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雯慧 劉建邦 / 採訪報導 黃心亮 / 整理報導馬祖依靠漁業維生，1956到1992年實施戰地政務，漁民出海捕魚或是到海邊撿拾螺貝，開始受到重重限制。軍方在海岸線多處設置雷區，也為當地居民帶來危險與不便，對老一輩的馬祖人而言，這些都是不能言說的記憶。雖然近年來，馬祖漁業逐漸式微，但海洋文化也是馬祖轉型不可忽視的一環。依海而生 海與馬祖人密不可分的關係 天剛亮，南竿的海邊，出現了一個勞動的身影。公務員職涯退休，喜歡捕魚的林長貴正準備出海。早年，馬祖居民多從事漁業，林長貴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漁伕，在海上討生活危險又辛苦，如今漁獲減少、產業式微，島上年輕人紛紛另謀出路。 馬祖漁民林長貴說：「到了我們這一代以後，就業的機會也多了。我覺得最大的區別來自於漁獲量變少了，你看像有幾個馬祖地區原先有的東西都消失了，蝦皮是馬祖在漁業上面的一塊產業，但是現在沒有蝦皮這個行業了。」馬港的沙灘上，遍佈各式各樣隨著海流飄上岸的廢棄物，海漂垃圾逐年變多，漁獲卻減少了。 依海而生的馬祖居民，與海的關係緊密。掌握潮汐時間，在礁岩細縫中尋找、鑿撿螺貝與淡菜，是當地居民習以為常的生活。不過，在長達36年的戰地政務時期，海對馬祖人而言，代表著禁忌。林長貴說：「如果說以前偷偷跑到海邊去撿海螺的話，都會被驅趕。那後來就讓你可以去海邊撿海螺，所以就發明了『蚵民證』，希望讓阿兵哥可以非常容易的識別你是我們國家的人。」除此之外，戰地時期的海岸線，深埋許多地雷。為了居民安全，國防部2007年開始，在馬祖實施兩階段的雷區排除作業，至2011年為止，共清除三萬多枚地雷。故事館展示文化特色 淡菜養殖卻遇危機？遠眺芙蓉澳口的海面，整齊排列許多浮球，是辨認養殖海域的標記。此處近鄰中國的閩江口，淡水海水交匯的水域，蘊含大量有機物質，是馬祖著名的淡菜養殖區。 馬祖漁民池瑞銀已經從事淡菜養殖將近十年，颱風、高溫、體力勞動，都是海上養殖面臨的挑戰，近年來還多了另一個難題。池瑞銀說：「現在因為大陸因為慢慢繁榮起來以後，因為西南風的關係，就會把垃圾帶到馬祖這邊來，那我們養殖區裡面就會卡很多垃圾、卡在繩索裡面，經過多天的摩擦以後，繩索就會斷掉。」 長達數十年，整個島嶼處於備戰狀態，草木皆兵的緊張氛圍瀰漫日常。馬祖雖從未真正發生地面戰爭，不過，1958年至1979年間的「單打雙不打」造成的傷亡，對親歷者而言，非常真實。年輕人尋訪馬祖記憶 理解文化根源來到鐵板聚落的活動中心裡，幾位婦女正在為一群台灣來的年輕創作者，示範傳統食物地瓜餃以及潤飯米時的製作方法。這群創作者中，來自暨大東南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鄭瑋萱和馬祖的血緣關係緊密。 鄭瑋萱的記憶裡，她的姑姑身為大時代下的馬祖女性，很剽悍也很無助。童年味蕾的餘韻，促使她開始從事在台馬祖女性的故事採集，並出版成冊。為了探索更多上一代諱莫如深的沈默原因，鄭瑋萱決定跨海來到祖父成長的故鄉。鄭瑋萱說：「阿公以前是蛙人，我想要就是透過身體來感受阿公經歷的那一段日子，剛剛跑的這一條是蛙人每天訓練一定會跑的路徑。」她也提到，長輩可能會覺得年輕人對這些東西沒有興趣，所以也不會特別說很多以前的故事，她很希望透過開始尋找歷史的行動，再帶回去分享給長輩。年輕的藝術家，透過尋訪家族記憶的行動，理解自身的文化根源，正好回應了帶領藝穗行動聚落走讀的建築師陳宣誠的提醒。陳宣誠說：「不要急著馬上要把自己的創作脈絡放進來，去強調說我要做什麼，而是當我透過自己的技術進來之後，我看到什麼東西。」透過中央政府的資源經費挹注，馬祖持續展開多項歷史再造和空間轉譯計畫。可見的硬體改建雖爲島嶼帶來新風貌，然而，如何避免淪於曇花一現的創生嘉年華，不僅空間維護需要更完善的配套措施，對於文化記憶的保存，也有待更多的對話和努力。

疫情期間，國境阻絕，台灣離島成為國人偽出國旅行的首選，馬祖就是其中之一。其實這個長期處於備戰狀態的離島，因為獨特的戰地文化景觀，2010年也入選為台灣世界遺產的潛力點。 馬祖島嶼沿岸，海防據點遍布，光是南竿就有95座，很多人熟知的北海坑道就是其中之一。其他閒置的海防據點，譬如26據點、53據點，也正在轉型活化再利用，但過程卻面臨不少挑戰。

