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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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側記】罷工這堂課
文/李婕綾 攝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一個人,要犯多大的錯,才需要蹲在另一個人的椅子邊道歉45分鐘? 採訪林銥覲打破了很多我對空服員日常的想像。 那一天,我們凌晨四點多拜訪她,她當天的航班是桃園飛東京的來回航班,也是這一次工會訴求九條有超過12小時日工時之虞,而要求改過夜班的爭議航班之一。 「我常常要調三、四個鬧鐘。」這一天,林銥覲手機裡設定了三個鬧鐘時間,加上傳統鬧鐘,總計有四個。 「我們的工作,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而且常常起床時間,有時今天是晚上,後天又要變凌晨,所以很怕睡過頭遲到。」 沒有固定的睡眠作息,很難調配生理時鐘,因此前一天林銥覲其實也沒有太多睡眠。 「一方面會擔心時間,一方面也睡不著,所以也只能躺著。」林銥覲說。 飛了九年的林銥覲,隨著她服勤的航班在各地停留。 林銥覲(圖左一),為長榮空服員成員之一。 「一天有24小時,你上班8小時後,是不是會有16小時的休息時間,然後再繼續上另一個8小時的班?我們可能是連續上班16小時後,然後可以休息32小時,空服員只是把工時集中在一起,然後再休息。」 聽起來,空服員的工時是一種先苦後樂的工時。 「樂不起來。你到外站後,第一你可能很累了,第二會有時差的問題。比如多倫多跟我們有12小時的時差,多倫多的白天是台灣的晚上,你到那邊,一來很累,二來因為你的身體還是台灣晚上的時間,所以你如果要在當地白天出門看看世界,就是一種很熬夜的狀態。」 林銥覲不諱言,確實,一開始飛的時候,到了外站會強撐著出門看世界,但後來,會以台灣時間為主,在國外繁華的白日,她會選擇過台灣的晚上時間在飯店睡覺,到了台灣白天時間,當地入夜,她一樣在飯店休息。 空服員與一般上班族的作息不同,可能會連續上班16小時候,然後可以休息32小時。 「這也跟身體狀況和體力有關。」林銥覲說。 在她房間牆上掛著最近的兩包藥袋。 「我要看很多醫生。」林銥覲苦笑著,藥袋裡有胃藥、肌肉鬆弛劑、止痛藥,另一袋則是皮膚科用藥。 後來發現,「看醫生」幾乎是空服員休假時的經常活動。 「我的肩膀跟膝蓋有舊傷。」跟黃君婷在中醫復健診所碰頭前,曾經試圖要約個時間拍攝空服員的行李,因為微波食品或泡麵是空服員在外站的常備食品。 「你在外站肚子餓的時候,常常是當地的半夜,不見得有東西吃,就算有,可能也很貴,所以我們會帶微波食品或泡麵餓的時候吃。」許多空服員這麼解釋。 然而,很難與黃君婷約到合適的時間。 「我正要從曼谷去倫敦。」第一次聯繫上黃君婷,她不在台灣。 「我X日晚上才會回到台灣,可能要接近12點才會到家喔。」那是她飛回台灣到家的時間。 「可能要X日凌晨三點。」那是要拍她下一趟服勤準備上班場景的時間。 「我是不是很難配合啊?極晚又極早?」溝通後黃君婷不好意思的說。 然而,隨著罷工行動,我們第一次的拍攝是在中醫復健診所,她必須好好處理舊傷。 「我剛有跟醫生講,我大概一個月看三次,醫生說,不夠,你一個禮拜要看三次。」復健結束,黃君婷說。 黃君婷空服員資歷只有三年,不過身上已經有舊傷。常常提重物、彎腰、蹲跪,常造成空服員關節、肌肉等傷害,時差、艙壓也讓內分泌失調、免疫系統問題成為空服員常見的就醫原因。 然而這些過勞或職業傷害並不是黃君婷挺身抗爭的主要原因。 6月20日,長榮航空與工會再起協商卻依舊破局,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宣布,決定在20日下午4點開始罷工,衝擊航班及旅遊業者。 「最主要是因為一口氣。」黃君婷說。 氣什麼呢? 「像擦屁股還有A片事件,讓我覺得公司沒有尊重、保護我們。」 今年發生一起外籍乘客要求長榮空服員協助如廁事件,引發社會譁然。然而,這只是空服員在高空上,情緒勞動壓力的冰山一角。 「我們在高空上的心理壓力真的很大,要擔心很多事情,飛安啦,乘客的需求啦,很多。」上班途中,林銥覲聊到空服員看不見的情緒勞動。「有些時候,乘客的要求真的會讓我們很為難。比如,我們很常碰到經濟艙的乘客要求我們提供商務艙的物品,但是公司其實有規定我們不能提供跨艙等的服務,可是,有時客人會說,我是卡客,以前別的空服員都會給我,你為什麼不給我?那我該不該給他呢?我不給他,他可能會投訴我,而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投訴被公司處罰,我給他,又違反公司規定,也可能會被處罰。」 機上乘客服務鈴每一次亮起,除了代表一趟機艙來回的走動,背後還有必須讓客人開心下飛機的壓力。 這次長榮空服員罷工為台灣史上第一次全女性罷工事件,引起社會關注。 「我從起飛後,我就一直蹲在他的旁邊道歉到即將降落。」林銥覲說起曾經有過的一段經歷。那是那是一段扣掉起降,飛行時間大約45分鐘的航程,起因是組員忘了乘客要一份報紙的要求。 「我不得不說,我當時的確是因為太害怕了,因為這個客人很生氣,很生氣。後來,他說要具名客訴我,我就提供我的名字給他,後來這個客人想一想就說,如果我具名客訴你的話,你會得到什麼樣的懲處?我就說,我很有可能今年的考績跟考核會受到影響,那有可能獎金會受到一個蠻大的影響,然後這個客人聽完以後,他深吸了一個非常大的口氣說,唉,好啦,大家都是辛苦賺錢的人,那我這次就放你一馬,我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再犯這樣子的錯了。於是我就被放了一馬。」說到這,林銥覲苦笑。 而我依然無法理解,一個人,到底要犯多大的錯,才需要蹲在另一個人椅子旁邊道歉45分鐘? 「所以,很多時候即使我們知道這是不該做的,可是我們更害怕的是,如果我們今天沒做,會不會被公司追究,因為我們沒有讓這個客人開心地下飛機。」 難道沒有明確的處罰機制嗎? 「這就是我們為難的地方,因為常常同樣的狀況,A被這樣處理,B可能會是另一種處理。我們這一次的訴求裡面就有要求,我們希望在可以參與公司的治理之外,在所謂人評的機制是不是也可以進入。」林銥覲說。 工會這一次的訴求包括推派勞工或獨立董事,代表著勞方除了參與公司治理之外,也希望能獲知公司經營的重要訊息。 除了進入人評會,工會這一次的訴求還包括推派勞工或獨立董事,這代表著勞方除了參與公司治理之外,也希望能獲知公司經營的重要訊息。 2016年復興航空無預警停飛,1700多名員工無預警失業,加上過往資方無預警歇業或無預警大量裁員的案例,讓台灣工運團體開始思考國營事業所設置的勞工董事能不能在民營公司落實,讓勞工能進一步參與公司治理同時獲知重要經營資訊。 立法院財委會也曾有立委提案,是否修訂證交法增訂上市櫃公司必須設置勞工董事,不過金管會針對當時1513家上市櫃公司調查意見,其中有76%公司反對設置勞工董事,法案最後擱置。 「其實,我只是希望公司能多尊重我們,像日支費,我們也沒要求公司一定要提高到150元,150元是天花板,可是90到150,公司卻一直堅持90。」備受外界抨擊的調高日支費要求,對黃君婷而言,背後有更大的意義,「提高幾塊錢也好,什麼都是公司說了算。」說到最後,黃君婷已經有些委屈。 什麼都是公司說了算,也許,這才是黃君婷堵住的那口氣。 「大家想一下,勞工今天罷工他承受的風險是罷工期間沒有工資,而且罷工之後可能會被秋後算帳,風險是非常高的,那這些人還願意去參與罷工,我覺得追求的已經不是單純多少錢的問題,而是說,我要求的是參與經營,希望這個經營的事業單位,不要這樣子獨斷的去決定我的勞動條件。」在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邱羽凡眼中,長榮空服員的罷工,是一場勞方對資方獨斷決定勞動條件的逆襲。 7月6日,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劃下句點,然而這次的罷工事件,社會評價兩極。 然而這場逆襲,除了挑戰台灣社會對空服員這類傳統印象中的「貴族勞工」出來抗爭的合理性思維,也要與傳統職場觀念對決。 「不爽不要做,就是我們不要解決問題。在全世界比起來,台灣其實工時算長,工資算低,那我覺得會變成這種局面,勞資雙方各自都要負這個責任,勞工也有責任,今天面對問題,我就不解決、不處理,我就不爽不要做,因為這樣我受到的譴責最小,最後就變成整個社會來承擔這個惡果,就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勞動條件永遠不會提升。」邱羽凡說。 「不爽做,不要做。」、「有本事就去別的公司。」