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巨輪協會凝聚許多無家輪椅身障者，打造共生家園，除了原本就有的街賣，也加入行動餐車和無障礙廚房。協會還結合數位科技平台的傳播力量，讓身障者的工作方式更加彈性多元，也讓社會看見他們不斷尋求進化、生存，絕處逢生的勇氣。跳脫一般街賣 身障者的行動餐車 本身就是輪椅身障者，新巨輪協會的創辦人陳安宗，是一手帶領協會成長的靈魂人物，不只牢牢凝聚了一群輪椅身障朋友們的心，就連上早市為行動餐車採買，他也自己來。 「很有心吶！坐輪椅還來買菜，很認真。」菜攤老闆娘陳淑華說道。陳安宗則希望能多跟老闆搏感情，讓他們知道，協會隨時在關心所使用的菜有沒有受傷、保存期限有沒有比別人來得長。 在後疫情時代，大環境更加挑戰，進貨物價成本上漲、民眾減少消費，更影響了弱勢團體自立生存的機會，除了原有的街賣、販售日用品，協會也不斷尋求新的經營模式，打造多元並存、非典型的友善就業場域。 早市採買完沒多久，提供美味午、晚餐的行動餐車就要準備出發。無障礙行動餐車每週都有預定行程，在大賣場前的廣場、校園、或是產業園區開賣，已經養成了一群常客，客人熱情捧場，師傅們更是忙得好有成就感。 行動餐車最高紀錄一天可以賣出196份，對比過去20多年的街賣經驗，餐車師傅李龍鈞心情五味雜陳，「街賣出去要問客人，就是要跟客人客氣一下。做這個也不用去問人家，只要你餐做好，人家自動來買，這樣就好。」 新巨輪協會創辦人陳安宗則說，街賣者如果有機會轉型，往餐飲這方面發展，用雙手料理出美味的餐點，遞送到消費者的面前，他認為，人人都會豎起大拇指，不會再認為障礙者永遠就是一個受助者。 無障礙行動餐車頗受歡迎。（圖／獨立特派員） 從自卑到自信 在共生家園重生的身障者們 不停地多元進化，讓工作方式更加彈性友善。從原本的街賣，到加入行動餐車，最近更全新打造無障礙廚房，以類似雲端廚房的概念，製作各式各樣的便當，在線上、線下開賣，與時俱進，也降低營運成本。 走進寬敞的無障礙廚房，清洗蔬果的流理台、炒菜的瓦斯爐，一整排的高度都已經特別降低，餐廚器具都以身障者的輪椅高度視角為考量，或利用卡榫調整高度，方便身障者清洗、切菜、炒菜、包裝，完成一個個熱騰騰的美味便當。 無障礙廚房廚師鄧幼鵬是小兒麻痺患者，年過花甲，家人不在身邊，過去常常無業流浪。鄧幼鵬坦言，自己年輕時是學金工的，曾自己創業，也賣過樂透、賣過衣服、賣過蔥油餅……，幾乎什麼都做過，卻一事無成，來到這邊才把心安下來，專心學做菜。 鄧幼鵬現在就住在這邊，不僅生活起居無恙，還能和協會成員一起聊天、看電視，人生繞了大半圈，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安心落腳的家。協會打造了共生家園，也讓不少輪椅族的身障者，有了一分歸屬感。 另一名廚師劉玟玲曾是舞台劇演員，過去常要編劇、寫台詞，粉墨登場，上遍台北大大小小的舞台，而現在，他的舞台就是這間無障礙廚房。劉玟玲說：「朋友知道我在做廚房也是說：『你太厲害了吧！這個這麼難的工作。』我的座右銘是，別人可以，我也可以。」 廚師在特別為身障者設計的無障礙廚房炒菜。（圖／獨立特派員） 因應資訊新時代 巨輪如何結合科技？ 面對瞬息萬變的新時代，身障團體也透過網路上各種平台，努力向社會招手。原本在台北市中山地下街，只有5天的「公開！街賣集團的真面目」展覽，也以虛擬實境設計線上展，將展期延長。不受時間地點限制，讓民眾透過網路親臨現場，更了解身障團體。 要讓資訊跨越時空、更加透明，不只有線上展，還善用社群媒體，讓行動餐車也有自己專屬的頻道或專頁，未來便當盒上還會有QR Code的設計，透過數位網路平台，接軌群眾。 新巨輪協會社工岑家忻解釋，他們認為便當盒不單純只是一個便當盒，也是溝通的載具，所以就跟公益團體三明治工合作，在便當盒上設計QR Code，拿手機一掃，就可以看到立體的AR畫面。在吃便當時，也可以認識一個公益團體。 雖然過去曾因一場無情大火，殘酷摧毀好不容易打造的溫馨家園，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生計。但藉由工作方式的多元蛻變，加上善用數位科技，身障弱勢團體從賣面紙到拿鍋鏟；眼神從自卑到自立，在黑暗的深淵重新找回人生希望。 （※廖怡芬 鄭凱文／採訪報導）

疫情期間，台灣大規模實施遠距工作；疫情平緩後，仍有些單位保留部分遠距工作型態。但不需在固定時間到固定地方工作的模式，卻讓上、下班的界線變得模糊。為了預防勞資爭議產生，台北市勞動局率先頒布居家工作指引，也首度提及勞工的離線權。在台灣剛萌芽的遠距工作型態遭遇什麼挑戰？居家工作型態崛起 北市首頒布指導原則 「如果省下來通勤時間，其實就多了近2個小時。」募資平台員工林柏齡說道。在不用進辦公室的居家工作日，除了可以到咖啡廳完成當日的工作進度，工作地點的彈性選擇，也讓他在無形中多出時間運用。 林柏齡就職的公司採用混合性的工作型態，募資平台執行長林大涵表示，公司規定員工每週三要進辦公室工作，一些跨部門的討論就能在這天進行。每個部門可以根據自身的工作需求，另外設定2天進辦公室的時間。 在疫情平緩後，不少事業單位依然保有居家或遠距的工作型態。2022年間，台北市勞動局就針對848家事業單位進行輔導，發現約有3成事業單位在實施居家工作期間不符法令規定，其中以沒有依法確實記錄工作時間最多。台北市勞動局也在2023年3月，針對居家工作的型態頒布指導原則。 整個指導原則共有7大重點，14項條文，主要訂定居家工作模式中，勞資雙方各自應負的權利義務，是國內第一份針對居家工作模式訂定的指引，其中最特別的是，指引中首次提到勞工的離線權。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高寶華說明，離線權係指勞工在非工作期間，是可以不接受雇主的聯繫的，包括透過網路、電話或其他聯絡的平台等等。他也提到，現今到底怎樣的情況是上班？怎樣情況又不是上班？好像有些模糊的狀況。 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就說：「雇主傳訊息給我了，也就是意味著希望我注意，那是不是要立刻做？可能雖然不要立刻做，可是我要你知道這件事情。可是我一下班之後，你讓我知道這件事情，我心裡就在想這件事情，我就開始投入那個情境裡頭了。」 居家工作使上、下班界線模糊。（圖／獨立特派員） 法、義等國已將離線權入法 台灣勞權如何保障？ 在非工作時間收到訊息，無論是否需要回應，這樣的情形，在有些國家已經明確違反法令。 法國在2017年就正式實施離線權法案，明文規範勞資雙方在非工作時間的訊息聯繫，是全球第一個將離線權入法的國家，其後義大利等國家也陸續跟進立法。德國等辯論中的國家，則透過勞資協議等方式，規範雇主在非工作時間的訊息行為。 相較西方已經透過立法或以勞資協議保障離線權的國家，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認為，離線權要在台灣倡議，首先要挑戰的是雇主對工時的看法。必須讓雇主知道，工時長不代表是有效率地在工作、有生產力的。 翻開2022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排名，第一名是丹麥，其後依序是瑞士、新加坡、瑞典，台灣排名第七，再根據勞動部的國際勞動統計，2021年世界競爭力第一名的丹麥全年工時是1363小時，瑞士1533小時、新加坡2298小時、瑞典1444小時、台灣2000小時，顯示國家競爭力與工時並無直接關係。 遠距工作新模式 勞資雙方面臨什麼考驗？ 針對居家工作，台北市率先定出第一份包含離線權概念的勞動條件指引，也設計了檢核表，提供事業單位自我評量。雖然內容並未設定罰則，不過離線權部分，無論是否為居家工作型態，都涉及勞基法原本就有規定的加班問題。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高寶華提到，從Line或是臉書看到雇主要求提供什麼樣的資料，不一定是在上班時間。若要處理，其實就是延長工時，也就產生了加班費，那麼加班費要怎麼計算？諸如此類的問題尚待解決。 雇主可能透過通訊軟體，在下班時間向員工提出要求。（圖／獨立特派員） 此外，遠距工作以工作本質作為評判個人績效的依據，除了更能檢核員工的工作能力，也挑戰主管的管理能力。看不見員工的遠距工作模式，勞資間的互信更是重要的基礎。 工業網通廠商雇員陳俊余表示，遠距工作時，組織會訂定目標，並分配每個人的任務，至於怎麼完成這件事，則是主管給員工的自由度。最後評斷員工的績效，就是看交付的任務，員工怎麼去完成、完成了多少。 透過網路與遠方的同事或是國外的客戶聯繫，新型的工作型態，無論是空間與時間，相較過往已經大幅改變，也為勞資雙方帶來考驗。 （※李婕綾 張智龍／採訪報導）

