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抗議，並且四處追捕抗爭者。不少人選擇逃到鄰國，但來自緬甸的威脅與跟騷擾仍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躲避追捕。人在他鄉的流亡者生活困難、經濟拮据。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相反的，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三年來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緬甸內部反對軍政權的抗爭持續將近4年，繼2024年10月底，反攻潮已經逼近緬甸的第二大城曼德勒，也就是華人所稱的瓦城，但雙方至今仍僵持不下。 獨立特派員特約記者楊智強與蘇威銘，曾經深入緬甸叢林，獨家採訪到在這三年來，與緬甸軍政府交戰的其中一支反抗軍部隊，製作緬甸煙硝系列報導，獲得了今年的卓越新聞獎–國際新聞獎。我們一起來回顧這群義無反顧投入反抗軍的年輕人們，反抗的決心以及辛酸血淚。

經過將近四年的抗爭，反抗軍雖然屢獲捷報，但已經損失慘重。獨立特派員採訪團隊近距離採訪了位於泰緬邊境的祕密反抗軍照護中心以及心理創傷治療中心，有的人傷重不治、有人幸運存活，活下來的人要面對的除了是身體殘缺的困難，還有不少人心中的傷痛更是難以痊癒。一起跟著獨立特派員特約記者楊志強及蘇威銘，深入了解這些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

2021年緬甸政變，武裝陽春的反抗勢力相較政府軍的優勢武力，仍然相當脆弱。反抗軍在戰場上受重傷，必須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接受治療，還得提心吊膽擔心被緬軍發現，而受傷的反抗軍因為醫療資源匱乏，有不少人就此犧牲。在長年的戰亂下，他們飽受摧殘的心靈，又該如何得到慰藉？ 緬甸政變戰火不斷 反抗軍受重傷卻無法安心治療 2021年緬甸政變後，年輕人與老百姓提槍武裝、反抗軍事獨裁。在這三年裡，反抗者們在戰鬥中受傷、被炸彈波及，或是有戰友在自己的面前去世。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上演。 18歲的薇薇身為反抗軍，半年前在邊境的另一頭遭緬軍突襲，步槍子彈打中他的右手臂，他費盡千辛萬苦跨越邊境，甚至差一點因為失血過多而死。大部分受傷的反抗軍就像薇薇一樣，若是重傷就必須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救治，但是在病情穩定後，因為反抗軍的身分敏感，他們沒有辦法在醫院久待。 薇薇說：「有些奇怪的人會來問我事情發生的經過，問我為什麼傷口這麼嚴重？ 被問太多次我就說騎機車出車禍。我知道他們是緬軍的耳目，所以我更難說些什麼。後來有朋友來探病，我就暗示他們，我旁邊的人不能信，那時我很害怕。」 祕密照護中心成立 反抗軍安心休養的庇護所 薇薇後來透過在泰國的友人牽線，輾轉來到了這間祕密成立的反抗軍照護中心。在這裡，他終於能夠喘一口氣。 簡陋的床鋪與擁擠的空間，雖然這裡環境沒有泰國醫院舒適，但至少他們不用擔心緬甸軍方上門逮人，整天提心吊膽。（圖／獨立特派員） 一年半前在邊境的一場戰鬥，間接讓這座照護中心得以成立。SCC照護中心創辦人內齊林回想當時，他跟三名孩子還有上百位難民，為了逃命，冒著被緬軍砲火追擊的風險，徒步跨越了邊境河流。 九死一生活了下來，但他的丈夫仍在叢林裡奮戰。他不希望獨善其身，為了反抗獨裁政權，他也希望出一分力。內齊林說：「那一天，我丈夫跟他朋友打給我，請我去一間診所，幫助受傷的反抗軍，從那天至今，我一直在做照顧傷兵的事。」 雖然在照護中心的人們，行事盡可能低調、不引人注意，但仍會有疑似緬軍間諜的不速之客找上門來。內齊林說：「緬軍跟蹤我們的車，故意做得很明顯，因為他們想要讓我知道有人在跟蹤，希望我會怕，這樣我可能就會離開、放棄。」 成立一年半以來，照護中心收容了超過400位的傷兵。內齊林透過他與國際組織的人脈，還有過去在邊境經營生意的經驗，成功建立了一間讓傷兵得以安心休息的庇護所。 撫平內心的傷口 緬甸流亡者如何互相扶持？ 戰場上，士兵們身體遭到砲火摧殘，留下了一些無法回復的傷口。但有時候，心中的創傷，才是最難以被撫平的疤痕。在泰緬邊境的小鎮郊區，這個名為Joy House的機構，是由一群緬甸社工以及外國NGO工作者所成立。機構內的課程是希望幫助緬甸流亡者，可以治療這兩年半來的傷痛，一點一滴撫平心中難以言喻的傷口，一起在這個地方相互扶持。 