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添得因為看到玫瑰食材大多是從國外進口，十五年前投入有機食用玫瑰種植，用無比艱辛的腳步走出精彩的玫瑰人生。另一位住在高雄的花農顏明川，他的夢想則是種出無毒的觀賞花卉。他看到香水百合種球都是從國外進口，並且大量使用農藥，經過十年，才實驗成功。神農獎得主楊添得 打造屏東九如有機玫瑰重鎮 屏東縣九如鄉有一處玫瑰祕境，是全台灣最大的有機玫瑰農場。農場老闆楊添得，從事花藝、種花二十多年，曾經獲得全國花藝冠軍、神農獎兩項大獎，但他最精彩的人生，卻是從45歲種有機食用玫瑰開始。 回顧起種植有機玫瑰的契機，楊添得說：「我想說玫瑰是不是可以留下什麼？也可以走出去。剛好前縣長也鼓勵說是不是可以種一些可以吃的玫瑰？我們就開始這方面的研究。」 楊添得在實驗花田裡用了兩年時間，終於從四、五十種玫瑰找到最適合屏東有機栽培的品種，因為香氣濃郁、花瓣較大，取名為大花一號、大花二號。 楊添得說明，測試過程裡面發現，目前所選的這兩個品種是可以跨越屏東的夏天。從小面積兩分地開始種起，然後逐漸掌握有機農法，開始大面積跟台糖承租土地。 楊添得的玫瑰農場已經走過15年歲月，為了推廣有機食用玫瑰，他曾經一台車南征北討，跑了超過60萬公里，以艱辛的腳步，一步一步踩出夢想之路。 楊添得坦言，做這件事情，要燒很多錢，工廠的電還被剪斷，因為沒有錢繳電費！還跟銀行協商，暫緩分期付款。走到第十年的時候才看到錢。自己沒有比別人更聰明，但是有持之以恆的心。就像天才不能走的路，傻子一步就走過去！ 現在楊添得自家工廠生產的玫瑰加工品有十種左右，不僅入選屏東十大伴手禮，還外銷到日本，國內外合作的廠商更是高達上百家。楊添得的女兒楊圓芳常常跟遊客分享玫瑰食譜，作為推廣。 楊圓芳表示，其實還滿喜歡跟客人講話的，讓他們了解台灣也可以種出那麼棒的有機玫瑰，並不是一定要進口國外的。 所有流過的汗水，已化作玫瑰花園裡的養分，長出盛開的花朵。目前除了主要生產區，楊添得也成立休閒農場，開放遊客入園參觀。（圖／獨立特派員） 高雄花農種植有機香水百合 友善生態環境 隱密於高雄橋頭路邊的農場，各種花卉迎著陽光盛開，這是顏明川經營的有機農場。擁有研究所學歷的他，二十多年前在台中開補習班，期間曾以慣行農法種植香水百合，年收入高達數百萬，後來卻放棄高所得，挑戰有機種植香水百合。 顏明川回顧，在民國80幾年，大家為了讓香水百合能夠長得很好，用到非常劇毒的土壤新增劑。曾經有工人不小心坐到地面，結果他的臀部皮膚就受傷了。 台灣每年從荷蘭進口一億多顆香水百合球莖，成本相當龐大。二十年來，顏明川致力於有機農法栽培二代種球，希望能幫助花農降低成本。 顏明川說明，在有機的情形之下，百合花的病蟲害是很少的，因為只要它是健康的，就很少病蟲害。 農場有一大片雜草叢生，這是因為每次採收完，顏明川都會讓農場進入完全休耕狀態。 顏明川表示，自己並不會跟這些雜草為敵，反而把它當朋友，希望整片長滿雜草，幫他省掉很多麻煩。將來開始耕作時，雜草會變成很豐富的有機質，對野生動物的棲息也很有幫助。 二十年前，顏明川嘗試用二代種球做栽培，和家人辛苦挖了一千個洞，埋下十幾萬顆球莖。但當時一顆都沒長出來，歷時十年才宣告成功。（圖／獨立特派員） 顏明川打破有機花卉昂貴迷思 以平價打進市場 一般人認為有機農法的花卉應該是相當昂貴，顏明川卻推出平民價格，希望人人都買得起。 顏明川坦言，照有機農產品的定價，大概是慣行的兩倍到三倍，但是他並沒有那樣定價，跟慣行的價格是一樣的，一束香水百合大概是兩百元，讓一般民眾都買得起。 人的一生有多少個十年？又有多少理想可以扛得住歲月的考驗？楊添得和顏明川卻用無數珍貴的十年，持續投入他們的花夢。對他們來說，種出無毒健康的花、分享給大家，幫助土地生態環境更美好，就值得他們用一輩子生命來投資。 （※賴麗君 彭家如／採訪報導）黃郁婷/編輯

數位化及3C產品普及，大幅改變民眾取得資訊的方式及管道，不但衝擊傳統書店，圖書館經營也面臨挑戰。不過在雲林土庫鎮，不但中小學學生幾乎人手都有一張鎮立圖書館的借書證，圖書館更像自家客廳，成為鎮民生活的一部分。現代圖書館究竟有哪些別具創意的經營模式？每個孩子都有看書權利 圖書館推動閱讀風氣 下課鐘響，有些小朋友奔跑的目的地是操場，有些小朋友則往圖書館跑，這是土庫鎮立圖書館與緊鄰的土庫國小特有的下課十分鐘景象。打開學校與圖書館之間的門，不但擴充可以借閱的書籍量，也同步提供更多元的選擇。 土庫國小校長關勝周就提到，國小在選書方面會做區隔，所以和鎮立圖書館能夠互蒙其利。比如說，圖書館的有聲書或者一些影片，在國小這邊是比較缺乏的。 在這裡，每個小朋友都有一張借書證，然而過去並非如此。雲林縣土庫鎮立圖書館館長彭冠綸表示，他跟鎮上的國中合作了之後才發現，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沒有借書證的。 為了提高孩子走進圖書館借書的機會，彭冠綸決定寫信給鎮上各個學校的家長。他說明，為了克服未成年人辦借書證，需父母陪同並攜帶證件的問題，就開始和學校合作。讓孩子將申請卡帶回家請父母簽名，再統一收回圖書館登錄發卡。 「當孩子擁有一張借書證的時候，我覺得這是閱讀平權的開始，不管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他只要進到圖書館，就跟其他的同學一樣，都有權利可以從圖書館裡面帶走一本書。」彭冠綸說道。 孩子們擁有借書證後，就能盡情閱讀喜歡的書。（圖／獨立特派員） 在地化、看見需求 圖書館經營模式創新 對雲林縣土庫鎮立圖書館館長彭冠綸而言，借書證是孩子打開圖書館的鑰匙。除了積極提高鎮上孩子擁有鑰匙的普及率，他還要執行名為Bookpanda的任務。彭冠綸解釋，Bookpanda的名字源自當紅的Foodpanda，只是換了一個單字，就有了外送書籍的意思。 放學就到補習班的小朋友，往往要等到家長下班才能回家，由於在補習班的時間相當長，業者希望孩子課餘時間也能善加利用，透過外送來的不同書籍，增強閱讀素養及能力。 雲林縣土庫鎮補習班業者林秀娟說，現在108課綱很重視閱讀素養，小朋友的考試題目變得比較長，他們如何在閱讀完後，可以很快地截取重點，找到關鍵字去解題？這必須從閱讀開始培養。 接近社區的需求，圖書館提供更多元的服務。疫情期間，圖書館協助孩子遠距上課的需求，透過社群傳播，成為媒體報導的溫馨故事。以客廳概念深耕社區，也讓圖書館在小鎮之外有了知名度。 除了是學生遠距上課的地點外，圖書館也將場地轉化成社區教室，不但鎮上學校社團有了成果發表的場地，鎮民之間也多了互動的機會。 彭冠綸認為，當不一樣的社區跟不同的團體合作時，或是根據在地的需求，就會長成它自己才有的獨特樣貌。因此他認為，未來的圖書館，每一間應該都長得不一樣。 彭冠綸外送書籍到補習班。（圖／獨立特派員） 圖書館轉型進行式 能否跨越時代考驗？ 在圖書館轉型的路上，除了公共圖書館有更多嘗試，專業圖書館也積極突破傳統角色，不只提供讀者服務，更推動對作者的服務。 台大圖書館以視覺化的圖表，呈現研究領域目前在全球的研究狀況及進度，不但可以提供研究者研究方向，也可以在研究過程中提供調整參考。除了在研究過程中可以提供作者服務，對作者的研究結果也能提供協助。 轉型中的圖書館不再只是單純提供訊息及資料的場域，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圖書館對自我定位都有更多嘗試與期許。然而，圖書館的轉型路上，也會遇上許多不確定。 虎尾科技大學企管系學生陳仙于與同學在疫情尾聲，針對疫情下圖書館的經營策略訪問了十幾家圖書館，發現疫情反而成了圖書館轉型的推力。陳仙于表示，圖書館因疫情被迫閉館而轉為線上，反而增加了線上展覽、講座、電子書及宅配書箱等活動和設施。 根據台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讀力活動的最新統計，台灣民眾111年借閱總冊數多達9311萬冊，達到統計以來的新高，進館和借閱總人次也大幅成長，顯示民眾對圖書館利用度不但未受疫情衝擊，反而逆勢增長。同時從電子書借閱總冊數的成長，也可看出民眾的閱讀習慣越來越不受實體書限制。 面對數位時代來臨，圖書館各具特色，朝向貼近使用者需求的目標轉型，也找到圖書館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李婕綾 張智龍／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古人是用什麼材料做鞋子？答案是稻草或芒草，做出的鞋子就叫做草鞋。草鞋其實有它的智慧，不但排汗、防滑，甚至還能鎮邪。隨著時代演進，新科技材質早已取代了稻草跟芒草，草鞋文化式微，但如今仍有傳人，留下時代的記憶與印記。草鞋怎麼做？在地青年延續古老傳統 一身古裝的小販們，沿街叫賣，彷彿來到古早年代。這場Cosplay遊街是南投草屯鎮北投社區的活動。長輩們Cosplay的衣著很講究，最特別的是，腳上的草鞋。 草屯鎮北投社區的居民們穿著草鞋，扮演古代小販，希望藉由遊街活動恢復社區往日榮景。(圖／獨立特派員) 古早的草鞋有什麼學問？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總幹事韓光範說明，人們為了保護腳，從獸皮或植物纖維做成鞋子，而台灣最容易取得的就是稻草。稻草跟黃麻皮交織而成，就可以製成只有鞋底的一種鞋子–草鞋。早年物資缺乏，草鞋就取材自大自然的稻草。前人將稻草疊成堆儲存，需要編織草鞋時，也方便抽出取用，而做草鞋的稻草有季節性。韓光範解釋，稻草含有鹼性，遇到水或者流汗，滲出來的鹼會對於破皮的地方造成刺激。通常都使用10月的，也就是第2期稻作來用。 澎湖的島上有著草鞋教學，特別的是，教做草鞋的老師相當年輕，他是澎湖在地青年洪瑀蓁。洪瑀蓁當年參與學校關於生活文化調查的計畫，認識了草鞋，並了解它昔日跟澎湖人的關係。 洪瑀蓁表示，草鞋有止滑作用，和現在的膠鞋、釘鞋相比也較有抓地力。