結論先講：現代職業婦女常處在家庭職場兩頭燒的狀況，此生活型態濫觴可追溯至百年前的台灣──日治時期。此時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重重困境中，走出閨房與廚房，進入學校受教育，具備知識與技能後登上職場舞台，同男性一展長才，是台灣職場的先鋒部隊。 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種種困境中，登上職場舞台，是臺灣職場的先鋒者。（圖一／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的女性教育 公視採訪團隊3月周末一早從台北出發，通過每天都塞到不行的雪隧，沿著蘭陽溪開入山區，歷經三個多小時，終於抵達宜蘭縣大同鄉的泰雅族部落，採訪報導的主角之一──戴金葉女士。 生於昭和四年的泰雅族女性戴金葉。（圖二／獨立特派員） 高齡94歲的戴金葉阿嬤生於昭和四年（西元1929年），她對著鏡頭用日語介紹自己：「我的高山族(泰雅族)名字叫Kumu Suyang、日文名字是重松正子、中文名字是戴金葉」。 戴金葉的三種名字代表著原住民在日治時期的三重身分，「日本人說我們是高山族，叫我們好好讀書，不上課的人會被抓去上課，」戴金葉回憶兒時的校園生活，最喜歡日語課跟數學課。 然而，老師將學生打到頭破血流的嚴格手段令戴金葉至今難忘，「不會讀書的小孩子，老師會打，他們都不敢去學校，跑到山上躲起來，找不到，」好在戴金葉在全班23人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從未被老師處罰過。  霧社蕃童公學校。（圖三／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戴金葉帶著記者走訪離家走路不到5分鐘的學校，現址為四季國小，日治時期是「蕃童教育所」，或稱「蕃童公學校」，是專門給原住民讀書的學校（表一）；當時給漢人就讀的學校稱為「公學校」，日本人就讀的學校為「小學校」。教育以日文為主，部分學校設有漢文科。然而，接近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了貫徹皇民化運動，避免台灣國民覺醒，全面廢止漢文科目。 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制度。（表一／獨立特派員） 其實殖民政府鼓勵就學並非為了照顧教育權，「受教育是一種教化的手段，也是一種控制手段，因為要在想法、生活習慣上符合殖民統治；但另一方面，他們學習到更多知識，」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賴淑娟，做過四位生活在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女性口述歷史，戴金葉也是其中一位。 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之一是唱歌跳舞。（圖四／獨立特派員） 記者詢問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是什麼呢？原本行動不便的戴金葉想都沒想地直接站起來唱跳日本歌謠： 歌名：《父親啊　您真厲害》 （歌詞） 父親啊 您真厲害 在頭盔都會燒焦的炎熱天氣下 與敵人的屍體共眠 啜飲泥水 啃嚥雜草 在荒山野嶺中行走了幾千公里 打仗打得真的很好這首1939年戰爭時期發行的歌謠，是安慰並頌揚為日本天皇出征的軍人，「我們到圓山的日本軍醫院唱歌跳舞安慰軍人（指當時的高砂義勇軍），」戴金葉說。這顯示出日本殖民政府藉由教育培養台灣民眾效忠日本天皇的忠誠心。 日本殖民政府不僅強迫原住民接受教育，也同樣強迫漢人，然而成效不彰，尤其女性。 走出閨房上學校不容易　 台灣女童日治時期就學率。（表二／獨立特派員） 根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游鑑明研究（表二），1919年台灣女童在學率只有7.36%，到了1943年也才60.85%，等於100位女童中，有40位是文盲。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女性是家庭重要的生產力，教育顯得無足輕重。 「特別是鄉下地方，他覺得女孩子可以在家裡幫忙，以及帶弟弟妹妹，為什麼要讓他出去唸書，念書沒什麼好處，最後還不是要嫁人，」游鑑明分析。 以戴金葉為例，即便學業優異，13歲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在家裡菜園工作，未再升學唸書，「泰雅族以父系為主，當家裡需要人力工作時，誰有機會可以唸書呢？