現代人經常無法放鬆，一旦超過負荷，很容易產生高壓文明病，像是失眠、焦慮甚至憂鬱等。另外，青少年面臨的壓力也比以往多，台灣青少年自殺死亡率在十年內增加三倍，其中又以罹患憂鬱症為主因。現代人要如何了解自己的身心狀況、學習放鬆減壓，已成為重要課題。憂鬱症病友共組支持性團體 尋覓紓壓管道 工作、家庭、感情、經濟，生活有種種壓力源，依健保署最新統計，全台有超過150萬人正服用抗憂鬱藥物，而這還只是有就醫領藥的紀錄，實際遇有情緒困擾的人數，恐怕遠比我你想像還要多。 忘憂工作坊學員Mula分享自身經驗，有情緒壓力的人，很多負面情緒是沒有辦法排解的，自己只有藉由打鼓，可以把當天負面的情緒排解出來。 肯愛社會服務協會是一群由憂鬱症病友組成的支持性團體，經常開辦各種工作坊，透過音樂、繪畫以及冥想，幫助有情緒困擾的人找到適合自己有效的方式，走出陰霾。 肯愛社會服務協會祕書長蘇禾說明，比方說一位心理師或者一位輔導師，他善用音樂跟患者的心理對話，讓他們的創傷，重新有一個新的角度去學習跟面對，療癒力就開始發生了。 憂鬱其實是來自大腦的疾病，根據研究證據顯示，當憂鬱病發時，腦電波會明顯出現與一般人不同的憂鬱腦波，令他們一直反覆專注於負面思考。 桃園療養院精神科主任詹佳祥解釋，透過跟個案的詢問，醫師可以知道個案對某一些負面的想法會很固著、反覆地去沉思，或是盤踞在腦海裡面。研究也顯示說，有些個案在反芻性思考這個症狀裡面，在特定的腦區，它會有活化現象，這個就是一個症狀跟特定腦波對應的表現。 從打鼓中釋放情緒、壓力，進而啟動自我療癒。（圖／獨立特派員） 不明原因病痛纏身 自律神經失調導致？ 憂鬱、焦慮以及失眠是現代人的文明病，此外像有些人經常會頭痛、肩頸痠痛或是心悸、呼吸不順、以及腸胃不適等。經過很多專科檢查都找不到明確病因，這時有可能就是因自律神經失調所引發的全身性疾病。 桃園療養院家醫科醫師王世傑表示，自律神經失調的另外一個名稱是身心症。患者身體的問題，其實是因為他內在焦慮或憂鬱的情緒所造成的。跟一般的身體疾病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因為它是透過神經跟免疫系統的傳導，所以它造成身體的症狀是全面性的。 自律神經支配人體的心、肺、腸、胃等內臟器官，分布在脊椎兩旁，包括有負責使我們心跳加快、血壓上升，保持身體活動力的交感神經；以及可以讓我們器官活動力降低的副交感神經。由於自律神經系統遍布全身，一旦長期處於高壓，致使交感神經過度活化，造成失調，便會影響全身。 腹式呼吸可以活化副交感神經，達到放鬆效果。專注呼吸，覺察身體所有感覺，「正念減壓」是近年來在心理治療被廣泛運用並證實具有療效的一種方法。 學員小慈認為，正念的好處在於，就算是暫時地情緒低落，你也察覺到了現在處於情緒低落的這件事情，但不帶任何批判的意思，不去批判怎麼情緒低落了。 所謂正念，並不是指要保持正面思考，而是指當下專注覺察自己身體的感覺。（圖／獨立特派員） 青少年罹患強迫症 尋求專業協助改善病情 現在青少年面臨的壓力也比以往多，董氏基金會曾做過調查，台灣青少年平均每7人就有1人有明顯憂鬱情緒。 學員小桐分享，那個時候有課業壓力還有同儕壓力的問題。再加上家人與師長對自己有很多的期待，導致在很多不同壓力之下，就爆發了。洗手洗到手裂開，然後流血，像是洗頭、寫字都會疼痛，才知道應該要求助了。 沉重的期待以及背負壓力，成長過程經常需要面臨很多煎熬，這時最需要的就是了解和支持。 桃園療養院兒少精神科主任李國平認為，第一個先去了解患者遇到的困難；第二個是提供協助。像在桃園療養院的話，除了門診，還會有團體治療，提供支持性的環境，還有治療策略，來幫助這些辛苦的孩子。 走出陰霾，釋放壓力。在忙碌生活中，也要時常了解自己身心狀況、學習放鬆減壓、強化身體調節能力，已是現代人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張筱瑩 周明文／採訪報導）

高雄城中城的重大公安意外不僅造成46死、43傷，也燒出建築背後的安全隱憂。營建署2022年強力要求各縣市8到16樓的H2住宿類建築進行公安申報，不過到第1季申報截止，全台除了城中城發生的高雄市外，申報率約只在3到6成之間，申報率低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城中城事件之後呢？建物公安申報漸受重視 台灣近30年來，發生多起單一建築重大火警事件，2021年的高雄城中城大火不僅造成46死、43傷的悲劇，還燒出危險建築的隱憂。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組長高文婷表示，去（2022）年討論時，有向各地方政府進行比較高強度的行政指導，也希望大家能夠在2023年，開始著手要求8樓以上的住宅要申報。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早在1996年通過實施，過去只要求H2住宿類16樓以上的大樓，每兩年進行一次公安申報。 城中城事件後，才開始鎖定全國8樓以上未達16樓的大樓，必須在今年3月31日完成第一季的申報，以後每3年申報一次，如未依規定申報，可處6萬至30萬元罰款。至於6或7樓的建築則從2025年開始，4年申報1次。 台灣公安學會理事長劉進明說：「法規是20幾年前訂的，現在才來實施，表示這20幾年都在空轉。」他也提到，當初有但書是，由地方政府視必要而實施，但地方政府卻缺乏人力與財力。 建築師至大樓檢查發電機。公安申報檢查項目包含避難層出入口、直通樓梯、安全梯、昇降設備、避雷設備以及緊急供電系統等。（圖／獨立特派員） 六都申報率皆未達標 政策執行出了什麼問題？ 全國到底有多少建築需要申報呢？獨立特派員從六都開始一一調查，截至3月31日第一季申報截止，台北市申報率6成左右，人口最多的新北市也是6成，台中市約5成，台南市4成左右，高雄市申報率最高，有8成，桃園市分樓層、分年申報，今年只申報12至15樓，申報率也只有35%，六都平均起來還不到6成。 新北市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科長許雅惠表示，新北市將近2500件有進行申報。去年工務局也舉辦了7場大型說明會，來參加的社區則有約250個。他也觀察，很多社區長期以來對於防火避難設施的維護不周，先前沒有經過檢查，不曉得有些已經故障。 高雄市可以達到8成，除了它是城中城事件所在城市，還提早1年於2022年1月啟動申報，同時編列6000萬的經費，提供大樓社區申請12000至16000元公安申報補助，總計有5790棟受惠，至於其他建築無法完成申報，又是為什麼？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工程司楊森閔坦言，很多大樓住戶基金都已經花完，讓老舊卻無法換新的緊急發電機及電梯成為問題。住戶可能依條例去收基金，或是開區權會來討論怎麼運作，如果他們選擇不申報，全體住戶就要共同承擔違反法規的裁罰。 各縣市公安申報率之所以難以達標，關鍵在於許多存在高風險的老舊社區或大樓沒有管理組織，整合意見困難，申報比例也明顯偏低，因此輔導成立管委會勢在必行，各縣市都得加把勁。 許多存在高風險的老舊社區或大樓沒有管理組織，整合意見困難。（圖／獨立特派員） 監督大樓公共安全 成立管委會是關鍵 一棟位於高雄三民區，屋齡34年的大樓，去年經高雄市政府的輔導成立管委會。陳顯測是這棟公寓大廈的管理負責人，由於住戶不多，這次並未申請公安檢查補助經費，不過高雄市政府已經來協助大樓改善消防設施。 成立管委會前後究竟有什麼差別呢？陳顯測回應，有管委會之後會更加警惕，去注意動線、避難設施，像是大樓住戶的樓梯間、走廊不能夠堆置雜物，以及一些門扇妨害出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工程司楊森閔表示，去年高雄市工務局就啟動了公寓大廈輔導自治條例，並在今年3月1日通過。在公告實施1年內，6樓以上必須成立管委會，若不成立，就直接指定召集人。 造成46死、43傷的城中城事件，已經一年半過去了，城中城原址改造為「府北公園」，高雄市政府計畫安置城中城受災戶的「七賢安居社宅」，去年底動土，預計2028年完工。城中城事件喚醒全面普查、體檢危險建築的重要性，但是第一季公安申報率仍偏低，顯示危機跟挑戰還在後面。 （※李瓊月 袁宏書／採訪報導）

失智症、憂鬱症、躁鬱症或思覺失調等與大腦相關的疾病，過去一直難以透過客觀的測量來診斷，然而隨著腦科學的發展，科學家們成功打開大腦的黑盒子，運用各種儀器監測，了解大腦的活動及奧祕，未來精神疾病也可望得到更加精準、有效的治療。 精神疾病不只是心理問題？ 大腦健康程度也是關鍵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約有2到4億人深受憂鬱症所苦，憂鬱症已成為這個世紀最嚴重的三大疾病之一。一般人或許認為，憂鬱症是因壓力太大無法調適而產生的心理疾病，但其實憂鬱並非只是心理問題，而是大腦的確生病了。 目前醫學發現，憂鬱症、躁鬱症或思覺失調等精神疾病，都與大腦前額葉功能失調有關。因此在病人執行語言測驗時，透過近紅外光腦光譜儀，偵測大腦前額葉活化的狀況，再根據每種精神疾病不同的波形型態，就能協助醫師做鑑別診斷。 一般精神疾病診斷都是醫師經由會談進行評估，比較缺乏客觀的儀器檢測及可量化標準，如憂鬱症和當處在憂鬱期的躁鬱症，兩者治療方式不同，但在評估診斷上有時會很難區別。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身心科醫師周伯翰就談到，有一名患者早期被診斷為憂鬱症，卻一直復發，做了測驗才看出來較像躁鬱症，病人其實白費了20年在治療。但很多研究顯示，憂鬱症復發越多次，越容易有失智症的狀況。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每100人中就有1人患有躁鬱症，而有4成會被誤診為憂鬱症。倘若一直未能對症治療，除了病人身心飽受折磨，還會導致大腦認知功能受損。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憂鬱症等精神疾病，長期壓力會造成大腦海馬迴萎縮，影響記憶。 陽明交通大學腦科學所所長楊智傑表示，其實不是只有海馬迴的問題，它也影響到前額葉的功能或結構，海馬迴雖然跟記憶力有關係，可是每天要思考、專注、執行任何複雜認知功能，都跟前額葉更有關係。 戴上頭套，連接近紅外光腦光譜儀，就能透過偵測大腦血氧變化，觀察腦部的活動。（圖／獨立特派員） 找出腦部疾病根源 可望改善憂鬱？ 然而，現在科學是如何得知我們大腦消失的片段呢？一般從磁振造影就可辨識大腦腫瘤、腦中風及腦出血，但對於老化、阿茲海默或思覺失調，這些單憑肉眼難以看出差異的腦影像，現在結合人工智慧，經過量化分析，也能找出這些疾病發生的位置。 楊智傑教授運用人工智慧繪製出大腦圖譜，發現每種精神疾病在腦部出現異常的區域都不同。現在神經科學發展，還可以利用磁場或是微電流的方式，來刺激特定的腦區，改變大腦的活性。 陽明交通大學腦科學所所長楊智傑說明，經顱磁刺激有點像是在頭部放置一個磁場的刺激器，透過磁場的變化、磁生電的方式，影響腦部活動的變化。透過對前額葉的刺激，可以改變它跟其他腦區的連結，從而改善憂鬱的症狀。 醫學科技的進步，不斷試圖打開人體大腦的黑盒子，除了偵測、治療，還能夠提前預測評估治療效果。楊智傑舉例，像是抗憂鬱藥百憂解，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會有療效，透過腦波先做預測，就可以知道哪些人適合使用。 不同精神疾病在腦部出現萎縮的區域也不同。（圖／獨立特派員） 可推算大腦年齡 水分子擴散磁振造影評估老化 隨著腦科學研究推進，大腦的祕密檔案正逐一解開。不僅如此，新的影像技術，水分子擴散磁振造影，還可以顯示腦裡面複雜的神經網絡，進而從這些神經纖維束的變化，推算出大腦年齡。 醫學影像科技公司共同創辦人曾文毅教授，先前在台大醫學院即是專研水分子擴散技術，以往無法顯示在腦影像的神經纖維束，透過這項技術，他們繪製出大腦神經網絡，以不同顏色標示神經纖維走向，協助外科醫師避免在手術時傷及腦神經纖維。 而後教授退休更運用專業，將這項技術應用於老化及失智的評估。曾文毅說明，「神經纖維束原本很豐富，越來越老化的話，神經纖維束會越來越稀少。」 科學家一直以來都想探究人類大腦的奧祕，循著腦神經的連結與路徑，我們逐漸發現這些大腦疾病問題所在。儘管目前人類對大腦所知仍屬有限，然而隨著各項研究工具及技術的創新進步，未來也可望釐清這些大腦複雜的線路，進而發展出更精準、有效的治療方式。 （※張筱瑩 周明文／採訪報導）

