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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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恐懼的總和—歐洲的難題
撰文 / 陳廷宇       歐洲近年正逢多事之秋,希臘債務及中東百萬難民潮未解,在台灣時間22日驚傳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地鐵爆炸案,據當地媒體報導爆炸前現場傳出槍聲,有人高喊阿拉伯文。這是數日前比利時和法國警方從歐盟總部旁的小鎮逮捕巴黎恐攻主嫌後,再一波震盪。公視《獨立特派員》因應國際情勢,本週三起推出《恐懼的總和—歐洲的難題》系列報導,帶您近距離觀察在恐怖攻擊及難民潮挑戰下的歐洲。    象徵法國自由民主精神的共和廣場,充斥著來自各國旅人的標語和鮮花,成為向恐怖攻擊說不的精神堡壘,浪漫花都變色,漫步巴黎,很難習慣街頭不少全副武裝的軍人和警察時時勘查移動,過去動輒排隊兩個小時才能登頂的巴黎鐵塔,遊客稀疏,空氣中的確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氛圍,說巴黎人完全不怕是假的,但說全城草木皆兵確也非事實,重回巴黎恐怖攻擊的現場,層層堆疊的難題和挑戰,讓恐懼無所不在,然而恐懼的總和到了極致,卻也迫使歐洲各國和民眾必須面對恐懼,甚至學習和恐懼共存。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接受來自中東的政治、經濟難民多少帶著贖罪的意味,因此人道的關懷是主要原則,不過人道至上有時候也衍生不少有趣的現象,奧地利收容、安置難民有著長久的歷史,甚至有學者認為奧地利當年接受難民造成的人口移動,是間接讓東歐鐵幕瓦解的因素之一。距離奧地利首都半小時車程的難民收容所Traiskirchen,可以安置近1300位難民,裡頭半數以上都是未成年的孩子,收容所執行長Mr. Schabhüttl說:「因為奧地利法令規定,成年的難民抵達後,必須提出難民申請,申請通過才能留下,沒有通過則被遣返原國,但未成年的孩子則全部都可以留下來。」    有趣的是,因為奧地利政府人道至上,對於沒有身分證件的難民,都是以相信他們所陳述的個人資訊為原則,因此當年收容安置所成立之初,很多難民索性丟棄自己的身分證件,然後宣稱自己是未成年人,藉此獲得長期居留的待遇。六十多歲的Mr. Schabhüttl笑著指指自己已經完全灰白的頭髮說: 「還有難民頭髮跟我一樣白,也宣稱自己才十七歲,我們仍得先相信他。」後來用此招數的難民越來越多,收容所才開始有一套年齡鑑識的機制,用頭髮、牙齒、骨骼來確認難民的年紀。    在德國南方巴伐利亞和奧地利薩爾斯堡的邊界,每小時有五十到一百個敘利亞難民家庭從奧地利被送到德國的難民中轉站,德方的管制人員24小時輪班,對來到這裡的難民進行初步的登記和檢查。這是從難民潮爆發以後,失序、失控事件頻傳到現在德奧雙方慢慢磨合出來的運作模式。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有一半以上都是攜家帶眷, 年輕夫婦帶著孩子逃離家鄉的戰火,來到歐洲希望尋求安居樂業的生活。不過重啟新的人生談何容易,到德國的難民必須先登記、檢查,身家財產超過750歐元以上的都必須繳交給政府,做為協助安置難民的經費,同時得通過審核申請的手續,通常這已經是三到六個月,甚至超過一年的漫長等待,一旦被批准,地方政府會開始安排各項學習融入社會的語言及技能課程。    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中東地區,大部分的難民只會說阿拉伯語,德語從來不是個容易上手的語言。一位16歲的伊拉克女孩說,兩年前剛到德國日子非常難熬,在陌生的環境,說陌生的語言,感覺自己被全世界孤立,心情總是充滿挫敗和沮喪。她說:「難民們充滿創傷,需要很多心理支持。」另一位剛到德國兩個月的敘利亞男孩,14歲,他是家中的長子,全家湊足了旅費讓他搭上人蛇集團的船,飄洋過海來到德國成為難民,希望等他安定能夠把全家都接過來。14歲的孩子肩上扛了全家族的期待,讓他心理異常沈重,他說:「每一天上德語課就像幼兒園的牙牙學語,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才有能力實現全家人的願望。」    百萬難民潮加上恐怖攻擊,讓歐洲的挑戰在許多不同面相上變得棘手而複雜,很難從任何角度去簡化問題的難度。週三晚間十點《獨立特派員》節目,從3月23日起推出《恐懼的總和—歐洲的難題》系列報導,試圖以人性的溫度、不同的視角,和觀眾一起感受二次大戰後面臨最大難題的歐洲現況。
#專題報導
陳廷宇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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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教育開麥啦
