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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31日前民進黨黨工於個人臉書發文控訴性騷擾事件後,其他領域受害者陸續站出來,忍著傷痛揭開瘡疤,造就一場台灣版MeToo運動。被指控性騷擾的加害者,並非刻板印象中的地痞流氓,反而是有名望地位或專業學識者,令社會大眾譁然。性騷擾成因,不能只看加害者本身,而是一整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性與身體界線建立起的文化與價值觀,在這個共犯結構下,恐怕沒有人是局外人。

5月31日一則控訴性騷擾的貼文,開啟了台灣版的#MeToo運動。(圖1/獨立特派員)

浪尖上的#MeToo運動

5月31日民進黨陳姓前黨工自述受到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的台詞「我們不要就這麼算了,好不好?」鼓舞,在臉書上發文控訴2022年9月間,被民進黨長期合作的導演,在執勤回程的車上撫摸其後頸 下巴、肩膀以及胸上。他向時任民進黨婦女部主任許嘉恬反應,得到的回應是「你當下為什麼不跳車?我不懂,你怎麼沒有叫出來?」

此文引發政壇譁然!隔天,民進黨召開記者會表示「終止與加害人的一切合作」。副總統、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也公開為「未能及時妥善處理」致歉。

但雪球越滾越大。6月2日第二位民進黨陳姓前黨工也社群發文指控,部門同仁對其摟腰、摸臀、偷親臉頰等,即便明確拒絕,加害者仍無收斂之意。向上級反應後,得到的回應是「你給人家燒到整懶趴火,還關門說要保持距離,誰不把這個門撞開」。

接著,陸續有受害者站出來指控性騷擾案件,從政治圈開始,延燒到社運圈、公部門、校園以及演藝圈,包括黃子佼、宥勝、許傑輝等人都出來道歉,許傑輝更宣布退出演藝圈。

這些受害者並非大眾刻板印象的地痞流氓,反倒在其領域上有學識專業或社會地位的人士,令人跌破眼鏡。隨著受害者陸續站出來忍痛揭瘡疤,造就了這波#MeToo運動。人數之多,有網友建置「ME TOO TAIWAN 性騷擾資料庫」,收錄此波被爆出的性騷案件新聞,網站寫明目的是「希望這些資料可以在新聞熱潮過後還能留著,還可以很容易被找到」。

「整個MeToo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在展示的是權勢這件事情,對於性暴力的被害者有多大的壓迫,」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吳姿瑩於記者會上表示。

究竟壓迫有多大?壓迫從何而來?

為何沉默?

校園性騷擾事件有校安通報機置,由教育部統計數據。非校園非職場的性騷擾事件,例如街上隨機犯案,通常會報警,由衛福部統計數據。職場部分,則有勞動部「工作場所就業平等調查」統計。

職場性騷擾為申訴比率近五年都高居75%至81%之間。(表1/獨立特派員)

根據統計(表1),職場性騷擾未申訴比率近五年高居75%至81%之間,換言之,有七到八成受害者是沉默的。原因呢?統計顯示(表2),49.3%當開玩笑不予理會;另外,包括「擔心失去工作」、「擔心調離原職」合計有17.9%;「擔心閒言閒語」、「擔心二度傷害」合計為12.5%。

職場性騷擾為申訴比率近五年都高居75%至81%之間。(表2/獨立特派員)

這些「擔心」並非瞎操心。頭兩位打破沉默的受害者、前民進黨黨工指出,向上反應後的回應都是「檢討受害者」。6月2日爆出高雄市消防局政風室的性騷擾案件,受害者接到視察的「關心」電話:「您現在心情好嗎?聽說你那天把事情鬧很大。」

翻看社群留言:「你明知對方已婚,自己要上人家車」、「他沒有限制你的行動,你隨時可以下車」、「不走法律提告報警、要用公審廠商的方式,感覺也太善用父權紅利了?」、「不立刻勇敢表達或者反抗、甚至報警提告,而在許多年後才出面指控,到底是什麼邏輯?」、「我很懷疑你在這個時間發文的用意??大選都快到了」這些留言反映出社會有一個性暴力的「完美受害者想像」。

