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沙巴州是旅遊度假勝地，但在這裡住著一群人，他們是無國籍人。這些無國籍者有的是巴瑤族人，他們在沒有國界的時代，靠著一艘船，往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不同國家之間。 有的則因為母國的戰亂或是經濟因素，選擇來到馬來西亞，在這裡生下沒有身分的小孩，又或是非婚生子女、晚報戶口等原因，都可能讓下一代無法取得國籍。這些無國籍者在馬來西亞沙巴，如何生存？又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一個禮拜工作幾天才是最佳天數？去年「週休三日」的實驗在歐洲大規模進行，實驗結束後，不少國家也開始實施或是考慮縮減每週工作天數。 台灣以高工時聞名，也有民眾在網路公共政策平台提案週休三日，已經通過連署。不過除了週休三日外，也有其他關於工時的議題正在進行連署。這些關於縮短工時的議題，在台灣要推行，會有哪些問題？除了縮減工時，勞工要達到工作生活平衡，還有沒有其他選項？

國外行之有年的遠距工作，台灣一直到疫情期間才大規模在職場實施，疫情平緩後，有一些事業單位依然保留了部分遠距的彈性工作模式。不過這種不需要在固定時間到固定地方工作的遠距、居家工作模式卻讓上下班的界線變得模糊。 為了預防勞資爭議產生，台北市勞動局率先頒布了一份居家工作指引作為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參考，其中也首度提及勞工的離線權。因為居家工作型態而引發關注的離線權，精神是什麼？開始在台灣萌芽的遠距工作型態又有哪些挑戰？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雖然台灣的經濟在出口支撐下，2021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可以達到3.69%。但根據主計總處公布的數據，疫情最嚴峻的6月份，台灣的勞工失業率高達4.8%，創10年新高。 國內勞動市場受疫情衝擊，產生惡化的情況，需要被檢視與關注。政府做的超前部署不只有防疫政策，產業轉型及勞工就業也同樣需要前瞻思維，才能帶來轉機。

疫情期間很多消費者不敢出門、不想出門，在家上網購物非常方便。所以從五月中三級警戒開始，宅配物流業務大爆發，勞動部也因此公告在三級警戒期間，放寬物流業七休一及加班上限，輪班間隔也可以從11小時縮短到8小時。 原本工時就已經很長的宅配司機，疫情期間工作變得更繁重，甚至有司機出面控訴，公司沒有依法給予加班費。四大物流業者，最近五年來違反勞基法被裁罰的個案，原本就已經有八十多件，因為疫情，這些宅配司機的勞動狀況又更雪上加霜。我們一起前往他們的工作現場，看看宅配到底有多血汗，又該如何從法制規範來改善他們的勞動條件？

武漢肺炎對產業經濟的影響正逐漸擴大，許多公司正掀起無薪假風暴。上一回台灣曾經歷一次無薪假海嘯是在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時候，當時許多企業希望透過「無薪假」取代「資遣」，不過因為法令的不完備，引發相當多問題。 12年後，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台灣無薪假影響人數，已經以倍數增長的幅度突破1.5萬人大關，相關勞動部門都相當憂心，認為這是國內失業潮的預警。不過在這一次的無薪假風暴裡，資方出現哪些灰色的規避手段？勞方又有哪些權益可以主張？攸關勞工就業的產業結構可能有什麼變化？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發展，全台防疫總動員，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到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還有協助民眾居家檢疫或隔離的里長都非常辛苦，常常超時工作，也引發大家擔心他們是否過勞的憂慮。 其實過去三年，台灣有兩百多人因為工作促發腦心血管疾病，申請勞保職業病給付。而如果以前往過勞門診求助的比例推估，至少有五百多人受過勞所苦，等於每兩天就有一個台灣勞工過勞。 除了腦心血管疾病之外，工作過勞也可能引發精神疾病、免疫系統疾病。到底勞工應該如何照顧自己的健康？台灣的制度為何又會產生這麼多的過勞黑數？

有部電影《高年級實習生》，描繪了退休的銀髮族和年輕的女主管在職場上互相交流，彼此扶持的故事，現在這樣的情節在台灣職場也會越來越常見。 今年7月，行政院宣布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草案，希望提高台灣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草案通過後，「青銀共事」成為各地職訓或就業服務單位的主推項目。 其實，五年前勞動部就成立了「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以媒合55歲以上民眾就業為主要任務。五年下來，中心有哪些成效？而在廠商眼中，中高齡者有哪些職場競爭優勢呢？一起看看「青銀共事」的職場，有沒有實現的可能。