還是以男生為優先，所以戴金葉阿嬤一直覺得很惋惜，」賴淑娟說。 再者，當時女老師人數極少，「家長會覺得不要送女孩子去上課，他們不希望是男老師，」游鑑明說。 即便具備家境富裕、家長有意願讓孩子升學，孩子也有唸書能力等條件，最高學歷只能就讀當時專給台灣人就讀的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現今的中山女高)，游鑑明解釋，「妳要去考日本女學生比較多的學校，像一高女、二高女，你不太容易考上，幾乎沒有機會，因為你念的是公學校，不是小學校，課程課本不一樣」。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女子家政學校，圖為彰化市家政女學校學生裁縫課。（圖五／圖片來源／陳鳳慶）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類似現在高職的實業學校，也就是女子家政學校，又稱作新娘學校。但凡嫁作人婦後所需的技能皆是教學內容，包括烹飪、裁縫、園藝、農業等。 無論是女子家政學校或是高等女學校都已經是當時女性的教育天花板，如果想再獲取更高學位，只能到海外深造。學校畢業後，便是就業。 台灣女性職場初登板 這批受過基礎教育的女性，畢業後開始就業，這是台灣女性歷史上的職場初登板。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圖六／獨立特派員）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 以工廠女工來說，報導指出，台北專賣局的煙草女工，薪資不高，但生產、生病、死亡皆有補助，並享有年金。採茶女工則是靠技術決定收入高低，一年中約有八個月在外工作。報導也批評，織襪女工一日工作十多小時，薪資不過三數角錢，是勞力多收入少且無衛生可言的血汗工廠。應聘條件部分，煙草女工至少要公學校畢業，且日文流利；織襪女工則無須學歷，甚至女童亦可上工。 公共汽車逐漸普及，出現女司機、女車掌。圖為1930年《臺灣民報》報導。（圖七／獨立特派員） 另外，公共汽車逐漸普及，1928年台北州出現唯一一位女司機。《臺灣民報》也報導新興職業「女車掌」，值勤時間超過15小時，但報酬較為豐厚。報導引述公車會社說法，指應聘者「不是美人，亦當有幾分愛嬌和親切的體態，才得受採用」。 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圖八／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包括銀行、公家機關、高級官員、教師、打字員等，也可以自己當老闆開化妝品店或者和服店。 甚至提及軍事基地維修員，包括維護機體、調整引擎，強調這是一份為國盡忠的職業。 當時，新式娛樂場所逐漸興起，包括遊樂場、撞球場或是台南的林百貨等，許多新興職業應運而生，「你可以感覺出來現代化的那種生活方式，城市的興起，甚至餐廳、咖啡都出現，這些都提供了女性工作機會，」游鑑明分析。 《臺灣民報》以女子高貴的天職為標題描述看護婦（現今的護理師）。（圖九／獨立特派員） 日本殖民政府引進西方醫學，因此出現了「看護婦」一職，也就是現今的護理師。《台灣民報》稱看護婦為「女子高貴天職的職業」。然而，當時沒有專門的醫學教育培育看護婦，而是在醫院或醫學校附設二年制或三年制的「看護婦講習所」。 「女教師」也是新時代職業，但與看護婦一樣，沒有專門培育的師範學校，必須念完高等女學校後，再念其附設的講習科，通過後才可教書。游鑑明分析，這些女教師成為殖民政府推廣女性就學政策的廣告招牌，「女教師做家庭訪問，讓父母知道，女老師自己受了教育，當了老師，成就不一樣了，而且他親自到家裡勸我們女兒去念書」。 助產士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圖十／獨立特派員） 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則是「助產士」，俗稱產婆。但與傳統產婆不一樣，助產士經過二或三年的助產士講習課程，之後通過筆試與實地考試，取得執照，方能執業。 游鑑明研究發現，當時助產士已善用報紙廣告版面來宣傳，通常跟醫生醫院一起登廣告最多，其次是商家，「甚至有電話號碼，讓人家可以打電話，已經很現代化」。 與教育一樣，殖民政府鼓勵就業並非照顧工作權或讓女子得以發揮所長，其終極目的是動員大量勞動力來發展台灣經濟，以滿足日本內需與軍事擴張需求，「這是一個同化政策，但是它也把現代化的東西帶進給台灣的女學生，或者我們說男性也一樣。