「他喝酒了嗎?他是出於自願的嗎?他有沒有強力反抗?他有沒有符合我們腦中受害者那個以死相抵,最後不成,只好就範的形象?」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念萱指出,「完美受害者想像」忽略了性騷擾最重要的成因之一「權勢」,「當受害者的考績、職業分配全權掌握在加害者手裡時,形成上對下的權力關係,正是所謂的『權勢性騷擾』。」

方念萱進一步解釋,加害者的「權勢」會在職場空間中形成一個對性騷擾默不作聲的「敵意環境」。「敵意環境就是在這個環境中,鼓勵什麼、不鼓勵什麼,」當周遭環境都用「他只是關心你」、「他只是比較疼愛你」這種輕鬆語調回應時,身在其中的勞工們便了解到「性騷擾受害者的抗議會被用說教或安慰的方式化風險於無形,」大家學到的是走而避之,避不了就隱忍,久而久之,形成一個沉默的默契。

這樣的權勢性騷擾與敵意環境同樣發生在校園中。

「很多學生發生性平事件,是不敢說不敢講的」南投特殊教育學校老師、也是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的王柏元指出,學生偵測到不鼓勵情感教育、甚至壓抑談情說愛的校園氛圍,一旦發生性平事件,「會被老師罵」、「老師不會站在我這邊幫我處理」是很多學生的膝反射。更不用說如果加害者是師長,學生更是啞巴吃黃連。

理解性騷擾加害者成因,有助於解少此類狀況,並且帶來真誠的道歉。(圖2/獨立特派員)

理解加害者的重要性

性騷擾加害者,又稱為性騷擾行為人。之所以成為行為人,「有文化、有社會、有家庭還有他的人格特質,整個形塑出來的,」擁有15年資歷的諮商心理師王嘉琪,長年輔導性暴力行為人,他指出,行為人成因相當複雜。

諮商輔導的過程,需要協助行為人回顧生命經歷,抽絲剝繭地覺察出自身性暴力的原因、動機、目的,「幫助他理解自己,因為理解帶來覺察,覺察帶來的改變,帶出來的道歉才比較真誠。」王嘉琪強調,理解行為人並非「認同」行為人的所做所為。

性騷擾與身體界線。(表3/獨立特派員)

如何協助行為人覺察呢?首先,「性騷擾看的是行為人侵犯了哪個界線,」王嘉琪解釋,像開黃腔、談論性暗示的言語踩到性騷擾的聽覺紅線;視覺紅線部分,例如眼睛直盯對方性部位;肢體碰觸屬於觸覺紅線;嘲笑他人性別氣質,例如娘娘腔等,則可能踩到意識覺紅線。

第二步,是看行為人有無意識到自身的言行舉止是不對的。再來,帶著行為人梳理過往的成長背景,找出性騷擾言行的原因。

如此複雜的成因,可以解構成三大因素。

加害者成因一:父權至上價值觀

行為人成因之一是父權至上的價值觀。

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解釋,父權不是反對男性,亦非指父親,「父權體制是指以男性經驗為中心視角的社會結構與系統,」因此,以男性經驗來看,「被摸一下又有何妨」、「調侃一下而已」、「為了貞操名節、顧全大局,你就忍一下」、「如果不是你招惹為什麼就選你」等。

這種父權至上的價值觀,像空氣一樣成為再平凡不過的生活日常,影響到生活各個層面。

加害者成因二:媒體與社群

以綜藝節目為例,主持人時常以開黃腔作為節目效果,這看在王嘉琪眼中是危機,有樣學樣,「大家看著也覺得這沒什麼的話,有些人就不知道這類言行舉止會讓別人不舒服。」

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念萱,研究過2017年美國#MeToo浪潮,他發現浪潮抵達台灣時,「可能為了節目效果或娛樂效果,記者訪談時,會用一種揶揄的口吻問受訪者有沒有被對方MeToo,」MeToo變成開玩笑的代名詞,「無形中將暴力浪漫化跟娛樂化。」

尤其每當討論性暴力時,「人醜性騷擾,人俊沒煩惱」等揶揄言語不時出現,網路上甚至有「盆栽要剪,女人要扁」的說法,這類開玩笑果真無傷大雅嗎?方念萱觀察,「語言會形成一個秩序,甚至看在受害者眼裡,他們認知到不是開玩笑,其實是一個不會歡迎有人伸張自身經驗的環境。」