撰文 / 周傳久 (獨立特派員文字記者)     近年台灣關於教育的話題爭議不斷。到底怎樣在充滿挑戰的新環境培養未來有競爭力的國民?各方看法不一。     能賺錢卻不能尊重別人,很聰明卻不一定能與別人溝通通合作,或者辛苦追逐一時的潮流而苦不堪言,許多現象引起省思。另一方面,科技便利,帶來許多新的機會和可能,若在適當引導下,又可以發展更多前所未有的學習方式,幫助更多不同的學習者適性發展。    其實在步調快速的社會,能就地取材、建立健康的自我、與人有好的關係,並能學其所愛、愛其所學,是教育品質和學習動機的發展基礎。這要靠引導者掌握經營的本質,輔以因應不同學習者而有不斷創新的方式。國內媒體讓觀眾看到許多教育爭議,和層出不窮的意外。但如何從爭議中找到更有建設性的調整之路呢?     可喜的是,有不少基層學府走出老師學生多贏的局面。他們不一定花許多錢,但可以幫助學生在有安全感的環境中快樂紮實的學習。不僅如此,能與人有好的關係,相互理解而加速學習。    獨立特派員將介紹三個地區的例子,包括台灣蘭嶼的東清國小學前班與蘭嶼中學,還有丹麥的自由小學學前班和大學預備學習,以及奧地利的新制中小學。蘭嶼師長在台灣所謂「翻轉學習」喊得幾乎不答這個名詞就好像跟不上時代的壓力下,冷靜地走出自己的路。重視品德、文化與知識合一,落實體驗教學,堅固價值認同,對環境與人都有更高的品味素養。    丹麥看重預防霸凌和建立孩子的選擇能力以及與人有美好的關係。從學前班故事按摩活動開始,加上各種媒材協助理解別人的情緒以便誠懇溝通。小學畢業前沒有考試,讓學生的價值不建立在考試。長大後多數是有耐心、個性溫和、能察言觀色尊重別人的國民,並相信自己可以跨界發展。這或許是「快樂國度」的內幕。    奧地利小學年年鼓勵學生訂定個人研究計畫,以科學理性的主題輔以精緻藝術表達,讓小學生學習獨立負責,而且懂得欣賞別人的成就和優點。也是自幼培養自信和與人溝通合作的素養。      以上三個地方新的學習方式有共同點,就是減少壓力、以興趣引導,並有更人性的方式經驗探索知識和與人相處之樂。他們都依循了政策而不是花時間在對抗。他們也都沒有一直在等待由上而下的資源,而是在有限的範圍內走出良性發展之路。歸結來看,學校經營者的價值觀與涵養,將直接影響學習氛圍。每個地方挑戰不同,但為什麼這三個地方可以不只停在原地抱怨和哀嘆大局?《教育開麥啦系列報導》將介紹詳情。
#教育開麥啦
#臺灣
#丹麥
#奧地利
周傳久

2019年7月22日

1969
【IN-OPINON】台灣二戰慰靈碑在沖繩
撰文 / 蘇啟禎(公視新聞部製作人) (圖片:2015/11/23台灣人慰靈碑簽約,可望於2016年中,正式設立。)     幾個月前,「二戰浮世錄」第三集當中,記錄了許光輝先生這幾年頻頻遊說政府,希望在沖繩和平紀念公園設立「台灣戰死者慰靈碑」,卻屢屢碰壁、無功而返,引發不少討論。現在,終於傳來好消息:日本老兵民間團體宣佈捐出一塊地,給台灣人設慰靈碑!這段曲折,今晚(11/25)十點,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第三單元:【台灣戰碑突圍】,邀您一起來觀賞、見證。 (圖片:韓國人慰靈塔。許光輝問: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     立碑為什麼重要?因為台灣人在二戰期間,有二十多萬人為日本上戰場、逾三萬人死亡。可是戰後,台灣人變成中華民國國民,替「敵國」打仗的政治不正確,讓這段歷史備受壓抑,政府淡漠,民間淡忘。七十年了,全台至今尚無任何一座國家級的台灣二戰紀念碑。這也正是為什麼,許光輝等民間人士憑著傻勁、屢敗屢戰,爭取到在日本土地上立台灣碑,值得記上一筆。 (圖片:沖繩和平紀念公園,佔地40公頃)     為什麼相中沖繩和平紀念公園?除了許光輝個人與沖繩的淵源,更重要的,它是日本唯一的國立戰爭遺跡公園,矗立了五十座日本各縣市及相關團體所設的慰靈碑,每年國內外訪客上百萬,是活生生的二戰歷史教育現場。園區內還有一座606坪的「韓國人慰靈塔」,是韓國政府早在1975年就設立的。台灣與朝鮮,戰前同為日本殖民地,台籍兵死亡人數(30304)更超過朝鮮兵(22182),許光輝常問:「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 (圖片:許光輝(中)與協助推動立碑的錦古里正一(右)。立委周倪安(左)也特地前來支持。)     上月底,我和攝影搭檔到沖繩採訪了十多位各界人士,包括許光輝、台日老兵、灣生、台灣疏開經驗者、前沖繩縣副縣長…等等,他們在【台灣戰碑突圍】專題裡,交織成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要訴說的,除了台灣人立碑的艱辛過程,還有沖繩跟台灣、綿延不斷的歷史繫絆與情感。下週三(12/2)另一個單元【沖繩戰役七十年】,同樣延續這樣的主調。     「終戰七十年」近尾聲了,但阿公阿嬤的時代故事與心事,我們一起繼續說下去。 (圖片:台灣人慰靈碑可望於2016年中,矗立在沖繩南部海角。)
#二戰
#慰靈碑
蘇啟禎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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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少年造飛機
