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在6月26日通過了社子島開發案，這也表示，未來這片土地上的人文和地景可能會全部消失。這項開發案會引發各界關注，主要是社子島長期禁建導致的違建情況複雜，以及之後的拆遷安置的議題。 走進社子島，會發現這裡的居住樣態複雜。像是一個門牌多戶，幾乎是這裡的基本配置，其他還包含了有地無屋、有屋無地，甚至是無屋無地的狀況也不少。獨立特派員前往社子島進行多次採訪，發現這裡地上物和土地產權的問題盤根錯節。如果開發單位忽視背後的歷史因素，以及居住現況，強行進入區段徵收作業，恐怕將造成島上居民流離失所的命運。

KBS(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直譯為韓國放送公社，或稱韓國國家電視台)，是韓國最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國營電視台，地處首爾市區汝矣島，園區幅員遼闊，其中在新館一樓大廳，有一區展示著1983年製播的《尋找離散家屬》節目。 比起經典韓劇《冬季戀歌》，或是向全球推廣K-POP的《音樂銀行》來說，《尋找離散家屬》很多人連聽都沒聽過，但對KBS來說，這個節目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絕非是憑藉收視率或知名度而存在。 《尋找離散家屬》原是一個為韓戰停戰30年週年而生的特別企畫，預計製播紀念性的一集。當時韓國影視產業環境與台灣相似，大部分的民眾收看KBS、MBC與SBS三大無線電視台，這個特別節目亦一如往常，按照安排好的節目表，準時在6月30日晚間10點15分放送。 這是一個現場直播的節目。攝影棚裡參加錄影的觀眾，全是因韓戰與親人失去聯繫的離散家屬，他們坐在底下，手上拿著一塊紙板，上面標示姓名、現在住處、與僅存且已知的失聯對象資訊。由現場主持人介紹離散家屬，透過棚裡的電話連繫確認是否為失聯對象，並直播聯繫上親人的一刻。 「我是不是在理髮院?」 「對，沒錯。」 「分開那天是不是陰天？」 「對，沒錯。」 「哥哥啊！」 住在濟州島的妹妹與在大田市的哥哥，一在南一在北，兄妹倆失散多年且早被領養人改名換姓，久別重逢終於相認，抑藏在心中30年的情感找到出口，他們的眼淚潰不成堤。這是《尋找離散家屬》節目最為人熟知的一個故事，當參加錄影的觀眾，真的透過節目找到親人，也讓其他正在尋尋覓覓的離散家屬，燃起一線希望。 「當時電視台大樓外一直延伸到對面的汝矣島公園廣場，人山人海到處都是人，民眾在建築物外牆上貼滿手寫的尋人啟事，還有人用木板寫尋人啟事掛在身上，希望引起媒體注意。」製作人池炯旭說。 顛沛流離的境遇，人世間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不是戲劇演出，而是真人實事發生在眼前的實況直播，感動不少人。《尋找離散家屬》帶來超高收視率，引起廣大迴響，說轟動國際也不為過，當時美國總統雷根也提到他看了節目很有感觸，並呼籲北韓當局執政者：「讓因為戰爭分裂的家屬相聚，讓你的人民能在這個節目上出現。」 「當時家家戶戶都在開著電視，很多人跑來說，他們在找家屬。」 邊幸哲當時是現場攝影師，我請他回想當年的景況，他說了幾句便開始哽咽。 「就算是要熬夜，也希望多為一位離散家屬找到親人。」邊幸哲說，那時所有工作人員幾乎卯足全勁，日以繼夜不間斷地工作，回應觀眾。 直到精疲力盡，因為許多人在等答案。 「什麼叫累？疲憊的感覺已被汝矣島外廣場人潮淹沒，療癒家屬心中的痛比什麼都重要。」 從6月30日播出第一集，到11月4日下檔，《尋找離散家屬》連續直播138天， 介紹了53536個家庭的離散故事，協助10189名家屬找到親人。除了尋人啟事的指標意義，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也因為看了節目感同身受--即使戰地停火多年，但埋藏在上一輩心中的遺憾，卻是忘也忘不掉的痛苦。 2015年，KBS資料檔案室整理《尋找離散家屬》節目相關資料，包括節目資料帶、製播工作單、手寫看板、紀念唱片、重逢照片等等共20522份，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登錄為世界記憶遺產。 「一個韓國的電視節目，跟世界有什麼關係呢？」當時負責申請的資料檔案室專員李珉知說，申請時他們反思這個問題：因戰亂造成顛沛流離的人類悲劇，易引起共鳴，但要成為人類共同記憶遺產，就必須強調保存的價值。 「在美俄對峙的冷戰氣氛下，南北韓關係也時常出現擦槍走火的緊繃狀態，因為這個節目，雙方紅十字會代表出面協調，於是在兩年後的1985年，有了首次的離散家屬見面會。」李珉知補充說明，除了是啟動見面會的觸媒，《尋找離散家屬》也影響了政府施政，地方政府將離散家屬資訊列表，公務員進一步協助民眾聯繫，都是這個世界上最初，最大規模的尋人節目，最終能獲選登錄為世界記憶遺產的決定因素。 「每一個國家都曾有過戰亂，但沒有一個電視節目如此詮釋戰爭的痛苦。」李珉知進一步解釋UNESCO的評選意見，《尋找離散家屬》雖不是第一個入選的影視資料，但相較於紀錄戰亂紛爭下人性對立的殘忍，一個民族因政治問題的分裂造成多大影響，韓戰無疑是給全世界最大的警惕。 4/27兩韓峰會後，雙方領導人允諾在2018年8月15日重啟離散家屬見面會，但若一如既往或按慣例辦理，比例式抽籤，並不能滿足互通往來的需求，遑論探親祭祖等進一步的人道關懷政策。 「像韓戰這樣的事情，真的不要再發生了。」即使已是35年前的工作，邊幸哲想到當時景況還是忍不住落淚。他說，因韓戰分隔兩地的人民超過一千萬，然而隨著時間流逝，經歷過這段痛苦且仍在世的老人越來越少，活著的人七十歲以上超過一半，再沒有更進一步的開放政策，見不到最後一面的老人，終將抱憾離世。 「幾年前我們已向兩邊政府提交一個計劃，在非軍事區(DMZ)或平壤都可以，蓋一個離散家屬博物館，一二樓做一個讓離散家屬可以隨時碰面的場地，常態開放，可以由我們來做。」 這是邊幸哲對半島和平許諾的願望。 採訪當天，我們踏入當年錄製《尋找離散家屬》的攝影棚，工作人員調燈、移動道具，為下一個節目準備。那些座位依舊如新，但35年前，參與錄影的觀眾們啊，你們都找到家人了嗎？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今年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中指出，因為衝突、迫害等因素而流離失所的人數，在2016年高達6560萬人，不但比2015年增加了30萬人，人數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在台灣不是沒有難民來台尋求庇護，2002年行政院研考會就決議要建立難民庇護制度及制定難民法，2005年提出難民法草案，整部難民法只有17條條文，是一部相當迷你的草案，2016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 不過到現在難民法一直沒列入優先法案，遲遲未能三讀，也讓來台尋求庇護者無法有法源依據得到居留或幫助。 過去來台尋求庇護的大部分是中國或西藏人士，最近幾年國內人權團體發現，尋求庇護的歐亞非面孔增加了，不過因為法令的限制，救援工作反而比過去更難進行。

