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推動性別平等多年，但全職奶爸、保公(男性居家托育人員)仍是鳳毛麟角。此現象並非一句「男人就是愛耍廢不想顧家」便能結案。深究其因，男人被侷限在肩負賺錢養家的角色分工框架內，還有男女同工不同酬、難請育嬰假等體制桎梏下，都是男人走向奶爸、保公之路的障礙。 男性選擇當全職爸爸容易被質疑「有問題」。圖1／獨立特派員。 男人在家顧小孩不工作好嗎?! GK早上八點左右起床，準備全家的早餐；之後另一半去上班，GK則與一歲八個月的兒子開始共讀時間，結束後兩人外出買菜；午餐後，兒子睡午覺，GK抓緊時間開電腦工作；下午四點，GK泡奶餵飽剛醒來的兒子，兩人再看一點書或是玩玩具，天氣好則到公園放風；回來後GK打掃家裡，兒子若心情好便跟著打掃；快六點開始準備晚餐，等另一半下班回家接棒顧孩子。 上述顧小孩的行程，如果不特別說明，大部分人腦海中的圖像大概是全職媽媽搭配拿著公事包去上班的爸爸；事實上，GK是全職奶爸，出外上班賺錢的是太太。 「一個男人不工作在家帶小孩，他們沒辦法想像這件事情，」全被小孩填滿時間的GK，只能邊備料晚餐、邊教小孩洗番茄蘑菇、邊跟記者聊天。這裡說的「他們」包括GK的親朋好友、同事與上司。 那為什麼要逆風？GK說，「我看著躺在保溫箱剛出生的兒子，看著看著化學變化就來了，興起一股我一定要親自照顧孩子的心情。」產生化學變化的不只有心情，整個生活也跟著質變。 首先是收入瞬間少掉約一百萬元。但更焦慮的是二度就業，「突然間放棄掉所有的專業技能，也沒有累積代表作，我會擔心二度就業時跟不上專業趨勢；再來就是沒有自己的時間，」GK表示，因為沒有爸爸社團，便加入一些媽媽社群社團，版上全職媽媽常抱怨沒朋友、沒共同話題、二度就業焦慮等問題，他也難以倖免。 GK妻子Sharon從事科技業，生孩子時碰到升遷，「我從來沒想過先生全職帶小孩，也沒想過自己當全職媽媽，」Sharon跟許多新手爸媽一樣，膝反射是托嬰。Sharon回憶夫妻倆溝通過程中，GK從沒要求自己辭職顧小孩，反而是GK自己舉手說要當全職奶爸，並且率先請育嬰假，「我有一點點驚訝」。 圖2／衛福部手冊截圖。 111年才有爸爸手冊 奶爸一職初期，從事設計業的GK利用時間接案，後期找到願意讓他在家全職工作的雇主，身兼奶爸跟設計師兩份職業的GK卻說沒信心跟人講是全職帶小孩，「還是會強調我還有接案喔、還有工作喔、還有收入喔，」然後等著對方回應「還有收入，不錯喔！」 GK察覺到自己強調仍有正職工作與收入的想法，一部分是因為很多人不認為育兒是一份職業；另一方面是傳達出一個訊息：當全職奶爸並非因為我工作能力不佳或經濟條件比不上太太，而是出自愛妻愛兒的自由選擇。GK發現許多人都被性別角色框架綁住，「男性的壓力是要扛起這個家，賺更多錢；女性的壓力是被期待辭職顧小孩，並且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長期關心成年男性健康的城男舊事心驛站組長林奕辰觀察，男性被賦予「賺錢養家」角色，一旦選擇當全職爸爸，就會被質疑「欸，你確定這樣做對嗎?」、「你不是應該要去工作賺錢嗎?」、「你有辦法帶得比你太太好嗎?」相反的，女性選擇當全職媽媽，大家比較會認可「這樣的付出是對的」。 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反映在社會各個層面，例如過往只有「媽媽手冊」，直到111年衛福部才推出「爸爸手冊」，全名是「爸爸孕產育兒衛教手冊」，內容是協助準爸爸、新手爸爸瞭解自己該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如何育兒以及陪另一伴。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男性人數於111年首度突破兩萬大關，但不等於全職爸爸人數增加。表1／獨立特派員。 根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初次給付件數統計(表1)，111年男性申請件數首度突破兩萬件，來到25,130件，110年與111年增幅分別為16%與44%，比女性的5%與4%來得亮眼。 但這份數據可以等於奶爸人數增加嗎？GK認為不見得，觀察周遭男性友人申請育嬰留停津貼的原因，有很多是工作太累想藉此休息，或是趁機轉換跑道，並非為了成為全職爸爸。 林奕辰解釋，自2021年7月起，津貼從投保薪資六成增加到八成，政策助攻民眾申請意願。不過，因為夫妻二人可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因此有可能男性是為了休息一陣子，照顧孩子主責仍在母親，抑或是夫妻倆共同育兒，所以數據不能直接解讀成全職爸爸人數增加。 