撰文 / 李瓊月 (獨立特派員文字記者)    對很多台灣少年工來說,他們的原鄉在台灣,第二故鄉在日本神奈川縣的大和市。    二戰期間,八千多位台灣少年工之中,遭到空襲或其他原因犧牲的有五、六十人,包括在神奈川縣高座海軍工廠、名古屋三菱航空飛機製作所,還有九州長崎第21海軍航空廠等等。二戰結束後,除了有一百多人留在日本,其餘八千多人都回到了台灣。    這段被淹沒的少年工故事,有一位叫早川金次的前高座海軍工廠技手,一直耿耿於懷,1961年他存了一筆錢,在大和市的「善德寺」,立了一座「戰歿台灣少年工慰靈碑」,紀念1945年7月30日在此遭到空襲的六位台灣孩子,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記他們,除此之外,台灣高座會,也選在20幾年前,捐了一座台灣亭回饋給大和市政府。    「台灣少年工慰靈碑」是因為大和市立柳橋國小的學生來此遠足,無意間發現,少年工的故事才慢慢被傳開了。    至於台灣呢?很多人不知道曾經有八千多位孩子在二戰期間,曾經遠渡重洋到了日本參與雷電的生產。為了填補這塊歷史縫隙,1997年,曾經幾次聽到台灣少年工故事的文學家張良澤,跟牧師張瑞雄、前少年工陳碧奎先生,開始搜集少年工的照片,完成「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這本寫真帖,好留下他們的歷史,完成他們的故事拼圖。    如今少年工年歲已高,今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他們再一次重返日本大和市,再看看犧牲的朋友,再回眸年少歲月留下的足跡,感受一下第二故鄉的溫度。 
#慰靈碑
#二戰
李瓊月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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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二戰決戰部隊 震洋艇隱身台澎
撰文 / 李瓊月 (獨立特派員文字記者)    「神風、櫻花、震洋、回天、伏龍、海龍、蛟龍」,二戰時期的特攻隊,曾經在台灣在出現? (圖片:雄市舊城文化協會提供)    一九四二年,日軍在中途島海戰敗北之後,太平洋戰爭局勢翻轉;一九四四年,日本海軍推出「特殊奇襲兵器」,包括所謂:櫻花、震洋、回天、伏龍、海龍、蛟龍」,分別從空中、水上、水中、水底,以所謂「一人一機、一艇換一艦」展開自殺式攻擊,也就是七十年前所謂的「人肉炸彈」。    當初由日本海軍訓練的震洋特攻人員有六千人,全部是日本人,年齡在16-19歲之間,原來是開飛機,後來駕駛震洋艇,然後派到南太平洋、中國以及台灣。    其中到台灣的有10支隊伍,從1944年底開始進駐台北基隆、關渡、高雄左營、屏東海口以及澎湖的西嶼東鼻頭、望安(鴛鴦窟)等地區。    隊員搭乘的是一種由三夾板或膠合版製造的震洋艇(艇長5.1公尺,寬1.7公尺、高0.8公尺,使用汽車引擎,艇首裝載250公斤炸藥),展開特攻時,鎖定的目標,以輸送艦、驅逐艦及其他戰艦為主,待目標經過時,直接衝撞。(搭乘員平時訓練時,一次至少出動六艘,有固定的訓練隊形,待美艦經過時,像狼群一樣群起而攻之。)    曾經是震洋特攻隊一員的陳金村,88歲,初中畢業時,擔任過部落書記,17歲填了志願書、通過體檢、筆試、體能測驗以及海兵團四個月的訓練之後,成為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五期,剛好碰上震洋特攻隊成軍,於是第五期部分士兵,成為唯一加入震洋隊的台灣兵,陳金村被派到第21竹內部,擔任機關兵,負責震洋艇的維修。    那段出生入死的戰爭歲月,一直在陳金村的腦海中,經過七十年後,終於在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陪同之下,重返位於左營舊城的震洋隊基地,而當年駐守在此的有:第20隊薄部隊(位於舊城城牆兩側)、第21竹內部隊(西自助新村)以及第31部栗原部隊(海青工商),至於比較晚到的第29永井部隊,則位於桃子園。     震洋特攻隊歷史之所以能撥雲見日,關鍵於在2013年,左營眷村要進行拆除了,舊城文化協會發現這裡有日軍留下來的17座防空壕、震洋神社基座、以及手水缽、參道等等,才在開起震洋隊尋訪之路。    再走進防空壕,陳金村回憶,曾經因為心情不好,在這裡教訓一位來自北海道的補充兵,聽聞補充兵難過的訴說,想念跟他一樣大的子女,以及來台灣是萬般不得以,說到此陳金村一度哽咽、非常激動。    但是令陳金村最難忘的還是這裡的「芒果的滋味」。記憶中,隊員早上起來先搖芒果樹、吃芒果,以致排出來的汗,身上穿的內衣都是黃色的,當下再撿起地上的芒果,品嚐七十年前的滋味,過去的點點滴滴全湧上他的心頭。    走過基地,來到特攻隊進行海上訓練的桃子園海邊,停放震洋艇的格納壕依山壁而建,包括永井、竹內、栗原以及薄部都在這裡進行海上特攻訓練,至於停放震洋艇格納壕,根據陳金村的回憶,裡面可以停放十幾艘以上,甚至還有一間倉庫,儘管經過七十年的風吹、日曬、雨淋,加上洞內崩塌、堵塞,但是格納壕依然在海邊靜靜佇立著,跟著陳金村的到來,彼此述說著特攻隊員出海訓練,以及當年躲空襲的日子。    二戰結束之後,第20隊薄部隊員曾經在基地拍下合照,作為紀念,日軍留來下的四百艘的震洋艇由國軍接收,至於一千多位日本隊員、搭乘員在等待遣返日本時,曾經被派到南投竹山、雲林、台南、高雄的農場、糖場工作、自活,以等待回家;幾十年後,薄部隊的隊員,也曾經回到高雄西子灣祭拜演習時犧牲的戰友,回到左營舊城,尋訪震洋隊留下來的足跡。    一樣的二戰歷史現場,一樣的二戰老兵,七十年前特攻隊故事,為他們留下什麼樣的戰爭歲月記錄?