以前去潮間帶必須要穿，所以這是澎湖漁民的生活必需品，他們必須要學會這個技藝，否則無法去海邊採集，來維持自己的生計。 洪瑀蓁向耆老學會做草鞋後，開班授課，教過各種年齡層的學員。讓人們透過做草鞋了解草鞋文化，是他的理想；但對年紀較長的學員則有不同期待。洪瑀蓁說，和阿公、阿嬤的互動其實不在於傳承文化，而是用草鞋工藝，跟他們有更多對話，激起他們以前與海的記憶。 洪瑀蓁教導學員編織草鞋。（圖／獨立特派員） 海的記憶 和草鞋文化如何結合？ 許秋芳是澎湖資深海女，退潮後，他走上潮間帶，才把草鞋穿上。因為在澎湖，穿草鞋有些禁忌。 澎湖南寮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有擇解釋，陸地上穿著草鞋一定是喪事在穿，要出殯的時候，抬棺者才會穿草鞋，另外就是孝男才穿草鞋，所以要下海的時候，都是拿到岸邊才在穿。 其實草鞋不只是人們討生活的工具，民俗上還能鎮邪。洪瑀蓁分享，他問阿嬤，都已經70幾歲，為什麼不怕危險，還這麼的手腳伶俐去採紫菜？阿嬤說草鞋非常好穿，而且才不會被鬼抓走。其實草鞋的兩個優點有共同的用意，都是保護人們的安全。 退休後，到潮間帶撿螺，是許秋芳每天的樂趣。但這潮間帶的螺，比以前少很多了。 面對自然環境變遷，許秋芳不禁感嘆：「那時候生活不是那麼好，其實穿草鞋就是為了省錢，方便自己打，因為我們以前沒有塑膠，比較不會像現在充斥著塑化劑。」塑膠鞋雖然便利，卻不如草鞋環保。 許秋芳穿上防滑的草鞋，避免在踩上海邊有青苔的礁石時滑倒。（圖／獨立特派員） 回憶童年 耆老做草鞋表達情懷 即使草鞋文化隨著時代式微，但不少當地耆老對草鞋仍抱持著情感。80幾歲的澎湖耆老楊蔡愛素很會做草鞋，這是他對老家和媽媽的記憶。 「我從年輕時候就會打草鞋，我媽媽在打草鞋，我就跟著他打。」當年，楊蔡愛素的家裡也是靠海吃飯，編草鞋就成為他生活裡的家常便飯。而做草鞋必須一直彎著腰，且完成一雙得耗時好幾個小時，並不輕鬆。 澎湖南寮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有擇提到，老一輩人說，如果未滿30歲，你不要編草鞋，因為可能將來老了以後會有腰的問題。 但楊蔡愛素腰力還很好，閒暇時就會做起草鞋，不為別的，只想分享對草鞋的情懷。楊蔡愛素住在遊客較多的南寮社區，他藉著分享草鞋文化，愛自己的家鄉。 草鞋承載著古人的生活智慧，我們也能藉著它，重溫前人的篳路藍縷。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黃郁婷/編輯

新北市三重都更迫遷戶許素華7年來留守在家門口不願離開，過著帳篷人生的日子。他強調因為「公私協力」造成他失去家園。許素華被告拆屋還地之後，他將自己上班外的時間都用來研讀法律，四處陳情，決心堅持到底。住家因都更遭強拆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2022年12月31日，在全國等待跨年倒數前一刻，許素華剛從國家圖書館下班，頂著夜裡的低溫，騎著腳踏車往忠孝橋前進，準備回三重。由於行動不便，加上大部分家當都放在腳踏車上，許素華顯得相當吃力。 這天晚上是許素華守在這裡的第7個跨年夜。 許素華的家是以管委會出具的「土地使用權證明書」，向台北縣建設局申請營造執照蓋兩層磚造樓房。房子蓋好沒有完成土地登記，依現行法律，他的土地、建物都沒有所有權。由於被劃入都更計畫，2017年3月遭判拆屋還地。 許素華認為，元凶就是三重市公所，因為三重神明會舍人公的管理人以不實文件，向三重市公所申請登記為祭祀公業，進而把神明的土地變成自己的土地，甚至將這塊土地「盜賣」。 律師詹文凱補充，這個祭祠公業後來被證明是假的並被撤銷，但問題是土地都已經被賣掉了。「如果三重市公所早一點動作，說這個根本不是祭祠公會，然後撤銷的話，拍賣就會有問題了。」 為何不在1993年偽造文書的刑事判決出來後就撤銷？三重區公所民政課課長陳睿炘回應，不管是法院、縣政府、內政部都表示，不能依刑事判決撤除其民事權利。當時法律不夠周全，直到祭祀公會條例出來後，才依照第20條撤銷其權利。 然而，詹文凱直言，「你函內政部、函其他單位，他只是告訴你法律怎麼解釋而已，但是法院已經告訴你這是假的，已經幫你認定好了。中間有15年，這15年該發生的都發生了。」 一般人不到兩分鐘的車程，許素華騎腳踏車得花上一小時。（圖／獨立特派員） 只為真相與家園 許素華開啟帳篷人生 7年多來，許素華以紮營方式表達他的不服從，從睡小貨車換成廂型車，廂型車被拖吊之後，2019年改用帳篷，從此便過著帳篷人生。許素華的家屬於丙區都更案，其他住戶已經搬離，只剩下他還在堅持。 甲區居民詹慧真表示，甲、乙、丙三區都是同樣的土地背景，建商給你一點補償金，你不同意，他就要告你，這樣的情況開啟了許素華一連串的訴訟。他也說：「許素華是一個公務人員，不了解的人會認為他是釘子戶，其實真的不是這樣，我希望真相要被揭發。」 許素華整理了一份「三重舍人公土地遭公私協力盜賣」的歷程，光是「舍人公」相關的裁判書，就有6頁之多，為了打官司需要提出反擔保金，許素華因此跟銀行、朋友借了100多萬。 許素華坦言，「那時候剛跑法院的時候滿痛苦的，因為我不喜歡看到開庭通知，其實我剛開始收到的時候，我還哭。」另外，反擔保金就扣了許素華90幾萬，還被追討不當得利地租租金，甚至扣他的薪水，每個月扣三分之一。 多年來，許素華過著縮衣節食、沒有休閒的日子，需要梳洗時，就到附近公園的公廁簡單清洗，每週只找一天到姐姐家好好洗一次澡，三餐不是上班路上買個包子裹腹，就是一個便當可以吃兩餐。 下班後的夜裡，許素華還會繼續在公園角落挑燈夜戰；不上班的日子，全部用來寫訴狀、陳情書跟整理資料，準備向監察院及檢調等單位遞出這些文件。 許素華搭在原先家門前的帳篷。（圖／獨立特派員） 帳篷遭警方清除 許素華：會堅持到底 就在許素華趕在清明連假期間，整理準備寄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陳情書時，他的帳篷跟裡面所有的家當，被新北市三重大同派出所會同清潔人員全部清掉，重要的筆電、檔案跟輪椅，全被當成垃圾處理。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組組長吳明鴻表示，民眾舉報有堆置物，警局依規定張貼公告。執法前同仁有先詢問附近居民，是否知道這些堆置物品是誰的，均沒有人知道，所以依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82條規定，視同廢棄予以清除。 許素華抗議，執法過程程序太粗糙。「我抗議的前提就是，土地是被公私協力盜賣的，而且你們應該知道我在那裡，因為我家被強拆的時候你們都有去，而且我還被強制要付給你們3萬多元的差旅費。」 帳篷在4月4日被清除之後，許素華又花1000多元，買了他的第3頂帳篷。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表示，許素華一直堅持在那邊，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鄰居。他曾經講過，他如果退卻、倒下，他的鄰居也即將面臨跟他相同悲慘的命運。 面對不公不義，許素華很堅強，但談到家人他卻幾度紅了眼眶，覺得最對不起是家人。然而他沒有挫折的權利，就算法律救濟有時效，真相絕對沒有時效。 許素華說：「我一定會堅持到底，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抗爭成功，可是我會抗爭到，我沒力氣為止。」 （※李瓊月 許中熹／採訪報導）黃郁婷/核稿編輯

我們每天回收的塑膠都去了哪裡？台灣有廠商將回收塑膠製品，製作成仿木建材和各式商品，這些產品在使用完畢之後還能百分之百回收，再次回到生產線。不過這樣的產品在市場上是否具有競爭力？民眾的消費習慣能否接受？以及在政策上是否給予支持？都是循環經濟能否奏效的關鍵。 貫徹循環經濟理念 回收塑料的轉生 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是透過各種新技術和觀念，為減少碳排放量，盡一分心力，而循環經濟扮演了重要角色。 將廢棄物再製成仿木建材，來自於再生塑料建材製造廠商董事長劉興朋，對氣候變遷的關注。劉興朋認為，要解決氣候環境的異變，回復森林的綠覆率是一個作法，再來就是垃圾不斷在增加，卻沒有很好的解方。「我直覺就想，如果可以把垃圾做成取代木頭的建材，那我同時可以解決兩個問題。」 生活中各式各樣可回收的塑膠製品，包含PET、PP、PS等不同材質，除了3號PVC之外，都可以作為再生塑料的原料。6號PS是作為建材的主要原料，分別為未發泡的養樂多罐，以及發泡的保麗龍。 再生塑料建材製造廠商應用開發工程師楊政韋解釋，保麗龍經過熱壓會變成球狀或柱狀，經過破碎處理便呈現粉狀或顆粒狀。在熱壓、破碎、攪拌均勻等步驟後，還要在材料出模型之後經過冷卻定型，才能符合規格。 業者劉興朋表示，剛開始的料不穩定，而且是不成型的。所以在製作過程中，前面10到15分鐘的料都會是邊角料，但這些邊角料都可以在經過破碎後重複使用。 不只是製程中產生的邊角料，連產品使用完畢之後，也可以完全回收。劉興朋期望，這個回收制度可以同時兼顧到一個城市內部的循環。 仿木材料在工廠壓縮機進行冷卻定型化。（圖／獨立特派員） 再生塑木價格高 如何在市場上競爭？ 風景區處處可見的木棧道、木椅，需要維護保養，有一定的使用年限。在日曬雨淋的環境下，就看得出原木和再生塑木的差異。原本使用木地板的觀景台，現在全部換成了塑木，雖然價格比原木高，但是廠商仍然選擇了再生循環材料。 應用開發工程師楊政韋表示，廠商也知道這些廢棄的木料，在處理上也是一個問題。後續第二次再更新的時候，製造廠人員是將拆除的木料全部都送回廠去，所以對廠商來講也節省了一個成本。 和原木相比，再生塑木價格高，在市場上似乎沒有競爭優勢。根據業者劉興朋觀察，杉木、松木這樣較好的木材，成材一公斤約在40到60元之間。然而再生塑木的材料都要2、30元，加上製作的成本、管銷、利潤，價錢約80到90元。 但這裡指的是第一次的生產價格，如果產品再次回收進入製程，價格就會大幅降低。劉興朋也提到，若經過第二次的再製造，等於沒有原料的成本，所以做第二次時，跟木頭的棧板就有競爭力。 劉興朋表示，因為他們沒有實證材料可以用多久，所以就以角板材蓋出小木屋，至今已過了十年。再生塑料除了製作成建材之外，也開發出蜂箱、貓屋等更多元的商品。 以再生塑料製作而成的蜂箱。（圖／獨立特派員） 搬家如何減少廢棄物？裝潢、家具再利用 循環經濟實驗空間發起人王寧，在一次重新裝修前，擔心拆除裝潢將會產生大量的廢棄物，於是在網路上發起無痕搬家，沒想到第一個響應的關鍵人物，讓零廢棄的理念實踐得更為徹底。 王寧說：「士官長（編按：新生共享空間負責人許長島），他說可以，我來幫你拆。但是他提了一個更有趣的想法，我怎麼把木條拆成木條，木板拆成木板？我們放到各個不同網路上面去，可以讓大家來索取，結果沒想到有很多人參與。」 有別於破壞式拆除，一片木板、一根釘子慢慢拆，前後花了將近3個月才完成。屋子裡所有的物品，包含裝潢，都有人接手，延續物品的生命。 王寧一直在思考，如果要做一個基地，要用什麼方式去呈現整個循環經濟的概念？看到再生塑料建材，讓他十分心動。「特別是從廢棄物一直到升級成那麼好的建材，我一看到就覺得，哇！一見鍾情。」 淨零不在於未來，而在於當下，人們做了什麼選擇。 （※婁雅君 羅盛達／採訪報導） 黃郁婷/核稿編輯