Joy House執行長內齊（Nay Chi）說：「在這裡的很多老師、學生，在這場災難中失去了自己的摯愛。這些心中的困難是我們難以協助克服的，課程其實也沒有辦法完全幫助他們，但至少可以在這條療傷的路上，陪著他們一起走過。」 很多人申請要加入，但因為資源不夠，只能接受少部分人。這也意味著，一間Joy House不夠。需求太多，資源也消耗得很快。（圖／獨立特派員） 小提琴手蒲山在兩年前逃離緬甸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巨大的壓力，連家門都不敢踏出一步。但是朋友介紹他來到Joy House擔任老師之後，在這裡教導小提琴，讓學員們可以藉由音樂，找到心中的平靜。 蒲山說：「我第一次來教他們的時候，因為大家很陌生，所以不這麼友善。所以我跟他們說，音樂是一種不需要溝通就可以交流的語言，可以讓人與人之間產生連結。」 蒲山在教學的過程中得到救贖，他幫助了別人，也解救了自己。（圖／獨立特派員） Joy House執行長內齊說：「我們會團結，必須一起把這些過去的苦難慢慢從根部消化。我知道這需要時間，可能沒有辦法改變全國的苦難，但至少可以從我們自身開始做起，這就是Joy House正在做的事。」 這些難以痊癒的傷口將會跟著緬甸這個世代一輩子，然而緬甸社會被軍事政變撕裂的社會傷痛，更需要經過幾代人一點一滴慢慢耕耘，才有可能漸漸癒合。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四處追捕抗爭者，來自緬甸的威脅與騷擾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而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台灣聲援緬甸聯盟  成為流亡者的堅強依靠 台灣聲援緬甸聯盟的創辦人杜可可與他的團隊，在2021年2月緬甸政變之後，持續為國內的反抗勢力募款，至今已經將近三年。他們除了跟在台緬甸社群募資之外，台灣的團隊也加入了國際串聯，向全世界的海外緬甸人募款，並且頗有成效。 杜可可表示，政變持續越久，軍隊會越累，大家也都會累，但募款支援前線能停止嗎？如果停止後，其他人也跟著停掉怎麼辦？他說：「我不可以停，我不管怎麼累，還是要做。」 台灣的募款不能停止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緬甸，有很多人需要來自國際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他們來說甚至可以救命。 從事反抗運動遭緬軍追捕 流亡者的一線生機 接受台灣緬甸社群資助的流亡者為數眾多，其中一位就是Tokyo。今年剛滿30歲的Tokyo，在緬甸發生政變之後，他就加入反抗活動。當時，Tokyo跟志同道合的夥伴組織了線上支援小組，透過各種方式的連結，並且從網路上學習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抗爭知識。他們將這些方法，帶入到自己的反抗活動之中。 這是仰光即時的軍事哨口訊息，讓城市游擊戰的人可以查看，在現場的人可以藉由這個地圖程式避開警察。（圖／獨立特派員） Tokyo在仰光進行了地下反抗工作一年後，緬軍發現他的蹤跡，他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得以脫逃。在泰緬邊境城市待了幾個月後，又發現遭到跟蹤、追捕，甚至軍政府的人，還追到他躲藏地點的門外叫囂、威脅。 在Tokyo最徬徨、最害怕的時候，杜可可以及台灣聲援緬甸聯盟，透過海外緬甸社群的相互通知，即時發現了他的需要。Tokyo說：「他會幫助我繼續從事線上支援反抗的工作，他也說可以保護我的安全。當我決定要逃離城市時，我獲得很多他的幫助，除了金錢支援之外，也還有很多情緒上的支持。」 與日本記者合作 緬甸流亡記者如何找回「聲音」？ 這三年來，除了Tokyo之外，還有其他緬甸流亡者也面臨著軍政府追捕，還有各種其他的生存危機。 直播中，記者H對著鏡頭說：「我有相機、我有帽子，我們是記者。民眾現在對我們有一些敵意。」現場十分混亂，H為了自保，在直播上露臉、公開身分，解釋他面臨的困難。但是，災難也就此降臨。 這個畫面播出後的當天晚上，軍方就到緬甸自由媒體中心突襲要抓H，從那天起，H就開始逃離、躲藏。（圖／獨立特派員） 緬甸流亡記者H對著鏡頭說：「後來我徒手泳渡莫艾河，水的深度已經到達我的下巴。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在三天內努力游了五次，才能抵達對岸。」他逃到泰國之後，原本以為可以喘一口氣，但沒想到他卻遭到同居的室友背叛，偷拍攝他的新聞工作內容，通報緬軍。