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31日前民進黨黨工於個人臉書發文控訴性騷擾事件後，其他領域受害者陸續站出來，忍著傷痛揭開瘡疤，造就一場台灣版MeToo運動。被指控性騷擾的加害者，並非刻板印象中的地痞流氓，反而是有名望地位或專業學識者，令社會大眾譁然。性騷擾成因，不能只看加害者本身，而是一整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性與身體界線建立起的文化與價值觀，在這個共犯結構下，恐怕沒有人是局外人。 5月31日一則控訴性騷擾的貼文，開啟了台灣版的#MeToo運動。(圖1/獨立特派員) 浪尖上的#MeToo運動 5月31日民進黨陳姓前黨工自述受到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的台詞「我們不要就這麼算了，好不好？」鼓舞，在臉書上發文控訴2022年9月間，被民進黨長期合作的導演，在執勤回程的車上撫摸其後頸 下巴、肩膀以及胸上。他向時任民進黨婦女部主任許嘉恬反應，得到的回應是「你當下為什麼不跳車？我不懂，你怎麼沒有叫出來？」 此文引發政壇譁然!隔天，民進黨召開記者會表示「終止與加害人的一切合作」。副總統、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也公開為「未能及時妥善處理」致歉。 但雪球越滾越大。6月2日第二位民進黨陳姓前黨工也社群發文指控，部門同仁對其摟腰、摸臀、偷親臉頰等，即便明確拒絕，加害者仍無收斂之意。向上級反應後，得到的回應是「你給人家燒到整懶趴火，還關門說要保持距離，誰不把這個門撞開」。 接著，陸續有受害者站出來指控性騷擾案件，從政治圈開始，延燒到社運圈、公部門、校園以及演藝圈，包括黃子佼、宥勝、許傑輝等人都出來道歉，許傑輝更宣布退出演藝圈。 這些受害者並非大眾刻板印象的地痞流氓，反倒在其領域上有學識專業或社會地位的人士，令人跌破眼鏡。隨著受害者陸續站出來忍痛揭瘡疤，造就了這波#MeToo運動。人數之多，有網友建置「ME TOO TAIWAN 性騷擾資料庫」，收錄此波被爆出的性騷案件新聞，網站寫明目的是「希望這些資料可以在新聞熱潮過後還能留著，還可以很容易被找到」。 「整個MeToo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在展示的是權勢這件事情，對於性暴力的被害者有多大的壓迫，」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吳姿瑩於記者會上表示。 究竟壓迫有多大？壓迫從何而來？ 為何沉默？ 校園性騷擾事件有校安通報機置，由教育部統計數據。非校園非職場的性騷擾事件，例如街上隨機犯案，通常會報警，由衛福部統計數據。職場部分，則有勞動部「工作場所就業平等調查」統計。 職場性騷擾為申訴比率近五年都高居75%至81%之間。(表1/獨立特派員) 根據統計(表1)，職場性騷擾未申訴比率近五年高居75%至81%之間，換言之，有七到八成受害者是沉默的。原因呢？統計顯示（表2），49.3%當開玩笑不予理會；另外，包括「擔心失去工作」、「擔心調離原職」合計有17.9%；「擔心閒言閒語」、「擔心二度傷害」合計為12.5%。 職場性騷擾為申訴比率近五年都高居75%至81%之間。(表2/獨立特派員) 這些「擔心」並非瞎操心。頭兩位打破沉默的受害者、前民進黨黨工指出，向上反應後的回應都是「檢討受害者」。6月2日爆出高雄市消防局政風室的性騷擾案件，受害者接到視察的「關心」電話：「您現在心情好嗎？聽說你那天把事情鬧很大。」 翻看社群留言：「你明知對方已婚，自己要上人家車」、「他沒有限制你的行動，你隨時可以下車」、「不走法律提告報警、要用公審廠商的方式，感覺也太善用父權紅利了？」、「不立刻勇敢表達或者反抗、甚至報警提告，而在許多年後才出面指控，到底是什麼邏輯?」、「我很懷疑你在這個時間發文的用意??大選都快到了」這些留言反映出社會有一個性暴力的「完美受害者想像」。 「他喝酒了嗎？他是出於自願的嗎？他有沒有強力反抗？他有沒有符合我們腦中受害者那個以死相抵，最後不成，只好就範的形象？」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念萱指出，「完美受害者想像」忽略了性騷擾最重要的成因之一「權勢」，「當受害者的考績、職業分配全權掌握在加害者手裡時，形成上對下的權力關係，正是所謂的『權勢性騷擾』。」 