仍可能保有情感、習慣與參與生活的意願。
陳毓襄表示，教學過程讓他看見長輩在反覆練習後逐步建立能力，也更確信照護不應只關注疾病造成的缺損。音樂課的價值，不在於要求學員達到專業演奏水準，而是讓他們有機會學習、表達與完成一件事。對失智者而言，這些經驗可能短暫，卻仍是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成就。
從鋼琴課到居家照顧，從走失預防到住宿機構，失智照護的核心始終是理解個別需求，並隨著能力變化調整支持方式。家屬需要疾病知識、照顧技巧與喘息空間，社區需要建立安全網絡，政府則必須持續補足專業人力、照護床位與經濟支持。若制度只提供名義上的服務，卻讓家庭承擔難以負荷的費用與等待，照護責任仍難以真正分擔。
失智者不應只被視為需要保護的人，也應被看見仍有能力做選擇、參與生活的一面。照護的目標不是阻止所有風險，也不是要求患者不斷進步，而是在可承擔的安全範圍內，盡可能保留自主與尊嚴。當記憶逐漸退去，家庭與社會仍能透過陪伴、練習和資源支持，讓每一天不只剩下被照顧，也保有值得期待的生活。

第976集

當失智讓人逐漸失去表達能力，我們要住在哪裡、錢怎麼用、由誰照顧，甚至生命最後的醫療選擇，到時候由誰來決定呢？其實，趁著還能為自己作主，可以透過意定監護、安養信託、預立醫療決定，為未來預作安排。

然而，這中間會有哪些變數？現行制度又能提供多少保障呢？帶您從一個家庭的老後安排，了解有哪些準備可以及早著手，也帶您一起思索，如何為自己勾勒出最安心、也最有尊嚴的晚年生活。
 

老後失智怎麼辦？三大安排為未來做準備！

結論先講

失智症帶來的，不只是記憶與認知能力逐漸退化，也可能讓一個人失去表達居住、財產管理、照護方式及臨終醫療意願的能力。趁判斷力尚存，透過意定監護、安養信託與預立醫療決定預先安排，可以讓未來的照顧與財務管理更接近本人意願，但制度能否真正發揮作用，仍取決於家庭溝通、監督機制，以及是否及早準備。這也考驗家庭是否能及早溝通並形成共識。

照護磨合 失智改變日常

93歲的游阿嬤罹患輕度失智症，與外籍看護 Ema 相處一年多，仍記不住對方名字。家人為避免她困惑，只能順著她的認知稱呼看護。日常照護中，阿嬤有時會突然責罵 Ema，也對她的協助抱持猜疑，語言隔閡讓彼此更難理解對方的意思，成為家中每天都要面對的考驗。
家屬王素英表示，婆婆有時會毫無預警地責罵看護，讓對方一度以為雇主不喜歡自己。他認為，外籍看護同樣有情緒與被理解的需求，因此自己必須從中協調，一方面安撫婆婆，一方面向 Ema 解釋失智症造成的變化，減少雙方誤解。

張進興夫妻及看護共同承擔日常照護責任並居中協調。（圖／獨立特派員 ）

Ema也表示，自己剛開始照顧阿嬤時，曾因不理解對方為何排斥自己而難過，後來經王素英說明，才知道阿嬤的反應與疾病有關。他說，自己不會說台語，卻逐漸能從日常互動中理解阿嬤的需求。若雇主一家對他不好，他原本可能選擇離開，但家人對他的支持讓她願意繼續照顧。
兒子張進興是游阿嬤最信任、依賴的家人。張進興表示，母親在他五歲時便獨力扶養七名子女，為了支撐家庭而開店做生意，對他而言是家中最重要的支柱。五年多前，母親從南部搬到北部與他同住，家人逐漸察覺她出現失智徵兆。