至今，H必須不斷搬家，躲避埋伏在城市裡的軍方耳目。 在手機鏡頭的另一邊是日本記者久保田徹，對H來說，在跟緬甸媒體斷了聯繫後，能遇到國際媒體，對他來說就像是溺水者遇到浮木一般。（圖／獨立特派員） 久保田徹長年進出緬甸拍攝紀錄片，他深知記錄歷史與事實的重要性。在政變過後的2022年7月，他再次進入緬甸採訪，但卻遭到了緬軍政府的逮捕。2022年11月，在國際壓力與日本政府的營救下，久保田徹在緬甸國慶時獲得特赦，讓他得以回到日本。 被釋放之後，他深感失去自由的痛苦，更同感緬甸同業無法發聲的困難，因此他與另一位也曾遭到緬甸政府關押的日本記者，一起設立了專屬的新聞網站，致力與緬甸的流亡新聞工作者合作，持續報導真相。至今已經與超過10位的緬甸流亡媒體人合作，而H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合作夥伴。 久保田徹說：「H是一名相當有毅力的記者，他曾經在抗議現場採訪，但他現在沒有辦法去了，所以H選擇利用動畫來報導新聞。他完全了解、也知道這些繼續報導的風險存在，但是他仍然選擇繼續報導。這種不屈的精神是我們相當尊敬的，這也是我們想要支持他的原因。」 遠渡重洋，跨海而來的支援，都因為被緬甸人努力不懈的反抗而感動。相反的，從遠方來的支持，也是讓緬甸反抗者，持續下去、沒有放棄的原因之一。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之後緬甸內部反對軍政權的抗爭不斷。雙方僵持將近3年，2023年10月底，緬甸東部、北部等地都爆發反抗軍的反攻潮，並且成功奪下許多緬甸軍方占領的城市與要塞，讓緬甸反獨裁長時間的低迷，出現了新的希望。 記者前進反抗軍營地 直擊部隊為何而戰 為了要進入反抗軍的所在地，採訪團隊搭了3個半小時飛機，從台北飛到曼谷，再搭了8小時的巴士，到泰國與緬甸的邊境。 要進入烽火連天的緬甸並不容易，經過了幾天的協調，並且多次更變行程。最後，熟悉反抗軍的中間人，開著小卡車，帶採訪團隊出發。 跨越泰緬邊境檢查哨、進入緬甸國土後，原本平坦的柏油路變成崎嶇顛簸的紅泥土路，路上行人看記者的眼光，也多了幾分警戒。 帶著幾分忐忑的心情，小卡車抵達簡易木製哨口，柵欄升起後，穿著簡易軍裝的反抗軍向採訪團隊行禮。記者進入了緬甸叢林裡，反抗軍駐紮的祕密基地。 因為武器的水準差距太大，反抗軍必須且戰且走。猛虎特殊部隊的營寨，在幾個月前也遭空襲，付之一炬後，才搬到現在的據點。 猛虎特殊部隊分隊長盛恭回憶，緬甸軍人故意讓反抗軍親眼目睹割頸畫面，用砍頭的方式冷血殺害兩名戰友，另一位則是以直接向額頭開槍的方式處決。當時有一些居民、難民，還有一些反抗軍、緬甸軍正在渡河逃難到泰國邊境，緬軍還掃射正在逃難的人，當場死了七、八個人。 緬甸的內戰至今已經將近3年，總共超過2萬5千多人遭到逮捕、1萬9千多人被關在監獄中。並且造成了有4千2百多人死亡。而這個數字，每天都在攀升。 猛虎特殊部隊主要任務是埋伏與突擊，因此常會跟敵方近距交戰。面對緬軍的優勢火力跟戰機空襲，他們曾經打得相當吃力。 煙硝下的愛情故事 憑藉什麼信念堅持下去？ 盛恭是2021年政變後，才提起槍反抗獨裁，但是身為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的拉波，從11歲就加入克倫族反抗軍，擁有超過20年反抗軍事獨裁的經驗。戰爭的殘酷對他來說已是日常，讓他真正害怕的，是其他的事物。 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坦言，自己在什麼時候會害怕呢？就是子彈不夠多的時候，害怕犧牲自己的夥伴，擔心無法達到希望及目標。 除了跟著拉波出生入死的戰友之外，妻子是他最大的支柱。在戰場上，他們互相扶持。 猛虎特殊部隊士官長瑙昆表示，還是很想要開心地跟丈夫(編按：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一起過日子，現在還沒有過過開心的生活。因為革命還未成功，他們都很希望革命趕快成功。 戰場上的愛情，結局通常非常極端，也很脆弱。但他們仍抱著希望，一起走下去。 反抗軍奔向戰場 迎向什麼樣的明天？ 這一天，指揮官忽然要大家緊急集合，拉波一邊跟電話那頭的友軍通話，一邊向部隊透露了準備上前線的消息。 本來都穿著便服的士兵們，接到緊急出發的命令後，馬上回帳篷著裝，整理需要的物品，穿上軍服，拿好各式武器。軍營裡瀰漫著一股低氣壓，大家的沉重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跟據克倫邦的傳統，拉波跟妻子會在部隊要出發之前，舉行簡單的祈福儀式，將特殊的石頭磨成粉末，跟水混合後，灑在士兵的頭上、背上。並且也會給予部隊成員們特殊的信物，讓他們帶在身上，像是護身符一樣，保佑平安。 