#二戰
#日本
李瓊月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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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 戰亂青春何價
撰文 / 蘇啟禎(公視新聞部製作人)    「台籍前日本兵的賠償問題是沒有祖國的台灣人刻骨銘心的悲哀。」    我在書架上,找到兩本旅日王育德博士的書,翻到「台籍前日本兵的賠償問題」一文,他開宗明義寫下這段話。本週三晚間(10/21)將播出的【獨立特派員】戰後七十年專輯,第三單元:「戰亂青春何價?」我企圖延續【二戰浮世錄】的關懷點,透過人物故事參差對照,重新挖掘這段塵封的二戰遺緒。    1975年初,躲在印尼摩洛泰島近三十年的李光輝被迎回台東故鄉,引發前台籍日本兵補償爭議。該年二月,王育德率先結合日本民間有識之士,成立「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在「思考會」等團體協助下,1977年8月,14位台籍兵與遺屬,破天荒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訟,要求日本補償戰死者與重傷者每人500萬日圓。    歷經十五年纏訟,1992年4月,東京最高法院判決三審敗訴定讞。主要理由:    (一)日本戰後新憲法不溯及既往;    (二)「恩給法」、「援護法」等日本國內特別法,不適用非本國籍人士 ;    (三)台日早已斷交,中日和平條約失效,雙方政府無協商補償的法源依據。    上述判決,規避了最根本的問題:當年二十萬台籍兵,是在日本政府高度動員下,為日本國打仗!    戰後至1993年為止,日本對外國賠償總額為1兆1200億日圓,乍看不少,但比起對其本國戰爭犧牲者依法所付的賠償總額31兆日圓,只有三十分之一。而這1兆1200億日圓,交涉對象是國家--包括菲、緬、印尼、南越與南韓等等,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在其列,遑論一個個缺乏政府後盾的前台籍日本兵。    相較於英國對印度、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美國對菲律賓等「前殖民地」人民,在二戰中死傷者給付的補償,日本政府拿「限本國籍」當擋箭牌,既牽強又冷酷。    台籍兵求償碰到另一層障礙是:1972年中日和約失效,中華民國無法再根據和約第三條,以「政府對政府」形式,對日協商雙方國民的財產與債權等問題。 其實,日本政府曾於1960、62、65年,三度致函國民黨政府要求協商,當時中日和約仍有效力,但國民黨政府顧慮到戰後在台接收的日產(債務)多過對日債權,都婉拒了。1960年代,台灣仍處於戒嚴威權統治下,擁日產納為黨產的國民黨政府,並沒有給這群前「敵國士兵」任何發聲或選擇的機會。    本專題的人物之一:已過世的阿美族張丁福阿公,晚年伏首書桌,用他一手漂亮的中文字,為同袍族人詳細造冊,對日求償。但結果呢?    另外,1999-2005年間,前台籍慰安婦阿嬤對日求償訴訟,也同樣敗訴定讞收場,無奈又無告。當年出面向婦援會登記的58位阿嬤,如今只剩下四人活著,依舊沒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與賠償。    來自沖繩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青山惠昭,壓根沒想到,前台籍日本兵與慰安婦的訴訟公案,竟翻轉了他申請受難補償的結果。惠昭的父親青山惠先,1947年2月,搭船來基隆尋找妻兒,不料碰到二二八事件,遭國民黨政府軍隊襲擊,從此失蹤,成為唯一經二二八基金會認定罹難的外國人。基金會原本決議賠償遺屬600萬元,但主管機關內政部,舉台籍兵與慰安婦訴訟為例,認為日本並未對我國有同等補償,基於國與國「平等互惠」原則,駁回了申請…    戰後七十年的今天,絕大多數前台籍日本兵阿公與慰安婦阿嬤,都已走入歷史,但他們勇敢站出來、屢敗屢戰的求償歷程,是台灣人在政權更迭、亂世夾縫中,爭取尊嚴與人權的側影。    人命與青春的代價為何?國家可以用「限本國籍」、「平等互惠」等種種理由,互相抵銷責任嗎?我想起作家白樺[苦戀]的自白:「你熱愛祖國,但祖國愛你嗎?」
#台籍日本兵
#補償爭議
蘇啟禎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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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生 看東協】- 數大便是美?
