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雯慧 羅盛達 / 採訪報導黃心亮 / 整理報導 流亡藏人歌手–龍珠慈仁，他和台籍伴侶在印度認識，結婚後來台，原本以為從此可以結束流亡生涯，卻因為無國籍者、台藏婚配的組合，遲遲無法獲得居留權。經過多年抗爭，2018年終於取得居留權的龍珠慈仁，開始以傳統藏地民謠創作者的身分活躍於台灣，也為島嶼的創作空間帶來另一種風貌。 是歌手也是廚師 流亡藏人在台灣的日常   拿著從印度帶來的傳統樂器，哼唱自己創作的藏文歌謠。身穿傳統服飾，捲起衣袖，賣力示範藏地美食的製作工序。這些都是在台藏人–龍珠慈仁在花蓮縣壽豐鄉的生活日常。 龍珠慈仁–他是歌手，也是詞曲創作者；他是廚師，同時投身社區營造工作；他來自中國甘肅的安多藏區，也是擁有台灣身分的台灣女婿。（圖／獨立特派員） 去年開始，他在鄰近家裡的社區辦公室得到一份正職的工作，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有穩定收入的職業。他說：「因為我從來沒有領過穩定的收入，有了穩定的收入，心裡比較開心，也比較穩定。」 多元就業專案經理人李珊說：「勞動部的多元就業方案，目的是希望培力在這個社會上比較難找到工作的人，我們就一起想辦法申請這個計畫。」這個計畫主軸是以食農教育為主，龍珠慈仁本身就非常會做食物，也很願意參與，希望可以學到一些他以前不會的事。 烹煮奶茶時，需要一遍又一遍地不斷嘗試味道。眼前的香料奶茶茶包，是龍珠慈仁從顛沛流離的流亡記憶中，提取出的鄉愁。（圖／獨立特派員） 台藏婚配權益受阻 流亡者如何重獲自由？ 龍珠慈仁適應生活環境的困難，他的伴侶蔡詠晴，再清楚不過。2008年兩人在印度相識後，隔年結婚，隨後長子出生。即使兩人婚姻登記合乎台印兩國規定，卻因為龍珠慈仁無國籍者的身分，不見容於台灣當年的移民法令，而遲遲無法取得居留權。 2010年，他們找到「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這個組織致力關注國際家庭、移工、移民等跨界移動者議題，讓台藏婚配權益的問題得以浮上檯面。（圖／蔡詠晴）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專員鄭小塔說：「以跟台灣人結婚的藏人配偶來說，2010年的時候，很現實的困難就是生活上經濟花費的困難，當他的護照被註記的時候，他就每半年得要出去一次。我認為還有另一種困難是心境上的，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擁有一般人的生活。」 還有一種刁難，就是兩個人必須要分開做境外面談，問同樣的問題，然後去核對兩人的答案是否相同。 龍珠慈仁的伴侶蔡詠晴說：「譬如說他會問你，你們是幾年幾月幾日幾時幾分約會的，這一定會不一樣，不一樣你們就是假的。再來他們還會問一個最不能問的，就是你們第一次性交是在何時。我覺得他們帶有歧視，跟本來就是有那個惡意，不讓你通過。」 為什麼要做境外面談？國際家庭互助協會主任龍煒璿說：「會透過非常多的面談去刺探、去判斷婚姻的真實性，用這個東西去決定婚姻真假，才決定能不能讓這個藏人配偶進來。」 為了一家能夠團聚，龍珠慈仁與蔡詠晴展開長漫長的抗爭之路。2009年結婚，一直到2018年龍珠慈仁取得台灣身分，這條路他們走了整整9年。困難重重的異國婚姻，是龍珠慈仁始料未及的結果，他想像中的自由國度，存在著流亡者難以理解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的角力。 與世界的溝通橋梁 音樂成為重要精神寄託 擁有身分是如此重要，卻又如此艱難，也讓音樂創作成為龍珠慈仁最重要的精神寄託，是他和世界溝通的橋梁，也是他梳理思考脈絡的方式。來台灣之前，龍珠慈仁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群已是小有知名度的歌手，踏上台灣土地面臨的層層試煉，讓他的創作開始轉向。 龍珠慈仁說：「在台灣我開始拿西藏的傳統樂器，才正式地去展現，西藏傳統的歌，與自己的創新。」