全台有超過二十萬輛大客車、大貨車，一年造成一萬一千多件死傷事故。除了用路人的安全意識之外，台灣的道路設計，對大型車行駛並不友善，尤其機車跟大型車爭道，在轉彎處一不小心就可能因為內輪差釀成嚴重車禍。人、車、路三方面都讓大型車成為道路上的不定時炸彈。大型車車禍致死率偏高 致命內輪差惹禍？ 所謂的大型車包含公車、遊覽車、大貨車、聯結車，全台灣大客車跟大貨車加起來，超過二十萬輛。2022年，台灣有390條生命，喪生大型車輪下，等於每天至少一個人，死於大型車車禍。再加上受傷的，全年更超過一萬一千人，而且比起五年前多了一成。 聯結車駕駛李世展分析，大型車駕駛只要轉彎就有內輪差的問題，最怕摩托車、腳踏車、行人跑出來到內輪差那邊。明明上一秒看沒車，但是下一秒看，摩托車就跑出來。 李世展開聯結車超過二十年了，獨立特派員記者跟著他實際上路，曳引車加上半拖車，就是所謂的半聯結車，車身長達12公尺，在一般道路要右轉，車頭一定得超過對向車道，否則就會因為前後輪轉彎半徑差異，撞到右側用路人。 而面對路邊各種狀況，即使是直行，聯結車駕駛一刻都不能鬆懈，左轉也可能因為車子的A柱，造成視覺死角。另一方面，貨運業特殊的工作型態，也提高事故的風險。駕駛為了配合客戶送貨時間，大半夜出發是家常便飯。 車禍造成的死亡率，大貨車每十萬輛是100人、大客車69人，都遠高於小客車跟機車。（圖／獨立特派員） 大型車視野死角易肇事 科技輔助勢在必行 2019年開始，新領牌的大型車，都要有車前碰撞警示、車道偏離警示；2017年也已經強制安裝行車視野輔助。大型車的左右兩側、前方跟後方後都有鏡頭監控。因此，用科技輔助大型車安全，是現在進行式。除了規定必裝的系統之外，桃園市政府從2020年開始，也補助市內公車安裝盲點警示。 桃園客運駕駛卓盛宏說明，右轉是看這個螢幕，鏡頭是從車後面往前拍。可是光有這些鏡頭還不夠，後來有加裝這個輔助系統，才會更明顯。 當行人站在公車旁邊，後視鏡根本看不到，如果司機旁邊又擠滿乘客，無法直接往外看，就會造成視覺死角。 桃園客運駕駛卓盛宏解釋，當駕駛從後視鏡沒有看到那個行人的時候，這個盲點偵測系統的紅色虛線就代表有行人在那邊。 桃園客運副理雷平祥坦言，要業者在虧損狀態下，主動提高到所有車輛安裝輔助系統，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字。因此，希望政府在這部分能多給業者支持和協助。 聯結車駕駛李世展認為，駕駛人自己也要有觀念、要會看。大部分駕駛因為螢幕太亮了，都會拿布把它遮起來，科技再怎樣還是輸人性。交通安全的觀念要從小教育，不然真的沒有用。 交通部今年編了一億六千萬，要推動大型車主動預警系統，整合八項預警功能，不過目前還在研發。（圖／獨立特派員） 如何落實交通安全？ 學者籲道路設計思維需改變 要提升大行車安全，除了車跟人的因素，路也是重要的一環。 交通安全協會副理事長林志學觀察，很少看到有人在認真設計彎角，所以彎角這邊也不知道人行道可以做到哪裡，也不太知道行穿線放在哪裡才安全。 專家畫出不同車種的轉彎半徑，小型車只需要一個曲率半徑，公車需要兩個，聯結車需要三個，因此彎角就要畫得更大，行穿線的位置也必須跟著移動。 全台市區道路有一萬公里，專家建議，可以先盤點大型車的路徑，優先改善。而要避免機車跟大型車爭道的問題，還需要車道瘦身。 逢甲大學智慧運輸與物流創新中心副主任鍾慧諭認為，其實道路真的不能做太寬，做太寬就可能讓機車在同一個車道超車。目前主要道路都達3.25或3.5米，但是應該可以縮減到3米。 當車道變窄了，民眾也明瞭車道內不能超車，大小車就不再需要在馬路上戰爭。要落實大型車安全，除了耳提面命，要機車、行人遠離大車、小心內輪差之外，從人、車、路著手，還有很多面向應該努力。 （※林珍汝 賴振元／採訪報導）

新巨輪協會凝聚許多無家輪椅身障者，打造共生家園，除了原本就有的街賣，也加入行動餐車和無障礙廚房。協會還結合數位科技平台的傳播力量，讓身障者的工作方式更加彈性多元，也讓社會看見他們不斷尋求進化、生存，絕處逢生的勇氣。跳脫一般街賣 身障者的行動餐車 本身就是輪椅身障者，新巨輪協會的創辦人陳安宗，是一手帶領協會成長的靈魂人物，不只牢牢凝聚了一群輪椅身障朋友們的心，就連上早市為行動餐車採買，他也自己來。 「很有心吶！坐輪椅還來買菜，很認真。」菜攤老闆娘陳淑華說道。陳安宗則希望能多跟老闆搏感情，讓他們知道，協會隨時在關心所使用的菜有沒有受傷、保存期限有沒有比別人來得長。 在後疫情時代，大環境更加挑戰，進貨物價成本上漲、民眾減少消費，更影響了弱勢團體自立生存的機會，除了原有的街賣、販售日用品，協會也不斷尋求新的經營模式，打造多元並存、非典型的友善就業場域。 早市採買完沒多久，提供美味午、晚餐的行動餐車就要準備出發。無障礙行動餐車每週都有預定行程，在大賣場前的廣場、校園、或是產業園區開賣，已經養成了一群常客，客人熱情捧場，師傅們更是忙得好有成就感。 行動餐車最高紀錄一天可以賣出196份，對比過去20多年的街賣經驗，餐車師傅李龍鈞心情五味雜陳，「街賣出去要問客人，就是要跟客人客氣一下。做這個也不用去問人家，只要你餐做好，人家自動來買，這樣就好。」 新巨輪協會創辦人陳安宗則說，街賣者如果有機會轉型，往餐飲這方面發展，用雙手料理出美味的餐點，遞送到消費者的面前，他認為，人人都會豎起大拇指，不會再認為障礙者永遠就是一個受助者。 無障礙行動餐車頗受歡迎。（圖／獨立特派員） 從自卑到自信 在共生家園重生的身障者們 不停地多元進化，讓工作方式更加彈性友善。從原本的街賣，到加入行動餐車，最近更全新打造無障礙廚房，以類似雲端廚房的概念，製作各式各樣的便當，在線上、線下開賣，與時俱進，也降低營運成本。 走進寬敞的無障礙廚房，清洗蔬果的流理台、炒菜的瓦斯爐，一整排的高度都已經特別降低，餐廚器具都以身障者的輪椅高度視角為考量，或利用卡榫調整高度，方便身障者清洗、切菜、炒菜、包裝，完成一個個熱騰騰的美味便當。 無障礙廚房廚師鄧幼鵬是小兒麻痺患者，年過花甲，家人不在身邊，過去常常無業流浪。鄧幼鵬坦言，自己年輕時是學金工的，曾自己創業，也賣過樂透、賣過衣服、賣過蔥油餅……，幾乎什麼都做過，卻一事無成，來到這邊才把心安下來，專心學做菜。 鄧幼鵬現在就住在這邊，不僅生活起居無恙，還能和協會成員一起聊天、看電視，人生繞了大半圈，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安心落腳的家。協會打造了共生家園，也讓不少輪椅族的身障者，有了一分歸屬感。 另一名廚師劉玟玲曾是舞台劇演員，過去常要編劇、寫台詞，粉墨登場，上遍台北大大小小的舞台，而現在，他的舞台就是這間無障礙廚房。劉玟玲說：「朋友知道我在做廚房也是說：『你太厲害了吧！這個這麼難的工作。』我的座右銘是，別人可以，我也可以。」 廚師在特別為身障者設計的無障礙廚房炒菜。（圖／獨立特派員） 因應資訊新時代 巨輪如何結合科技？ 面對瞬息萬變的新時代，身障團體也透過網路上各種平台，努力向社會招手。原本在台北市中山地下街，只有5天的「公開！街賣集團的真面目」展覽，也以虛擬實境設計線上展，將展期延長。不受時間地點限制，讓民眾透過網路親臨現場，更了解身障團體。 要讓資訊跨越時空、更加透明，不只有線上展，還善用社群媒體，讓行動餐車也有自己專屬的頻道或專頁，未來便當盒上還會有QR Code的設計，透過數位網路平台，接軌群眾。 新巨輪協會社工岑家忻解釋，他們認為便當盒不單純只是一個便當盒，也是溝通的載具，所以就跟公益團體三明治工合作，在便當盒上設計QR Code，拿手機一掃，就可以看到立體的AR畫面。在吃便當時，也可以認識一個公益團體。 雖然過去曾因一場無情大火，殘酷摧毀好不容易打造的溫馨家園，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生計。但藉由工作方式的多元蛻變，加上善用數位科技，身障弱勢團體從賣面紙到拿鍋鏟；眼神從自卑到自立，在黑暗的深淵重新找回人生希望。 （※廖怡芬 鄭凱文／採訪報導）

