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做為老牌民主國家，選舉制度其實相當複雜。部分州在10月中旬就開放民眾提前投票，選民可以到實體投票所，也可以選擇郵寄投票，海外選民甚至可以選擇缺席投票。 到了11月5日才是全國統一的選舉日，但要注意的是，這天還不是最後的結果，12月17日還有所謂的選舉人投票，要成為美國總統，必須拿到至少270張選舉人票。 到2025年1月6日，美國國會就會正式宣布，下一屆白宮主人是誰。為什麼美國要設計這麼複雜的選舉制度？這樣的選舉制度又引發哪些爭議？

邱惠恩 周明文 / 採訪報導這次國會改革法案，不只引起政治動盪，還引發全台串聯的青鳥行動，5月24日跟5月28日分別有10萬人跟7萬人參與，成為台灣歷史上，繼野百合運動、太陽花運動後，針對國會的第三起大型的社會運動。 俯瞰5月28日青鳥行動現場，果真猶如一隻鳥的形狀。圖／台灣經濟民主連合。 青鳥行動誕生 5月17日立法委員為了國會改革法案爆發肢體衝突，晚間10點33分藍白兩黨以過半數優勢，不記名舉手表決二讀通過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採即問即答方式，並決議其它國會改革法案也將在5月結束前審議。當晚引爆公民團體與百位民眾聚集抗議。 台灣經濟民主連合副秘書長兼智庫研究員許冠澤表示，公民團體在4月就在關注國會這個濫權跟議事粗糙的情形，4月我們就開了很多場記者會呼籲藍白懸崖勒馬，否則民怨會累積沸騰，「果然民怨在517正式爆發。」 5月17日適逢周五，週六、週日，公民團體台灣經濟民主連合與其它公民團體聯手，對外正式發布動員令，號召民眾21日走上街頭，主辦單位預估當日約3萬人到場。 接著24日、28日集會規模擴大，濟南路、青島東路到中山南路封街。早上9點開始人潮陸續湧入，接近凌晨12點才散去。主辦單位預估兩天分別有10萬人與7萬人到場。「沒有討論、不是民主」的口號每隔一段時間就響徹在集會現場。 緊鄰立法院的濟南教會也開放場地成為物資後勤中心，光24日就有約400名志工到場支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發中心主任黃哲彥受訪時表示，「教會基於必須跟苦難的人站在一起，所以開放教會。」針對陸續湧入的物資，他表示，有部分物資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比如說Uber Eats過來就說指定長老教會的物資站，就是指定這樣而已。」 觀察24日與28日社運現場，有些野台車由學生團體認領管理，開放給「有話想說的」一般人。青島東路跟濟南路上兩邊的主舞台則分別由小黨、各領域的意見領袖、學生代表輪流上台演說。 一般民眾也中山南路上，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訴求，現場可看到音樂、跳舞、繪畫、塗鴉等。 5月28日更發起全台串聯，除了台北外，還有14個縣市響應青鳥行動。高雄場沒有台北燈光明亮的主舞台，但有民眾拿著繪本向現場的大小孩說故事，繪本內容則是隱喻自由與極權。 社運成公民教室 沒有討論，不是民主的口號每隔一段時間就響徹集會現場。圖／獨立特派員。 大型的社會運動成了某些老師家長的公民教室。在濟南教會空地前，東吳大學的老師帶領學生了解立法院基本的議事運作。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孫一信作為通識課的老師之一，他表示，本來24日就安排參觀立法院，只可惜封院禁入，「所以就到立法院外面的濟南教會的廣場，來進行實際上的民主教育。」 小小孩也來做街頭觀察。大腳小腳親子共學團的家長孩子也一起在街頭觀察。共學團學生豆寶受訪時表示:這是人生第一次參與社運，「我來這裡第一次見識到很多人拿著牌子，然後一個人在台上講話。」 記者詢問孩子社會運動內容是什麼？另一個受訪的共學團學生樂樂斷斷續續地表達，他記得舞台上的人說，「立法委員，好像兩個黨合作，比較多人，他們沒有討論，就直接通過法。」 問孩子們喜歡這樣的上課模式嗎？「喜歡！」「為什麼？」「可以聽他們講立法委員的事情，還可以吃零食！」 