就算解讀成全職爸爸人數增長，但數據顯示申請津貼的女性人數長期平均在7.5萬，還是比男性的2.5萬人高出3倍。 網路上質疑男保母職專業的貼文。圖3／網路社群截圖。 男人顧孩子有先天劣勢? 另一個根深蒂固的性別分工觀念：男性不擅長照顧。 網路上搜尋男保母，絕大部分的貼文內容是「男保母幫女兒換尿布洗澡，對先生衝擊太大」、「男保母完全不考慮」、「男保母很可怕嗎」等留言。 這樣的社會風氣反映在數據上（表2），擁有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書的人數，男性近年落在700人到800人之間，女性平均在2.5萬人，差距超過30倍。 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書人數統計。表2／獨立特派員。 「保公是稀有動物，哈哈哈!」個性爽朗的開蒂阿姨剛好擁有這隻稀有動物，是他的先生。 開蒂阿姨從事保母一職23年，先生陳爸爸20歲出頭成為消防員，110年退休，111年考到保母證照，夫妻倆一起從事居家聯合托育。不認識的人聽到陳爸爸的保公職業，第一反應是「唉呦，男孩子怎麼會當保母!」 其實陳爸爸從小就懂照顧孩子，本領不輸太太。陳爸爸回憶，「小時候父母出外工作，我要照顧弟弟，煮飯、洗布尿布這些我都會，」。夫妻倆育有三子，開蒂阿姨感激非常的表示，「半夜都是他起來餵奶，出去玩都是他抱小孩」。 陳爸爸照顧孩子的本事不輸保母職業23年的太太。圖4／獨立特派員。 記者走進夫妻倆的家，眼目所及全都是育兒用品，包括搖籃、玩具、故事書、遊戲墊等。打開冰箱，幾乎都是做副食品的食材。 陳爸爸熟稔地幫不到一歲的孩子換尿布、餵奶以及說故事，再帶著3歲的孩子跳高、擺手、下蹲以及「棒式」練核心。開蒂阿姨盛讚丈夫：「像很多男生會覺得說顧小孩是你們女人的事，很髒、很煩，不想碰，可是我先生不會，他對孩子滿有耐性的，甚至他很會安撫小孩」。 夫妻倆將照顧孩子的過程一一記錄下來給家長看，長期溝通互動，培養信任關係，男保母一職也得到了肯定。「重點是要有心，他真的把我們的孫女照顧得很好。小孩不會說話，可是從他的言行各方面可以看得出他非常喜歡陳爸爸。我覺得男性保母其實也可以做得很好，不一定要女性，我覺得刻板印象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圓圓外婆將孫女託付給夫妻倆，相當欣賞他們帶小孩的用心。 不侷限在性別角色分工的框架內，回歸到個人特質與興趣，男女雙方才能活得更自在更輕鬆。圖5／獨立特派員。  不再理所當然 夫妻雙方如果有一方非得辭職帶小孩，考量點通常是「誰賺得比較多」，不過台灣兩性薪資差距是15.8%，也就是女性需要比男性多工作58天才能達到與男性一樣的年薪。 林奕辰指出，同工不同酬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不改善，男性就算有意願主內當奶爸，女性也有意願主外賺錢，雙方還是會礙於經濟因素，仍舊選擇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 從文化價值觀、性平教育再到社會體制，阻礙男性走向全職爸爸或照護工作的因素環環相扣。只有不侷限在性別角色分工的框架內，回歸到個人特質與興趣，男女雙方才能活得自在輕鬆，也更能感謝彼此，不再視對方的付出為理所當然。 （※邱惠恩 羅盛達 鄭仲宏／採訪報導） 邱惠恩/編輯

大家遇到當全職奶爸的人，甚至當起保公，也就是男性保母時，你的第一個想法是什麼？又會怎麼看待他們呢？其實在台灣，如果你走訪公園、餐廳等地，你會發現照顧孩子的主要角色，大多仍是女性，奶爸或保公仍是少數，但真的是男性不願意一起承擔嗎？

結論先講：現代職業婦女常處在家庭職場兩頭燒的狀況，此生活型態濫觴可追溯至百年前的台灣──日治時期。此時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重重困境中，走出閨房與廚房，進入學校受教育，具備知識與技能後登上職場舞台，同男性一展長才，是台灣職場的先鋒部隊。 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種種困境中，登上職場舞台，是臺灣職場的先鋒者。（圖一／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的女性教育 公視採訪團隊3月周末一早從台北出發，通過每天都塞到不行的雪隧，沿著蘭陽溪開入山區，歷經三個多小時，終於抵達宜蘭縣大同鄉的泰雅族部落，採訪報導的主角之一──戴金葉女士。 生於昭和四年的泰雅族女性戴金葉。（圖二／獨立特派員） 高齡94歲的戴金葉阿嬤生於昭和四年（西元1929年），她對著鏡頭用日語介紹自己：「我的高山族(泰雅族)名字叫Kumu Suyang、日文名字是重松正子、中文名字是戴金葉」。 