,這類聲音並不只出現在長榮罷工事件中。 「我們必須知道有些工作會一直存在,大家面對惡劣的勞動條件都抱持,不爽就不要做,我就換公司,或者我提升我的競爭力,然後去別的地方,那這個惡劣的勞動環境就會一直存在,就會是最弱勢、最沒競爭力、最沒選擇、最資淺的人來做。」邱羽凡說。 「小時候不是要寫我的志願嗎?他說,我長大後要跟爸爸一樣當空服員。」兒子的志願是潘家洛投身工會爭取勞動權益的起因,身為華航空服員,他也是當年華航罷工高雄地區的主要籌備者。 採訪潘家洛當時,他從空服員被轉到為貨運管理員,當時公司給的懲戒理由,是在機上穿戴手套送餐,然而潘家洛心裡清楚,主要原因還是罷工。 「總要把以後的勞動條件改好吧,不能說兒子以後進來還跟爸爸一樣,再去簽84條之1(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意即,經主管機關核定的特定工作,勞雇雙方就能自行約定工時、休假等事項。亦為當年華航空服罷工主要爭議。),這不對嘛。」 當勞工權益未受保障,很可能會起身抗爭,爭取自己的權益。 潘家洛因為兒子的志願而栽進工運,即使罷工後面對各種壓力,他仍希望未來兒子投身志願職場時,勞動條件與勞動環境都有所改善,而他願意當那個挺身改善的人。 我一直記得潘家洛的這段訪問。 「我沒有不愛或不珍惜這份工作,正因為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所以我才希望,我還有大家可以飛得越來越開心,大家也可以維持更好的身心靈狀況,去讓自己繼續保有這個工作的熱忱,甚至有這個能力讓自己的身心靈狀況更符合可以繼續飛行下去。」這是林銥覲挺身抗爭的原因。 林銥覲的床頭放了一本書,書名是「快樂就是500個生活裡的小幸福」。而我忘了問林銥覲,如果把整場罷工事件當成一堂課,在爭取勞動人權的課程中,她是否找到了幸福與快樂? 後記:後來發現,空服員在飛機上也要負擔飛安責任,有許多相關訓練,所以,請不要再說「空服員只是在高空端盤子的服務生」。
#長榮空服員
#罷工
李婕綾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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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側記】流亡下一站
文/李婕綾 攝影/張智龍  「我要去一趟達蘭薩拉。」確定要做「西藏抗暴60年」專題後,針對身邊的親朋好友作了小數據民調。 「那是哪?」十個受試者有九個回問。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那是哪?」 「達賴喇嘛住的地方。」 「喔。」十個受試者中有十個知道達賴喇嘛,「所以是在?」超過七個受試者對達蘭薩拉依然沒有印象。 達蘭薩拉,位於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背靠喜馬拉雅山,終年都能遙望被白雪覆蓋的山頭。八世紀始已有藏民移居於此,1959年達賴喇嘛出逃中國落腳達蘭薩拉,在此建立西藏流亡政府,因而有小拉薩之稱。 達蘭薩拉,位於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背靠喜馬拉雅山,八世紀始已有藏民移居於此,1959年達賴喇嘛出逃中國落腳達蘭薩拉,在此建立西藏流亡政府,因而有小拉薩之稱。 對於這個位於印北的山城,文獻中,歷史及地理背景大約都是如此描述。而有關達蘭薩拉的報導,則以達賴喇嘛的訪談、藏人被迫害以及流亡背景佔了大多數。 而我卻好奇:流亡政府如何運作?有多少公務員?每年要花多少預算?錢從哪裡來?議會開會砸不砸椅子?中間道路與獨立派吵不吵架?人民直選的流亡社會有什麼樣的選舉文化?言論及新聞夠不夠自由?流亡60年後,藏人擔不擔心下一代只剩藏人的臉,卻不再有藏民族的靈魂?流亡藏人還認不認同自己的文化與血統?流亡社會的人們如何生活? 即使不是在自己的國土上,藏人們依舊高舉國旗,透過遊行表達心聲。 我帶著這些問題,飛往德里,在機場過了一夜後,再轉搭印度國內線的小飛機到了達蘭薩拉。 抵達達蘭薩拉時,能遙望終年被白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山頭。 「McLeod Ganj?」在機場計程車招呼站,告訴調度員要去Dharamsala,對方回問,才猛然想起,Dharamsala是一個統稱,流亡政府及藏人群居地名為McLeod Ganj,外界則稱上達蘭薩拉。 離開Dharamsala市區,沿著山路蜿蜒而上,先經過Kotwali Bazaar,是較多印度人居住的山腰小鎮,外界則稱下達蘭薩拉。之後經過一片具藏族色彩的建築群,發現是當地印度人稱Library,藏人稱為「政府」的藏人行政中央,也是外界較為熟悉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最後,到了McLeod Ganj,達賴喇嘛就住在這裡。 一片具藏族色彩的建築群,是當地印度人稱Library,藏人稱為「政府」的藏人行政中央,也是外界較為熟悉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 今年是西藏抗暴60年,意味著達賴喇嘛出逃中國已經60年,跟隨著他的藏人們也流亡了60年。 「我有很多在城市工作的朋友,他們會問我要不要去那邊工作,當然薪水會比現在的工作高,可是我不願意。因為我從中國出來後,從到兒童村開始,一直受到照顧跟栽培,現在是我該為藏人盡一分力的時候。」巴桑頓珠是藏人行政中央500多名公務員其中之一,隸屬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主要的工作是負責中文新聞編輯、撰寫以及播報。對於公務員職涯,同時會說中、英、印三種語言的巴桑以這樣的標準做選擇。 巴桑頓珠是藏人行政中央500多名公務員其中之一,隸屬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主要的工作是負責中文新聞編輯、撰寫以及播報。 公務員,在流亡社會中代表的是一份穩定的工作,薪水比普通餐廳服務員高,但遠不如去大城市當上班族。 「巴桑,你的夢想是什麼?」我問著對公務員志業滿是熱血的巴桑。 「我就想,把我份內的工作做好,尤其是播音,能更專業。」 「還有呢?」 「回家看一看吧!」沉默了一瞬,巴桑說。 在達蘭薩拉,幾乎每個藏人都有流亡的故事可以說,有的故事是自己的,有的故事是家族的。 而這段流亡之路,並不在達蘭薩拉或是印度就結束。 「在藏人家庭裡,一定會有佛龕,在我老家,達賴喇嘛像都要藏起來,被搜到就慘了。在這裡,一定會把達賴喇嘛像掛出來,還有西藏國旗。」潘多丹增簡單介紹她的居處,也特別介紹了流亡社會裡藏人家庭的必要裝飾。 居住在達蘭薩拉的藏人們,一定會把達賴喇嘛像、西藏國旗掛出來。 潘多丹增是我們這一次的翻譯,我們到她家看看一般藏人家庭的生活環境,同時透過她正在上學前班的兒子龍珠,觀察藏人如何透過「白色星期三」這個特殊節日延續藏族傳統文化。 有位親戚暫居她家,正等著離開達蘭薩拉,到其他國家。 「要怎麼離開?」我問。 「用盡一切辦法。」潘多丹增沒有詳細告訴我,何謂一切辦法。 「確實,藏人會出現很強大的移民潮。」前往達蘭薩拉之前,訪談台灣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他曾透露。 「離開的人真的很多。」因為當志工,卻因緣際會結婚生子,最後留在達蘭薩拉的張依潔說。 來自台灣的張依潔協助她的先生打理Tibet World。Tibet World是一個語言學習中心,提供英、法、德、中,四種語言學習。 「藏人很多人是去歐洲,所以他需要德文跟法文,法國也是滿大的一個族群在的,英文的部分有澳洲跟加拿大,中文的部分是因為他要回西藏,所以他需要去學這些最基本的會話。」張依潔說。 桌上擺著Tibet World語言學習中心的漢語教材,協助先生打理語言中心的張依潔說,有許多藏人學習外語,目的是想離開達蘭薩拉,移民至下個國家開啟新生活。 從Tibet World所提供的語言學習,可以歸納出藏人移民的足跡。不過這幾年歐洲難民潮問題,使得審核漸趨嚴格,澳洲與加拿大成了近年藏人們最大宗的移民區。 「所以,他們學習語言是為了離開?」 「是,沒錯。」張依潔說。 「可是,他們怎麼去?」 「用盡一切辦法。」張依潔同樣沒有詳細告訴我,何謂一切辦法。 「假結婚,或者用各種方式出去,留學、買假護照。出去以後,再想辦法留在當地。如果是在對難民比較友善的國家,可能就直接撕掉假證件,然後申請庇護。」直到回台灣後,一位在台藏人朋友才告訴我。 「假護照的行情是?」 「看地區,不過三十到五十萬盧比是一般行情。」 「你們怎麼知道跟誰買?」 