所謂的現代化就是你可以運用新的方式去運作你的工作，」游鑑明分析。 兼顧家庭職業的職場女性 還有一個時代限定的職業是「電話交換手」。 電話交換手是一種時代限定的職業，如今已消失。圖為臺北郵便局電話交換室。（圖十一來源／廖明睿） 不同於今日，當時打電話需經由一位人員協助「交換」，並確保通話品質，由於交換手會聽到部分通話內容，因此道德操守有一定要求。 陳鳳慶翻開泛黃的相簿，裡面黑白照片，有一半是他的母親凃寶蓮女士，生於大正四年(西元1924年)，14歲畢業於桃園第一公學校。當時恰巧師丈任職於桃園郡警察課，有一「電話交換手」臨時缺，由於警察課屬敏感單位，經由四位學校老師一致推薦，凃寶蓮得以擔任此工作。 凃寶蓮後調陞為正職員工，負責管理戲院、自動車、唱歌以及青燈戶等業務的衛生與秩序。 凃寶蓮（前排右一）生於大正13年，曾於二戰時期擔任電話交換手，即時通知民眾空襲警報。（圖十二　來源／陳鳳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頻繁空襲台灣，凃寶蓮重掌空襲警報以及敵情電話通報系統，讓一般民眾即時躲避空襲。此任務有多艱鉅呢？陳鳳慶舉例，「一個是新北市的新莊，一個是桃園蘆竹的新庄仔，台語音非常接近」，但是敵機的方向是完全相反，如若判斷錯誤，後果不堪設想，「我媽媽一個是刻苦耐勞，另外一個是說他膽大細心，這時候就只能啟用這些老手」。 儘管城市發展興起，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但女性仍會遇到職場天花板。 女性職場天花板 女性就業攔阻之一，即是結婚。 戴金葉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留在家幫忙。直到17歲陪嫂嫂去羅東大同醫院看病時，醫師看中戴金葉勤勞靈巧特質，讓戴金葉擔任打掃醫生家務、給藥餵藥等工作。後因家裡安排婚事，戴金葉雖不捨，也只能辭掉工作順從家裡安排。 凃寶蓮也遇到相同狀況，15歲時母親因生產去世，作為家中長女，他既要上班賺錢養家，下了班繼續做飯照顧弟妹，「為了照顧弟弟妹妹可以犧牲青春；為了處理父親的善後(身後事)，他可以放棄助產士的證照；他可以繼續在公職平安(就業)又可以領月退，結果他沒有，就是為了善盡媳婦以及太太的角色，」陳鳳慶說。 像凃寶蓮與戴金葉這樣受過教育，在人子、人妻、人媳以及人母等多重角色下掙扎的職業婦女經歷，是日治時期部分女性的縮影。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圖十三／獨立特派員）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文中指出過去「女性與男性同在職場上競爭，會被認為沒有淑女特質，不像女人」，但隨著時間推移，「對女性人格、才能漸有尊重傾向，過往女性是男性隸屬物的封建糟粕思想逐漸消失」。 不過文章中仍然批評過去「職業婦女常自負為新銳女性的錯誤想法，婚後往往成不了賢妻良母，如今很多職業婦女因自覺是女性，進入家庭也能成賢妻良母」。反映出社會價值觀仍期待女性「以家庭為主」，其次才是職業。 女性職場天花板還包括性別、學歷、種族。游鑑明以女教師為例，日治時期台灣女教師的薪資比日本男性、日本女性、台灣男性低，「他們認為男性有受過正規的師範教育，薪水高合理，最不能接受的是日本女性與台灣女性一樣只有講習科學歷，可是薪水卻比較高」。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四／獨立特派員） 當時針對女性的教育體制最多只到高等女中，因此部份職業受限於學歷不夠，女性難以擔任，例如女醫師。當時台灣並沒有提供女性的醫學教育體制，想成為醫師必須到海外念書。因此直到1921年，台灣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醫師蔡阿信，自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畢業回台執業。 另一種職業天花板是殖民政府的政治考量。賴淑娟研究，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培養原住民女性成為看護婦（即現今護理師），以利其需求與管控。 即使有諸多天花板限制，游鑑明指出，當時部分女性對自身權益不再沉默，像是婚姻自主權較高，「我們發現有女老師結婚後先生外遇，後來選擇離婚，他不會因為那個時代覺得離婚是一件不名譽、不光彩的事情而不敢離」。