大腳小腳親子共學團領隊與家長徐書慧表示，十年前太陽花運動就已經帶領孩子到現場，「社會跟孩子的教育是不能隔離跟脫節的，所以發生什麼事，我們會跟孩子一起討論，然後來到現場。除了表達我們身為公民的支持跟聲援之外，也同時讓孩子近身去觀察，還有去了解議題。」 難道不擔心安全嗎？徐書慧回應，如果像太陽花學運那樣發生衝突，「我們當然會以孩子的安全為第一考量，提早撤離。這件事情在我們的家長團體都已經有做過演練或討論。」 參與者圖像 有群碩博士生臨時投入問卷調查，研究青鳥行動的參與者圖像。圖／獨立特派員。 為了更嚴謹地瞭解這場社會運動，有一群碩博士生在518、519兩天，臨時找了約22個人，在21號、24號、28號投入問卷調查，研究成本約近兩萬元，全自掏腰包。研究結果「十年一瞬：2024立法院集結運動的參與者速寫」公開在網站「巷仔口社會學」。 標題之所以叫「十年一瞬」，是因為「這次參與研究人員，或說或少都參與過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清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張仁瑋說明，團隊一方面希望能重現十年前台灣社會學界很少見的街頭社會運動問卷調查，二方面想知道參與立法院大規模集會的民眾十年前後有何差異；最後，好奇我們自身還能有哪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可能性。 為何這類街頭社會運動的研究如此少見？張仁瑋解釋，學界研究通常會事先寫研究計畫並爭取經費，然而，「我們不太可能通靈說多久以後台灣何時何地會發生何種社會運動，」尤其街頭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參與方式都是瞬息萬變的，難以科學性地掌握，因此學界不太常有這類研究。 研究不僅要了解參與者的組成與想法，以及對照318運動之差異，更重要的是看出有社會正在經歷哪些變化，「社會學講的是社會結構、強調的是共同的意識，如果訪到100人、200人都有同一個想法，那代表這個社會正在變化，」清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張皓進一步解釋，每一次社會運的研究都是在觀察某一些價值或意識形態的變化。 關於參與者身分，太陽花的學生參與占比51.67%，青鳥則是21.52%。 參與者年齡部分，太陽花運動20歲-29歲占比66.77%，青鳥占比30.56%；青鳥在30歲-39歲占比25.91%、40歲-49歲占比19.27%。研究團隊將整體人口比例加入比對，參與青鳥的人口屬性確實較太陽花多元。 接受社運資訊的平台，太陽花以FB占比87.3%最多，網路新聞71.5%次之，PTT53.7%居第三；青鳥則是Threads占比56.62%最多，臉書47.35%次之，網路新聞43.71%次之。對比2022年台灣傳播調查大眾最常使用的媒體平台，FB以82.3%居冠，但卻並非青鳥最重要的來源。 政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李俊穎解釋，民眾接收資訊的社群媒體平台受到演算法的因素滿大的，探討此題的意義在於「可能有一些平台會慢慢的會有一些假訊息的因素在裡面做干擾，那就變得更不利民眾在使用透過這些平台進行動員，」這也是未來研究延伸的重要角度。 此次社會運動，部分民眾在社群貼文分享遇到性騷擾的情況，調查員本身也遇到，「就是我們出示完學生證後，他還是想要加LINE，他想要知道你個人的訊息，然後就是不放你走這樣子，」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林彥均拿出研究團隊特別製作的拒絕性騷小卡，並印上求救管道，發給受訪民眾。 三次大型國會運動 台灣歷史上，針對國會的大型社會運動有三場。圖／獨立特派員。 台灣歷史上，針對國會的大型社會運動有三場。 最早是1990年3月16日，學生發起野百合學運，訴求解散萬年不改選的國民大會，最後促成國會全面改選，是立法院民主化濫觴。 2014年3月18日，立法院30秒通過服貿法案，學生認為代議政治已然失靈，行使公民抵抗權，占領立法院，寫下台灣歷史第一次。 今年青鳥行動從5月17日晚上爆發，21日、24日、28日三場大型集會，抗議國會改革法案在審議程序與法條內容上太過粗糙。 