戴金葉的三種名字代表著原住民在日治時期的三重身分，「日本人說我們是高山族，叫我們好好讀書，不上課的人會被抓去上課，」戴金葉回憶兒時的校園生活，最喜歡日語課跟數學課。 然而，老師將學生打到頭破血流的嚴格手段令戴金葉至今難忘，「不會讀書的小孩子，老師會打，他們都不敢去學校，跑到山上躲起來，找不到，」好在戴金葉在全班23人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從未被老師處罰過。  霧社蕃童公學校。（圖三／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戴金葉帶著記者走訪離家走路不到5分鐘的學校，現址為四季國小，日治時期是「蕃童教育所」，或稱「蕃童公學校」，是專門給原住民讀書的學校（表一）；當時給漢人就讀的學校稱為「公學校」，日本人就讀的學校為「小學校」。教育以日文為主，部分學校設有漢文科。然而，接近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了貫徹皇民化運動，避免台灣國民覺醒，全面廢止漢文科目。 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制度。（表一／獨立特派員） 其實殖民政府鼓勵就學並非為了照顧教育權，「受教育是一種教化的手段，也是一種控制手段，因為要在想法、生活習慣上符合殖民統治；但另一方面，他們學習到更多知識，」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賴淑娟，做過四位生活在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女性口述歷史，戴金葉也是其中一位。 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之一是唱歌跳舞。（圖四／獨立特派員） 記者詢問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是什麼呢？原本行動不便的戴金葉想都沒想地直接站起來唱跳日本歌謠： 歌名：《父親啊　您真厲害》 （歌詞） 父親啊 您真厲害 在頭盔都會燒焦的炎熱天氣下 與敵人的屍體共眠 啜飲泥水 啃嚥雜草 在荒山野嶺中行走了幾千公里 打仗打得真的很好這首1939年戰爭時期發行的歌謠，是安慰並頌揚為日本天皇出征的軍人，「我們到圓山的日本軍醫院唱歌跳舞安慰軍人（指當時的高砂義勇軍），」戴金葉說。這顯示出日本殖民政府藉由教育培養台灣民眾效忠日本天皇的忠誠心。 日本殖民政府不僅強迫原住民接受教育，也同樣強迫漢人，然而成效不彰，尤其女性。 走出閨房上學校不容易　 台灣女童日治時期就學率。（表二／獨立特派員） 根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游鑑明研究（表二），1919年台灣女童在學率只有7.36%，到了1943年也才60.85%，等於100位女童中，有40位是文盲。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女性是家庭重要的生產力，教育顯得無足輕重。 「特別是鄉下地方，他覺得女孩子可以在家裡幫忙，以及帶弟弟妹妹，為什麼要讓他出去唸書，念書沒什麼好處，最後還不是要嫁人，」游鑑明分析。 以戴金葉為例，即便學業優異，13歲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在家裡菜園工作，未再升學唸書，「泰雅族以父系為主，當家裡需要人力工作時，誰有機會可以唸書呢？還是以男生為優先，所以戴金葉阿嬤一直覺得很惋惜，」賴淑娟說。 再者，當時女老師人數極少，「家長會覺得不要送女孩子去上課，他們不希望是男老師，」游鑑明說。 即便具備家境富裕、家長有意願讓孩子升學，孩子也有唸書能力等條件，最高學歷只能就讀當時專給台灣人就讀的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現今的中山女高)，游鑑明解釋，「妳要去考日本女學生比較多的學校，像一高女、二高女，你不太容易考上，幾乎沒有機會，因為你念的是公學校，不是小學校，課程課本不一樣」。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女子家政學校，圖為彰化市家政女學校學生裁縫課。（圖五／圖片來源／陳鳳慶）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類似現在高職的實業學校，也就是女子家政學校，又稱作新娘學校。