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惠恩 周明文 許為庭 / 採訪報導 邱惠恩 / 整理報導 以保障勞工權益為職責的勞動部，卻發生公務人員因職場霸凌輕生的案件，導致前勞動部長何佩珊下台，引發總統賴清德與行政院長卓榮泰相繼鞠躬致歉的政治風波。其後，公部門職場霸凌案連環爆，這場職場霸凌#MeToo風波，除暴露出台灣職場霸凌無「法」管，也揭示公職制度與文化易成霸凌的溫床。公務員之死 2024年11月3日一名勞動部北分署吳姓公務人員在部內輕生。7日，部內同仁在Threads悼念並揭露吳員生前遭職場霸凌的狀況。其後，議員、立委、媒體紛紛爆料吳員長官、時任北分署長謝宜容荒腔走板的霸凌行徑，舉國譁然。 輿論促成勞動部於11月8日展開行政調查，19日報告出爐指出，整個北分署資訊小組僅吳員一人，並承接「智能就業服務系統」專案，導致長時間每日工作逾12小時；長官謝員亦咆哮貶低同仁，甚至曾對檢舉自身的案件質問查證告密人員。然而，調查結果是「認定謝員涉及職場霸凌且情節重大，」但對同仁工作上之要求「目的良善」，且「無法證明吳員有遭受長官職場霸凌之情事」。該份「目的良善」的調查結果引爆第二波輿論，時任勞動部長何佩珊下台，成為最短命的勞動部首長。前立委洪申翰接下勞長一職，展開第二次調查。 12月11日二次調查結果出爐，認定謝員領導方式已逾越業務上必要且相當之範圍，造成寒蟬效應，屬於職場霸凌。再加上就服智能專案是由謝員指派給非業務單位的資訊小組吳員獨自承辦，在沒有明確指示需求為何，又將預算調降至與所要求達成之功能不相當的金額，確認吳員遭受職場霸凌，輕生也與工作遭遇有關。 兩次調查報告主軸差異不大，結果卻截然而不同。「我認為在取證的深度、廣度一定有差別，」律師翁瑋指出，取證需要時間，第二次調查又立基在首次調查的基礎上，有助證據更趨完整。另一方面，「輿論會迫使主管機關用更加嚴格的標準審查事證。」 新任勞長洪申翰面對首次調查是否有政治高層介入包庇等媒體提問，從未正面回應。 霸凌無「法」管 勞動部吳員輕生案，暴露出職場霸凌在台灣無「法」可管。 無論是保障公職人員的《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簡稱安衛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還是保障勞工的《職業安員衛生法》(簡稱職安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其中「不法侵害」所指包括職場霸凌，但法律沒有進一步說明何謂職場霸凌。只有人事行政總處發布的「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有提到職場霸凌定義，「這段定義是引自新竹地方法院100年的判決」，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陳淑綸指出，沒有職場霸凌的法律定義，大家只好引用法院的說法。 目前職場霸凌案件，若非向外尋求司法途徑，就是內部申訴機制。私部門比公部門多了「勞工局」這個第三方監督機制，但謝淑綸解釋，《職安法》是規範雇主「預防」義務，勞工局並不介入案件實質調查，「如果公司內部調查SOP都做了，對勞工局來講，公司已經完成預防義務了。」「但內部調查大家又覺得會被吃案。」 勞動部第二次調查結果重複指出，謝員之言行營造出申訴也沒用的「寒蟬效應」，例如：「常跟部長通電話」、「署長是他師父，與署長很好」等。 另一方面，調查委員會的組成結構也是關鍵。第一次調查委員會有六位勞動部主管，兩位外部委員；第二次調查，四位外部委員，僅兩名勞動部主管。「外部委員比較可以避免人情壓力，」翁瑋分析，外部委員也可提供不同的視角，例如第二次調查著重寒蟬效應，以及不觸法卻不合理的手段、要求與言行，都可能構成不法侵害。 然而，公部門職場霸凌並沒有因為勞動部調查而結束。 體制潛藏霸凌因子 勞動部職場霸凌案爆出後，行政院、數發部等陸續被踢爆職場霸凌情勢，甚至衛福部調查後，有八案之多。根據統計(表1)，輕生為全體國人死因排名第十一，公務人員卻是第四名。公務人員報考人數也逐年遞減(表2)，與此同時，想丟掉鐵飯碗的離職人數逐年增加（表3）。 12月12日衛福部公布職場霸凌調查結果，政務次長呂建德會中表示，「從新冠疫情、公衛、長照、社政等業務都大幅增長」。指出事太多、人太少是造成公務體系長工時、壓力爆表的主因之一。 依照《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我國公務人員數量上限為十六萬零九百人，只有五類公務職位納入法定員額，近年陸續將公立學校、公立醫院職員等排除在五類公職員額。因此，只要成立新機關，「對既有公務員就是一場災難，」化名為黑圍巾的現職公務人解釋，總員額制度下，釋出多少員額，就要收回多少員額，並非民眾想的「又要聘很多米蟲。」但，公部門事有很多嗎？除了社會發展益發多元外，黑圍巾觀察，民眾期待「大而有為的政府」的思維，恐怕讓公務人員永遠不夠用。他舉例，警察、消防員接到電話就得出勤，就算電話那頭是有人吃壞肚子、切水果切到手要送醫院。「民主政府的義務有沒有界限？若什麼事情都要政府做，那得三分之二的民眾都去當公務人員！」 