撰文 / 駐韓獨立記者 楊虔豪 　　 韓國半導體與液晶顯示器製造商HYDIS的勞工，為抗議承接公司經營的台灣永豐餘集團元太科技解雇公司超過9成職員，兩度搭機赴台抗爭，希望獲得民眾關心，以及資方與政府的回應，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HYDIS在2003年脫離原先的母公司現代集團，脫手給中國京東方集團，卻發生中資以打通內部網絡的方式，竊取HYDIS所持有的廣視角專利技術(FFS)，涉流出技術的韓方兩名管理幹部被判刑。不久後，HYDIS又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公司申請法定管理以維持正常運作，並在2008年出售給元太科技。 　　 HYDIS內的勞工們為避免京東方「吃飽就走」的情景重演，工會在台資入主後曾發動一次罷工，要求元太科技不能只顧HYDIS的專利技術，應保障職員們的工作權，勞資雙方為此簽下協議書，承諾將妥善經營公司，且必須定期公開經營數據。 　　 但此後，台資並未將太多心力放在HYDIS上，沒有為公司做投資與進一步設備更新。韓國民主勞總金屬工會國際局長鄭蕙沅對記者表示：「元太沒有汰換或升級HYDIS設備，幾年下來，幾乎只有做機器或零組件修理而已。」 　　 「元太科技承接HYDIS的目地，是為了承攬亞馬遜網路書店的電子書顯示器案子，亞馬遜要下的訂單量很多，當時元太所持有的工廠生產能力不夠，所以才買下HYDIS。但後來，亞馬遜電子書製品銷售量還很低，訂單變少了， HYDIS來他們來說就沒有存在必要了，以元太的立場來說，就不需做研究開發。」HYDIS旗下隸屬民主勞總的HYDIS工會支會長李相穆解釋道。 　　 李相穆還透露，2012年，公司開始正式和全世界的LCD業者締結專利許可權。並以此獲得巨額利潤。  　　 2013年，資方卻開始慫恿職員們「自願提前退休」，800多位勞工有450位離開公司。 李相穆不平地對記者說道：「那時公司是說，在2013年5月底前讓員工『自願退休』，往後一年，工廠不會生產，用這樣來威脅職員，但「希望退休」一結束，隔一個月，生產線又被重啟，所以『不會有所生產』的話就是謊言囉。」 　　 而距「自願退休潮」結束不到兩年，台資又在今年1月宣布解雇355名員工。事實上，在2013年的自願退休後，公司僅剩377名職員。這波解雇擴及公司超過9成的人力。 　　 HYDIS工會主張，這違反先前的勞資協議，因為資方並未認真經營，長期來只是靠吃專利的老本在賺錢；另外，公司自去年營收首見黑字，財政狀況正改善中，沒有理由解雇員工。  　　 「一次赴台抗爭時，我們要求公開做出這項決定的背景和資料依據的理事會與股東會議紀錄。EINK副總說，資料在韓國都有，叫我們回韓國看。韓國經營層則說，這裡沒資料。兩方互打乒乓，到現在我們還沒看到東西出來。」李相穆表示。 　　 工會認為，自台灣元太科技來經營，自代表理事(社長，總經理之意)更替後，溝通上出現問題，自台灣派遣來的經營層，也沒有權限，凡事都需取得台灣方的承認才能做事，因而造成經營上出問題。 　　 記者對李相穆問道。「會不會因這次事件，對台灣的印象變得不好？」 　　 他回應：「事實上，印象變得很差。但我們第一次去台灣遠征抗爭時，勞工和市民團體真的幫忙我們很多，我們覺得很感謝。」 　　 「不論是韓國還是台灣，我覺得全世界勞工的想法應該都是一樣的。只是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下，經營層只考量錢才是問題。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對台灣民眾投射負面情感，只是對像元太永豐餘這樣的台灣企業有不好的觀感。」他最後說道。 　　 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HYDIS勞工們所展現出來的熱情活力。有別一般韓國工運給人帶來嚴肅與激進的刻板印象，他們抗爭時除了綁著頭巾呼喊口號，還載歌載舞，員工們甚至拿著自己親手繪製的諷刺卡通圖像抗議。 　　 「我們希望快樂地抗爭。」民主勞總HYDIS工會副支會長禹富基向記者說道。「解雇為元太形象帶來負面影響，我們造訪台灣時已經獲得注意，若公司堅持，我們會打解雇無效訴訟，不然元太就應該尋找新的經營者。」 　　 但是在這群員工熱情活力的背後，隱藏著許多人未能看到的辛酸苦楚。禹富基說道：「2013年申請提前離職的那些同事們，到現在多半都沒能找到新的工作。」 　　 在景氣不佳的當下，求職已是難事，許多上了年紀的人突然得找一份新工作，更是難上加難。在韓國社會，許多被解雇的人又容易被貼上標籤，難以獲得翻轉機會。 　　 19歲起進入HYDIS工作的崔智恩，本來將在公司迎接第15個年頭。在這期間，她結婚成家，並育有兩個小孩，如今卻面臨解雇。 　　 「我跟孩子說，媽媽在公司內碰到不好的事，現在可能不能工作，要跟同事們一起『與壞人戰鬥』。從台灣抗爭回來後，他們問我：『媽媽在那裡有打到壞人嗎？』我說有，但還沒那麼快結束。這種事(解雇)太難解釋了，只能用這種方式對他們說。」在抗爭集會外投，崔智恩苦笑又無奈地說道。 　　 此前，崔智恩曾在工廠內對記者表示：「真的覺得公司只是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去想解雇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辦法解決，只為追求利益，把認為是絆腳石的人們視作毫無必要，我很心痛。分明都說過是一家人，現在覺得沒有必要，就要我們都離開…」 　　 HYDIS的解雇公告自4月1日起生效。而對這些韓國關廠工人來說，一切才正要開始。  

