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仁 許中熹 江志康 周芳聖 / 採訪報導黃心亮 / 整理報導台灣曾經是全世界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受難人數超過2萬人，然而卻一直沒有一個紀憶日來告慰受難者，並警惕當政者。終於在數十個公民團體的倡議下，行政院正式核定5月19日為「白色恐怖記憶日」。一起來回顧台灣經歷的傷痕與歷史記憶。 回顧白色恐怖時期 台灣如何面對歷史上的傷疤？ 如果說記憶是通往過去的甬道，那麼，時間必然是最大的阻礙。回顧台灣歷史上的傷痕，模糊的歷史記憶，也讓許多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誤以為228與白色恐怖是同一件事。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王美琇說：「白色恐怖對台灣影響非常深遠，而且時間很長，從1949到1992年，長達43年，受難前輩大約2萬多人，受影響的家屬20幾萬人，竟然沒有一個記憶日來記取這個教訓。」 從專制獨裁體制過渡到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走得非常艱辛。即使到了2024年的今天，面對加害者、面對歷史記憶，還是有一批人認為掀瘡疤只會製造族群對立，過去就應該讓它隨風而去。 但是，面對這個艱困的工程，德國與韓國有著不同的作法，德國把苦難記憶融入生活之中，韓國則是把歷史記憶視為珍貴的遺產。 德國威瑪的街道上有很多絆腳石，實際上是一個個寫著被迫害猶太人名字的紀念碑，目的是喚醒人們的記憶。（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缺乏共識 台灣轉型正義漫漫長路 台灣與韓國民主化時程非常相近，1987年6月29日韓國發表「民主化宣言」，7月15日台灣宣布解除戒嚴，只不過30年過去了，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卻截然不同。韓國人民對於獨裁政權的態度是團結一致的，而台灣人面對228與白色恐怖，卻還沒有明確的共識。相較於同樣經歷獨裁統治的國家，台灣轉型正義的步伐遲遲無法大幅邁進的主因，關鍵還是在於「沒有加害者」。 濟洲4.3和平基金會室長梁貞心說：「在濟州島，比任何其他地區都更加團結，這就是為什麼，能夠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轉型正義，因為一起合作，力量會比較大。」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說：「沒有清楚掌握過去的歷史，沒有辦法面對現在，更沒有辦法走向未來。台灣呈現出一方面政治狂熱，一方面極度不信任政治，這兩個是矛盾的。」 林佳和表示，對政治狂熱，代表人民認為政治能解決問題，所以需要關心它。可是台灣的時空同時出現這兩個衝突，卻會讓民主走向陰暗的那一端。 台灣共生青年協會更在中正紀念堂前，主張「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民主化超過30年的台灣，但在大學校園中仍然怯於聲討國家暴力。座落在台灣大學的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對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來說，是重要的里程碑，但關於紀念碑上的碑文，卻引起爭議。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張龍僑說：「學校說寫國家暴力不行，改成推動民主就可以。」 15個字的碑文一度是空白的，原因是其中的「國家暴力」4個字，必須通過校務會議的審核。（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白色恐怖受難者透過文字 喚醒被遺忘的歷史  陳列，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之一。1969年，他抱著史懷哲的精神，來到交通極度不便的花蓮任教。1972年，為了準備研究所考試，陳列辭去教職，借住在太魯閣禪光寺讀書，而就在1月份一個寒冷的夜晚，陳列被逮捕了，理由是在學校跟學生說「反攻大陸」是沒有希望的。 再次回到禪光寺，陳列對於當年被捕那晚的記憶，依舊歷歷在目。（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陳列所撰寫的《殘骸書》，獲得了2023年台灣文學獎的金典獎。他說《殘骸書》的寫作，就像是潛入沉船的最深處，雖然沒有能力記錄所有受難者的故事，也沒有辦法處理自己所歷過的一切，但卻能夠感受最觸動人心的部分。 因此，陳列希望這本書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台灣走過的白色恐怖歷史，了解曾經有一群人長期被台灣社會遺忘，他們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犧牲者、反抗者、先行者。

台灣轉型正義的道路上，許多事件都值得更多省思與關注。1969年2月的「統中會案」，被逮捕的主嫌，為什麼要判處15年到無期徒刑、死刑的重刑？統中會案「首謀」許席圖甚至被刑求到心神喪失。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白色恐怖下的青年自覺運動，又是如何崛起的？ 求處重刑！為何青年自覺運動成員一夕被捕？ 台灣曾經是全世界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當時的統治者為了鞏固獨裁政權，以反共之名，開始肅清所有的反對勢力。1969年2月，串聯近20所學校、擁有8個分會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數百名成員一夕之間全被逮捕。 白色恐怖受難者呂昱（呂建興）說：「在一個晚上，十幾個人來敲門，當時我已經在睡覺了。結果把我叫起來穿衣服、戴上手銬，三部吉普車在等我、直奔高雄。到高雄後，有一棟民宅，我進去之後，一整排都是我的同學。」 隨後，呂昱以《懲治叛亂條例》被判處無期徒刑，而他的大師兄許席圖，則是因為被刑求導致精神分裂、心神喪失。雖然警總依法暫停審判，但是蔣介石還是直接裁示不得停審，應判處死刑。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進金說：「國共內戰期間，解放軍和國軍是第一條戰線，學生運動是第二條戰線，國民黨節節敗退。所以國民黨來到這邊，他會記取教訓–學生我一定要控制住，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早期會有救國團組織，為什麼《自由中國》雷震一直在罵它破壞教育體制。」 1963年5月18日，就讀台灣大學的美國留學生柏大恩，投書報紙批評台灣瀰漫自私、冷漠等社會現象。