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 羅興亞難民逃往馬來西亞 教育能否順利銜接？ Isaac是欽族人，擔任學習中心的英文教師，十年前母親先來大馬工作，將年幼的他與弟弟委託給祖父母，祖孫一起前往印度，避避風頭。 回想起當年逃往馬來西亞的過程，Isaac說道：「媽媽在馬來西亞是難民，住了十多年。因為我們年紀太小，沒辦法用非法方式跨過國界。當我們滿十八歲的時候，回到緬甸，經由機構幫助走地下路徑，才來到馬來西亞。」 緬甸羅興亞人，不是緬甸唯一受壓迫的族群，欽族、克欽族、克倫族、其他緬甸少數民族，也有不少人逃往馬來西亞。 Isaac坦言，欽族的人只要成年，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恐怖分子。這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是想要受教育。 除了基礎學科教育，為了方便學生未來能前往第三國家，像是歐美等國繼續進修。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也提供劍橋大學創立的–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課程，讓學生有望無縫接軌。 不過，如果學生無法獲得前往第三國家的機會，他們讀完中學之後，很難再繼續就學。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表示，學生獲得了證書，但讓他繼續深造是相當困難的，要上當地大學，對在馬難民來說是一個挑戰。 由欽族難民聯盟ACR創辦的學習中心，教室裡的學生認真算著數學，用英文教授科學、數學等科目。(圖/獨立特派員) 軍警難民身分審核嚴格 等待庇護長路漫漫 正在等待難民證的人之中，有不少緬甸公務員。2021年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緬甸公務人員，包含警察、軍人，不滿軍政府的作法。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務人員，將近三分之一的軍警，參與這項「公民抗命運動」。 運動之後，他們逃亡國外，而軍警身分，成為他們拿到難民證的阻礙。比起一般人，軍人與警察更難拿到難民身分認定，也更難被第三方國家收留。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澳洲、加拿大、美國都會很謹慎，要確保軍警難民在緬甸沒有犯過違反人道的行為。比如說，他們鎮壓學生運動的時候，有沒有打死過人等等，都要很清楚地去確認，所以那種面談都是很久的。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會先跟難民諮商，了解他們的狀況，再評估治療方式。黃詩筠的病人中，十個就有超過六個出現過自殺的念頭。(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數量日漸增加 心理健康狀態值得關注 龐大的壓力與創傷，幾乎是難民共同的經驗，對於難民來說，從母國被迫逃往馬來西亞，是第一次的創傷。緊接著，還得面對不安穩的就業環境以及隨時被遣返的壓力，造成二次創傷。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悲傷道出：「回望過去幾年，有非常多的人自殺而死，就像你知道的，難民的生活是非常挑戰的。」 心理健康的問題除了依靠社群與宗教的支持之外，還得仰賴正規醫療。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坦言，要難民去透露自己的故事、內心世界，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是信任的問題、語言的問題，加上很多心理困擾，不是輕易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 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緬甸難民湧入大馬，難民議題要如何解？2023年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這件事，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由於東協無法干預他國內政，加上東協國家有各自的人權問題，只能象徵性宣示。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認為，東盟把緬甸開除、凍結它的會籍，對緬甸來講，它就等於是完全靠攏中國，東盟也不希望它完全靠攏中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東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凍結它的會籍也不是，開除它也不是，你不開除它，它確實一直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 隨著緬甸軍政府的統治狀況每況愈下，未來前往馬來西亞的難民也會越來越多，如何讓難民獲得更好的安置，成了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隨著緬甸軍政府的治理不佳，前往馬來西亞的緬甸難民越來越多，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 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緬甸難民困境有解方嗎？