疫情期間，台灣大規模實施遠距工作；疫情平緩後，仍有些單位保留部分遠距工作型態。但不需在固定時間到固定地方工作的模式，卻讓上、下班的界線變得模糊。為了預防勞資爭議產生，台北市勞動局率先頒布居家工作指引，也首度提及勞工的離線權。在台灣剛萌芽的遠距工作型態遭遇什麼挑戰？居家工作型態崛起 北市首頒布指導原則 「如果省下來通勤時間，其實就多了近2個小時。」募資平台員工林柏齡說道。在不用進辦公室的居家工作日，除了可以到咖啡廳完成當日的工作進度，工作地點的彈性選擇，也讓他在無形中多出時間運用。 林柏齡就職的公司採用混合性的工作型態，募資平台執行長林大涵表示，公司規定員工每週三要進辦公室工作，一些跨部門的討論就能在這天進行。每個部門可以根據自身的工作需求，另外設定2天進辦公室的時間。 在疫情平緩後，不少事業單位依然保有居家或遠距的工作型態。2022年間，台北市勞動局就針對848家事業單位進行輔導，發現約有3成事業單位在實施居家工作期間不符法令規定，其中以沒有依法確實記錄工作時間最多。台北市勞動局也在2023年3月，針對居家工作的型態頒布指導原則。 整個指導原則共有7大重點，14項條文，主要訂定居家工作模式中，勞資雙方各自應負的權利義務，是國內第一份針對居家工作模式訂定的指引，其中最特別的是，指引中首次提到勞工的離線權。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高寶華說明，離線權係指勞工在非工作期間，是可以不接受雇主的聯繫的，包括透過網路、電話或其他聯絡的平台等等。他也提到，現今到底怎樣的情況是上班？怎樣情況又不是上班？好像有些模糊的狀況。 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就說：「雇主傳訊息給我了，也就是意味著希望我注意，那是不是要立刻做？可能雖然不要立刻做，可是我要你知道這件事情。可是我一下班之後，你讓我知道這件事情，我心裡就在想這件事情，我就開始投入那個情境裡頭了。」 居家工作使上、下班界線模糊。（圖／獨立特派員） 法、義等國已將離線權入法 台灣勞權如何保障？ 在非工作時間收到訊息，無論是否需要回應，這樣的情形，在有些國家已經明確違反法令。 法國在2017年就正式實施離線權法案，明文規範勞資雙方在非工作時間的訊息聯繫，是全球第一個將離線權入法的國家，其後義大利等國家也陸續跟進立法。德國等辯論中的國家，則透過勞資協議等方式，規範雇主在非工作時間的訊息行為。 相較西方已經透過立法或以勞資協議保障離線權的國家，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認為，離線權要在台灣倡議，首先要挑戰的是雇主對工時的看法。必須讓雇主知道，工時長不代表是有效率地在工作、有生產力的。 翻開2022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排名，第一名是丹麥，其後依序是瑞士、新加坡、瑞典，台灣排名第七，再根據勞動部的國際勞動統計，2021年世界競爭力第一名的丹麥全年工時是1363小時，瑞士1533小時、新加坡2298小時、瑞典1444小時、台灣2000小時，顯示國家競爭力與工時並無直接關係。 遠距工作新模式 勞資雙方面臨什麼考驗？ 針對居家工作，台北市率先定出第一份包含離線權概念的勞動條件指引，也設計了檢核表，提供事業單位自我評量。雖然內容並未設定罰則，不過離線權部分，無論是否為居家工作型態，都涉及勞基法原本就有規定的加班問題。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高寶華提到，從Line或是臉書看到雇主要求提供什麼樣的資料，不一定是在上班時間。若要處理，其實就是延長工時，也就產生了加班費，那麼加班費要怎麼計算？諸如此類的問題尚待解決。 雇主可能透過通訊軟體，在下班時間向員工提出要求。（圖／獨立特派員） 此外，遠距工作以工作本質作為評判個人績效的依據，除了更能檢核員工的工作能力，也挑戰主管的管理能力。看不見員工的遠距工作模式，勞資間的互信更是重要的基礎。 工業網通廠商雇員陳俊余表示，遠距工作時，組織會訂定目標，並分配每個人的任務，至於怎麼完成這件事，則是主管給員工的自由度。最後評斷員工的績效，就是看交付的任務，員工怎麼去完成、完成了多少。 透過網路與遠方的同事或是國外的客戶聯繫，新型的工作型態，無論是空間與時間，相較過往已經大幅改變，也為勞資雙方帶來考驗。 （※李婕綾 張智龍／採訪報導）

現代人經常無法放鬆，一旦超過負荷，很容易產生高壓文明病，像是失眠、焦慮甚至憂鬱等。另外，青少年面臨的壓力也比以往多，台灣青少年自殺死亡率在十年內增加三倍，其中又以罹患憂鬱症為主因。現代人要如何了解自己的身心狀況、學習放鬆減壓，已成為重要課題。憂鬱症病友共組支持性團體 尋覓紓壓管道 工作、家庭、感情、經濟，生活有種種壓力源，依健保署最新統計，全台有超過150萬人正服用抗憂鬱藥物，而這還只是有就醫領藥的紀錄，實際遇有情緒困擾的人數，恐怕遠比我你想像還要多。 忘憂工作坊學員Mula分享自身經驗，有情緒壓力的人，很多負面情緒是沒有辦法排解的，自己只有藉由打鼓，可以把當天負面的情緒排解出來。 肯愛社會服務協會是一群由憂鬱症病友組成的支持性團體，經常開辦各種工作坊，透過音樂、繪畫以及冥想，幫助有情緒困擾的人找到適合自己有效的方式，走出陰霾。 肯愛社會服務協會祕書長蘇禾說明，比方說一位心理師或者一位輔導師，他善用音樂跟患者的心理對話，讓他們的創傷，重新有一個新的角度去學習跟面對，療癒力就開始發生了。 憂鬱其實是來自大腦的疾病，根據研究證據顯示，當憂鬱病發時，腦電波會明顯出現與一般人不同的憂鬱腦波，令他們一直反覆專注於負面思考。 桃園療養院精神科主任詹佳祥解釋，透過跟個案的詢問，醫師可以知道個案對某一些負面的想法會很固著、反覆地去沉思，或是盤踞在腦海裡面。研究也顯示說，有些個案在反芻性思考這個症狀裡面，在特定的腦區，它會有活化現象，這個就是一個症狀跟特定腦波對應的表現。 從打鼓中釋放情緒、壓力，進而啟動自我療癒。（圖／獨立特派員） 不明原因病痛纏身 自律神經失調導致？ 憂鬱、焦慮以及失眠是現代人的文明病，此外像有些人經常會頭痛、肩頸痠痛或是心悸、呼吸不順、以及腸胃不適等。經過很多專科檢查都找不到明確病因，這時有可能就是因自律神經失調所引發的全身性疾病。 桃園療養院家醫科醫師王世傑表示，自律神經失調的另外一個名稱是身心症。患者身體的問題，其實是因為他內在焦慮或憂鬱的情緒所造成的。跟一般的身體疾病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因為它是透過神經跟免疫系統的傳導，所以它造成身體的症狀是全面性的。 自律神經支配人體的心、肺、腸、胃等內臟器官，分布在脊椎兩旁，包括有負責使我們心跳加快、血壓上升，保持身體活動力的交感神經；以及可以讓我們器官活動力降低的副交感神經。由於自律神經系統遍布全身，一旦長期處於高壓，致使交感神經過度活化，造成失調，便會影響全身。 腹式呼吸可以活化副交感神經，達到放鬆效果。專注呼吸，覺察身體所有感覺，「正念減壓」是近年來在心理治療被廣泛運用並證實具有療效的一種方法。 學員小慈認為，正念的好處在於，就算是暫時地情緒低落，你也察覺到了現在處於情緒低落的這件事情，但不帶任何批判的意思，不去批判怎麼情緒低落了。 所謂正念，並不是指要保持正面思考，而是指當下專注覺察自己身體的感覺。（圖／獨立特派員） 青少年罹患強迫症 尋求專業協助改善病情 現在青少年面臨的壓力也比以往多，董氏基金會曾做過調查，台灣青少年平均每7人就有1人有明顯憂鬱情緒。 學員小桐分享，那個時候有課業壓力還有同儕壓力的問題。再加上家人與師長對自己有很多的期待，導致在很多不同壓力之下，就爆發了。洗手洗到手裂開，然後流血，像是洗頭、寫字都會疼痛，才知道應該要求助了。 沉重的期待以及背負壓力，成長過程經常需要面臨很多煎熬，這時最需要的就是了解和支持。 桃園療養院兒少精神科主任李國平認為，第一個先去了解患者遇到的困難；第二個是提供協助。像在桃園療養院的話，除了門診，還會有團體治療，提供支持性的環境，還有治療策略，來幫助這些辛苦的孩子。 走出陰霾，釋放壓力。在忙碌生活中，也要時常了解自己身心狀況、學習放鬆減壓、強化身體調節能力，已是現代人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張筱瑩 周明文／採訪報導）

高雄城中城的重大公安意外不僅造成46死、43傷，也燒出建築背後的安全隱憂。營建署2022年強力要求各縣市8到16樓的H2住宿類建築進行公安申報，不過到第1季申報截止，全台除了城中城發生的高雄市外，申報率約只在3到6成之間，申報率低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城中城事件之後呢？建物公安申報漸受重視 台灣近30年來，發生多起單一建築重大火警事件，2021年的高雄城中城大火不僅造成46死、43傷的悲劇，還燒出危險建築的隱憂。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組長高文婷表示，去（2022）年討論時，有向各地方政府進行比較高強度的行政指導，也希望大家能夠在2023年，開始著手要求8樓以上的住宅要申報。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早在1996年通過實施，過去只要求H2住宿類16樓以上的大樓，每兩年進行一次公安申報。 城中城事件後，才開始鎖定全國8樓以上未達16樓的大樓，必須在今年3月31日完成第一季的申報，以後每3年申報一次，如未依規定申報，可處6萬至30萬元罰款。至於6或7樓的建築則從2025年開始，4年申報1次。 台灣公安學會理事長劉進明說：「法規是20幾年前訂的，現在才來實施，表示這20幾年都在空轉。」他也提到，當初有但書是，由地方政府視必要而實施，但地方政府卻缺乏人力與財力。 建築師至大樓檢查發電機。公安申報檢查項目包含避難層出入口、直通樓梯、安全梯、昇降設備、避雷設備以及緊急供電系統等。（圖／獨立特派員） 六都申報率皆未達標 政策執行出了什麼問題？ 全國到底有多少建築需要申報呢？獨立特派員從六都開始一一調查，截至3月31日第一季申報截止，台北市申報率6成左右，人口最多的新北市也是6成，台中市約5成，台南市4成左右，高雄市申報率最高，有8成，桃園市分樓層、分年申報，今年只申報12至15樓，申報率也只有35%，六都平均起來還不到6成。 