向傳統根源回溯，反而為龍珠慈仁打開新的藝術表演之路。他獲邀與台灣不同的表演團體合作，像是優人神鼓與台灣國樂團，拓展自身演出內涵的維度。 龍珠慈仁的長子拉木東竹，今年已經14歲，經常跟在父親身邊一起演出。（圖／獨立特派員） 龍珠慈仁長子拉木東竹說：「爸爸不會教我很多東西，我就用我的節拍去配他而已，也不算是學，就是一起練習的概念。」 一路走到現在，對龍珠慈仁來說，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他說：「真正的自由就是，心裡面沒有任何恐懼，你想要說什麼就說什麼，你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你想要住哪裡就住哪裡，不用問任何人。」 黃郁婷/編輯

在花蓮壽豐的山腳下，住著一位來台多年的流亡藏人歌手–龍珠慈仁。他和台籍伴侶，同時也是影像工作者的蔡詠晴，2008年在印度認識，結婚後來台，原本以為從此可以結束流亡生涯，落地生根。卻因為無國籍者的身分，台藏婚配的組合，不見容於當時台灣的移民法規，而遲遲無法獲得居留權。 經過多年抗爭，2018年終於取得居留權的龍珠，開始以傳統藏地民謠創作者的身分，活躍台灣。多元文化的台灣環境提供龍珠展演的舞台，龍珠也為島嶼的創作空間帶來另一種風貌。

外籍配偶嫁到台灣來，如果要拿到身分證，依照以前的國籍法，必須先放棄母國國籍，才能提出申請。等待期間，如果因離婚等因素，就可能撤銷申請，導致他們淪為無國籍者。不過這樣的認定原則對外籍配偶不盡公平，這群人沒有身分，也不能回母國，政府該如何協助他們？ 外籍配偶歸化困難 竟可能成為無國籍者？ 21年前，來自越南的阿幸，嫁來台灣。回憶起第一天到台灣，迎接他的不是丈夫，而是漆黑的山城。 阿幸嫁到台灣之後才發現，這裡並不是幸福的應許之地。先生不但沒有工作能力，也無法正常溝通。（圖／獨立特派員） 當阿幸提出歸化申請時，內政部以無共同居住生活為理由，不准許申請，甚至懷疑他假結婚。 在國籍法第9條修正前，必須先放棄母國國籍，才能申請歸化。這項不合理的法條，在105年修正為獲得許可歸化後，一年內放棄即可。 但是像阿幸這樣，在修法前就已經成為無國籍人士，至今仍在台灣漂流。而外籍配偶歸化，要根據內政部歸化國籍婚姻真實及品行端正認定原則，其中無共同居住事實，可以認定不具婚姻真實。但是也寫到，沒有共同居住的原因，可歸咎於外籍配偶。 不合理的舊法，導致無國籍者現今的處境。根據立法委員羅美玲辦公室提供的資料，台灣目前有101位無國籍人士，其中54位原本有國籍，最後淪為無國籍。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認為，對於這類因為過渡期間而發生的問題，政府應該重啟申請歸化跟審核的程序。 不平等條件之下 難以脫離的牢籠 與先生自由戀愛而嫁到台灣的阮氏青河，一直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越南國籍。因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他不需要放棄母國國籍，同時可以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但是多數外籍配偶，只能身處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外籍配偶的價值，不是基於個人的存在，而是附加在國人配偶身上。 原本可以領到身分證的小燕，卻因為丈夫的一句話被迫撤銷了資格。小燕說：「內政部打電話給我，說你的身分證已經被撤銷了，因為你先生家去告你騙婚。」小燕至今仍不知道離婚判決的確切內容，因為他身無分文被趕出夫家，也收不到相關文書。 除了內政部判定過程粗糙之外，國籍法19條之2，猶如外籍配偶的緊箍咒，只要被判定虛偽結婚，不論多久都可以撤銷歸化，成為無國籍者。立法委員羅美玲提案修法，只是目前還在一讀階段。 立法委員羅美玲解釋，依目前的法律，外籍配偶如果被認定是假結婚，就會被取消國籍。