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祈求，大家這次出入平安、事事成功！要互相幫忙，才能屢戰屢勝！ 大夥們在出發之前舉起三隻手指照相，留下他們反抗獨裁政權的照片。要上前線的士兵跳上卡車。留下來人們在門口向他們敬禮、給予祝福。 遍布在緬甸各地、數萬名的緬甸反抗軍，在將近三年裡，不斷重複著類似猛虎特殊部隊的日常，就是為了他們共同的信念而戰。而那個盼望，就是推翻軍事獨裁、恢復民主制度，返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回到三年前那種，被稱是平凡簡單的日常生活。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自從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抗議，並且四處追捕抗爭者。不少人選擇逃到鄰國，但來自緬甸的威脅與騷擾仍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躲避追捕。 人在他鄉的流亡者生活困難、經濟拮据。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相反的，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三年來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經過將近三年的抗爭，緬甸政府軍與反抗軍兩邊都損失相當慘重。雖然反抗軍對於推翻獨裁軍政府的決心堅定，但是武裝陽春的反抗勢力面對政府軍的優勢武力，仍然相當脆弱。反抗軍如果在戰場上受重傷，必須後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接受治療，有的人可能傷重不治、有人則幸運存活。 活下來的人要面對的除了是身體殘缺的困難，還有不少人心中的傷痛更是難以痊癒。獨立特派員團隊近距離採訪了位於泰緬邊境的祕密反抗軍照護中心以及心理創傷治療中心，深入了解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該如何療傷。

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之後緬甸內部反對軍政權的抗爭不斷。雙方僵持將近3年，2023年10月底，緬甸東部、北部等地都爆發反抗軍的反攻潮，並且成功奪下許多緬甸軍方占領的城市與要塞，讓緬甸反獨裁長時間的低迷，出現了新的希望。 獨立特派員特約記者楊智強與蘇威銘，深入緬甸叢林，獨家採訪到在這三年來與緬甸軍政府交戰的其中一支反抗軍部隊。這些政變前只是一般平民，政變後卻義無反顧投入反抗軍的年輕人們，透過鏡頭，訴說他們反抗的決心以及辛酸血淚。

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引發內戰，至今兩年多，人民只能在困苦中找出路。獨立特派員記者，在緬甸內戰未歇、疫後經濟衰退的狀況下，跟著一群想把教育資源帶到偏鄉的台灣青年，新南向挺進緬甸。透過一所華文小學校的故事，看看他們面臨的教育困境與挑戰。 距離緬甸仰光15小時車程 獨立特派員前進偏鄉科峎！ 金碧輝煌，閃亮耀眼，高度112米的緬甸仰光大金寺，為仰光市劃出最優雅的天際線。緬甸佛教徒高占總人口9成，而有2600年歷史的大金寺，塔身是由真金堆砌，是緬甸最神聖的佛塔，各國觀光人潮絡繹不絕。 但緬甸2021年軍事政變後，因內戰治安動盪，當地觀光業景氣急轉直下，遊客遠不及以往的一半，而緬甸人的生活，也同樣受到政變影響，持續改變著。 傅彩威和李路加是早年從中國雲南移居緬甸的華人後代，兩人婚後在小鎮的大街上開了家雜貨店。這裡的大街，看起來像60年前的台灣。不時有農用車開過，路面也沒有鋪柏油，是個樸實的小鄉村。這個小鎮是科峎，位在距離仰光至少15小時車程遠的山裡。 傅彩威和李路加，有感於科峎的落後，他們除了開雜貨店，還有博愛中小學創辦人的這個身分。這所學校成立8年了，校園的硬體設備非常克難，有的教室只是露天搭棚，還有教室只用竹籬笆當外牆。 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坦言，我們不辦學，這些孩子沒機會讀書，要幫家長去工地裡做工。 雜貨店老闆娘傅彩威和丈夫李路加，共同創辦了華文學校博愛中小學。(圖/獨立特派員) 創辦人家族總動員 為貧困學童闢一條不同的路 傅彩威和李路加夫妻倆幾乎只靠雜貨店收入，撐起窘迫的學校。他們四處找資源，幾乎所有親戚都被總動員，只希望教育能為孩子們，翻轉困苦生活。 