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惠恩 周明文 許為庭 / 採訪報導 邱惠恩 / 整理報導 以保障勞工權益為職責的勞動部，卻發生公務人員因職場霸凌輕生的案件，導致前勞動部長何佩珊下台，引發總統賴清德與行政院長卓榮泰相繼鞠躬致歉的政治風波。其後，公部門職場霸凌案連環爆，這場職場霸凌#MeToo風波，除暴露出台灣職場霸凌無「法」管，也揭示公職制度與文化易成霸凌的溫床。公務員之死 2024年11月3日一名勞動部北分署吳姓公務人員在部內輕生。7日，部內同仁在Threads悼念並揭露吳員生前遭職場霸凌的狀況。其後，議員、立委、媒體紛紛爆料吳員長官、時任北分署長謝宜容荒腔走板的霸凌行徑，舉國譁然。 輿論促成勞動部於11月8日展開行政調查，19日報告出爐指出，整個北分署資訊小組僅吳員一人，並承接「智能就業服務系統」專案，導致長時間每日工作逾12小時；長官謝員亦咆哮貶低同仁，甚至曾對檢舉自身的案件質問查證告密人員。然而，調查結果是「認定謝員涉及職場霸凌且情節重大，」但對同仁工作上之要求「目的良善」，且「無法證明吳員有遭受長官職場霸凌之情事」。該份「目的良善」的調查結果引爆第二波輿論，時任勞動部長何佩珊下台，成為最短命的勞動部首長。前立委洪申翰接下勞長一職，展開第二次調查。 12月11日二次調查結果出爐，認定謝員領導方式已逾越業務上必要且相當之範圍，造成寒蟬效應，屬於職場霸凌。再加上就服智能專案是由謝員指派給非業務單位的資訊小組吳員獨自承辦，在沒有明確指示需求為何，又將預算調降至與所要求達成之功能不相當的金額，確認吳員遭受職場霸凌，輕生也與工作遭遇有關。 兩次調查報告主軸差異不大，結果卻截然而不同。「我認為在取證的深度、廣度一定有差別，」律師翁瑋指出，取證需要時間，第二次調查又立基在首次調查的基礎上，有助證據更趨完整。另一方面，「輿論會迫使主管機關用更加嚴格的標準審查事證。」 新任勞長洪申翰面對首次調查是否有政治高層介入包庇等媒體提問，從未正面回應。 霸凌無「法」管 勞動部吳員輕生案，暴露出職場霸凌在台灣無「法」可管。 無論是保障公職人員的《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簡稱安衛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還是保障勞工的《職業安員衛生法》(簡稱職安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其中「不法侵害」所指包括職場霸凌，但法律沒有進一步說明何謂職場霸凌。只有人事行政總處發布的「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有提到職場霸凌定義，「這段定義是引自新竹地方法院100年的判決」，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陳淑綸指出，沒有職場霸凌的法律定義，大家只好引用法院的說法。 目前職場霸凌案件，若非向外尋求司法途徑，就是內部申訴機制。私部門比公部門多了「勞工局」這個第三方監督機制，但謝淑綸解釋，《職安法》是規範雇主「預防」義務，勞工局並不介入案件實質調查，「如果公司內部調查SOP都做了，對勞工局來講，公司已經完成預防義務了。」「但內部調查大家又覺得會被吃案。」 勞動部第二次調查結果重複指出，謝員之言行營造出申訴也沒用的「寒蟬效應」，例如：「常跟部長通電話」、「署長是他師父，與署長很好」等。 另一方面，調查委員會的組成結構也是關鍵。第一次調查委員會有六位勞動部主管，兩位外部委員；第二次調查，四位外部委員，僅兩名勞動部主管。「外部委員比較可以避免人情壓力，」翁瑋分析，外部委員也可提供不同的視角，例如第二次調查著重寒蟬效應，以及不觸法卻不合理的手段、要求與言行，都可能構成不法侵害。 