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瓊月 (獨立特派員文字記者) 　　 「神風、櫻花、震洋、回天、伏龍、海龍、蛟龍」，二戰時期的特攻隊，曾經在台灣在出現？ (圖片：雄市舊城文化協會提供) 　　 一九四二年，日軍在中途島海戰敗北之後，太平洋戰爭局勢翻轉；一九四四年，日本海軍推出「特殊奇襲兵器」，包括所謂：櫻花、震洋、回天、伏龍、海龍、蛟龍」，分別從空中、水上、水中、水底，以所謂「一人一機、一艇換一艦」展開自殺式攻擊，也就是七十年前所謂的「人肉炸彈」。 　　 當初由日本海軍訓練的震洋特攻人員有六千人，全部是日本人，年齡在16-19歲之間，原來是開飛機，後來駕駛震洋艇，然後派到南太平洋、中國以及台灣。 　　 其中到台灣的有10支隊伍，從1944年底開始進駐台北基隆、關渡、高雄左營、屏東海口以及澎湖的西嶼東鼻頭、望安（鴛鴦窟）等地區。 　　 隊員搭乘的是一種由三夾板或膠合版製造的震洋艇（艇長5.1公尺，寬1.7公尺、高0.8公尺，使用汽車引擎，艇首裝載250公斤炸藥），展開特攻時，鎖定的目標，以輸送艦、驅逐艦及其他戰艦為主，待目標經過時，直接衝撞。（搭乘員平時訓練時，一次至少出動六艘，有固定的訓練隊形，待美艦經過時，像狼群一樣群起而攻之。） 　　 曾經是震洋特攻隊一員的陳金村，88歲，初中畢業時，擔任過部落書記，17歲填了志願書、通過體檢、筆試、體能測驗以及海兵團四個月的訓練之後，成為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五期，剛好碰上震洋特攻隊成軍，於是第五期部分士兵，成為唯一加入震洋隊的台灣兵，陳金村被派到第21竹內部，擔任機關兵，負責震洋艇的維修。 　　 那段出生入死的戰爭歲月，一直在陳金村的腦海中，經過七十年後，終於在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陪同之下，重返位於左營舊城的震洋隊基地，而當年駐守在此的有：第20隊薄部隊（位於舊城城牆兩側）、第21竹內部隊（西自助新村）以及第31部栗原部隊（海青工商），至於比較晚到的第29永井部隊，則位於桃子園。  　　 震洋特攻隊歷史之所以能撥雲見日，關鍵於在2013年，左營眷村要進行拆除了，舊城文化協會發現這裡有日軍留下來的17座防空壕、震洋神社基座、以及手水缽、參道等等，才在開起震洋隊尋訪之路。 　　 再走進防空壕，陳金村回憶，曾經因為心情不好，在這裡教訓一位來自北海道的補充兵，聽聞補充兵難過的訴說，想念跟他一樣大的子女，以及來台灣是萬般不得以，說到此陳金村一度哽咽、非常激動。 　　 但是令陳金村最難忘的還是這裡的「芒果的滋味」。記憶中，隊員早上起來先搖芒果樹、吃芒果，以致排出來的汗，身上穿的內衣都是黃色的，當下再撿起地上的芒果，品嚐七十年前的滋味，過去的點點滴滴全湧上他的心頭。 　　 走過基地，來到特攻隊進行海上訓練的桃子園海邊，停放震洋艇的格納壕依山壁而建，包括永井、竹內、栗原以及薄部都在這裡進行海上特攻訓練，至於停放震洋艇格納壕，根據陳金村的回憶，裡面可以停放十幾艘以上，甚至還有一間倉庫，儘管經過七十年的風吹、日曬、雨淋，加上洞內崩塌、堵塞，但是格納壕依然在海邊靜靜佇立著，跟著陳金村的到來，彼此述說著特攻隊員出海訓練，以及當年躲空襲的日子。 　　 二戰結束之後，第20隊薄部隊員曾經在基地拍下合照，作為紀念，日軍留來下的四百艘的震洋艇由國軍接收，至於一千多位日本隊員、搭乘員在等待遣返日本時，曾經被派到南投竹山、雲林、台南、高雄的農場、糖場工作、自活，以等待回家；幾十年後，薄部隊的隊員，也曾經回到高雄西子灣祭拜演習時犧牲的戰友，回到左營舊城，尋訪震洋隊留下來的足跡。 　　 一樣的二戰歷史現場，一樣的二戰老兵，七十年前特攻隊故事，為他們留下什麼樣的戰爭歲月記錄？

撰文 / 蘇啟禎（公視新聞部製作人） 　　 「台籍前日本兵的賠償問題是沒有祖國的台灣人刻骨銘心的悲哀。」 　　 我在書架上，找到兩本旅日王育德博士的書，翻到「台籍前日本兵的賠償問題」一文，他開宗明義寫下這段話。本週三晚間（10/21）將播出的【獨立特派員】戰後七十年專輯，第三單元：「戰亂青春何價？」我企圖延續【二戰浮世錄】的關懷點，透過人物故事參差對照，重新挖掘這段塵封的二戰遺緒。 　　 1975年初，躲在印尼摩洛泰島近三十年的李光輝被迎回台東故鄉，引發前台籍日本兵補償爭議。該年二月，王育德率先結合日本民間有識之士，成立「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在「思考會」等團體協助下，1977年8月，14位台籍兵與遺屬，破天荒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訟，要求日本補償戰死者與重傷者每人500萬日圓。 　　 歷經十五年纏訟，1992年4月，東京最高法院判決三審敗訴定讞。主要理由： 　　 （一）日本戰後新憲法不溯及既往； 　　 （二）「恩給法」、「援護法」等日本國內特別法，不適用非本國籍人士 ； 　　 （三）台日早已斷交，中日和平條約失效，雙方政府無協商補償的法源依據。 　　 上述判決，規避了最根本的問題：當年二十萬台籍兵，是在日本政府高度動員下，為日本國打仗！ 　　 戰後至1993年為止，日本對外國賠償總額為1兆1200億日圓，乍看不少，但比起對其本國戰爭犧牲者依法所付的賠償總額31兆日圓，只有三十分之一。而這1兆1200億日圓，交涉對象是國家--包括菲、緬、印尼、南越與南韓等等，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在其列，遑論一個個缺乏政府後盾的前台籍日本兵。 　　 相較於英國對印度、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美國對菲律賓等「前殖民地」人民，在二戰中死傷者給付的補償，日本政府拿「限本國籍」當擋箭牌，既牽強又冷酷。 　　 台籍兵求償碰到另一層障礙是：1972年中日和約失效，中華民國無法再根據和約第三條，以「政府對政府」形式，對日協商雙方國民的財產與債權等問題。 其實，日本政府曾於1960、62、65年，三度致函國民黨政府要求協商，當時中日和約仍有效力，但國民黨政府顧慮到戰後在台接收的日產(債務)多過對日債權，都婉拒了。1960年代，台灣仍處於戒嚴威權統治下，擁日產納為黨產的國民黨政府，並沒有給這群前「敵國士兵」任何發聲或選擇的機會。 　　 本專題的人物之一：已過世的阿美族張丁福阿公，晚年伏首書桌，用他一手漂亮的中文字，為同袍族人詳細造冊，對日求償。但結果呢？ 　　 另外，1999-2005年間，前台籍慰安婦阿嬤對日求償訴訟，也同樣敗訴定讞收場，無奈又無告。當年出面向婦援會登記的58位阿嬤，如今只剩下四人活著，依舊沒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與賠償。 　　 來自沖繩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青山惠昭，壓根沒想到，前台籍日本兵與慰安婦的訴訟公案，竟翻轉了他申請受難補償的結果。惠昭的父親青山惠先，1947年2月，搭船來基隆尋找妻兒，不料碰到二二八事件，遭國民黨政府軍隊襲擊，從此失蹤，成為唯一經二二八基金會認定罹難的外國人。基金會原本決議賠償遺屬600萬元，但主管機關內政部，舉台籍兵與慰安婦訴訟為例，認為日本並未對我國有同等補償，基於國與國「平等互惠」原則，駁回了申請… 　　 戰後七十年的今天，絕大多數前台籍日本兵阿公與慰安婦阿嬤，都已走入歷史，但他們勇敢站出來、屢敗屢戰的求償歷程，是台灣人在政權更迭、亂世夾縫中，爭取尊嚴與人權的側影。 　　 人命與青春的代價為何？國家可以用「限本國籍」、「平等互惠」等種種理由，互相抵銷責任嗎？我想起作家白樺[苦戀]的自白：「你熱愛祖國，但祖國愛你嗎？」