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五／圖片來源／游鑑明） 甚至1930年煙草工廠發生盜煙事件，監督以搜身為由輕薄女工，引起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達不滿，類似今日媒體爆料發聲。「可以感覺出來，女工已經有自主意識，」游鑑明說。 這群女性的歷史在過去鮮少被記錄下來，甚至不認為是有價值的歷史，只能塵封在老照片、舊影像中。 「我們小時候或者日治時期的文獻，對於原住民女性就兩個字『蕃婆』，她們的生命經驗沒有人知道，」賴淑娟因此投入這方面研究，期盼有更深更完整的認識與挖掘。 游鑑明研究「中國與台灣女性史」長達39年，他認為「女性本來就在歷史裡面，可是沒有人去書寫他。現在我們把他書寫進去的時候，你才會瞭解他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種族、性別、階級的差異底下，他們是好不容易擁有工作權，那他們又如何去爭取他婚姻的自主」，如果不書寫，我們後人永遠無從得知，或者說，後人難以完整的瞭解那時代的歷史。 這是他們的歷史、是女性的歷史、是我們所有台灣人的歷史。（※邱惠恩、羅盛達、鄭仲宏／採訪報導）

如何安排身後事是私人之事，也是公共之事。從傳統墓葬、靈骨塔，到樹葬、花葬、海葬等環保葬，甚至有鑽石葬等新式安葬法。不同的安葬形式，除了反映個人的信仰文化外，從大家族到小家庭、從婚姻到單身，從在地到全球化的生活型態等，在在影響每個人生命的「最後一程」，也攸關政府安排土地與設施的長遠規劃。 墓葬握有城市流行密碼 華人視為禁忌之地的墓仔埔，除為先人長眠之地，還握有城市發展密碼。（圖一／獨立特派員） 清明時節手拿清香祭拜祖先，但其實墓園不僅是先人長眠之地，「亦是補足我們歷史最後一塊缺頁，」地上台南召集人李時光說。 不同於華人的禁忌視角，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與李時光，兩位以文化及歷史角度看待墓仔埔，「墓埔地有太多城市發展的祕密，」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說。 兩人如同解碼員，帶著記者走入高雄鳥松第五公墓，一路上有說不完的墓葬小故事。 高雄鳥松第五公墓裡有清代、日治墓碑，顯示周遭聚落發展時間，以及台灣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社會。（圖二／獨立特派員） 以墓碑上的時間來看，最早從清朝雍正便有先祖移居此地，接著乾隆、同治、日治，一直到現在，凸顯出台灣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社會。「剛開始他可能寫中國籍貫，經過幾個世代後，異鄉變成故鄉，他開始認同這塊土地，所以寫的籍貫是台南、高雄等」李時光觀察。 墓碑上的籍貫有些是古地名，有助於籍貫研究學者，瞭解墓地周圍聚落城市的發展史，甚至「先人用什麼陪葬品、陪葬品從哪來，」如果陪葬品是台灣以外的，表示當時已有跨海貿易，以此推敲當時台灣的貿易版圖。 從墓碑時間、紅磚尺寸、花磚等都顯示其為日治時期之墓，尤其花磚更是時代限定的流行藝文裝飾。（圖三／獨立特派員） 墓體本身也能發現「時代限定的流行文化」。像是位於此區的日治時期墓葬（圖二），墓體以紅磚砌成，磚的尺寸顯示為日治時期，整體設計相當秀麗典雅，並富有時代感。 最特別的是搭配日治時期獨有的花磚，包括常見的百合、玫瑰、蝴蝶、仕女圖繪外，還有八仙祝壽及二十四孝綵衣娛親的故事。「日本明治維新後，學習西方花磚工藝，並在日治時期傳入台灣，」李時光指出，當時製作花磚成本高昂，住家用得起花磚，甚至作為墓體裝飾的人家非富即貴。 高雄大社許家望族之墓園，請來日治時期頂尖皮影藝師──張叫，協助造墓，哪吒鬧東海的磚雕既典雅又活潑。（圖四／獨立特派員） 有了財富，還要彰顯人文藝術涵養。以高雄大社昔日望族許家的墓園來看，除了典雅的花卉彩瓷及好幾則二十四孝故事外，最吸睛的是墓平上的哪吒鬧東海磚雕，這齣戲文出自明朝小說《封神演義》中的橋段。 磚雕旁落款人為張叫，是已故的國寶級民族藝師張德成的父親。張叫是日治時期享負盛名的皮影戲藝師，在日治時期全面禁演鼓樂的年代，張叫的皮影戲班是唯一獲准演出的戲團，而張叫的另一項藝術成就便是磚雕。許家墓園請到頂尖藝師張叫協助磚雕造墓，並且難得在墓體上落款，李橙安推測，一方面希望先祖能像在世時有戲可看；二方面顯示許家有能力、財力，更有藝術涵養。 不過一般老百姓裝飾墓地，甚至請藝師協助造墓的狀況，其實到日治時期開始才逐漸成形。 