公部門人手不夠的因應之道就是聘約聘僱人員，若達該機關約聘僱預算員額5%的上限，就用業務費聘僱適用勞基法的約用人員以及委外承攬人員。如果事情還做不完，加班！不過，每月領取的加班費上限為20小時，專案加班時數上限可達80小時，一旦達到上限就會打假卡。機關內適用勞基法的約用與承攬人力則不在此限制內。「我就聽過高階主管抱怨適用勞基法的約用人員，周末有一天一定不能加班，不好用，正式公務人員比較好用，那言下之意不就是公務員可以剝削，勞工不能剝削嗎。」黑圍巾苦笑。 事多很可怕，冗事多更絕望。公部門常用人次、場次、比率等作為考核指標，但這不見得能有效推動政策目標，讓人民對國家變好有體感。「再也沒有比徒勞無功、沒有希望的勞動更可怕的懲罰了，」黑圍巾說，累是一回事，工作乏力更多是因為做太多無效益之事。那不滿意職場環境，公務人員能直接調職嗎？恐怕有難度 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理事長洪瑞壕，於2015年至2018年服務於衛福部疾病管制署，拿公費受訓得到採購人員的基本跟進階證照。2016年處理一項採購案時，有三家廠商不合格，但只針對一家廠商，「長官叫同事打電話給這家廠商來補件，叫我在開標事等廠商補件，」洪瑞壕回憶。 洪瑞壕認為這是違法補件，所以即便收下廠商補件資料，仍通知其不合格，結果收到廠商計畫主持人之一、時任立委的陳宜民，直接用立委辦公室名義發文「關心」為何投標不合格。其後，洪瑞豪在20個月內，毫無原因地被調動四份不同的職務，花時間不斷上手新工作，考績年年乙等。洪瑞壕認為，這根本不是職務歷練，但就算申訴，「只要他們說調動職務是長官權限，」也沒轍。 洪瑞壕熬過三年綁約期，投了五份履歷，面試時坦言乙等的原因，找到目前的機關職務，已算萬幸。因為公職考績有一潛規則，一個機關有2至3成的人必須考績乙等，所以會輪流。黑圍巾表示，同樣乙等，79分可能就是運氣差輪到，78分以下就會被工作能力有問題，「所以主管看你不爽，打78分以下，等於宣告你公務職涯死刑。」 洪瑞壕等到離開疾管署，熬過新冠肺炎疫情，在去年跟今年循司法途徑，告發機關圖利罪，全案已進入司法調查。 翁瑋表示，勞基法十之一條及所謂調動五原則，對職務調動比較有明確規範。但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公部門，需要自行找職缺，並經主管同意才能調動，除非不幹最大，所以在難以離開職場環境的體制下，易滋生霸凌。「有個例外，如果找到升遷職位，基於不擋升官路的原則，主管就得放人，」黑圍巾笑說，有些可怕的主管就這樣成為大家升遷的「加速器」。 職場霸凌入法 無論是立職場霸凌專法，還是修職安法並納入公務人員，各界共識皆是台灣必須有職場霸凌的法律明確定義及霸凌樣態，避免莫衷一是的狀況。 翁瑋建議，申訴機制的保密原則也需入法，尤其打聽、詢問，甚至要求口徑一致等言行，「都是在挖掘真相的重要障礙，所以勢必要明文禁止。」 蒐證方面，分為人證與物證，翁瑋提醒，有沒有人在場、有沒有人聽到與知道，都是重要人證來源；物證方面，包括錄音、郵件、社群以及監視攝影機等。 錄音是否侵犯隱私？翁瑋回應，目的是為了蒐證、申訴或訴訟攻防等正當目的，不算侵犯隱私。如果人證物證都沒有，「用事後回顧的方式，例如，向對方說昨天開會時你對我有哪些污辱言行，間接佐證事實。」一直以來，公務人員要求組工會的聲浪不曾間斷，就是希望在科層官僚中，掌握對等協商的權力，而非長官說了算。但最大阻礙在於部分公務人員擁有特殊公權力，若像一般工會擁有罷工權恐引發社會亂象。對此，洪瑞壕回應，真正的問題在於從沒有認真討論過公務人員的工會權力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只是一味以公務人員不能罷工結束對話，但工會並不等於罷工。黑圍巾以德國的人事代表會為例，其為機關內正式的基層組織，類似工會的性質，可以跟機關的管理階層簽訂職務協定，若有爭議，雙方協議不成，可送交勞動性職的法院仲裁，仲裁出來前，可暫緩執行原本的政策。 職場分際的藝術過去常認為，服從威權等同於好員工，跟上高壓的腳步是有競爭力，陳淑綸認為需要打破舊時代的工作倫理觀念，「要重新思考職場上合宜的人際關係的互動是什麼？」 澳洲通過工作離線權，下了班就不能再要求員工處理工作事務，明確告知企業主這是員工的權利。「建立法治概念很重要，例如要有合宜界線、哪些行為不適當、不能有敵意環境等，減低孳生職場霸凌的溫床，」陳淑綸表示。 黑圍巾觀察，整個公職體制的建立邏輯都是崇尚威權，他舉例，「長官對你說:『你很沒行政倫理』，意思是你很不聽話、不照章辦事。」這句聽起來很中性的詞句其實隱含「下對上的絕對服從」。從此衍生出的管理、考績、懲處、KPI(績效)等制度，很多都是長官說了算，基層只能聽命，毫無基於專業判斷可言。這些都很可能成為職場霸凌的養分。 勞動部公務人員輕生案，以最沉痛的方式，盼能喚醒政府與社會正視職場霸凌對人、對國家皆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家裡堆積很多雜物，不知從何開始整理？根據美國的研究，每20人就有1個人有囤積症，算起來台灣等於有超過100萬人受到囤積症影響。很多民眾會認為東西沒壞，丟了很可惜，或是留下來總有一天會用到。