方念萱進一步解釋，加害者的「權勢」會在職場空間中形成一個對性騷擾默不作聲的「敵意環境」。「敵意環境就是在這個環境中，鼓勵什麼、不鼓勵什麼，」當周遭環境都用「他只是關心你」、「他只是比較疼愛你」這種輕鬆語調回應時，身在其中的勞工們便了解到「性騷擾受害者的抗議會被用說教或安慰的方式化風險於無形，」大家學到的是走而避之，避不了就隱忍，久而久之，形成一個沉默的默契。這樣的權勢性騷擾與敵意環境同樣發生在校園中。 「很多學生發生性平事件，是不敢說不敢講的」南投特殊教育學校老師、也是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的王柏元指出，學生偵測到不鼓勵情感教育、甚至壓抑談情說愛的校園氛圍，一旦發生性平事件，「會被老師罵」、「老師不會站在我這邊幫我處理」是很多學生的膝反射。更不用說如果加害者是師長，學生更是啞巴吃黃連。 理解性騷擾加害者成因，有助於解少此類狀況，並且帶來真誠的道歉。(圖2/獨立特派員) 理解加害者的重要性 性騷擾加害者，又稱為性騷擾行為人。之所以成為行為人，「有文化、有社會、有家庭還有他的人格特質，整個形塑出來的，」擁有15年資歷的諮商心理師王嘉琪，長年輔導性暴力行為人，他指出，行為人成因相當複雜。 諮商輔導的過程，需要協助行為人回顧生命經歷，抽絲剝繭地覺察出自身性暴力的原因、動機、目的，「幫助他理解自己，因為理解帶來覺察，覺察帶來的改變，帶出來的道歉才比較真誠。」王嘉琪強調，理解行為人並非「認同」行為人的所做所為。 性騷擾與身體界線。(表3/獨立特派員) 如何協助行為人覺察呢？首先，「性騷擾看的是行為人侵犯了哪個界線，」王嘉琪解釋，像開黃腔、談論性暗示的言語踩到性騷擾的聽覺紅線；視覺紅線部分，例如眼睛直盯對方性部位；肢體碰觸屬於觸覺紅線；嘲笑他人性別氣質，例如娘娘腔等，則可能踩到意識覺紅線。 第二步，是看行為人有無意識到自身的言行舉止是不對的。再來，帶著行為人梳理過往的成長背景，找出性騷擾言行的原因。 如此複雜的成因，可以解構成三大因素。 加害者成因一：父權至上價值觀 行為人成因之一是父權至上的價值觀。 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解釋，父權不是反對男性，亦非指父親，「父權體制是指以男性經驗為中心視角的社會結構與系統，」因此，以男性經驗來看，「被摸一下又有何妨」、「調侃一下而已」、「為了貞操名節、顧全大局，你就忍一下」、「如果不是你招惹為什麼就選你」等。 這種父權至上的價值觀，像空氣一樣成為再平凡不過的生活日常，影響到生活各個層面。 加害者成因二：媒體與社群 以綜藝節目為例，主持人時常以開黃腔作為節目效果，這看在王嘉琪眼中是危機，有樣學樣，「大家看著也覺得這沒什麼的話，有些人就不知道這類言行舉止會讓別人不舒服。」 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念萱，研究過2017年美國#MeToo浪潮，他發現浪潮抵達台灣時，「可能為了節目效果或娛樂效果，記者訪談時，會用一種揶揄的口吻問受訪者有沒有被對方MeToo，」MeToo變成開玩笑的代名詞，「無形中將暴力浪漫化跟娛樂化。」 尤其每當討論性暴力時，「人醜性騷擾，人俊沒煩惱」等揶揄言語不時出現，網路上甚至有「盆栽要剪，女人要扁」的說法，這類開玩笑果真無傷大雅嗎？方念萱觀察，「語言會形成一個秩序，甚至看在受害者眼裡，他們認知到不是開玩笑，其實是一個不會歡迎有人伸張自身經驗的環境。」 加害者成因三：家庭與學校教育 父權至上的價值觀也影響到家庭與學校教育。 王嘉琪分析，家庭的性別示範是重要因素，例如家中男性長輩們之間關於性的話題與調侃方式，都在形塑孩子對身體界線的觀念。甚至，「可能因為家庭社經地位較好、或自身條件佳的人，他經驗到自身擁有較大權力時，可能不覺得自己已經侵犯他人，」又或者，就是因為感受到自身擁有的權力，因而肆無忌憚侵犯他人來滿足性與權力的慾望。 職場如此，校園亦是如此。王柏元觀察，有些孩子「可能想藉侵犯他人的言行，建立起一種權力互動的關係，有可能是為了彰顯自己的男子氣概，也可能是為了滿足羞辱他人的目的。」 父權價值觀、媒體與社群以及家庭校園環境等因素環環相扣，不只形塑了性騷擾行為人，也讓所有生活在其中的大眾，成為姑息養奸的加害者，形成一個性騷擾共犯結構。 杜絕性騷擾惡習，大家都該學習身體界線、情緒表達、撤退能力。(圖3/獨立特派員) 打破共犯結構 打破共犯結構的第一道防線是教育。 王嘉琪認為，要帶著孩子討論身體界線與情緒表達。