然而，公部門職場霸凌並沒有因為勞動部調查而結束。 體制潛藏霸凌因子 勞動部職場霸凌案爆出後，行政院、數發部等陸續被踢爆職場霸凌情勢，甚至衛福部調查後，有八案之多。根據統計(表1)，輕生為全體國人死因排名第十一，公務人員卻是第四名。公務人員報考人數也逐年遞減(表2)，與此同時，想丟掉鐵飯碗的離職人數逐年增加（表3）。 12月12日衛福部公布職場霸凌調查結果，政務次長呂建德會中表示，「從新冠疫情、公衛、長照、社政等業務都大幅增長」。指出事太多、人太少是造成公務體系長工時、壓力爆表的主因之一。 依照《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我國公務人員數量上限為十六萬零九百人，只有五類公務職位納入法定員額，近年陸續將公立學校、公立醫院職員等排除在五類公職員額。因此，只要成立新機關，「對既有公務員就是一場災難，」化名為黑圍巾的現職公務人解釋，總員額制度下，釋出多少員額，就要收回多少員額，並非民眾想的「又要聘很多米蟲。」但，公部門事有很多嗎？除了社會發展益發多元外，黑圍巾觀察，民眾期待「大而有為的政府」的思維，恐怕讓公務人員永遠不夠用。他舉例，警察、消防員接到電話就得出勤，就算電話那頭是有人吃壞肚子、切水果切到手要送醫院。「民主政府的義務有沒有界限？若什麼事情都要政府做，那得三分之二的民眾都去當公務人員！」 公部門人手不夠的因應之道就是聘約聘僱人員，若達該機關約聘僱預算員額5%的上限，就用業務費聘僱適用勞基法的約用人員以及委外承攬人員。如果事情還做不完，加班！不過，每月領取的加班費上限為20小時，專案加班時數上限可達80小時，一旦達到上限就會打假卡。機關內適用勞基法的約用與承攬人力則不在此限制內。「我就聽過高階主管抱怨適用勞基法的約用人員，周末有一天一定不能加班，不好用，正式公務人員比較好用，那言下之意不就是公務員可以剝削，勞工不能剝削嗎。」黑圍巾苦笑。 事多很可怕，冗事多更絕望。公部門常用人次、場次、比率等作為考核指標，但這不見得能有效推動政策目標，讓人民對國家變好有體感。「再也沒有比徒勞無功、沒有希望的勞動更可怕的懲罰了，」黑圍巾說，累是一回事，工作乏力更多是因為做太多無效益之事。那不滿意職場環境，公務人員能直接調職嗎？恐怕有難度 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理事長洪瑞壕，於2015年至2018年服務於衛福部疾病管制署，拿公費受訓得到採購人員的基本跟進階證照。2016年處理一項採購案時，有三家廠商不合格，但只針對一家廠商，「長官叫同事打電話給這家廠商來補件，叫我在開標事等廠商補件，」洪瑞壕回憶。 洪瑞壕認為這是違法補件，所以即便收下廠商補件資料，仍通知其不合格，結果收到廠商計畫主持人之一、時任立委的陳宜民，直接用立委辦公室名義發文「關心」為何投標不合格。其後，洪瑞豪在20個月內，毫無原因地被調動四份不同的職務，花時間不斷上手新工作，考績年年乙等。洪瑞壕認為，這根本不是職務歷練，但就算申訴，「只要他們說調動職務是長官權限，」也沒轍。 洪瑞壕熬過三年綁約期，投了五份履歷，面試時坦言乙等的原因，找到目前的機關職務，已算萬幸。因為公職考績有一潛規則，一個機關有2至3成的人必須考績乙等，所以會輪流。黑圍巾表示，同樣乙等，79分可能就是運氣差輪到，78分以下就會被工作能力有問題，「所以主管看你不爽，打78分以下，等於宣告你公務職涯死刑。」 洪瑞壕等到離開疾管署，熬過新冠肺炎疫情，在去年跟今年循司法途徑，告發機關圖利罪，全案已進入司法調查。 翁瑋表示，勞基法十之一條及所謂調動五原則，對職務調動比較有明確規範。但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公部門，需要自行找職缺，並經主管同意才能調動，除非不幹最大，所以在難以離開職場環境的體制下，易滋生霸凌。