到底只是家裡太亂，或真的有囤積症？如何用科學量表來評量？家中雜物越來越多怎麼辦？避免復亂的關鍵是什麼？ 在自己家裡與嶄新的物品久別重逢，這種驚喜你也有過嗎？張小姐住在台北市信義區的傳統公寓，隨著時間的推移，家中物品增多，雜物也開始堆積。原本想繼續擔任在宅保母，但現在全心照顧7個月的小女兒。半年前，一出月子中心，他就找了整理師，希望重整居家空間。整理師余亭儀表示，避免「復亂」的關鍵，就是以使用者的邏輯分類物品。家人衣物分別整理後貼上標籤，媽媽的烘焙工具裝入整理箱，爸爸的工程用具統一放到後陽台。 余亭儀說：「生活其實是動態的，家是共同要維持的，請我們來的是媽媽，但是如果工作、後續的維持都交給媽媽，其實媽媽很辛苦。如果（家人）願意學習的話，我們就一起來做這件事，讓整理這件事情可以大家共同分擔。」 整理師不只是整理 在過程中看見人的需求 現代人的消費模式及購物行為，常使家中的物品過多而導致凌亂。但幫助特教需求、隱性障礙家庭的非營利組織，為什麼也需要整理師呢？ 希隱力健康生活協會副秘書長丁國豪說：「非營利事業是沒有太多的收入，要靠大家的捐助，所以很多民眾捐助物資，我們是非常樂意的。久了之後，資源就很豐富，但也可能會很雜亂。」 對於借重外部服務，協會同仁原本有著猶豫，但嘗試委託專業整理師後，發現物資的運用有長足的進步。整理師余亭儀說：「像他們可能很多紙箱，上面可能會需要一些標籤，所以我們在分類的時候，要考慮到他們實際上運用的狀況。」 整理師余亭儀其實是社工背景，幾次協助朋友整理房間，卻很快又覆亂。她發現社工所學，可以與整理進一步結合。長年投入社區工作的他，也帶學生走入社區中讓鄰居備感困擾的家。發現整理不只是整理，而是在過程中能具體看見人的需要。 是節儉還是囤積？如何判斷自己有沒有囤積症？有些人的初衷也許是節儉、不浪費，但惜物的心卻累積出過多的物品。在長輩早期物質生活不充裕的年代，物品不僅是實用性，更滿足了安全感的依附。諮商心理師黃政昌說：「囤積到最後，老年人比較多，都是獨居，所以他突然心臟病發或發生什麼狀況，救護車、消防隊員來，才意外的發現他家裡根本進不去。不是只有獨居的問題，還有伴隨囤積症的問題。」囤積症或稱儲物症，就是強迫症的相關障礙。黃政昌專長於強迫症的研究，在2005年就撰寫了華人地區第一本的強迫症專書，長期研究、累積實務經驗。2021年校閱Steketee與Frost兩位囤積症大師著作，推出中文版「囤積症的斷捨離」。身為整理師，同時也是室內設計師、作家的Phyllis，對長輩的囤積行為有切身之痛，因此想要嘗試找出問題的原因。研究之後，他終於找出媽媽堆積雜物的原因，她不是不丟東西，只是缺乏整理的能力和時間，屬於「慢性雜亂」。 Phyllis寫了第一本書叫《零雜物》，並開始研究各方面的資料，想搞清楚囤積行為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又寫了第二本書《囤積解密》。為了「反複製」母親的囤積傾向，身為室內設計師的Phyllis，台中的家就像樣品屋般簡潔。如何判斷到底是合理的惜物，還是病態的過度囤積呢？美國研究囤積症的權威製作了「雜物影像評估量表」，專家將廚房、臥室、客廳的雜亂程度視覺化。 黃政昌說：「他們有時候丟不掉的不是這些物，而是這些物充滿了一些滿滿的情感連結跟回憶，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認知行為（療法），你越練習丟東西，大腦會習慣，焦慮、後悔的感覺會越來越少。」認知行為治療法要由專業人員，循序漸進地協助，而且儲物行為與囤積症不能直接劃上等號，隨口說他人有囤積症或強迫症並不正確，因為兩者都是精神疾病的診斷項目。囤積症好發於55歲以上民眾，耐心陪伴，或許就有機會獲得清除雜物的勇氣和力量，找回空間的自由與生活品質。

婁雅君 袁宏書 / 採訪報導 黃郁婷 / 整理報導 說起舊鞋救命，相信很多台灣人並不陌生。來自台灣的團體和愛心，送舊鞋到非洲之外，也在當地進行醫療和衛教工作。他們發現，日常生活沒有乾淨的水來清潔和飲用，一樣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又發展了活水計畫，在學校和村莊建造水井，10年來，已經在非洲12個國家推行。送愛到到非洲 舊鞋如何救命？ 「舊鞋救命」物資募集，已經進入第10個年頭，在台灣各地獲得民眾熱烈響應。而這項計畫的關鍵人物就是楊右任。 舊鞋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創辦人楊右任說明計畫源起，他的岳父是一名加拿大傳教士，在他服務的學校裡面，孩子們因為被沙蚤感染，導致雙腳潰爛。一開始，是由他的岳父買鞋子給孩子們，但當然不夠，所以後來楊右任在台灣知道這個消息，就募集了很多台灣人的鞋子，送到非洲去。 台灣人對於沙蚤相當陌生，這是一種生存在土壤中的節肢動物，也會寄生在人類的皮膚上。輕則搔癢疼痛，嚴重時甚至影響到日常生活。 舊鞋救命肯亞辦公室總監Dawson Mudenyo觀察，人一旦被沙蚤感染，就不能工作了，因為他們的腳、手都變形了。而且因為他們不能走路，有時這是非常丟臉的，人們會躲起來。對小孩子來說，當他們上學時，有些人會感到羞恥。因此，在學校期間，他們無法專注於學業。 捐贈物資需慎選！