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分享，在招募老師遇到困難的時候，自己的孩子去外地讀書，回來就叫他教書，連親戚都叫來教書。 傅彩威姪女傅琳榮笑言：「傅校長是我姨媽，他讓我去幫忙教書，是強迫我們去，沒有薪水。學校實在是沒有老師，我弟回來也是被他拉過去。」 夫妻倆辦的，是華文學校。而他們辦學辛苦的原因之一，是華文學校獨立於政府緬文學校系統之外，政府並不支持。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專任教師陳鴻章解釋，在英國人殖民時代，鼓勵每個族群去做自己的事，那個時候華人就開始辦學校，傳承自己的文化。隨後軍政府掌權，把緬甸的教育緬化了之後，有一陣子也想要把華文學校給抹掉，但是導致華人更積極想要去維護自己的東西，所以才會看到今天有非常多的華文學校。 小型華文學校，資源大多不夠。有時連課本都缺乏。就像這黑白課本，是翻印自幾十年前台灣國立編譯館，編給台灣孩子使用的版本。(圖/獨立特派員) 台灣青年新南向到緬甸 將激起什麼火花？ 博愛中小學的師生們，欠缺課本、教師人力不足、硬體設備克難，但他們仍抱持著希望。因為在3000公里外的台灣，有一群志工正準備前往支援。 國際志工李依絨說明，這次自己跟夥伴準備華語文課程，像是有部首、看圖說故事，還有多元文化的課程，以及體育、藝術跟自然課程。 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團長林語珊認為，緬甸的教學方式比較傳統，就是最常見的朗讀課文，作業方面最常見的則是抄課文。 前一晚深夜才風塵僕僕抵達科峎的台灣志工，雖然只睡了四個小時，但臉上掛滿笑容，在李路加的帶領下，開心地從學校門前的小路，走進了校園。而從志工走入校園開始，他們觀察到一個特殊現象–越高年級的學生人數越少。 博愛中小學教師李路加解釋，這邊的孩子年齡比較大了才開始讀書，所以讀到六年級是大概是十六、七歲了。而且疫情期間不能讀書，有機會就要去打工，很多孩子都是這樣。 疫後，國中生遽減，國三甚至沒有人就讀，許多學生迫於家中經濟窘困，無奈輟學，這是台灣志工們沒有見過的事。台灣青年面對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差異如此大的科峎的孩子，將擦出什麼火花、又有多少令人揪心的故事呢？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延伸閱讀緬甸毒品氾濫，問題家庭陷入惡性循環緬甸政局動盪，華文教育為何成為脫貧契機？ 黃郁婷/編輯

緬甸，是東南亞最後一個從孤立走向開放的國家。2016年3月，緬甸結束超過半世紀的軍事極權統治，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成為國家領導人；緬甸仰光的大金塔，是緬甸人心中神聖的佛塔，也是帶給人民希望的重要象徵。 不過2021年，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引發內戰，造成數千人死亡，至少150萬人流離失所。至今兩年多，人民只能在困苦中找出路。 獨立特派員記者在緬甸內戰未歇、疫後經濟衰退的狀況下，跟著一群想把教育資源帶到偏鄉的台灣青年，新南向挺進緬甸。透過緬甸偏鄉一所華文小學校的故事，看看緬甸偏鄉面臨的教育困境與挑戰。

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 羅興亞難民逃往馬來西亞 教育能否順利銜接？ Isaac是欽族人，擔任學習中心的英文教師，十年前母親先來大馬工作，將年幼的他與弟弟委託給祖父母，祖孫一起前往印度，避避風頭。 回想起當年逃往馬來西亞的過程，Isaac說道：「媽媽在馬來西亞是難民，住了十多年。因為我們年紀太小，沒辦法用非法方式跨過國界。當我們滿十八歲的時候，回到緬甸，經由機構幫助走地下路徑，才來到馬來西亞。」 緬甸羅興亞人，不是緬甸唯一受壓迫的族群，欽族、克欽族、克倫族、其他緬甸少數民族，也有不少人逃往馬來西亞。 Isaac坦言，欽族的人只要成年，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恐怖分子。這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是想要受教育。 除了基礎學科教育，為了方便學生未來能前往第三國家，像是歐美等國繼續進修。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也提供劍橋大學創立的–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課程，讓學生有望無縫接軌。 