「總會有做出口碑的人。」朋友說。 在印度,藏人至少要持有難民證(目前改為單張文件,由印度政府發)、旅行證(由印度政府發)、流亡藏人自願納稅手冊(綠本子,由藏人行政中央發)三種主要證件。正常狀況下,幾乎沒有成為公民的機會,更不能合法擁有自己的房產,於是「到西方國家」就成了追求更好、更穩定生活的選擇。 「自從印度政府推觀光還有換鈔後,達蘭薩拉生活壓力變大很多。房租、物價什麼都漲,我們住的地方本來是8500盧比現在漲到9300盧比,這都是兩三年內的事。」張依潔說。 除了物價,藏印之間的矛盾也凸顯流亡藏人在印度社會裡,人在屋簷下的壓力。 因為達賴喇嘛、因為藏族文化,讓達蘭薩拉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印北山城,成為印度境內獨特的觀光景點。當地印度人無形中也受惠這份商機,為藏人在印度社會取得棲身之地。不過藏印之間卻有許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煙硝,例如:房租飆漲、被印度房東收回經營的店舖、屢傳的藏人遭毆事件等等…生活上的摩擦不勝枚舉。 生活的不確定、物價的壓力、與印度社會的融入不易,再再成為流亡藏人向下一個國度移動的推力。 生活的不確定、物價的壓力、與印度社會的融入不易,再再成為流亡藏人向下一個國度移動的推力。 「藏人很神奇,妳看我先生,他從中國出來後,很小就要一個人生活,雖然說在兒童村有人照顧,但是很多事情其實都要靠自己。不過,從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什麼陰影或創傷。很多藏人都是這樣,他們遇到問題或困難,也不會困在裡面很久,會覺得這就是佛家的業,就是用佛學的哲理幫他們度過。」張依潔描繪了流亡藏人隨遇而安的豁達面。 確實,走在達蘭薩拉街頭,無論是僧侶或是穿著傳統藏服的老人家(明顯反映移民潮下,青壯人口外流、社會老化),都帶著或大或小的微笑。有一回,邊走路邊看手機訊息,一位路過的僧侶還提醒要注意路邊的水窪;在藏營攤位隨意看商品(近年許多印度房東收回店舖經營,藏人商家大多轉租攤位),因為感冒,兩三個緊鄰的攤主急忙互相調用衛生紙,給翻著袋子找半天的我擦鼻涕。 我想起出發前同事對達蘭薩拉的評語。 十年前,有同事到達蘭薩拉,最後以「流亡烏托邦」為題做了報導,也為流亡社會做了註解。 十年後的達蘭薩拉,雖然面臨移民潮以及尊者日漸老去的更嚴峻考驗,不過社群裡互相扶持、相濡以沫的氛圍,依然讓烏托邦色彩不減。 「我很佩服流亡社會,在別人的土地上自立了起來,彼此幫助,而且還能保持樂觀與豁達。」採訪接近尾聲,在看過藏人行政中央如何運作、從不翻桌搶麥克風的人民議會、流亡社會如何積極保存傳統文化、藏人們的離開與留下,有感而發。 藏人們的議會運作,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別人土地自立的象徵。 「關起門還是會吵架,而且會用敬語諷刺對方。」潘多丹增說。 「我們也有我們的社會問題,例如濫用藥物等。」當地藏人朋友語帶保留。 後來發現,流亡社會相當團結,無論內部有什麼衝突,或是較為負面的社會問題,藏人們輕易不讓外人了解。 「因為外界會說,流亡藏人,啊,就是達賴喇嘛帶領的那群人。那不行,是我們自己做錯事,不能讓法王被批評。」在台藏人朋友札西慈仁說。 札西慈仁從沒到過西藏,或者應該說回西藏,西藏是他父親心心念念的故鄉,身為流亡藏人第二代,他卻從未親身踏過西藏的土地。 然而,他離開印度到台灣,學中文、做西藏運動。 「我不擔心藏人離開達蘭薩拉或是離開印度,像我,我到台灣來以後,我做西藏運動,我讓台灣人知道西藏的議題、西藏的處境。很多離開的西藏人,跟我一樣,我們把西藏的問題擴散到全世界讓大家知道。」札西說。 與札西見面的那天,他正要去繳稅。 流亡藏人有一本稱為綠本子的自願納稅手冊,所繳納的款項用來支撐藏人行正中央的運作。 流亡藏人有一本稱為綠本子的自願納稅手冊,所繳納的款項用來支撐藏人行正中央的運作,許多藏人會自發性繳稅,支持流亡政府運作。 「妳看,我們即使不在印度,但是我們還是支持我們自己的政府。就算沒有強迫我們一定要繳,我們也會自願繳。」札西拿著從沒缺交紀錄的綠本子。 對於流亡藏人的離開,或許可以樂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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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婕綾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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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側記】為何藏人如此尊敬達賴喇嘛?
文/李婕綾 攝影/張智龍「妳一定不能用『達賴』這個簡稱稱呼法王,這很不禮貌,也很傷害我們藏人的感情。」前往達蘭薩拉之前,我與藏人朋友札西慈仁見面,想問問他達蘭薩拉的現況,提到藏人的精神領袖,他很鄭重提醒我。 札西慈仁,第二代流亡藏人,1998年來台,直到2004年才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目前是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許多台灣民眾對他的印象是,每年3月10日都要在西藏抗暴紀念遊行中呼籲台灣社會關注西藏議題,以及2008年奧運聖火到日本時,高喊「Free Tibet」衝進聖火傳遞隊中­被日本警方逮補。 「為什麼呢?」我問。 「主要是中共每次提到法王,都要說『分裂份子達賴』、『達賴集團』,這很不尊重,我們很不喜歡。」 「那我應該怎麼稱呼呢?」 「妳要說『達賴喇嘛』,如果妳能稱呼法王『達賴喇嘛尊者』就更好了。」 在關於稱呼的簡短談話裡,我發現,藏人們普遍用「法王」或「尊者」來稱呼他們敬愛的達賴喇嘛,用「中共」來稱呼中國,表示他們的排斥與不認同。 幾次與在台藏人接觸,無論他們的性格或靦腆或外放,普遍都有著一種安適,沒有印象中流亡民族具有的深刻悲情。 「我認識的藏人好像都滿樂天的,是我的樣本數太少嗎?」在與一位到台灣學習中文的年輕藏人訪談中,我提出這個疑問。 「反正,我們都已經流亡啦,還有什麼可以害怕或可以失去的呢?再說,無論如何,我們都有達賴喇嘛。」這樣的回答,充分反映了樂天精神與對達賴喇嘛的依賴。 「達賴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在藏人社會中的深刻影響力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我的疑問是,為什麼藏人如此推崇他?帶著這個疑問,我到了達蘭薩拉。 先從幾張照片,看看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及影響力。 來自青海的曲札嘉措,跟隨達賴喇嘛,與同伴輾轉來到達蘭薩拉;把達賴喇嘛照片(法相)設置為手機桌布,對他來說,「達賴喇嘛就是我們的全部」。 曲札嘉措來自青海,年少時與同伴翻過喜馬拉雅山輾轉到了達蘭薩拉,目前是民間組織「國際中間道路民眾運動組織」副會長。 「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為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在1974年提出的主張,主要精神是,藏中和談時不追求政治獨立,而是爭取名符其實自治地位的內定政策。 先不談「中間道路」的內容以及藏人社會的反應,讓我訝異的是,偶然中看到曲札嘉措的手機桌布是達賴喇嘛的法相。是的,在藏人社會中,提到達賴喇嘛的照片,都以法相來尊稱。 「你的手機桌布居然是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就是我們的全部。」曲扎嘉措溫和的語氣中,有種絲毫沒有遲疑的肯定。 「我想問一個有點不禮貌的問題,如果有一天,尊者不在了呢?」我遲疑地問出這個在藏人社會裡有些不敬的問題。 過去,「達賴喇嘛離世」這個問題,在藏人社會中幾乎是不能拿到檯面上討論的問題,但隨著尊者年紀漸長,已經逐漸無法迴避。不過在與藏人討論這個問題時,最好還是先致個歉。 「如果尊者不在了,我就回青海去,回青海做西藏運動。」手機裡存了各種尊者法相的曲扎嘉措說。 「達賴喇嘛尊者就是我們的希望,只要尊者在達蘭薩拉,我就會在達蘭薩拉。」潘多丹增皮夾裡,也見得到達賴喇嘛的身影。2008年發生在拉薩的請願運動,演變成武力鎮壓後,潘多便有了離開家園念頭。 