避免造成社福團體財務負擔 這一天，達觀國中的生命之光社團前來伯利恆倉庫擔任志工，為物資進行分類和篩選。鞋子除了耐用度之外，包覆性是否足夠來防止沙蚤，是最重要的考量。 達觀國中學生傅品甄認為，壞掉發霉的鞋子、脫鞋並不適合捐贈，因為他們需要保護腳，而拖鞋無法將腳全部包起來，還是會造成感染的風險。 當地需要的物資包含A4尺寸的包包、包覆性鞋子和輕薄衣物，但是仍有一些不符需求或是不堪使用的物資，反而造成處理上的負擔。 舊鞋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創辦人楊右任坦言，目前需要花非常多的經費在處理垃圾。會造成垃圾的原因，是因為民眾的鞋子放在鞋櫃裡面好幾年都沒有穿，看起來雖然沒問題，但他寄到倉庫之後，工作人員檢查時，一摸一捏就碎掉，這個就只能當垃圾來處理。 從送舊鞋到蓋水井 社區議題在非洲如何執行？ 從一雙鞋，到一口活水，舊鞋救命深入非洲村莊，發現當地人不但要走很遠才能取水，人和動物共用同一個水源，水質狀況惡劣之外，還有另一個隱憂。 舊鞋救命肯亞辦公室總監Dawson Mudenyo發現，對年輕女孩來說，在夜間取水是非常危險的。即使是成年女性，他去兩三公里外取水，過程很勞累，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在他身上。 為了傳遞一杯乾淨的水，舊鞋救命展開活水計畫，在非洲多地建造水井。不但減少了疾病的發生，也讓人們省下更多時間，才能外出工作和上學。 世界各地有不同的NGO組織進入非洲，舊鞋救命不是以主導者自居，而是選擇與當地人共同合作。舊鞋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創辦人楊右任期盼，最終要把這個棒子交到當地人的手上，也就是永續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跟當地很多的人、機構、村民去合作。這有可能會降低執行的速度，而且有可能讓事情更加複雜化。舊鞋救命和當地一位法國社會企業家合作，挖鑿人工湖，透過數道人工湖和石頭過濾，最後流到集水壩儲存。這種天然的集水方式，不只為當地人提供了畜牧和農耕用水，也滋養了乾涸的沙漠之地。楊右任說明，當這個湖的水流到另外一個湖，就會開始有生態的衍生，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恢復一個自然的生態，這才是最終的目標。 從一雙鞋到一口活水，最後展開了社區發展的議題，不同文化在這裡交錯與合作，只為了翻轉非洲偏鄉的可能性。

全球各國皆有刺繡工藝，歷史至少千年，技法約有1587種。台灣繡莊早期曾盛極一時，諸多生活用品皆有刺繡工藝；如今風光不再，僅剩宗教繡品為大宗，有些刺繡聚落也成了時代眼淚，致使許多精湛的刺繡技法逐漸消逝。究其原因，包括工業化、市場經濟、升學導向的教育思維，以及當代民眾有無領略到刺繡工藝的魅力。消失的工藝 65歲的刺繡師傅嚴東誠坐在繡繃架前，拿著針線的雙手靈活地穿梭在繡布上，正在趕工12尺長的八仙綵。嚴東誠是世界二次大戰後來台的首批刺繡師傅嚴訓祥的大兒子。 「早期大陸那邊賺不了什麼錢，大家都嚮往來台灣發展。」嚴東誠回憶，父親16歲就被祖父推上帆船，跨越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黑水溝，來到台灣，落腳台南。 為什麼是台南呢？ 在台南導覽資歷逾20年的郭麗桂帶著記者，來到台南民權路跟永福路交叉口，這裡佇立著至少有三百年歷史的大井頭柱子，是先民來台登岸後最近的淡水取水點。郭麗桂指出，此處於清朝時期劃為十字大街，是商業最活絡的街道，「中國來的刺繡師傅一定會從這裡上岸」。 沿著民權路二段走，當時街道多以該區行業來命名，例如草花街、鞋街、針街等，「鞋子需要刺繡，也就是繡花鞋；新娘頭戴的草花裝飾也要刺繡，當時刺繡需求很大，所以從這裡開始形成很多繡莊」郭麗桂解釋。清朝以後，台南府城可以說是繡莊的一級戰區，幾經更迭，民權路上至今仍有多家開業繡莊，從店外便能看到師傅們正在刺繡與畫稿的身影。 年輕的嚴訓祥為了在府城佔有一席之地，「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實事求是!」嚴東誠拿出小紙箱裡超過一甲子的畫稿，泛黃破舊的水墨素稿來頭不小，有的出自20世紀初廟宇畫師潘麗水，光一個水袖就有好幾摺，可見畫風細膩精緻，但也苦了刺繡師傅；有的則是彩繪畫師陳玉峰來操刀，線條單純樸實。 「說真的，我們不是畫家，是刺繡師傅，請畫家幫忙比較求真。」嚴東誠指出，宗教繡品的衣服、裝飾、手拿的武器等都有學問，雖然客戶不見得看得出正確性或藝術性，但是「吃這行不是只賺錢，你還要有執著，才會做得好。」 這些超過一甲子的畫稿，線條上有人工戳出密密麻麻的針孔，嚴東誠解釋，畫稿放到布上，粉撒下去後，布面就會形成畫稿上的圖樣，再用毛筆描，這是沒有影印機時代的古早智慧。嚴訓祥就是靠著對工藝的執著逐漸在府城站穩腳步。 消失的「繡」才 目前專門的畫稿師傅難尋。嚴東誠表示，「繡莊不是一個人的武林」，而是各司其職，過往分工包括畫稿、題字、開臉、身體、糊棉花(立體浮繡)、零件(如花、雲)、合裡(把所有零件整件完成)等等。如今，很難找其各類專業的師傅，「那麼誰做？