墓葬設計巧思 台灣常見的傳統墓葬設計，融入美學、風水、祈願、水土工程等設計。（圖五／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以前，社會階級如侯爵高官、士大夫、平民等皆有區別，對於墳地範圍、墓碑大小、碑座高度等皆有明文規定，不得僭越。因此，許多平(貧)民以石塊堆砌，就算完成喪葬了。 隨朝代變遷，階級逐步鬆動及文化禮俗更迭，使每個時期的墓造設計都有些許不同。台灣常見的墓葬設計（圖五），中心為墓碑以及墓桌，墓碑兩旁有裝飾用的墓耳；墓碑後面安放先人的墓塚，通常設計成龜殼狀，寓意長壽有福，因此也稱為墓龜；而墓塚與墓碑之間的子孫巷能擋土排水，水又象徵財富，因此也有向子孫聚財的涵義；從墓桌往前方延伸，兩旁設計簡稱叫墓手，細分縱向為伸手、橫向為屈手，下方常有裝飾藝術。 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解釋，早期彩繪師工作場域是寺廟，到日治時期，尤其皇民化階段，殖民政府不太讓台灣人修廟或蓋廟，寺廟營造與彩繪等工作機會相對減少，包括看到做灰作、塗尪仔(製作土偶的人)，這群工匠慢慢從傳統建築轉移到墓地。 傳統墓葬常見松鶴鹿竹等，意表長壽有福的圖飾。（圖六／獨立特派員） 壽字兩旁各有一隻蝙蝠，取其諧音「福（蝠）壽雙全」之意。（圖七／獨立特派員） 一般人家雖請不起頂尖藝師造墓，但仍講究設計。像是常見的松鶴鹿竹圖飾，意表松鶴延年。兩隻蝙蝠中間加一個壽字，取其諧音「福（蝠）壽雙全」。墓碑兩旁的墓耳上常繪有金童玉女，盼迎先祖至西方世界。 隨著墓葬設計愈來愈複雜、精緻，「造房子的土水師傅才有機會造墓，墓地光溜溜的很怪，應該要像房子一樣有些漂亮裝飾，彩繪師、藝師等就開始接這些工作，」地上台南召集人李時光說。 樹葬花葬開始盛行 花葬樹葬真正做到塵歸塵、土歸土，以及土地循環使用的環保概念。（圖八／獨立特派員） 隨時代變遷，土地愈來愈稀缺，納骨塔與墓地屬於鄰避設施，取得不易，再加上大家族漸成小家庭，甚至到了單身貴族世代，再再驅使喪葬形式不斷改變，「現在人不會想要身後事再留給子孫煩惱，自己能決定就先決定好，而且近年環保意識提升，所以愈來愈多人選擇環保葬，」台北市殯葬處花葬管理員江清泉分析。 目前台灣的環保葬有花葬、樹葬、海葬三種形式。 花葬、樹葬過程一樣，將骨灰倒入土壤，再覆土回去，放上石塊，石塊目的一是避免野生動物耙抓土壤，二是避免土壤被雨水沖刷。土壤旁種植花草或樹木，等一區滿葬後鋪上草皮，約三年到五年，管理人員確認骨灰完全分解後，土壤重新打開埋葬其他骨灰。 台北市殯葬處樹葬管理員陳光輝說明，樹葬、花葬是真正做到塵歸塵、土歸土，土地不斷重複使用。園區內不冥紙、不立碑、不做任何記號，園區旁另設置統一祭祀空間。目前環保葬皆免費申請。 陳光輝提醒園區NG行為，包括帶寵物祭拜，「我們沒辦法有效防範寵物隨地便溺，」另外，也不宜在園區內野餐，「有些民眾希望跟往生親人一起野餐同樂，但其實這是追思場所，並且容易破壞園區環境，造成管理負擔」。並非每位追思亡者的民眾，都能忍受一旁有人野餐喧囂。 突破傳統墓葬的追悼形式，為何能受到華人青睞，記者在花葬園區現場訪問家屬選擇花葬的考量。除了環保因素外，受訪家屬表示，「子孫一年才看你一次，人的靈魂都上天堂，不要想說一定要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上。」記者追問，針對土壤重複埋葬多人骨灰不會有顧慮嗎？受訪家屬回應，「一定要跟老人家講清楚，當作你有很多鄰居，住了好幾層樓，更多人陪伴」。 海葬 海葬打破華人入土為安的傳統喪葬觀念，也不再有特定的追念空間，是環保葬中較冷門的選項。（圖九／獨立特派員） 另一種環保葬是海葬，家屬帶著摯愛骨灰乘船，航向離岸六公里的海上，將骨灰放入海中。海葬突破特定的追念空間，對部分民眾而言，沒有入土為安，甚至失去安放情感所在，因此是環保葬中較冷門的形式。 然而，對另一部分民眾而言，思念與祝福不分時間空間。記者隨海葬船出海採訪。海葬家屬龔先生表示，爺爺、奶奶皆為傳統墓葬，原本對海葬有疑慮，但父親生前是潛水教練，昔日便提過想海葬，「後來想一想還是尊重我爸的遺願吧」。 海葬家屬林小姐也遵照父親遺願選擇海葬，「他覺得比較環保，海闊天空，回歸大自然」。 台灣環保葬人數逐年緩步上昇，其中以海葬人數最少。（表一／獨立特派員） 近十年來，環保葬人樹愈來愈多，占比逐年緩步上昇。其中，以樹葬跟花葬最熱門，海葬雖有增加，人數卻一直沒有破千。為了鼓勵海葬，地方政府舉辦跨縣市聯合海葬，甚至部分縣市連火化、骨灰磨成粉的費用都是免費的。 鑽石葬 將骨灰做成鑽石隨時戴在身上，與已逝親人永遠不離不棄。