兩天後，就讀台大的陳鎮國以及就讀政大的許席圖決定成立自覺會，以「我們不是自私頹廢的衣袋」為宗旨，號召學生從事社會服務。 於是在救國團的默許與協助下，參與活動的學生一路從大學到高中，自覺會組織也快速發展，包括馬英九、謝長廷、秦金生，當年都是熱血的自覺青年。不過，就在組織壯大後，自覺會想做的事越來越多，與救國團的衝突也就與日俱增。 「統中會」成員遭逮捕 刑求過程毫無人道 為了擺脫救國團的控制，許席圖與呂昱另外成立了「中國統一事業基金會」，雖然參與人數只有數十人，但是情治單位依舊認定，統中會的最終目的是奪取政權、推翻政府。1969年1月18日，警務處召開第二次會議時還誇大表示，統中會已經在新竹掌握一支政府軍隊，同時在香港跟馬來西亞也有活動，於是在2月10日展開大逮捕。 這是呂昱住了三年的房間，也就是他寫《45號房那一夜》小說的房間。在那時候，這個房間最多關了12個人。（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為了羅織罪名、取得自白，統中會成員被逮捕後開始被刑求，呂昱表示，3天3夜的疲勞審訊只是基本消費，寒流來襲脫光衣物，用風扇吹冰塊也只是小菜一碟。真正令人膽顫的是電擊牙齦，還有俗稱「揹寶劍」的酷刑–兩隻手在背後扣住並戴上手銬，將人吊起來，昏迷後再用冰水叫醒，不斷重複這樣的過程。 1971年4月13日，五名統中會主要成員判決確定，劉秀明判處15年有期徒刑，周順吉、莊信男以及呂昱則是判處無期徒刑。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崩殂，劉秀明刑期減為10年，呂昱等人降為15年，同時在1984年2月刑滿出獄。 而就在多年之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呂昱從陳進金副教授口中得知，當年應該被槍斃的許席圖竟然還活著。這也讓很多人訝異，許席圖究竟如何逃過蔣介石的槍決批示。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進金說：「以前的軍法判決，第一審上去總統核覆就是要槍決。我的解讀是，他們要審判的時候要求再做精神鑑定，證實許席圖罹患精神疾病，所以第二次的資料裡，沒有他的判決、沒有許席圖的資料。」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核定 盼未來持續重建歷史記憶  多年後，在花蓮玉里醫院，看到老朋友的靈魂一直被囚禁在22歲。60年來，許席圖的人生，始終無法翻頁。即使台灣已經民主化35年、政黨已經輪替三次，類似的情況依舊存在。 60年沒見面，許席圖認出劉秀明、呂昱，彼此感動不已。（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辱罵蔣介石而被判刑8年的閻啟明，目前住在花蓮榮民之家，雖然有妥善的醫療照護，但諷刺的是，他每天還是得跟蔣介石碰面。（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有鑑於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至少摧毀2萬人的青春、自由，甚至連生命和財產都被奪走。於是數十個民間團體、超過520位發起人，積極推動519白色恐怖記憶日，希望在歷史記憶的重建中，能夠建構台灣人的精神圖像，讓記憶成為人民一起前進的力量。

台灣，曾經是全世界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從1949年5月19日宣布實施一直到1992年廢除刑法100條。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期間，受難人數超過2萬人，受牽連的家屬高達20萬人。 然而，這麼多年來，卻一直沒有一個記憶日或紀念日，來告慰受難者，並且警惕當政者。 終於在數十個公民團體的倡議下，今年4月18日行政院正式核定，5月19日為「白色恐怖記憶日」，而關於台灣的土地傷痕與歷史記憶，詩人李敏勇也以「傷口的花，希望的樹」娓娓道出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台灣轉型正義的道路上，許多事件都值得更多省思與關注。1969年2月的「統中會案」，被逮捕的主嫌，年齡都只有二十出頭。也許大家會好奇，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為什麼要判處十五年到無期徒刑的重刑。 簡單來說，他們都擁有一大群追隨者，卻拒絕被政府收編，對獨裁者來說，難以容忍。而這也就是為什麼，當統中會案「首謀」許席圖被刑求到心神喪失，蔣介石還是用紅筆批示「應判處死刑」。李惠仁導演形容，在那個威權統治的白色恐怖時期，所有人都是籠中鳥，一旦，你想飛、你會飛，那絕對就是一種罪。

婁雅君 袁宏書 / 採訪報導 黃郁婷 / 整理報導 每當社會發現重大案件，死刑聲浪就會衝高。台灣在2000年之後，死刑執行人數大幅下降，一度朝著逐步廢除死刑邁進。不過社會輿論對於死刑支持度高，立法和行政機關，對廢死沒有共識。今年台灣首度有37名死刑犯，聲請釋憲，釋憲結果，將攸關著死刑制度的改善甚至存廢。 憲法法庭掀起百年論辯 廢死議題再次輿論發酵 今年4月，台灣司法史上第一次，現有37名死刑犯共同聲請釋憲。由代表死刑犯的16位律師團，和關係機關法務部4位代表，在憲法法庭上進行言詞辯論。死刑是否違反憲法所保障的生命等基本權利？ 聲請人律師李念祖指出，法律不許被害人報復，憲法也不該容許政府以應報之名行報復之實，請不要將死刑冒充被害人的賠償。 法務部司長郭永發則表示，在個人價值重大的法益上，如生命權、人性尊嚴等遭受極端殘忍的侵害，基於應報、罪責衡平跟贖罪，回應公眾對正義的期待，應肯認死刑具有適當性。 大法官就爭點提出詢問，最極端的犯罪，是否能判處死刑？ 聲請人律師李念祖認為按照羅馬規約，也沒有規定情節最重大罪要處死刑。羅馬規約的四個重大犯罪–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其實情況比鄭捷的犯罪嚴重得多，但是羅馬規約並不規定要處死刑。 出席的專家學者許家馨，舉例韓國憲法法院在審查死刑是否合憲時，以罪刑相當原則來做界定。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許家馨說明，應報的部分也是一樣，它沒有辦法說明為什麼最嚴格的、最嚴厲的處罰必須是死刑。如果沒有辦法說明的話，死刑在目的正當的審查上面就無法通過。 國際特赦組織調查，到2022年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沒有死刑。(圖/獨立特派員) 什麼是修復式司法？ 剖析犯人對被害者家屬的影響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針對仍在協助的個案中隨機挑選90位進行調查。9成7支持死刑，超過8成認為是犯罪者應付出的代價，另外也有超過7成認為是公平正義以及對家屬的安慰。 除了刑責之外，近年來推動的修復式司法，透過加害者與被害家屬的對話，尋求修復的可能。