老闆自己做！」目前店裡的刺繡師傅不足十位，嚴東誠帶著記者拜訪現年80歲的李碧蓮女士，他有可能是台灣最年長的現役刺繡師傅。記者採訪李碧蓮師傅的當下，他正在趕工神明供桌的桌帷，雙手靈活流暢，穿針線也是兩秒就完成，「早就習慣啦!眼睛瞄一下線就穿過針孔了，」李碧蓮笑說，自己是老么，自小緊緊跟在同樣是刺繡師傅的母親身邊耳濡目染，國小畢業後雖考上初中，但因著喜愛刺繡便放棄升學，「14歲我就出來做師傅，都沒有(做學徒)學喔，就可以跟人比拚。」這一拚，至今66年，還捨不得放下針線。 像李碧蓮師傅這樣從兒少時期就成為學徒、甚至獨當一面的繡才，學的不只是技法，也學習透過針線傳達出宗教信仰、當代文化，以及自成一格的美學風格，「你的理解能力跟企圖心高，你做的就是藝，而不只是工，」一樣從小看刺繡到大的嚴東誠回憶，自己兒時就可以繡簡單花樣，藉此拿到好幾毛零用錢。不過，台灣實施基本國教後，學徒已經越來越少，因而開始出現斷層。 繡才漸少的第二個主因是刺繡師傅不再收學徒。不收學徒的嚴東誠表示，刺繡師傅至少要具備幾樣能力：電繡、金蔥、糊棉花、開臉、畫圖。然而，部分學徒只學半套就開繡莊當老闆，技不如人便削價競爭，師傅為了不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索性關上學徒大門。第三個因素是中國貨品低價傾銷。繡莊轉型 「假設我們賣三千塊，大陸一千塊就賣了!」現任嘉義縣刺繡文化學會理事長周讓廷，三代經營繡莊，深刻經歷大陸低價傾銷搶市場的痛苦，「所以我們只好一直轉變，朝著訂做、客製化走，並且提升效率跟品質，讓低價攻不進來。」周讓廷的祖父周國欽發跡於嘉義朴子，從日據時代開始便逐漸形成刺繡重鎮。第二代周志雲解釋，二戰後，朴子有很多繡花枕頭套都外銷至中東。68歲的刺繡老師顏淑端也回憶，家中長輩為補貼家用，兒時家家戶戶幾乎都有一個刺繡繃架，自己在功課之餘也會幫忙。甚至當時一整條開元路都是繡莊，繡品包括桌裙、被單、枕頭套、紅眠床床廉、 婚嫁用品等，「當時朴子的女孩子如果不會刺繡，很可能嫁不出去」。工業化時代來臨，大量機器產線與電腦打版取代手工刺繡，再加上民國六十年代後，台灣經濟起飛，生活用品漸趨多元，繡品不再受到消費者青睞，嘉義朴子刺繡聚落便逐漸消失，目前只剩朴子刺繡文化館及零星繡莊，周家的繡莊便是其一。 第二代周志雲接手擴大為中盤商，由於台灣工資上漲、也越來越少人願意吃這行飯，1989年周志雲赴大陸開工廠，直到第三代的周讓廷想走不一樣的路。「衣服鞋飾都有品牌，連雨傘也有，為什麼神明衣不能有品牌，」周讓廷大三開始萌生品牌的想法，至今快20年，終於做出成績。走進周讓廷的繡莊店，走文創路線。店面後方20坪大的空間擺放好幾台要價百萬的電腦刺繡機，圖樣打版確定後，上機台自動刺繡，員工僅需換線跟監督機器是否按圖刺繡。除傳統神明衣外，還製作迷你版神明衣，可作平安符吊飾。也曾跟電影《陣頭》合作Q版三太子公仔，甚至讓形象活潑的三太子穿上蜘蛛人、大黃蜂等英雄系列的衣服。「讓外國人知道台灣有什麼東西，他回國後才會跟朋友介紹，」周讓廷認為，行銷首要講究亮點，銷量是其次。「刺繡師傅一直坐在繡架前工作，很難做到市場創新跟經營，」周讓廷說，大哥跟著父親經營傳統繡莊，二哥從事神明帽工藝，自己則走刺繡文創，周家三代皆不會刺繡，卻對其保有熱忱。 刺繡傳承 除了中國外，西歐、北歐、中歐跟俄羅斯亦有刺繡工藝，歷史至少千年以上。根據台南應用大學全球刺繡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全球刺繡技法約有1587種，中心已做出8百多種技法。中心主任林姿妙表示，學校由服飾設計管理學系跟通識中心共同開設刺繡專班，開放各系學生選修，「刺繡課程讓學生進可攻、退可守」，既可滿足生活技能、創作作品，也可以此技能創業。 全球刺繡研究發展中心還設有「古繡畫修護」的課程與服務。走進修護室，中國清朝乾隆皇帝時期的緙絲龍袍靜躺在為它量身訂做的工作桌上，周圍有好幾盞落地大燈，幾位穿上白袍、戴著口罩手套的織品修護師或坐或站，靜靜地修護破損處，該件織品文物為潘思源董事長個人收藏的。 為避免汙染文物，修護師紀錄時只能用鉛筆及軟皮尺測量，該空間禁止飲食，連水都不能喝。南應大全球刺繡研究發展中心助理教授盧亨如表示，每件文物過程都是客製化的，每一處破損樣態及其對應的修護方式都須詳實記錄，以利後人很好掌握文物狀況，甚至「要分辨蟲卵種類」。不過，修護也有極限，盧亨如解釋，有些文物劣化得非常嚴重，這時僅能加固，避免惡化下去，但要回復已是無力回天。一個合格的織品修護師至少要經過三年的課程與實習。盧亨如指出，修習內容包括刺繡技法、認識織品材料、保存科學及科學儀器分析等。對於織品，眼見不一定為憑，修護師需要透過顯微鏡確認刺繡技法與材料科學分析。 藉由修護織品文物會發現，「早期的工藝真的很精緻，而且非常漂亮，反觀現在的刺繡明顯退步，」南應大全球刺繡研究發展中心講師莊央姍有感而發，目前傳統繡莊師傅鮮少收學徒，再加上市場環境，導致許多技法成為傳說，因此，肩負教育責任的學校力邀繡莊的刺繡業師來教導學生，希望盡可能做到保存與傳承。刺繡新面貌 「有一個顧客問我：『為什麼我們這種藝術性質工作的人，都不能生產一些生活化的物品？』」