「有個例外，如果找到升遷職位，基於不擋升官路的原則，主管就得放人，」黑圍巾笑說，有些可怕的主管就這樣成為大家升遷的「加速器」。 職場霸凌入法 無論是立職場霸凌專法，還是修職安法並納入公務人員，各界共識皆是台灣必須有職場霸凌的法律明確定義及霸凌樣態，避免莫衷一是的狀況。 翁瑋建議，申訴機制的保密原則也需入法，尤其打聽、詢問，甚至要求口徑一致等言行，「都是在挖掘真相的重要障礙，所以勢必要明文禁止。」 蒐證方面，分為人證與物證，翁瑋提醒，有沒有人在場、有沒有人聽到與知道，都是重要人證來源；物證方面，包括錄音、郵件、社群以及監視攝影機等。 錄音是否侵犯隱私？翁瑋回應，目的是為了蒐證、申訴或訴訟攻防等正當目的，不算侵犯隱私。如果人證物證都沒有，「用事後回顧的方式，例如，向對方說昨天開會時你對我有哪些污辱言行，間接佐證事實。」一直以來，公務人員要求組工會的聲浪不曾間斷，就是希望在科層官僚中，掌握對等協商的權力，而非長官說了算。但最大阻礙在於部分公務人員擁有特殊公權力，若像一般工會擁有罷工權恐引發社會亂象。對此，洪瑞壕回應，真正的問題在於從沒有認真討論過公務人員的工會權力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只是一味以公務人員不能罷工結束對話，但工會並不等於罷工。黑圍巾以德國的人事代表會為例，其為機關內正式的基層組織，類似工會的性質，可以跟機關的管理階層簽訂職務協定，若有爭議，雙方協議不成，可送交勞動性職的法院仲裁，仲裁出來前，可暫緩執行原本的政策。 職場分際的藝術過去常認為，服從威權等同於好員工，跟上高壓的腳步是有競爭力，陳淑綸認為需要打破舊時代的工作倫理觀念，「要重新思考職場上合宜的人際關係的互動是什麼？」 澳洲通過工作離線權，下了班就不能再要求員工處理工作事務，明確告知企業主這是員工的權利。「建立法治概念很重要，例如要有合宜界線、哪些行為不適當、不能有敵意環境等，減低孳生職場霸凌的溫床，」陳淑綸表示。 黑圍巾觀察，整個公職體制的建立邏輯都是崇尚威權，他舉例，「長官對你說:『你很沒行政倫理』，意思是你很不聽話、不照章辦事。」這句聽起來很中性的詞句其實隱含「下對上的絕對服從」。從此衍生出的管理、考績、懲處、KPI(績效)等制度，很多都是長官說了算，基層只能聽命，毫無基於專業判斷可言。這些都很可能成為職場霸凌的養分。 勞動部公務人員輕生案，以最沉痛的方式，盼能喚醒政府與社會正視職場霸凌對人、對國家皆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廖怡芬 王興中 / 採訪報導 黃心亮 / 整理報導 公益團體蘆葦女力，利用咖啡業者捐贈的咖啡豆麻布袋，讓婦女手作出獨一無二的包包、圍裙、杯墊和各式療癒小物，他們以學院的方式，在課程中培養生產力、設計力和銷售表達力，打造中高齡婦女的循環經濟，傳遞用工藝捲動公益的理念，打造出屬於公益的循環經濟！ 麻布咖啡豆袋的重生給予中高齡婦女就業機會利用即將廢棄的麻布咖啡豆袋，再生成各式各樣的作品，公益團體蘆葦女力，透過與連鎖咖啡店合作，取得大量的咖啡豆袋，希望支持中高齡婦女的就業與社會參與。跟著老師的步驟，把橫線抽掉留下直線，就變成了麻布娃娃的頭髮，仔細聽好老師的叮嚀，再把麻布以竹籤為中心，用力捲得緊緊的，一針一線的用力固定好，就有了娃娃的頭和身體的雛型，不論是編成細細長長的辮子，還是短短的頭髮，每個人都創意無限。 蘆葦女力創辦人康淑華表示，蘆葦的意象，代表的是一個堅韌的生命力量，期待透過手作產品去傳遞，婦女即使經歷過生命的許多挑戰及困難，依然可以在逆風中搖曳、展翅。蘆葦女力秘書長洪寧說：「希望我們可以帶著這一群媽媽，面對內心的自我探索，讓他們在技能上、專業上有一些學習、嘗試的可能性，去找到他們自己真正最擅長的事情。」用工藝捲動公益 打造中高齡婦女的循環經濟挑選自己喜歡的顏色、拼接車縫出娃娃的身體，組裝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各具屬於自己的特色。