大法官也就這一點，詢問聲請人律師。 聲請人律師劉繼蔚表示，今天沒有辦法到庭的楊書帆先生（編按：死刑犯）告訴我，如果真的有機會，他也很想要好好坐下來，跟被害人家屬誠心地道歉。 律師陳淑貞則認為，死刑犯如果真的有贖罪、悔悟、道歉、或者賠償的空間，其實在很多年之內都可以做得到，不會等到宣判死刑定讞，還沒有執行的這一段時間。其實他還是可以表達，只是說現在修復的機制還不是很健全，以及他們是不是真的有心要來修復。 根據法務部資料，1998年死刑執行32人，之後明顯呈下降趨勢。2006到20009年沒有執行，之後微幅上升。2022年至今尚未有執行案例。(圖/獨立特派員) 死刑存廢將帶來哪些影響？ 憲法法庭將做出最後裁決 法務部2008年所做的意見調查中，8成的民眾支持死刑，1成6不贊成。但是若詢問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同意度來到5成6，不同意有4成3。 法務部也在2006年修法，將無期徒刑的假釋門檻，從15年提高到25年，為死刑替代方案做準備。 法務部副司長簡美慧解釋，法務部從民國90年到現在，一直認為只要凝聚民意的共識，可以消弭民眾的疑慮，並且有合理、合宜的替代方案，這時候可以來檢討死刑存廢的問題。 出席者不只對死刑是否合憲有不同看法，甚至對大法官是否適合做出裁決，也有不同見解。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許家馨指出，死刑存廢是兩種價值體系的衝突，兩種價值體系沒有哪一種必然優越，也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不適合由鈞庭進行終局的決斷。 台灣大學特聘教授顏厥安則點出，總統所提名，經由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所同意擔任的，因此大法官當然是有民意基礎。相反地，可以宣告死刑的法官是沒有任何民意基礎。 釋憲結果將在7月底出爐，必要時延長至9月底，可能有3種結果。若是宣告違憲，37名死刑犯案件勢必重新審理。若是不違憲，但是對死刑適用的犯罪類型以及配套程序將做出說明，部分案件也將重新審理。最後一種是完全合憲。各界預期，前兩種可能性較高。 死刑的百年論辯，涉及價值、人權正義和社會秩序的衡量。等待在前方的那道光，能否照亮所有的人？ 黃郁婷/編輯

每當社會發現重大案件，死刑聲浪就會衝高。前陣子保母虐童案，民眾發起連署，要求虐童致死，求處唯一死刑，但是刑法中已經沒有唯一死刑。 台灣在2000年之後，死刑執行人數大幅下降，一度朝著逐步廢除死刑邁進。不過社會輿論對於死刑支持度高，立法和行政機關，對廢死沒有共識。 今年台灣首度有37名死刑犯，聲請釋憲，釋憲結果，將攸關著死刑制度的改善甚至存廢。透過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庭、民間團體和民眾，一起來聽聽，他們對於死刑的看法。

戰爭之下，除了前線，民眾與各行各業都得照常過日子，如何讓整座城市在戰爭威脅下仍然正常運轉，政治人物責無旁貸。經歷大屠殺事件的布查市（Bucha）市長費多盧克表示:「我非常確定除了專業心理輔導外，最好的公民復健就是讓城市恢復市容。」公視於9月13日到9月27日走訪烏克蘭首都基輔（Kyiv）、布查（Bucha）、伊爾平(Irpin)以及烏克蘭第二大城市、東臨俄羅斯邊境的哈爾基夫（Kharkiv）。除了少數全毀的建物，大部分皆已恢復市容。 城市難見戰火痕跡 圖一，布查發生大屠殺事件，聖安德烈教堂一旁埋有罹難者及其紀念碑。圖／獨立特派員 2022年3月3日至31日俄軍占領布查市，並發生令國際震驚的大屠殺事件，能辨認的屍體數達501具。布查市府員工帶領公視《獨立特派員》記者走訪距離市府路程約5分鐘的聖安德烈教堂( St. Andrew's Churc)，金頂白身的教堂矗立不搖，然而建物仍有些許武器攻擊後的破壞痕跡。 教堂左側則是大屠殺事件的部分罹難者的墓園與紀念碑，116位民眾長眠於此，年紀最小四歲。「占領期間，俄軍放任罹難者曝屍街頭，有的長達好幾周，原本禁止我們埋葬屍體，後來不斷協商後，俄軍才允許在教堂旁設墓地，」布查市府員工解釋。 「作為市長，看到一座死去的城市，其中有狗和獸人（對俄軍的蔑稱）隨意活動，這是很難接受的，」布查市長費多盧克（Anatolii Fedoruk）表示，從烏軍收復布查首日，就啟動重建計畫。 城市重建目標是「讓城市不再有俄軍的任何痕跡」。費多盧克表示，「我非常確定，除了專業心理輔導外，最好的公民復健就是重新建造那些被摧毀的住所。」 除了罹難者紀念碑，以及部分等待重建的全毀民宅外，布查市容已陸續恢復。不注意看，很難想到這裡曾被俄軍占領毀壞。 圖二，哈爾基夫市府行政大樓被武器擊中，如今門面已修復，建築後面重建中。圖／外電、獨立特派員 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基夫的獨立廣場與市府行政大樓原本被武器擊中，記者到訪時，廣場已修復，市府正面也整理乾淨並重建中。 首都基輔更不用說，僅剩小部分的建物仍呈現廢墟模樣，不留意看，不會將其與戰爭聯想在一起。 甚至每日不分晝夜的空襲警報已成生活的背景音樂，引不起大規模恐慌與騷動。人們照常逛街、遛狗、吃飯與曬太陽。  圖三，在紀念區與廢墟中，總有向日葵相伴，提醒人們永不失去盼望。圖／獨立特派員 不過，城市中處處可見募兵廣告，包括街道看板、地鐵看板、火車上的電視都有。出入城市邊境處也設有軍事檢查哨，尤其東臨俄羅斯邊境的哈爾基夫，靠近出入口處的2公里處開始，有許多明的、暗的軍事碉堡，以及防止重裝部隊進入的護欄，可說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城市各顧也設有陣亡士兵與罹難者紀念區。這些痕跡都在提醒民眾，殘酷的戰爭還未結束。 然而，在這些紀念區與廢墟中，也總有向日葵相伴，提醒人們永不失去盼望。 稅賦優惠 圖四，餐飲業者表示政府祭出稅務優惠有效降低經營負擔。圖／獨立特派員 「稅務局不會像以前一樣常光顧餐廳，」位於基輔市中心的克里米亞餐廳Musafir老闆凱瑪爾（Kemal）表示，戰爭後，政府祭出稅務優惠，減輕餐飲業者負擔。 同樣位於基輔市中心、歷史悠久的Pervak餐廳經理柳德米拉（Lyudmila）也表示，稅務優惠是很重要支持，餐廳前方的夏季露台座位是政府土地，目前只收象徵性的1赫里夫尼亞（烏克蘭貨幣名稱，簡寫為UAH）。 戰爭初期，部分在地食材供應鏈斷掉，然而當時絕大部分餐廳也停止營業，因此衝擊有限。不過，凱瑪爾指出，一年後部分食材仍無法買到。他指著餐桌上的長米飯說，過往長米絕不會出現在克里米亞的餐桌上，以往皆用短圓的米，但目前買不到，也不知何時能買到。 買得到食材則面臨物價飛漲的狀況，像是茄子，「有時價格甚至比牛排還貴。」凱瑪爾表示，與戰前相比，成本漲了四至五成。柳德米拉則表示，餐廳平均帳單少了約50%。 餐廳人手也因戰亂大換血，許多人逃離國外，目前餐廳大部分的員工皆是新成員。重新訓練也需要成本。餐廳都自備發電機，甚至有避難室。 記者問:「除了稅務優惠外，你們還希望政府如何協助產業?」兩位餐廳負責人一致回答:「不太需要政府幫忙。」他們都了解非常時期，國家傾注全國之力在前線戰事，業者盡量自立自強，並且提供就業機會，讓城市經濟活絡起來。 