賴中強律師、同時也是台灣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曾參與三場針對國會的社會運動。他比較三場社會運動，「最特別的一點應該是學運跟公民運動這個比例，」他回憶，野百合運動非常強調「學運的主體性」，也就是只有學生才可以參加的運動，當時參與民進黨集會的社會人士在另一頭，跟學生完全隔開。 太陽花運動部分，由於參與者多數為學生身分，領頭人也是學生，因此多數媒體將之定位成學運。然而，賴中強認為，「事實上是公民運動跟學生運動共同共構了太陽花運動。」 回到青鳥行動，很明顯，各個社會階層與身分、年齡都有。 另一個差異在於，青鳥行動並沒有明顯的社運明星或領頭人。野百合運動當時主要的角色如今都成了民進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例如民進黨立委范雲、沈發惠、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太陽花運動則有林飛帆，現為國安會副秘書長、陳為廷、黃國昌，現為民眾黨立委。 賴中強認為，可以有社運明星作為代表人向社會大眾跟政府溝通，但不可以「造神」，「這之間的差別就是說你要能夠維持運動決策的民主。」 除了審議程序與法條有爭議外，拒絕中國干政成了青鳥行動第三個訴求。賴中強認為，「傅崐萁就是中國的代理人，」自他從中國行程回來後，「他操控了台灣的地方派系，再透過地方派系幾乎決定了國民黨的國會的決策，再透過萁與黃國昌的結盟，再去影響了八席民眾黨立委的決策，就變得傅黃集團好像他能夠控制國會的多數。」 對此，民眾黨在5月23日記者會上，立法院黨團總召黃國昌表示，「沒有人授意我推動國會改革。反而是在12年前，我在台灣智庫的時候，開始跟一群學者 幫民主進步黨在研擬國會改革的草案。後來民進黨也拿去提案了。」 每一場社會運動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認同，而是讓所有人理解這個社會中還有哪些你沒聽過的聲音。

這次國會職權修法，不只引起政治動盪，還引發全台串聯的青鳥行動，5月24日跟5月28日分別有10萬人跟7萬人參與，成為台灣歷史上，針對國會的第三起大型的社會運動。 這場青鳥行動是哪些人來參加？他們又為何來參加？大家想像中的民主是什麼呢？

台灣轉型正義的道路上，許多事件都值得更多省思與關注。1969年2月的「統中會案」，被逮捕的主嫌，為什麼要判處15年到無期徒刑、死刑的重刑？統中會案「首謀」許席圖甚至被刑求到心神喪失。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白色恐怖下的青年自覺運動，又是如何崛起的？ 求處重刑！為何青年自覺運動成員一夕被捕？ 台灣曾經是全世界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當時的統治者為了鞏固獨裁政權，以反共之名，開始肅清所有的反對勢力。1969年2月，串聯近20所學校、擁有8個分會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數百名成員一夕之間全被逮捕。 白色恐怖受難者呂昱（呂建興）說：「在一個晚上，十幾個人來敲門，當時我已經在睡覺了。結果把我叫起來穿衣服、戴上手銬，三部吉普車在等我、直奔高雄。到高雄後，有一棟民宅，我進去之後，一整排都是我的同學。」 隨後，呂昱以《懲治叛亂條例》被判處無期徒刑，而他的大師兄許席圖，則是因為被刑求導致精神分裂、心神喪失。雖然警總依法暫停審判，但是蔣介石還是直接裁示不得停審，應判處死刑。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進金說：「國共內戰期間，解放軍和國軍是第一條戰線，學生運動是第二條戰線，國民黨節節敗退。所以國民黨來到這邊，他會記取教訓–學生我一定要控制住，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早期會有救國團組織，為什麼《自由中國》雷震一直在罵它破壞教育體制。」 1963年5月18日，就讀台灣大學的美國留學生柏大恩，投書報紙批評台灣瀰漫自私、冷漠等社會現象。