現在有越來越多餐廳，開始以綠色餐廳為訴求。除了最基本要使用有機、友善食材，業者在肉類及海鮮的挑選，也要盡可能選擇注重動物福利以及符合永續海洋為原則的海產。這股用吃來減碳愛地球的風潮，讓台灣綠色餐廳逐漸受到重視，獲得更多推廣，也被消費者看見。謹慎控制食材數量 「不浪費」列為核心價值 食材當季、友善及有機，吃得好，更要吃得健康。主廚張皓福認為廚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食材挑選，找到對的食物，再用天然調味的方式，引出食物原味，這是他擔任廚師一直以來奉行的原則。 綠色餐廳主廚張皓福說明，在處理食物的時候，會有一些自然農法的柳橙的皮，這個皮的香氣非常的舒服，也因為柳橙跟鴨肉的味道本來就適合，所以用柳橙皮放在煙燻裡面帶出一些果香，第二段的時候再加入稻草，所以就會有兩個層次的煙燻味。 在蛋品及肉類的選擇上，張皓福則是很在乎飼養過程，譬如他堅持只用天然放牧的純草飼牛肉，而不用圈養、以餵食玉米為主的穀飼牛；至於海鮮的部分他只挑從澎湖漁船手釣的野生海魚。客人點餐，沒有菜單，為了避免食材浪費，餐廳完全採預約制。 張皓福解釋為什麼要預約，因為如果有菜單，就代表餐廳的冰箱要很大，多少客人來，業者都要能接待，隨時可以應付這些客人。但他的理念是不要浪費食物，所以今天有幾個客人，就準備多少的食物。 不浪費、少添加、當季、在地、友善及有機，這些在歐美蔚為風潮的綠色餐飲理念，二十幾年前張皓福剛在台中創業開店，即是以這些為訴求。但由於綠色餐廳經營成本高，價格無法便宜，一直沒能吸引消費者。直到五年前，有人發起串聯，透過共同行銷，才讓消費者有更多機會認識、看見他們。 綠色餐飲指南創辦人黃俊誠表示，其實是從有機農夫市集開始，希望坊間的綠色餐廳可以跟市集的有機農夫買菜，但後來跟這些綠色餐廳接觸之後，發現這些綠色餐廳也很辛苦。所以之後到國外去找類似的組織，就是英國永續餐廳協會。把這樣的概念跟組織文化引進到台灣，所以後來台灣的綠色餐廳，從散落各地變成打組織戰，再演變成現在的綠色餐廳指南。 冬季的草莓配上烏魚子，水果的酸甜，帶出烏魚子的美味，綠色餐飲年度最佳主廚張皓福擅長運用當季食材。（圖／獨立特派員） 手釣海魚上桌 法式綠餐友善海洋環境 經營綠色餐廳，不僅要對所有食材來源瞭如指掌，對主廚林曉彤來說，做菜不只是下廚，還要下田。 綠色餐廳主廚林曉彤坦言，不僅會去拜訪農民的田地，如果有需要，比如說有一些要復耕，有一些要除草，或要搬運一些東西，他們都會去幫忙。 林曉彤和蘇芳儀兩個人都很喜歡做菜，並曾遠赴法國廚藝學校進修。回來之後，一起開店，希望用法式料理顛覆大家對健康飲食平淡無味的既有印象。 綠色餐廳主廚蘇芳儀希望能做出自己覺得好吃、健康的東西。用法式料理的手法跟講究食材的職人精神，跟客人分享。 主餐的選擇，除了部落山裡的豬，在海鮮上，他們只選擇台灣沿海養殖或是野生洄游的海魚。 綠色餐廳主廚林曉彤表示，綠色餐廳一般來說，都會希望採用比較友善跟永續海洋的方式，所以盡量都是用手釣的，不要去惡意捕撈，照著季節吃。 林曉彤和蘇芳儀獲得綠色餐飲–最佳在地食材運用獎的肯定，為了找尋這些食材，他們花很多時間、心力。（圖／獨立特派員） 醜蔬果製成各式點心 善用格外品的營養價值 為實踐環境生態永續的目標，綠色餐飲提出六大宣言，包含遵循永續生態及海洋原則，以及減少資源耗損與浪費等。目前全台有200多家餐廳加入，希望透過吃的選擇，改變人類現在被過度消耗的環境。 甜點店業者鄭雅珺分享，平常做的紅蘿蔔蛋糕所使用的紅蘿蔔也是格外品，基本上在超級市場很少看到那麼醜的蔬果。 秉持自然原味，他們以職人的堅持用心烹調，將每道菜變化出無限可能的美味。綠色餐飲讓客人吃得健康，在享用美食之際，也能體現永續。 （※張筱瑩 周明文／採訪報導）

2002年東京大學首度發現「慢地震」，開啟全世界對慢地震的觀測。慢地震釋放的總能量，威力甚至等同規模7的地震，因而受到國際重視。日本從2012年起，年年召開慢快地震研討會，今（2023）年研討會首度移師台灣，也讓台日學者得以交流，並朝合作邁出重要的一步。 以慢地震預測地震機率 台日展開研究交流 今（2023）年3月中旬的台東縣池上鄉來了一群訪客，他們是來自日本研究地震的學者以及日本地質調查所代表，特別參觀位於池上斷層帶上，可以印證板塊運動的大坡國小。 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地震災害中心副教授伊藤喜宏說，可以經由在大坡國小設置的潛變儀，看到潛移的日變化，另外這些潛移量，似乎與他目前在研究的「慢地震」有相當大的關聯性，讓他對於池上斷層有相當大的興趣。 慢地震和典型的地震不同，斷層會緩慢滑動以釋放地底能量，它持續的時間較長，甚至可以達到數個月。 台灣與日本同為多地震國家，3月中旬，一場集合台日研究地震重點大學學者以及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還有日本地調所代表，共同討論台日快慢地震的研討會，在成功大學召開。 東京大學理學系研究所教授井出哲期望，即使無法預測大地震發生的確切時間，也能藉由慢地震的發生，可以比較有信心地說出，未來在何處有較高機率發生大地震。這不僅僅是對於日本與台灣，對於地震發生頻繁的國家都適用。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兼任教授朱傚祖，帶領日本學者參觀因918池上地震斷成兩半的崙天大橋。（圖／獨立特派員） 慢地震與大地震有何關係？日本學者持續研究中 日本是研究慢地震的代表，而井出哲教授又是日本研究慢地震的重要人物，也在這次研討會發表2004年到2023年2月記錄到的慢地震資料庫。 東京大學理學系研究所教授井出哲表示，從歷史紀錄來看，南海海槽發生過無數次的大地震，所以他們預期，未來在南海海槽也會發生大地震，而近20年在歷史地震的周圍區域發現許多慢地震。他們對於慢地震與大地震的時間關係並未明瞭，是目前研究的重點。 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主任陳卉瑄分析，慢地震的能量釋放雖然緩慢，但它絕大多數都發生在真正大地震會發生的地方，最經典的例子就是311地震，東北地震之前，他們就懷疑地底下有非常緩慢的錯動行為。 京都大學副教授伊藤喜宏，是利用海底觀測未發生地震時的斷層活動所得到的資料，進行大地震與慢地震的分析，也在常發生地震的墨西哥投入多年的研究。 伊藤喜宏說：「以前地震學家對於沒有發生地震的區域多半不感興趣，但是311東北地震之後，我發現我們更要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沒有地震的區域，藉由精密的觀測去了解底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筑波大學生命環境系副教授氏家恒太郎則是從地質學的角度，藉由野外調查與岩性分析，了解慢地震形成的條件。今年是日本關東大地震100週年，幾十年來日本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在研究南海海槽，氏家恒太郎也參與了南海海槽的鑽井計畫。 氏家恒太郎副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表研究成果。（圖／獨立特派員） 台灣哪裡有慢地震？要透過什麼技術觀測？ 不同慢地震持續時間差異很大，最長可達半年到5年，短則2至6天，甚至10到100秒，台灣可以觀測到慢地震的地方在哪裡呢？陳卉瑄指出，最多慢地震的地方，就是中央山脈南段。 位於彌陀的漯底山有泥岩出露、泥火山噴口，是南部常見存在的「泥貫入體」地質。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認為，這些地質的特性可能會提供慢地震和潛移斷層發育機制，若陸地上可以進行大量觀測，就能獲得許多相關資訊。 位於花蓮七星潭旁的米崙地震工作站，是全球第一個以科學研究為導向，將光纖纜線穿過斷層帶的觀測計畫，有3口觀測井，可以提供台灣及全世界，了解孕震構造與斷層動力機制的關鍵科學數據。 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主任陳卉瑄表示，台日雙方要合作，有一個重點就是大家手上有的資料不一樣。對於孕震潛能這個項目，其實雙方都非常有興趣，所以這就是一個共同議題。 慢地震與大地震的關係，20多年來已經逐漸受到全球研究地震的科學家重視，透過台日首次以團體戰的方式，進行慢、快地震的相關研究交流，不僅可以凝聚台日共同關切的議題，也可以為未來的合作開啟重要的一步。 （※李瓊月 袁宏書／採訪報導）