學員邱淑真帶著八歲大的兒子一起來上課，曾經全職投入在美商資訊科技業工作的她，八年前毅然決然放棄工作、全心陪伴孩子成長，但兩年前丈夫卻發生意外過世，單親媽媽不只要忍住悲傷，所有家務和經濟重擔還需要一肩扛，也希望能夠重新回到職場。 邱淑真說：「他（兒子）進入小學之後，我就開始希望能夠慢慢的跟社會再接軌，重新回到社會的人群裡面，然後進而就是再有一個職業的身份。」一手設計娃娃的藝術家講師林詩齡表示，就是希望大家能突破自我的框架，不論是娃娃的形狀、顏色，都能隨心自由變換。利用天然材質創造公益永續，不僅串聯了廢棄的麻布咖啡豆袋再利用，以及中高齡婦女就業和社會參與，也讓社區婦女組織能穩定發展。蘆葦女力以學院方式進行的實驗計畫，讓學員們互相支持陪伴，手作出包包、圍裙、杯墊和各式療癒小物，從核心課程中，不只培養出製作生產力，還有產品設計和銷售表達的能力，未來能成為手作講師、商品設計師或是展售大師，打造中高齡婦女的循環經濟，傳遞用工藝捲動公益的理念。 麻布風格體驗館推廣低碳生活 提供婦女多元學習機會一連串不同的課程中，有一堂就叫「縫寫自我」，彷彿一場自我探索之旅，讓婦女再度看見自己的樣貌。經過發想創作，廢棄物搖身一變成了各式各樣的日用品、療癒小物，每一個花色、樣式都是獨一無二。 在龍山文創全新打造的麻布風格體驗館開幕會上，不一樣世代的婦女，都自信展現手作提袋的時尚風格。多年一路走來，就是透過咖啡業者、生豆進口商，提供麻布咖啡豆袋，原本要進入焚化爐的廢棄物，就能夠再善加利用，還以每年減少1000公斤的碳排量和創造婦女就業，獲得社會創新的獎項肯定。蘆葦女力生產經理李昕恩說：「我們都是透過咖啡生豆進口商，無償捐贈我們豆袋，透過設計師的巧手設計，再發包給一些中高齡婦女，或是一些二度就業的婦女，製造成各式各樣很有特色的商品，希望透過這樣子工藝的循環，捲動公益。」 在麻布風格體驗館中，每個人都能體驗環保手作，每個人都能是低碳生活實踐家，不只把淨零精神延續到每個家庭，也讓婦女更自信。用工藝捲動公益，看似簡單的麻布咖啡豆袋，在不同世代的女性手中重生，而他們也在過程中再度找到自己的新生命！

自5月31日前民進黨黨工於個人臉書發文控訴性騷擾事件後，其他領域受害者陸續站出來，忍著傷痛揭開瘡疤，造就一場台灣版MeToo運動。被指控性騷擾的加害者，並非刻板印象中的地痞流氓，反而是有名望地位或專業學識者，令社會大眾譁然。性騷擾成因，不能只看加害者本身，而是一整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性與身體界線建立起的文化與價值觀，在這個共犯結構下，恐怕沒有人是局外人。 5月31日一則控訴性騷擾的貼文，開啟了台灣版的#MeToo運動。(圖1/獨立特派員) 浪尖上的#MeToo運動 5月31日民進黨陳姓前黨工自述受到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的台詞「我們不要就這麼算了，好不好？」鼓舞，在臉書上發文控訴2022年9月間，被民進黨長期合作的導演，在執勤回程的車上撫摸其後頸 下巴、肩膀以及胸上。他向時任民進黨婦女部主任許嘉恬反應，得到的回應是「你當下為什麼不跳車？我不懂，你怎麼沒有叫出來？」 此文引發政壇譁然!隔天，民進黨召開記者會表示「終止與加害人的一切合作」。副總統、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也公開為「未能及時妥善處理」致歉。 但雪球越滾越大。6月2日第二位民進黨陳姓前黨工也社群發文指控，部門同仁對其摟腰、摸臀、偷親臉頰等，即便明確拒絕，加害者仍無收斂之意。向上級反應後，得到的回應是「你給人家燒到整懶趴火，還關門說要保持距離，誰不把這個門撞開」。 接著，陸續有受害者站出來指控性騷擾案件，從政治圈開始，延燒到社運圈、公部門、校園以及演藝圈，包括黃子佼、宥勝、許傑輝等人都出來道歉，許傑輝更宣布退出演藝圈。 