撰文 / 陳冠綸 我認為中國最強大的優勢,就是「數大」。     「十三億」的人口數量還持續在攀升,這樣的數字對我們而言實在難以想像,直到聽過這麼一句話才恍然大悟:「世界上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中國人。」    除了人多,另一點就是地大,還記得在我國小的時候有一個節目叫做「中國那麼大」,每個禮拜跟著小紅恩到處走訪中國不同省份和地區,對於電視機前面的我處處是驚奇。而這一次雖然僅僅去了中國雲南,就令我大開眼界,因為無論是人文建築,或者自然景色,規模真的都是從未見過,就連手機的開啟全景模式也無法完全涵蓋。    南博會的場地共有十三館,每一個館都比世貿來的大,我和同事們走到快「鐵腿」。台商開車載著我們去參觀他的農場,他用手簡單的比劃了一下範圍,兩千三百畝一望無際的土地種植著各式植栽。亞洲第二大的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容納六百人的花卉競標場也令我嘆為觀止。 「數大」確實是中國最大的先天優勢,但真的是數大便是美嗎? 我不全然認為,換個角度想,「數大」反而是中國現階段得處理的問題之一。     在台灣就曾聽聞,中國處處有宣導標語,這一趟旅程中我認證了這個傳聞!昆明因為南博會的舉辦,宣傳文宣無所不在,大型的街頭海報、計程車上的跑馬燈、甚至每一家飯店外的迎賓跑馬燈都有相關宣導訊息,其中標語最常出現的兩個字,叫做「文明」,我很好奇這樣的標語能夠發揮多少功效。    正因為人口數龐大,「人」反而成了一個問題,台灣媒體常常戲稱中國人為「強國人」,中國在雖然在軟硬體能一步到位,但「文化素養」的層面卻跟不上來,才會有許多令我們難以想像的事件層出不窮的在新聞中出現。    一位台商告訴我們,他認為台灣人最大的優勢之一,正是「文化素養」。但這個優勢不免讓我擔心,畢竟「文明」本來就是一點一滴淬鍊出來的果實,總有一天「強國人」的文化素養也會有所提升和改變。等到那一天,我們的優勢還剩下什麼?    數大不一定美,數小也不一定弱,就跟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人生課題是相同的道理。台灣雖然小,但總是令這個世界充滿驚奇、透過各種方式綻放光芒,在中國崛起的這一刻,台灣要怎麼繼續掌握優勢,走出屬於台灣的下一步,值得我們思考,特別是和我一樣的年輕人們。
#中國
#數大
陳冠綸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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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生 看東協】- 他們的世界
撰文 / 陳冠綸  我們的第一站,是中國。 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家,因為各種因素,有著和台灣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關係。 在台灣無論政治、經濟、外交,許多層面只要和中國有所連結,似乎就是個敏感議題。    我依稀記得在我國小的時候,有聽過「中國很落後」這樣的訊息,警惕著我們這些小孩要好好珍惜一切,但隨著年紀的增長,這樣的說法有了改變-「中國正在崛起,而且速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快。」    科技日新月異,資訊流通快速,「中國正在崛起」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但對沒去過一趟中國的我來說,它成長的多快,始終是個問號。因此這一次有機會親身踏進中國,感到既興奮又緊張。但想到要辦「台胞證」還是不免在心中翻了個無限白的白眼。    中國的資訊限制,對我而言曾經是個「笑話」。畢竟身在台灣的我們,在網路上能夠有高度的自由。但這一趟旅程,卻讓我對中國的資訊限制有了另外的想法。  對人們來說,最殘忍的事情之一,就是原本認為應該擁有的東西在一瞬間消失。    一想到手機裡的常用APP可能全部失效,不禁頭部發麻,出發前非常不情願的安裝了Wechat也申請了帳號。在下飛機的那一刻也證實了,Facebook、Line雙雙陣亡。幸好後來試著「翻牆」成功,才讓我們這三個重度網路成癮的人,體會到了鯨魚好不容易浮出水面呼吸的暢快感。     在南博會記者會結束後,一名越南的女記者跑來向我們詢問怎麼傳資料回電視台,他沒有想到如此大型的記者會沒有新聞中心,他用盡了任何方法想把新聞傳回越南也都失敗,讓他感到分外焦急。越南同樣是共產國家,但是他也對中國的資訊封閉感到不解。好在我們幫忙翻了牆,把檔案上傳到Google雲端,才讓他鬆了好大一口氣。    但我們所感到的不便,在當地人身上卻絲毫未見,他們有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套方式與邏輯,沒有Facebook就用微博、沒有Line就用微信、QQ,不能Google就用百度,而這套「系統」像是你踏入了中國就得強制接受一樣。我才意識到我所認為的「笑話」,一點也不好笑。我們所認為的優勢似乎不全然是優勢,他們自創格局,扶持本土產業興起。在他們的世界裡活得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還要強。不僅在社群媒體,你會發現很多層面,中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試著向外壯大,而且速度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快。
#東協
陳冠綸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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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 世越號船難一週年 家屬的絕望與迷惘依舊