兩天後，就讀台大的陳鎮國以及就讀政大的許席圖決定成立自覺會，以「我們不是自私頹廢的衣袋」為宗旨，號召學生從事社會服務。 於是在救國團的默許與協助下，參與活動的學生一路從大學到高中，自覺會組織也快速發展，包括馬英九、謝長廷、秦金生，當年都是熱血的自覺青年。不過，就在組織壯大後，自覺會想做的事越來越多，與救國團的衝突也就與日俱增。 「統中會」成員遭逮捕 刑求過程毫無人道 為了擺脫救國團的控制，許席圖與呂昱另外成立了「中國統一事業基金會」，雖然參與人數只有數十人，但是情治單位依舊認定，統中會的最終目的是奪取政權、推翻政府。1969年1月18日，警務處召開第二次會議時還誇大表示，統中會已經在新竹掌握一支政府軍隊，同時在香港跟馬來西亞也有活動，於是在2月10日展開大逮捕。 這是呂昱住了三年的房間，也就是他寫《45號房那一夜》小說的房間。在那時候，這個房間最多關了12個人。（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為了羅織罪名、取得自白，統中會成員被逮捕後開始被刑求，呂昱表示，3天3夜的疲勞審訊只是基本消費，寒流來襲脫光衣物，用風扇吹冰塊也只是小菜一碟。真正令人膽顫的是電擊牙齦，還有俗稱「揹寶劍」的酷刑–兩隻手在背後扣住並戴上手銬，將人吊起來，昏迷後再用冰水叫醒，不斷重複這樣的過程。 1971年4月13日，五名統中會主要成員判決確定，劉秀明判處15年有期徒刑，周順吉、莊信男以及呂昱則是判處無期徒刑。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崩殂，劉秀明刑期減為10年，呂昱等人降為15年，同時在1984年2月刑滿出獄。 而就在多年之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呂昱從陳進金副教授口中得知，當年應該被槍斃的許席圖竟然還活著。這也讓很多人訝異，許席圖究竟如何逃過蔣介石的槍決批示。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進金說：「以前的軍法判決，第一審上去總統核覆就是要槍決。我的解讀是，他們要審判的時候要求再做精神鑑定，證實許席圖罹患精神疾病，所以第二次的資料裡，沒有他的判決、沒有許席圖的資料。」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核定 盼未來持續重建歷史記憶  多年後，在花蓮玉里醫院，看到老朋友的靈魂一直被囚禁在22歲。60年來，許席圖的人生，始終無法翻頁。即使台灣已經民主化35年、政黨已經輪替三次，類似的情況依舊存在。 60年沒見面，許席圖認出劉秀明、呂昱，彼此感動不已。（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辱罵蔣介石而被判刑8年的閻啟明，目前住在花蓮榮民之家，雖然有妥善的醫療照護，但諷刺的是，他每天還是得跟蔣介石碰面。（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有鑑於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至少摧毀2萬人的青春、自由，甚至連生命和財產都被奪走。於是數十個民間團體、超過520位發起人，積極推動519白色恐怖記憶日，希望在歷史記憶的重建中，能夠建構台灣人的精神圖像，讓記憶成為人民一起前進的力量。

李惠仁 許中熹 江志康 周芳聖 / 採訪報導黃心亮 / 整理報導台灣曾經是全世界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受難人數超過2萬人，然而卻一直沒有一個紀憶日來告慰受難者，並警惕當政者。終於在數十個公民團體的倡議下，行政院正式核定5月19日為「白色恐怖記憶日」。一起來回顧台灣經歷的傷痕與歷史記憶。 回顧白色恐怖時期 台灣如何面對歷史上的傷疤？ 如果說記憶是通往過去的甬道，那麼，時間必然是最大的阻礙。回顧台灣歷史上的傷痕，模糊的歷史記憶，也讓許多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誤以為228與白色恐怖是同一件事。