預先指定 讓信任成為法律安排

許多家庭在長輩確診失智後，才開始討論由誰照顧、誰能管理財產，容易因責任分配與利益問題發生衝突。張進興一家較早做好準備，游阿嬤在認知與表達能力仍清楚時，便簽訂意定監護契約，指定小兒子作為未來監護人。張進興與王素英接手照護，也安排用藥、飲食及日照中心活動，並由家人與看護共同分擔生活照顧。
台灣康寧社會福利協會理事長、律師鄭智陽表示，意定監護是由本人在仍具意思能力時，先選定信任的人或社福機構擔任未來監護人，再辦理公證。日後若本人因失智等原因失去意思能力，受任人可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由法院審查並經專業醫師鑑定後，依法處理相關事務。監護宣告適用於已無法作出法律決定者，若仍能處理日常生活，但對重要法律行為判斷不足，則可能由法院裁定輔助宣告。

游阿嬤在認知能力尚可時，預先指定小兒子擔任未來監護人，保障自身意願。（圖／獨立特派員 ）

鄭智陽說明，涉及經營事業、贈與、信託、遺產安排、訴訟和解，或處分不動產及重要資產等重大權益事項，可能需要輔助人同意。法院選任的監護人則可能是配偶、子女、其他親屬、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社福機構或其他適當人選。然而，監護制度並不代表財產必然安全，過往曾發生受委任照顧或管理者遭懷疑侵占長輩款項的案件，顯示制度仍需要有效的外部監督。

財產把關 「安養信託」降低挪用風險

為了讓長輩的財產確實用於生活與照護，安養信託提供另一道保障。台灣自2016年推動安養信託，民眾可在仍有決策能力時，將部分財產交由銀行或信託業者管理，並事先約定啟用條件，以及未來生活、醫療和長照費用的支付方式。另可設置信託監察人，由親友、律師、會計師或社福團體等監督信託業者是否依約管理與撥款。
鄭智陽認為，監護安排與安養信託可以相互搭配。即使監護人掌握相關印鑑，信託財產仍由銀行依契約管理，支出可分為定期支付生活費，以及憑單據核銷的特別給付，降低款項遭挪用或長輩遭剝削的風險。他也表示，安養信託並非富裕者專屬，小資族可從四、五十歲開始盤點退休後的現金流，先估算勞退、年金等收入能否支應支出，再評估需要補足的差額，透過持續儲蓄、個人投資或商業保險準備老後費用。

透過信託制度與相關稅法筆記，整理財產管理及老後保障的規劃重點。（圖／獨立特派員 ）

不過，制度推動多年，使用情形仍與高齡人口規模存在落差。台灣65歲以上人口達四百八十萬餘人，截至2026年六月，安養信託累計受益人數為22萬7649人，且其中也包含身心障礙者及中壯年族群，並非全數為高齡者。

醫療選擇 把意願留在能表達時

除了照顧與財產，失智者未來可能接受何種醫療，也是需要預先討論的議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讓本人與醫療團隊、家人討論，在特定臨床條件下希望接受或拒絕哪些維持生命治療。完成諮商後，可簽署預立醫療決定，依規定經見證或公證，並註記於健保卡。這項安排的核心，是讓當事人在仍能表達時，先說明自己對醫療處置的選擇。
台灣失智症協會理事長徐文俊表示，若已發現自己進入失智前期、認知功能逐漸退步，就應及早為自己與子女準備，讓家人了解本人對晚年生活及後續事務的想法。鄭智陽也認為，預立醫療決定不能只停留在簽署文件，家人之間的溝通同樣重要。若家屬不認同當事人的選擇，醫療現場在是否急救等決策上可能面臨壓力；即使《病人自主權利法》保障個人自主，法律也無法自動消除家庭歧見。
王素英表示，他與張進興已開始討論自己的醫療意願，希望未來避免急救及過度醫療，讓生命自然走到終點，兩人也考慮從子女中選擇可信任的人，預先安排意定監護。他認為，看到婆婆及早指定監護人，讓家人有明確依循，是值得參考的做法。張進興夫妻的經驗顯示，照護責任不只包含財產與生活支出，也涉及如何尊重長輩意願，並在家庭成員之間建立共識。