這些受害者並非大眾刻板印象的地痞流氓，反倒在其領域上有學識專業或社會地位的人士，令人跌破眼鏡。隨著受害者陸續站出來忍痛揭瘡疤，造就了這波#MeToo運動。人數之多，有網友建置「ME TOO TAIWAN 性騷擾資料庫」，收錄此波被爆出的性騷案件新聞，網站寫明目的是「希望這些資料可以在新聞熱潮過後還能留著，還可以很容易被找到」。 「整個MeToo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在展示的是權勢這件事情，對於性暴力的被害者有多大的壓迫，」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吳姿瑩於記者會上表示。 究竟壓迫有多大？壓迫從何而來？ 為何沉默？ 校園性騷擾事件有校安通報機置，由教育部統計數據。非校園非職場的性騷擾事件，例如街上隨機犯案，通常會報警，由衛福部統計數據。職場部分，則有勞動部「工作場所就業平等調查」統計。 職場性騷擾為申訴比率近五年都高居75%至81%之間。(表1/獨立特派員) 根據統計(表1)，職場性騷擾未申訴比率近五年高居75%至81%之間，換言之，有七到八成受害者是沉默的。原因呢？統計顯示（表2），49.3%當開玩笑不予理會；另外，包括「擔心失去工作」、「擔心調離原職」合計有17.9%；「擔心閒言閒語」、「擔心二度傷害」合計為12.5%。 職場性騷擾為申訴比率近五年都高居75%至81%之間。(表2/獨立特派員) 這些「擔心」並非瞎操心。頭兩位打破沉默的受害者、前民進黨黨工指出，向上反應後的回應都是「檢討受害者」。6月2日爆出高雄市消防局政風室的性騷擾案件，受害者接到視察的「關心」電話：「您現在心情好嗎？聽說你那天把事情鬧很大。」 翻看社群留言：「你明知對方已婚，自己要上人家車」、「他沒有限制你的行動，你隨時可以下車」、「不走法律提告報警、要用公審廠商的方式，感覺也太善用父權紅利了？」、「不立刻勇敢表達或者反抗、甚至報警提告，而在許多年後才出面指控，到底是什麼邏輯?」、「我很懷疑你在這個時間發文的用意??大選都快到了」這些留言反映出社會有一個性暴力的「完美受害者想像」。 「他喝酒了嗎？他是出於自願的嗎？他有沒有強力反抗？他有沒有符合我們腦中受害者那個以死相抵，最後不成，只好就範的形象？」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念萱指出，「完美受害者想像」忽略了性騷擾最重要的成因之一「權勢」，「當受害者的考績、職業分配全權掌握在加害者手裡時，形成上對下的權力關係，正是所謂的『權勢性騷擾』。」 方念萱進一步解釋，加害者的「權勢」會在職場空間中形成一個對性騷擾默不作聲的「敵意環境」。「敵意環境就是在這個環境中，鼓勵什麼、不鼓勵什麼，」當周遭環境都用「他只是關心你」、「他只是比較疼愛你」這種輕鬆語調回應時，身在其中的勞工們便了解到「性騷擾受害者的抗議會被用說教或安慰的方式化風險於無形，」大家學到的是走而避之，避不了就隱忍，久而久之，形成一個沉默的默契。這樣的權勢性騷擾與敵意環境同樣發生在校園中。 「很多學生發生性平事件，是不敢說不敢講的」南投特殊教育學校老師、也是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的王柏元指出，學生偵測到不鼓勵情感教育、甚至壓抑談情說愛的校園氛圍，一旦發生性平事件，「會被老師罵」、「老師不會站在我這邊幫我處理」是很多學生的膝反射。更不用說如果加害者是師長，學生更是啞巴吃黃連。 理解性騷擾加害者成因，有助於解少此類狀況，並且帶來真誠的道歉。(圖2/獨立特派員) 理解加害者的重要性 性騷擾加害者，又稱為性騷擾行為人。之所以成為行為人，「有文化、有社會、有家庭還有他的人格特質，整個形塑出來的，」擁有15年資歷的諮商心理師王嘉琪，長年輔導性暴力行為人，他指出，行為人成因相當複雜。 