但凡嫁作人婦後所需的技能皆是教學內容，包括烹飪、裁縫、園藝、農業等。 無論是女子家政學校或是高等女學校都已經是當時女性的教育天花板，如果想再獲取更高學位，只能到海外深造。學校畢業後，便是就業。 台灣女性職場初登板 這批受過基礎教育的女性，畢業後開始就業，這是台灣女性歷史上的職場初登板。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圖六／獨立特派員）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 以工廠女工來說，報導指出，台北專賣局的煙草女工，薪資不高，但生產、生病、死亡皆有補助，並享有年金。採茶女工則是靠技術決定收入高低，一年中約有八個月在外工作。報導也批評，織襪女工一日工作十多小時，薪資不過三數角錢，是勞力多收入少且無衛生可言的血汗工廠。應聘條件部分，煙草女工至少要公學校畢業，且日文流利；織襪女工則無須學歷，甚至女童亦可上工。 公共汽車逐漸普及，出現女司機、女車掌。圖為1930年《臺灣民報》報導。（圖七／獨立特派員） 另外，公共汽車逐漸普及，1928年台北州出現唯一一位女司機。《臺灣民報》也報導新興職業「女車掌」，值勤時間超過15小時，但報酬較為豐厚。報導引述公車會社說法，指應聘者「不是美人，亦當有幾分愛嬌和親切的體態，才得受採用」。 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圖八／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包括銀行、公家機關、高級官員、教師、打字員等，也可以自己當老闆開化妝品店或者和服店。 甚至提及軍事基地維修員，包括維護機體、調整引擎，強調這是一份為國盡忠的職業。 當時，新式娛樂場所逐漸興起，包括遊樂場、撞球場或是台南的林百貨等，許多新興職業應運而生，「你可以感覺出來現代化的那種生活方式，城市的興起，甚至餐廳、咖啡都出現，這些都提供了女性工作機會，」游鑑明分析。 《臺灣民報》以女子高貴的天職為標題描述看護婦（現今的護理師）。（圖九／獨立特派員） 日本殖民政府引進西方醫學，因此出現了「看護婦」一職，也就是現今的護理師。《台灣民報》稱看護婦為「女子高貴天職的職業」。然而，當時沒有專門的醫學教育培育看護婦，而是在醫院或醫學校附設二年制或三年制的「看護婦講習所」。 「女教師」也是新時代職業，但與看護婦一樣，沒有專門培育的師範學校，必須念完高等女學校後，再念其附設的講習科，通過後才可教書。游鑑明分析，這些女教師成為殖民政府推廣女性就學政策的廣告招牌，「女教師做家庭訪問，讓父母知道，女老師自己受了教育，當了老師，成就不一樣了，而且他親自到家裡勸我們女兒去念書」。 助產士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圖十／獨立特派員） 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則是「助產士」，俗稱產婆。但與傳統產婆不一樣，助產士經過二或三年的助產士講習課程，之後通過筆試與實地考試，取得執照，方能執業。 游鑑明研究發現，當時助產士已善用報紙廣告版面來宣傳，通常跟醫生醫院一起登廣告最多，其次是商家，「甚至有電話號碼，讓人家可以打電話，已經很現代化」。 與教育一樣，殖民政府鼓勵就業並非照顧工作權或讓女子得以發揮所長，其終極目的是動員大量勞動力來發展台灣經濟，以滿足日本內需與軍事擴張需求，「這是一個同化政策，但是它也把現代化的東西帶進給台灣的女學生，或者我們說男性也一樣。所謂的現代化就是你可以運用新的方式去運作你的工作，」游鑑明分析。 兼顧家庭職業的職場女性 還有一個時代限定的職業是「電話交換手」。 電話交換手是一種時代限定的職業，如今已消失。圖為臺北郵便局電話交換室。（圖十一來源／廖明睿） 不同於今日，當時打電話需經由一位人員協助「交換」，並確保通話品質，由於交換手會聽到部分通話內容，因此道德操守有一定要求。 陳鳳慶翻開泛黃的相簿，裡面黑白照片，有一半是他的母親凃寶蓮女士，生於大正四年(西元1924年)，14歲畢業於桃園第一公學校。當時恰巧師丈任職於桃園郡警察課，有一「電話交換手」臨時缺，由於警察課屬敏感單位，經由四位學校老師一致推薦，凃寶蓮得以擔任此工作。 凃寶蓮後調陞為正職員工，負責管理戲院、自動車、唱歌以及青燈戶等業務的衛生與秩序。 凃寶蓮（前排右一）生於大正13年，曾於二戰時期擔任電話交換手，即時通知民眾空襲警報。（圖十二　來源／陳鳳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頻繁空襲台灣，凃寶蓮重掌空襲警報以及敵情電話通報系統，讓一般民眾即時躲避空襲。此任務有多艱鉅呢？