貪腐使官員稱帝 圖五，這座被戲稱為貪腐博物館的園區，奢糜程度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圖／獨立特派員 整肅貪腐，應該是烏克蘭民眾最有感的話題之一。因為烏克蘭的貪腐，不只貪錢，有時已危及到國家主權。 記者走訪被烏克蘭人戲稱的「貪腐博物館」，原名是「межигір'я」，是當地地名，本是修道院，後成為貴族居住地，再後來，成為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在任時的官邸。 整區140公頃，約五個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的面積。園區內潺潺流水、綠蔭環繞。亞努科維奇自住宅邸許多地方都貼有黃金，敬拜室更以琥珀寶石裝飾，相當「榮耀」。 打開寢室窗戶，聶伯河無敵美景盡收眼底。電影室座位的按摩椅是區分男女體形的設計。室外有高爾夫球場等球場，並有動物園，牛羊乳便取自這裡。園區裡頭備有普丁專屬的休息宅邸。 整個園區奢糜的程度，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他做不到。總價值粗估至少20億美元，經費全搜刮自民脂民膏。本來該拿去建設國家的錢，全進了政客私人口袋。 「實際上政治人物都是為人民工作，但這經常被遺忘，因為腐敗使官員成為國王，人民成為奴隸，」貪腐博物館負責人丹尼斯．塔拉赫科特里克（Denis Tarakhotelyk）指著園區高達三層樓的圍牆說，亞努科維奇以為可以躲在這道圍牆後面。不想當人們為了一個理念、一個價值觀而起義，「他們可以推翻任何東西，任何獨裁。」 亞努科維奇親俄的態度與貪腐的行為，引爆民眾怒火，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集會抗議，爆發廣場革命，亞努科維奇政權被推翻下台。 憤怒的民眾原本要毀掉宅邸，但丹尼斯率領團隊保留下來，「這是犯罪證據，」是毀壞國家根基並彰顯人類無止盡貪婪的證據。 烏克蘭為肅貪，成立國家反貪腐局。今年9月3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宣布，因為貪腐之因，開除國防部長。 政治人物一條心 圖六，烏克蘭選民之聲黨黨魁、議員基拉·魯迪克受訪表示，不分黨派，政治人物一致對外。圖／獨立特派員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2019年，以政治素人之姿獲得73%得票率，從喜劇演員轉行為國家總統。到了2021年底支持率僅剩31%，表現不如預期。直到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澤倫斯基國內外聲譽攀上新高峰，「在俄羅斯全面入侵之前，我們對總統表現持相當批判的態度，然而，戰爭後他表現得很好，」37歲的烏克蘭國會議員基拉·魯迪克（Kira Rudik），是烏克蘭選民之聲（Golos）黨魁，又兼任泛歐自由黨派聯盟（ALDE）副主席，他指出澤倫斯基是一個很好的說故事的人，戰爭開始時，及時告訴國內外社會烏克蘭發生什麼事情，「團結世界各地的人，一起支持同一個目標：讓烏克蘭贏得勝利。」 澤倫斯基自拍影片上傳社群平台說:「聽好，我人在這裡!我們不會放棄武器，我們將捍衛國土。」凱瑪爾認為，這是非常強而有力的訊息，「對我們多數民眾來說相當鼓舞。」 同樣是選民之聲黨與國會議員的安德利．奧薩德丘克（Andrii Osadchuk）表示，烏克蘭國會首次運作日在入侵行動後的3月3日，當時俄軍距離基輔市中心僅20公里，「相信我，戰爭時期國會議員一如既往履行職責並不容易。」 國會議員以身作則，留下與民眾一起面對戰爭，並且一如往常盡本份，回應選民所託，是維持民眾信心的重要基礎之一。 基拉時常飛往國外與各國領袖會面，提高烏克蘭能見度並連結資源協助國內戰事。台灣也是其中一站，2022年6月19日總統蔡英文接見基拉及其訪團。台灣除金援烏克蘭重建城市，也包括戰爭民生物資，例如發電機等。 基拉受訪時一再強調一觀點：非常時期，政治人物不分黨派、一致對外。 （※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

當戰地就是自己的國家時，記者面對攸關國家形象的暗黑面，該剖開真相抑或視而不見？曾登上《時代雜誌》封面人物的《獨立基輔報》總編輯奧爾佳．魯登科表示：「忠於記者身分、忠於新聞原則、忠於事件事實，」這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撼動的新聞室準則。長駐烏克蘭的獨立記者陳彥婷也說：在前線打開眼睛跟耳朵去觀看、去聆聽、去查證，然後還原事件面貌。 意外成為戰時媒體 圖一，《基輔獨立報》戰爭開始頭一周，X追蹤人數從3萬激增至2百萬，成為國際外媒了解烏克蘭的重要管道之一。圖／截圖自《基輔獨立報》網站 戰地記者在隆隆砲聲中將消息傳遞出去，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對於烏克蘭本土記者而言，「我們報導新聞的同時，自己也活在新聞事件中，」《基輔獨立報(The Kyiv Independent)》總編輯奧爾佳．魯登科（Olga Rudenko）快人快語，一語總結烏克蘭記者的獨特的困難之處。 《基輔獨立報》成立的原因是《基輔報》干預新聞自由，解雇一些不服從上意的記者，奧爾佳．魯登科與同事另起爐灶，於2021年11月成立《基輔獨立報》。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前三個月。戰爭開始頭一周，X追蹤人數從3萬激增至2百萬，成為烏克蘭成長最快速的英文新聞媒體，也是國際外媒了解烏克蘭的重要管道之一。 「我們有一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個戰時媒體，我們唯一認為正確要做的就是留下來，繼續報導新聞，」奧爾佳，34歲，率領剛出生的新團隊衝破戰時停水電、砲火與死亡等風險，發表一篇又一篇優質的新聞報導，成為外國媒體瞭解烏克蘭的重要管道之一，也因此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人物。 記者vs.公關 圖二，基輔獨立報的調查報導揭露國際軍團醜聞。圖／截圖自《基輔獨立報》網站 《基輔獨立報》在2022年8月17日發布一篇調查報導，揭露國際軍團發生虐待、人身威脅，甚至派遣猶如自殺任務等醜聞。11月30日發布另一篇調查報導，揭露國際軍團指揮官被控挪用與偷竊武器，存在貪腐問題。 這些國際軍團是為了烏克蘭賣命打仗的外國志願兵，不只是烏克蘭的戰力之一，亦是國際重要門面。奧爾佳清楚了解其中利害關係，「閱讀我們報導的是那些在國際社會中，負責決定是否提供援助和武器給烏克蘭的人士，這些決定關係到烏克蘭是否能夠自衛和生存，我們明白報導會影響他們的決策。但我們真的不願意因此而自我審查」。 編輯室特別發文說明，傷害國家的是偷竊、貪腐、虐待，而不是新聞報導，記者藉由曝光藏污納垢之處來幫助國家，而非成為國家粉飾太平的大外宣工具。 