開設刺繡個人工作室的謝曉霜，畢業自南應大美術系，大三時看到全球刺繡研究發展中心的刺繡作品，展開全新視野，「我從來不知道拿畫筆之外，還可以拿繡針，」著迷於僅用一針一線就彷彿將整個世界繡進來的魅力，他自此一頭栽入針線世界，至今十年。目前絕工作室大部分都是手工客製刺繡，只有少數圖樣統一、件數幾十件的訂單會使用電繡。謝曉霜分享，刺繡不只有技法，不同的布材會導致不同的刺繡效果，許多素材，包括緞帶、珠子、繡框等亦有不同的風格與質感，需要花時間一一瞭解跟嘗試。電腦刺繡，再加上益發成熟的AI繪圖與打版技術，謝曉霜認為，有些技法仍只能倚靠人類靈巧的雙手才能完成。 回到謝曉霜這位顧客的藝術實用論疑問，嚴東誠的一句玩笑話或可相呼應：「現在大家都說這個（潘麗水、陳玉峰的畫稿）是國寶，可是我開個玩笑，這些圖賣你要不要？」「藝術是主觀的，你生活有需要它，它就成為你的需要；你生活不需要它，它就不是你的需要，」謝曉霜說。刺繡的未來是僅保存在博物館的一頁歷史，還是能以不同的面貌成為各世代的文化印記呢？這不只是政府與教育的責任，也是各世代繡才們執著的靈魂，更取決民眾是否意識到刺繡的存在，並能領略其千年風華的魅力。

婁雅君 袁宏書 / 採訪報導 黃郁婷 / 整理報導台灣的退休族群，超過6成的人有運動習慣；而35到44歲的比例最低，女性甚至不到2成。體育署從107年開始，推出企業運動指導員補助計畫，規劃運動內容並推廣運動風氣，台灣也有不少公司，在內部推廣運動文化。來看看這些活力企業，如何為員工營造友善的運動環境。扶植廠內運動社團 養成員工運動風氣！ 上班族不運動，不外乎工作太累、沒時間、缺乏動力等理由。如果公司有場地，換了衣服就可以直接運動，員工能不能動起來？ 裕隆日產汽車總經理鐘文川說明，廠區有游泳池、羽球場、籃球場，大家在社會變化以後，這方面的需求越來越高。廠方因應這種狀況，辦了很多活動，不管是路跑或者是瑜伽。 體育署為了鼓勵企業推廣運動文化，只要新聘用一名運動指導員，就獲得補助30萬。運動指導員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資格：曾參加國際或全國性比賽、具備教練或體育人員證照，以及相關科系畢業。 裕隆日產汽車員工陳美錦指出，像慢跑社的話，固定在禮拜二會找幾個同事，下班之後，從廠區外的宿舍大樓跑到勝興車站。大家一起跑比較容易持續，也比較多天，不會一個禮拜只想跑一天、偷懶。跑步的時候會有一些耐力或者是集中度的訓練，對工作上也有滿大的影響。 鐘文川總經理認為，這些活動可以深植人心，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讓整間公司更健康，員工也能夠健康，陪伴公司成長、茁壯。 建立全方位運動環境 企業運動指導員展長才！國內電源供應器大廠，10年前開始由董事長帶領推行運動文化。他從個人做起，體重減少了將近12公斤，體脂肪也從35%降到24%。全漢企業營運長鄭名翔觀察，其實員工看得到老闆的生活習慣是有所調整的，所以看到他越來越瘦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地要越來越努力。配合軟硬體的建置，公司想方設法就是要讓員工動起來。全漢企業經理鍾靜儀表示，公司為了推動員工熱愛運動這件事情，是著實下了一些工夫。比方說在晉升的制度，特別設定運動的學分，每年每一個同仁要達到體能學分10學分，才符合晉升的資格。全漢企業運動指導員徐紹桓認為，規劃運動的相關內容，提升企業運動的風氣，對於體育人才來講，其實也可以將這份工作跟自身的專長結合。全漢企業董事長鄭雅仁歸納出，運動是讓自己有往內看的機會，因為很累、很喘，就會很專注在自己的身體狀況。第二點是，因為有運動，員工看起來比較陽光、開朗，這點很重要，而且意志力會比較好。 公司提供健身資源 員工省荷包還能增進情誼如果公司沒有空間，在外租借運動場地，也是一種方式。這家規模不到百人的公司，可以選擇的運動項目也不比大企業少。人資專員在無意間發現體育署的補助計畫，開始為員工規劃運動課程。下班時間，大家一起到健身房上團體課程，公司有超過6成的員工都加入了運動的行列。群創能源科技助理何家茵表示，嘉義比較少聽到公司會有運動相關課程，下班回去，可能就是在家裡滑手機，然後躺著休息到晚上。可是現在有這些運動項目，就可以在下班時間跟同事一起去運動。群創能源科技專案經理蔡耀緯分享，因為以前自己有在重訓，如果公司有開課，第一個，除了自己重訓以外，還可以跟同事一起重訓，增進同事的感情。另一方面，外面的教練課24堂或36堂，可能要3萬至4萬以上，如果公司有這個福利，對於員工來講是一舉兩得。青壯族群規律運動的比例仍有待提升，打造友善的運動環境，讓員工動起來，企業、社會才能更永續。