新北市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科長許雅惠表示，新北市將近2500件有進行申報。去年工務局也舉辦了7場大型說明會，來參加的社區則有約250個。他也觀察，很多社區長期以來對於防火避難設施的維護不周，先前沒有經過檢查，不曉得有些已經故障。 高雄市可以達到8成，除了它是城中城事件所在城市，還提早1年於2022年1月啟動申報，同時編列6000萬的經費，提供大樓社區申請12000至16000元公安申報補助，總計有5790棟受惠，至於其他建築無法完成申報，又是為什麼？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工程司楊森閔坦言，很多大樓住戶基金都已經花完，讓老舊卻無法換新的緊急發電機及電梯成為問題。住戶可能依條例去收基金，或是開區權會來討論怎麼運作，如果他們選擇不申報，全體住戶就要共同承擔違反法規的裁罰。 各縣市公安申報率之所以難以達標，關鍵在於許多存在高風險的老舊社區或大樓沒有管理組織，整合意見困難，申報比例也明顯偏低，因此輔導成立管委會勢在必行，各縣市都得加把勁。 許多存在高風險的老舊社區或大樓沒有管理組織，整合意見困難。（圖／獨立特派員） 監督大樓公共安全 成立管委會是關鍵 一棟位於高雄三民區，屋齡34年的大樓，去年經高雄市政府的輔導成立管委會。陳顯測是這棟公寓大廈的管理負責人，由於住戶不多，這次並未申請公安檢查補助經費，不過高雄市政府已經來協助大樓改善消防設施。 成立管委會前後究竟有什麼差別呢？陳顯測回應，有管委會之後會更加警惕，去注意動線、避難設施，像是大樓住戶的樓梯間、走廊不能夠堆置雜物，以及一些門扇妨害出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工程司楊森閔表示，去年高雄市工務局就啟動了公寓大廈輔導自治條例，並在今年3月1日通過。在公告實施1年內，6樓以上必須成立管委會，若不成立，就直接指定召集人。 造成46死、43傷的城中城事件，已經一年半過去了，城中城原址改造為「府北公園」，高雄市政府計畫安置城中城受災戶的「七賢安居社宅」，去年底動土，預計2028年完工。城中城事件喚醒全面普查、體檢危險建築的重要性，但是第一季公安申報率仍偏低，顯示危機跟挑戰還在後面。 （※李瓊月 袁宏書／採訪報導）

失智症、憂鬱症、躁鬱症或思覺失調等與大腦相關的疾病，過去一直難以透過客觀的測量來診斷，然而隨著腦科學的發展，科學家們成功打開大腦的黑盒子，運用各種儀器監測，了解大腦的活動及奧祕，未來精神疾病也可望得到更加精準、有效的治療。 精神疾病不只是心理問題？ 大腦健康程度也是關鍵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約有2到4億人深受憂鬱症所苦，憂鬱症已成為這個世紀最嚴重的三大疾病之一。一般人或許認為，憂鬱症是因壓力太大無法調適而產生的心理疾病，但其實憂鬱並非只是心理問題，而是大腦的確生病了。 目前醫學發現，憂鬱症、躁鬱症或思覺失調等精神疾病，都與大腦前額葉功能失調有關。因此在病人執行語言測驗時，透過近紅外光腦光譜儀，偵測大腦前額葉活化的狀況，再根據每種精神疾病不同的波形型態，就能協助醫師做鑑別診斷。 一般精神疾病診斷都是醫師經由會談進行評估，比較缺乏客觀的儀器檢測及可量化標準，如憂鬱症和當處在憂鬱期的躁鬱症，兩者治療方式不同，但在評估診斷上有時會很難區別。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身心科醫師周伯翰就談到，有一名患者早期被診斷為憂鬱症，卻一直復發，做了測驗才看出來較像躁鬱症，病人其實白費了20年在治療。但很多研究顯示，憂鬱症復發越多次，越容易有失智症的狀況。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每100人中就有1人患有躁鬱症，而有4成會被誤診為憂鬱症。倘若一直未能對症治療，除了病人身心飽受折磨，還會導致大腦認知功能受損。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憂鬱症等精神疾病，長期壓力會造成大腦海馬迴萎縮，影響記憶。 陽明交通大學腦科學所所長楊智傑表示，其實不是只有海馬迴的問題，它也影響到前額葉的功能或結構，海馬迴雖然跟記憶力有關係，可是每天要思考、專注、執行任何複雜認知功能，都跟前額葉更有關係。 戴上頭套，連接近紅外光腦光譜儀，就能透過偵測大腦血氧變化，觀察腦部的活動。（圖／獨立特派員） 找出腦部疾病根源 可望改善憂鬱？ 然而，現在科學是如何得知我們大腦消失的片段呢？一般從磁振造影就可辨識大腦腫瘤、腦中風及腦出血，但對於老化、阿茲海默或思覺失調，這些單憑肉眼難以看出差異的腦影像，現在結合人工智慧，經過量化分析，也能找出這些疾病發生的位置。 楊智傑教授運用人工智慧繪製出大腦圖譜，發現每種精神疾病在腦部出現異常的區域都不同。現在神經科學發展，還可以利用磁場或是微電流的方式，來刺激特定的腦區，改變大腦的活性。 陽明交通大學腦科學所所長楊智傑說明，經顱磁刺激有點像是在頭部放置一個磁場的刺激器，透過磁場的變化、磁生電的方式，影響腦部活動的變化。透過對前額葉的刺激，可以改變它跟其他腦區的連結，從而改善憂鬱的症狀。 醫學科技的進步，不斷試圖打開人體大腦的黑盒子，除了偵測、治療，還能夠提前預測評估治療效果。楊智傑舉例，像是抗憂鬱藥百憂解，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會有療效，透過腦波先做預測，就可以知道哪些人適合使用。 不同精神疾病在腦部出現萎縮的區域也不同。（圖／獨立特派員） 可推算大腦年齡 水分子擴散磁振造影評估老化 隨著腦科學研究推進，大腦的祕密檔案正逐一解開。不僅如此，新的影像技術，水分子擴散磁振造影，還可以顯示腦裡面複雜的神經網絡，進而從這些神經纖維束的變化，推算出大腦年齡。 醫學影像科技公司共同創辦人曾文毅教授，先前在台大醫學院即是專研水分子擴散技術，以往無法顯示在腦影像的神經纖維束，透過這項技術，他們繪製出大腦神經網絡，以不同顏色標示神經纖維走向，協助外科醫師避免在手術時傷及腦神經纖維。 而後教授退休更運用專業，將這項技術應用於老化及失智的評估。曾文毅說明，「神經纖維束原本很豐富，越來越老化的話，神經纖維束會越來越稀少。」 科學家一直以來都想探究人類大腦的奧祕，循著腦神經的連結與路徑，我們逐漸發現這些大腦疾病問題所在。儘管目前人類對大腦所知仍屬有限，然而隨著各項研究工具及技術的創新進步，未來也可望釐清這些大腦複雜的線路，進而發展出更精準、有效的治療方式。 （※張筱瑩 周明文／採訪報導）

現在有越來越多餐廳，開始以綠色餐廳為訴求。除了最基本要使用有機、友善食材，業者在肉類及海鮮的挑選，也要盡可能選擇注重動物福利以及符合永續海洋為原則的海產。這股用吃來減碳愛地球的風潮，讓台灣綠色餐廳逐漸受到重視，獲得更多推廣，也被消費者看見。謹慎控制食材數量 「不浪費」列為核心價值 食材當季、友善及有機，吃得好，更要吃得健康。主廚張皓福認為廚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食材挑選，找到對的食物，再用天然調味的方式，引出食物原味，這是他擔任廚師一直以來奉行的原則。 綠色餐廳主廚張皓福說明，在處理食物的時候，會有一些自然農法的柳橙的皮，這個皮的香氣非常的舒服，也因為柳橙跟鴨肉的味道本來就適合，所以用柳橙皮放在煙燻裡面帶出一些果香，第二段的時候再加入稻草，所以就會有兩個層次的煙燻味。 在蛋品及肉類的選擇上，張皓福則是很在乎飼養過程，譬如他堅持只用天然放牧的純草飼牛肉，而不用圈養、以餵食玉米為主的穀飼牛；至於海鮮的部分他只挑從澎湖漁船手釣的野生海魚。客人點餐，沒有菜單，為了避免食材浪費，餐廳完全採預約制。 張皓福解釋為什麼要預約，因為如果有菜單，就代表餐廳的冰箱要很大，多少客人來，業者都要能接待，隨時可以應付這些客人。但他的理念是不要浪費食物，所以今天有幾個客人，就準備多少的食物。 不浪費、少添加、當季、在地、友善及有機，這些在歐美蔚為風潮的綠色餐飲理念，二十幾年前張皓福剛在台中創業開店，即是以這些為訴求。但由於綠色餐廳經營成本高，價格無法便宜，一直沒能吸引消費者。直到五年前，有人發起串聯，透過共同行銷，才讓消費者有更多機會認識、看見他們。 綠色餐飲指南創辦人黃俊誠表示，其實是從有機農夫市集開始，希望坊間的綠色餐廳可以跟市集的有機農夫買菜，但後來跟這些綠色餐廳接觸之後，發現這些綠色餐廳也很辛苦。所以之後到國外去找類似的組織，就是英國永續餐廳協會。把這樣的概念跟組織文化引進到台灣，所以後來台灣的綠色餐廳，從散落各地變成打組織戰，再演變成現在的綠色餐廳指南。 冬季的草莓配上烏魚子，水果的酸甜，帶出烏魚子的美味，綠色餐飲年度最佳主廚張皓福擅長運用當季食材。（圖／獨立特派員） 手釣海魚上桌 法式綠餐友善海洋環境 經營綠色餐廳，不僅要對所有食材來源瞭如指掌，對主廚林曉彤來說，做菜不只是下廚，還要下田。 綠色餐廳主廚林曉彤坦言，不僅會去拜訪農民的田地，如果有需要，比如說有一些要復耕，有一些要除草，或要搬運一些東西，他們都會去幫忙。 林曉彤和蘇芳儀兩個人都很喜歡做菜，並曾遠赴法國廚藝學校進修。回來之後，一起開店，希望用法式料理顛覆大家對健康飲食平淡無味的既有印象。 綠色餐廳主廚蘇芳儀希望能做出自己覺得好吃、健康的東西。用法式料理的手法跟講究食材的職人精神，跟客人分享。 主餐的選擇，除了部落山裡的豬，在海鮮上，他們只選擇台灣沿海養殖或是野生洄游的海魚。 綠色餐廳主廚林曉彤表示，綠色餐廳一般來說，都會希望採用比較友善跟永續海洋的方式，所以盡量都是用手釣的，不要去惡意捕撈，照著季節吃。 林曉彤和蘇芳儀獲得綠色餐飲–最佳在地食材運用獎的肯定，為了找尋這些食材，他們花很多時間、心力。（圖／獨立特派員） 醜蔬果製成各式點心 善用格外品的營養價值 為實踐環境生態永續的目標，綠色餐飲提出六大宣言，包含遵循永續生態及海洋原則，以及減少資源耗損與浪費等。目前全台有200多家餐廳加入，希望透過吃的選擇，改變人類現在被過度消耗的環境。 甜點店業者鄭雅珺分享，平常做的紅蘿蔔蛋糕所使用的紅蘿蔔也是格外品，基本上在超級市場很少看到那麼醜的蔬果。 秉持自然原味，他們以職人的堅持用心烹調，將每道菜變化出無限可能的美味。綠色餐飲讓客人吃得健康，在享用美食之際，也能體現永續。 （※張筱瑩 周明文／採訪報導）