「儘管身為愛國者，渴望國家贏得勝利，」但奧爾佳強調了兩次，新聞記者不是政府的公關發言人，「忠於記者身分，忠於新聞原則，忠於事件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即便像烏克蘭這樣的狀況，記者也不能成為國家宣傳機器的一部分。」 戰地記者生存之道 圖三，陳彥婷從機構記者轉為獨立記者，常駐烏克蘭採訪。圖／陳彥婷提供 除了烏克蘭本地記者外，也有許多國外記者進入採訪。 陳彥婷，香港人，從事新聞記者7年，目前是獨立記者，自2022年7月開始常駐烏克蘭。若發生國際大事，也會暫離烏克蘭前往採訪，例如2023年9月8日發生的摩洛哥大地震，陳彥婷便前往採訪。 「我來烏克蘭第一件事，我的翻譯跟我講說，開車不用繫安全帶，因為如果有炸彈才可以馬上逃生。」這是陳彥婷的戰地記者生存之道第一課。 沒有媒體機構支援，也不會講俄語與烏語的陳彥婷，為了省錢，有時與其他獨立記者一起合資租車、顧翻譯，甚至也得自行開車闖南走北。 陳彥婷在烏克蘭安頓下來的第一站是緊鄰俄羅斯邊境的哈爾基夫州（Kharkiv）、東北邊的薩爾蒂夫卡社區(Saltivka)，開車約一小時便抵達俄羅斯邊境，整個社區在戰火下幾乎沒有一棟完好的大樓。 「當時是朋友介紹的，入住前上網查了一下才發現這個區域很危險，」陳彥婷提供的住宿照片中，住家窗戶被震碎，從窗戶往外眺望，肉眼可見遠方煙硝戰火。陳彥婷帶著公視記者走到民宅16樓屋頂，地面上有很多4至5公分鏽掉的硬物。當地居民告訴記者，這是俄軍武器擊中地面後，反彈至屋頂的武器殘骸。 圖四，陳彥婷（右一）與其他記者遇到疑似攻擊型人機時狂奔逃命畫面。圖／陳彥婷提供 居住的地方很危險，前線採訪更是驚險。 陳彥婷提供一段他參與記者團(Press Tour)的影片，影片中有一輛被炸毀的坦克，突然有砲彈聲響，「過了十分鐘，我們聽到頭上有無人機的聲音，因為無人機有攻擊功能，加上我們剛剛去的地方被人炸過，當下立刻認為是俄羅斯無人機。」 陳彥婷提供的影片中可見所有人都「亡命奔逃」，領團的烏軍也不時檢查附近戰壕內是否藏匿俄軍。直到如今大家還是沒搞清楚那架無人機是俄軍還是烏軍。 取材角度上，為了與國際媒體的即時新聞有所區隔，陳彥婷常切入的角度是「後續且長期的影響是什麼」，尤其新聞機構在成本與記者安全的顧慮下，未必會讓記者赴前線，甚至停留時間就跟新聞週期一樣短暫，導致取材角度與豐富度受限，「獨立記者就沒有這些框架，」陳彥婷認為這是獨立記者最大好處，與新聞機構「互補」，給讀者更全面的戰爭面貌。 無法正反報導怎麼辦 圖五，無法同時並陳俄烏雙方說法的新聞報導，如何確保內容接近真相？圖／獨立特派員 陳彥婷原本是香港媒體機構的全職記者，2019反送中後，新聞自由的空間益發限縮，便休息一段時間，2022年3月前往波蘭，加入人道救援志工行列。 期間，陳彥婷看見原本該在自己國家安享晚年的長者，成了流浪他國的難民。他想把所見所聞傳遞出去，決定重拾記者一職，進入烏克蘭報導。 目前俄烏戰爭大部分的報導，難以同時呈現俄羅斯與烏克蘭雙方的視角。身處被認為是受害國家的烏克蘭，再加上無法採訪到俄羅斯說法，報導如何確定能接近真相？ 陳彥婷的回復意外的樸實無華：「去打開我們的眼睛和耳朵，去看這個前線發生的是什麼事，聆聽我們的受訪者告訴我們他的故事，然後我們一而再再而三重複地確認事實真實性。」 聆聽、記錄、查證，這是學校新聞系都會上的基礎新聞編採原則。 情緒性報導 圖六，眼目所及盡是死亡毀壞，戰地記者如何避免情緒性報導？圖／陳彥婷提供 戰地記者的另一個挑戰是避免情緒性報導。尤其看見自己國家承受戰火毀壞，記者下筆時如何不摻入私人情感？ 「看《基輔獨立報》的人不是來看記者情緒性的報導，他們是來瞭解過去與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奧爾佳進表示，已收到讀者對冷靜基調的報導表達讚賞。 獨立特派員觀察，《基輔獨立報》的新聞，無論是標題或內容，確實很少使用表達感受的形容詞，即便是調查報導亦是如此。奧爾佳認為，事件本身已是悲劇，無須記者加油添醋。 陳彥婷則持另一個角度：「記者也是人，要完全抽離情緒是不可能的。然而，正因為記者有同理心與感受力，我們才可以寫出有溫度的文字，才可以拍出有張力的照片。」 面對複雜的戰地情況，兩位受訪記者都沒有提出任何高大尚的道理，反而回歸最基本的新聞編採原則：忠於真相，傳遞真相，沒有權宜之計，也沒有妥協低頭，向著報導對象單刀直入切開，讓所有人都得直視真實，無可迴避。 無論時局如何變遷，每一個時代都需要這樣的新聞記者。 （※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

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約有1300所學校被攻擊毀壞殆盡。一年來，許多學校陸續重建完成。為確保師生安全，烏克蘭政府規定，所有教育機構都必須要有避難室，整個空間設計要符合長期居住的條件，包括通風、暖氣、飲水、洗手間、充電設備、醫療等，並且能容納全校人數。沒有避難室，就不能營運。 地鐵蓋學校 圖一，哈爾基夫市將學校蓋在相對安全的地鐵裡，從學校隔音窗往外看就是地鐵車站。圖／獨立特派員 早上八點校車抵達，學生手牽手一起走進的卻不是傳統學校，而是地鐵。 哈爾基夫教育部副主任瓦樂裡．梅克拉耶維奇（Valery Mykolayovych）表示，每天早上巴士在指定地點，接送住在遙遠市區的學生，並在警察陪伴下送至五個地鐵站。 全烏克蘭至少有1300所學校毀於戰火之下，許多孩子只能線上上課。哈爾基夫市便將學校設立在地鐵裡，原因除了可以省下大興土木的時間與金錢，地鐵人員告訴記者，即便俄軍砲火猛烈，但地鐵結構至今完好無損，是相對安全的避難所。 圖二，一間一間的教室，教室內的設計都與一般教室一樣。圖／獨立特派員 哈爾基夫市在30個地鐵車站中，挑選出5個符合設立學校條件的車站，並且裝上通風管線、消防設施以及隔音窗，共計可以容納1400位國小學生。今年9月開學，截至9月底已經有1111名學生註冊。 地鐵學校老師斯維特拉娜．波瓦爾丘克（Svitlana Povarchuk）表示，在此，「學生的學習過程是持續的、安全的，孩子間可以交流溝通，」相比普通學校，唯一差異是孩子們不能自由地進出走廊，必須有人陪同。 受訪的學生也表示「一切都很好很美麗，」相較線上上課，比較喜歡實體上課。第一次走進這裡時，「我覺得真的是一所學校，不像是地鐵」。 避難室成學校標配  圖三，學校在戰火下殘破不堪。圖／伊爾平6號幼兒園提供 烏克蘭並非所有地區都有地鐵，多數學校還是需要原地重建。 由於烏克蘭預算大多在支援前線，重建經費絕大部分靠外援。像是伊爾平市的6號幼兒園重建經費中，有120萬歐元來自台灣。重建後的校園遊樂場中，也設有台灣國旗以茲感謝。 重建學校的重頭戲就是避難室。伊爾平3號學校是一所綜合學校，從國小到高中約有1500名學生，其中有300名學生遠端上學。上午是小學上課，下午則是中學與高中上課。 校長斯坦尼斯拉夫．費多羅夫（Stanislav Fedorov）帶記者走入地下避難室。印入眼簾的是活潑溫暖的裝潢色彩，設有充足的3C充電裝置、洗手間，甚至有衛浴設備。校長費多羅夫表示，避難室可同時容納約600名學生。 伊爾平10號與6號幼兒園一樣放有充電裝置、醫藥包，還有充足的床鋪，也備有硬體設施如暖氣、飲水機、通風設備。