潘多丹增是我們這一次的翻譯,打開她的錢包,裡頭放的照片是達賴喇嘛的法相。 潘多丹增曾經是中國重點栽培的藏人,她當年的同學,有許多都是目前中國藏區的幹部。她在2013年出走中國,流亡印度。 「妳當初為何要離開中國?原本妳可以有大好前程。」我問。 「主要是2008年那一次的鎮壓,讓我受不了,太野蠻了。」 2008年3月發生在拉薩的請願活動最後演變為武力鎮壓,被逮捕、失蹤的藏人不計其數,藏人社群裡流傳出各種受迫害的消息。 「我們老家那邊有年輕人被抓走,放回來後,臀部的肉都被割下來了。」講起這些訊息,潘多眼裡淚光閃爍。 在那年,潘多有了出走的念頭,也開始她這一生茹素的飲食。 「達賴喇嘛尊者就是我們的希望,只要尊者在達蘭薩拉,我就會在達蘭薩拉。」 📷 除了家裡,每一個公共空間包括街頭、藏營餐廳、藏營商店,達賴喇嘛更是無所不在。我常覺得,在達蘭薩拉,每天都跟尊者一起吃飯、逛街。在達蘭薩拉,每個禮拜三除了要文化復興之外,藏營餐廳只提供素食,表示對達賴喇嘛的尊敬,許多餐廳及店家乾脆選這一天公休。在達蘭薩拉,有「白色星期三」的活動,這一天,藏人們要穿藏服、吃藏菜、說藏語。這個活動由中國境內的藏地傳出,是一個保存自己文化的不合作運動,到了達蘭薩拉被正式且全面推行。 「為什麼是星期三?」 「因為達賴喇嘛尊者出生那天是星期三。」藏人說。 「有些藏人甚至不吃豬肉,因為達賴喇嘛尊者在金豬年出生。」藏人說。 達賴喇嘛在藏人生活中無所不在,這些景象,在在證明達賴喇嘛在藏人社會中的地位,然而卻無法解答我「為何藏人如此尊崇達賴喇嘛?」的疑問。 「在西藏,活佛很多,到處都是活佛,可是不見得每一個活佛都被藏人尊敬,我們主要是看,這個活佛這一世在這世間的修為,他做了什麼。」在一次閒聊中,潘多告訴我關於西藏活佛的事情。 「那達賴喇嘛呢?尊者做了什麼?」 「尊者很偉大的。妳看,他十幾歲就親政了,當時西藏內外情勢很糟,可是他十幾歲這麼年輕就扛下西藏的責任,甚至在流亡期間帶領藏人,給我們希望,教導我們怎麼面對這些糟糕的事情。」 我想起到達蘭薩拉的第一天,一個印度媽媽(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帶著稚齡的女兒(不確定是不是租的),跟著我從街頭走到街尾,一路說著「不用給錢,只要食物,寶寶餓了。」 其後,我在達蘭薩拉街頭,碰上不同的乞討者,這些乞討者,都是印度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向人乞討,然而沒有一個在別人土地上流亡的藏人,向人伸手。 「我們藏人不允許自己做這樣的事,我們會想辦法自力更生,如果我們有族人面臨困難,我們也會幫助他,不讓他向人伸手。」在訪問當地一個民間組織時,受訪的藏人回答我關於「藏人不向人乞討」的疑問。 我想起所讀的資料中,流亡之初,達賴喇嘛除了帶領藏人建設公路、開墾荒地,更帶領藏人設立學校。 「那是真的,我跟你說,我們雖然流亡印度,可是我們沒有依賴別人,我們自己修路、墾地,而且你知道嗎?我們還幫印度政府打仗。」對於藏人在別人的土地上如何有尊嚴的生活,札西慈仁這麼說。 「流亡政府最偉大的兩個成就,一個是建立了民主的體制,一個是保存了西藏文化。」受訪的學者這麼評價。 1962年達賴喇嘛宣布第一部西藏民主憲法,奠定其後流亡政府民主基礎。 藏人行政中央位於上達蘭薩拉與下達蘭薩拉之間,藏人們直接稱呼政府,有最高司法機構、人民議會以及最高行政機構噶廈(內閣),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議會的議員及最高行政首長,目前均由直接民選產生。 圖書館、藏醫院、羅布林卡等機構除了保存大量西藏文物,更透過各種方式希望保存西藏的文化精神與傳承。 而無論是民主體制的確立或是西藏文化的保存,都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在其間推動的身影。 「不見得每一個活佛都被藏人尊敬,我們主要是看,這個活佛這一世在這世間的修為,他做了什麼。」 如果藏人是如此看待活佛,帶領一個流亡的民族,在別人的土地上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即使辛苦依然有尊嚴的生活,甚至讓國際社會用欣賞的眼光看待這個流亡民族。這些作為,如何不令人心服。 信仰也許無法被理性歸因,然而我在藏人社會以及生活中,看到達賴喇嘛做了什麼。 對於「為何藏人如此尊崇達賴喇嘛?」潘多解答了我的疑問,我也終於承認,因為有達賴喇嘛,藏人真是一個幸運的民族。
#達賴喇嘛
李婕綾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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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員+】昨是今非的反共義士
文/ 李婕綾來說一個「反共義士」的故事。維基百科上是這麼定義「反共義士」這個名詞的:「反共義士」是中華民國遷往臺灣後使用的一個歷史名詞,指以特定方式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投奔中華民國的軍人或者平民。同時,在時代背景的說明中也特別指出,從5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設置許多安置及獎勵辦法,吸引「反共義士」駕機投誠,直到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後,「反共義士」才逐漸成為歷史名詞。對1964年出生在中國青島的燕鵬來說,他不但沒有搭上「反共義士」的列車,反而在時代的變遷中流離失所。原本經商的燕鵬,在天安門事件後,長期資助中國民運人士,除了生活和物質上的協助,因為熟悉電腦,他教導其他民運人士突破網路封鎖,將文章散布到互聯網上,是最早使用網路的異議人士之一。無意外的,很快燕鵬就被當局嚴密監控。「就在你家前面搭一個小木屋,隨時看著你,出門也不用尾隨,就直接靠在你旁邊,而且當地國安局隨時約談你。在這種情形下,生活壓力很大,而且無法工作。到最後根本沒人敢跟我合作生意,連往來都保持距離。」燕鵬在中國經商多年,長期資助民運人士上網散布異議,遭當局監控多年後,決定逃亡。2001年燕鵬決定逃亡,當時他打算前往的國家是越南,然而還沒出國境就被抓回青島,先以偷渡國境罪被拘押,其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一年六個月。「你沒有被認罪嗎?」想起李明哲的經歷,提出這個問題。以往在中文裡,不太有被動式描寫,然而這幾年,被動式中文開始風行,「被認罪」、「被失蹤」、「被自殺」…,中文多了一種表達境界。「有啊,當時對方也說,只要當庭認罪,就能跟家裡人一起離開。」「那你為何不?」「可能是因為家裡人都在,覺得心裡不孤單、有依靠吧!」「可是不覺得親情有時反而是一種認罪壓力嗎?」對這個問題,燕鵬尷尬的笑了一笑。不管什麼原因,燕鵬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一年半。出獄後,受到更高度的監控,最後燕鵬到廈門鼓浪嶼包了一艘船,過了中線跳船游泳到金門,那一年是2004年。「我就拚命游,後面十幾個武警追著我,我上岸後,他們把我圍起來,槍都上膛了,幸好金門島上的守軍立刻出現把我們隔開,才把我救下來。」「你跳水游向金門的時候,在想什麼?」「什麼都沒想,就覺得不能再那樣過日子了,那種被壓迫的生活,生不如死。」「你身上有沒有帶什麼可以留著念想的東西?」「沒有,當時什麼都丟下,就跳水了。」由於沒有任何證件,當初金門海巡隊只能根據燕鵬的自述,從網路上查證他的身分。「為什麼選擇來台灣?」「當時不可能搭飛機去西方國家,我又從小在青島長大,會游泳,台灣又離廈門近,而且印象中是一個自由民主、講人權的國家。」然而一心「投奔自由」的燕鵬,一上岸就被控「擅闖軍事堡壘」罪名,面臨死刑或無期徒刑。來到台灣,燕鵬不但沒有「反共義士」前輩們的風光待遇,還被問罪,被關押在宜蘭的外國人收容所,最後在人權團體的援助下才被釋放。然而被釋放後,燕鵬的生活卻陷入一種進退不得。目前,中國籍人士在台居留受「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規範。「你可能在學術、文化、經濟或是國防外交上,對於台灣有重大的貢獻,比如說你可能是某個諾貝爾獎得主,或者你真的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民運人士,或甚至是說,可能掌握很重要的情資、情報消息。才有可能用這裡面講的專案方式讓他取得居留。但是還有一個前提要件,必須要是合法入境。」參與援救燕鵬的人權團體說。