萬真彣 黃政淵 鄭仲宏 / 採訪報導黃郁婷 / 整理報導獨立特派員走訪了三個也常常辦演唱會的多功能體育場，一個是高雄國家體育場，容留人數跟大巨蛋接近；另外還有高雄巨蛋及台北小巨蛋，同樣都是密閉場館。了解他們如何管理大型活動的公共安全，以及場館發生事故時，有哪些設施可以自保，又該如何配合人員應變。高雄世運滿座超過5萬人！ 緊急狀況怎疏散？ 高雄國家體育場（世運主場館），是台灣首座符合國際標準的體育場館。這台灣最大的戶外體育場，占地19公頃，座位多達5萬5千席，是和台北大巨蛋的容留人數最接近的場館。 因應多元突發事件的公共安全管理，世運邀集500名相關單位人員，演練民眾疏散、安全維護，及傷患後送等情境。 高雄市運動發展局長侯尊堯認為，相較於過去單點單線的SOP，目前各單位是走到彼此之間的磨合。 緊急疏散大多是多點多線的動態事件，隨著事故演進，各單位如何互相銜接任務，是這場演習的目的。 侯尊堯局長說明，如何引導民眾離開這個場地，地面上或者是走道上，相關的燈飾也協助引導。 寬敞廊道，也能同時運送傷患擔架，上場外救護車。而世運場外，周圍空曠，有更足夠的疏散避難空間外，也能讓相關車輛待命。 侯尊堯局長分析，場外是一個完全沒有障礙的外環道，所以讓所有救難或相關必要的車輛，都能夠快速準確到特定出口。 回顧今年9月，日本搖滾樂團ONE OK ROCK在世運開唱，場內外人數破6萬。 市府統計，當晚6萬人，在25分鐘內清場，75分鐘完成疏運。 高雄巨蛋大型密閉空間 防火措施怎麼做？2004年，高雄巨蛋由漢威巨蛋公司以BOT模式動工興建，2008年啟用，是座6層樓的多功能綜合體育館，容留人數只有大巨蛋的約四分之一，1萬5千人。進到高雄巨蛋主場館，它和台北大巨蛋一樣，是室內密閉空間，萬一發生火災，會在裡面悶燒。高雄九太巨蛋公司總經理李振妮解釋，高雄巨蛋的屋頂有圓弧形的設計，有蓄煙的功能；在屋頂的下方有自動排煙口，可以直接排煙。當緊急事件發生的時候，可以爭取更多時間來讓民眾避難。若發生火災等事故，工作人員會依實況緊急廣播。而關於演唱會緊急廣播的細節，專家做出提醒。活動工程技術專家謝寅龍直言，要指揮觀眾疏散，其實演唱會的音響才夠大聲，通常安全疏散的音量是蓋不過演唱會的聲音。而能進行這些控制是誰的權力？現場的指揮官是誰？能不能控制好現場？都是需要事前規劃的細節。 演唱會尾聲，會有彩帶、愛心氣球等道具落下。但這些效果，其實是常見的風險因子，容易引起火災或混亂。因此工作人員在開唱前，都得參與緊急避難訓練。全台首座大型多功能體育館–小巨蛋 防焰機關怎運作？每場演唱會開始前，台北小巨蛋的工作人員會拉出舞台附近消防栓箱的水帶，以備不時之需。舞台搭建的球場層場內，也放了至少10支滅火器。還有活動式逃生標示，方便依活動的不同，彈性調整吊掛位置，讓疏散動線更明確。樓上觀眾看台區，有3支放水槍，一偵測到火源，會自動鎖定、撒水撲滅。寬達4公尺的逃生出口周圍，掛的是有防焰證明的布幕。專家提醒，舞台布幕也得是同樣標準。活動工程技術專家謝寅龍說明，因為舞台上面，如果設備有任何意外的時候，防火布幕一降下來，煙、火通通隔離在舞台後面，觀眾不會受到影響。逃生口外，有清楚的消防設施配置圖；下方滅火器放進底座，避免被踢倒不見，或絆倒民眾。大型群聚活動的公共安全，每個環節都必須非常嚴謹。台北小巨蛋和高雄巨蛋，有較豐富的演唱會公安管理經驗，無奈容留人數太少；高雄世運場地夠大、公安軟硬體也齊備，但卻是露天空間。台灣的確需要像大巨蛋這樣的大型室內場地辦演唱會，但對比其他場館的公共安全機制，大巨蛋開唱，真的準備好了嗎？ 延伸閱讀大巨蛋將迎來首場演唱會，場館安全問題備受質疑！大巨蛋安全管理資訊不透明，公共安全如何保障？

萬真彣 黃政淵 / 採訪報導黃心亮 / 整理報導大巨蛋即將開唱，如果遇上意外該如何安全疏散避難，外界也非常關心。採訪團隊觀察了近期的兩場大型活動，中職周思齊引退賽，湧入了4萬人；國慶晚會也聚集2萬人，大巨蛋草皮層首度搭上大型舞台舉辦非賽事活動。大巨蛋管理上有哪些缺失？專家們建議該如何改善？ 大巨蛋首度滿座 活動現場安全嗎？大巨蛋若要辦演唱會，場內可能湧入5,5000人，而下沉式設計、密閉空間、商場共構等硬體建設影響公共安全，已成定局，那麼現場的安全管理，勢必得加倍嚴謹。 開賽前一小時，已經有不少觀眾陸續抵達，入場人流大致順暢；採訪團隊觀察沿著動線走，場內有逃生指引標示、滅火設施等消安設備，定點也有滅火器。場內滅火器，大多被安放進底座或掛在牆上，但有個逃生口卻直接放在地上。走到樓梯間，有灑水系統，但出了1樓的一個逃生口，一旁有紙箱堆置，若起火的話，易燃物則會導致逃生出口阻斷。上到2樓，有幾個活動臨時攤位，設置在看台後方與逃生門之間的廊道，湧現排隊人潮。銘傳大學建築學系教授王价巨說：「逃生的動線如果有阻礙，這些櫃位一個都不准設了。對市政府來講，你就必須有查核的責任，去確定他有沒有按照這個計畫來走，讓這些櫃位也可以安心的工作，疏散有必要的時候，說不定他們也可以發揮一個引導的功能。」疏散動線不佳 大巨蛋公共安全誰來監督？這天賽後，有知名樂團特別獻唱，500位動作俐落的工作人員，合力把設備搬進人工草皮，高效率20分鐘完成舞台、燈光及音響設置。往後辦演唱會，舞台就會像這樣搭在草皮層。 活動逐漸進入尾聲，消防人員跟場內工作人員溝通，確認疏散動線等現場狀況，警察也陸續就定位，協助4萬民眾疏散，維護公共安全。民眾遵從引導離場，但腳步不像入場時這麼悠閒，有些人對方向有點茫然。民眾表示，沒有看到任何引導人員，只能自己跟著人群。 為了瞭解大巨蛋辦演唱會的消安及疏散規劃，採訪團隊向遠雄公司提出相關議題的採訪申請，但收到拒訪回函。我們試著上大巨蛋官網查詢，卻發現沒有場館區域配置圖，只在辦活動時，由活動方提供現場動線圖示。採訪團隊也向台北市政府發出相關採訪申請，但截稿前沒收到任何回應。體育局也表示，只回答相關規則問題，並拒絕面訪，僅以文字回覆。大巨蛋這座台灣最大室內體育場館，公共安全的內容和計畫，到底誰知道？連議員也看不到公共安全相關資料，難以監督。面對演唱會大量人潮 大巨蛋準備好了嗎？