2023年4月4日芬蘭正式加入北約，讓北約更深入北極圈，卻也可能使北約與俄羅斯情勢更加緊張，芬蘭的抉擇將讓和平到來？還是漸行漸遠？除國防之外，芬蘭也不忘在科技發展與人性服務間繼續前進，距離北極圈最近的城市奧盧，成為6G的火車頭；服務設計更在極圈內蓬勃發展。芬蘭決定加入北約 背後有何歷史緣由？ 俄烏戰爭後，長期保持中立國的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經過近一年的時間，芬蘭在2023年4月4日正式成為北約第31個會員國。 軍事不結盟的時代已經過去，然而芬蘭的加入，卻代表著北約這個全球最大的軍事聯盟與俄羅斯的陸地邊界，一口氣增加了超過1300公里，俄羅斯曾多次警告反對北約東擴，現在警語已成政治現實。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聲明，芬蘭加入北約的會員資格，並不是要跟任何人對抗，也不會改變芬蘭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礎或目標。芬蘭是一個穩定可預測的北歐國家，尋求和平解決爭端。 芬蘭和俄羅斯向來有著複雜的政治情結，俄烏戰爭前只有約4成芬蘭人贊成加入北約，戰後躍升至9成。芬蘭奧盧市商務促進局專案經理Petri Karinen表示，俄烏戰爭是主因，還有俄羅斯如何以能源作為對抗歐洲的工具，種種不同程度的行動，也改變了芬蘭人的想法。 芬蘭成為北約生力軍，自身擁有的國防實力及在北極的國土腹地，讓北極圈的地緣政治產生巨大變化。曾隸屬瑞典、蘇聯的芬蘭，十分珍惜獨立後的民主，因此長期保持中立國的地位，回望歷史，芬蘭人的這個抉擇並不容易。 芬蘭和蘇聯有過冬季及繼續戰爭兩次慘烈的交手，芬蘭也成立軍事博物館，記取戰爭的歷史教訓。芬蘭巴倫支及北方大使Jari Vilén說，他們被迫學習接受俄國，被迫保護、保存自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 芬蘭的國旗在北約總部升起，象徵第31個會員國的加入。（圖／獨立特派員） 芬蘭奧盧成6G城 產官學合力發展創新科技 過去戰爭的傷痕仍在，新的威脅尚未解除，芬蘭人做好防禦國家的準備，卻也沒有忘記往前探索希望的可能性。當全世界都還在努力落實5G應用時，離北極圈最近的芬蘭城市奧盧，5年前就已經開始放眼6G的未來。 奧盧大學6G團隊執行長Marja Matinmikko-Blue說明，最大的動力來自永續發展，所有6G的研發，主要是解決永續發展的各項挑戰。例如，過去相當耗時的3D建模，現在透過手機拍攝的現場畫面，以機器深度學習系統結合6G，可望找到最佳解決方案。 奧盧成為6G的領頭羊，源自這個城市本就是科技重鎮之一，曾經的手機龍頭Nokia在此設立研發中心，其退出手機市場後，留下的科技人才吸引許多國際廠商到奧盧設點，台灣的聯發科就是其中之一。 人才就是競爭力，奧盧還有芬蘭產官學界傾盡全力支持。芬蘭奧盧市商務促進局執行長Juha Ala-Mursula就說：「我們有Nokia的通訊科技網絡、聯發科的數據機，還有其他主要測試廠商，以及來自學校方面的策略研究，我們將各企業組織結合起來，這變成一個生態鏈。」 奧盧是科技重鎮，吸引許多國際廠商進駐。（圖／獨立特派員） 芬蘭人幸福感從哪來？服務設計貼合人性需求 研發創新的能量不只科技，更來自人性，服務設計近年也成為芬蘭的強項，奧盧大學附設醫院的健康實驗室，以人為本，找出問題解方。 奧盧大學醫院服務設計師Teemu Kemilä認為，服務設計是一門整合的科學，將所有知識與經濟結合，最重要的是以客戶為本。「當我們關注他的需求，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案，然後進行測試，找到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芬蘭和台灣一樣面臨老化危機，專業照護人員不足，醫院的設施就得更有效率。奧盧大學的健康實驗室因應病患的需求，以點滴為例，過去醫護人員必須不斷巡視每位病人的點滴注射狀況，現在透過智慧監控器，用手機APP就能同時監控7位以上病患的點滴注射量。 如何透過服務設計的實驗探索，找到新的機會及解方，在環境挑戰嚴酷的北極圈更形重要，芬蘭極圈內最北邊的大學拉普蘭，就因此成為服務設計重鎮，要解決小至社區民眾，大至全球企業的各式需求。 聯合國公布2023年全球幸福國家報告，芬蘭連續6年蟬聯冠軍，即使身處方方面面都相對挑戰的極圈北國，但務實國防外交帶來的安全感，與細膩的生活服務體驗，或許正是芬蘭人幸福感的重要來源。 （※陳廷宇 羅盛達／採訪報導）

結論先講：現代職業婦女常處在家庭職場兩頭燒的狀況，此生活型態濫觴可追溯至百年前的台灣──日治時期。此時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重重困境中，走出閨房與廚房，進入學校受教育，具備知識與技能後登上職場舞台，同男性一展長才，是台灣職場的先鋒部隊。 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種種困境中，登上職場舞台，是臺灣職場的先鋒者。（圖一／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的女性教育 公視採訪團隊3月周末一早從台北出發，通過每天都塞到不行的雪隧，沿著蘭陽溪開入山區，歷經三個多小時，終於抵達宜蘭縣大同鄉的泰雅族部落，採訪報導的主角之一──戴金葉女士。 生於昭和四年的泰雅族女性戴金葉。（圖二／獨立特派員） 高齡94歲的戴金葉阿嬤生於昭和四年（西元1929年），她對著鏡頭用日語介紹自己：「我的高山族(泰雅族)名字叫Kumu Suyang、日文名字是重松正子、中文名字是戴金葉」。 戴金葉的三種名字代表著原住民在日治時期的三重身分，「日本人說我們是高山族，叫我們好好讀書，不上課的人會被抓去上課，」戴金葉回憶兒時的校園生活，最喜歡日語課跟數學課。 然而，老師將學生打到頭破血流的嚴格手段令戴金葉至今難忘，「不會讀書的小孩子，老師會打，他們都不敢去學校，跑到山上躲起來，找不到，」好在戴金葉在全班23人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從未被老師處罰過。  霧社蕃童公學校。（圖三／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戴金葉帶著記者走訪離家走路不到5分鐘的學校，現址為四季國小，日治時期是「蕃童教育所」，或稱「蕃童公學校」，是專門給原住民讀書的學校（表一）；當時給漢人就讀的學校稱為「公學校」，日本人就讀的學校為「小學校」。教育以日文為主，部分學校設有漢文科。然而，接近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了貫徹皇民化運動，避免台灣國民覺醒，全面廢止漢文科目。 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制度。（表一／獨立特派員） 其實殖民政府鼓勵就學並非為了照顧教育權，「受教育是一種教化的手段，也是一種控制手段，因為要在想法、生活習慣上符合殖民統治；但另一方面，他們學習到更多知識，」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賴淑娟，做過四位生活在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女性口述歷史，戴金葉也是其中一位。 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之一是唱歌跳舞。（圖四／獨立特派員） 記者詢問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是什麼呢？原本行動不便的戴金葉想都沒想地直接站起來唱跳日本歌謠： 歌名：《父親啊　您真厲害》 （歌詞） 父親啊 您真厲害 在頭盔都會燒焦的炎熱天氣下 與敵人的屍體共眠 啜飲泥水 啃嚥雜草 在荒山野嶺中行走了幾千公里 打仗打得真的很好這首1939年戰爭時期發行的歌謠，是安慰並頌揚為日本天皇出征的軍人，「我們到圓山的日本軍醫院唱歌跳舞安慰軍人（指當時的高砂義勇軍），」戴金葉說。這顯示出日本殖民政府藉由教育培養台灣民眾效忠日本天皇的忠誠心。 日本殖民政府不僅強迫原住民接受教育，也同樣強迫漢人，然而成效不彰，尤其女性。 走出閨房上學校不容易　 台灣女童日治時期就學率。（表二／獨立特派員） 根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游鑑明研究（表二），1919年台灣女童在學率只有7.36%，到了1943年也才60.85%，等於100位女童中，有40位是文盲。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女性是家庭重要的生產力，教育顯得無足輕重。 「特別是鄉下地方，他覺得女孩子可以在家裡幫忙，以及帶弟弟妹妹，為什麼要讓他出去唸書，念書沒什麼好處，最後還不是要嫁人，」游鑑明分析。 以戴金葉為例，即便學業優異，13歲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在家裡菜園工作，未再升學唸書，「泰雅族以父系為主，當家裡需要人力工作時，誰有機會可以唸書呢？還是以男生為優先，所以戴金葉阿嬤一直覺得很惋惜，」賴淑娟說。 再者，當時女老師人數極少，「家長會覺得不要送女孩子去上課，他們不希望是男老師，」游鑑明說。 即便具備家境富裕、家長有意願讓孩子升學，孩子也有唸書能力等條件，最高學歷只能就讀當時專給台灣人就讀的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現今的中山女高)，游鑑明解釋，「妳要去考日本女學生比較多的學校，像一高女、二高女，你不太容易考上，幾乎沒有機會，因為你念的是公學校，不是小學校，課程課本不一樣」。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女子家政學校，圖為彰化市家政女學校學生裁縫課。（圖五／圖片來源／陳鳳慶）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類似現在高職的實業學校，也就是女子家政學校，又稱作新娘學校。但凡嫁作人婦後所需的技能皆是教學內容，包括烹飪、裁縫、園藝、農業等。 無論是女子家政學校或是高等女學校都已經是當時女性的教育天花板，如果想再獲取更高學位，只能到海外深造。學校畢業後，便是就業。 台灣女性職場初登板 這批受過基礎教育的女性，畢業後開始就業，這是台灣女性歷史上的職場初登板。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圖六／獨立特派員）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 以工廠女工來說，報導指出，台北專賣局的煙草女工，薪資不高，但生產、生病、死亡皆有補助，並享有年金。採茶女工則是靠技術決定收入高低，一年中約有八個月在外工作。報導也批評，織襪女工一日工作十多小時，薪資不過三數角錢，是勞力多收入少且無衛生可言的血汗工廠。應聘條件部分，煙草女工至少要公學校畢業，且日文流利；織襪女工則無須學歷，甚至女童亦可上工。 公共汽車逐漸普及，出現女司機、女車掌。圖為1930年《臺灣民報》報導。（圖七／獨立特派員） 另外，公共汽車逐漸普及，1928年台北州出現唯一一位女司機。《臺灣民報》也報導新興職業「女車掌」，值勤時間超過15小時，但報酬較為豐厚。報導引述公車會社說法，指應聘者「不是美人，亦當有幾分愛嬌和親切的體態，才得受採用」。 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圖八／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包括銀行、公家機關、高級官員、教師、打字員等，也可以自己當老闆開化妝品店或者和服店。 甚至提及軍事基地維修員，包括維護機體、調整引擎，強調這是一份為國盡忠的職業。 當時，新式娛樂場所逐漸興起，包括遊樂場、撞球場或是台南的林百貨等，許多新興職業應運而生，「你可以感覺出來現代化的那種生活方式，城市的興起，甚至餐廳、咖啡都出現，這些都提供了女性工作機會，」游鑑明分析。 《臺灣民報》以女子高貴的天職為標題描述看護婦（現今的護理師）。（圖九／獨立特派員） 日本殖民政府引進西方醫學，因此出現了「看護婦」一職，也就是現今的護理師。《台灣民報》稱看護婦為「女子高貴天職的職業」。然而，當時沒有專門的醫學教育培育看護婦，而是在醫院或醫學校附設二年制或三年制的「看護婦講習所」。 「女教師」也是新時代職業，但與看護婦一樣，沒有專門培育的師範學校，必須念完高等女學校後，再念其附設的講習科，通過後才可教書。游鑑明分析，這些女教師成為殖民政府推廣女性就學政策的廣告招牌，「女教師做家庭訪問，讓父母知道，女老師自己受了教育，當了老師，成就不一樣了，而且他親自到家裡勸我們女兒去念書」。 助產士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圖十／獨立特派員） 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則是「助產士」，俗稱產婆。但與傳統產婆不一樣，助產士經過二或三年的助產士講習課程，之後通過筆試與實地考試，取得執照，方能執業。 游鑑明研究發現，當時助產士已善用報紙廣告版面來宣傳，通常跟醫生醫院一起登廣告最多，其次是商家，「甚至有電話號碼，讓人家可以打電話，已經很現代化」。 與教育一樣，殖民政府鼓勵就業並非照顧工作權或讓女子得以發揮所長，其終極目的是動員大量勞動力來發展台灣經濟，以滿足日本內需與軍事擴張需求，「這是一個同化政策，但是它也把現代化的東西帶進給台灣的女學生，或者我們說男性也一樣。所謂的現代化就是你可以運用新的方式去運作你的工作，」游鑑明分析。 兼顧家庭職業的職場女性 還有一個時代限定的職業是「電話交換手」。 電話交換手是一種時代限定的職業，如今已消失。圖為臺北郵便局電話交換室。（圖十一來源／廖明睿） 不同於今日，當時打電話需經由一位人員協助「交換」，並確保通話品質，由於交換手會聽到部分通話內容，因此道德操守有一定要求。 陳鳳慶翻開泛黃的相簿，裡面黑白照片，有一半是他的母親凃寶蓮女士，生於大正四年(西元1924年)，14歲畢業於桃園第一公學校。當時恰巧師丈任職於桃園郡警察課，有一「電話交換手」臨時缺，由於警察課屬敏感單位，經由四位學校老師一致推薦，凃寶蓮得以擔任此工作。 凃寶蓮後調陞為正職員工，負責管理戲院、自動車、唱歌以及青燈戶等業務的衛生與秩序。 凃寶蓮（前排右一）生於大正13年，曾於二戰時期擔任電話交換手，即時通知民眾空襲警報。（圖十二　來源／陳鳳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頻繁空襲台灣，凃寶蓮重掌空襲警報以及敵情電話通報系統，讓一般民眾即時躲避空襲。此任務有多艱鉅呢？陳鳳慶舉例，「一個是新北市的新莊，一個是桃園蘆竹的新庄仔，台語音非常接近」，但是敵機的方向是完全相反，如若判斷錯誤，後果不堪設想，「我媽媽一個是刻苦耐勞，另外一個是說他膽大細心，這時候就只能啟用這些老手」。 儘管城市發展興起，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但女性仍會遇到職場天花板。 女性職場天花板 女性就業攔阻之一，即是結婚。 戴金葉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留在家幫忙。直到17歲陪嫂嫂去羅東大同醫院看病時，醫師看中戴金葉勤勞靈巧特質，讓戴金葉擔任打掃醫生家務、給藥餵藥等工作。後因家裡安排婚事，戴金葉雖不捨，也只能辭掉工作順從家裡安排。 凃寶蓮也遇到相同狀況，15歲時母親因生產去世，作為家中長女，他既要上班賺錢養家，下了班繼續做飯照顧弟妹，「為了照顧弟弟妹妹可以犧牲青春；為了處理父親的善後(身後事)，他可以放棄助產士的證照；他可以繼續在公職平安(就業)又可以領月退，結果他沒有，就是為了善盡媳婦以及太太的角色，」陳鳳慶說。 像凃寶蓮與戴金葉這樣受過教育，在人子、人妻、人媳以及人母等多重角色下掙扎的職業婦女經歷，是日治時期部分女性的縮影。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圖十三／獨立特派員）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文中指出過去「女性與男性同在職場上競爭，會被認為沒有淑女特質，不像女人」，但隨著時間推移，「對女性人格、才能漸有尊重傾向，過往女性是男性隸屬物的封建糟粕思想逐漸消失」。 不過文章中仍然批評過去「職業婦女常自負為新銳女性的錯誤想法，婚後往往成不了賢妻良母，如今很多職業婦女因自覺是女性，進入家庭也能成賢妻良母」。反映出社會價值觀仍期待女性「以家庭為主」，其次才是職業。 女性職場天花板還包括性別、學歷、種族。游鑑明以女教師為例，日治時期台灣女教師的薪資比日本男性、日本女性、台灣男性低，「他們認為男性有受過正規的師範教育，薪水高合理，最不能接受的是日本女性與台灣女性一樣只有講習科學歷，可是薪水卻比較高」。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四／獨立特派員） 當時針對女性的教育體制最多只到高等女中，因此部份職業受限於學歷不夠，女性難以擔任，例如女醫師。當時台灣並沒有提供女性的醫學教育體制，想成為醫師必須到海外念書。因此直到1921年，台灣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醫師蔡阿信，自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畢業回台執業。 另一種職業天花板是殖民政府的政治考量。賴淑娟研究，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培養原住民女性成為看護婦（即現今護理師），以利其需求與管控。 即使有諸多天花板限制，游鑑明指出，當時部分女性對自身權益不再沉默，像是婚姻自主權較高，「我們發現有女老師結婚後先生外遇，後來選擇離婚，他不會因為那個時代覺得離婚是一件不名譽、不光彩的事情而不敢離」。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五／圖片來源／游鑑明） 甚至1930年煙草工廠發生盜煙事件，監督以搜身為由輕薄女工，引起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達不滿，類似今日媒體爆料發聲。「可以感覺出來，女工已經有自主意識，」游鑑明說。 這群女性的歷史在過去鮮少被記錄下來，甚至不認為是有價值的歷史，只能塵封在老照片、舊影像中。 「我們小時候或者日治時期的文獻，對於原住民女性就兩個字『蕃婆』，她們的生命經驗沒有人知道，」賴淑娟因此投入這方面研究，期盼有更深更完整的認識與挖掘。 游鑑明研究「中國與台灣女性史」長達39年，他認為「女性本來就在歷史裡面，可是沒有人去書寫他。現在我們把他書寫進去的時候，你才會瞭解他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種族、性別、階級的差異底下，他們是好不容易擁有工作權，那他們又如何去爭取他婚姻的自主」，如果不書寫，我們後人永遠無從得知，或者說，後人難以完整的瞭解那時代的歷史。 這是他們的歷史、是女性的歷史、是我們所有台灣人的歷史。（※邱惠恩 羅盛達、鄭仲宏／採訪報導）