撰文 / 陳冠綸 我認為中國最強大的優勢，就是「數大」。  　　 「十三億」的人口數量還持續在攀升，這樣的數字對我們而言實在難以想像，直到聽過這麼一句話才恍然大悟:「世界上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中國人。」 　　 除了人多，另一點就是地大，還記得在我國小的時候有一個節目叫做「中國那麼大」，每個禮拜跟著小紅恩到處走訪中國不同省份和地區，對於電視機前面的我處處是驚奇。而這一次雖然僅僅去了中國雲南，就令我大開眼界，因為無論是人文建築，或者自然景色，規模真的都是從未見過，就連手機的開啟全景模式也無法完全涵蓋。 　　 南博會的場地共有十三館，每一個館都比世貿來的大，我和同事們走到快「鐵腿」。台商開車載著我們去參觀他的農場，他用手簡單的比劃了一下範圍，兩千三百畝一望無際的土地種植著各式植栽。亞洲第二大的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容納六百人的花卉競標場也令我嘆為觀止。 「數大」確實是中國最大的先天優勢，但真的是數大便是美嗎？ 我不全然認為，換個角度想，「數大」反而是中國現階段得處理的問題之一。  　　 在台灣就曾聽聞，中國處處有宣導標語，這一趟旅程中我認證了這個傳聞！昆明因為南博會的舉辦，宣傳文宣無所不在，大型的街頭海報、計程車上的跑馬燈、甚至每一家飯店外的迎賓跑馬燈都有相關宣導訊息，其中標語最常出現的兩個字，叫做「文明」，我很好奇這樣的標語能夠發揮多少功效。 　　 正因為人口數龐大，「人」反而成了一個問題，台灣媒體常常戲稱中國人為「強國人」，中國在雖然在軟硬體能一步到位，但「文化素養」的層面卻跟不上來，才會有許多令我們難以想像的事件層出不窮的在新聞中出現。 　　 一位台商告訴我們，他認為台灣人最大的優勢之一，正是「文化素養」。但這個優勢不免讓我擔心，畢竟「文明」本來就是一點一滴淬鍊出來的果實，總有一天「強國人」的文化素養也會有所提升和改變。等到那一天，我們的優勢還剩下什麼？ 　　 數大不一定美，數小也不一定弱，就跟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人生課題是相同的道理。台灣雖然小，但總是令這個世界充滿驚奇、透過各種方式綻放光芒，在中國崛起的這一刻，台灣要怎麼繼續掌握優勢，走出屬於台灣的下一步，值得我們思考，特別是和我一樣的年輕人們。

撰文 / 陳冠綸  我們的第一站，是中國。 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家，因為各種因素，有著和台灣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關係。 在台灣無論政治、經濟、外交，許多層面只要和中國有所連結，似乎就是個敏感議題。 　　 我依稀記得在我國小的時候，有聽過「中國很落後」這樣的訊息，警惕著我們這些小孩要好好珍惜一切，但隨著年紀的增長，這樣的說法有了改變－「中國正在崛起，而且速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快。」 　　 科技日新月異，資訊流通快速，「中國正在崛起」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但對沒去過一趟中國的我來說，它成長的多快，始終是個問號。因此這一次有機會親身踏進中國，感到既興奮又緊張。但想到要辦「台胞證」還是不免在心中翻了個無限白的白眼。 　　 中國的資訊限制，對我而言曾經是個「笑話」。畢竟身在台灣的我們，在網路上能夠有高度的自由。但這一趟旅程，卻讓我對中國的資訊限制有了另外的想法。  對人們來說，最殘忍的事情之一，就是原本認為應該擁有的東西在一瞬間消失。 　　 一想到手機裡的常用APP可能全部失效，不禁頭部發麻，出發前非常不情願的安裝了Wechat也申請了帳號。在下飛機的那一刻也證實了，Facebook、Line雙雙陣亡。幸好後來試著「翻牆」成功，才讓我們這三個重度網路成癮的人，體會到了鯨魚好不容易浮出水面呼吸的暢快感。  　　 在南博會記者會結束後，一名越南的女記者跑來向我們詢問怎麼傳資料回電視台，他沒有想到如此大型的記者會沒有新聞中心，他用盡了任何方法想把新聞傳回越南也都失敗，讓他感到分外焦急。越南同樣是共產國家，但是他也對中國的資訊封閉感到不解。好在我們幫忙翻了牆，把檔案上傳到Google雲端，才讓他鬆了好大一口氣。 　　 但我們所感到的不便，在當地人身上卻絲毫未見，他們有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套方式與邏輯，沒有Facebook就用微博、沒有Line就用微信、QQ，不能Google就用百度，而這套「系統」像是你踏入了中國就得強制接受一樣。我才意識到我所認為的「笑話」，一點也不好笑。我們所認為的優勢似乎不全然是優勢，他們自創格局，扶持本土產業興起。在他們的世界裡活得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還要強。不僅在社群媒體，你會發現很多層面，中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試著向外壯大，而且速度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快。

 撰文 / 陳冠綸 我是陳冠綸，獨立特派員的執行製作，今年25歲，是個七年級生。 有幾次出國的經驗，但都是為了觀光，去的也是同樣一個國家-日本。 　　 「東協」這個詞彙對我而言，曾經只是地理課本上的專有名詞，又或者是偶然在報章雜誌上瞄到的文字。「幾加幾」的數字不斷的在變化，但似乎不會造成什麼影響。「東協」就像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一樣，離我非常遙遠，我從來沒有在意過它，然而這樣的思維卻在一個月的時間有了翻轉。  　　 今年六月，我有機會和獨立特派員的資深記者實地走進東協，走過中、泰、柬、越四個國家，歷經三十天，搭了六趟飛機以及數不清幾公里的車程。我體驗到不同的人文風情、閱覽各式風光景色。但更重要的是，我看到曾經如此遙遠的「東協」就在我的眼前火熱崛起。 　　 一趟採訪之旅，累積了各種層面的心得與想法，想要整理出來分享給大家，或許會很主觀、或許不是很成熟，但這就是屬於現在的我，一個七年級生，自己的觀點與見解。