加害者成因三:家庭與學校教育

父權至上的價值觀也影響到家庭與學校教育。

王嘉琪分析,家庭的性別示範是重要因素,例如家中男性長輩們之間關於性的話題與調侃方式,都在形塑孩子對身體界線的觀念。甚至,「可能因為家庭社經地位較好、或自身條件佳的人,他經驗到自身擁有較大權力時,可能不覺得自己已經侵犯他人,」又或者,就是因為感受到自身擁有的權力,因而肆無忌憚侵犯他人來滿足性與權力的慾望。

職場如此,校園亦是如此。王柏元觀察,有些孩子「可能想藉侵犯他人的言行,建立起一種權力互動的關係,有可能是為了彰顯自己的男子氣概,也可能是為了滿足羞辱他人的目的。」

父權價值觀、媒體與社群以及家庭校園環境等因素環環相扣,不只形塑了性騷擾行為人,也讓所有生活在其中的大眾,成為姑息養奸的加害者,形成一個性騷擾共犯結構。

杜絕性騷擾惡習,大家都該學習身體界線、情緒表達、撤退能力。(圖3/獨立特派員)

打破共犯結構

打破共犯結構的第一道防線是教育。

王嘉琪認為,要帶著孩子討論身體界線與情緒表達。首先,學會評估雙方關係程度,不同程度的關係中,那些言行舉止是恰當的,如果不恰當該怎麼說。第二,學習表達不舒服的情緒,「如果真的沒辦法表達,就學習撤退的能力,先有離開當下狀況的應變能力。」

但誰來教呢?王嘉琪觀察,「其實很多大人也不知道怎麼教啊!」,大人雖然知道某些言行不恰當,但最多只懂喝止,「但孩子被禁止做而不做,跟知道為什麼不能做而不做,是兩回事。」

老師有能力教嗎?王柏元指出,師資培育過程中,性平教育是選修而非必修,許多沒修過性平教育課程的老師,一旦在教學現場遇到性平事件,很可能慌了手腳,甚至造成二度傷害。

其實教育部每年廣撒資源,包括座談會、教師研習會等培力老師,但成效好嗎?王柏元解釋,老師不想兼任行政的「行政荒」狀況嚴重,今年受過性平研習的行政教職員,可能下一年就不當了,長此以往,「其實大部分老師對性平事件處理還是一知半解。」

再者,王柏元觀察,老師跟學生的生命經驗差異很大,「大部分老師從小到大就是一個願意認真讀書的孩子,」這樣的老師要面對不同生長背景的學生,要打破同溫層「同理」學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在情感跟性教育上的落差尤其大,校園一味禁止學生談戀愛,得到的結果是「學生很可能會用一個錯誤的方式、隱匿的方式、檯面下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出事後,學生的反應就是不敢說,不信任學校會幫他。

因此,在個人責任之前,政府先有責任建立起一個可被信任的氛圍與機制。

「從三級預防開始,讓全校師生對性別事件是有概念的,包括如何應對、如何預防、如何同理受害者,」王柏元解釋,一定營造出「學校會幫你、會接住你」的氛圍與機制。

公共場合都需要貼上禁止性騷擾的標示,並寫上申訴管道與電話。此圖為飯店電梯旁的標示。(圖4/獨立特派員)

目前公共場合都被要求貼上「禁止性騷擾」的標語,上面寫有罰則、申訴管道與電話。方念萱進指出,這樣的宣示有其必要性,周知大眾「打破沉默的責任」在政府與主事機關,「如果把責任放在倖存者身上,等於又把一個沉重的負擔加諸其上。」

傷痛的#MeToo的經歷,不該是他人搬板凳吃瓜看戲的對象。(圖5/獨立特派員)

翻看網路留言,會看到「搬板凳吃瓜看戲」等言語,例如「卡」,意指卡位看戲;又如「還沒來得及買爆米花」、「喜歡你的爆料」等。這波#MeToo浪潮不該被娛樂化。那該如何看待呢?

「我們長到這個年紀,有沒有曾經在某一個時刻裡面,其實是冷眼旁觀,或是缺乏敏感度,以至於讓受害者或倖存者覺得他偵測到的環境是孤立無援的,我是這樣問我自己啦,」方念萱說。

這也是每個人都該捫心自問的題目。因為在性騷擾的共犯結構裡,沒有人是局外人。

(※邱惠恩 周明文 張智龍 鄭仲宏/採訪報導)
 

邱惠恩/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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