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從緬甸逃來的羅興亞難民，他們在馬來西亞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業、就學的權利。因此他們只好自力救濟創辦學校，希望孩子們也能繼續求學。不過歷經疫情重創，許多羅興亞難民面臨失業困境，孩子也失學，這些流亡的羅興亞人該怎麼走下一步？ 在馬難民不具公民身分 生活將遭遇哪些困境？ 根據聯合國2023年的統計，在馬來西亞的羅興亞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約有十萬多人。但即使羅興亞人向聯合國登記尋求庇護，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沒有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及議定書》，他們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學、就學，以及低價就醫的福利。 來自緬甸的學生不能就讀馬來西亞當地的學校，往往父母去工作，孩子只能在街上遊蕩，於是校長Hashim創辦這所宗教學校，讓他們能繼續就學。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談起創辦學校的起源，是因為和這些孩子的互動過程中，讓人感覺他們沒有禮貌，也不會尊重大人，不懂談吐禮儀。 有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因此除了授課，Hashim還提供部分學生的餐食與住宿。學校牆上的櫃子裡，裝滿孩子的家當，課桌椅一收，這裡便是孩子過夜的地方。 由於在馬難民人數太多，要獲得難民身分必須得等，在這之前就得忍受被抓、被遣返的風險。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坦言，難民署根據社區組織的推薦，安排註冊面談，光是這個過程就可能要等上一、兩年。然後正式註冊以後，還要再等甄別難民的面談，搞不好也是一兩年、兩三年的時間。真的能夠順利被安置至少要五、六年以上。  剝一袋洋蔥可以獲得5元馬幣，相當於35元臺幣，一天可以剝4到5袋，提供給市拉央市場的業者。(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生計遭疫情重創 封城後頓時沒飯吃！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就業機會，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跟妻子創辦裁縫班供小朋友就讀，學習打版、裁縫。 女性難民相較於男性，更難找到工作，多了一個技能，就多了生存的機會。羅興亞人的文化中，有女性早婚的傳統，早早嫁作人妻，如果不幸離婚，也容易失去經濟能力。 學生在裁縫班學會的裁縫技巧，恰巧在疫情的時候派上用場。 裁縫班教師Khimmarwim表示，封城的時候，生活開始有困難，學校又關閉，那時候課程有中斷一下。開學的時候，學生在路上看到他會說謝謝，說用老師教的裁縫技術，在口罩工廠得到工作，也會在裁縫店幫忙，因為這樣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然而疫情來臨，難民比起一般公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曾任職於非政府組織的張安翔在疫情期間參與製作紀錄片《疫情下·活著》，記錄下疫情期間，前線醫護人員、貧困社群、外籍移工以及難民等如何面對疫情的考驗。 前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MyCARE研究和協調員張安翔說明，難民普遍上在馬來西亞都是有工作才有收入，所以在疫情期間有好幾個月的行動管制令，導致難民不能工作，然後媒體又報導他們是感染群，所以這一群人真的是頓時沒飯吃。 疫情之後，有的家庭選擇提早讓孩子擔起經濟重擔，這也讓學校面臨招生困難。整體經濟環境不好，也讓學校收到的捐款越來越少。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坦言，疫情過後，學生少了好多。學生少了，學校經費也有困難，以前經常援助的善心人士也沒來，經費少了。 Sahmila原本是難民學校的學生，爸爸因為意外住院，Sahmila的媽媽為了撐起生計，在家裡擺了小攤子，他只好休學，在家裡幫忙顧攤子。(圖/獨立特派員) 疫後缺工潮湧現 致使難民生活漸回正軌 疫情之後，難民的工作機會持續受到影響，為了保障多數當地人的工作權益，越來越多雇主不敢雇用難民。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馬來西亞政府一直在製造難民沒有權利工作，所以很多雇主很害怕，擔心會遇到問題，所以就不雇用難民。但還是很多人會雇用，因為很依賴勞工。特別是疫情過後，移工輸入的程序很緩慢，所以各行各業都需要人，尤其是餐飲業。 疫情之後，大家的生活重新步上軌道，但對於難民來說，重新回到生活正軌上，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

疫情之後，人們的生活慢慢回到正軌，不過有一群人，想要重新回到原有的生活卻是困難重重。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從緬甸逃來的羅興亞難民，他們在馬來西亞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業、就學的權利。 因此他們只好自力救濟創辦學校，希望孩子們也能繼續求學。不過歷經疫情重創，許多羅興亞難民面臨失業困境，孩子也失學，這些流亡的羅興亞人該怎麼走下一步？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今年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中指出，因為衝突、迫害等因素而流離失所的人數，在2016年高達6560萬人，不但比2015年增加了30萬人，人數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在台灣不是沒有難民來台尋求庇護，2002年行政院研考會就決議要建立難民庇護制度及制定難民法，2005年提出難民法草案，整部難民法只有17條條文，是一部相當迷你的草案，2016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 不過到現在難民法一直沒列入優先法案，遲遲未能三讀，也讓來台尋求庇護者無法有法源依據得到居留或幫助。 過去來台尋求庇護的大部分是中國或西藏人士，最近幾年國內人權團體發現，尋求庇護的歐亞非面孔增加了，不過因為法令的限制，救援工作反而比過去更難進行。