撰文 /  張佳慈 　　  還記得去年上萬民眾齊聚總統府前抗議核四興建案嗎?甚至造成停止核四廠的工程，這次將議題聚焦在大甲溪水力發電。 　　 大甲溪流域在921地震後，在歷經桃芝、敏督利颱風後，釀成路基沖毀、淤積河道等問題，也導致大甲溪發電廠的德基、青山、谷關、天輪、馬鞍等分廠均遭受災害，其中以青山分廠災損最為嚴重。 　　 2006年台電公司提出青山廠復建計畫，經過一連串環評，與台灣電力公司、生態團體角力，在2009年正式開工，施工人員一鏟一鑿的將長2060公尺的尾水隧道敲打而出，隧道輸送出發完電的水從尾水口傾瀉而下，磅礡的水流似乎也沖出些美麗與哀愁。 　　 環保人士認為建立水壩易阻斷迴游魚類的通路、泥沙淤積，甚至會因地震所造成的堰塞湖導致大量土石流入河道，衝擊壩體造成下游居民安全;青山電廠四部機全部完工商轉，年發電量約可達6.21億度幾乎為全台風力發電量，對台灣人民龐大的能源需求也是一項幫助。 　　 台電在1~6月的供電度數為1038(億度)，不同的發電方式必定有它的利弊，有需求才會有供應，讓節能走入我們的生活中，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撰文 /  劉伯姬 　　 2013年12月30日凌晨0時起，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正式全面實施，九百多名約聘僱收費員被迫離開常年工作的崗位。 　　 這群被政府BOT的國道收費員，在交通部無積極作為以及在遠通轉置爭議下走上街頭抗爭。 　　 2015年5月19日，國道收費員抗爭仍是進行式，「獨立特派員」來到屏東佳冬鄉，採訪他們之中居住在最南端的──陳于匊。為了爭取勞工權益，她總是舟車勞頓上台北。 　　 2015年5月20日，距離下屆總統、立委大選已進入倒數階段，國道收費員連同其他勞工團體，再度上街頭，要求國、民兩黨針對工人政策提出具體回應。站在雨中，陳于匊高喊，不只求個人的公平正義，也求台灣勞動環境更健全。 　　 2015年5月23日，在桃園有場勞動權保障相關座討會。法律學者在台上所講的法條有點艱澀，但是，陳于匊努力學習，為自己也為別人。 　　 這是國道收費員陳于匊的一週的抗爭流水帳，卻也看得出抗爭之路，是多麼遙遠漫長！

撰文 / 駐韓獨立記者 楊虔豪 　　  世越號船難發生至今即將屆滿一年。一艘載滿高中生要前往畢業旅行、還有包括其他韓國人與外國人在內的遊艇，眼睜睜在世人面前翻覆、沉入海中，最後船上476位乘客中，有295人死亡。 　　  這場被喻為「現代版鐵達尼」的慘案，已不只是單純的意外事故。船長和船員因在沉船期間還廣播要求大家待在艙內，後來又拋下乘客首先逃離，而被控犯下「殺人罪」，但背後更凸顯國家權力的失職無能。 　　  去年4月16日，遊艇浸水之初，我在其他採訪行程路上，收到各家韓國媒體發佈到手機上的速報通知。原本看到大型渡輪沉船的消息，才感到驚訝不久，卻又傳來船上的人「全員被救出」，放下心來沒多長時間，消息又改了，說是「誤報」，船內全數人員生還的情況還不確定，失蹤者家屬一小時內，內心歷經多次巨大波折。 　　  過程中，一度有172人被救上岸，但此後幾天，生還人數並未增加，抬出來的都是一具具冰冷的遺體，世越號就這麼翻覆沉沒。 　　  在船隻翻覆前的黃金救援時刻，政府單位毫無頭緒。青瓦台耗費大量時間在「確認狀況」，負責指揮搜救與調度的海洋警察廳也敷衍塞責、幾無行動，事故現場海域，警方又阻擋前去沉船現場救援的民間漁船，生怕惹出其他事端。 　　  然而，當時在各大電視新聞上看到的，卻是當局出面表示「正在全力搜救」，黃金救援時刻，就在政府不作為與媒體配合政府放出連串虛假與美化消息的過程中，被消耗殆盡。 　　  船難情勢會如此慘烈，除船內職員的現實利己心態作祟外，更恐怖的是整個國家的權力體系是如此怠惰，就像毫無動力的公務員般，無法臨機應變與有效整合，又加上大韓民族講究階級尊卑，科層組織不敢逾越上級，遂導致在緊急時刻下，底層人員及有能力的搜救者無法發揮自己的專業，數百人就此葬身大海。 　　  船難發生後，情緒陷入崩潰的罹難者家屬，要求釐清船難過程與包括當局在內的責任，希望對船難真相調查賦予搜查與起訴權，而展開一連串的連署與抗議活動。但他們所得到的，卻是政府與執政黨的刻意迴避，以及在野黨為求迎合而背棄家屬的要求，與執政黨妥協。 　　  去年下半年間，當罹難孩子家屬一個個走上街頭呼籲大家重視船難後的真相調查時，有罹難者父親被保守派媒體影射為左翼工運份子疑似「圖謀不軌」、家屬被指控「背後有特定政治勢力」或「欲獲取高額賠償金」而受到批評。 　　  但實際上，當我走進家屬群中，聽到的盡是他們對孩子的思念、想了解孩子離開自己的真正原因，並希望藉此建立一套機制來防止同樣的悲劇再度發生。當我去年下半年接連採訪離看者家屬的抗議現場時，我從未聽過他們是要貪圖覬覦那份錢。 　　  事實上，許多父母們為了爭取社會認同他們共同釐清真相與究責，已經拋下了工作，而且每天還要承受極大的心理煎熬，包括喪子之痛、短期內無法工作的經濟負擔，以及旁人的異樣眼光。 　　  在家屬與執政黨相互讓步之下，船難的特別調查委員會終於敲定組成方式，同時選出了調查成員，要著手展開調查，卻因為預算遲遲未獲批准，委員會遲遲無法展開正式運作，這些爸爸媽媽還有聲援家屬的市民們，在寒冬中仍然守候在光化門廣場的抗爭棚裡靜坐。 　　  船難發生時，社會各界與政客們紛紛掛上黃絲帶表哀悼。但一年將至，絲帶一個個撤掉，還有多少人記得與體會失去親人的傷痛與慘死於海底的冷酷？在真相未能釐清之前，國家與政府的存在，對他們來說，已沒有太大意義。

撰文 /  陳廷宇 　　  創下票房紀錄的電影鐵達尼號，紀錄沈船時刻動人的愛情故事，然而2014年四月十六日在南韓真實發生的世越號船難，卻是一場因為政府的失職與怠惰，搜救單位的輕忽，讓三百多條年輕生命不幸喪生海中的心碎災難。 　　  世越號船難是南韓近年來最嚴重的船難，2014年4月16日當天，載有476人包含了檀園高等學院325名中學生和15名老師，搭乘世越號從仁川港前往濟州島畢業旅行，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這趟期盼已久的畢業旅行最終會成了天人永隔的死亡之旅，這場船難造成304人死亡失蹤，172人受傷，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這場船難也許原本結果可以不一樣，但卻因為在黃金救援時間內公部門許多的人為疏失，讓這場意外成為難以挽回的慘案。 　　  意外發生後，南韓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了四十分鐘的紀錄片：《世越號慘案-黃金救援時間內毫無作為的國家》，取得南韓總統府青瓦台與海洋警察廳的通聯記錄，將船難發生後，政府怠惰與失職的救援過程暴露出來，片中可以看到當船身開始傾斜時，船長和船員先行棄船逃生，卻要求乘客留在船艙中，喪失逃生的機會，揭露政府官員不管搜救優先，只顧著要求現場人員傳送照片好進行報告，甚至發布所有乘客已經被救出的錯誤訊息，同時也記錄了搜救現場焦急的家長們，面對孩子生死未卜的命運，一顆顆痛苦被撕裂的心。 　　  