撰文 / 駐韓獨立記者 楊虔豪     世越號船難發生至今即將屆滿一年。一艘載滿高中生要前往畢業旅行、還有包括其他韓國人與外國人在內的遊艇,眼睜睜在世人面前翻覆、沉入海中,最後船上476位乘客中,有295人死亡。     這場被喻為「現代版鐵達尼」的慘案,已不只是單純的意外事故。船長和船員因在沉船期間還廣播要求大家待在艙內,後來又拋下乘客首先逃離,而被控犯下「殺人罪」,但背後更凸顯國家權力的失職無能。     去年4月16日,遊艇浸水之初,我在其他採訪行程路上,收到各家韓國媒體發佈到手機上的速報通知。原本看到大型渡輪沉船的消息,才感到驚訝不久,卻又傳來船上的人「全員被救出」,放下心來沒多長時間,消息又改了,說是「誤報」,船內全數人員生還的情況還不確定,失蹤者家屬一小時內,內心歷經多次巨大波折。     過程中,一度有172人被救上岸,但此後幾天,生還人數並未增加,抬出來的都是一具具冰冷的遺體,世越號就這麼翻覆沉沒。     在船隻翻覆前的黃金救援時刻,政府單位毫無頭緒。青瓦台耗費大量時間在「確認狀況」,負責指揮搜救與調度的海洋警察廳也敷衍塞責、幾無行動,事故現場海域,警方又阻擋前去沉船現場救援的民間漁船,生怕惹出其他事端。     然而,當時在各大電視新聞上看到的,卻是當局出面表示「正在全力搜救」,黃金救援時刻,就在政府不作為與媒體配合政府放出連串虛假與美化消息的過程中,被消耗殆盡。     船難情勢會如此慘烈,除船內職員的現實利己心態作祟外,更恐怖的是整個國家的權力體系是如此怠惰,就像毫無動力的公務員般,無法臨機應變與有效整合,又加上大韓民族講究階級尊卑,科層組織不敢逾越上級,遂導致在緊急時刻下,底層人員及有能力的搜救者無法發揮自己的專業,數百人就此葬身大海。     船難發生後,情緒陷入崩潰的罹難者家屬,要求釐清船難過程與包括當局在內的責任,希望對船難真相調查賦予搜查與起訴權,而展開一連串的連署與抗議活動。但他們所得到的,卻是政府與執政黨的刻意迴避,以及在野黨為求迎合而背棄家屬的要求,與執政黨妥協。     去年下半年間,當罹難孩子家屬一個個走上街頭呼籲大家重視船難後的真相調查時,有罹難者父親被保守派媒體影射為左翼工運份子疑似「圖謀不軌」、家屬被指控「背後有特定政治勢力」或「欲獲取高額賠償金」而受到批評。     但實際上,當我走進家屬群中,聽到的盡是他們對孩子的思念、想了解孩子離開自己的真正原因,並希望藉此建立一套機制來防止同樣的悲劇再度發生。當我去年下半年接連採訪離看者家屬的抗議現場時,我從未聽過他們是要貪圖覬覦那份錢。     事實上,許多父母們為了爭取社會認同他們共同釐清真相與究責,已經拋下了工作,而且每天還要承受極大的心理煎熬,包括喪子之痛、短期內無法工作的經濟負擔,以及旁人的異樣眼光。     在家屬與執政黨相互讓步之下,船難的特別調查委員會終於敲定組成方式,同時選出了調查成員,要著手展開調查,卻因為預算遲遲未獲批准,委員會遲遲無法展開正式運作,這些爸爸媽媽還有聲援家屬的市民們,在寒冬中仍然守候在光化門廣場的抗爭棚裡靜坐。     船難發生時,社會各界與政客們紛紛掛上黃絲帶表哀悼。但一年將至,絲帶一個個撤掉,還有多少人記得與體會失去親人的傷痛與慘死於海底的冷酷?在真相未能釐清之前,國家與政府的存在,對他們來說,已沒有太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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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虔豪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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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REVIEW】- 世越號慘案
撰文 /  陳廷宇     創下票房紀錄的電影鐵達尼號,紀錄沈船時刻動人的愛情故事,然而2014年四月十六日在南韓真實發生的世越號船難,卻是一場因為政府的失職與怠惰,搜救單位的輕忽,讓三百多條年輕生命不幸喪生海中的心碎災難。     世越號船難是南韓近年來最嚴重的船難,2014年4月16日當天,載有476人包含了檀園高等學院325名中學生和15名老師,搭乘世越號從仁川港前往濟州島畢業旅行,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這趟期盼已久的畢業旅行最終會成了天人永隔的死亡之旅,這場船難造成304人死亡失蹤,172人受傷,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這場船難也許原本結果可以不一樣,但卻因為在黃金救援時間內公部門許多的人為疏失,讓這場意外成為難以挽回的慘案。     意外發生後,南韓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了四十分鐘的紀錄片:《世越號慘案-黃金救援時間內毫無作為的國家》,取得南韓總統府青瓦台與海洋警察廳的通聯記錄,將船難發生後,政府怠惰與失職的救援過程暴露出來,片中可以看到當船身開始傾斜時,船長和船員先行棄船逃生,卻要求乘客留在船艙中,喪失逃生的機會,揭露政府官員不管搜救優先,只顧著要求現場人員傳送照片好進行報告,甚至發布所有乘客已經被救出的錯誤訊息,同時也記錄了搜救現場焦急的家長們,面對孩子生死未卜的命運,一顆顆痛苦被撕裂的心。     彭木港口邊,有人幫現場一位焦急等候救援的媽媽披上毛毯,她心碎的哭著說:「只有我們穿得暖是要幹嘛,孩子們都受凍著,孩子們這麼冷,只有我們不受寒,是在做甚麼?」 一位父親,眼見政府搜救行動不力,和幾位家屬一起借了一艘漁船,到事故現場,希望民間潛水人員盡力協助搜救,救救還在船上的孩子,他從白天等到晚上,最後只能怒吼:「我們在現場,但我們甚麼事也沒法做啊!」 無助的哀傷讓父親撐了一天的堅強也只能痛哭崩潰。     