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王美琇說：「白色恐怖對台灣影響非常深遠，而且時間很長，從1949到1992年，長達43年，受難前輩大約2萬多人，受影響的家屬20幾萬人，竟然沒有一個記憶日來記取這個教訓。」 從專制獨裁體制過渡到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走得非常艱辛。即使到了2024年的今天，面對加害者、面對歷史記憶，還是有一批人認為掀瘡疤只會製造族群對立，過去就應該讓它隨風而去。 但是，面對這個艱困的工程，德國與韓國有著不同的作法，德國把苦難記憶融入生活之中，韓國則是把歷史記憶視為珍貴的遺產。 德國威瑪的街道上有很多絆腳石，實際上是一個個寫著被迫害猶太人名字的紀念碑，目的是喚醒人們的記憶。（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缺乏共識 台灣轉型正義漫漫長路 台灣與韓國民主化時程非常相近，1987年6月29日韓國發表「民主化宣言」，7月15日台灣宣布解除戒嚴，只不過30年過去了，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卻截然不同。韓國人民對於獨裁政權的態度是團結一致的，而台灣人面對228與白色恐怖，卻還沒有明確的共識。相較於同樣經歷獨裁統治的國家，台灣轉型正義的步伐遲遲無法大幅邁進的主因，關鍵還是在於「沒有加害者」。 濟洲4.3和平基金會室長梁貞心說：「在濟州島，比任何其他地區都更加團結，這就是為什麼，能夠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轉型正義，因為一起合作，力量會比較大。」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說：「沒有清楚掌握過去的歷史，沒有辦法面對現在，更沒有辦法走向未來。台灣呈現出一方面政治狂熱，一方面極度不信任政治，這兩個是矛盾的。」 林佳和表示，對政治狂熱，代表人民認為政治能解決問題，所以需要關心它。可是台灣的時空同時出現這兩個衝突，卻會讓民主走向陰暗的那一端。 台灣共生青年協會更在中正紀念堂前，主張「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民主化超過30年的台灣，但在大學校園中仍然怯於聲討國家暴力。座落在台灣大學的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對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來說，是重要的里程碑，但關於紀念碑上的碑文，卻引起爭議。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張龍僑說：「學校說寫國家暴力不行，改成推動民主就可以。」 15個字的碑文一度是空白的，原因是其中的「國家暴力」4個字，必須通過校務會議的審核。（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白色恐怖受難者透過文字 喚醒被遺忘的歷史  陳列，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之一。1969年，他抱著史懷哲的精神，來到交通極度不便的花蓮任教。1972年，為了準備研究所考試，陳列辭去教職，借住在太魯閣禪光寺讀書，而就在1月份一個寒冷的夜晚，陳列被逮捕了，理由是在學校跟學生說「反攻大陸」是沒有希望的。 再次回到禪光寺，陳列對於當年被捕那晚的記憶，依舊歷歷在目。（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陳列所撰寫的《殘骸書》，獲得了2023年台灣文學獎的金典獎。他說《殘骸書》的寫作，就像是潛入沉船的最深處，雖然沒有能力記錄所有受難者的故事，也沒有辦法處理自己所歷過的一切，但卻能夠感受最觸動人心的部分。 因此，陳列希望這本書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台灣走過的白色恐怖歷史，了解曾經有一群人長期被台灣社會遺忘，他們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犧牲者、反抗者、先行者。

