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婕綾
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報導，不如說是一篇補綴的採訪側記，更要回應部分觀眾的疑問。
(影片：聯福望春風 影源：Peopo)
採訪聯福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個受訪者，都會給我這樣一個問號。她們總要問我，政府隔了16年，要跟她們追討這筆錢，到底合不合理？
王秀鸞今年已經超過80歲，當初領錢時，承辦人員告訴她，必須要孩子來擔保，保證她有拿到這筆錢，於是，同樣對法律文件不甚了解的孩子，就這樣簽了字。一直到收到法院支付命令之前，她都還認為，當初簽的只是一份證明她有領款的文件。
在聯福事件中，像王秀鸞這樣的例子並不是少數。這些台灣第一代的老工人，大部分都不識字，尤其是女工，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女孩子可能連寫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難。當時，許多人連簽了甚麼文件都搞不清楚，現在政府求償的依據–「貸款書」，上頭的條文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堆看不懂的文字。
在採訪工會時，我有很深的感觸。
工會辦公室外頭排了一長排各種不同文書，裡頭所用的公文用語，如果不是需要寫公文，在日常生活根本不會接觸。「他們有些人就照著範例文件照描，或是看隔壁人怎麼寫就照抄，有些人連文號都照抄，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寫了些甚麼。我們只好一句一句用白話文跟他解釋，然後可能讓他們的小孩，或是跟他們一起來的人幫忙寫。」在工會幫忙的王浩說。
在那當下，我開始能理解，毛振飛理事長跟我提過，「要這群工人上法院，根本是一種凌遲」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當然，有些人還了錢。
許多人在收到支付命令後，發現上頭，除了保證人之外，幾乎有繼承權的人都被羅列在上頭，因為除了財產能繼承，債務也能被繼承。
在這樣的壓力下，有能力的人，還了錢，沒能力的人，只好上街頭抗爭。
在聯福事件中，我們有太多問題可以問。包括，當初的款項到底是在甚麼情況下給出的？公部門有沒有給了甚麼承諾？有沒有清楚告知這群人款項的名目到底是甚麼？在這16年當中，公部門如何看待這筆現在被視為「債權」的款項？有沒有與這群「債務人」接觸，好了解還款的能力跟情況？如果當初的款項是借款，勞委會把錢討回去後，這群勞工當初應得的退休金與資遣費，又該怎麼算？又該找誰算？在這個事件中，勞委會難道沒有需要負責的地方？
對於，最後一個問題，勞委會，要負甚麼責？又要如何負責？這個問題，也許可以集合眾人之力去思考。
然而，如果你要問我，這群勞工難道沒有責任？難道沒有錯？我想是有的，在我卸下記者身分，純粹以一個可以有情緒的旁觀者立場來看，這群人確實有錯。他們的錯，在於生在無法接受教育的匱乏年代，無知的他們只能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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