彭木港口邊，有人幫現場一位焦急等候救援的媽媽披上毛毯，她心碎的哭著說：「只有我們穿得暖是要幹嘛，孩子們都受凍著，孩子們這麼冷，只有我們不受寒，是在做甚麼？」 一位父親，眼見政府搜救行動不力，和幾位家屬一起借了一艘漁船，到事故現場，希望民間潛水人員盡力協助搜救，救救還在船上的孩子，他從白天等到晚上，最後只能怒吼：「我們在現場，但我們甚麼事也沒法做啊！」 無助的哀傷讓父親撐了一天的堅強也只能痛哭崩潰。 　　  從失事當天一一記錄追蹤的《世越號慘案-黃金救援時間內毫無作為的國家》播出後引發南韓上下及全球很大的震撼，楊虔豪是唯一常駐韓國的台灣獨立記者，去年四月世越號船難後，他持續關注罹難者家屬的抗爭行動，八月底至九月中更是天天到靜坐現場採訪，家屬要求當局制訂船難特別法以保障司法機構真正釐清船難責任並防止再度發生類似事件。 　　  日前世越號船長李準錫被判處有期徒刑36年，韓國政府也宣布世越號客輪的搜救工作結束，但世越號船難爭議尚未結束，楊虔豪仍在採訪罹難者家屬，今年初他們到執政黨新世界黨總部抗爭，目前公部門對船難的清算和調查非常散漫與不情願(尤其執政黨擔心會影響到支持度，態度消極)，原本答應家屬要舉行的特別調查委員會，也刻意延後委員會運作時間，讓家屬情緒陷入崩潰，而公部門也拒絕媒體採訪，這些都仍需要時間找出解決的方法與答案，獨立特派員透過楊虔豪，將南韓獨立媒體「打破新聞」所拍攝的《世越號慘案-黃金救援時間內毫無作為的國家》在船難即將屆滿一年之際，將此片翻譯並推薦給台灣觀眾省思。

撰文 / 駐韓獨立記者 楊虔豪 　　 韓國半導體與液晶顯示器製造商HYDIS的勞工，為抗議承接公司經營的台灣永豐餘集團元太科技解雇公司超過9成職員，兩度搭機赴台抗爭，希望獲得民眾關心，以及資方與政府的回應，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HYDIS在2003年脫離原先的母公司現代集團，脫手給中國京東方集團，卻發生中資以打通內部網絡的方式，竊取HYDIS所持有的廣視角專利技術(FFS)，涉流出技術的韓方兩名管理幹部被判刑。不久後，HYDIS又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公司申請法定管理以維持正常運作，並在2008年出售給元太科技。 　　 HYDIS內的勞工們為避免京東方「吃飽就走」的情景重演，工會在台資入主後曾發動一次罷工，要求元太科技不能只顧HYDIS的專利技術，應保障職員們的工作權，勞資雙方為此簽下協議書，承諾將妥善經營公司，且必須定期公開經營數據。 　　 但此後，台資並未將太多心力放在HYDIS上，沒有為公司做投資與進一步設備更新。韓國民主勞總金屬工會國際局長鄭蕙沅對記者表示：「元太沒有汰換或升級HYDIS設備，幾年下來，幾乎只有做機器或零組件修理而已。」 　　 「元太科技承接HYDIS的目地，是為了承攬亞馬遜網路書店的電子書顯示器案子，亞馬遜要下的訂單量很多，當時元太所持有的工廠生產能力不夠，所以才買下HYDIS。但後來，亞馬遜電子書製品銷售量還很低，訂單變少了， HYDIS來他們來說就沒有存在必要了，以元太的立場來說，就不需做研究開發。」HYDIS旗下隸屬民主勞總的HYDIS工會支會長李相穆解釋道。 　　 李相穆還透露，2012年，公司開始正式和全世界的LCD業者締結專利許可權。並以此獲得巨額利潤。  　　 2013年，資方卻開始慫恿職員們「自願提前退休」，800多位勞工有450位離開公司。 李相穆不平地對記者說道：「那時公司是說，在2013年5月底前讓員工『自願退休』，往後一年，工廠不會生產，用這樣來威脅職員，但「希望退休」一結束，隔一個月，生產線又被重啟，所以『不會有所生產』的話就是謊言囉。」 　　 而距「自願退休潮」結束不到兩年，台資又在今年1月宣布解雇355名員工。事實上，在2013年的自願退休後，公司僅剩377名職員。這波解雇擴及公司超過9成的人力。 　　 HYDIS工會主張，這違反先前的勞資協議，因為資方並未認真經營，長期來只是靠吃專利的老本在賺錢；另外，公司自去年營收首見黑字，財政狀況正改善中，沒有理由解雇員工。  　　 「一次赴台抗爭時，我們要求公開做出這項決定的背景和資料依據的理事會與股東會議紀錄。EINK副總說，資料在韓國都有，叫我們回韓國看。韓國經營層則說，這裡沒資料。兩方互打乒乓，到現在我們還沒看到東西出來。」李相穆表示。 　　 工會認為，自台灣元太科技來經營，自代表理事(社長，總經理之意)更替後，溝通上出現問題，自台灣派遣來的經營層，也沒有權限，凡事都需取得台灣方的承認才能做事，因而造成經營上出問題。 　　 記者對李相穆問道。「會不會因這次事件，對台灣的印象變得不好？」 　　 他回應：「事實上，印象變得很差。但我們第一次去台灣遠征抗爭時，勞工和市民團體真的幫忙我們很多，我們覺得很感謝。」 　　 「不論是韓國還是台灣，我覺得全世界勞工的想法應該都是一樣的。只是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下，經營層只考量錢才是問題。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對台灣民眾投射負面情感，只是對像元太永豐餘這樣的台灣企業有不好的觀感。」他最後說道。 　　 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HYDIS勞工們所展現出來的熱情活力。有別一般韓國工運給人帶來嚴肅與激進的刻板印象，他們抗爭時除了綁著頭巾呼喊口號，還載歌載舞，員工們甚至拿著自己親手繪製的諷刺卡通圖像抗議。 　　 「我們希望快樂地抗爭。」民主勞總HYDIS工會副支會長禹富基向記者說道。「解雇為元太形象帶來負面影響，我們造訪台灣時已經獲得注意，若公司堅持，我們會打解雇無效訴訟，不然元太就應該尋找新的經營者。」 　　 但是在這群員工熱情活力的背後，隱藏著許多人未能看到的辛酸苦楚。禹富基說道：「2013年申請提前離職的那些同事們，到現在多半都沒能找到新的工作。」 　　 在景氣不佳的當下，求職已是難事，許多上了年紀的人突然得找一份新工作，更是難上加難。在韓國社會，許多被解雇的人又容易被貼上標籤，難以獲得翻轉機會。 　　 19歲起進入HYDIS工作的崔智恩，本來將在公司迎接第15個年頭。在這期間，她結婚成家，並育有兩個小孩，如今卻面臨解雇。 　　 「我跟孩子說，媽媽在公司內碰到不好的事，現在可能不能工作，要跟同事們一起『與壞人戰鬥』。從台灣抗爭回來後，他們問我：『媽媽在那裡有打到壞人嗎？』我說有，但還沒那麼快結束。這種事(解雇)太難解釋了，只能用這種方式對他們說。」在抗爭集會外投，崔智恩苦笑又無奈地說道。 　　 此前，崔智恩曾在工廠內對記者表示：「真的覺得公司只是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去想解雇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辦法解決，只為追求利益，把認為是絆腳石的人們視作毫無必要，我很心痛。分明都說過是一家人，現在覺得沒有必要，就要我們都離開…」 　　 HYDIS的解雇公告自4月1日起生效。而對這些韓國關廠工人來說，一切才正要開始。  