他認為這部分比較不合理，希望能透過修法來處理。 小燕離婚後，結識另一名台灣男子，並生下一名女孩。孩子在社工的協助下，取得身分證。小燕雖然擁有監護權，但是無國籍的他，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圖／獨立特派員） 來台灣超過20年，父親過世也無法回越南奔喪，小燕說：「我希望台灣的政府可以讓我有一個身分、讓我為孩子做事情；可以給我回家看我媽，一次就好。」 一種歸化兩樣情？無國籍者的困境 同樣是外籍配偶歸化，有的國家卻不需要放棄母國國籍。一種歸化，卻是兩樣情。而在台灣，因為放棄母國國籍而成為無國籍者，以越南人數最多。 其實根據國籍法第3、第4條，無國籍者在台灣合法居留一定時間以上，可以申請歸化。但是移民署要求，他們必須向越南辦事處申請回復國籍證明，才願意核發居留證，造成他們年復一年地申請，無法累計居留年資。桃園市新住民慈善關懷協會顧問范金荷也表示，有些人甚至過了20年都沒有辦好。 無國籍人士阿鳳就面臨這樣的困境，他的孩子已經年滿20歲，當時因為想幫孩子辦護照，沒有身分證的他，拿了前夫的證件，而被判偽造文書，最後離婚。 離婚後，阿鳳必須自己種菜、賣菜來謀生。（圖／獨立特派員） 幾年前，前夫過世，孩子的監護權歸阿鳳，但是仍舊無法改變無國籍的處境。他始終不明白，六年的婚姻並育有一子，為什麼不讓他歸化？阿鳳說：「十二年以前，說沒有監護權不能辦身分證，現在有小孩子監護權也不能辦。也不能回去越南看媽媽，要買房子、去上班都不行。」 無國籍人士是一群不公平法令下的無辜受害者，解除他們無國籍牢籠的困境、提出救濟措施，政府責無旁貸。 （※婁雅君 袁宏書／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我們一出生就擁有國籍和身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過，外籍配偶嫁到台灣來，如果要拿到身分證，依照以前的國籍法，必須先放棄母國國籍，才能提出申請。等待期間，如果離婚等因素，就可能撤銷申請，導致他們淪為無國籍者，人數以越南最多。而撤銷理由，多半與婚姻真實性與品行端正有關。 不過這樣的認定原則與判定不夠嚴謹，對外籍配偶不盡公平。雖然民國105年國籍法修法，但是這群人還留在台灣，他們沒有身分，也不能回母國。他們的下一代，甚至已經成年，有的還年幼。對於這些在歸化過程而淪為無國籍的人士，給予救濟，是政府不能迴避的責任。

目前在台灣就學、就業的外籍人士，加上外籍配偶，多達150萬人，他們都是廣義的新住民。但台灣至今連一部保障權益的專法都沒有，也沒有專責單位協助。新住民不論在台灣生活多久，不歸化，就沒有相關權益保障。如何完善新住民權益，是台灣必須做好的準備。 無法跨越的隔閡 新住民權益誰來保障？ 每到選舉，新住民族群就開始受到重視，各政黨相關政策和議題紛紛出籠。同樣為接近60萬人的原住民族有基本法，新住民卻連一部專法和專責單位都沒有。而外籍配偶不論在台灣生活多久，如果沒有歸化取得身分證，很多權益都無法獲得保障。 對台灣出生的公民來說，只要符合公職人員選罷法，即可擔任公職參與選舉。但是新住民在拿到身分證之後，根據國籍法第10條，仍有所限制。台灣新住民黨南投縣黨部主任阮惠心說：「新住民拿到身分證滿10年才有資格參選。」 阮惠心代表台灣新住民黨參選南投縣第二十屆縣議員，選區要超過四千票才能當選，最後他獲得五百多票。（圖／獨立特派員） 選舉後，阮惠心回歸自己的事業，從事時下最夯的越式洗頭。對一般人來說，開店、向銀行貸款，要找哪些單位洽公，並不是難事。但是對新住民來說，每一道都是關卡，就連歸化時要辦一張台灣身分證，都得找旅行社代辦，甚至要花費上萬元。 除此之外，對他們來說，台灣的國情、法律與母國不同，違法也時有所聞。新住民權益推動者張瑜庭表示，新住民就算歸化成中華民國國籍，但他們對法律的知識，或者是對政府的認知，明顯低於台灣人。 在台灣和新住民有關的單位，移民署主要處理來台居留；各地縣市政府，又分別歸在社會與民政單位。要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隔閡，新住民需要專責單位和語言服務。 