諮商輔導的過程，需要協助行為人回顧生命經歷，抽絲剝繭地覺察出自身性暴力的原因、動機、目的，「幫助他理解自己，因為理解帶來覺察，覺察帶來的改變，帶出來的道歉才比較真誠。」王嘉琪強調，理解行為人並非「認同」行為人的所做所為。 性騷擾與身體界線。(表3/獨立特派員) 如何協助行為人覺察呢？首先，「性騷擾看的是行為人侵犯了哪個界線，」王嘉琪解釋，像開黃腔、談論性暗示的言語踩到性騷擾的聽覺紅線；視覺紅線部分，例如眼睛直盯對方性部位；肢體碰觸屬於觸覺紅線；嘲笑他人性別氣質，例如娘娘腔等，則可能踩到意識覺紅線。 第二步，是看行為人有無意識到自身的言行舉止是不對的。再來，帶著行為人梳理過往的成長背景，找出性騷擾言行的原因。 如此複雜的成因，可以解構成三大因素。 加害者成因一：父權至上價值觀 行為人成因之一是父權至上的價值觀。 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解釋，父權不是反對男性，亦非指父親，「父權體制是指以男性經驗為中心視角的社會結構與系統，」因此，以男性經驗來看，「被摸一下又有何妨」、「調侃一下而已」、「為了貞操名節、顧全大局，你就忍一下」、「如果不是你招惹為什麼就選你」等。 這種父權至上的價值觀，像空氣一樣成為再平凡不過的生活日常，影響到生活各個層面。 加害者成因二：媒體與社群 以綜藝節目為例，主持人時常以開黃腔作為節目效果，這看在王嘉琪眼中是危機，有樣學樣，「大家看著也覺得這沒什麼的話，有些人就不知道這類言行舉止會讓別人不舒服。」 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念萱，研究過2017年美國#MeToo浪潮，他發現浪潮抵達台灣時，「可能為了節目效果或娛樂效果，記者訪談時，會用一種揶揄的口吻問受訪者有沒有被對方MeToo，」MeToo變成開玩笑的代名詞，「無形中將暴力浪漫化跟娛樂化。」 尤其每當討論性暴力時，「人醜性騷擾，人俊沒煩惱」等揶揄言語不時出現，網路上甚至有「盆栽要剪，女人要扁」的說法，這類開玩笑果真無傷大雅嗎？方念萱觀察，「語言會形成一個秩序，甚至看在受害者眼裡，他們認知到不是開玩笑，其實是一個不會歡迎有人伸張自身經驗的環境。」 加害者成因三：家庭與學校教育 父權至上的價值觀也影響到家庭與學校教育。 王嘉琪分析，家庭的性別示範是重要因素，例如家中男性長輩們之間關於性的話題與調侃方式，都在形塑孩子對身體界線的觀念。甚至，「可能因為家庭社經地位較好、或自身條件佳的人，他經驗到自身擁有較大權力時，可能不覺得自己已經侵犯他人，」又或者，就是因為感受到自身擁有的權力，因而肆無忌憚侵犯他人來滿足性與權力的慾望。 職場如此，校園亦是如此。王柏元觀察，有些孩子「可能想藉侵犯他人的言行，建立起一種權力互動的關係，有可能是為了彰顯自己的男子氣概，也可能是為了滿足羞辱他人的目的。」 父權價值觀、媒體與社群以及家庭校園環境等因素環環相扣，不只形塑了性騷擾行為人，也讓所有生活在其中的大眾，成為姑息養奸的加害者，形成一個性騷擾共犯結構。 杜絕性騷擾惡習，大家都該學習身體界線、情緒表達、撤退能力。(圖3/獨立特派員) 打破共犯結構 打破共犯結構的第一道防線是教育。 王嘉琪認為，要帶著孩子討論身體界線與情緒表達。首先，學會評估雙方關係程度，不同程度的關係中，那些言行舉止是恰當的，如果不恰當該怎麼說。第二，學習表達不舒服的情緒，「如果真的沒辦法表達，就學習撤退的能力，先有離開當下狀況的應變能力。」 但誰來教呢？王嘉琪觀察，「其實很多大人也不知道怎麼教啊！」，大人雖然知道某些言行不恰當，但最多只懂喝止，「但孩子被禁止做而不做，跟知道為什麼不能做而不做，是兩回事。」 老師有能力教嗎？王柏元指出，師資培育過程中，性平教育是選修而非必修，許多沒修過性平教育課程的老師，一旦在教學現場遇到性平事件，很可能慌了手腳，甚至造成二度傷害。 