從失事當天一一記錄追蹤的《世越號慘案-黃金救援時間內毫無作為的國家》播出後引發南韓上下及全球很大的震撼,楊虔豪是唯一常駐韓國的台灣獨立記者,去年四月世越號船難後,他持續關注罹難者家屬的抗爭行動,八月底至九月中更是天天到靜坐現場採訪,家屬要求當局制訂船難特別法以保障司法機構真正釐清船難責任並防止再度發生類似事件。     日前世越號船長李準錫被判處有期徒刑36年,韓國政府也宣布世越號客輪的搜救工作結束,但世越號船難爭議尚未結束,楊虔豪仍在採訪罹難者家屬,今年初他們到執政黨新世界黨總部抗爭,目前公部門對船難的清算和調查非常散漫與不情願(尤其執政黨擔心會影響到支持度,態度消極),原本答應家屬要舉行的特別調查委員會,也刻意延後委員會運作時間,讓家屬情緒陷入崩潰,而公部門也拒絕媒體採訪,這些都仍需要時間找出解決的方法與答案,獨立特派員透過楊虔豪,將南韓獨立媒體「打破新聞」所拍攝的《世越號慘案-黃金救援時間內毫無作為的國家》在船難即將屆滿一年之際,將此片翻譯並推薦給台灣觀眾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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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虔豪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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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REVIEW】- 台韓互踢皮球 HYDIS關廠勞工的悲歌
撰文 / 駐韓獨立記者 楊虔豪    韓國半導體與液晶顯示器製造商HYDIS的勞工,為抗議承接公司經營的台灣永豐餘集團元太科技解雇公司超過9成職員,兩度搭機赴台抗爭,希望獲得民眾關心,以及資方與政府的回應,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HYDIS在2003年脫離原先的母公司現代集團,脫手給中國京東方集團,卻發生中資以打通內部網絡的方式,竊取HYDIS所持有的廣視角專利技術(FFS),涉流出技術的韓方兩名管理幹部被判刑。不久後,HYDIS又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公司申請法定管理以維持正常運作,並在2008年出售給元太科技。    HYDIS內的勞工們為避免京東方「吃飽就走」的情景重演,工會在台資入主後曾發動一次罷工,要求元太科技不能只顧HYDIS的專利技術,應保障職員們的工作權,勞資雙方為此簽下協議書,承諾將妥善經營公司,且必須定期公開經營數據。    但此後,台資並未將太多心力放在HYDIS上,沒有為公司做投資與進一步設備更新。韓國民主勞總金屬工會國際局長鄭蕙沅對記者表示:「元太沒有汰換或升級HYDIS設備,幾年下來,幾乎只有做機器或零組件修理而已。」    「元太科技承接HYDIS的目地,是為了承攬亞馬遜網路書店的電子書顯示器案子,亞馬遜要下的訂單量很多,當時元太所持有的工廠生產能力不夠,所以才買下HYDIS。但後來,亞馬遜電子書製品銷售量還很低,訂單變少了, HYDIS來他們來說就沒有存在必要了,以元太的立場來說,就不需做研究開發。」HYDIS旗下隸屬民主勞總的HYDIS工會支會長李相穆解釋道。    李相穆還透露,2012年,公司開始正式和全世界的LCD業者締結專利許可權。並以此獲得巨額利潤。     2013年,資方卻開始慫恿職員們「自願提前退休」,800多位勞工有450位離開公司。 李相穆不平地對記者說道:「那時公司是說,在2013年5月底前讓員工『自願退休』,往後一年,工廠不會生產,用這樣來威脅職員,但「希望退休」一結束,隔一個月,生產線又被重啟,所以『不會有所生產』的話就是謊言囉。」    而距「自願退休潮」結束不到兩年,台資又在今年1月宣布解雇355名員工。事實上,在2013年的自願退休後,公司僅剩377名職員。這波解雇擴及公司超過9成的人力。    HYDIS工會主張,這違反先前的勞資協議,因為資方並未認真經營,長期來只是靠吃專利的老本在賺錢;另外,公司自去年營收首見黑字,財政狀況正改善中,沒有理由解雇員工。     「一次赴台抗爭時,我們要求公開做出這項決定的背景和資料依據的理事會與股東會議紀錄。EINK副總說,資料在韓國都有,叫我們回韓國看。韓國經營層則說,這裡沒資料。兩方互打乒乓,到現在我們還沒看到東西出來。」李相穆表示。    工會認為,自台灣元太科技來經營,自代表理事(社長,總經理之意)更替後,溝通上出現問題,自台灣派遣來的經營層,也沒有權限,凡事都需取得台灣方的承認才能做事,因而造成經營上出問題。    記者對李相穆問道。「會不會因這次事件,對台灣的印象變得不好?」    他回應:「事實上,印象變得很差。但我們第一次去台灣遠征抗爭時,勞工和市民團體真的幫忙我們很多,我們覺得很感謝。」    「不論是韓國還是台灣,我覺得全世界勞工的想法應該都是一樣的。只是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下,經營層只考量錢才是問題。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對台灣民眾投射負面情感,只是對像元太永豐餘這樣的台灣企業有不好的觀感。」他最後說道。    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HYDIS勞工們所展現出來的熱情活力。有別一般韓國工運給人帶來嚴肅與激進的刻板印象,他們抗爭時除了綁著頭巾呼喊口號,還載歌載舞,員工們甚至拿著自己親手繪製的諷刺卡通圖像抗議。    「我們希望快樂地抗爭。」民主勞總HYDIS工會副支會長禹富基向記者說道。「解雇為元太形象帶來負面影響,我們造訪台灣時已經獲得注意,若公司堅持,我們會打解雇無效訴訟,不然元太就應該尋找新的經營者。」    但是在這群員工熱情活力的背後,隱藏著許多人未能看到的辛酸苦楚。禹富基說道:「2013年申請提前離職的那些同事們,到現在多半都沒能找到新的工作。」    在景氣不佳的當下,求職已是難事,許多上了年紀的人突然得找一份新工作,更是難上加難。在韓國社會,許多被解雇的人又容易被貼上標籤,難以獲得翻轉機會。    