2002年東京大學首度發現「慢地震」，開啟全世界對慢地震的觀測。慢地震釋放的總能量，威力甚至等同規模7的地震，因而受到國際重視。日本從2012年起，年年召開慢快地震研討會，今（2023）年研討會首度移師台灣，也讓台日學者得以交流，並朝合作邁出重要的一步。 以慢地震預測地震機率 台日展開研究交流 今（2023）年3月中旬的台東縣池上鄉來了一群訪客，他們是來自日本研究地震的學者以及日本地質調查所代表，特別參觀位於池上斷層帶上，可以印證板塊運動的大坡國小。 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地震災害中心副教授伊藤喜宏說，可以經由在大坡國小設置的潛變儀，看到潛移的日變化，另外這些潛移量，似乎與他目前在研究的「慢地震」有相當大的關聯性，讓他對於池上斷層有相當大的興趣。 慢地震和典型的地震不同，斷層會緩慢滑動以釋放地底能量，它持續的時間較長，甚至可以達到數個月。 台灣與日本同為多地震國家，3月中旬，一場集合台日研究地震重點大學學者以及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還有日本地調所代表，共同討論台日快慢地震的研討會，在成功大學召開。 東京大學理學系研究所教授井出哲期望，即使無法預測大地震發生的確切時間，也能藉由慢地震的發生，可以比較有信心地說出，未來在何處有較高機率發生大地震。這不僅僅是對於日本與台灣，對於地震發生頻繁的國家都適用。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兼任教授朱傚祖，帶領日本學者參觀因918池上地震斷成兩半的崙天大橋。（圖／獨立特派員） 慢地震與大地震有何關係？日本學者持續研究中 日本是研究慢地震的代表，而井出哲教授又是日本研究慢地震的重要人物，也在這次研討會發表2004年到2023年2月記錄到的慢地震資料庫。 東京大學理學系研究所教授井出哲表示，從歷史紀錄來看，南海海槽發生過無數次的大地震，所以他們預期，未來在南海海槽也會發生大地震，而近20年在歷史地震的周圍區域發現許多慢地震。他們對於慢地震與大地震的時間關係並未明瞭，是目前研究的重點。 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主任陳卉瑄分析，慢地震的能量釋放雖然緩慢，但它絕大多數都發生在真正大地震會發生的地方，最經典的例子就是311地震，東北地震之前，他們就懷疑地底下有非常緩慢的錯動行為。 京都大學副教授伊藤喜宏，是利用海底觀測未發生地震時的斷層活動所得到的資料，進行大地震與慢地震的分析，也在常發生地震的墨西哥投入多年的研究。 伊藤喜宏說：「以前地震學家對於沒有發生地震的區域多半不感興趣，但是311東北地震之後，我發現我們更要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沒有地震的區域，藉由精密的觀測去了解底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筑波大學生命環境系副教授氏家恒太郎則是從地質學的角度，藉由野外調查與岩性分析，了解慢地震形成的條件。今年是日本關東大地震100週年，幾十年來日本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在研究南海海槽，氏家恒太郎也參與了南海海槽的鑽井計畫。 氏家恒太郎副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表研究成果。（圖／獨立特派員） 台灣哪裡有慢地震？要透過什麼技術觀測？ 不同慢地震持續時間差異很大，最長可達半年到5年，短則2至6天，甚至10到100秒，台灣可以觀測到慢地震的地方在哪裡呢？陳卉瑄指出，最多慢地震的地方，就是中央山脈南段。 位於彌陀的漯底山有泥岩出露、泥火山噴口，是南部常見存在的「泥貫入體」地質。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景國恩認為，這些地質的特性可能會提供慢地震和潛移斷層發育機制，若陸地上可以進行大量觀測，就能獲得許多相關資訊。 位於花蓮七星潭旁的米崙地震工作站，是全球第一個以科學研究為導向，將光纖纜線穿過斷層帶的觀測計畫，有3口觀測井，可以提供台灣及全世界，了解孕震構造與斷層動力機制的關鍵科學數據。 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主任陳卉瑄表示，台日雙方要合作，有一個重點就是大家手上有的資料不一樣。對於孕震潛能這個項目，其實雙方都非常有興趣，所以這就是一個共同議題。 慢地震與大地震的關係，20多年來已經逐漸受到全球研究地震的科學家重視，透過台日首次以團體戰的方式，進行慢、快地震的相關研究交流，不僅可以凝聚台日共同關切的議題，也可以為未來的合作開啟重要的一步。 （※李瓊月 袁宏書／採訪報導）

2023年4月4日芬蘭正式加入北約，讓北約更深入北極圈，卻也可能使北約與俄羅斯情勢更加緊張，芬蘭的抉擇將讓和平到來？還是漸行漸遠？除國防之外，芬蘭也不忘在科技發展與人性服務間繼續前進，距離北極圈最近的城市奧盧，成為6G的火車頭；服務設計更在極圈內蓬勃發展。芬蘭決定加入北約 背後有何歷史緣由？ 俄烏戰爭後，長期保持中立國的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經過近一年的時間，芬蘭在2023年4月4日正式成為北約第31個會員國。 軍事不結盟的時代已經過去，然而芬蘭的加入，卻代表著北約這個全球最大的軍事聯盟與俄羅斯的陸地邊界，一口氣增加了超過1300公里，俄羅斯曾多次警告反對北約東擴，現在警語已成政治現實。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聲明，芬蘭加入北約的會員資格，並不是要跟任何人對抗，也不會改變芬蘭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礎或目標。芬蘭是一個穩定可預測的北歐國家，尋求和平解決爭端。 芬蘭和俄羅斯向來有著複雜的政治情結，俄烏戰爭前只有約4成芬蘭人贊成加入北約，戰後躍升至9成。芬蘭奧盧市商務促進局專案經理Petri Karinen表示，俄烏戰爭是主因，還有俄羅斯如何以能源作為對抗歐洲的工具，種種不同程度的行動，也改變了芬蘭人的想法。 芬蘭成為北約生力軍，自身擁有的國防實力及在北極的國土腹地，讓北極圈的地緣政治產生巨大變化。曾隸屬瑞典、蘇聯的芬蘭，十分珍惜獨立後的民主，因此長期保持中立國的地位，回望歷史，芬蘭人的這個抉擇並不容易。 芬蘭和蘇聯有過冬季及繼續戰爭兩次慘烈的交手，芬蘭也成立軍事博物館，記取戰爭的歷史教訓。芬蘭巴倫支及北方大使Jari Vilén說，他們被迫學習接受俄國，被迫保護、保存自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 芬蘭的國旗在北約總部升起，象徵第31個會員國的加入。（圖／獨立特派員） 芬蘭奧盧成6G城 產官學合力發展創新科技 過去戰爭的傷痕仍在，新的威脅尚未解除，芬蘭人做好防禦國家的準備，卻也沒有忘記往前探索希望的可能性。當全世界都還在努力落實5G應用時，離北極圈最近的芬蘭城市奧盧，5年前就已經開始放眼6G的未來。 奧盧大學6G團隊執行長Marja Matinmikko-Blue說明，最大的動力來自永續發展，所有6G的研發，主要是解決永續發展的各項挑戰。例如，過去相當耗時的3D建模，現在透過手機拍攝的現場畫面，以機器深度學習系統結合6G，可望找到最佳解決方案。 奧盧成為6G的領頭羊，源自這個城市本就是科技重鎮之一，曾經的手機龍頭Nokia在此設立研發中心，其退出手機市場後，留下的科技人才吸引許多國際廠商到奧盧設點，台灣的聯發科就是其中之一。 人才就是競爭力，奧盧還有芬蘭產官學界傾盡全力支持。芬蘭奧盧市商務促進局執行長Juha Ala-Mursula就說：「我們有Nokia的通訊科技網絡、聯發科的數據機，還有其他主要測試廠商，以及來自學校方面的策略研究，我們將各企業組織結合起來，這變成一個生態鏈。」 奧盧是科技重鎮，吸引許多國際廠商進駐。（圖／獨立特派員） 芬蘭人幸福感從哪來？服務設計貼合人性需求 研發創新的能量不只科技，更來自人性，服務設計近年也成為芬蘭的強項，奧盧大學附設醫院的健康實驗室，以人為本，找出問題解方。 奧盧大學醫院服務設計師Teemu Kemilä認為，服務設計是一門整合的科學，將所有知識與經濟結合，最重要的是以客戶為本。「當我們關注他的需求，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案，然後進行測試，找到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芬蘭和台灣一樣面臨老化危機，專業照護人員不足，醫院的設施就得更有效率。奧盧大學的健康實驗室因應病患的需求，以點滴為例，過去醫護人員必須不斷巡視每位病人的點滴注射狀況，現在透過智慧監控器，用手機APP就能同時監控7位以上病患的點滴注射量。 如何透過服務設計的實驗探索，找到新的機會及解方，在環境挑戰嚴酷的北極圈更形重要，芬蘭極圈內最北邊的大學拉普蘭，就因此成為服務設計重鎮，要解決小至社區民眾，大至全球企業的各式需求。 聯合國公布2023年全球幸福國家報告，芬蘭連續6年蟬聯冠軍，即使身處方方面面都相對挑戰的極圈北國，但務實國防外交帶來的安全感，與細膩的生活服務體驗，或許正是芬蘭人幸福感的重要來源。 （※陳廷宇 羅盛達／採訪報導）