2019年5月17日台灣同婚專法正式生效，不過當時跨國同婚伴侶並不適用，直到今（2023）年1月19日終於拍板通過修法，宣布擴大跨國同性婚姻適用範圍。然而目前仍有18個國家的同性伴侶，來台結婚前需要先境外面談，他們陷入漫長的等待，而中國則是被排除在跨國同婚之外。跨國同婚開放 為同性伴侶帶來什麼幫助？ 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專法，但當時仍不允許部分國家跨國同性婚姻，原因是根據台灣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若外國人民要和台灣人民在台結婚，前提是對方的國家也要允諾這樁婚姻，導致至少數百對跨國同性伴侶，有情人無法結為連理。 但今年的情人節，許多跨國同性伴侶的心情變得非常不一樣。這天是馬來西亞籍的阿唐跟台灣籍的凱俐，這對同性伴侶登記結婚的大日子。在台灣同婚合法近4年後，行政院終於解釋函令，開放跨國同性伴侶攜手登記。 在台灣名正言順地享有配偶權生活著，對兩人來說談何容易，甚至有點難以相信。過去阿唐為了留在台灣，來台讀了大學跟研究所，但就學7年間無法找正職工作；無法結婚，阿唐還有簽證到期，得回馬來西亞的焦慮。 凱俐坦言，他們常常處於入不敷出的窘境。要做什麼，或是什麼時候要買哪裡的房子，對他們來說都太遙遠。「我們頂多只能規劃下半年要做什麼。」 現在結婚了，阿唐也拿到台灣居留證，就能放心找正職工作，紓解經濟壓力。阿唐說：「至少我們的人生從這一刻開始，可以看到未來是自己掌控的。」 阿唐和凱俐交往8年終於結婚，凱俐的父親也特地從外縣市前來參與。（圖／獨立特派員） 跨國同婚範圍擴大 還有18國須先面談才能結婚 跨國同婚開放後，成全了不少有情人終成眷屬，但不是每對跨國伴侶都能這麼順利在台灣結婚，例如來自印尼、菲律賓、越南等18國的國民，得先經過境外面談。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律師團召集人許秀雯認為，政府預設這些國家來的人，有比較高的機率是假結婚，這個預設帶有歧視與偏見。有面談的需要，或許可以採取一定的行政措施把關，但是一股腦把一整個國家，都當作假結婚的人來篩選就不恰當。 針對可能有假結婚疑慮的18國同性伴侶，政府希望能更謹慎地審核，但面談的相關配套事宜，目前還在研擬，何時會公布，相關單位遲遲沒有答案。 什麼時候可以結婚？18國的同性伴侶們還在等待；但有些跨國伴侶，卻連面談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排除在外，例如中國，除了香港、澳門兩地的同性伴侶可以來台結婚外，中國人士不得來台與其同性台籍伴侶結婚。 由於疫情及入境規定，茶客和曉丹只能視訊聯絡。（圖／獨立特派員） 幾家歡樂幾家愁 中國伴侶為何無法在台登記結婚？ 茶客和來自中國的曉丹已交往7年，以往每一個半月，曉丹都會飛來台灣跟他相聚，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曉丹從2019年之後就無法來台灣。 對於台灣擴大跨國同婚適用範圍，曉丹一開始非常開心，可是最後得知的卻是只有中國跟台灣不行。「是因為政治上的問題嗎？可是我們根本影響不了政治什麼東西，我們只是一個小老百姓而已。」 對此，陸委會來函解釋，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婚姻須先在中國結婚才能來台登記。但中國目前不承認同性婚姻，因此上述條件根本無法成立。陸委會也同時說明，兩岸婚姻須遵守現行規定，避免危害到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面對現行規定，茶客和曉丹充滿無力感。茶客說：「兩岸這麼敏感，我是台灣人，當然不能因為我自己的問題就造成台灣的危害。你要我寫切結書也好，你要我背書也好，你要我提供什麼證明都可以，你要給我一個，我可以做什麼，而不是一句，我想做什麼都做不了。」 台灣擴大跨國同婚適用範圍，幾家歡喜之餘，仍有幾家愁。面對這條未竟之路，還需多方溝通協商，一起讓台灣在兼顧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走向更平等、多元的社會。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