我們曾經報導五○年代牽連最廣的政治案件-鹿窟事件。鹿窟事件之後，接續發生玉桂嶺基地案，有17個人受害，以及瑞芳曉基地案件有25個人被波及。在這兩案42人中，被判死刑的就佔了三成，多達13人。而總結鹿窟基地、玉桂嶺基地及瑞芳曉基地三案中，有30多人被送到綠島監獄度過長短不一的歲月。 經過65年的漫長等待，這三案的受難者及家屬，106年底終於在監察院碰面了。不過人事已非，有些受難者已經過世，再也看不到轉型正義實現的那一天。不過這一場監察院的見面會，才是村民及受難者爭取平反路的開始，現在他們除了連署，希望盡快催生鹿窟事件的紀念館，也希望能在玉桂嶺案事發地點設立紀念碑，同時全面開放檔案、舉辦追思會。也希望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後，能給予受難者與家屬應有的救濟與補償。

2017年8月底，緬甸若開邦爆發了對少數民族羅興亞人的迫害，導致超過60萬的難民跨越邊境，進入孟加拉的難民營。聯合國的人權專員表示，這是有如種族滅絕的屠殺。羅興亞這個被緬甸政府剝奪公民身份的少數族群，因為長期受壓迫，許多人到處流亡、散落在東南亞國家之間，流離失所彷彿失根的浮萍。獨立特派員透過追蹤一個分散在泰國跟孟加拉的羅興亞大家族，了解這個沒有國家的民族，心中渴望回家、但卻無能為力的辛酸。 在羅興亞人逃亡至孟加拉的過程中，許多人遭到極端分子殘忍殺害，甚至還有集體性侵女性的暴行發生。不少倖存下來的羅興亞女性必須面對那些有如夢靨的回憶，讓她們在難民營中飽受創傷之苦。而這些羅興亞女性雖然暫時逃離了殺戮，但在難民營中的生活仍然相當不容易。有些人因為缺乏足夠的糧食維持生活，不得不下海賣淫，成為性工作者賺取微薄的金錢。羅興亞婦女逃到孟加拉這個陌生國度後，迎接她們的不是美好的樂園，而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困難與挑戰。