（圖十／獨立特派員） 全球化時代，家鄉、異鄉的界線益發模糊，再加上科技日新月異，更新的喪葬形式──鑽石葬登場。 談吐爽朗的詹小姐，脖子上戴著一條人工鑽石項鍊，製作原料是已逝父親的骨灰。「比如我面對棘手的狀況，我會覺得說，如果我爸爸現在就在這裡，祂會告訴我怎麼來面對這個問題，就是把爸爸的精神戴在身上，」詹小姐分享。 詹小姐長年定居海外，「我們家三個小孩，分別在德州、喬治亞州、加州，請問墓要買在哪裡，難道你每年為了（清明節）這一天從世界各地飛到這裡，全部機票費加起來，不如我做成一顆鑽石戴在身上」。 詹小姐將骨灰做成10顆鑽石，自己與妹妹、母親戴50分鑽石，下一代六位孩子是30分鑽石，所有骨灰全數用盡，總經費新台幣70萬元有找，大約半年時間拿到成品。 鑽石葬代理業者蘇于凱解釋，鑽石葬的材料就是骨灰，從骨灰提取碳元素，在實驗室模擬天然鑽石在地殼中生成的條件，包括兩千度高溫、六萬倍大氣壓，讓它快速結晶變成鑽石，這顆鑽石的硬度、比重、折射率都與天然鑽石一樣，GIA證書會註明是實驗室鑽石。 蘇于凱分析，選擇鑽石葬的家屬多落在30歲至50歲，家庭關係融洽，希望將摯愛帶在身邊，彼此不離不棄。詹小姐的孩子們也認同此安葬方式，「我老大跟我說，媽咪，我好喜歡鑽石葬的想法，好浪漫，下一代孩子們覺得這是一件讓人溫暖、感動的方法」。 無論送摯愛最後一程的方式如何改變，慎終追遠的思念之情永恆不變。（※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

臺北市最早的水道水源地位於公館，在日治時代規劃完成，並沿用到1977年。這些供水設施不是冰冷生硬的機房，而是包含數棟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古蹟，其中自來水博物館更是臺北地區第一棟鋼筋水泥的建築；位在小觀音山上的蓄水池，媲美土耳其地下水宮殿，有著更為現代化的公衛設計。 為何建造地下水宮殿？臺北水道水源地的歷史與起源 位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地下水宮殿，大約建造於西元6世紀，是世界知名的觀光景點。1400年之後，北臺灣公館的小觀音山，也有一座地下水宮殿。一片草皮之下，隱藏著上個世紀臺北地區的自來水設施。 不同於土耳其地下水宮殿柱子林立的景象，2座蓄水池內各有5道導流牆，牆體的設計，不只是建築工法上的不同，更富含飲水衛生的現代思維。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展業科股長林瑜禎說明，水從蓄水池前方的管線流出來之後，就會沿著導流牆的水道流過來。其實讓水沿著導流牆往前流，目的是讓水可以先進先出，水就能保持新鮮，不會有滯留的現象。 地下蓄水池的導流牆。（圖／獨立特派員） 自來水園區在2002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更名為臺北水道水源地。臺北市自來水建設的起源，和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 林瑜禎說：「據日本統計，有8000多人死亡，其實戰死的只有300多人，其他幾乎都是病死的。也就是說當時臺灣的環境非常的差，傳染病盛行。他們必須要把臺灣的衛生整治好，所以開始來到臺灣整治上下水道。」 自來水的旅程 從原水到淨水要經過哪些關卡？ 建築師的設計，不但融合了文藝復興、希臘與巴洛克的浪漫風格，更兼具實用性。拱形建築抗震、整排的窗戶，讓不停運作的機房得以散熱。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展業科股長林瑜禎解釋，抽水機房以前稱為唧筒室，唧筒在運作時產生的熱必須散發掉。因為這裡是坐東南、朝西北，不管是吹東北季風，還是夏天吹南風，其實都是可以通風的。 唧筒室的建築外觀。（圖／獨立特派員） 此外，當時的設施設計也別具巧思。林瑜禎就提到，日本人利用地勢，將分水井設在比較高的位置，所以唧筒室的原水打上來之後，就用重力往下流，是非常節能的。 從新店溪抽取的溪水，經過唧筒室，再進入下一個步驟――沉澱和過濾。「早期的慢濾池速度比較慢，原水被抽過去後要先沉澱，沉澱完了之後再過濾。其實沉澱跟過濾的過程速度很慢，所以大概要3天的時間。產生乾淨的水之後，才由清水抽水機，打到觀音山的蓄水池。」林瑜禎介紹道。 不同於早年的慢濾方式，緊鄰臺北水道水源地的公館淨水場，可以看見現今的原水先經過混凝池，讓水中雜質與藥劑結合後，再進入沉澱池與快濾池。