教育部制定的「私校退場條例」去（2022）年上路，希望能為私校退場建立完整機制，直到今年2月，已經有11所私立高中職，因財政顯著惡化列入「專案輔導學校」，限期2年改善，否則將強制停招、停辦。而這些學校多數位處偏鄉地區，凸顯少子化的現今，偏鄉私校更加陷入辦學困境。 偏鄉中學遭列「專輔學校」 私校為何陷入困境？ 1961年成立，座落於大林的同濟中學是當地唯一一所高中，17年前差點因爲招生不足而停辦，前任校長陳為宗召集教育界人士接手，集合一群老師改變教學理念，幾經努力，學生人數曾從原本138名，增加到600餘人。 幫助偏鄉弱勢學童，也是當時同濟中學的教育理念，經常提供免學雜費、住宿費方案，不讓貧困孩子在教育中脫隊。同濟中學校長高作屏說：「獎學金是一個非常可怕的重擔，可是好多年過去了，我們會覺得好值喔，因為真的讓好多孩子生活翻轉。」 但是近年少子化嚴重衝擊，再度讓同濟中學陷入招生困境，尤其學生來自大林、梅山、溪口、斗南等人口外流嚴重鄉鎮，6年前人數大幅減少，導致國中部已在去年停招，目前全校只剩下85名學生，20多名老師跟著校長苦撐，去年底高中部再度因為財政惡化，被教育部列入「專輔學校」。 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尤榮輝表示，大環境少子化、政府的學費長期凍漲，這些框架限制私校的發展，導致私立中學的財務每年都產生鉅額的虧損，就算努力辦學、有心辦學的私校也很難生存。 去年教育部調升私立高中職學費，由2萬3千多元調至2萬4千多元，但全國私校工會認為應該要調整到3萬元，才能反映成本。尤榮輝認為，相較於前瞻計畫花了8千多億，每年政府只要編列約30億預算，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私校退場潮在苗栗縣和南部地區最為嚴重，目前14所停招或停辦的私立高中職，多半是落在這些地區。 高作屏校長親自搬入校舍，照顧學生。（圖／獨立特派員） 被列為專輔學校後之後呢？學生力挺母校 專輔學校名單陸續公告，很多校長認為，一旦被公告入列，想要力圖改善也很難招生。高作屏坦言，就算學校想要轉型，家長也會查到你是專輔學校，會害怕萬一學校倒了怎麼辦，誰敢來？ 國教署高級中等教育組組長黃瀞儀則表示，公告是為了避免資訊不對等，如果學校被列為專輔學校，必須要讓區內的家長跟學生能夠了解這個學校的相關情形，也保障所有學生入學之後的權益。 即使列為專輔學校，同濟中學的學生仍希望能夠留在原校畢業。同濟中學學生葉又綸表示，一開始很錯愕，也擔心自己可能沒辦法畢業。但相信學校的決定，然後自己把書讀好，不要去擔心任何事情。 同濟中學學生林育騰則說：「人的死亡有兩次，一次是身體上死掉，第二次是人們忘記你的時候，所以不用擔心學校會消失，因為我們同濟人的腦袋裡，一直都有同濟的存在。」 同濟中學學生希望留在原校上課。（圖／獨立特派員） 教師為學生犧牲自身權益 私校問題何解？ 為了讓學生能夠順利原校畢業，即使面臨這一年來學校常發不出薪水的困境，同濟中學的校長和許多老師仍願意留下。同濟中學老師黃素雲提到，不想讓學生突然要找別的學校就讀，對孩子而言，那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黃素雲哽咽道，很多同事必須提早退休，領取退休金維生，就為了把自己的學生帶到畢業的承諾。高作屏也說，為了搶救學校，駐校董事陳為宗，也是前校長，已經投入所有退休金和積蓄。 教育部強調，針對私校老師欠薪問題，私校退場條例也有補救措施。黃瀞儀提到，若學校一直沒有發薪，會依照教師的待遇條例開罰董事會；後續學校真的無法償還教職員工薪水的話，會使用退場條例所說的退場基金來做相關墊付。 明道中學校長汪大久擔憂，教育部自2015年就停止校務評鑑，到底學校辦學品質如何？教育部恐怕也不知道。他也呼籲，教育部除了繼續推動專輔方案以外，也應該扶優，其實很多私立學校也是值得孩子來就學的。 專家學者曾說，全國私立高中職招生已經陷入冰河期，未來恐怕雪上加霜。根據統計，去年台灣新生兒只有12.6萬名，也就是15年後的今日，僅有12萬多人就讀高中職。少子化來襲，唯有與時俱進，教育部和民間共尋出路，才有機會在少子化的困境中破局而出。 （※賴麗君 彭家如／採訪報導）

結合剪紙、纏繞等技術的春仔花，又稱為纏花。它在台灣早年盛行一時，成為婚嫁節慶時，不可缺少的吉祥飾品。被文化部公告尊稱為人間國寶的陳惠美，致力春仔花工藝二十餘年，傳承這項台灣早期女性的智慧與美學，希望和大家分享精巧工藝背後的文化意涵與心意。速食時代下的傳統文化 陳惠美傳授學子關鍵心法 陳惠美是春仔花藝術家，他透過宜蘭縣五結鄉校園推廣計畫課程，教孩子們從基礎開始，學習這項傳統工藝。學生認為，春仔花滿難的，因為有些纏線都在前面鬆掉，沒有拉緊，就要重做。 看似簡單的纏繞，其實大有學問，陳惠美還不時提醒小朋友們，要做好春仔花，有個關鍵心法。 春仔花藝術家陳惠美認為，製作春仔花就是要慢，因為現在是速食的時代，小朋友在做的時候，老師可能會覺得學生從來沒有這麼安靜過，因為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心沉澱下來。 這項引起小朋友興趣的春仔花工藝，其實深藏文化底蘊，而陳惠美特別重視這堂課，因為他有傳承的使命。 陳惠美強調，最近我都會往下扎根，因為這件事很重要。現在很多小朋友都不曉得我們的傳統生活文化是什麼，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文化，尤其現在都有國際交流，國際交流的時候你拿什麼出去呢？當然是分享自己的文化給外國人知道。 宜蘭中興國小的孩子們在這堂課要做的是兔子春仔花，他們充滿期待地圍繞著陳惠美，細聽解說。（圖／獨立特派員） 從貴族走入民間 春仔花的運用範圍有多廣？ 根據考察，春仔花的歷史，可追溯到西漢，從達官顯貴當中開始流行，一直延伸到民間，甚至到當代。 文史工作者莊文生說明，春仔花在早期的婚宴習俗一定會用到。在過去五○、六○年代，農業社會的時候，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符碼，有潔淨跟祈福的概念。後來延伸到供桌上也會擺個春仔花，來作為最重要的供奉神明的符碼，所以可見在民間應用得非常廣泛。 而春仔花的基底，是從小小的紙片開始。再來，是絲線。而分線是很關鍵的過程。分線抽出來的細線，慢慢地、緊密地纏繞在半唇形紙片上，把紙片纏滿。 春仔花藝術家陳惠美強調，真的要有耐心，而且不能急。製作者如果整個技法都很正確，其實以後速度會很快，可是現在人都太急了，所以來學習春仔花是一件很能調適身心的技藝。 不同顏色的線材，纏繞在不同大小的唇形紙板後，再利用鐵線，組合成各種千姿百態的花型，這就是春仔花的基本工法。 文史工作者莊文生更進一步解釋，花卉其實是代表人間的富貴，所以也許是民間對花卉的喜愛，過去春仔花以花卉作為主題，它代表生氣盎然、生生不息的氣氛。 高貴喜氣的大紅花，栩栩如生，韻味十足。（圖／獨立特派員） 春仔花的變與不變 考驗傳承者智慧 2020年，文化部將纏花，也就是春仔花，登錄為國家重要傳統工藝，陳惠美也獲選為台灣無形文化資產纏花工藝技藝保存人第一人。除了致力於創作，陳惠美也參與文化部的傳習計畫，以師徒制的方式收了徒弟，傳承春仔花技藝。 春仔花藝術家陳惠美表示，學習春仔花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它的成長空間還非常大。因為二十幾年來，也推廣得滿久了，可是有時候接到新的課程，跟一些年輕人交流，他們不曉得春仔花是什麼，就代表還不夠，不過還好現在有藝生，他們可以一直傳下去。 而隨著時代流轉，如何賦予春仔花這個老傳統新的生命，甚至和現代生活接軌，也是陳惠美和他的學生們努力的目標。 師徒制藝生李宜真認為，因為每一樣東西背後都富含很吉祥的寓意，要怎麼做，讓春仔花現代化一點，適合現代人佩戴。 春仔花藝術家陳惠美坦言，文化的東西是不是流行，雖然春仔花是手工藝，可是不能用流行去詮釋它，因為它百年以後還是這樣子。陳惠美堅持，若不改變，可是一定要跟大時代結合，或是要變，可是變的時候，根一定要保護得很好。 春仔花，在不同時代綻放各種花顏，不變的是，它總為每個時代，做最亮麗的點綴。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

去（2022）年成立的TNCAP，也就是台灣新車安全評等制度，於2023年第一季公布了受測車輛的評等結果，提供消費者在購車時可以參考的各項安全星等。TNCAP究竟如何運作？以及它的成立，是否真的能提升國產車安全呢？民間催生TNCAP 如何測試車輛安全？ TNCAP，也就是台灣新車安全評等制度，是由關心國產車安全的消費者所催生的組織。回顧當時的背景，部分車款來到台灣生產，不但價格貴，主、被動安全還不足，引發民眾不滿。 2016年，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要求國產車上市前必須公開撞擊結果，未獲得相關部門正面回應。隔年，民眾繼續提案要求成立NCAP以提升國產車安全，這次提案獲得立法與行政部門的重視，舉辦數場公聽會，2022年TNCAP落成啟用。 每款受測車輛要進行4大類，共17項安全測試，最後給予星級評等。每個年度測試8款車型，每一款需要採購4台，因應4次撞擊測試。相關的檢測設備，以現有的車輛中心擴充量能，並打造一棟全新的行人安全防護檢測實驗室。 「它是在模擬。比如說開車的時候發生側滑，去撞到路邊的路樹或者是電線杆，對駕駛會有造成什麼樣的傷害？」TNCAP檢測機構車輛中心經理陳偉霖解釋，這是側方立柱撞擊的測試。 陳偉霖進一步說明，人偶的頭部、胸部，甚至到大腿，都會張貼一些顏色的條塊，主要讓檢測人員方便觀察，在撞擊之後，人會碰撞到車門或是車窗玻璃的哪個部位，並作為後續的影像紀錄與分析。 側方立柱撞擊後，檢測人員拍照記錄人偶的傷害狀況。（圖／獨立特派員） 各國NCAP標準不一 台灣又是如何評等？ TNCAP是由交通部主導，車安中心和車輛中心，分別為執行與檢測單位。TNCAP執行機構車安中心執行長周維果表示，TNCAP試驗規章內容參考Euro NCAP的體制，包括成人的保護、行人的保護、兒童保護以及安全輔助4個領域，大體上跟歐洲的較接近。 全世界目前有13個NCAP組織，目的在提高當地的車輛安全，但是沒有一定的規範與標準，因此會出現某些地區評價出5顆星，在標準更高的地區，卻可能只獲得0顆星的窘境。 消費者關心的是，台灣比照歐洲的試驗規章，那麼評等結果會一樣嗎？TNCAP與Euro NCAP存在幾顆星的距離呢？ 雖然台灣比照歐洲的測試規章，但是在前方偏置撞擊，Euro NCAP目前採取的是更為嚴格的車對車撞擊。側方撞擊項目也有不同，Euro NCAP以台車每小時60公里的速度撞擊，TNCAP則是每小時50公里。 TNCAP執行機構車安中心執行長周維果說明，第一階段是跟隨Euro NCAP 2017年的版本，不過在國內預計只會執行2至3年，接下來會追到Euro NCAP 2022年的版本。歐洲大概每2年就會更新測試版本，剛起步的台灣何時能拉近兩者間的距離，還有待觀察。 周維果也說，會增加屬於台灣交通事故樣態的在地化項目。「比如說在車上更容易看到旁邊有機車騎士，這方面的安全輔助。」台灣的交通亂象無奇不有，可以在地化的項目應該有相當大的空間。 TNCAP的前方偏置撞擊測試現場。（圖／獨立特派員） 評等結果須有公信力 TNCAP如何選定測試車型？ 評等結果能否取得民眾的信賴，和它的制度設計與運作方式有關。Euro NCAP是由成員選擇各國市場重要的車款，車廠也可以自費進行測試；台灣則是以年度銷售前8名作為選車依據。TNCAP執行機構車安中心執行長周維果提到，這樣選擇的原因是，希望能在5年內達到覆蓋率超過70%。 不論哪種選車標準，都無法盡如人意。車安中心表示，未來在選車依據上也可能做些調整。周維果就說，初期電動車還不夠熱銷，但消費者希望能看到主管機關對電動車安全的重視，這一塊就有可能被納入考慮。 TNCAP的存在，也發揮了「類淘汰」的功能。其實在2017年底確定要建置TNCAP之後，就已經讓各車廠紛紛主動提升了各項安全配備。當消費意識展現，業者與政府部門，就必須給予回應。 車商發言人劉松山表示，早期就是2顆氣囊，現在有6顆的、8顆的，越來越多。另外包括主動式的跟車系統等等，其實也是因應消費者的需要而推出。 TNCAP成立之後，能否加速淘汰安全性不足的車輛，並降低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將是往後數年觀察的重點。 （※婁雅君 張智龍 劉建邦／採訪報導）