不過，如果學生無法獲得前往第三國家的機會，他們讀完中學之後，很難再繼續就學。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表示，學生獲得了證書，但讓他繼續深造是相當困難的，要上當地大學，對在馬難民來說是一個挑戰。 由欽族難民聯盟ACR創辦的學習中心，教室裡的學生認真算著數學，用英文教授科學、數學等科目。(圖/獨立特派員) 軍警難民身分審核嚴格 等待庇護長路漫漫 正在等待難民證的人之中，有不少緬甸公務員。2021年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緬甸公務人員，包含警察、軍人，不滿軍政府的作法。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務人員，將近三分之一的軍警，參與這項「公民抗命運動」。 運動之後，他們逃亡國外，而軍警身分，成為他們拿到難民證的阻礙。比起一般人，軍人與警察更難拿到難民身分認定，也更難被第三方國家收留。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澳洲、加拿大、美國都會很謹慎，要確保軍警難民在緬甸沒有犯過違反人道的行為。比如說，他們鎮壓學生運動的時候，有沒有打死過人等等，都要很清楚地去確認，所以那種面談都是很久的。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會先跟難民諮商，了解他們的狀況，再評估治療方式。黃詩筠的病人中，十個就有超過六個出現過自殺的念頭。(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數量日漸增加 心理健康狀態值得關注 龐大的壓力與創傷，幾乎是難民共同的經驗，對於難民來說，從母國被迫逃往馬來西亞，是第一次的創傷。緊接著，還得面對不安穩的就業環境以及隨時被遣返的壓力，造成二次創傷。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悲傷道出：「回望過去幾年，有非常多的人自殺而死，就像你知道的，難民的生活是非常挑戰的。」 心理健康的問題除了依靠社群與宗教的支持之外，還得仰賴正規醫療。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坦言，要難民去透露自己的故事、內心世界，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是信任的問題、語言的問題，加上很多心理困擾，不是輕易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 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緬甸難民湧入大馬，難民議題要如何解？2023年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這件事，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由於東協無法干預他國內政，加上東協國家有各自的人權問題，只能象徵性宣示。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認為，東盟把緬甸開除、凍結它的會籍，對緬甸來講，它就等於是完全靠攏中國，東盟也不希望它完全靠攏中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東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凍結它的會籍也不是，開除它也不是，你不開除它，它確實一直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 隨著緬甸軍政府的統治狀況每況愈下，未來前往馬來西亞的難民也會越來越多，如何讓難民獲得更好的安置，成了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隨著緬甸軍政府的治理不佳，前往馬來西亞的緬甸難民越來越多，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 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緬甸難民困境有解方嗎？