其實教育部每年廣撒資源，包括座談會、教師研習會等培力老師，但成效好嗎？王柏元解釋，老師不想兼任行政的「行政荒」狀況嚴重，今年受過性平研習的行政教職員，可能下一年就不當了，長此以往，「其實大部分老師對性平事件處理還是一知半解。」 再者，王柏元觀察，老師跟學生的生命經驗差異很大，「大部分老師從小到大就是一個願意認真讀書的孩子，」這樣的老師要面對不同生長背景的學生，要打破同溫層「同理」學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在情感跟性教育上的落差尤其大，校園一味禁止學生談戀愛，得到的結果是「學生很可能會用一個錯誤的方式、隱匿的方式、檯面下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出事後，學生的反應就是不敢說，不信任學校會幫他。 因此，在個人責任之前，政府先有責任建立起一個可被信任的氛圍與機制。 「從三級預防開始，讓全校師生對性別事件是有概念的，包括如何應對、如何預防、如何同理受害者，」王柏元解釋，一定營造出「學校會幫你、會接住你」的氛圍與機制。 公共場合都需要貼上禁止性騷擾的標示，並寫上申訴管道與電話。此圖為飯店電梯旁的標示。(圖4/獨立特派員) 目前公共場合都被要求貼上「禁止性騷擾」的標語，上面寫有罰則、申訴管道與電話。方念萱進指出，這樣的宣示有其必要性，周知大眾「打破沉默的責任」在政府與主事機關，「如果把責任放在倖存者身上，等於又把一個沉重的負擔加諸其上。」 傷痛的#MeToo的經歷，不該是他人搬板凳吃瓜看戲的對象。(圖5/獨立特派員) 翻看網路留言，會看到「搬板凳吃瓜看戲」等言語，例如「卡」，意指卡位看戲；又如「還沒來得及買爆米花」、「喜歡你的爆料」等。這波＃MeToo浪潮不該被娛樂化。那該如何看待呢？ 「我們長到這個年紀，有沒有曾經在某一個時刻裡面，其實是冷眼旁觀，或是缺乏敏感度，以至於讓受害者或倖存者覺得他偵測到的環境是孤立無援的，我是這樣問我自己啦，」方念萱說。 這也是每個人都該捫心自問的題目。因為在性騷擾的共犯結構裡，沒有人是局外人。 （※邱惠恩 周明文 張智龍 鄭仲宏／採訪報導）  邱惠恩/編輯

自從一位民進黨前黨工，於5月31日在臉書上發文控訴性騷擾事件後，其他政黨、不同領域的受害者也紛紛站出來，忍著傷痛、揭開性騷擾瘡疤，造就一場台版MeToo運動。 性騷擾事件遍布各個領域，在這波MeToo運動中被指控的加害者，多是有名望、地位、或者有專業學識者，令社會大眾譁然。 我們想詢問，加害者為何敢這麼做？根據調查，七成到八成的的性騷擾受害者都選擇沉默、不申訴，又是為什麼？ 透過一層層探討後會發現，形成性騷擾事件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整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性與身體界線，建立起的文化與價值觀。在這個共犯結構下，恐怕沒有人是局外人。

為了培養年輕人利他關懷社會的素養，教育部推廣服務學習，希望孩子們能多參與社會志工服務, 並從中學習，而大學推甄入學也會參考學生的志工參與，沒想到這樣的美意卻造成服務學習的本質變了調，之前有醫學中心釋出志工名額，卻有許多家長為了替孩子升學加分，漏夜拿睡袋排隊來搶志工名額，也讓大家應該重新思考，究竟服務學習是為了升學加分還是讓孩子體驗真心幫助他人的熱情及動力 。  獨立特派員的記者到中東的以色列，發現他們光一個組織 就有六千名志工，這些不分年齡不分職業的充沛志工力成了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後盾，而當志工也早已融入以色列人的生活風格中，究竟他們是如何從小培養孩子們志願服務的精神呢？來看看他們志工力的管道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