6號幼兒園甚至可容納1千名孩童，校長克謝尼婭．卡特里奇（Ksenia Katrich）表示，學生雖沒那麼多，但依照去年經驗，附近居民也會躲入學校避難。 這些地下室以往當雜物間使用，因應戰爭，全依政府規定重建，空間設計需要符合可以長期居住的條件。伊爾平教育科學管理局副主任柳波芙．肖斯塔克（Lubov Shostak）表示，「沒有避難室的教育機構不能營運，避難室必須要能容納所有在校學生，」並且每個學校都要制定疏散計畫。 避難室的牆壁上貼有地雷知識的海報，以圖形的方式介紹各類常見的地雷與武器，教導學生一旦看到了，不要觸碰、趕緊離開，並且通報有關單位。 重建心理健康 圖四，心理學家指出正在笑的孩子，他們在心靈深處可能仍然害怕，需留意觀察。圖／獨立特派員 學校要重建的不只校舍，還有學生心理健康。記者造訪烏克蘭20天，學生是最常對著鏡頭開懷大笑的人。老師表示，學生們都已經適應每天都有警報並且躲進避難室的生活型態，但是習慣不代表正常。 「他們有時會玩一種叫空襲警報的遊戲，」伊爾平10號幼兒園校長奧萊娜．庫什納劉娃（Kushnaryova Olena）觀察，有個孩子會說:「注意!空襲警報，」孩子間已經組織一個角色扮演的恐怖遊戲，「很不幸，但現實就是如此。」 「正在笑的孩子，他們在心靈深處仍然害怕，」哈爾科夫第43學校心理學家娜塔莉亞．克里沃尼斯（Kryvonis Natalya）表示，自己坐在教室後面，觀察師生的上課狀況，包括圖畫、肢體、互動等，藉此找出且輔導需要協助陪伴的師生，並且與家長建立溝通管道。 尤其烏克蘭部分城市的空襲警報不分晝夜響起，已是日常，更遑論武器攻擊的爆炸聲響有多駭人。娜塔莉亞指出，孩子們可能更常分心焦慮，導致無法好好休息，進而影響認知能力，記憶、思考、注意力都會隨之下降。 圖五，烏克蘭政府著手制定因應戰爭的教育指引。圖／截圖自網路 師生的心理健康不只是心理學家的工作，國家也開始著手制定因應戰爭的教育指引。克謝尼婭舉例，要避免有太響亮刺耳聲音的玩具，那會讓孩子聯想到爆炸聲響。同時，以遊戲童話的方式向孩子解釋為何要去避難室。 然而，老師也指出教育指引仍有待討論之處，例如發生空襲警報時，學校不能收容在路上逃難的孩子，問題是，學校若是逃難者最近的避難室，為何學校要拒絕？相反的，指引中規定家長不能接走已經進入學校避難室的孩子，然而，如果家長已做好承擔孩子生命的責任，並簽署文件，為何要拒絕？這些避難時的行政指引都有待進一步實踐與討論。 但有一件事師生們很肯定。記者在一片廢墟的校園遊樂場中，採訪了一位13年級、線上上課的學生。記者問:「你害怕戰爭嗎?」他回應現在不怕了，「最重要的是我跟家人朋友都活著就好。」 「過去我總是擔心自己是否準備好授課內容，現在我明白這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的情緒和心理狀態，」克謝尼婭說，每一個烏克蘭人都重新調整了價值觀，比起物質，「最重要的是家庭和愛」。（※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

俄軍全面入侵烏克蘭後，人權組織調查，有些烏克蘭民眾被俄軍有目的性的挑選並綁架。這些「被消失的生命」是戰爭罪的其中一項。全烏克蘭，包括政府與民間單位分頭進行調查戰爭罪，尋找倖存者錄口共。「蒐集所有罪證只為確保一件事：正義或遲或早都會到來。」 圖一，70歲的阿納托利，從沒想過會因為一個影片而被朋友出賣，遭俄軍刑求一百天。圖／獨立特派員 70歲攝影師遭刑求 70歲的阿納托利．哈拉哈蒂（Anatolii Harahatyi）居住在哈爾基夫州東南邊的小鎮。一生工作就是攝影師，受訪時他也拿著攝影機跟Gopro與公視採訪團隊「互拍」，記錄被台灣媒體採訪的時刻。 阿納托利在小鎮有兩個家，一個是公寓，一個是鄉村木屋。鄉村木屋後方種有各式蔬果跟香草植物。一旁放著自己劈好的柴，在屋內拿來燒熱石頭，水一澆，蒸氣上騰，便能在寒冬臘月時享受桑拿。 歲月靜好的日子直到2022年2月24日被俄軍全面入侵的行動打破了。 圖二，阿納托利於自家陽台上拍到俄軍坦克車駛入小鎮，也因此影片受到俄軍綁架刑求。圖／阿納托利提供 2022年2月24日阿納托利於自家陽台拍下俄軍拿著槍坐在坦克車上，一輛接著一輛駛進阿納托利住的小鎮，隨後將影片上傳到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看到影片的朋友都勸告不要上傳。比十，阿納托利認為這只是俄軍一如往常的挑釁舉動，不以為意，直至看到俄軍大舉入侵，才意識到大事不妙，趕緊躲藏。 然而，5月28日俄軍一行8人還是找到他並將其拘禁。期間，他們用電流、電擊槍、棍子、球棒等四種工具輪流刑求他，「他們要我承認我是一名校正手，意思是我把座標、縱隊數量、車輛等資訊報給烏軍，」阿納托利說。 在囚禁期間，俄軍也要求他拍攝頌揚普丁與俄軍的影片，並上傳到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他們要我拍影片說攻擊行動不是俄軍做的，是烏軍轟炸自己製造廢墟，要我讚揚普丁跟俄軍，」阿納托利表示，他拒絕這些命令，因為不能說謊，也不能對不起自己、父母與國家。 直到烏軍挺進前夕，於9月4日放走阿納托利，9月7日烏軍收復該區。 朋友已成曾經 圖三，阿納托利在小鎮掛上布條表達和平理念，寫著：不偷竊、要誠實；不冷漠、要關心。不要收賄。圖／獨立特派員 阿納托利情緒平穩地回顧被監禁拷問的日子，採訪期間空襲警報響了三次他都稀鬆平常的告訴記者:「現在任何砲彈都可能落在這裡，我們已經習慣了。」直到記者詢問:「這場戰爭改變你什麼?」阿納托利忍不掉淚說:「朋友已成曾經。」 阿納托利指著站在房間角落的太太，難過地說:「太太去菜市場，過往的好朋友都躲避他，因為他們認為我太太是有毒的，如果靠近他也會惹禍上身，像我一樣被囚禁。」 夫妻倆10歲就認識彼此，中學開始交往。阿納托利退伍後兩人隨即步入禮堂，育有一雙子女，至今結縭快半個世紀。談起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朋友，他對唯一支持自己的妻子充滿感謝:「我太太救了我，他為我向神禱告，讓我活下來。」 小鎮上的朋友不僅怕惹禍上身，政治理念也大相逕庭。阿納托利表示，自己住的小鎮超過一半，甚至70%都支持俄羅斯，他們生活中都是看俄羅斯的媒體，「當俄軍入侵小鎮時我正在攝影，孩子們站在對面拍手歡迎俄軍。」 支持烏克蘭的夫妻倆在小鎮處境尷尬，在小鎮有兩間房子的阿納托利能快速被俄軍找到，可想而知是誰出賣了他。即便如此，阿納托利於受訪時穿的黑色T恤上仍寫著:「晚安，我們來自烏克蘭。」 被俄軍消失的公民 表1，被俄軍綁架的烏克蘭活躍公民統計。 阿納托利並非個案。根據烏克蘭人權組織ZMINA調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被俄軍綁架、甚至就此下落不明的，能查到的至少有562起案件。 ZMINA人權中心人權顧問娜塔莉亞．奧霍特尼科娃（Natalia Okhotnikova）自2014年開始從事戰爭罪調查工作，他與其團隊透過各種方式尋找被俄軍消失的烏克蘭活躍公民（Active Citizens），今年六月發布調查報告。 結果顯示(表1)，被消失的活躍公民最多是社運人士達到323位，再來是地方政府官員，社運人士的親友、記者、文化工作者以及宗教人士。