快濾池由無煙煤層、細砂與礫石層，層層過濾出乾淨的水，整個過程只需3小時。 唧筒室內部設有原水及清水抽水機組。（圖／獨立特派員） 蓄水池昔日風光翻頁 進入觀光、時尚新篇章 導覽解說的最後一站，就是觀音山蓄水池，它位在42公尺的高度，利用自然重力將水供給到臺北地區。遊人想要一窺其面貌，必須先爬一段步道。 臺北水道水源地導覽解說志工黃明燦說明，在進水口使用喇叭管，是為了降低沖力，避免導流牆的底座或牆壁被水沖垮。而蓄水池的牆面和柱腳，為了因應水流壓力也做了特別的設計，讓牆壁有一定的斜度，並加厚導流牆底部及柱角。 屋頂上的孔洞，直通地面，作為蓄水池的排氣通風設施。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展業科股長林瑜禎解釋，這些排氣口讓蓄水池很熱的時候，水蒸氣可以排出，空氣就不會混濁，在裡面工作的人也不會產生頭昏等現象。 1977年，因為新店溪水質遭受汙染，臺灣唯一的地下水宮殿卸下了蓄水任務，獨特的建築，如今華麗轉身，有了其他用途。 曾經蓄滿飲用水的水道，現今成了觀光客與模特兒的走道。（圖／獨立特派員）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展業科助理管理師陳映霖表示，2021年，蓄水池這邊受邀成為臺北時裝週走秀的場地，模特兒在這24公尺長的走道走完一圈，非常壯觀，氣勢也不同凡響，當年還跟巴黎時裝週連線。 過往的水道設施已被現代化的淨水場取代，歷史雖然已經翻頁，然而那段曾經存在的過往，依舊靜好地展示在世人眼前。 （※婁雅君 鄭凱文／採訪報導）

老屋活化蔚為風潮，而許多舊建材，現在也有人看到它獨特的價值。舊建材記錄著時代風華的痕跡，經過歲月的考驗，能夠留下來的建材，其實都非常耐用。 台南市成立了第一家文化資產建材銀行，收受舊建物拆除後的剩餘建材，整理後再無償媒合給其他老屋修繕使用，不僅讓舊料活化再利用，賦予新生命，減少修繕經費，更能延長老建築的使用，一舉多得。文資建材銀行不只收存歷史建物和古蹟修復所剩的舊料，更重要的是妥善整理與媒合，同時還帶領大家一起傳承數千年的傳統建築工法。

年輕世代如何對政治與歷史產生連結與興趣？我們在今年2月份製作《白色返校日》專題，介紹《返校》這款遊戲，如何運用戒嚴時期和台灣味元素，引起年輕世代對歷史的認同感與反思。今年適逢解嚴30週年，我們追蹤引起青年們熱潮的桌遊。 所謂「桌遊」其實就是指不用插電的桌上遊戲，原本都由歐美產製進到台灣，但近幾年台灣自製桌遊也受到矚目，尤其是關於台灣政治歷史的題材，更是引發許多熱烈迴響。桌遊以帶點趣味惡搞的方式，翻轉嚴肅的政治歷史事件，像是黨國教育或是選舉制度，讓年輕族群藉由玩遊戲產生更多對自己所生活土地的高度興趣。

不知道大家在照鏡子的時候是否曾經想過，我們的臉其實不只是五官或獨特的外表，更隱藏了整個家族血脈的秘密。 一位來自金門的蘆洲忠義國小美術老師李開地，在阿嬤過世的那一天，才知道原來從小帶大他的阿嬤是印尼人，而這個秘密家裡人從來沒有跟他提起過，小阿嬤人雖然過世了，卻從此在李開地心中種下尋根的種子，於是十五年後，李開地從自己遺傳自阿嬤的厚嘴唇，拿起攝影機，抽絲剝繭記錄整個家族在大時代背景下幾乎被遺忘的故事。

巴士的車身上，一隻奔騰的金馬，這是以前公路局的金馬號。在還沒有國光號時代，金馬號是最高級的客運公車，想想五十多年前車上就有冰箱，還有美麗的隨車服務員金馬小姐遞上冷飲，多麼享受! 當時天上飛的是華航，地上跑的是金馬，是很多少女的夢想，他們還得會唱歌跳舞經常勞軍表演。但是隨著時代演變，金馬號消失在台灣的公路上，金馬小姐的倩影還深深烙印在很多年紀大這一代人的記憶裡。今年十月很多已經當上阿嬤的金馬小姐再度穿上制服，走了一趟南迴公路，楓港車站已經拆了，40年的金馬飯店還在，他們重溫舊夢。

「我們這些白色恐怖『風燭殘年』老人，一位、一位，一直飄零下去， 最後都歸零，歷史也沒有了。」─ 白色恐怖受難者，王文清。 陳英泰的一生，為台灣長達2、30年的白色恐怖統治寫下最好的見證，從最基本的電腦開機學起，然後慢慢地，一個一個鍵盤敲下一百萬字。 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用一百萬字寫了六本關於白色恐怖的歷史見證，只可惜他還來不及看到自己的書全部出版，就在過年前辭世了。不只陳英泰，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雖然年歲都大了，仍努力用自己的方式保存這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