撰文 / 婁雅君 　　 原訂4月1號實施的第三階段限水，在今天（3/30）突然宣布延後一週實施，令人不解的是，截至今天為止，石門水庫的蓄水率只剩下24.9％，只比三月中旬最低點增加4％而已。目前水庫水位還在極低檔，近期內沒有降雨預報，未來的梅雨狀況也無法掌握，中央抗旱中心到底是根據甚麼思維做出這樣的抗旱決策？其實回推到去年颱風季過後，不難發現，政府對於缺水狀況，缺乏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 　　 誰還記得2014年最後一個颱風？鳳凰，這個依稀有點熟悉的名字。幸運的是，它沒有為台灣帶來災情，所以人們不記得它。不幸的是，去年最後一個颱風鳳凰，沒有為台灣的水庫帶來足夠的雨水，水利署寄望颱風雨量一次蓄滿水庫的願望，也隨之落空。 　　 往年在颱風季過後，水庫的蓄水量都高達八到九成，但是去年在鳳凰颱風過後，石門水庫的蓄水量只有七成五，遠低於歷年的平均值。 　　 從那一刻開始，敲響了乾旱的警鐘。   　　 台灣的氣象季節，可以粗略的以11月來畫分，在此之前，屬於多雨的季節，之後便進入降雨少的時期，中南部尤為明顯。乾旱的警鐘已經響起，相關單位雖然嚴密監控，卻沒有太積極的作為。以這次第一個進入第三階段限水的石門水庫為例，去年10月蓄水率還在以70%上，11月蓄水率只剩下61.34%，接著一路下滑，12月57%，今年1月43%，2月跌破30%，3月更是一度在20%邊緣。 　　 水情嚴峻的狀況，今年初開始受到關注，人工增雨的消息也不時在媒體放送。只是，大家企盼人工增雨能紓解旱象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不是雨沒下在集水區，就是降雨量不足。民眾常感到不解，明明就是雨天，為甚麼人工增雨卻沒有效果？ 　　 事實上，人工增雨需要一定的自然條件，在原先就會降雨的氣候之下，才有辦法進行人工增雨，再配合雲頂溫度、雲層厚度、風向等條件來施作。就算條件俱足，還得看施作是否成功。 　　 此外，令人好奇的是，到底有多少是人工增加的雨量，有多少是老天爺本來就會下的雨呢？如果一定要有個答案，那就是人工增雨的平均值大約可以增加10%的雨量。 　　 但是，這個答案，在台灣並不適用。 　　 在美國和以色列對於人工增雨的研究，平均值大約是10%，而且還是空中增雨的成果研究。在台灣，還沒有相關的研究。目前水利署所實施的人工增雨，主要是以地面作業為主，相對空中來說，它的增雨成本低，成效也較低。負責水利署人工增雨計劃的台灣大學大氣資源與災害研究中心，曾經向水利署建議應進行台灣人工增雨成效的研究，卻沒有下文。所以目前所進行的人工增雨，到底有多少成效，答案真的只有天知道！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點就是，人工增雨的時機。 　　 人工增雨必須在下雨的條件下施作才有意義，在進入乾旱的時刻，要等待下雨的條件，已經不容易，這個時候才進行施作，恐怕面臨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的窘境。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3個月的時間，水利署在石門水庫只進行了3次人工增雨。今年2月施作了2次，直到3月的施作次數才明顯增加。 　　 然而，即便老天下雨，再配合人工增雨，如果雨量不夠大，降雨的時間不夠長，水庫縱然有進帳，也是出水量大於進水量，也就是說，老天降的雨量，還不夠大家使用的水量。 　　 以前所說的人造雨，並不是科學的說法，因為人無法憑空造雨。同樣的，在旱象來臨的時刻，也無法靠人工增雨來解決旱象。3月的幾場春雨，還是解不了水庫的渴。 　　 如果人工增雨被水利署視為抗旱手段之一，那麼台灣的增雨成效有多少？施作時機點是不是應該更早進行，這兩個問題都應該被正視。更值得省思的，是抗旱政策背後的思維，到底是為政策而政策，還是為了抗旱而政策？

撰文 / 周傳久  　　 不該上飛機的上了飛機，然後道歉說要當志工。 　　 記得多年前高雄有位後父虐待小孩致死，送審時忽然對媒體喊要募款做志工，似乎這樣可以博得形象。現在上飛機的也這樣說，有點像公關指點過的回應。 　　 國軍現在需要的不是這樣的志工，由於越來越少人須要當兵，大概以後會更多疏離而導致的離譜事情，或許剩下學校的全民國防教育可以幫助一些觀念，但還要教官能用雙向互動方式引導，問題是許多教官也是不想在軍中才選擇當教官，如何確保他們的認同和軍事專業與教學專業，這也要注意。 　　 建議莒光日可以善意的、理性的做一集節目，教導大家怎樣讓親友參觀了解軍人的職務才是恰當的，能鼓勵大家支持國防也不會造成問題，這樣比只有處罰更好更有建設性。甚至在節目裡有點真心的對話討論而不是單向填壓宣導。 　　 因為這個事件顯示不是大家都了解分際。但也不必因為一人而責怪所有人。能大家正向討論比讓官兵感覺都被罵要好，再只有罵都罵傻了。

撰文/鄭淑文 　　 「自殺者遺族」這五個字，在去年12月26日之前，不曾進入我的腦海中深刻思索，而今，我與這個名詞有了深刻的連結。 　　 起初，面對陌生的題目、面對未曾經歷、甚至難以想像的傷慟經驗時，該怎麼切入？我大量地閱讀文獻資料，希望在聯繫自殺者遺族之前，能夠做足準備，開口時能言之有「情」、擬寫出合適的訪綱，畢竟「自殺」的字眼牽涉到華人社會隱晦的話題、連結的是無法挽回的情感。 　　 前期籌備時，我一路戰戰兢兢，揣想著要遺族在攝影機前再次揭開心痛傷疤，也許遺族會不願受訪，因此設定諸多訪題針對專業人員如：心理諮商師、精神科醫師、社工、護理師、關懷訪視員等，沒想到，邀訪的遺族個案一一應允受訪，談及事件時，無法抑制的眼淚也在眼眶中打轉。 　　 順利的在一月份完成十一位受訪者的採訪，二月份寫了兩個版本的腳本（現在想想，應是我心中對自殺兩字有不可言說的隱約恐懼，讓我訴諸於權威，第一個版本的腳本以專家學者為主軸、遺族為輔，製作人左看右看，點醒我：人的真實故事比專業與權威更能吸引觀眾的目光、讓議題得到關注，於是我重新改寫為現在的版本）。 　　 直到三月份粗剪出爐，感謝攝影記者黃政淵捕捉的細膩畫面、恰如其分的剪輯節奏，看到影片的時候我自己數度眼眶發熱、感動得起雞皮疙瘩，我喃喃自語地跟製作人說：如果可能，真想再多訪幾位遺族，把不同的療癒方式，做成系列報導，讓身處痛苦、以為自己很孤單的人能得到共鳴，而局外人可以多一點理解。 　　 電視專題篇幅有限，許多真誠動人的訪問段落必須割捨、邀來的小詩片頭、片尾都放不下，療癒之路曲折蜿蜒，而我對這個題目的認識是否還能再深入？心裡有種種惋惜或遺憾，但這次的經歷更讓我體會：不完美的過程才是人生，我們盡力，然後面對現實的限制與挑戰。 (圖片：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的悲傷療癒花園以流水造景象徵人的生命歷程是不斷流動的，鼓勵遭逢困境的人們試著突破現在的處境。)  摘錄兩段遺珠訪談，是在製作過程中讓我印象深刻且文獻中不容易看到的觀點— 自殺者遺族呂芯秦：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們怎麼去「同理死者」，聽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困難。  　　  