調查進一步指出，俄軍是有目的性地挑選這些人。 「首先，俄軍阻止烏克蘭志工從事人道救援，目的是讓弱勢的烏克蘭民眾只能從俄羅斯得到救援，」娜塔莉亞分析，俄軍需要營造為和平出征的好形象。第二步是壓制有能力組織集會或者動員人力的社運人士。第三個重要的綁架目標則是擁有實權的地方政府官員，綁架原因是「他們不想成為俄軍口中所謂的政府」。 娜塔莉亞指出，俄軍鎖定這些活躍公民是因為「他們就像這塊土地的心臟，對俄軍來說，他們非常危險，只占領土地是不夠的，」這些人必須「消失」。 俄國政治宣傳手段 圖四，布查居民拿出俄軍遺留在他家的政治宣傳單。圖／獨立特派員 娜塔莉亞口中營造和平出征的好形象的俄軍，也得到居民證實。 記者走訪布查市（Bucha），這座距離基輔市中心車程1小時的地方，發生了令人髮指的大屠殺事件。有些地區仍處於全毀的廢墟狀態。然而，有一棟十幾樓的民宅大樓，雖然窗戶碎裂，但外觀看來整齊，也能助人。居民告訴記者，這是因為俄軍占領布查期間，闖空門入住。 俄軍也在民宅留下值得玩味的東西。居民拿出俄軍遺留在他房子裡的一疊紙，上面手寫俄語，例如:為祖國、都是為了俄羅斯、等待你的不只有家人還有俄羅斯，再搭配俄羅斯國旗跟象徵和平的鴿子等圖案。居民推斷這可能是為了營造出俄軍為了和平出征的政治宣傳單。宣傳單寫的對象是給俄軍自己人看，但也可能給支持俄羅斯的烏克蘭人看。 「俄羅斯善於政治宣傳（propaganda），他們需要在媒體上營造好形象，藉此宣稱烏克蘭人其實很歡迎俄羅斯。俄軍不是占領烏克蘭，而是解放烏克蘭，」娜塔莉亞分析。 無人機記錄戰爭罪 圖五，烏克蘭國防部空中偵察隊負責人講解無人機如何協助記錄戰爭罪。圖／獨立特派員 記錄戰爭罪的不只有人權組織，還有國家犯罪調查單位。 烏克蘭國防部空中偵察隊負責人瓦西里．比羅烏斯（Vasyl Bilous）本來是一名犯罪學教授。2014年俄軍占領克里米亞後，他開始自學無人機。2022年俄軍啟動全面入侵後，他以自願者身分攜帶五架無人機加入國防部，目的是藉此蒐集俄軍戰爭罪證。 瓦西里．比羅烏斯表示，無人機具有高機動特性，可以最快速度在廣闊的災區中進行拍攝，以3D環景的方式還原受災狀況，連屋內細節都能清楚呈現。一方面協助重建，二方面協助檢察官在最短的時間內蒐集完傷害範圍與嚴重程度，「我們與檢察機關合作的證據，已經在國家法庭和國際刑事法庭中訴訟中使用」。 然而，如何確保無人機的資安問題呢。瓦西里．比羅烏斯回應，已開發許多應用程式防止敵軍的無人機監測系統(AeroScope)偵查到「正確的」無人機與操作員的位置，意即，反偵察軟體會顯示錯誤座標給敵方。 記帳與算帳 烏克蘭城市正陸續恢復市容，記錄戰爭罪的工作刻不容緩。因為戰爭而受的苦、流的淚，都要一筆一筆地記清楚，將來好算帳，「所有作惡之人必須明白一定有究責之日。所有的烏克蘭人都盡己所能，有些人在前線、有些人紀錄，以此蒐集所有罪證。這些證據都在確保一件事，正義或遲或早終將到來，」娜塔莉亞說。（※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

俄烏戰爭前後，消防與醫護人員任務一樣，然而，在承受敵軍攻擊的當下仍要進行救援任務，風險遽增。消防員身上裝備總重量從原本20公斤增加至40公斤；在斷水斷電的醫院中，醫護人員得救治傷患，甚至自行拖運埋葬屍體。伊爾平市立醫院院長安東．多夫霍波爾說：「一個從未直視死亡的人，永遠不能真正理解死亡是什麼」。 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首日受衝擊最大的，除了戰場士兵外，就是第一線的救難人員:消防與醫護。 為確保救難人員安全，消防員要額外穿上防彈背心，加上原本的消防裝備，總重量從原本20公斤增加至40公斤。圖一／獨立特派員 負重40公斤的消防員 武器發射擊中建物，尤其是民宅，很高的機率會發生大火，因此戰火之下，消防員疲於奔命。 更危險的是，「救援期間敵人並沒有停止射擊，」哈爾基夫州國家緊急救難中心發言人葉夫亨．瓦西連科（Василенко Евген）表示，為確保救難人員安全，消防員要額外穿上防彈背心，加上原本的消防裝備，總重量達40公斤。任務警鈴響起到人車出勤得在60秒內完成。 救難難度也遽增。葉夫亨．瓦西連科指出，往常夜晚救難時，會照亮災區方便滅火與救人。然而，戰爭時期不能使用照明，「因為敵人會砲擊這些地方。」 記者採訪的單位是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基夫州(Kharkiv)的國家緊急救難中心。哈爾基夫東邊緊離俄羅斯邊境，市中心距離俄羅斯邊境只有短短50公里，等於是台北市到桃園市的距離。 戰爭期間，救災出勤數約1.5萬次。其中，因為俄軍攻擊而導致火災的出勤數約2500次，全由3500名救難人員共同分擔。「在戰爭開始最初的幾天裡，我們大約20次出動，每次都有受害者，也就是說一天可能有20次出動，」哈爾基夫州消防單位9號副隊長德米特羅·克里莫夫（Керімов Дмитро）表示，救難強度高且密集， 俄軍重創薩爾蒂夫卡社區 哈爾基夫州東北部的薩爾蒂夫卡社區（Saltivka）受戰火重創。社區中幾乎沒有一棟完好的房子。圖二／獨立特派員 記者實際走訪位在哈爾基夫州東北部的薩爾蒂夫卡社區（Saltivka），開車約50分鐘即可抵達俄羅斯邊境，該州三分之一人口居住其中。記者走在社區中，眼目所及沒有一棟完好的房子。 一位走在路上、滿頭白髮的奶奶，兩手拿著明顯裝著民生用品的塑膠袋，記者向前攀談。「2月24日開始，我們躲在這棟建築物的地下室裡，26日我的三房公寓所有窗戶都被炸飛，」76歲的他，獨居，唯一的兒子已過世，目前僅靠每月三千元的退休金(烏克蘭貨幣為赫里夫尼亞UAH)，以及政府補助被毀房子的2000元租金過活，折合新台幣約4300元，根本不夠付租金，目前僅能住在大樓的地下室，「在我這個年紀還要忍受這一切，太可怕了。」另一位坐在社區公園長椅上的老先生，52歲，他指著前方說:「望著東邊就可以看到飛彈從俄羅斯打過來，昨天也看到，現在沒這麼害怕了。」 坐在公園涼亭與朋友聊天的維多利亞，3月4日緊急撤退，再回來時，昔日乘載歡笑的家園全毀。他帶著記者來到一棟被燒毀的大樓，一層一層的走上12樓，每走上一層，他的抽咽聲就越大。進入被大火吞噬得焦黑又昏暗的室內，他依舊認得出哪間是兒子、母親與父親的房間。「我52歲，本來有一個家，現在卻成了流浪漢，」維多利亞說。 除雷工兵需求急升 清除地雷與未爆彈的雷需求激增。圖三／哈爾基夫國家緊急救難中心提供 薩爾蒂夫卡社區受俄軍攻擊，區內有些許未爆彈，恐將造成二次傷害，因而清除工作相當急迫。由於烏克蘭境內有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地雷與未爆彈，因此國家緊急救難中心除消防部門，也設有除雷小組。 此次戰爭，除雷工兵面臨極大考驗。葉夫亨．瓦西連科表示，「40%的哈爾基夫州，超過120萬公頃的領土曾被占領，結束占領後可能埋有地雷，為了快速排雷，需要大量的工程設備與工兵。」 除了人力需求，救難設備需求也一併激增。葉夫亨．瓦西連科指出，一年內損失了50台消防設備，「其中10台被完全摧毀，有些車輛被敵人偷走，大約40台車輛受損但後來被修復。」 所幸各國伸出援手，從不同國家捐贈超過2百台的消防設備。 百分百自主的醫院 無避難室的醫院，人們只能在走廊休息，相當危險。