「意思就是我不夠有名。」燕鵬自嘲的解釋。由於不符合現行法規,燕鵬被釋放後,並無法取得身分。2006年燕鵬來到台北,當時他只有陸委會每個月5000元的生活補助金,然而沒有身分,無論工作、就醫、居住都有問題。「沒有身分,做甚麼都要報備。最大的煎熬是不知道明天會如何?」於是,燕鵬將精神與心力轉向神學,十多年來,他在台灣拿了一個學士學位,兩個碩士學位,以及一個博士學位。2006年踏上台灣土地後,沒有身分,什麼都不能做的燕鵬,將心力轉向神學,並成為牧師。「這應該是我過去十幾年最大的收穫了,不念書,我撐不下去。」期間燕鵬父母過世,他無法奔喪,也錯過了女兒的成長,燕鵬說,這是他心中最大的遺憾與痛苦。2011年6月,燕鵬闊別七年的太太以觀光名義來台。「她第一次來的時候,因為跟團,要團進團出,而且我被要求不能上遊覽車,我只好跟朋友借一台小客車,跟在遊覽車後面,後來是那個遊覽車駕駛同情我,有天晚上跟我說,飯店附近有家汽車旅館,讓我帶我太太去。結果,我進去房間,門關上沒多久,電話就響了。一接起來,對方說,燕鵬先生,我們是國安局的,現在在門口。我還想是在旅館的門口嗎?不是耶,是在房間門口,我一開門,三字經忍不住就罵了。」隔了七年,燕鵬與太太在台灣相聚,但妻子以觀光名義申請入台,團進團出,兩人見面必須在景點碰面。圖中拍攝地為自由廣場。說起這段遭遇,燕鵬又好笑又好氣。而我不知道該不該為國安局的情資掌控能力感到安慰。「但是到今天,我依然不能跟我的家人團聚。」爽朗愛笑的燕鵬,語氣掩不住唏噓。2014年燕鵬取得合法居留,去年七月正式拿到台灣的身分證。為了等待一個合法的身分,燕鵬用了12年。這12年裡,燕鵬父母過世,他無法奔喪,當初才念初中的女兒,也已經長大,目前在澳洲執業為醫。好不容易安定下來,燕鵬卻在今年辭去原來的牧師工作,再度踏上另一段漂流的旅程。「沒辦法,我太太如果要來台灣申請依親,我必須回中國去取得相關的證明文件,還要經過海基會、海協會的認證。以我這樣的身分,根本不可能。所以只好跟太太一起到澳洲去團聚。」在被監控的情況下潛逃,回中國辦理相關依親手續,申請相關文件,無異是自投羅網。故事聽到這裡,我忍不住有種昨是今非的荒謬感。從60到80年代,兩岸基本處於「漢賊不兩立」的境況,在遙遠的幼時記憶中,曾有「反共義士」「衝出鐵幕」「駕機投誠」「投奔自由」(這是當時的教科書及媒體常用詞),而且還可以獲得高額黃金獎勵。曾經放假一天的「123自由日」,不也因為韓戰期間有一萬多名解放軍戰俘,在1954年1月23日被美國軍艦由韓國送抵基隆,而定為紀念假日?時過境遷,「反共義士」淡出歷史、「123自由日」取消放假,身為「政治難民」的燕鵬,不但不能合法正常的在台生活,好不容易取得身分後,卻要再度飄洋過海才能和家人聚首。「有朋友勸我用政治難民的身分去澳洲尋求庇護,取得身分,就不用這樣飛來飛去坐移民監。」燕鵬今年開始申請移民澳洲,因為太太與女兒都在澳洲。取得台灣身分後,燕鵬更不可能重回大陸,一家人選在第三地團聚。2017年開始,燕鵬申請移民澳洲。但仍不願放棄台灣國籍。「那你為何不去?」「那要放棄台灣國籍,不管怎樣,我在台灣碰到很多好人,我不會放棄。」燕鵬說。訪談過程裡,我問燕鵬,當初對台灣「自由、民主、講人權」的印象會不會幻滅?「我覺得,中國是用一種主動式的迫害,來壓迫你,但台灣政府是用『不作為』來壓迫你,是一種被動式的迫害。」我想起採訪過程中遇到的在台藏人、因為性別議題逃離母國的非裔人士。「陸陸續續這幾年有遇到比較多的是來自,譬如說土耳其,譬如說非洲國家,我們也有遇過像獅子山共和國的,喀麥隆,還有烏干達。」除了過去的無國籍藏人及中國籍尋求庇護者,國內人權工作者也開始見到歐亞非難民,這些尋求庇護者離開母國的原因很多,不過選擇來台灣的理由卻很相似。「聽到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台灣是一個,至少在亞洲國家裡面感覺是一個比較民主,然後人權上面是比較進步的國家,所以當我跟他們說,抱歉我們國家沒有難民法的時候,其實他們大部分是有點驚訝的。」人權團體說,台灣民主、人權的形象其實很好,是尋求庇護者會選擇來台灣的原因。然而在實務工作上,難民要在台灣尋求庇護其實困難重重。「沒有難民法,現在就連提出申請也不知道要跟誰申請,每次只能發公文去跟移民署講,每次發完公文,移民署就跟你說,抱歉,沒有相關的法令。」事實上,2002年行政院研考會就決議要建立難民庇護制度及制定難民法,2007年行政院就將難民法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整部難民法只有17條條文,是一部相當迷你的草案,2016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不過難民法一直沒列入優先法案,也遲遲未能三讀。在沒有難民法的情況下,燕鵬跳船來台,要先面對偷渡、擅闖軍事堡壘等罪名,好不容易拿到居留和身分,還得回母國辦理相關程序、申請文件才能讓家人依親。而有更多的尋求庇護者不是在逾期居留的夾縫中艱辛生活,就是遣返他國。「不作為」算不算是一種壓迫?燕鵬用12年的歲月回答了這個問題。◆關於燕鵬,關於無國籍人權,你可以知道更多→ https://goo.gl/H1EuLr
#反共義士
李婕綾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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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恐懼的總和—歐洲的難題
歐洲近年正逢多事之秋,希臘債務及中東百萬難民潮未解,在台灣時間22日驚傳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地鐵爆炸案,據當地媒體報導爆炸前現場傳出槍聲,有人高喊阿拉伯文。這是數日前比利時和法國警方從歐盟總部旁的小鎮逮捕巴黎恐攻主嫌後,再一波震盪。公視《獨立特派員》因應國際情勢,本週三起推出《恐懼的總和—歐洲的難題》系列報導,帶您近距離觀察在恐怖攻擊及難民潮挑戰下的歐洲。 象徵法國自由民主精神的共和廣場,充斥著來自各國旅人的標語和鮮花,成為向恐怖攻擊說不的精神堡壘,浪漫花都變色,漫步巴黎,很難習慣街頭不少全副武裝的軍人和警察時時勘查移動,過去動輒排隊兩個小時才能登頂的巴黎鐵塔,遊客稀疏,空氣中的確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氛圍,說巴黎人完全不怕是假的,但說全城草木皆兵確也非事實,重回巴黎恐怖攻擊的現場,層層堆疊的難題和挑戰,讓恐懼無所不在,然而恐懼的總和到了極致,卻也迫使歐洲各國和民眾必須面對恐懼,甚至學習和恐懼共存。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接受來自中東的政治、經濟難民多少帶著贖罪的意味,因此人道的關懷是主要原則,不過人道至上有時候也衍生不少有趣的現象,奧地利收容、安置難民有著長久的歷史,甚至有學者認為奧地利當年接受難民造成的人口移動,是間接讓東歐鐵幕瓦解的因素之一。距離奧地利首都半小時車程的難民收容所Traiskirchen,可以安置近1300位難民,裡頭半數以上都是未成年的孩子,收容所執行長Mr. Schabhüttl說:「因為奧地利法令規定,成年的難民抵達後,必須提出難民申請,申請通過才能留下,沒有通過則被遣返原國,但未成年的孩子則全部都可以留下來。」有趣的是,因為奧地利政府人道至上,對於沒有身分證件的難民,都是以相信他們所陳述的個人資訊為原則,因此當年收容安置所成立之初,很多難民索性丟棄自己的身分證件,然後宣稱自己是未成年人,藉此獲得長期居留的待遇。六十多歲的Mr. Schabhüttl笑著指指自己已經完全灰白的頭髮說: 「還有難民頭髮跟我一樣白,也宣稱自己才十七歲,我們仍得先相信他。」後來用此招數的難民越來越多,收容所才開始有一套年齡鑑識的機制,用頭髮、牙齒、骨骼來確認難民的年紀。 在德國南方巴伐利亞和奧地利薩爾斯堡的邊界,每小時有五十到一百個敘利亞難民家庭從奧地利被送到德國的難民中轉站,德方的管制人員24小時輪班,對來到這裡的難民進行初步的登記和檢查。這是從難民潮爆發以後,失序、失控事件頻傳到現在德奧雙方慢慢磨合出來的運作模式。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有一半以上都是攜家帶眷, 年輕夫婦帶著孩子逃離家鄉的戰火,來到歐洲希望尋求安居樂業的生活。不過重啟新的人生談何容易,到德國的難民必須先登記、檢查,身家財產超過750歐元以上的都必須繳交給政府,做為協助安置難民的經費,同時得通過審核申請的手續,通常這已經是三到六個月,甚至超過一年的漫長等待,一旦被批准,地方政府會開始安排各項學習融入社會的語言及技能課程。  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中東地區,大部分的難民只會說阿拉伯語,德語從來不是個容易上手的語言。一位16歲的伊拉克女孩說,兩年前剛到德國日子非常難熬,在陌生的環境,說陌生的語言,感覺自己被全世界孤立,心情總是充滿挫敗和沮喪。她說:「難民們充滿創傷,需要很多心理支持。」另一位剛到德國兩個月的敘利亞男孩,14歲,他是家中的長子,全家湊足了旅費讓他搭上人蛇集團的船,飄洋過海來到德國成為難民,希望等他安定能夠把全家都接過來。14歲的孩子肩上扛了全家族的期待,讓他心理異常沈重,他說:「每一天上德語課就像幼兒園的牙牙學語,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才有能力實現全家人的願望。」 百萬難民潮加上恐怖攻擊,讓歐洲的挑戰在許多不同面相上變得棘手而複雜,很難從任何角度去簡化問題的難度。週三晚間十點《獨立特派員》節目,從3月23日起推出《恐懼的總和—歐洲的難題》系列報導,試圖以人性的溫度、不同的視角,和觀眾一起感受二次大戰後面臨最大難題的歐洲現況。