19歲起進入HYDIS工作的崔智恩,本來將在公司迎接第15個年頭。在這期間,她結婚成家,並育有兩個小孩,如今卻面臨解雇。    「我跟孩子說,媽媽在公司內碰到不好的事,現在可能不能工作,要跟同事們一起『與壞人戰鬥』。從台灣抗爭回來後,他們問我:『媽媽在那裡有打到壞人嗎?』我說有,但還沒那麼快結束。這種事(解雇)太難解釋了,只能用這種方式對他們說。」在抗爭集會外投,崔智恩苦笑又無奈地說道。    此前,崔智恩曾在工廠內對記者表示:「真的覺得公司只是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去想解雇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辦法解決,只為追求利益,把認為是絆腳石的人們視作毫無必要,我很心痛。分明都說過是一家人,現在覺得沒有必要,就要我們都離開…」    HYDIS的解雇公告自4月1日起生效。而對這些韓國關廠工人來說,一切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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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虔豪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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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ION】- 人工增雨 和想像的不一樣
撰文 / 婁雅君    原訂4月1號實施的第三階段限水,在今天(3/30)突然宣布延後一週實施,令人不解的是,截至今天為止,石門水庫的蓄水率只剩下24.9%,只比三月中旬最低點增加4%而已。目前水庫水位還在極低檔,近期內沒有降雨預報,未來的梅雨狀況也無法掌握,中央抗旱中心到底是根據甚麼思維做出這樣的抗旱決策?其實回推到去年颱風季過後,不難發現,政府對於缺水狀況,缺乏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    誰還記得2014年最後一個颱風?鳳凰,這個依稀有點熟悉的名字。幸運的是,它沒有為台灣帶來災情,所以人們不記得它。不幸的是,去年最後一個颱風鳳凰,沒有為台灣的水庫帶來足夠的雨水,水利署寄望颱風雨量一次蓄滿水庫的願望,也隨之落空。    往年在颱風季過後,水庫的蓄水量都高達八到九成,但是去年在鳳凰颱風過後,石門水庫的蓄水量只有七成五,遠低於歷年的平均值。    從那一刻開始,敲響了乾旱的警鐘。      台灣的氣象季節,可以粗略的以11月來畫分,在此之前,屬於多雨的季節,之後便進入降雨少的時期,中南部尤為明顯。乾旱的警鐘已經響起,相關單位雖然嚴密監控,卻沒有太積極的作為。以這次第一個進入第三階段限水的石門水庫為例,去年10月蓄水率還在以70%上,11月蓄水率只剩下61.34%,接著一路下滑,12月57%,今年1月43%,2月跌破30%,3月更是一度在20%邊緣。    水情嚴峻的狀況,今年初開始受到關注,人工增雨的消息也不時在媒體放送。只是,大家企盼人工增雨能紓解旱象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不是雨沒下在集水區,就是降雨量不足。民眾常感到不解,明明就是雨天,為甚麼人工增雨卻沒有效果?    事實上,人工增雨需要一定的自然條件,在原先就會降雨的氣候之下,才有辦法進行人工增雨,再配合雲頂溫度、雲層厚度、風向等條件來施作。就算條件俱足,還得看施作是否成功。    此外,令人好奇的是,到底有多少是人工增加的雨量,有多少是老天爺本來就會下的雨呢?如果一定要有個答案,那就是人工增雨的平均值大約可以增加10%的雨量。    但是,這個答案,在台灣並不適用。    在美國和以色列對於人工增雨的研究,平均值大約是10%,而且還是空中增雨的成果研究。在台灣,還沒有相關的研究。目前水利署所實施的人工增雨,主要是以地面作業為主,相對空中來說,它的增雨成本低,成效也較低。負責水利署人工增雨計劃的台灣大學大氣資源與災害研究中心,曾經向水利署建議應進行台灣人工增雨成效的研究,卻沒有下文。所以目前所進行的人工增雨,到底有多少成效,答案真的只有天知道!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點就是,人工增雨的時機。    人工增雨必須在下雨的條件下施作才有意義,在進入乾旱的時刻,要等待下雨的條件,已經不容易,這個時候才進行施作,恐怕面臨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的窘境。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3個月的時間,水利署在石門水庫只進行了3次人工增雨。今年2月施作了2次,直到3月的施作次數才明顯增加。    然而,即便老天下雨,再配合人工增雨,如果雨量不夠大,降雨的時間不夠長,水庫縱然有進帳,也是出水量大於進水量,也就是說,老天降的雨量,還不夠大家使用的水量。    以前所說的人造雨,並不是科學的說法,因為人無法憑空造雨。同樣的,在旱象來臨的時刻,也無法靠人工增雨來解決旱象。3月的幾場春雨,還是解不了水庫的渴。    如果人工增雨被水利署視為抗旱手段之一,那麼台灣的增雨成效有多少?施作時機點是不是應該更早進行,這兩個問題都應該被正視。更值得省思的,是抗旱政策背後的思維,到底是為政策而政策,還是為了抗旱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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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雅君

2019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