Global NCAP是全球新車評等計畫的平台，各地NCAP的水準不盡相同，其實也反映了當地車輛安全的水準。台灣的新車評等制度起步晚，日本、韓國比台灣早了20年以上，東南亞、拉丁美洲也早在10年前就已成立。剛起步的TNCAP，能否建立起公信力，制度設計上還有哪些討論的空間？如何決定測試車輛？TNCAP選車方式引發討論 TNCAP受測車輛，由消基會各地志工祕密購買。領車當日，會同車安中心，與車商換約。取車之前，車安中心會進行相關的核對與註記。 TNCAP執行機構車安中心執行長周維果表示，車子送到之後，車安中心還另外委託德國萊因公司，協助確認車輛的規格，有沒有被車商改裝或變更，必須跟原來新車出廠的狀態完全相同。 歐洲和中國同樣是匿名購買選手車，但車輛在送進實驗室前，外界不會知道哪些車輛將接受測試。台灣以前一年的銷售量作為依據，受測車款在購車前就已經公開，這樣的制度設計缺乏保密與時效性，能否建立起公信力，有待社會檢驗。 另外，已經在其他地區測試過的進口車，還需要重複撞擊嗎？車商發言人劉松山說，同一款車會有亞洲版、美洲版或是歐規等，設計上不太一樣，但安全部分應該是一樣的。所以在歐洲測試得過，在台灣應該也可以通過。 TNCAP執行機構車安中心執行長周維果則認為，第一個前提是「考生」必須相同，賣到台灣市場來的規格配置會有所不同；第二個是考題也不一樣，「Euro NCAP現在已經到了2022年、2023年了，我們現在可能還沒有辦法追上，所以考題也不同。」 根據2022年的銷售量，將選出下一個年度的測試車款，其中有一半都是進口車，它們在配備上有一定的水準，車價也高出許多。TNCAP創立之初，是否應優先測試國產車，才符合民眾催生這個組織的期待？ 消基會志工貼上受驗車輛封條。（圖／獨立特派員） TNCAP新車安全評等 要經過哪些檢測步驟？ 車輛進入實驗室之後，大概需要8到10天的前置作業，每一項測試的整備工作，像是從定位到人偶擺放，相當耗時。而撞擊之後，人偶各處的感應器記錄了傷害情形，車安中心還要將這些資料，換算成分數評等。 TNCAP執行機構車安中心專員賴浩民說明，確認完駕駛和乘客人偶的傷害情形之後，要確認有沒有扣分的情況。扣分包含車內乘員運動的姿態及車輛結構的性能。計算方式則取駕駛跟乘客分數較低者，來當作這一項評等的分數。 「緊急煞車輔助之弱勢道路使用者系統測試」，是由駕駛機器人偕同人員共同進行。一旦發生事故，緊急煞車輔助系統可以降低對行人造成的傷害，但只有這個系統，無法獲得評分，還必須在行人腿部、頭部衝擊試驗，獲得一定的分數。 台灣的交通事故中，以頭部和腿部的傷害最多，可能導致行人重傷和死亡。這一系列的試驗，是為了評估車頭的結構設計，在事故中能夠對行人提供的保護程度。 每款車總共有17項安全測試，因此會先進行破壞性較小的項目，最後才是撞擊測試。TNCAP檢測機構車輛中心經理陳偉霖解釋，若前擋玻璃被破壞，就要修復完才會繼續執行測試。 車輛中心進行緊急煞車輔助系統測試，檢測車輛的減速量。（圖／獨立特派員） TNCAP新上路 能否獲取信任待觀察 測試過程，車廠人員也在現場。車安中心表示，歐洲和中國的測試也開放觀看，但不得干預。其實在TNCAP成立的過程中，交通部就邀請業者針對試驗規章等內容，進行討論。 TNCAP執行機構車安中心執行長周維果表示，考試的題庫一定會事先讓大家知道，做必要的準備，也可以間接讓車廠知道明、後年可能要做什麼樣的考試，技術上也可以提早對應，讓更安全的車輛早點進入市場。 至於法規部分，車商發言人劉松山說，會把法規提供給在台灣的生產工廠，以及日本的品牌汽車的相關單位。所以在車子要生產之前，就必須符合這些規範。 業者的參與，會不會影響評鑑組織的公正性？TNCAP執行機構車安中心執行長周維果回應，在機制設計上是不可能發生這種情形的。因為基本上所有的測試規範，短期內都還是依照Euro NCAP的內容來處理。 TNCAP並不是常設性單位，到今（2023）年底公布完8款車之後，下一年度的經費還沒有著落。車安中心提報了下一個五年計畫，等待交通部與行政院核定。 剛起步的台灣新車評鑑可以走多遠？能否獲得社會的信任？還有待制度的完善。TNCAP在今年3月發布了第一個測試評等，消費者對於這個評鑑組織，會給予幾顆星呢？ （※婁雅君 劉建邦／採訪報導）