我們怎麼可能去同理一個自殺的人？這個社會面對自殺的眼光是什麼？多麼的嚴格、多麼的苛刻，怎麼可能去同理自殺的人？但你如果只是同理他的心情，沒有同理他的做法，那不是真正的同理。那人既然已經死了，你就算再反對，你就算再覺得這是一件多麼錯誤、多麼不孝的事情，多麼不應該的事情，人都已經死了，那我們可不可以試著去同理這個死者？就是說你去想一想，他活著的時候有多麼痛苦，他是不是走投無路，他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他是不是扛不了那個很重的重擔？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自殺者遺族游賀凱：  　　  自殺者之所以選擇自殺不是為了想要結束生命，而是為了想要「結束痛苦」，只是自殺是那個時刻的唯一所知的方式。  　　  不可諱言，多半遺族也會尋找「單一」的死者選擇自殺的理由，可是一但落入這個「單一」的思考系統其實都會非常辛苦，而要承認可能沒有那個「單一」的理由，或是沒有那個「單一」可以救得了死者的方式，都是一段艱難面對的歷程，但我也相信，承認也面對了沒有那個「單一」，反而是讓我可以走到今天的踏實方式。  　　  回到生命本身的複雜與差異，我們才有可能多一點真實的認識他們，還有面對著這個事件以及必須要做這些功課的自己。  　　  製作過程中，我與既是受訪者也是諮詢輔導領域專家的游賀凱、呂芯秦，討論切入的角度，與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的周昕韻心理師徵詢相關概念與數據，數度長篇郵件往返，期望這篇報導角度既要感性、也要理性，但不呈現出權威式、「唯一、正確的解答」，避免單一化這個議題。衷心感謝這幾位被我不停打擾的專家朋友們，這些真是很重要的提醒。 (圖片：游賀凱透過步行和書寫試著尋找生命的解答。)  　　  結束訪談後，游賀凱寫了一段話給我，我反覆讀了幾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想，每一次都因為這些太真實的描述而內心震動不已、但卻能感到一股真摯的力量。  　　  我想愈是生前和死者愈親密的親友就愈是自責，我一點也不覺得這些自責是問題，會有自責其實是因為在乎，我們需要這些自責，才明白，我們原來有多在乎。  　　  面對著有自殺意念的家人，其他家人還可以做什麼？  　　  如果我可以說：記得讓自己休息。  　　  面對著有自殺意念的家人，總是擔心著會發生最壞的結果，所以很多時候不敢好好休息，因為怕一休息家人就自殺了。  　　  但那一定不是那位想自殺的家人希望見到的事，不願意自己造成其他家人的負擔，就算明白自己已經是家人們的負擔，他 ⁄ 她一定也希望家人有把日子過好。  　　  這是很矛盾的事情，而矛盾當然也是自殺事件的本質之一，所以我會覺得在矛盾的生活中自己想辦法面對得更好是其中之一的方式，但…那讓這種事情永遠是家內之事，也是在複製有自殺行為歸因的個人化歸因方式，從自殺的個人議題變成家庭照顧支持議題，只是多擴大了一點點，多擴及了幾個人，然後，那個人以及其他家人，都仍然是孤單的。  　　  所以，我自己會說，不是有自殺意念的人要做什麼，不是這些在旁邊的家人要做什麼，光是願意讓自己休息都已經是了不起的事情。  　　  在那些時候，我反倒覺得是家外的人可以做些什麼，去關心與傾聽他們的生活，直接問問或做出可以提供支持的事情，在現實的系統裡面有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這已經是現行可以進入家中的資源，但他們的勞動條件很差，也很不容易多做什麼或持續做什麼。  　　  所以，我們也許不是告訴這些家人可以做什麼，  　　  而是我們能不能做什麼讓這些家人有願意休息與喘息的時候。  　　  在那些陪伴著有自殺意念的家人去就醫或進行心理治療的過程中，  　　  能不能多提供一些資源的選項讓有自殺意念的家人遇到合適的介入方式？  　　  能不能讓已經成為支持性的資源盡可能長期穩定下來？  　　  能不能讓這些陪伴的過程也分一些目光到這些陪伴的家人身上？  　　  能不能我們在對有自殺意念的家人的觀念與做法在進化的同時，  　　  我們對這些陪伴的家人的對待方式也有進化？  　　  我如果可以想到的方式是，從處理與解決問題的邏輯進化到，讓更多人有更多的理解後，有可能更願意產生人我關係連結，不管是有自殺意念的人或是陪伴的家人，就多了在這個世界中被支持的可能，而這就是您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自殺者遺族的對待，對我來說是從自殺者的生命故事理解，到帶著這些理解生活，仍然是要回到這個生活當中，而不單單是對於自殺事件有安置而已，什麼樣的安置方式會影響我們怎麼繼續生活的方式。 上段文字摘自與游賀凱的往來信件  　　  身為記者，在製作期接觸到第一線的人事物，已經是最大的收穫，加上經歷這個題目的前期、製作、後期，我自己算是上了一課生命教育的必修課：生命的全貌，不僅是全然的陽光，陰影，也構成重要的組成。生命的灰色地帶，是人人都要學習接受、並且釋懷的。  　　  這是我初接此一專題時，始料未及的體會，完成這個專題，我自己的生命態度也有所調整：不完美，其實是讓我們的生命更豐富，雖然過程真的很辛苦。遺族走過悲傷，帶著生命中的黑暗往前行，不硬將悲傷失落轉為光明力量，而是遭逢親愛的親友離世後，在無可預期的生命失落中，允許自己以各種方式悲傷、若有餘力，在不斷的探問「為什麼」的過程中，試著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再次感謝協助製作專題的朋友們，分享珍貴的療癒歷程，這是生命教育寶貴的一課：學著在逆境之後，也能抬頭挺胸、繼續前行。 若您還想了解更多關於自殺者遺族們的故事……. 延伸閱讀： ♦呂欣秦、方俊凱合著《我是自殺者遺族》 ♦獨立特派員《療癒破碎的心》 ♦特派員+《哭吧！悲傷是你的權利》