#專題報導
陳廷宇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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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教育開麥啦
撰文 / 周傳久 (獨立特派員文字記者) 近年台灣關於教育的話題爭議不斷。到底怎樣在充滿挑戰的新環境培養未來有競爭力的國民?各方看法不一。 能賺錢卻不能尊重別人,很聰明卻不一定能與別人溝通通合作,或者辛苦追逐一時的潮流而苦不堪言,許多現象引起省思。另一方面,科技便利,帶來許多新的機會和可能,若在適當引導下,又可以發展更多前所未有的學習方式,幫助更多不同的學習者適性發展。 其實在步調快速的社會,能就地取材、建立健康的自我、與人有好的關係,並能學其所愛、愛其所學,是教育品質和學習動機的發展基礎。這要靠引導者掌握經營的本質,輔以因應不同學習者而有不斷創新的方式。國內媒體讓觀眾看到許多教育爭議,和層出不窮的意外。但如何從爭議中找到更有建設性的調整之路呢? 可喜的是,有不少基層學府走出老師學生多贏的局面。他們不一定花許多錢,但可以幫助學生在有安全感的環境中快樂紮實的學習。不僅如此,能與人有好的關係,相互理解而加速學習。 獨立特派員將介紹三個地區的例子,包括台灣蘭嶼的東清國小學前班與蘭嶼中學,還有丹麥的自由小學學前班和大學預備學習,以及奧地利的新制中小學。蘭嶼師長在台灣所謂「翻轉學習」喊得幾乎不答這個名詞就好像跟不上時代的壓力下,冷靜地走出自己的路。重視品德、文化與知識合一,落實體驗教學,堅固價值認同,對環境與人都有更高的品味素養。 丹麥看重預防霸凌和建立孩子的選擇能力以及與人有美好的關係。從學前班故事按摩活動開始,加上各種媒材協助理解別人的情緒以便誠懇溝通。小學畢業前沒有考試,讓學生的價值不建立在考試。長大後多數是有耐心、個性溫和、能察言觀色尊重別人的國民,並相信自己可以跨界發展。這或許是「快樂國度」的內幕。 奧地利小學年年鼓勵學生訂定個人研究計畫,以科學理性的主題輔以精緻藝術表達,讓小學生學習獨立負責,而且懂得欣賞別人的成就和優點。也是自幼培養自信和與人溝通合作的素養。   以上三個地方新的學習方式有共同點,就是減少壓力、以興趣引導,並有更人性的方式經驗探索知識和與人相處之樂。他們都依循了政策而不是花時間在對抗。他們也都沒有一直在等待由上而下的資源,而是在有限的範圍內走出良性發展之路。歸結來看,學校經營者的價值觀與涵養,將直接影響學習氛圍。每個地方挑戰不同,但為什麼這三個地方可以不只停在原地抱怨和哀嘆大局?《教育開麥啦系列報導》將介紹詳情。
#教育開麥啦
#臺灣
#丹麥
#奧地利
周傳久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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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台灣二戰慰靈碑在沖繩
撰文 / 蘇啟禎(公視新聞部製作人) 2015/11/23台灣人慰靈碑簽約,可望於2016年中,正式設立。 幾個月前,「二戰浮世錄」第三集當中,記錄了許光輝先生這幾年頻頻遊說政府,希望在沖繩和平紀念公園設立「台灣戰死者慰靈碑」,卻屢屢碰壁、無功而返,引發不少討論。現在,終於傳來好消息:日本老兵民間團體宣佈捐出一塊地,給台灣人設慰靈碑!這段曲折,今晚(11/25)十點,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第三單元:【台灣戰碑突圍】,邀您一起來觀賞、見證。 韓國人慰靈塔。許光輝問: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 立碑為什麼重要?因為台灣人在二戰期間,有二十多萬人為日本上戰場、逾三萬人死亡。可是戰後,台灣人變成中華民國國民,替「敵國」打仗的政治不正確,讓這段歷史備受壓抑,政府淡漠,民間淡忘。七十年了,全台至今尚無任何一座國家級的台灣二戰紀念碑。這也正是為什麼,許光輝等民間人士憑著傻勁、屢敗屢戰,爭取到在日本土地上立台灣碑,值得記上一筆。 沖繩和平紀念公園,佔地40公頃 為什麼相中沖繩和平紀念公園?除了許光輝個人與沖繩的淵源,更重要的,它是日本唯一的國立戰爭遺跡公園,矗立了五十座日本各縣市及相關團體所設的慰靈碑,每年國內外訪客上百萬,是活生生的二戰歷史教育現場。園區內還有一座606坪的「韓國人慰靈塔」,是韓國政府早在1975年就設立的。台灣與朝鮮,戰前同為日本殖民地,台籍兵死亡人數(30304)更超過朝鮮兵(22182),許光輝常問:「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 許光輝(中)與協助推動立碑的錦古里正一(右)。立委周倪安(左)也特地前來支持。 上月底,我和攝影搭檔到沖繩採訪了十多位各界人士,包括許光輝、台日老兵、灣生、台灣疏開經驗者、前沖繩縣副縣長…等等,他們在【台灣戰碑突圍】專題裡,交織成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要訴說的,除了台灣人立碑的艱辛過程,還有沖繩跟台灣、綿延不斷的歷史繫絆與情感。下週三(12/2)另一個單元【沖繩戰役七十年】,同樣延續這樣的主調。 「終戰七十年」近尾聲了,但阿公阿嬤的時代故事與心事,我們一起繼續說下去。 台灣人慰靈碑可望於2016年中,矗立在沖繩南部海角。
#二戰
#慰靈碑
蘇啟禎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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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少年造飛機
撰文 / 李瓊月 (獨立特派員文字記者) 對很多台灣少年工來說,他們的原鄉在台灣,第二故鄉在日本神奈川縣的大和市。 二戰期間,八千多位台灣少年工之中,遭到空襲或其他原因犧牲的有五、六十人,包括在神奈川縣高座海軍工廠、名古屋三菱航空飛機製作所,還有九州長崎第21海軍航空廠等等。二戰結束後,除了有一百多人留在日本,其餘八千多人都回到了台灣。 這段被淹沒的少年工故事,有一位叫早川金次的前高座海軍工廠技手,一直耿耿於懷,1961年他存了一筆錢,在大和市的「善德寺」,立了一座「戰歿台灣少年工慰靈碑」,紀念1945年7月30日在此遭到空襲的六位台灣孩子,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記他們,除此之外,台灣高座會,也選在20幾年前,捐了一座台灣亭回饋給大和市政府。 「台灣少年工慰靈碑」是因為大和市立柳橋國小的學生來此遠足,無意間發現,少年工的故事才慢慢被傳開了。 至於台灣呢?很多人不知道曾經有八千多位孩子在二戰期間,曾經遠渡重洋到了日本參與雷電的生產。為了填補這塊歷史縫隙,1997年,曾經幾次聽到台灣少年工故事的文學家張良澤,跟牧師張瑞雄、前少年工陳碧奎先生,開始搜集少年工的照片,完成「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這本寫真帖,好留下他們的歷史,完成他們的故事拼圖。 如今少年工年歲已高,今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他們再一次重返日本大和市,再看看犧牲的朋友,再回眸年少歲月留下的足跡,感受一下第二故鄉的溫度。 
