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轉型正義首例－杜銘哲追尋「家」的答案

結論先講

那個被消失的人以及籠罩在兩代間的白色恐怖

杜銘哲出生時，他的父親杜孝生正在大埔開設診所行醫。作為鄒族的第一位醫師，多年過去，當地長輩依然記得他的身影與付出。

村民以「番仔醫生」稱呼他的父親，但成長過程中，杜銘哲與鄒族文化幾乎沒有連結。父母對他說日語，同輩習慣以台語交流，在求學過程中則學習國語。使他在身分認同上難以定位，也因此踏上追溯父親故事的旅程，近年來更搬到阿里山居住，試圖尋找家的感覺。

「成長的過程會不斷地回去山上找問題—為什麼我們家會離開阿里山？爸爸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因為爸爸不會講，可是回去也沒有答案，因為知道的人不會說，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45歲以下鄒族人都不知道杜孝生這個人，他就被消失掉了。」

「被消失」正是杜孝生一生當中最大的恐懼。1952年，阿里山發生白色恐怖時期的原住民代表性案件「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污案」，杜孝生遭保安司令部以「貪污」定罪入獄，出獄後因官方羅織的罪名，使得杜孝生再也無法立足部落，只好帶著妻小離開阿里山。

「我一想到我父親，從那個事件關出來之後到大埔，他也勢必會經過滿大的轉變過程。因為他只講日語跟族語，然後到大埔，就要講台語跟國語。我可以想像我父親，那個時候應該也三、四十歲，除了陌生的環境以外，是一個新的時代。從日據時代變成國民政府，然後又完完全全離開了鄒族的生活圈，不能回去。所以他非常孤立，其實我自己也有那種感覺，就是很孤單的感覺。我現在雖然在阿里山，可是我也是有距離，我沒有家。」

微弱火光照路 杜銘哲開啟為父平反之路

白色恐怖的創傷與陰影，彷彿代代相傳。身為政治受難者二代，杜銘哲在追溯這段歷史的過程中，充滿孤獨與迷惘，更一度難以理解父親因白色恐怖所承受的沉重傷痛。

「青春期的時候，社會運動已經開始了，國民黨的專制，因為黨外、社會運動越來越開放。為什麼我父親還要用這樣卑微的方式活著？但當我開始平反的路程之後，我才漸漸理解父親為什麼會這樣。」

2016年，杜銘哲以政治受難者的身分，在模擬憲法法庭上訴說杜家兩代的苦難。他更積極參與各類人權活動，讓更多人理解原住民族在多次政權更迭下，受到的不平等和歧視。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簡稱促轉會〉成立後，他為父親的案件提出聲請，希望能重啟調查。

等了超過一甲子，杜孝生終於獲得平反。2020年促轉會認定所受有罪判決構成「司法不法」，決定撤銷刑事有罪判決。這起案件是促轉會撤銷判決中首例涉及原住民身分者，成為了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重要指標。

「可以走到這一步，就是集合這麼多微弱的火光，我跟著這些火光一起努力，所得來的一個成果，我覺得最大的欣慰是—父親的名字在鄒族重新被看見。」

一生漂泊不曾落腳 家的歸屬在何處？

然而，即使成功為父親平反，杜銘哲對於「家」的歸屬感仍然難以尋得。他決定和父親一樣，搬離阿里山，在山下遙望那片既熟悉又疏遠的家。

杜銘哲擁有與父親相同的族名—voyu tosk，兩位有著雷同的生命軌跡，一生在不同的地方漂泊，不曾真正落腳。

「我一輩子流浪外鄉，也難過了一輩子，可是對故鄉的思念絕不會消滅，而且越久越想念。」

轉型正義，或許就像一道微光，稍微點亮了歷史中灰暗的縫隙，也為受害者家屬帶來了一絲溫暖，但白色恐怖的痛楚，卻永遠在他們心中隱隱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