台灣，曾經是全世界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從1949年5月19日宣布實施一直到1992年廢除刑法100條。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期間，受難人數超過2萬人，受牽連的家屬高達20萬人。 然而，這麼多年來，卻一直沒有一個記憶日或紀念日，來告慰受難者，並且警惕當政者。 終於在數十個公民團體的倡議下，今年4月18日行政院正式核定，5月19日為「白色恐怖記憶日」，而關於台灣的土地傷痕與歷史記憶，詩人李敏勇也以「傷口的花，希望的樹」娓娓道出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台灣轉型正義的道路上，許多事件都值得更多省思與關注。1969年2月的「統中會案」，被逮捕的主嫌，年齡都只有二十出頭。也許大家會好奇，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為什麼要判處十五年到無期徒刑的重刑。 簡單來說，他們都擁有一大群追隨者，卻拒絕被政府收編，對獨裁者來說，難以容忍。而這也就是為什麼，當統中會案「首謀」許席圖被刑求到心神喪失，蔣介石還是用紅筆批示「應判處死刑」。李惠仁導演形容，在那個威權統治的白色恐怖時期，所有人都是籠中鳥，一旦，你想飛、你會飛，那絕對就是一種罪。

如果說電視政見發表會與辯論會是全國人民對台灣未來總統的「面試」，那麼這種形式的面試有充份發揮其功效嗎：候選人藉辯論會讓政策越辯越明？作為面試官的選民們有因此更瞭未來的國家領袖？《獨立特派員》對電視辯論會提出四個反思以及四個如何觀看電視辯論的建議。 台灣2004年首次舉辦總統電視辯論會，20年過去了，此形式有充份發揮其功效嗎？圖／獨立特派員  候選人要被聽見 1960年美國首次舉辦總統電視辯論會。時任副總統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與代表民主黨參選的參議員甘迺迪（John F. Kennedy）。當時黑白電視機剛於美國家庭普及，候選人政見不再只是平面白紙黑字與廣播聲音，選民能肉眼觀察候選人的一言一行。 不只美國，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等都會舉辦選舉電視辯論會。反觀台灣是保障舉辦「政見發表會」而非「辯論會」。《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45條只規範中選會要以公費提供候選人於無線電視頻道上發表政見。「辯論會」是二組以上候選人同意，電視台應予受理，並得向中選會申請經費補助。換言之，並沒有強制規定舉辦辯論會。 曾擔任2016年蔡英文競選總統與蘇貞昌競選新北市長的辯論幕僚、現任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常務理事的賈培德表示，資源造成不平等的狀況在民主國家非常明顯，口袋深的候選人可以發動所有宣傳管道。「政見發表會與辯論會是確保所有候選人都有一個平台來發表自身的政治理念，選民也有固定管道了解所有候選人。」 然而，人手一機、資訊唾手可得的時代，候選人宣傳自身的社群門檻越來越低，民眾搜尋資訊的平台也益發多元且容易，政見發表會與辯論會還有存在之必要嗎？這種形式有充分發揮其功能嗎？  反思一：辯論會次數過少 電視辯論會次數宜增、題問宜更多元。圖／公視 電視辯論會反思一：辯論會次數過少。 由於辯論會並非強制舉辦，舉辦一次已相當不易，很多時候容易因候選人各種理由而「流標」。 台灣首次於2004年舉辦總統電視辯論會，當時由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與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同台對決，當時總共舉辦兩次。 畢竟一場辯論會的時間有限，觀看英、法、德國的電視辯論會，都舉辦二至三次。每次辯論會結束後，應給予社會大眾與候選人再次沉澱思考的時間。