一月初，為了抗議勞基法修法，以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為首的勞工團體用突擊方式占領台北車站第三月台，同時跳下月台臥軌抗爭，寫下台灣工運史上第三次臥軌抗爭的紀錄。 工運團體回顧這些年來為了爭取勞工權益抗爭的歷史，從90年代因為大量工廠外移，造成許多中高齡勞工失業，拿不到退休金與資遣費，爆發連串抗爭開始。到近年的國道收費員、華航罷工等事件，工運團體發現他們抗爭的對象不再只是單純的資方，還有更複雜的國家機器。 過去的抗爭都獲得政府回應，小有成果，但今年1月8日，即使勞團跳下月台臥軌抗爭，勞基法修法依然在立法院強勢三讀通過。勞工團體認為，這表面上是一個法案的過關，背後反映的卻是政府的拒絕溝通與強勢心態，而這樣的狀況，將嚴重壓縮未來台灣工運的倡議空間。

在台灣，外籍勞動力的比例，逐年上升，他們和我們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但是他們所關注的問題有哪些，您知道嗎？去年九月份開始，台灣移工聯盟舉行了一場模擬公投，針對移工們面對的三大問題，進行了投票。分別是家務勞工應受勞基法保障、廢除私人仲介制度、移工得自由轉換雇主。 他們會因為產業別的不同，面臨不同的問題。例如廠工，很容易遇到短發加班費，和被威脅遣送回國的問題。看護工則是工時過長，或是被雇主非法另作勞工使用。當台灣正在捍衛本勞的權益時，這群非公民的處境，也應該被社會正視。

1997年台灣社會的反廢娼運動，位於台北市歸綏街的文萌樓是當時抗爭公娼的活動據點，不但記錄了城市變遷下的性產業歷史，更是台灣妓權運動的肇發地。2006年文萌樓被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成為目前全台唯一與性產業和妓權相關的古蹟。 成為古蹟後，文萌樓的產權依然是私人所有，由公娼自救運動成員組織而成的日日春協會以承租的方式維護文萌樓，同時透過導覽與展示來保存性產業歷史與倡議性別議題的討論。 2011年，文萌樓易主，新屋主提出訴訟要求日日春撤出文萌樓，同時積極讓文萌樓參與都更，雙方因此展開長達六年的訴訟。2017年日日春確定敗訴，也正式撤出文萌樓。不過，日日春並未放棄。撤出文萌樓的日日春，透過哪些方式延續文萌樓的歷史意義？

立法院1月10日三讀通過勞基法修正草案。有勞工團體形容，這是讓週休二日走入歷史，全面變成責任制，也是勞權的大倒退。這次修法的重點有鬆綁七休一、提高加班上限、縮短輪班間隔、休息日加班改為核實計算、特休假也可以遞延、甚至還加上了加班費可以換成補休的條文。 到底未來勞工如何主張自己的權益？很多人可能會說加強勞檢，但監察院去年底，才因為勞檢人力不足，糾正勞動部。到底在人力短缺的現況下，勞動檢查員如何為勞工把關？未來又將面臨哪些更嚴峻的挑戰？我們實地跟著檢查員前往檢查現場，一探勞檢的真相。

新黨發言人王炳忠等人疑似涉入陸生周泓旭共諜案，1月2日有了最新進展。台北地檢署召開偵結記者會表示，發現周泓旭案有新的犯罪事實，檢調將周泓旭隨身硬碟送交鑑識，懷疑他涉嫌利用王炳忠等人的星火T計畫等團體從事間諜活動。因此周案將依違法國安法併案給高院審理，而王炳忠等三人遭告發涉案部分，則由北檢另案偵查中。 不過去年12月19日檢調搜索王炳忠住處，是蔡英文總統上任來，政府首次以國家安全法發動大規模搜索，程序正義是否完備，引起公評。法界認為，檢警調以約談通知書、傳票、拘票，三票合一，一次亮相的做法，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另外，法務部長邱太三認為，王炳忠在搜索過程打開臉書直播，違反刑訟法245條偵查不公開的規定，法界也有不同聲音。王炳忠等人被搜索之後，對台灣法治人權產生的效應是什麼？

每年的12月3日是國際身心障礙者日，而今年有一群身障者選擇在凱道上夜宿度過這一天。獨立特派員記錄了這場活動，同時發現短短一場夜宿就突顯了國內身障者資源缺乏、無障礙設施不夠完善以及隱形隔離和歧視等三大問題。 國內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在102年就開始推動簽署，103年施行法通過，也終於在去年完成國家報告。不過今年邀請五位國際專家來台審查，卻發現還是有許多待改進的事項，專家們也提出83項意見作為改善參考。一起來看看他們的困境和訴求。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今年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中指出，因為衝突、迫害等因素而流離失所的人數，在2016年高達6560萬人，不但比2015年增加了30萬人，人數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在台灣不是沒有難民來台尋求庇護，2002年行政院研考會就決議要建立難民庇護制度及制定難民法，2005年提出難民法草案，整部難民法只有17條條文，是一部相當迷你的草案，2016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不過到現在難民法一直沒列入優先法案，遲遲未能三讀，也讓來台尋求庇護者無法有法源依據得到居留或幫助。 過去來台尋求庇護的大部分是中國或西藏人士，最近幾年國內人權團體發現，尋求庇護的歐亞非面孔增加了，不過因為法令的限制，救援工作反而比過去更難進行。