結論先講：現代職業婦女常處在家庭職場兩頭燒的狀況，此生活型態濫觴可追溯至百年前的台灣──日治時期。此時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重重困境中，走出閨房與廚房，進入學校受教育，具備知識與技能後登上職場舞台，同男性一展長才，是台灣職場的先鋒部隊。 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種種困境中，登上職場舞台，是臺灣職場的先鋒者。（圖一／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的女性教育 公視採訪團隊3月周末一早從台北出發，通過每天都塞到不行的雪隧，沿著蘭陽溪開入山區，歷經三個多小時，終於抵達宜蘭縣大同鄉的泰雅族部落，採訪報導的主角之一──戴金葉女士。 生於昭和四年的泰雅族女性戴金葉。（圖二／獨立特派員） 高齡94歲的戴金葉阿嬤生於昭和四年（西元1929年），她對著鏡頭用日語介紹自己：「我的高山族(泰雅族)名字叫Kumu Suyang、日文名字是重松正子、中文名字是戴金葉」。 戴金葉的三種名字代表著原住民在日治時期的三重身分，「日本人說我們是高山族，叫我們好好讀書，不上課的人會被抓去上課，」戴金葉回憶兒時的校園生活，最喜歡日語課跟數學課。 然而，老師將學生打到頭破血流的嚴格手段令戴金葉至今難忘，「不會讀書的小孩子，老師會打，他們都不敢去學校，跑到山上躲起來，找不到，」好在戴金葉在全班23人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從未被老師處罰過。  霧社蕃童公學校。（圖三／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戴金葉帶著記者走訪離家走路不到5分鐘的學校，現址為四季國小，日治時期是「蕃童教育所」，或稱「蕃童公學校」，是專門給原住民讀書的學校（表一）；當時給漢人就讀的學校稱為「公學校」，日本人就讀的學校為「小學校」。教育以日文為主，部分學校設有漢文科。然而，接近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了貫徹皇民化運動，避免台灣國民覺醒，全面廢止漢文科目。 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制度。（表一／獨立特派員） 其實殖民政府鼓勵就學並非為了照顧教育權，「受教育是一種教化的手段，也是一種控制手段，因為要在想法、生活習慣上符合殖民統治；但另一方面，他們學習到更多知識，」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賴淑娟，做過四位生活在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女性口述歷史，戴金葉也是其中一位。 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之一是唱歌跳舞。（圖四／獨立特派員） 記者詢問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是什麼呢？原本行動不便的戴金葉想都沒想地直接站起來唱跳日本歌謠： 歌名：《父親啊　您真厲害》 （歌詞） 父親啊 您真厲害 在頭盔都會燒焦的炎熱天氣下 與敵人的屍體共眠 啜飲泥水 啃嚥雜草 在荒山野嶺中行走了幾千公里 打仗打得真的很好這首1939年戰爭時期發行的歌謠，是安慰並頌揚為日本天皇出征的軍人，「我們到圓山的日本軍醫院唱歌跳舞安慰軍人（指當時的高砂義勇軍），」戴金葉說。這顯示出日本殖民政府藉由教育培養台灣民眾效忠日本天皇的忠誠心。 日本殖民政府不僅強迫原住民接受教育，也同樣強迫漢人，然而成效不彰，尤其女性。 走出閨房上學校不容易　 台灣女童日治時期就學率。（表二／獨立特派員） 根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游鑑明研究（表二），1919年台灣女童在學率只有7.36%，到了1943年也才60.85%，等於100位女童中，有40位是文盲。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女性是家庭重要的生產力，教育顯得無足輕重。 「特別是鄉下地方，他覺得女孩子可以在家裡幫忙，以及帶弟弟妹妹，為什麼要讓他出去唸書，念書沒什麼好處，最後還不是要嫁人，」游鑑明分析。 以戴金葉為例，即便學業優異，13歲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在家裡菜園工作，未再升學唸書，「泰雅族以父系為主，當家裡需要人力工作時，誰有機會可以唸書呢？還是以男生為優先，所以戴金葉阿嬤一直覺得很惋惜，」賴淑娟說。 再者，當時女老師人數極少，「家長會覺得不要送女孩子去上課，他們不希望是男老師，」游鑑明說。 即便具備家境富裕、家長有意願讓孩子升學，孩子也有唸書能力等條件，最高學歷只能就讀當時專給台灣人就讀的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現今的中山女高)，游鑑明解釋，「妳要去考日本女學生比較多的學校，像一高女、二高女，你不太容易考上，幾乎沒有機會，因為你念的是公學校，不是小學校，課程課本不一樣」。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女子家政學校，圖為彰化市家政女學校學生裁縫課。（圖五／圖片來源／陳鳳慶）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類似現在高職的實業學校，也就是女子家政學校，又稱作新娘學校。但凡嫁作人婦後所需的技能皆是教學內容，包括烹飪、裁縫、園藝、農業等。 無論是女子家政學校或是高等女學校都已經是當時女性的教育天花板，如果想再獲取更高學位，只能到海外深造。學校畢業後，便是就業。 台灣女性職場初登板 這批受過基礎教育的女性，畢業後開始就業，這是台灣女性歷史上的職場初登板。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圖六／獨立特派員）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 以工廠女工來說，報導指出，台北專賣局的煙草女工，薪資不高，但生產、生病、死亡皆有補助，並享有年金。採茶女工則是靠技術決定收入高低，一年中約有八個月在外工作。報導也批評，織襪女工一日工作十多小時，薪資不過三數角錢，是勞力多收入少且無衛生可言的血汗工廠。應聘條件部分，煙草女工至少要公學校畢業，且日文流利；織襪女工則無須學歷，甚至女童亦可上工。 公共汽車逐漸普及，出現女司機、女車掌。圖為1930年《臺灣民報》報導。（圖七／獨立特派員） 另外，公共汽車逐漸普及，1928年台北州出現唯一一位女司機。《臺灣民報》也報導新興職業「女車掌」，值勤時間超過15小時，但報酬較為豐厚。報導引述公車會社說法，指應聘者「不是美人，亦當有幾分愛嬌和親切的體態，才得受採用」。 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圖八／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包括銀行、公家機關、高級官員、教師、打字員等，也可以自己當老闆開化妝品店或者和服店。 甚至提及軍事基地維修員，包括維護機體、調整引擎，強調這是一份為國盡忠的職業。 當時，新式娛樂場所逐漸興起，包括遊樂場、撞球場或是台南的林百貨等，許多新興職業應運而生，「你可以感覺出來現代化的那種生活方式，城市的興起，甚至餐廳、咖啡都出現，這些都提供了女性工作機會，」游鑑明分析。 《臺灣民報》以女子高貴的天職為標題描述看護婦（現今的護理師）。（圖九／獨立特派員） 日本殖民政府引進西方醫學，因此出現了「看護婦」一職，也就是現今的護理師。《台灣民報》稱看護婦為「女子高貴天職的職業」。然而，當時沒有專門的醫學教育培育看護婦，而是在醫院或醫學校附設二年制或三年制的「看護婦講習所」。 「女教師」也是新時代職業，但與看護婦一樣，沒有專門培育的師範學校，必須念完高等女學校後，再念其附設的講習科，通過後才可教書。游鑑明分析，這些女教師成為殖民政府推廣女性就學政策的廣告招牌，「女教師做家庭訪問，讓父母知道，女老師自己受了教育，當了老師，成就不一樣了，而且他親自到家裡勸我們女兒去念書」。 助產士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圖十／獨立特派員） 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則是「助產士」，俗稱產婆。但與傳統產婆不一樣，助產士經過二或三年的助產士講習課程，之後通過筆試與實地考試，取得執照，方能執業。 游鑑明研究發現，當時助產士已善用報紙廣告版面來宣傳，通常跟醫生醫院一起登廣告最多，其次是商家，「甚至有電話號碼，讓人家可以打電話，已經很現代化」。 與教育一樣，殖民政府鼓勵就業並非照顧工作權或讓女子得以發揮所長，其終極目的是動員大量勞動力來發展台灣經濟，以滿足日本內需與軍事擴張需求，「這是一個同化政策，但是它也把現代化的東西帶進給台灣的女學生，或者我們說男性也一樣。所謂的現代化就是你可以運用新的方式去運作你的工作，」游鑑明分析。 兼顧家庭職業的職場女性 還有一個時代限定的職業是「電話交換手」。 電話交換手是一種時代限定的職業，如今已消失。圖為臺北郵便局電話交換室。（圖十一來源／廖明睿） 不同於今日，當時打電話需經由一位人員協助「交換」，並確保通話品質，由於交換手會聽到部分通話內容，因此道德操守有一定要求。 