泰國總理選舉一波多折，終於在八月下旬選出新總理。不過，好不容易組成的聯合政府，可以執政多久？參議院任期屆滿之後，是否會發動倒閣？為泰黨和親軍方組成的聯合政府，根基是否穩固？都和泰國憲政基礎有關。被寄予厚望的前進黨，有沒有機會翻轉泰式協商政治？ 泰國新總理出爐 背後複雜的協商成果 泰國五月大選後，總理人選遲遲無法推出。第一輪前進黨的皮塔票數未過半，第二輪提名資格被否決。直到八月才選出新任總理，由為泰黨的謝塔當選，打破泰國總理難產的僵局。 謝塔當選為泰國第30任總理，他表示，感謝所有泰國人、聯合政府、國會議員及投票的每一位參議員，並將盡力履行職責。（圖／獨立特派員） 謝塔在參眾議院750席中，拿下過半票數，不僅是複雜的協商結果，更和前總理他信的命運息息相關。2006年他信出訪時，遭到軍事政變，引發紅黃衫軍對立，造成泰國社會長期的動盪不安，前總理他信自此之後流亡海外，而就在謝塔當選的這天，他信終於回到泰國。 流亡海外多年的泰國前總理他信高調回國，甚至有支持者特地來接機。（圖／獨立特派員） 泰國學者認為，他信必須掌握這次機會，回到泰國。而台灣學者則分析，這代表了保守勢力願意和解，同時也意味著新總理即將出爐。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陳佩修表示，若沒有事先談好，他信不太可能這麼高調地回來，在泰國這個傳統協商的狀況裡面，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協商成果。 前進黨失利 為泰黨與親軍方組聯合政府 前進黨是第一大黨，卻在總理選舉中失利。皮塔第一次票數沒有過半，只獲得342票。第二次選舉時，過半議員反對他二度提名，而喪失競選資格。前進黨組閣失利之際，卻傳出為泰黨與保守派會面。 皮塔贏得選舉、組建聯盟，但卻被任命的參議院阻擋。民眾投票了卻沒得到想要的結果，令他們感到憤怒、絕望與疲憊。（圖／獨立特派員） 向來反軍方的為泰黨，卻在籌組聯合政府時，與親軍方的合泰建國黨、人民國家力量黨合作。這樣的決定，就連為泰黨的支持者，也表達不滿。 抗議民眾吉拉蓬說：「我們希望前進黨和為泰黨攜手共組民主聯盟，現在是為人民籌組政府的時刻，我對為泰黨這麼做非常失望。」 台泰交流協會創會祕書長洪銘謙表示，其實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路線」，因為不管是為泰黨或者是軍方，他們在各自的利益上是不一樣的。 參議員明年任期屆滿之後，總理選舉完全回歸到眾議院的500席。屆時是否倒閣，前進黨、為泰黨，以及野心勃勃的泰自豪黨黨主席阿努廷，他們之間的合縱連橫，將是下一階段的觀察重點。 憲政基礎不穩 制定新憲法連署恐成引爆彈 泰國憲政根基不穩，從政變次數超過20次就可看出端倪。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陳佩修表示，泰國從1932年行憲到現在總共90年，已經有22部憲法，平均一部憲法不到五年的壽命。泰國的憲法可以說是拋棄式，沒有所謂的「修憲」。 這種為特定對象服務的憲法，造就出現在的參議院以及憲法法庭這類制度怪獸。不過前進黨在這次選舉中，為泰國政壇帶來一股新氣象。這些新科議員，能否在國會中有實質的表現，備受期待。 由公民團體iLaw發起的制定新憲法連署，已經通過送入國會的五萬份門檻，也獲得前進黨支持。（圖／獨立特派員） 台泰交流協會創會祕書長洪銘謙表示，制定憲法這件事情在泰國的過往歷史裡是不存在，也沒有人敢做，到最後這個議案有可能會被反對勢力認為有顛倒政府的想法，成為下一個引爆彈。 不過，要求改革的聲浪延續至今，前進黨的支持者以及年輕世代，對於聯合政府能夠忍受多久，是另一個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 隨著他信的回國，泰國社會是否能放下對立，進而和解，然後往前邁進？前進黨會是開啟新時代的那股浪潮嗎？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陳佩修表示，這是一個舊的泰國、舊的政治時代的一個終結，但新的時代是不是美麗新世界？就沒有人知道了。 （※婁雅君 羅盛達／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從緬甸逃來的羅興亞難民，他們在馬來西亞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業、就學的權利。因此他們只好自力救濟創辦學校，希望孩子們也能繼續求學。不過歷經疫情重創，許多羅興亞難民面臨失業困境，孩子也失學，這些流亡的羅興亞人該怎麼走下一步？ 在馬難民不具公民身分 生活將遭遇哪些困境？ 根據聯合國2023年的統計，在馬來西亞的羅興亞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約有十萬多人。