首先，學會評估雙方關係程度，不同程度的關係中，那些言行舉止是恰當的，如果不恰當該怎麼說。第二，學習表達不舒服的情緒，「如果真的沒辦法表達，就學習撤退的能力，先有離開當下狀況的應變能力。」 但誰來教呢？王嘉琪觀察，「其實很多大人也不知道怎麼教啊！」，大人雖然知道某些言行不恰當，但最多只懂喝止，「但孩子被禁止做而不做，跟知道為什麼不能做而不做，是兩回事。」 老師有能力教嗎？王柏元指出，師資培育過程中，性平教育是選修而非必修，許多沒修過性平教育課程的老師，一旦在教學現場遇到性平事件，很可能慌了手腳，甚至造成二度傷害。 其實教育部每年廣撒資源，包括座談會、教師研習會等培力老師，但成效好嗎？王柏元解釋，老師不想兼任行政的「行政荒」狀況嚴重，今年受過性平研習的行政教職員，可能下一年就不當了，長此以往，「其實大部分老師對性平事件處理還是一知半解。」 再者，王柏元觀察，老師跟學生的生命經驗差異很大，「大部分老師從小到大就是一個願意認真讀書的孩子，」這樣的老師要面對不同生長背景的學生，要打破同溫層「同理」學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在情感跟性教育上的落差尤其大，校園一味禁止學生談戀愛，得到的結果是「學生很可能會用一個錯誤的方式、隱匿的方式、檯面下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出事後，學生的反應就是不敢說，不信任學校會幫他。 因此，在個人責任之前，政府先有責任建立起一個可被信任的氛圍與機制。 「從三級預防開始，讓全校師生對性別事件是有概念的，包括如何應對、如何預防、如何同理受害者，」王柏元解釋，一定營造出「學校會幫你、會接住你」的氛圍與機制。 公共場合都需要貼上禁止性騷擾的標示，並寫上申訴管道與電話。此圖為飯店電梯旁的標示。(圖4/獨立特派員) 目前公共場合都被要求貼上「禁止性騷擾」的標語，上面寫有罰則、申訴管道與電話。方念萱進指出，這樣的宣示有其必要性，周知大眾「打破沉默的責任」在政府與主事機關，「如果把責任放在倖存者身上，等於又把一個沉重的負擔加諸其上。」 傷痛的#MeToo的經歷，不該是他人搬板凳吃瓜看戲的對象。(圖5/獨立特派員) 翻看網路留言，會看到「搬板凳吃瓜看戲」等言語，例如「卡」，意指卡位看戲；又如「還沒來得及買爆米花」、「喜歡你的爆料」等。這波＃MeToo浪潮不該被娛樂化。那該如何看待呢？ 「我們長到這個年紀，有沒有曾經在某一個時刻裡面，其實是冷眼旁觀，或是缺乏敏感度，以至於讓受害者或倖存者覺得他偵測到的環境是孤立無援的，我是這樣問我自己啦，」方念萱說。 這也是每個人都該捫心自問的題目。因為在性騷擾的共犯結構裡，沒有人是局外人。 （※邱惠恩 周明文 張智龍 鄭仲宏／採訪報導）  邱惠恩/編輯

自從一位民進黨前黨工，於5月31日在臉書上發文控訴性騷擾事件後，其他政黨、不同領域的受害者也紛紛站出來，忍著傷痛、揭開性騷擾瘡疤，造就一場台版MeToo運動。 性騷擾事件遍布各個領域，在這波MeToo運動中被指控的加害者，多是有名望、地位、或者有專業學識者，令社會大眾譁然。 我們想詢問，加害者為何敢這麼做？根據調查，七成到八成的的性騷擾受害者都選擇沉默、不申訴，又是為什麼？ 透過一層層探討後會發現，形成性騷擾事件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整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性與身體界線，建立起的文化與價值觀。在這個共犯結構下，恐怕沒有人是局外人。

為了培養年輕人利他關懷社會的素養，教育部推廣服務學習，希望孩子們能多參與社會志工服務, 並從中學習，而大學推甄入學也會參考學生的志工參與，沒想到這樣的美意卻造成服務學習的本質變了調，之前有醫學中心釋出志工名額，卻有許多家長為了替孩子升學加分，漏夜拿睡袋排隊來搶志工名額，也讓大家應該重新思考，究竟服務學習是為了升學加分還是讓孩子體驗真心幫助他人的熱情及動力 。  獨立特派員的記者到中東的以色列，發現他們光一個組織 就有六千名志工，這些不分年齡不分職業的充沛志工力成了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後盾，而當志工也早已融入以色列人的生活風格中，究竟他們是如何從小培養孩子們志願服務的精神呢？來看看他們志工力的管道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