這兩年恐怖攻擊和超過百萬的敘利亞難民湧入，讓歐洲各國面臨巨大挑戰，歐盟雖然和土耳其達成難民遣返協議，但這一波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口移動，已經對整個歐洲帶來既深且遠的影響。 如果有選擇，沒有人想成為難民，敘利亞的民眾逃離戰火，千里跋涉來到歐洲。因為德國總理梅克爾一開始敞開大門的政策，大部分的難民幾乎集中在德國，然而宗教文化的差異及大量難民所帶來的政治經濟效應，卻也對德國帶來極大的衝擊。難民議題後來成為德國極右派政黨操作的工具，也讓梅克爾腹背受敵，一起來看看難民的抉擇所帶來的挑戰。

人權和人道是歐盟各國處理難民議題的首要原則，然而大量湧入的難民缺乏流暢的安置及後續生活安排，不只讓主要難民收容國德國奧地利等政府面臨許多挑戰。對這些跋涉千萬里，遠離家園的難民們，怎麼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展開新生活，克服內心的徬徨和恐懼，更是件不容易的事。 無論年紀大小，他們都必須學習新語言和適應不同宗教文化的生活方式，試著融入新的社會，等於整個人生砍掉重練。難民們面對的並不只是逃離戰火進入夢想之地一廂情願的美好，更多的恐怕是真實環境和現實壓力的許多衝突與不安。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政府的資源，大量NGO組織及志工的陪伴和投入，則是減緩難民潮壓力的重要黏著劑，一起觀察歐洲各國難民安置的不同經驗與挑戰。

整個世界的時空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在恐懼的總和歐洲的難題系列報導中，我們試圖從巨觀與微觀、 當下與歷史的視角，來深入探討每個時代面臨的不同難題。而人心及政策如何選擇與面對，則是能否翻 轉困境的重點。我們要帶您到奧地利和斯洛伐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難民潮的挑戰。 歐洲經歷過幾次難民潮，特別是1950及60年代，匈牙利十月革命及布拉格之春時，都有大量難民前往奧地利尋求庇護，也讓奧地利安置難民經驗豐富。然而這次敘利亞的百萬難民潮，卻因為歐盟的政策分歧，讓奧地利訂下收容難民上限，甚至派軍隊駐守邊界，徹底挑戰無國界的申根公約。而東歐各國如斯洛伐克反難 民立場堅定，也反映歐洲國家在人道人權和國家利益間的拉扯與矛盾。

歐盟和土耳其的難民遣返協議生效了，許多在希臘邊境的敘利亞難民被遣返回土耳其，難民群起抗議，聯合國難民署也譴責歐盟和土耳其的協議程序不成熟，不過在此之前，別忘了已經有上百萬的難民進入歐洲，特別幾乎都集中在德國，這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口移動。 如果有選擇，沒有人想成為難民，敘利亞的民眾逃離戰火，千里跋涉來到歐洲，然而宗教文化的差異及大量難民所帶來的政治、經濟效應，卻也對德國帶來極大的衝擊，來看看難民的抉擇所帶來的挑戰。

恐懼的總和系列報導最後一集，我們要帶您到奧地利和斯洛伐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難民潮的挑戰。歐洲經歷過幾次難民潮，特別是1950及60年代，匈牙利十月革命及布拉格之春時，都有大量難民前往奧地利尋求庇護，也讓奧地利安置難民經驗豐富。 然而這次敘利亞的百萬難民潮，卻因為歐盟的政策分歧，讓奧地利訂下收容難民上限，甚至派軍隊駐守邊界，徹底挑戰無國界的申根公約。而東歐各國如斯洛伐克反難民立場堅定，又即將在七月輪值歐盟主席國，未來歐盟難民政策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