陳鳳慶翻開泛黃的相簿，裡面黑白照片，有一半是他的母親凃寶蓮女士，生於大正四年(西元1924年)，14歲畢業於桃園第一公學校。當時恰巧師丈任職於桃園郡警察課，有一「電話交換手」臨時缺，由於警察課屬敏感單位，經由四位學校老師一致推薦，凃寶蓮得以擔任此工作。 凃寶蓮後調陞為正職員工，負責管理戲院、自動車、唱歌以及青燈戶等業務的衛生與秩序。 凃寶蓮（前排右一）生於大正13年，曾於二戰時期擔任電話交換手，即時通知民眾空襲警報。（圖十二　來源／陳鳳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頻繁空襲台灣，凃寶蓮重掌空襲警報以及敵情電話通報系統，讓一般民眾即時躲避空襲。此任務有多艱鉅呢？陳鳳慶舉例，「一個是新北市的新莊，一個是桃園蘆竹的新庄仔，台語音非常接近」，但是敵機的方向是完全相反，如若判斷錯誤，後果不堪設想，「我媽媽一個是刻苦耐勞，另外一個是說他膽大細心，這時候就只能啟用這些老手」。 儘管城市發展興起，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但女性仍會遇到職場天花板。 女性職場天花板 女性就業攔阻之一，即是結婚。 戴金葉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留在家幫忙。直到17歲陪嫂嫂去羅東大同醫院看病時，醫師看中戴金葉勤勞靈巧特質，讓戴金葉擔任打掃醫生家務、給藥餵藥等工作。後因家裡安排婚事，戴金葉雖不捨，也只能辭掉工作順從家裡安排。 凃寶蓮也遇到相同狀況，15歲時母親因生產去世，作為家中長女，他既要上班賺錢養家，下了班繼續做飯照顧弟妹，「為了照顧弟弟妹妹可以犧牲青春；為了處理父親的善後(身後事)，他可以放棄助產士的證照；他可以繼續在公職平安(就業)又可以領月退，結果他沒有，就是為了善盡媳婦以及太太的角色，」陳鳳慶說。 像凃寶蓮與戴金葉這樣受過教育，在人子、人妻、人媳以及人母等多重角色下掙扎的職業婦女經歷，是日治時期部分女性的縮影。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圖十三／獨立特派員）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文中指出過去「女性與男性同在職場上競爭，會被認為沒有淑女特質，不像女人」，但隨著時間推移，「對女性人格、才能漸有尊重傾向，過往女性是男性隸屬物的封建糟粕思想逐漸消失」。 不過文章中仍然批評過去「職業婦女常自負為新銳女性的錯誤想法，婚後往往成不了賢妻良母，如今很多職業婦女因自覺是女性，進入家庭也能成賢妻良母」。反映出社會價值觀仍期待女性「以家庭為主」，其次才是職業。 女性職場天花板還包括性別、學歷、種族。游鑑明以女教師為例，日治時期台灣女教師的薪資比日本男性、日本女性、台灣男性低，「他們認為男性有受過正規的師範教育，薪水高合理，最不能接受的是日本女性與台灣女性一樣只有講習科學歷，可是薪水卻比較高」。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四／獨立特派員） 當時針對女性的教育體制最多只到高等女中，因此部份職業受限於學歷不夠，女性難以擔任，例如女醫師。當時台灣並沒有提供女性的醫學教育體制，想成為醫師必須到海外念書。因此直到1921年，台灣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醫師蔡阿信，自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畢業回台執業。 另一種職業天花板是殖民政府的政治考量。賴淑娟研究，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培養原住民女性成為看護婦（即現今護理師），以利其需求與管控。 即使有諸多天花板限制，游鑑明指出，當時部分女性對自身權益不再沉默，像是婚姻自主權較高，「我們發現有女老師結婚後先生外遇，後來選擇離婚，他不會因為那個時代覺得離婚是一件不名譽、不光彩的事情而不敢離」。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五／圖片來源／游鑑明） 甚至1930年煙草工廠發生盜煙事件，監督以搜身為由輕薄女工，引起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達不滿，類似今日媒體爆料發聲。「可以感覺出來，女工已經有自主意識，」游鑑明說。 這群女性的歷史在過去鮮少被記錄下來，甚至不認為是有價值的歷史，只能塵封在老照片、舊影像中。 「我們小時候或者日治時期的文獻，對於原住民女性就兩個字『蕃婆』，她們的生命經驗沒有人知道，」賴淑娟因此投入這方面研究，期盼有更深更完整的認識與挖掘。 游鑑明研究「中國與台灣女性史」長達39年，他認為「女性本來就在歷史裡面，可是沒有人去書寫他。現在我們把他書寫進去的時候，你才會瞭解他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種族、性別、階級的差異底下，他們是好不容易擁有工作權，那他們又如何去爭取他婚姻的自主」，如果不書寫，我們後人永遠無從得知，或者說，後人難以完整的瞭解那時代的歷史。 這是他們的歷史、是女性的歷史、是我們所有台灣人的歷史。（※邱惠恩 羅盛達、鄭仲宏／採訪報導）

2019年5月17日台灣同婚專法正式生效，不過當時跨國同婚伴侶並不適用，直到今（2023）年1月19日終於拍板通過修法，宣布擴大跨國同性婚姻適用範圍。然而目前仍有18個國家的同性伴侶，來台結婚前需要先境外面談，他們陷入漫長的等待，而中國則是被排除在跨國同婚之外。跨國同婚開放 為同性伴侶帶來什麼幫助？ 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專法，但當時仍不允許部分國家跨國同性婚姻，原因是根據台灣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若外國人民要和台灣人民在台結婚，前提是對方的國家也要允諾這樁婚姻，導致至少數百對跨國同性伴侶，有情人無法結為連理。 但今年的情人節，許多跨國同性伴侶的心情變得非常不一樣。這天是馬來西亞籍的阿唐跟台灣籍的凱俐，這對同性伴侶登記結婚的大日子。在台灣同婚合法近4年後，行政院終於解釋函令，開放跨國同性伴侶攜手登記。 在台灣名正言順地享有配偶權生活著，對兩人來說談何容易，甚至有點難以相信。過去阿唐為了留在台灣，來台讀了大學跟研究所，但就學7年間無法找正職工作；無法結婚，阿唐還有簽證到期，得回馬來西亞的焦慮。 凱俐坦言，他們常常處於入不敷出的窘境。要做什麼，或是什麼時候要買哪裡的房子，對他們來說都太遙遠。「我們頂多只能規劃下半年要做什麼。」 現在結婚了，阿唐也拿到台灣居留證，就能放心找正職工作，紓解經濟壓力。阿唐說：「至少我們的人生從這一刻開始，可以看到未來是自己掌控的。」 阿唐和凱俐交往8年終於結婚，凱俐的父親也特地從外縣市前來參與。（圖／獨立特派員） 跨國同婚範圍擴大 還有18國須先面談才能結婚 跨國同婚開放後，成全了不少有情人終成眷屬，但不是每對跨國伴侶都能這麼順利在台灣結婚，例如來自印尼、菲律賓、越南等18國的國民，得先經過境外面談。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律師團召集人許秀雯認為，政府預設這些國家來的人，有比較高的機率是假結婚，這個預設帶有歧視與偏見。有面談的需要，或許可以採取一定的行政措施把關，但是一股腦把一整個國家，都當作假結婚的人來篩選就不恰當。 針對可能有假結婚疑慮的18國同性伴侶，政府希望能更謹慎地審核，但面談的相關配套事宜，目前還在研擬，何時會公布，相關單位遲遲沒有答案。 什麼時候可以結婚？18國的同性伴侶們還在等待；但有些跨國伴侶，卻連面談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排除在外，例如中國，除了香港、澳門兩地的同性伴侶可以來台結婚外，中國人士不得來台與其同性台籍伴侶結婚。 由於疫情及入境規定，茶客和曉丹只能視訊聯絡。（圖／獨立特派員） 幾家歡樂幾家愁 中國伴侶為何無法在台登記結婚？ 茶客和來自中國的曉丹已交往7年，以往每一個半月，曉丹都會飛來台灣跟他相聚，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曉丹從2019年之後就無法來台灣。 對於台灣擴大跨國同婚適用範圍，曉丹一開始非常開心，可是最後得知的卻是只有中國跟台灣不行。「是因為政治上的問題嗎？可是我們根本影響不了政治什麼東西，我們只是一個小老百姓而已。」 對此，陸委會來函解釋，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婚姻須先在中國結婚才能來台登記。但中國目前不承認同性婚姻，因此上述條件根本無法成立。陸委會也同時說明，兩岸婚姻須遵守現行規定，避免危害到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面對現行規定，茶客和曉丹充滿無力感。茶客說：「兩岸這麼敏感，我是台灣人，當然不能因為我自己的問題就造成台灣的危害。你要我寫切結書也好，你要我背書也好，你要我提供什麼證明都可以，你要給我一個，我可以做什麼，而不是一句，我想做什麼都做不了。」 台灣擴大跨國同婚適用範圍，幾家歡喜之餘，仍有幾家愁。面對這條未竟之路，還需多方溝通協商，一起讓台灣在兼顧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走向更平等、多元的社會。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