在大巨蛋公共安全相關資料未公開的狀況下，國慶晚會終究如期舉辦了。大巨蛋首次舉辦非賽事活動，第一次在地下草皮層設席，鋪上臨時地板，這4500個位置，看起來已稍嫌擁擠；而未來演唱會將會有3倍多的1萬5千人在這草皮，屆時是否能及時逃生疏散，令專家們擔憂。這晚，大巨蛋停車場沒開放，大多民眾搭大眾運輸工具前來，因此散場時車輛少很多，交通大致通暢。忠孝東路與逸仙路口，目測至少就10位警力協助疏散與秩序；先前周思齊引退賽，四萬民眾疏散，光警察就出動65名加強疏導。周邊居民在感念警消人員辛勞之餘，感受卻非常複雜。台北市新仁里長吳建德說：「辦演唱會錢是大巨蛋事業公司在收，整個信義分局要投入多少精力？這些公共成本，應該請營利機構來處理。現在大家看到的榮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大家付出社會成本在做出來這個假象，去取代當時的審查失敗。」大巨蛋第一場非賽事活動，由台北市政府舉辦，似乎宣示著，對大巨蛋公共安全的信任。日前，大巨蛋地下二樓的美食街已開張；而緊貼體育館的商場也將開幕，成為台北市中心大型商場。演唱會的5萬5千民觀眾，加上商場龐大人潮造成的公共安全問題，該怎麼評估，又如何解呢？興建大型複合型場館，是當前台灣許多都市，提升競爭力的方式。但當都市發展遇到攸關人命的公共安全，誰能妥協？政府該制定更細緻的公共安全規範，民眾也該強化安全意識。 延伸閱讀大巨蛋將迎來首場演唱會，場館安全問題備受質疑！演唱會公安怎麼做？代表性多功能場館安全比一比

李婕綾 張智龍 / 採訪報導 黃心亮 / 整理報導少年犯罪後會到矯正學校進行感化教育，希望能在繼續接受教育的同時，也可以改過自新、重新生活。不過根據統計，離開這些矯正學校後，少年再犯率達55%，出校3年再犯率甚至高達80%。為了充沛輔導量能，有民間機構大量培訓志工投入司法少年輔導工作，希望能透過陪伴，有效降低再犯率。團康遊戲、闖關活動 少年觀護所裡的夏令營 這一天，台北少年觀護所內迎來一場與平時完全不一樣的活動。熱鬧的團康遊戲，對少觀所內的少年來說，是相當不同的體驗。然而，這樣的活動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參加。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社工王菽鍈說：「可能要透過少觀所的人員，去評估他們的家庭狀況、個別狀況、目前適不適合來參加。所以通常這種機會，100位裡只有一成的少年有機會參加。」 台北少年觀護所主要收容未滿18歲的保護事件、留置觀察、觀察勒戒以及刑事案件少年，為了參加夏令營，所內的少年往往會有比平時更好的表現。 司法少年志工用心陪伴 盼降低再犯率每年為了這場夏令營，除了專業社工，主辦單位也需要招募志工協助活動進行，每一次招募，志工都必須填寫問卷，之後再進行面試。 而面對特殊境遇少年，包容是志工必須具備的重要條件。更生少年關懷協會社工王菽鍈說：「少年其實也會去測試，我們能不能包容他講出來的這些東西。所以他們有時候會用很誇張或者是違法的行為，去測試我們究竟會不會去評斷他。」培訓課程相當著重司法少年的樣貌及背景的形塑，目的是為了讓志工對司法少年可以有更多理解，進而有更多包容。甚至會邀請曾經的司法少年擔任講師，分享如何與少年互動。合作挑戰闖關遊戲，拉近了志工與少年的距離。然而，熱鬧的夏令營之後，接著才是志工的重點工作。仔細檢視每位少年填寫的學習單，上面的開庭日期是志工必須掌握的資訊，經過培訓的營隊志工，真正要做的是少年出所後，必須與少年維繫至少半年的聯繫追蹤，目的就是希望能降低司法少年的再犯率。 司法少年唯一對外聯繫管道 手寫信建立與志工之間的橋樑司法少年志工除了出所少年的聯繫陪伴之外，還有寫信這項特別的工作。無論是少觀所或矯正學校，都無法透過手機或電腦對外聯繫，傳統信件是唯一的聯繫方式，收到信件對少年來說，除了是與外界的連結，更象徵著在同儕間的位階。堆疊的檔案夾裡，是分門別類的信件，也是更生少年關懷協會社工李佳怡長期與司法少年的通信紀錄，成為社工之前，李佳怡也曾經參與營隊活動，更在營隊結束後擔任寫信志工，一寫就是五年，她也從志工轉為社工。司法少年不能直接寄給寫信志工，要透過協會建檔轉交，志工回信也同樣要經過協會登記。換句話說，每一封信件都要經過矯正單位與協會，才會分別轉交給司法少年與志工。來信內容以生活日常居多，而寫信志工的回信內容雖然不會受到限制，卻有界限必須遵守。李佳怡說：「和少年通信的時候，我們都不會透露自己的本名，都是用綽號和少年們互動，也不會太透露關於自己私人的事情。」每一年的營隊志工訓練，協會都會編寫訓練手冊，詳細記載相關的工作守則，其中就包括不能透露個人聯絡訊息、隱私資訊以及應該注意的界線，需要時專業社工也會從旁提供諮詢與協助。 五年多來，與李佳怡通信的司法少年至少有100位，她也堅持用手寫回信，她說：「我覺得手寫可以讓少年感受到，我是很認真看待我和你之間的連結，所以他也可以感受到，我們通信都是非常用心。」在無數的通信中，有些信件的結尾是回歸社會的告別，有些信件中斷在石沉大海的失聯，而對司法少年志工來說，所有聯繫陪伴只是工作的起點，後續的降低再犯才是志工努力靠近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