2004年台灣第二次總統電視辯論會一開始，主持人便提醒兩位候選人：「第一次辯論會舉辦過後，社會上有一些聲音。第一是希望不要辯多於論；第二是不要實問虛答。」 反觀此次202４總統電視辯論會只舉辦一次，對於一位預計掌握國家大政四年之久的候選人，「一試定江山」的作法過於草率。 反思二：提問來源宜更多元 電視辯論會反思二:辯論會的提問來源應該多元。 2004年總統電視辯論會舉辦兩次，每一次各邀請五位來自不同的民間專家學者提兩個問題，共計20個問題。包括中研院院士、婦女新知協會、司改會、大學教授等，題目包含經濟、司改、性平、教育、原住民、財政賦稅、政治風氣等。 2016年則加入網路公民提問，以抽籤方式抽出五題超過千人連署的題目，包括科技、司法、財經、經濟、勞工。 反觀2024總統電視辯論會只有五家媒體提問，也只提問一次。其中，四家媒體都聚焦在兩岸關係，一家媒體另提出居住正義、貧富不均、國會不過半的問題。更遑論三位候選人光是澄清自身炒房地疑雲跟兩岸政策就花了三分之二的時間。對其它議題產生了排擠效應。 確保提問對象多元，被討論的議題也就更多元。 反思三：宜落實交互詰問 台灣電視辯論的交互詰問僅一問一答即結束，容易讓候選人閃避關鍵問題，也無法聚焦議題討論。圖／公視 電視辯論會反思三:落實辯論會的交互詰問制度 台灣多數的電視辯論會制度分為四階段:申論、提問、交互詰問、結論。然而，台灣的交互詰問只不過是一問一答就結束，並沒有繼續追問、討論或質疑。 政策辯論出身的賈培德表示，交互詰問(Cross-Examination)脫胎自法庭辯論中律師詰問證人的制度，「律師可控制證人回答什麼、什麼時候回答、什麼時候換下一題，證人有義務針對問題回答。」 交互詰問可以協助所有人在有限的時間內聚焦問題，針對問題反復地進行質疑與討論，「如果你發現對方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你可以立刻制止他，請對方回到原本的問題並且回答，」賈培德指出，台灣的辯論會一問一答就結束，候選人很容易對尖銳的問題四兩撥千金、輕鬆過關，也達不到「政策討論與辯論」的目的。 反思四：主持人角色宜更積極 電視辯論會反思四:主持人角色宜更積極協助聚焦政策討論。 台灣電視辯論會主持人通常肩負維持秩序與宣布流程規則兩項任務。「台灣政策辯論會的主席一向是念稿的花瓶，直接放錄音也可以，」賈培德直言，歐美國家的政策辯論會主持人是極為資深的新聞媒體人，主席相當瞭解各政黨政策脈絡與候選人背景，「當我們想更具焦問題的時候，主席的角色變得很重要。」 假設候選人對問題言詞閃躲，主持人也會出手，要求候選人有義務回答疑問。  看發表會與辯論會有四個方法。圖／各候選人社群 看門道1：是否口號治國 怎麼看政見會與辯論會1:口號治國 vs. 執行規劃 候選人於政見發表會一定會端上政策牛肉，尤其說出補助多少錢、投資多少金額的牛肉更香。要留意的是，候選人對於這盤政策牛肉的食譜是什麼、食材從何來、怎麼烹煮、何時烹煮、給誰吃等等，都應說清楚講明白，否則只是口號治國。 賈培德以本次三位候選人都有提出的社會住宅為例，「我們會蓋很多社會住宅」跟「我們已經計畫每年蓋多少社宅、包租代管比例、地點在哪、發包進度、完工進度等」，這兩個說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看門道2：留意資訊真假 怎麼看政見會與辯論會2:留意資訊真假 有效的政策辯論是基於事實的基礎之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發動14位同仁，針對本次總統候選人的發言內容(包括總統政見發表會與辯論會)進行事實查核，屬於意見的範疇不查。 對於本次查核結果，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執行長邱家宜表示，候選人最常見的手法是只說出「部分真實」，也就是在事實與數據裡挑出對自己有利的「部分」來重新脈絡與陳述。 這些冰山一角的事實，很容易誤導選民，由其多數民眾也不會對其進行查核。邱家宜認為，政客之所有敢如此操弄真假，「這是新聞媒體怠惰造成的，新聞記者只報導了候選人各說各話，然後就覺得完成工作了，並沒有對其內容進一步查核，」讓政治人物覺得不會被踢爆或揭露。 