陳鳳慶舉例，「一個是新北市的新莊，一個是桃園蘆竹的新庄仔，台語音非常接近」，但是敵機的方向是完全相反，如若判斷錯誤，後果不堪設想，「我媽媽一個是刻苦耐勞，另外一個是說他膽大細心，這時候就只能啟用這些老手」。 儘管城市發展興起，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但女性仍會遇到職場天花板。 女性職場天花板 女性就業攔阻之一，即是結婚。 戴金葉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留在家幫忙。直到17歲陪嫂嫂去羅東大同醫院看病時，醫師看中戴金葉勤勞靈巧特質，讓戴金葉擔任打掃醫生家務、給藥餵藥等工作。後因家裡安排婚事，戴金葉雖不捨，也只能辭掉工作順從家裡安排。 凃寶蓮也遇到相同狀況，15歲時母親因生產去世，作為家中長女，他既要上班賺錢養家，下了班繼續做飯照顧弟妹，「為了照顧弟弟妹妹可以犧牲青春；為了處理父親的善後(身後事)，他可以放棄助產士的證照；他可以繼續在公職平安(就業)又可以領月退，結果他沒有，就是為了善盡媳婦以及太太的角色，」陳鳳慶說。 像凃寶蓮與戴金葉這樣受過教育，在人子、人妻、人媳以及人母等多重角色下掙扎的職業婦女經歷，是日治時期部分女性的縮影。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圖十三／獨立特派員）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文中指出過去「女性與男性同在職場上競爭，會被認為沒有淑女特質，不像女人」，但隨著時間推移，「對女性人格、才能漸有尊重傾向，過往女性是男性隸屬物的封建糟粕思想逐漸消失」。 不過文章中仍然批評過去「職業婦女常自負為新銳女性的錯誤想法，婚後往往成不了賢妻良母，如今很多職業婦女因自覺是女性，進入家庭也能成賢妻良母」。反映出社會價值觀仍期待女性「以家庭為主」，其次才是職業。 女性職場天花板還包括性別、學歷、種族。游鑑明以女教師為例，日治時期台灣女教師的薪資比日本男性、日本女性、台灣男性低，「他們認為男性有受過正規的師範教育，薪水高合理，最不能接受的是日本女性與台灣女性一樣只有講習科學歷，可是薪水卻比較高」。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四／獨立特派員） 當時針對女性的教育體制最多只到高等女中，因此部份職業受限於學歷不夠，女性難以擔任，例如女醫師。當時台灣並沒有提供女性的醫學教育體制，想成為醫師必須到海外念書。因此直到1921年，台灣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醫師蔡阿信，自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畢業回台執業。 另一種職業天花板是殖民政府的政治考量。賴淑娟研究，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培養原住民女性成為看護婦（即現今護理師），以利其需求與管控。 即使有諸多天花板限制，游鑑明指出，當時部分女性對自身權益不再沉默，像是婚姻自主權較高，「我們發現有女老師結婚後先生外遇，後來選擇離婚，他不會因為那個時代覺得離婚是一件不名譽、不光彩的事情而不敢離」。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五／圖片來源／游鑑明） 甚至1930年煙草工廠發生盜煙事件，監督以搜身為由輕薄女工，引起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達不滿，類似今日媒體爆料發聲。「可以感覺出來，女工已經有自主意識，」游鑑明說。 這群女性的歷史在過去鮮少被記錄下來，甚至不認為是有價值的歷史，只能塵封在老照片、舊影像中。 「我們小時候或者日治時期的文獻，對於原住民女性就兩個字『蕃婆』，她們的生命經驗沒有人知道，」賴淑娟因此投入這方面研究，期盼有更深更完整的認識與挖掘。 游鑑明研究「中國與台灣女性史」長達39年，他認為「女性本來就在歷史裡面，可是沒有人去書寫他。現在我們把他書寫進去的時候，你才會瞭解他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種族、性別、階級的差異底下，他們是好不容易擁有工作權，那他們又如何去爭取他婚姻的自主」，如果不書寫，我們後人永遠無從得知，或者說，後人難以完整的瞭解那時代的歷史。 這是他們的歷史、是女性的歷史、是我們所有台灣人的歷史。（※邱惠恩、羅盛達、鄭仲宏／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