#慰靈碑
#二戰
李瓊月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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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二戰決戰部隊 震洋艇隱身台澎
撰文 / 李瓊月 (獨立特派員文字記者)「神風、櫻花、震洋、回天、伏龍、海龍、蛟龍」,二戰時期的特攻隊,曾經在台灣在出現? 雄市舊城文化協會提供一九四二年,日軍在中途島海戰敗北之後,太平洋戰爭局勢翻轉;一九四四 年,日本海軍推出「特殊奇襲兵器」,包括所謂:櫻花、震洋、回天、伏龍、海龍、蛟龍」,分別從空中、水上、水中、水底,以所謂「一人一機、一艇換一艦」展開自殺式攻擊,也就是七十年前所謂的「人肉炸彈」。 當初由日本海軍訓練的震洋特攻人員有六千人,全部是日本人,年齡在16-19歲之間,原來是開飛機,後來駕駛震洋艇,然後派到南太平洋、中國以及台灣。 其中到台灣的有10支隊伍,從1944年底開始進駐台北基隆、關渡、高雄左營、屏東海口以及澎湖的西嶼東鼻頭、望安(鴛鴦窟)等地區。 隊員搭乘的是一種由三夾板或膠合版製造的震洋艇(艇長5.1公尺,寬1.7公尺、高0.8公尺,使用汽車引擎,艇首裝載250公斤炸藥),展開特攻時,鎖定的目標,以輸送艦、驅逐艦及其他戰艦為主,待目標經過時,直接衝撞。(搭乘員平時訓練時,一次至少出動六艘,有固定的訓練隊形,待美艦經過時,像狼群一樣群起而攻之。) 曾經是震洋特攻隊一員的陳金村,88歲,初中畢業時,擔任過部落書記,17歲填了志願書、通過體檢、筆試、體能測驗以及海兵團四個月的訓練之後,成為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五期,剛好碰上震洋特攻隊成軍,於是第五期部分士兵,成為唯一加入震洋隊的台灣兵,陳金村被派到第21竹內部,擔任機關兵,負責震洋艇的維修。 那段出生入死的戰爭歲月,一直在陳金村的腦海中,經過七十年後,終於在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陪同之下,重返位於左營舊城的震洋隊基地,而當年駐守在此的有:第20隊薄部隊(位於舊城城牆兩側)、第21竹內部隊(西自助新村)以及第31部栗原部隊(海青工商),至於比較晚到的第29永井部隊,則位於桃子園。  震洋特攻隊歷史之所以能撥雲見日,關鍵於在2013年,左營眷村要進行拆除了,舊城文化協會發現這裡有日軍留下來的17座防空壕、震洋神社基座、以及手水缽、參道等等,才在開起震洋隊尋訪之路。 再走進防空壕,陳金村回憶,曾經因為心情不好,在這裡教訓一位來自北海道的補充兵,聽聞補充兵難過的訴說,想念跟他一樣大的子女,以及來台灣是萬般不得以,說到此陳金村一度哽咽、非常激動。 但是令陳金村最難忘的還是這裡的「芒果的滋味」。記憶中,隊員早上起來先搖芒果樹、吃芒果,以致排出來的汗,身上穿的內衣都是黃色的,當下再撿起地上的芒果,品嚐七十年前的滋味,過去的點點滴滴全湧上他的心頭。 走過基地,來到特攻隊進行海上訓練的桃子園海邊,停放震洋艇的格納壕依山壁而建,包括永井、竹內、栗原以及薄部都在這裡進行海上特攻訓練,至於停放震洋艇格納壕,根據陳金村的回憶,裡面可以停放十幾艘以上,甚至還有一間倉庫,儘管經過七十年的風吹、日曬、雨淋,加上洞內崩塌、堵塞,但是格納壕依然在海邊靜靜佇立著,跟著陳金村的到來,彼此述說著特攻隊員出海訓練,以及當年躲空襲的日子,。 二戰結束之後,第20隊薄部隊員曾經在基地拍下合照,作為紀念,日軍留來下的四百艘的震洋艇由國軍接收,至於一千多位日本隊員、搭乘員在等待遣返日本時,曾經被派到南投竹山、雲林、台南、高雄的農場、糖場工作、自活,以等待回家;幾十年後,薄部隊的隊員,也曾經回到高雄西子灣祭拜演習時犧牲的戰友,回到左營舊城,尋訪震洋隊留下來的足跡。 一樣的二戰歷史現場,一樣的二戰老兵,七十年前特攻隊故事,為他們留下什麼樣的戰爭歲月記錄?
#二戰
#日本
李瓊月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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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 戰亂青春何價
撰文 / 蘇啟禎(公視新聞部製作人) 「台籍前日本兵的賠償問題是沒有祖國的台灣人刻骨銘心的悲哀。」我在書架上,找到兩本旅日王育德博士的書,翻到「台籍前日本兵的賠償問題」一文,他開宗明義寫下這段話。本週三晚間(10/21)將播出的【獨立特派員】戰後七十年專輯,第三單元:「戰亂青春何價?」我企圖延續【二戰浮世錄】的關懷點,透過人物故事參差對照,重新挖掘這段塵封的二戰遺緒。1975年初,躲在印尼摩洛泰島近三十年的李光輝被迎回台東故鄉,引發前台籍日本兵補償爭議。該年二月,王育德率先結合日本民間有識之士,成立「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在「思考會」等團體協助下,1977年8月,14位台籍兵與遺屬,破天荒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訟,要求日本補償戰死者與重傷者每人500萬日圓。 歷經十五年纏訟,1992年4月,東京最高法院判決三審敗訴定讞。主要理由: (一)日本戰後新憲法不溯及既往; (二)「恩給法」、「援護法」等日本國內特別法,不適用非本國籍人士; (三)台日早已斷交,中日和平條約失效,雙方政府無協商補償的法源依據。上述判決,規避了最根本的問題:當年二十萬台籍兵,是在日本政府高度動員下,為日本國打仗!戰後至1993年為止,日本對外國賠償總額為1兆1200億日圓,乍看不少,但比起對其本國戰爭犧牲者依法所付的賠償總額31兆日圓,只有三十分之一。而這1兆1200億日圓,交涉對象是國家--包括菲、緬、印尼、南越與南韓等等,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在其列,遑論一個個缺乏政府後盾的前台籍日本兵。相較於英國對印度、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美國對菲律賓等「前殖民地」人民,在二戰中死傷者給付的補償,日本政府拿「限本國籍」當擋箭牌,既牽強又冷酷。台籍兵求償碰到另一層障礙是:1972年中日和約失效,中華民國無法再根據和約第三條,以「政府對政府」形式,對日協商雙方國民的財產與債權等問題。 其實,日本政府曾於1960、62、65年,三度致函國民黨政府要求協商,當時中日和約仍有效力,但國民黨政府顧慮到戰後在台接收的日產(債務)多過對日債權,都婉拒了。1960年代,台灣仍處於戒嚴威權統治下,擁日產納為黨產的國民黨政府,並沒有給這群前「敵國士兵」任何發聲或選擇的機會。本專題的人物之一:已過世的阿美族張丁福阿公,晚年伏首書桌,用他一手漂亮的中文字,為同袍族人詳細造冊,對日求償。但結果呢?  另外,1999-2005年間,前台籍慰安婦阿嬤對日求償訴訟,也同樣敗訴定讞收場,無奈又無告。當年出面向婦援會登記的58位阿嬤,如今只剩下四人活著,依舊沒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與賠償。來自沖繩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青山惠昭,壓根沒想到,前台籍日本兵與慰安婦的訴訟公案,竟翻轉了他申請受難補償的結果。惠昭的父親青山惠先,1947年2月,搭船來基隆尋找妻兒,不料碰到二二八事件,遭國民黨政府軍隊襲擊,從此失蹤,成為唯一經二二八基金會認定罹難的外國人。基金會原本決議賠償遺屬600萬元,但主管機關內政部,舉台籍兵與慰安婦訴訟為例,認為日本並未對我國有同等補償,基於國與國「平等互惠」原則,駁回了申請…戰後七十年的今天,絕大多數前台籍日本兵阿公與慰安婦阿嬤,都已走入歷史,但他們勇敢站出來、屢敗屢戰的求償歷程,是台灣人在政權更迭、亂世夾縫中,爭取尊嚴與人權的側影。人命與青春的代價為何?國家可以用「限本國籍」、「平等互惠」等種種理由,互相抵銷責任嗎?我想起作家白樺[苦戀]的自白:「你熱愛祖國,但祖國愛你嗎?」
#台籍日本兵
#補償爭議
蘇啟禎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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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生 看東協】- 數大便是美?