邱家宜建議，當候選人提出一堆數據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這些數據都可以從政府的公開文件去查核。 看門道3：自己最關心的事 怎麼看政見會與辯論會3:釐清自己最關心的事情，留意相關政見。 臺北大學公行系教授劉嘉薇建議，先釐清自己最關心什麼，「問自己:這個國家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再去聽候選人有沒有相關政見，有沒有解決你關心的問題。」 看門道4：耐心看全場 怎麼看政見會與辯論會4:耐心看完全場，思辨資訊。 一場電視政見發表會與辯論會通常約2小時至2個半小時，「我知道很長，但是請大家耐著性子從頭到尾看完它，」賈培德指出，新聞媒體受限篇幅與時間，只能擷取片段播出，「你很難看從新聞媒體到全貌，」很容易被誤導。 看完後，賈培德建議，停一下、想一下候選人到底講了什麼，並且辨別資訊是否有意或無效。 讓電視政見發表會與辯論會真正落實辯論政策、思辨政策，才能真正改變該改變的問題。 （※邱惠恩 劉建邦／採訪報導） 邱惠恩/編輯

年一次的正副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與辯論會，已經全數舉辦完成。不知您是否有收看？看完後，有更了解候選人嗎？ 正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最早可追溯至1960年美國的總統大選，當時黑白電視才剛普及，因此這是社會大眾第一次可以全程觀察候選人、以及聆聽他們的政見，不再只是平面文字或廣播聲音，而是進一步落實「以民為主」的民主精神。 然而時至今日，傳播媒體與數位載具已經非常發達了，政見發表與辯論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這些正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是否少了政見的論述及彼此的詰問交鋒，只淪為口水戰、泥巴戰的政治秀呢？

緬甸軍方去年2月1日發動政變，宣布接管一年，但是在去年底，又宣稱將在2023年舉行選舉。屆時會是一場如期舉行和公平的選舉嗎？學者分析，軍方可能透過修憲的方式，鞏固權力。國際上的經濟制裁，目前仍看不到成效。東協模式，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態度，似乎都有利於軍方的布局。 但是，緬甸人的革命，仍持續進行中。民族團結政府和海外組織，仍持續聲援緬甸。城市大規模的抗爭，已經轉入少數民族村莊，每一次交火，就造成難民湧入山區和邊境躲避戰火，他們的物資極度匱乏，亟需人道救援。在這場革命中，台灣聲援緬甸聯盟也扮演海外支援的角色，為難民、民族團結政府提供必要的協助。

台灣在2004年舉辦第一次公投，不過當時公投設定門檻太高，即使投票結果同意票高於不同意票，也因為投票率沒有過半而遭到否決。因此立法院在2017年通過修法，將提案、連署和通過門檻大幅降低，同時也將公投綁大選明文入法。打破鳥籠之後，2018年公投果然成了公投有史以來成案數最多的一次，而且10個公投案裡有7個通過，不過在這其中也造成一些選務問題，於是公投法後來再修，改成與大選脫鉤。 而在今年的四項公投提案中，由國民黨立委江啟臣發起的「公投綁大選」，提出的理由是公投綁大選能提高投票率，並降低行政成本。然而究竟公投綁不綁大選是否會影響民意表達？除了投票率，公投最大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緬甸從二月以來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2015年它因為民主選舉，舉世注目，這一次卻是因為政變和人民示威行動。軍方的行動，不斷升級，開始槍殺無辜民眾，並開始軍事攻擊各少數民族。 緬甸境內多民族向來是內政動盪的重要因素，這次政變除了關注示威民眾的安全之外，少數民族議題，更關係著緬甸是否會爆發大規模內戰的隱憂。從非民主政體要過渡到民主政體，是一條漫漫長路，加上軍方握有軍權和掌握國防邊境等事務。如何軍方制度化，是緬甸不能迴避的議題，也是艱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