2026國際失智症月特展倡議及早認識失智症，為未來照護做好準備。（圖／獨立特派員 ）

責任承接 照顧不只關乎繼承

游阿嬤已預立遺囑，將財產分配給子女，但實際照護仍需要持續投入時間與金錢。隨著醫療、看護及日照等支出增加，未來可留下的財產可能減少；當負責照顧的人同時也是繼承人，照護需求與財產利益便可能產生張力。張進興表示，母親當初主動提出安排，家人選擇承接後，就必須一併面對照護過程中的各種狀況，而不是只接受有利的部分。他認為，既然決定照顧母親，就應將她往後的生活與需求一併納入責任。
照護關係也不只存在於血緣之間。Ema在照顧過程中，逐漸理解阿嬤的情緒變化，家人也學著在語言與文化差異中協調相處。日照中心的活動成為阿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張進興與王素英在陪伴母親走過失智歷程後，也開始為自己的晚年預作安排。從意定監護、安養信託到預立醫療決定，沒有任何一項制度能消除未來所有不確定性，但及早整理意願、選定可信任的協助者，並與家人展開討論，能減少當事人失去表達能力後，家屬臨時承擔決策的困難。當記憶逐漸退去，預先留下的不只是法律文件，更是讓照護與醫療選擇盡可能尊重本人意願的依據。

第976集

對許多人來說，帶一支手機就能出門，已經成為生活日常。不過，處處都要使用手機的數位生活，對長輩們來說很可能並不友善。為了不讓科技成為長輩生活中的阻力，包含民間社福團體以及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都開始積極培養長輩的數位能力。一起到課程現場，看看長輩們如何學習跟上科技的腳步。

第975集

這幾年，台灣出現越來越多由民眾自發組成的防災「自訓團」。有人因為俄烏戰爭開始有了危機意識，也有人體認到，當災害發生時，政府的救援未必能及時抵達，民眾應該具備基本的自救能力。

其實政府有不同的防災體系，包含由里長兼任的民防團長、韌性社區以及T-CERT等。當重大災害甚至戰爭來臨時，現有的組織訓練是否落實，資源又該如何整合，才能發揮最大的效能？面對日益頻繁的天然災害和地緣政治風險，是台灣必須盡早思考、做好準備的課題。

第975集

在很多人的觀念裡，體育班就等於不讀書的代名詞，也讓體育班的教育功能，備受質疑。運動部部長李洋上任後，力推體育班正常化與改革。行政院也在今年9月通過修正草案，拍板國小體育班逐步轉型退場。

這項改革，是希望避免學童過早專項化，造成運動傷害、學力剝奪，和集中編班帶來的標籤化。然而這項政策，可能衝擊非都會區學生的運動權，牽動教練制度和運動資源的配置。國小體育班退場政策，有哪些待解的疑慮，跟著獨立特派員，一起深入了解。

第975集

當救災車成為被救援的對象，會是什麼樣的景象？這不是假設，而是災難現場真實發生的一幕。

去年馬太鞍溪洪災，救難人員前往搜救受困民眾，消防單位的車輛，因為在泥濘中容易拋錨，還得仰賴民間大腳車協助接駁。對分秒必爭的救災工作而言，車輛必須盡快將人員和器材，安全地運送到現場。為什麼消防單位無法採購適合的救災車輛？跟著《獨立特派員》的鏡頭，一起上路了解。

第974集

台灣有各式各樣的工作犬，其中有一群流浪犬，經過訓練之後，成為心靈輔助犬。牠們走向不同的人類身旁，陪伴自閉症、躁鬱症孩童，也陪著身心障礙者和高齡長者，成為這群人溫柔的陪伴者。

從浪犬到心輔犬，牠們如何找到自己的新使命？又如何陪伴人們走過生命中的不同時刻？跟著《獨立特派員》的鏡頭，看看牠們和他們的故事。

第974集

五年前的今天，高雄城中城大火造成46人罹難，是台灣史上死亡人數第二高的建築物火災事件。這起公安事故，也讓地方政府重新審視老舊大樓以及停歇業場所的管理並進行改革。

事件過去五年，城中城舊址已經改建成公園。透過鏡頭一起走訪城中城舊址，看看這起事件為管理制度以及當地社區帶來哪些改變。

第974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