如何安排身後事是私人之事，也是公共之事。從傳統墓葬、靈骨塔，到樹葬、花葬、海葬等環保葬，甚至有鑽石葬等新式安葬法。不同的安葬形式，除了反映個人的信仰文化外，從大家族到小家庭、從婚姻到單身，從在地到全球化的生活型態等，在在影響每個人生命的「最後一程」，也攸關政府安排土地與設施的長遠規劃。墓葬握有城市流行密碼 華人視為禁忌之地的墓仔埔，除為先人長眠之地，還握有城市發展密碼。（圖一／獨立特派員） 清明時節手拿清香祭拜祖先，但其實墓園不僅是先人長眠之地，「亦是補足我們歷史最後一塊缺頁，」地上台南召集人李時光說。 不同於華人的禁忌視角，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與李時光，兩位以文化及歷史角度看待墓仔埔，「墓埔地有太多城市發展的祕密，」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說。 兩人如同解碼員，帶著記者走入高雄鳥松第五公墓，一路上有說不完的墓葬小故事。 高雄鳥松第五公墓裡有清代、日治墓碑，顯示周遭聚落發展時間，以及台灣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社會。（圖二／獨立特派員） 以墓碑上的時間來看，最早從清朝雍正便有先祖移居此地，接著乾隆、同治、日治，一直到現在，凸顯出台灣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社會。「剛開始他可能寫中國籍貫，經過幾個世代後，異鄉變成故鄉，他開始認同這塊土地，所以寫的籍貫是台南、高雄等」李時光觀察。 墓碑上的籍貫有些是古地名，有助於籍貫研究學者，瞭解墓地周圍聚落城市的發展史，甚至「先人用什麼陪葬品、陪葬品從哪來，」如果陪葬品是台灣以外的，表示當時已有跨海貿易，以此推敲當時台灣的貿易版圖。 從墓碑時間、紅磚尺寸、花磚等都顯示其為日治時期之墓，尤其花磚更是時代限定的流行藝文裝飾。（圖三／獨立特派員） 墓體本身也能發現「時代限定的流行文化」。像是位於此區的日治時期墓葬（圖二），墓體以紅磚砌成，磚的尺寸顯示為日治時期，整體設計相當秀麗典雅，並富有時代感。 最特別的是搭配日治時期獨有的花磚，包括常見的百合、玫瑰、蝴蝶、仕女圖繪外，還有八仙祝壽及二十四孝綵衣娛親的故事。「日本明治維新後，學習西方花磚工藝，並在日治時期傳入台灣，」李時光指出，當時製作花磚成本高昂，住家用得起花磚，甚至作為墓體裝飾的人家非富即貴。 高雄大社許家望族之墓園，請來日治時期頂尖皮影藝師──張叫，協助造墓，哪吒鬧東海的磚雕既典雅又活潑。（圖四／獨立特派員） 有了財富，還要彰顯人文藝術涵養。以高雄大社昔日望族許家的墓園來看，除了典雅的花卉彩瓷及好幾則二十四孝故事外，最吸睛的是墓平上的哪吒鬧東海磚雕，這齣戲文出自明朝小說《封神演義》中的橋段。 磚雕旁落款人為張叫，是已故的國寶級民族藝師張德成的父親。張叫是日治時期享負盛名的皮影戲藝師，在日治時期全面禁演鼓樂的年代，張叫的皮影戲班是唯一獲准演出的戲團，而張叫的另一項藝術成就便是磚雕。許家墓園請到頂尖藝師張叫協助磚雕造墓，並且難得在墓體上落款，李橙安推測，一方面希望先祖能像在世時有戲可看；二方面顯示許家有能力、財力，更有藝術涵養。 不過一般老百姓裝飾墓地，甚至請藝師協助造墓的狀況，其實到日治時期開始才逐漸成形。 墓葬設計巧思 台灣常見的傳統墓葬設計，融入美學、風水、祈願、水土工程等設計。（圖五／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以前，社會階級如侯爵高官、士大夫、平民等皆有區別，對於墳地範圍、墓碑大小、碑座高度等皆有明文規定，不得僭越。因此，許多平(貧)民以石塊堆砌，就算完成喪葬了。 隨朝代變遷，階級逐步鬆動及文化禮俗更迭，使每個時期的墓造設計都有些許不同。台灣常見的墓葬設計（圖五），中心為墓碑以及墓桌，墓碑兩旁有裝飾用的墓耳；墓碑後面安放先人的墓塚，通常設計成龜殼狀，寓意長壽有福，因此也稱為墓龜；而墓塚與墓碑之間的子孫巷能擋土排水，水又象徵財富，因此也有向子孫聚財的涵義；從墓桌往前方延伸，兩旁設計簡稱叫墓手，細分縱向為伸手、橫向為屈手，下方常有裝飾藝術。 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解釋，早期彩繪師工作場域是寺廟，到日治時期，尤其皇民化階段，殖民政府不太讓台灣人修廟或蓋廟，寺廟營造與彩繪等工作機會相對減少，包括看到做灰作、塗尪仔(製作土偶的人)，這群工匠慢慢從傳統建築轉移到墓地。 傳統墓葬常見松鶴鹿竹等，意表長壽有福的圖飾。（圖六／獨立特派員） 壽字兩旁各有一隻蝙蝠，取其諧音「福（蝠）壽雙全」之意。（圖七／獨立特派員） 一般人家雖請不起頂尖藝師造墓，但仍講究設計。像是常見的松鶴鹿竹圖飾，意表松鶴延年。兩隻蝙蝠中間加一個壽字，取其諧音「福（蝠）壽雙全」。墓碑兩旁的墓耳上常繪有金童玉女，盼迎先祖至西方世界。 隨著墓葬設計愈來愈複雜、精緻，「造房子的土水師傅才有機會造墓，墓地光溜溜的很怪，應該要像房子一樣有些漂亮裝飾，彩繪師、藝師等就開始接這些工作，」地上台南召集人李時光說。 樹葬花葬開始盛行 花葬樹葬真正做到塵歸塵、土歸土，以及土地循環使用的環保概念。（圖八／獨立特派員） 隨時代變遷，土地愈來愈稀缺，納骨塔與墓地屬於鄰避設施，取得不易，再加上大家族漸成小家庭，甚至到了單身貴族世代，再再驅使喪葬形式不斷改變，「現在人不會想要身後事再留給子孫煩惱，自己能決定就先決定好，而且近年環保意識提升，所以愈來愈多人選擇環保葬，」台北市殯葬處花葬管理員江清泉分析。 目前台灣的環保葬有花葬、樹葬、海葬三種形式。 花葬、樹葬過程一樣，將骨灰倒入土壤，再覆土回去，放上石塊，石塊目的一是避免野生動物耙抓土壤，二是避免土壤被雨水沖刷。土壤旁種植花草或樹木，等一區滿葬後鋪上草皮，約三年到五年，管理人員確認骨灰完全分解後，土壤重新打開埋葬其他骨灰。 台北市殯葬處樹葬管理員陳光輝說明，樹葬、花葬是真正做到塵歸塵、土歸土，土地不斷重複使用。園區內不冥紙、不立碑、不做任何記號，園區旁另設置統一祭祀空間。目前環保葬皆免費申請。 陳光輝提醒園區NG行為，包括帶寵物祭拜，「我們沒辦法有效防範寵物隨地便溺，」另外，也不宜在園區內野餐，「有些民眾希望跟往生親人一起野餐同樂，但其實這是追思場所，並且容易破壞園區環境，造成管理負擔」。並非每位追思亡者的民眾，都能忍受一旁有人野餐喧囂。 突破傳統墓葬的追悼形式，為何能受到華人青睞，記者在花葬園區現場訪問家屬選擇花葬的考量。除了環保因素外，受訪家屬表示，「子孫一年才看你一次，人的靈魂都上天堂，不要想說一定要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上。」記者追問，針對土壤重複埋葬多人骨灰不會有顧慮嗎？受訪家屬回應，「一定要跟老人家講清楚，當作你有很多鄰居，住了好幾層樓，更多人陪伴」。 海葬 海葬打破華人入土為安的傳統喪葬觀念，也不再有特定的追念空間，是環保葬中較冷門的選項。（圖九／獨立特派員） 另一種環保葬是海葬，家屬帶著摯愛骨灰乘船，航向離岸六公里的海上，將骨灰放入海中。海葬突破特定的追念空間，對部分民眾而言，沒有入土為安，甚至失去安放情感所在，因此是環保葬中較冷門的形式。 然而，對另一部分民眾而言，思念與祝福不分時間空間。記者隨海葬船出海採訪。海葬家屬龔先生表示，爺爺、奶奶皆為傳統墓葬，原本對海葬有疑慮，但父親生前是潛水教練，昔日便提過想海葬，「後來想一想還是尊重我爸的遺願吧」。 海葬家屬林小姐也遵照父親遺願選擇海葬，「他覺得比較環保，海闊天空，回歸大自然」。 台灣環保葬人數逐年緩步上昇，其中以海葬人數最少。（表一／獨立特派員） 近十年來，環保葬人樹愈來愈多，占比逐年緩步上昇。其中，以樹葬跟花葬最熱門，海葬雖有增加，人數卻一直沒有破千。為了鼓勵海葬，地方政府舉辦跨縣市聯合海葬，甚至部分縣市連火化、骨灰磨成粉的費用都是免費的。 鑽石葬 將骨灰做成鑽石隨時戴在身上，與已逝親人永遠不離不棄。（圖十／獨立特派員） 全球化時代，家鄉、異鄉的界線益發模糊，再加上科技日新月異，更新的喪葬形式──鑽石葬登場。 談吐爽朗的詹小姐，脖子上戴著一條人工鑽石項鍊，製作原料是已逝父親的骨灰。「比如我面對棘手的狀況，我會覺得說，如果我爸爸現在就在這裡，祂會告訴我怎麼來面對這個問題，就是把爸爸的精神戴在身上，」詹小姐分享。 詹小姐長年定居海外，「我們家三個小孩，分別在德州、喬治亞州、加州，請問墓要買在哪裡，難道你每年為了（清明節）這一天從世界各地飛到這裡，全部機票費加起來，不如我做成一顆鑽石戴在身上」。 詹小姐將骨灰做成10顆鑽石，自己與妹妹、母親戴50分鑽石，下一代六位孩子是30分鑽石，所有骨灰全數用盡，總經費新台幣70萬元有找，大約半年時間拿到成品。 鑽石葬代理業者蘇于凱解釋，鑽石葬的材料就是骨灰，從骨灰提取碳元素，在實驗室模擬天然鑽石在地殼中生成的條件，包括兩千度高溫、六萬倍大氣壓，讓它快速結晶變成鑽石，這顆鑽石的硬度、比重、折射率都與天然鑽石一樣，GIA證書會註明是實驗室鑽石。 蘇于凱分析，選擇鑽石葬的家屬多落在30歲至50歲，家庭關係融洽，希望將摯愛帶在身邊，彼此不離不棄。詹小姐的孩子們也認同此安葬方式，「我老大跟我說，媽咪，我好喜歡鑽石葬的想法，好浪漫，下一代孩子們覺得這是一件讓人溫暖、感動的方法」。 無論送摯愛最後一程的方式如何改變，慎終追遠的思念之情永恆不變。（※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

司法少年一旦處於沒有升學、也沒有就業的雙失狀態，重新落入犯罪系統的機率就會相對提高。但是要讓司法少年回到學校或留在職場上，卻相當不容易。不但要用心，還得有足夠的後援系統支持。位於台北市的「未來咖啡」透過職務訓練，幫助司法少年復歸社會。如何從建立工作守則開始 搭起司法少年的復歸橋梁？ 從備料到烹煮，在未來咖啡館超過半年的學習，小嵐為自己的職涯找到新的可能。然而，在咖啡館工作，並非只是為了學習一技之長而已。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認為，只要作息穩定，不管之後要復歸社會，回到學校念書，還是到一般職場工作，相對來講都會比較順利。 在咖啡館工作，有許多規定被嚴格執行，連廚房白板上也寫了許多備忘守則，這些規範背後，要學習的是約束與負責。 未來咖啡館經理洪國瀚說明，有可能之前司法少年沒有工作經驗，或者是本身作息不是很穩定，透過這些規範，可以調整自己作息，比較規律上下班，在工作當中也會比較負責任，把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做好。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希望，員工能學到一些跟人應對進退的態度，例如在職場裡面要怎麼待人接物，還有職場的禮儀，以及要怎麼做才能成為一名好的員工，讓他們可以慢慢與社會銜接上。 打了卡，在全員到齊開始晨會之前，先將咖啡館大致整理一遍，透過每天的工作，培養固定的作息時間。（圖／獨立特派員） 避免司法少年再度落入黑暗 協會如何因應？ 未來咖啡館的員工大部分是涉入司法案件的少年，咖啡館是他們從少年觀護所回到學校或是社會的中繼站。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表示，這邊的孩子滿多都是司法系統轉介過來的，或是說有些是中輟、中離生，屬於未升學、未就業的狀況。這樣的話，他的保護官，或是他的社工就會把他轉介過來協會這邊評估，評估來這邊工作。 阿富兩年多前從咖啡館畢業，目前回到學校念書，專業科目是社工。 阿富坦言，自己的經歷比較特別，可能算是社工裡面少數有這樣經驗的人。所以如果能夠學習到社工專業，再回到第一線的話，會滿有幫助的。 希望將自己過去的經歷變成幫助別人的能量，這一天，阿富回到咖啡館，要陪伴孩子吃一頓「接風餐」。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解釋，接風餐就是孩子出少年觀護所後的第一餐。他希望是由協會來請客，而不是過去的黑道大哥。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孩子可能就會很難回頭了。 用餐過程不談論嚴肅的話題，純粹為了攔截少年與過去生活的聯繫，也是接風餐最重要的意義。 除了制式的宣傳詞，小林還自動加上地點指引，實際街頭表現比練習時更優異。（圖／獨立特派員） 司法少年生活重建不易 盼能與社會重新接軌 司法少年在重建生活過程中，除了白天的活動，夜晚的休息也是需要關注的議題。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分析，許多孩子都是因為家庭失功能，才會開始有逃家、逃學的情況發生。因為如果沒有相對資源去處理家庭的問題，他有可能流落街頭，面臨到法律上的問題。 對家庭失功能的司法少年來說，安穩的生活空間，是重建生活的重要基礎，不過目前國內資源較為不足。 陳彥君解釋，因為青少年發展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照顧人力，還有個別議題的輔導需求、情緒上的輔導需求都會比較重要。所以這方面的人力是比較缺乏的，組織也比較少。 為了不讓犯罪的過去與少年聯繫，咖啡館採用外送便當的策略度過疫情衝擊，對未來也有更多期許。 陳彥君坦言，用一家咖啡廳來包裝，是因為想要去機構化、去標籤化。希望客人走進來之後發現這個餐點好吃，我們的工作人員服務得非常好。然後才知道說，原來這是一間有故事的咖啡廳，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希望用這樣的理念，讓這些孩子跟社會大眾不會距離得這麼遙遠。 透過餐點，送餐者與社會有了新的聯繫，送出的每一份餐點，都是對司法少年的培力，也是對生命改變的參與。 （※李婕綾 張智龍／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