外籍人口多 台灣準備好成為移民社會了嗎？ 新住民在就業時，也容易遭受歧視和權益上的損害。去年開始實施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工作滿五年後可以銜接永久居留，但是現有的制度，留得住人才嗎？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說：「如果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移民社會，我認為很多權利應該是以居住為事實，把永久居留設計好，各種社會保障，原則上都有。」 根據統計，台灣的外籍配偶、境外生和外籍專業人士，再加上移工，總共有150萬人之多，但台灣還沒有為移民社會做好制度上的準備，就連正式納入108課綱的新住民語，實施至今，仍未建立起完善的制度。 新住民語師資多半為外籍配偶，目前仍是教學支援人員的身分，薪資和福利都不及專任老師，就算上滿最高節數，也屬於低薪族群。（圖／獨立特派員） 老師的應聘方式，各縣市不同，有的縣市甚至得每間學校去應聘。而大部分老師需要多校授課，泰語教師孫莉安說：「有時候學校跟學校之間，間隔十幾分鐘、二十幾分鐘，我們都用飆車的。」雖然跨校教學有交通補助，但是通勤安全是一大隱憂。 新住民語納入課綱教材卻仍不專業？ 新住民母語教師，在接受36小時培訓合格後，即可進入教學現場。台灣泰國交流協會創會祕書長洪銘謙認為，應該朝向更專業的認證制度培養專任師資。 新住民語言教材依照課綱所編撰，但審訂人員並不是以東南亞語言教學為主的專家，語言專業性不足。（圖／獨立特派員） 這樣的教材，來到教學現場，就會出現問題。印尼語教師官美連認為，第一冊的內容，對一年級的學生來說，單字和發音都太難，且教材內容甚至不完全正確。 以同一套課綱編寫教材，無法顧及東南亞七國語言的特性，例如泰文拼讀規則複雜，教材在第五冊才開始學習，對學生來說，難度一下子大增。而教育部將新住民語言定義為母語，但是對於教學來說，到底是母語還是外語，仍有討論空間。 新住民語言課程 翻轉歧視與偏見 一週一小時的新住民語言教學，難以達到真正的學習目的。但是對於翻轉歧視與偏見，卻見成效。高雄科技大學越南語課堂中，大約有一半是新二代，許多人在小時候被禁止學習母語，只有少數人，跟著媽媽或是外公、外婆學習，具備相當程度的聽說能力。 高雄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阮氏青河說：「我是因為學校的作業，而不是媽媽偷偷教的。我們是學校老師教的，老師教的應該不是壞話，所以學校授課讓他們有自信。」 我們的社會，經歷過對外籍配偶和移工的歧視與偏見。未來，我們還會迎來更多的外籍人士，台灣應該要從制度到社會面，建構一個友善新住民的國度。 （※婁雅君 袁宏書／採訪報導）

選舉期間，新住民的議題就開始有了熱度。許多外籍配偶已經來台三十年，台灣至今連一部保障權益的專法都沒有，中央也沒有專責單位。對他們來說，雖然已經在台灣生活多年，若要洽公或申請政府協助，要找什麼單位都不知道，經常在各部門間跑來跑去，非常不便。 目前在台灣就學、就業的外籍人士，加上外籍配偶，多達150萬人，他們都是廣義的新住民。未來台灣還會繼續開放外籍人士來台居留，如何完善新住民權益的保障，是開放的移民社會必須做好的準備。

台灣剛經歷總統及立委大選的洗禮，這次來台採訪、觀選的國際媒體不只空前，更有不少來自香港的媒體及香港人，都親臨現場見證台灣民主的可貴。 反送中改變了許多香港人的生命及生活， 我們要關心幾位在台港人的現況，他們是反送中運動期間，站在最前線的勇武派，來台灣已經好幾個月，希望暫時留在台灣繼續完成學業，一方面申請學校，一方面繼續為香港向國際發聲，並協助後續來台的香港人進行安置。也有人希望可以取得居留權，開始在台灣工作，等待回香港的那一天。 不管他們的現況如何，對香港示威者充滿虧欠，想回去香港的心情沒有斷過。這幾個月來，他們在台灣怎麼度過？怎麼跟香港做情感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