撰文/李婕綾 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報導，不如說是一篇補綴的採訪側記，更要回應部分觀眾的疑問。 (影片：聯福望春風 影源：Peopo) 　　   　　  採訪聯福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個受訪者，都會給我這樣一個問號。她們總要問我，政府隔了16年，要跟她們追討這筆錢，到底合不合理？ 　　 王秀鸞今年已經超過80歲，當初領錢時，承辦人員告訴她，必須要孩子來擔保，保證她有拿到這筆錢，於是，同樣對法律文件不甚了解的孩子，就這樣簽了字。一直到收到法院支付命令之前，她都還認為，當初簽的只是一份證明她有領款的文件。 　　 在聯福事件中，像王秀鸞這樣的例子並不是少數。這些台灣第一代的老工人，大部分都不識字，尤其是女工，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女孩子可能連寫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難。當時，許多人連簽了甚麼文件都搞不清楚，現在政府求償的依據–「貸款書」，上頭的條文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堆看不懂的文字。 　　 在採訪工會時，我有很深的感觸。 　　 工會辦公室外頭排了一長排各種不同文書，裡頭所用的公文用語，如果不是需要寫公文，在日常生活根本不會接觸。「他們有些人就照著範例文件照描，或是看隔壁人怎麼寫就照抄，有些人連文號都照抄，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寫了些甚麼。我們只好一句一句用白話文跟他解釋，然後可能讓他們的小孩，或是跟他們一起來的人幫忙寫。」在工會幫忙的王浩說。 　　 在那當下，我開始能理解，毛振飛理事長跟我提過，「要這群工人上法院，根本是一種凌遲」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當然，有些人還了錢。 　　 許多人在收到支付命令後，發現上頭，除了保證人之外，幾乎有繼承權的人都被羅列在上頭，因為除了財產能繼承，債務也能被繼承。 　　 在這樣的壓力下，有能力的人，還了錢，沒能力的人，只好上街頭抗爭。 　　 在聯福事件中，我們有太多問題可以問。包括，當初的款項到底是在甚麼情況下給出的？公部門有沒有給了甚麼承諾？有沒有清楚告知這群人款項的名目到底是甚麼？在這16年當中，公部門如何看待這筆現在被視為「債權」的款項？有沒有與這群「債務人」接觸，好了解還款的能力跟情況？如果當初的款項是借款，勞委會把錢討回去後，這群勞工當初應得的退休金與資遣費，又該怎麼算？又該找誰算？在這個事件中，勞委會難道沒有需要負責的地方？ 　　 對於，最後一個問題，勞委會，要負甚麼責？又要如何負責？這個問題，也許可以集合眾人之力去思考。 　　 然而，如果你要問我，這群勞工難道沒有責任？難道沒有錯？我想是有的，在我卸下記者身分，純粹以一個可以有情緒的旁觀者立場來看，這群人確實有錯。他們的錯，在於生在無法接受教育的匱乏年代，無知的他們只能任人宰割。 相關影片：   ♦ 聯福望春風後續—如果他們有錯 (上)  ♦ 聯福望春風後續—如果他們有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