但即使羅興亞人向聯合國登記尋求庇護，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沒有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及議定書》，他們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學、就學，以及低價就醫的福利。 來自緬甸的學生不能就讀馬來西亞當地的學校，往往父母去工作，孩子只能在街上遊蕩，於是校長Hashim創辦這所宗教學校，讓他們能繼續就學。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談起創辦學校的起源，是因為和這些孩子的互動過程中，讓人感覺他們沒有禮貌，也不會尊重大人，不懂談吐禮儀。 有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因此除了授課，Hashim還提供部分學生的餐食與住宿。學校牆上的櫃子裡，裝滿孩子的家當，課桌椅一收，這裡便是孩子過夜的地方。 由於在馬難民人數太多，要獲得難民身分必須得等，在這之前就得忍受被抓、被遣返的風險。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坦言，難民署根據社區組織的推薦，安排註冊面談，光是這個過程就可能要等上一、兩年。然後正式註冊以後，還要再等甄別難民的面談，搞不好也是一兩年、兩三年的時間。真的能夠順利被安置至少要五、六年以上。  剝一袋洋蔥可以獲得5元馬幣，相當於35元臺幣，一天可以剝4到5袋，提供給市拉央市場的業者。(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生計遭疫情重創 封城後頓時沒飯吃！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就業機會，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跟妻子創辦裁縫班供小朋友就讀，學習打版、裁縫。 女性難民相較於男性，更難找到工作，多了一個技能，就多了生存的機會。羅興亞人的文化中，有女性早婚的傳統，早早嫁作人妻，如果不幸離婚，也容易失去經濟能力。 學生在裁縫班學會的裁縫技巧，恰巧在疫情的時候派上用場。 裁縫班教師Khimmarwim表示，封城的時候，生活開始有困難，學校又關閉，那時候課程有中斷一下。開學的時候，學生在路上看到他會說謝謝，說用老師教的裁縫技術，在口罩工廠得到工作，也會在裁縫店幫忙，因為這樣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然而疫情來臨，難民比起一般公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曾任職於非政府組織的張安翔在疫情期間參與製作紀錄片《疫情下·活著》，記錄下疫情期間，前線醫護人員、貧困社群、外籍移工以及難民等如何面對疫情的考驗。 前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MyCARE研究和協調員張安翔說明，難民普遍上在馬來西亞都是有工作才有收入，所以在疫情期間有好幾個月的行動管制令，導致難民不能工作，然後媒體又報導他們是感染群，所以這一群人真的是頓時沒飯吃。 疫情之後，有的家庭選擇提早讓孩子擔起經濟重擔，這也讓學校面臨招生困難。整體經濟環境不好，也讓學校收到的捐款越來越少。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坦言，疫情過後，學生少了好多。學生少了，學校經費也有困難，以前經常援助的善心人士也沒來，經費少了。 Sahmila原本是難民學校的學生，爸爸因為意外住院，Sahmila的媽媽為了撐起生計，在家裡擺了小攤子，他只好休學，在家裡幫忙顧攤子。(圖/獨立特派員) 疫後缺工潮湧現 致使難民生活漸回正軌 疫情之後，難民的工作機會持續受到影響，為了保障多數當地人的工作權益，越來越多雇主不敢雇用難民。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馬來西亞政府一直在製造難民沒有權利工作，所以很多雇主很害怕，擔心會遇到問題，所以就不雇用難民。但還是很多人會雇用，因為很依賴勞工。特別是疫情過後，移工輸入的程序很緩慢，所以各行各業都需要人，尤其是餐飲業。 疫情之後，大家的生活重新步上軌道，但對於難民來說，重新回到生活正軌上，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