撰文/李婕綾 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報導，不如說是一篇補綴的採訪側記，更要回應部分觀眾的疑問。 (影片：聯福望春風 影源：Peopo) 　　   　　  採訪聯福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個受訪者，都會給我這樣一個問號。她們總要問我，政府隔了16年，要跟她們追討這筆錢，到底合不合理？ 　　 王秀鸞今年已經超過80歲，當初領錢時，承辦人員告訴她，必須要孩子來擔保，保證她有拿到這筆錢，於是，同樣對法律文件不甚了解的孩子，就這樣簽了字。一直到收到法院支付命令之前，她都還認為，當初簽的只是一份證明她有領款的文件。 　　 在聯福事件中，像王秀鸞這樣的例子並不是少數。這些台灣第一代的老工人，大部分都不識字，尤其是女工，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女孩子可能連寫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難。當時，許多人連簽了甚麼文件都搞不清楚，現在政府求償的依據–「貸款書」，上頭的條文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堆看不懂的文字。 　　 在採訪工會時，我有很深的感觸。 　　 工會辦公室外頭排了一長排各種不同文書，裡頭所用的公文用語，如果不是需要寫公文，在日常生活根本不會接觸。「他們有些人就照著範例文件照描，或是看隔壁人怎麼寫就照抄，有些人連文號都照抄，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寫了些甚麼。我們只好一句一句用白話文跟他解釋，然後可能讓他們的小孩，或是跟他們一起來的人幫忙寫。」在工會幫忙的王浩說。 　　 在那當下，我開始能理解，毛振飛理事長跟我提過，「要這群工人上法院，根本是一種凌遲」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當然，有些人還了錢。 　　 許多人在收到支付命令後，發現上頭，除了保證人之外，幾乎有繼承權的人都被羅列在上頭，因為除了財產能繼承，債務也能被繼承。 　　 在這樣的壓力下，有能力的人，還了錢，沒能力的人，只好上街頭抗爭。 　　 在聯福事件中，我們有太多問題可以問。包括，當初的款項到底是在甚麼情況下給出的？公部門有沒有給了甚麼承諾？有沒有清楚告知這群人款項的名目到底是甚麼？在這16年當中，公部門如何看待這筆現在被視為「債權」的款項？有沒有與這群「債務人」接觸，好了解還款的能力跟情況？如果當初的款項是借款，勞委會把錢討回去後，這群勞工當初應得的退休金與資遣費，又該怎麼算？又該找誰算？在這個事件中，勞委會難道沒有需要負責的地方？ 　　 對於，最後一個問題，勞委會，要負甚麼責？又要如何負責？這個問題，也許可以集合眾人之力去思考。 　　 然而，如果你要問我，這群勞工難道沒有責任？難道沒有錯？我想是有的，在我卸下記者身分，純粹以一個可以有情緒的旁觀者立場來看，這群人確實有錯。他們的錯，在於生在無法接受教育的匱乏年代，無知的他們只能任人宰割。 相關影片：   ♦ 聯福望春風後續—如果他們有錯 (上)  ♦ 聯福望春風後續—如果他們有錯(下)

撰文╱卓冠齊 　　 KBS(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直譯為韓國放送公社，或稱韓國國家電視台)，是韓國最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國營電視台，地處首爾市區汝矣島，園區幅員遼闊，其中在新館一樓大廳，有一區展示著1983年製播的《尋找離散家屬》節目。 　　 比起經典韓劇《冬季戀歌》，或是向全球推廣K-POP的《音樂銀行》來說，《尋找離散家屬》很多人連聽都沒聽過，但對KBS來說，這個節目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絕非是憑藉收視率或知名度而存在。 　　 《尋找離散家屬》原是一個為韓戰停戰30年週年而生的特別企畫，預計製播紀念性的一集。當時韓國影視產業環境與台灣相似，大部分的民眾收看KBS、MBC與SBS三大無線電視台，這個特別節目亦一如往常，按照安排好的節目表，準時在6月30日晚間10點15分放送。 (圖片：KBS新館一樓大廳展示《尋找離散家族》節目，右側電視牆播放珍貴的資料影片。) 　　 這是一個現場直播的節目。攝影棚裡參加錄影的觀眾，全是因韓戰與親人失去聯繫的離散家屬，他們坐在底下，手上拿著一塊紙板，上面標示姓名、現在住處、與僅存且已知的失聯對象資訊。由現場主持人介紹離散家屬，透過棚裡的電話連繫確認是否為失聯對象，並直播聯繫上親人的一刻。 　　 「我是不是在理髮院?」 　　 「對，沒錯。」 　　 「分開那天是不是陰天？」 　　 「對，沒錯。」 　　 「哥哥啊！」 　　 住在濟州島的妹妹與在大田市的哥哥，一在南一在北，兄妹倆失散多年且早被領養人改名換姓，久別重逢終於相認，抑藏在心中30年的情感找到出口，他們的眼淚潰不成堤。這是《尋找離散家屬》節目最為人熟知的一個故事，當參加錄影的觀眾，真的透過節目找到親人，也讓其他正在尋尋覓覓的離散家屬，燃起一線希望。 　　 「當時電視台大樓外一直延伸到對面的汝矣島公園廣場，人山人海到處都是人，民眾在建築物外牆上貼滿手寫的尋人啟事，還有人用木板寫尋人啟事掛在身上，希望引起媒體注意。」製作人池炯旭說。 (圖片： KBS新館連通至本館的內部走道展示區。底圖呈現1983年《尋找離散家屬》節目播出時，家屬聚集在電視台外尋人的情況。) 　　 顛沛流離的境遇，人世間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不是戲劇演出，而是真人實事發生在眼前的實況直播，感動不少人。《尋找離散家屬》帶來超高收視率，引起廣大迴響，說轟動國際也不為過，當時美國總統雷根也提到他看了節目很有感觸，並呼籲北韓當局執政者：「讓因為戰爭分裂的家屬相聚，讓你的人民能在這個節目上出現。」 　　 「當時家家戶戶都在開著電視，很多人跑來說，他們在找家屬。」 　　 邊幸哲當時是現場攝影師，我請他回想當年的景況，他說了幾句便開始哽咽。 　　 「就算是要熬夜，也希望多為一位離散家屬找到親人。」 　　 邊幸哲說，那時所有工作人員幾乎卯足全勁，日以繼夜不間斷地工作，回應觀眾。 　　  　　 直到精疲力盡，因為許多人在等答案。 　　 「什麼叫累？疲憊的感覺已被汝矣島外廣場人潮淹沒，療癒家屬心中的痛 　　 比什麼都重要。」 　　 從6月30日播出第一集，到11月4日下檔，《尋找離散家屬》連續直播138天， 介紹了53536個家庭的離散故事，協助10189名家屬找到親人。除了尋人啟事的指標意義，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也因為看了節目感同身受–即使戰地停火多年，但埋藏在上一輩心中的遺憾，卻是忘也忘不掉的痛苦。 　　 2015年，KBS資料檔案室整理《尋找離散家屬》節目相關資料，包括節目資料帶、製播工作單、手寫看板、紀念唱片、重逢照片等等共20522份，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登錄為世界記憶遺產。 (圖片： 參與錄影的觀眾手寫看板，描述尋找對象的相關資訊、現居地點及聯絡資訊等。) (圖片： 節目製播工作記錄。) 　　 「一個韓國的電視節目，跟世界有什麼關係呢？」當時負責申請的資料檔案室專員李珉知說，申請時他們反思這個問題：因戰亂造成顛沛流離的人類悲劇，易引起共鳴，但要成為人類共同記憶遺產，就必須強調保存的價值。 　　 「在美俄對峙的冷戰氣氛下，南北韓關係也時常出現擦槍走火的緊繃狀態，因為這個節目，雙方紅十字會代表出面協調，於是在兩年後的1985年，有了首次的離散家屬見面會。」李珉知補充說明，除了是啟動見面會的觸媒，《尋找離散家屬》也影響了政府施政，地方政府將離散家屬資訊列表，公務員進一步協助民眾聯繫，都是這個世界上最初，最大規模的尋人節目，最終能獲選登錄為世界記憶遺產的決定因素。 　　 