圖四／安東．多夫霍波爾提供 這場始料未及的戰爭，讓烏克蘭人措手不及，包括醫護人員。「沒有為戰爭做具體準備，因為所有人都相信入侵他國是不被允許的，這是國際社會的常理，」基輔州伊爾平市中心醫院院長安東．多夫霍波爾（Антон Довгопол）說。 伊爾平市（Irpin）位於基輔市中心西側，部分地區曾被俄軍占領。安東．多夫霍波表示，恰逢烏克蘭進行醫療改革第三年，因此醫院有做一個月的醫藥物資儲備，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因應戰爭。 「醫療機構必須百分百獨立自主營運，」安東．多夫霍波爾在採訪過程中，不斷強調這一點，因為敵軍攻擊所有基礎設施，包括水、電、通訊、汙水系統等。 「所有醫院的協力廠商都不會一如往常的運作，」安東．多夫霍波爾邊說邊拿出手機給記者看一則影片，影片中，安東．多夫霍波爾跟同事將車上的屍體搬運到挖好的墓地埋葬，「因為太平間有67具屍體，沒人來帶走他們，消防員、警察、任何人都不會來，只能靠自己。」 另外，各種大量消耗的藥品，包括麻醉藥、抗生素的備用量都要足夠，血液亦是。醫師方面，需要大量的外科、神經科、麻醉科醫師，其他科醫師則協助急診部進行分類、初步評估與判斷傷患。安東．多夫霍波爾也隨身攜帶無線電對講機，網路通訊中斷時，仍能坐鎮指揮。 另一個醫院必須自主的項目是避難設施。部分烏克蘭醫院並沒有地下避難室，或者地下室都拿來裝雜物，「當我們被砲擊時，沒有人躲藏，每個人都留在樓上並提供醫療援助，我可以說，從很多方面來看，我們很幸運能夠完全存活下來，」安東．多夫霍波爾說。 但生命不能只靠運氣。安東．多夫霍波爾認為，醫院建立自主營運的時間只需三個月，但因為戰爭時期太過混亂，醫院花了一年解決。 救難人員凝視死亡的壓力 基輔州伊爾平市中心醫院院長安東．多夫霍波爾從未想過在白袍外穿上軍衣。圖五／安東．多夫霍波爾提供 安東．多夫霍波爾接受記者採訪時相當忙碌，一方面電話接不停，一方面又能有條不紊的回答記者問題。直到記者問:「您一直都很冷靜面對所有狀況跟問題，有沒有哪一刻你覺得快撐不下去了？」安東．多夫霍波爾笑了笑回復:「當醫院營運完全恢復時，我開始無法承受壓力。」 在戰火最猛烈的時刻，大家只有一個想法：活下去。安東．多夫霍波爾表示，90%的醫院員工都返回工作崗位，「他們沒撤離、沒回家，反而來到醫院幫助需要他的傷患。」 然而，當一切都開始步上軌道後，夜深人靜時，「開始回憶過去每一日看到的破壞與死亡，我看過人被坦克、汽車輾過，也看過狗在吃路上的屍體，你的心因為這些湧出的記憶受到重創，以至於你忘了現實。一個從未直視死亡的人，永遠不能真正理解死亡是什麼。這在你生活中留下一個不可逆的痕跡。」安東．多夫霍波爾說。 戰爭期間，哈爾基夫州有28名救難人員受傷、4人殉職、3名工兵殉職。 這些烙印在心中的死亡，消滅不了救難人員的心志。「永遠不可能適應，每次出勤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每個人當然都會害怕、會畏懼；但大家都明白民眾需要我們。我們必須完成這個任務。因為除了我們 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助他們，」德米特羅·克里莫夫說。（※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 

00:00〈救難員〉 獨立特派員記者在9月份前進烏克蘭，造訪首都基輔市，走過震驚世界的大屠殺事件之地-布查市，還有布查市隔壁同樣遭受俄軍摧殘的伊爾平市，以及緊鄰俄羅斯邊境的哈爾基夫州。我們想帶觀眾看到，大敵當前，城市裡的每一個人如何起身應戰。 第一線的救難人員，包括消防員以及醫護人員，他們在敵軍攻擊的同時，還要執行救援任務，因此消防人員必須穿著防彈背心等裝備，再加上原來的消防設備，總重量達四十公斤。他們如何在前線面對這麼大的挑戰？ 11:17〈消失的生命〉 戰火無情，城市中，有些生命被迫消失，但這些被消失的生命，有一部分是被俄軍綁架擄走。俄軍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呢？獨立特派員採訪被俄軍綁架擄走的倖存者，現身說法。 25:47〈戰火笑靨〉 即便戰爭如此沉重，但在採訪過程中，有一群人，常常以美麗的笑容回應獨立特派員的鏡頭，就是孩子。為了守護孩子的笑靨，烏克蘭政府在制度跟軟硬體上，做了很多努力。 36:16〈戰地記者〉 城市裡，有一群傳遞戰爭消息的人，那就是新聞記者。特別的是，烏克蘭記者報導新聞時，自己本身就是新聞事件的當事者。尤其在極度希望自己國家贏得勝利的情緒下，新聞記者如何不成為國家大外宣工具，繼續堅持中立、客觀的新聞室準則呢？ 44:51〈政治人物〉 戰爭之下，除了前線，其他民眾、各行各業都得照常過日子，如何讓整座城市在戰爭威脅下仍然正常運轉，是政治人物的責任。非常時期下的政治領導人，得有什麼樣的特質與思維？

台灣第一座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去年在各種壓力下熄燈休館後，在11月26日重新開館。暫別一年後，新館以性別暴力防治暨人權教育基地的定位重新出發。我們透過鏡頭帶您走訪這座博物館，看看博物館有哪些別出心裁的展出方式，以及未來要努力的倡議內容。

國內致力提升婦幼人權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從1992年設立慰安婦申訴電話以來，就針對台灣慰安婦阿嬤展開調查及對日求償運動。不過，因為事件發生久遠，加上慰安婦阿嬤們隨著時間病弱凋零，慰安婦人權議題在台灣倡議並不容易。 一直到2016年婦援會才成立國內第一座以慰安婦人權運動為基礎的實體博物館「阿嬤家」。不過去年，因為財務及疫情等壓力，營運四年的阿嬤家不得不熄燈休館，休館之前，婦援會特地召開記者會，強調熄燈不代表結束，而是另一個里程的開始。

在極度管制的國家機器中，中國的人權問題，幾十年來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有一群獨立紀錄片導演，冒著生命危險，用影像記錄現在的中國人權現況，以及55年前的大饑荒。 沒有金錢奧援、沒有播映管道、很少人關心，這群獨立紀錄片導演，生活困頓，甚至有些被歸類為遊民。中國紀錄片導演朱日坤與胡杰是有理想的知識菁英，主動記錄中國國家體制的問題，以《查房》與《星火》這兩部影片，用鏡頭替人權發聲

在戒嚴年代，有個美國人梅心怡做過台灣人權救援工作，他來台灣學中文，認識彭明敏、李敖後才知台灣當時政治的黑暗面，因此他暗暗的建立起與外界連結的情報網，找美國朋友和世界人權機構支援台灣政治犯，和艾琳達一樣，可說是關懷台灣民主運動最早的國際友人，他一度被限制來台，最終還是因為對台灣民主有貢獻，拿到了永久居留證。 去年以古稀之齡他參加太陽花學運，遭到警方起訴，後來到醫院檢查確定罹患了間皮癌，知道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五月底他辦了一場特別的音樂會，預先和朋友告別，上星期6月8日凌晨他真的走了，留下了台灣自由的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