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採訪側記】流亡下一站
文/李婕綾 攝影/張智龍  「我要去一趟達蘭薩拉。」確定要做「西藏抗暴60年」專題後,針對身邊的親朋好友作了小數據民調。 「那是哪?」十個受試者有九個回問。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那是哪?」 「達賴喇嘛住的地方。」 「喔。」十個受試者中有十個知道達賴喇嘛,「所以是在?」超過七個受試者對達蘭薩拉依然沒有印象。 達蘭薩拉,位於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背靠喜馬拉雅山,終年都能遙望被白雪覆蓋的山頭。八世紀始已有藏民移居於此,1959年達賴喇嘛出逃中國落腳達蘭薩拉,在此建立西藏流亡政府,因而有小拉薩之稱。 達蘭薩拉,位於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背靠喜馬拉雅山,八世紀始已有藏民移居於此,1959年達賴喇嘛出逃中國落腳達蘭薩拉,在此建立西藏流亡政府,因而有小拉薩之稱。 對於這個位於印北的山城,文獻中,歷史及地理背景大約都是如此描述。而有關達蘭薩拉的報導,則以達賴喇嘛的訪談、藏人被迫害以及流亡背景佔了大多數。 而我卻好奇:流亡政府如何運作?有多少公務員?每年要花多少預算?錢從哪裡來?議會開會砸不砸椅子?中間道路與獨立派吵不吵架?人民直選的流亡社會有什麼樣的選舉文化?言論及新聞夠不夠自由?流亡60年後,藏人擔不擔心下一代只剩藏人的臉,卻不再有藏民族的靈魂?流亡藏人還認不認同自己的文化與血統?流亡社會的人們如何生活? 即使不是在自己的國土上,藏人們依舊高舉國旗,透過遊行表達心聲。 我帶著這些問題,飛往德里,在機場過了一夜後,再轉搭印度國內線的小飛機到了達蘭薩拉。 抵達達蘭薩拉時,能遙望終年被白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山頭。 「McLeod Ganj?」在機場計程車招呼站,告訴調度員要去Dharamsala,對方回問,才猛然想起,Dharamsala是一個統稱,流亡政府及藏人群居地名為McLeod Ganj,外界則稱上達蘭薩拉。 離開Dharamsala市區,沿著山路蜿蜒而上,先經過Kotwali Bazaar,是較多印度人居住的山腰小鎮,外界則稱下達蘭薩拉。之後經過一片具藏族色彩的建築群,發現是當地印度人稱Library,藏人稱為「政府」的藏人行政中央,也是外界較為熟悉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最後,到了McLeod Ganj,達賴喇嘛就住在這裡。 一片具藏族色彩的建築群,是當地印度人稱Library,藏人稱為「政府」的藏人行政中央,也是外界較為熟悉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 今年是西藏抗暴60年,意味著達賴喇嘛出逃中國已經60年,跟隨著他的藏人們也流亡了60年。 「我有很多在城市工作的朋友,他們會問我要不要去那邊工作,當然薪水會比現在的工作高,可是我不願意。因為我從中國出來後,從到兒童村開始,一直受到照顧跟栽培,現在是我該為藏人盡一分力的時候。」巴桑頓珠是藏人行政中央500多名公務員其中之一,隸屬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主要的工作是負責中文新聞編輯、撰寫以及播報。對於公務員職涯,同時會說中、英、印三種語言的巴桑以這樣的標準做選擇。 巴桑頓珠是藏人行政中央500多名公務員其中之一,隸屬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主要的工作是負責中文新聞編輯、撰寫以及播報。 