「每一個國家都曾有過戰亂，但沒有一個電視節目如此詮釋戰爭的痛苦。」李珉知進一步解釋UNESCO的評選意見，《尋找離散家屬》雖不是第一個入選的影視資料，但相較於紀錄戰亂紛爭下人性對立的殘忍，一個民族因政治問題的分裂造成多大影響，韓戰無疑是給全世界最大的警惕。 　　 4/27兩韓峰會後，雙方領導人允諾在2018年8月15日重啟離散家屬見面會，但若一如既往或按慣例辦理，比例式抽籤，並不能滿足互通往來的需求，遑論探親祭祖等進一步的人道關懷政策。 (圖片： KBS是兩韓首腦會談主要製播單位，峰會期間，電視台大樓外懸掛巨幅布條傳達「共同和平、共同未來」的宣傳主調。) 　　 「像韓戰這樣的事情，真的不要再發生了。」即使已是35年前的工作，邊幸哲想到當時景況還是忍不住落淚。他說，因韓戰分隔兩地的人民超過一千萬，然而隨著時間流逝，經歷過這段痛苦且仍在世的老人越來越少，活著的人七十歲以上超過一半，再沒有更進一步的開放政策，見不到最後一面的老人，終將抱憾離世。 　　 「幾年前我們已向兩邊政府提交一個計劃，在非軍事區(DMZ)或平壤都可以，蓋一個離散家屬博物館，一二樓做一個讓離散家屬可以隨時碰面的場地，常態開放，可以由我們來做。」 　　 這是邊幸哲對半島和平許諾的願望。 　　 採訪當天，我們踏入當年錄製《尋找離散家屬》的攝影棚，工作人員調燈、移動道具，為下一個節目準備。那些座位依舊如新，但35年前，參與錄影的觀眾們啊，你們都找到家人了嗎？ 延伸閱讀：   ♦半島和與平：願

撰文/李宜芳 　　 公投的「平民化」，象徵民主價值更進一步，但同時我們也應認知到，台灣的公投法尚未成熟，今年試水溫的經驗將會影響整個公投制度的發展。我們想藉由以下幾個爭點，讓您知道台灣公投目前面臨了哪些問題，並借鏡國外的做法，去探討改進的空間。 同婚公投水火不容 雙方都過有解嗎？ 　　 今年最受矚目的莫過於牽涉性別議題的五項公投，不僅是因為大眾對人權議題格外關心，更因為這五案的內容強烈對立，讓這次公投更加戲劇化，大家都等著看誰是最後的贏家。許多人會問，如果這些互相衝突的公投案都通過了會如何發展？ ( 圖片：2016年11月17日，立法院在排審《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時，正反兩方在門外集結發生衝突。 圖源：公視PNN新聞網) 　　 一些西方國家如瑞士、德國等，有對此制定解決方法，例如，直接比較雙方同意票數的多寡，或是在選票上加上一個附屬問題：「如果兩案都過，你的第一志願為何？」去給兩案都投同意的選民做選擇。層層的防呆機制清楚定在法規當中，就能避免掉絕大多數的爭議。 　　 這一次愛家公投與平權公投的對立，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現行法條也沒有相關的處置規定。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胡博硯指出，當初大法官748號解釋並未規定要修民法或立專法，是要給立法者一個彈性空間。如果最後兩個都過，立法機關可能因為無法解決爭議，就把法案擱置。這樣不僅會傷害到提案者，也會傷害到制度本身，讓民眾對公投失去信任，並不是我們樂見的情況。 當政黨將手伸進公投 公投該與大選脫鉤嗎？ 　　 回首過去的全國性公投，清一色都是由政黨提出的，尤其在2004年與立法委員選舉合辦的那場公投，一邊是綠營的「討黨產」，另一邊是藍營提的「反貪腐」， 公投公報上印著互相討伐的言論，彷彿選舉的第二戰場。過於濃厚的政治色彩，一直都是台灣公投為人所詬病之處。 (圖片：107年8月27日在國民黨於中央黨部前舉行三項公投案連署書送件記者會。圖源：公視PNN新聞網) 　　 胡博硯認為，政黨發動的公投必須視情況判斷，在國外，確實有因為小黨在國會無法與大黨抗衡，而發動公投將問題訴諸民意的例子。但是政黨的主要戰場應該要在國會，過多的公投可能淪為政黨宣傳的工具。 　　 台灣的公投法規定，公投案成立後一到六個月內若遇公職人員選舉，就得合併辦理。合辦的好處是能直接援用選舉的投開票所與選務人力等資源，能大大減少公帑支出，此外，公投投票率也得以提升。然而，公投也特別容易與政黨選情聯想在一起，畢竟誰能在大眾議題上占地較多，就掌握發言的主導權，也爭取到了較多的曝光機會。 公投處置空間模糊 公投審查權誰來擔？ 　　 重大政策公投在今年的十案中佔了六成，但現實中，政府政策真的跟的上公投的腳步嗎？重大政策公投不像法律的創制或複決，有明確的時程可以依循，法律並未規定政府要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手段完成，雖然可以展現民意，但也極有可能無法被執行。 (圖片： 中選會逐張審查公投提案團體送來的連署書。圖源：公視PNN新聞網) 　　 難道無法從源頭管理，排除執行上有疑義的公投案嗎？事實上，中選會只會對公投案進行形式審查，除了公投法明定的不可公投事項，幾乎不會干涉公投案的議題，只要內容無語意不清，並達成連署門檻便能成案。 　　 探究原因，是因為中選會並不是司法機關，沒有駁回提案的正當性。反觀國外，德國的各邦憲法法庭審查、義大利的最高法院都有公投審查權，確保無合違憲之虞。中選會身為行政機關，否決提案時容易被指控立場不公，為了尊重提案者意見，選擇只做形式審查，也造成今年公投案的暴增。 　　 今年光同志相關的公投就佔了五案，東吳大學政治系黃秀端教授認為，每多一個公投案，就要多花一億元，如果有二案以上針對同一件事，為何不結合成一案就好了？此現象反映中選會職權不足的困境，希望未來能給予中選會一些處置空間，集結正反雙方討論，將多案合併成一案，以免資源浪費。 公投好像趕投胎 說好的電子連署呢？ 　　 第11、12案提案人曾獻瑩表示，他們從2月送件，經過審查、聽證會、發函、補正、開會，到5月才進入第二階段連署，10月下旬才正式成案。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原本用來倡議、溝通的能量都在前面的階段耗盡了。 (圖片： 投提案團體在回收全台的連署書之後，還必須進行、分類、編號、造冊等龐雜的整理工作。 圖源：公視PNN新聞網) 　　 在瑞士，公投連署時間是18個月，在公投前也有一年的時間進行辯論，議題有充分發酵的時間。反觀台灣，規定公投成立之後要在六個月內舉辦，大家趕著要綁年底大選，紙本連署又曠日廢時，導致流程走得非常倉卒，提案方與審查方皆人仰馬翻。中選會應盡快履行建置電子連署系統的承諾，未來用自然人憑證進行連署，既快速又省力，也可以大大降低死亡連署的可能性。 　　 第14案領銜人苗博雅說：「在推動公投的過程中，全台各地都長出了自發性的倡議組織，我們很期盼這些組織可以在公投之後能繼續運作下去，持續在各地發揮影響力。」公投本身是一個有力量的民主程序，可以讓意見相同的人集結，能夠讓多元的聲音被聽見，也許台灣現在無法讓公投的價值發揮到最大，但希望政府和人民都能吸取每一次的經驗，最終實現直接民主的真諦。 延伸閱讀：   ♦ 公視有話好說 史上最複雜！10公投案一次搞懂！ ♦ 公視獨立特派員 公投蓋什麼 ♦【公投突圍15年】 那些年夾縫中生存的公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