撰文 / 陳冠綸 我認為中國最強大的優勢,就是「數大」。  「十三億」的人口數量還持續在攀升,這樣的數字對我們而言實在難以想像,直到聽過這麼一句話才恍然大悟:「世界上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中國人。」 除了人多,另一點就是地大,還記得在我國小的時候有一個節目叫做「中國那麼大」,每個禮拜跟著小紅恩到處走訪中國不同省份和地區,對於電視機前面的我處處是驚奇。而這一次雖然僅僅去了中國雲南,就令我大開眼界,因為無論是人文建築,或者自然景色,規模真的都是從未見過,就連手機的開啟全景模式也無法完全涵蓋。 南博會的場地共有十三館,每一個館都比世貿來的大,我和同事們走到快「鐵腿」。台商開車載著我們去參觀他的農場,他用手簡單的比劃了一下範圍,兩千三百畝一望無際的土地種植著各式植栽。亞洲第二大的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容納六百人的花卉競標場也令我嘆為觀止。 「數大」確實是中國最大的先天優勢,但真的是數大便是美嗎? 我不全然認為,換個角度想,「數大」反而是中國現階段得處理的問題之一。  在台灣就曾聽聞,中國處處有宣導標語,這一趟旅程中我認證了這個傳聞!昆明因為南博會的舉辦,宣傳文宣無所不在,大型的街頭海報、計程車上的跑馬燈、甚至每一家飯店外的迎賓跑馬燈都有相關宣導訊息,其中標語最常出現的兩個字,叫做「文明」,我很好奇這樣的標語能夠發揮多少功效。 正因為人口數龐大,「人」反而成了一個問題,台灣媒體常常戲稱中國人為「強國人」,中國在雖然在軟硬體能一步到位,但「文化素養」的層面卻跟不上來,才會有許多令我們難以想像的事件層出不窮的在新聞中出現。 一位台商告訴我們,他認為台灣人最大的優勢之一,正是「文化素養」。但這個優勢不免讓我擔心,畢竟「文明」本來就是一點一滴淬鍊出來的果實,總有一天「強國人」的文化素養也會有所提升和改變。等到那一天,我們的優勢還剩下什麼? 數大不一定美,數小也不一定弱,就跟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人生課題是相同的道理。台灣雖然小,但總是令這個世界充滿驚奇、透過各種方式綻放光芒,在中國崛起的這一刻,台灣要怎麼繼續掌握優勢,走出屬於台灣的下一步,值得我們思考,特別是和我一樣的年輕人們。
#中國
#數大
陳冠綸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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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生 看東協】- 他們的世界
撰文 / 陳冠綸 我們的第一站,是中國。 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家,因為各種因素,有著和台灣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關係。 在台灣無論政治、經濟、外交,許多層面只要和中國有所連結,似乎就是個敏感議題。 我依稀記得在我國小的時候,有聽過「中國很落後」這樣的訊息,警惕著我們這些小孩要好好珍惜一切,但隨著年紀的增長,這樣的說法有了改變-「中國正在崛起,而且速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快。」 科技日新月異,資訊流通快速,「中國正在崛起」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但對沒去過一趟中國的我來說,它成長的多快,始終是個問號。因此這一次有機會親身踏進中國,感到既興奮又緊張。但想到要辦「台胞證」還是不免在心中翻了個無限白的白眼。 中國的資訊限制,對我而言曾經是個「笑話」。畢竟身在台灣的我們,在網路上能夠有高度的自由。但這一趟旅程,卻讓我對中國的資訊限制有了另外的想法。 對人們來說,最殘忍的事情之一,就是原本認為應該擁有的東西在一瞬間消失。 一想到手機裡的常用APP可能全部失效,不禁頭部發麻,出發前非常不情願的安裝了Wechat也申請了帳號。在下飛機的那一刻也證實了,Facebook、Line雙雙陣亡。幸好後來試著「翻牆」成功,才讓我們這三個重度網路成癮的人,體會到了鯨魚好不容易浮出水面呼吸的暢快感。  在南博會記者會結束後,一名越南的女記者跑來向我們詢問怎麼傳資料回電視台,他沒有想到如此大型的記者會沒有新聞中心,他用盡了任何方法想把新聞傳回越南也都失敗,讓他感到分外焦急。越南同樣是共產國家,但是他也對中國的資訊封閉感到不解。好在我們幫忙翻了牆,把檔案上傳到Google雲端,才讓他鬆了好大一口氣。 但我們所感到的不便,在當地人身上卻絲毫未見,他們有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套方式與邏輯,沒有Facebook就用微博、沒有Line就用微信、QQ,不能Google就用百度,而這套「系統」像是你踏入了中國就得強制接受一樣。我才意識到我所認為的「笑話」,一點也不好笑。我們所認為的優勢似乎不全然是優勢,他們自創格局,扶持本土產業興起。在他們的世界裡活得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還要強。不僅在社群媒體,你會發現很多層面,中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試著向外壯大,而且速度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快。
陳冠綸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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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INON】- 世越號船難一週年 家屬的絕望與迷惘依舊
撰文 / 駐韓獨立記者 楊虔豪 世越號船難發生至今即將屆滿一年。一艘載滿高中生要前往畢業旅行、還有包括其他韓國人與外國人在內的遊艇,眼睜睜在世人面前翻覆、沉入海中,最後船上476位乘客中,有295人死亡。 這場被喻為「現代版鐵達尼」的慘案,已不只是單純的意外事故。船長和船員因在沉船期間還廣播要求大家待在艙內,後來又拋下乘客首先逃離,而被控犯下「殺人罪」,但背後更凸顯國家權力的失職無能。。 去年4月16日,遊艇浸水之初,我在其他採訪行程路上,收到各家韓國媒體發佈到手機上的速報通知。原本看到大型渡輪沉船的消息,才感到驚訝不久,卻又傳來船上的人「全員被救出」,放下心來沒多長時間,消息又改了,說是「誤報」,船內全數人員生還的情況還不確定,失蹤者家屬一小時內,內心歷經多次巨大波折。 過程中,一度有172人被救上岸,但此後幾天,生還人數並未增加,抬出來的都是一具具冰冷的遺體,世越號就這麼翻覆沉沒。 在船隻翻覆前的黃金救援時刻,政府單位毫無頭緒。青瓦台耗費大量時間在「確認狀況」,負責指揮搜救與調度的海洋警察廳也敷衍塞責、幾無行動,事故現場海域,警方又阻擋前去沉船現場救援的民間漁船,生怕惹出其他事端。 然而,當時在各大電視新聞上看到的,卻是當局出面表示「正在全力搜救」,黃金救援時刻,就在政府不作為與媒體配合政府放出連串虛假與美化消息的過程中,被消耗殆盡。 船難情勢會如此慘烈,除船內職員的現實利己心態作祟外,更恐怖的是整個國家的權力體系是如此怠惰,就像毫無動力的公務員般,無法臨機應變與有效整合,又加上大韓民族講究階級尊卑,科層組織不敢逾越上級,遂導致在緊急時刻下,底層人員及有能力的搜救者無法發揮自己的專業,數百人就此葬身大海。 船難發生後,情緒陷入崩潰的罹難者家屬,要求釐清船難過程與包括當局在內的責任,希望對船難真相調查賦予搜查與起訴權,而展開一連串的連署與抗議活動。但他們所得到的,卻是政府與執政黨的刻意迴避,以及在野黨為求迎合而背棄家屬的要求,與執政黨妥協。 去年下半年間,當罹難孩子家屬一個個走上街頭呼籲大家重視船難後的真相調查時,有罹難者父親被保守派媒體影射為左翼工運份子疑似「圖謀不軌」、家屬被指控「背後有特定政治勢力」或「欲獲取高額賠償金」而受到批評。 但實際上,當我走進家屬群中,聽到的盡是他們對孩子的思念、想了解孩子離開自己的真正原因,並希望藉此建立一套機制來防止同樣的悲劇再度發生。當我去年下半年接連採訪離看者家屬的抗議現場時,我從未聽過他們是要貪圖覬覦那份錢。 事實上,許多父母們為了爭取社會認同他們共同釐清真相與究責,已經拋下了工作,而且每天還要承受極大的心理煎熬,包括喪子之痛、短期內無法工作的經濟負擔,以及旁人的異樣眼光。 在家屬與執政黨相互讓步之下,船難的特別調查委員會終於敲定組成方式,同時選出了調查成員,要著手展開調查,卻因為預算遲遲未獲批准,委員會遲遲無法展開正式運作,這些爸爸媽媽還有聲援家屬的市民們,在寒冬中仍然守候在光化門廣場的抗爭棚裡靜坐。 船難發生時,社會各界與政客們紛紛掛上黃絲帶表哀悼。但一年將至,絲帶一個個撤掉,還有多少人記得與體會失去親人的傷痛與慘死於海底的冷酷?在真相未能釐清之前,國家與政府的存在,對他們來說,已沒有太大意義。
陳廷宇

2019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