台北市文山區的關愛之家，早年是以照顧愛滋病患、愛滋寶寶聞名，不過最近幾年隨著愛滋病的控制，愛滋寶寶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卻是越來越多的移工寶寶。 這些被稱為蒲公英寶寶的孩子們，因為來台工作的移工媽媽跟雇主簽下不得懷孕的契約，可能一出生就不受歡迎、甚至被遺棄。就算這些移工媽媽有心照顧，也只能先把寶寶送來關愛之家，然後以逃跑外勞的身分，四處躲躲藏藏打工、籌錢回家。每個寶寶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但關愛之家不問寶寶父母的是非，一肩扛起免費照顧150多名移工寶寶的責任。

《并：控制》觀察中國崛起後在言論、人權、網路、民主及思想等層面上的控制效應。不久前李明哲才剛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遭中國判刑五年，而最近中華文化總會副祕書長，也是知名文化人張鐵志，則發生被香港拒絕入境的事件。台灣很多人喜歡去香港旅遊，買張機票，週末去去就回來。其實張鐵志的情況也不稀奇，台灣的確有一批人就是去不了香港，他們沒有作奸犯科，也不是經濟罪犯，他們為什麼去不了？紀錄片導演李惠仁，也是被香港拒絕入境的其中之一。他認為可能和他正在拍攝的紀錄片「并：控制」有關。在這部片子裡面，他訪問了一些香港人，反映了九七之後，香港的變化。 《并：控制》香港篇的其中一位主角吳梓銘，原本是福建人。讀中學的時候來到香港，從此變成香港人，卻再也無法接受處處被管制的生活。九七之後，吳梓銘很不滿圖書館的禁書政策，很難想像的是，一位盲人，竟然因為四年來堅持不斷投訴，打破了圖書館禁書的限制。吳梓銘勝利的一小步，會是香港言論自由勝利的一大步嗎？現實，並不如此美好。香港，已經太多自我審查。

這幾年因為土地重劃，許多人被迫離開安身立命的家，生命也產生巨大變化。提到搬家，不知道您會有什麼樣的心情？歷經兩年抗爭、四年協商的紹興社區，在今年六月與台灣大學簽下合作意向書後，居民同意先搬遷到中繼住宅，等開發案完成，再搬回開發案中的「生活實驗村」租住。 居民們也在今年十月啟動搬遷。整個紹興社區的爭議，似乎圓滿落幕。然而，對於搬家這件事，居民們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或看法？能搬到屋況更新穎、環境更良好的房子居住，居民們就一定期盼開心嗎？ 歷史背景也相似的華光社區，四年前以迫遷收場，現在的華光舊址整個拆除，只剩一片寬闊的草地。當初的華光住民，有些已經去世；少部分住在中繼住宅，卻面臨不知道何時要再搬遷的難題；大部分則散落四處無法追尋。不過相較看似落幕的紹興爭議，許多華光社區的原居民到現在還沒擺脫迫遷陰影，不當得利的官司、拆屋還地的執行費用，到現在還困擾著這群人。獨立特派員尋找當初的華光人，試圖透過他們的現況，了解迫遷這件事對當事人的後續影響。

統府對面聳立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提醒著當政者勿忘過去的錯誤。而立法院剛三讀通過「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跟「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及十月監察委員高鳳仙，完成長達六百多頁的鹿窟基地案調查報告，並糾正國防部，這些都是跟轉型正義息息相關的重要事件。 尤其是發生在1952年，被懷疑為中國共產黨支持武裝基地成員的鹿窟事件，當時上萬名軍警包圍石碇汐止鹿窟山區一帶，是繼二二八之後，牽連人數最廣的白色恐怖案件。在鹿窟案被波及，甚至遭到刑求者，年紀最小只有十二歲，村民以礦工、不識字居多，加上檢舉獎金制度，造成浮濫檢舉。 台灣解嚴後，鹿窟案因為不當審判，補償及賠償受害者合計5.4億元。但是還有許多受害者因為被逮捕、拘禁、刑求後沒有裁判或不起訴處分而被釋放，也有人因為不堪刑求而自殺，都因為沒有官方紀錄可查，無從補償或賠償。如今調查報告跟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都通過了，要如何還他們遲來的公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