公務員,在流亡社會中代表的是一份穩定的工作,薪水比普通餐廳服務員高,但遠不如去大城市當上班族。 「巴桑,你的夢想是什麼?」我問著對公務員志業滿是熱血的巴桑。 「我就想,把我份內的工作做好,尤其是播音,能更專業。」 「還有呢?」 「回家看一看吧!」沉默了一瞬,巴桑說。 在達蘭薩拉,幾乎每個藏人都有流亡的故事可以說,有的故事是自己的,有的故事是家族的。 而這段流亡之路,並不在達蘭薩拉或是印度就結束。 「在藏人家庭裡,一定會有佛龕,在我老家,達賴喇嘛像都要藏起來,被搜到就慘了。在這裡,一定會把達賴喇嘛像掛出來,還有西藏國旗。」潘多丹增簡單介紹她的居處,也特別介紹了流亡社會裡藏人家庭的必要裝飾。 居住在達蘭薩拉的藏人們,一定會把達賴喇嘛像、西藏國旗掛出來。 潘多丹增是我們這一次的翻譯,我們到她家看看一般藏人家庭的生活環境,同時透過她正在上學前班的兒子龍珠,觀察藏人如何透過「白色星期三」這個特殊節日延續藏族傳統文化。 有位親戚暫居她家,正等著離開達蘭薩拉,到其他國家。 「要怎麼離開?」我問。 「用盡一切辦法。」潘多丹增沒有詳細告訴我,何謂一切辦法。 「確實,藏人會出現很強大的移民潮。」前往達蘭薩拉之前,訪談台灣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他曾透露。 「離開的人真的很多。」因為當志工,卻因緣際會結婚生子,最後留在達蘭薩拉的張依潔說。 來自台灣的張依潔協助她的先生打理Tibet World。Tibet World是一個語言學習中心,提供英、法、德、中,四種語言學習。 「藏人很多人是去歐洲,所以他需要德文跟法文,法國也是滿大的一個族群在的,英文的部分有澳洲跟加拿大,中文的部分是因為他要回西藏,所以他需要去學這些最基本的會話。」張依潔說。 桌上擺著Tibet World語言學習中心的漢語教材,協助先生打理語言中心的張依潔說,有許多藏人學習外語,目的是想離開達蘭薩拉,移民至下個國家開啟新生活。 從Tibet World所提供的語言學習,可以歸納出藏人移民的足跡。不過這幾年歐洲難民潮問題,使得審核漸趨嚴格,澳洲與加拿大成了近年藏人們最大宗的移民區。 「所以,他們學習語言是為了離開?」 「是,沒錯。」張依潔說。 「可是,他們怎麼去?」 「用盡一切辦法。」張依潔同樣沒有詳細告訴我,何謂一切辦法。 「假結婚,或者用各種方式出去,留學、買假護照。出去以後,再想辦法留在當地。如果是在對難民比較友善的國家,可能就直接撕掉假證件,然後申請庇護。」直到回台灣後,一位在台藏人朋友才告訴我。 「假護照的行情是?」 「看地區,不過三十到五十萬盧比是一般行情。」 「你們怎麼知道跟誰買?」 「總會有做出口碑的人。」朋友說。 在印度,藏人至少要持有難民證(目前改為單張文件,由印度政府發)、旅行證(由印度政府發)、流亡藏人自願納稅手冊(綠本子,由藏人行政中央發)三種主要證件。正常狀況下,幾乎沒有成為公民的機會,更不能合法擁有自己的房產,於是「到西方國家」就成了追求更好、更穩定生活的選擇。 「自從印度政府推觀光還有換鈔後,達蘭薩拉生活壓力變大很多。房租、物價什麼都漲,我們住的地方本來是8500盧比現在漲到9300盧比,這都是兩三年內的事。」張依潔說。 除了物價,藏印之間的矛盾也凸顯流亡藏人在印度社會裡,人在屋簷下的壓力。 因為達賴喇嘛、因為藏族文化,讓達蘭薩拉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印北山城,成為印度境內獨特的觀光景點。當地印度人無形中也受惠這份商機,為藏人在印度社會取得棲身之地。不過藏印之間卻有許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煙硝,例如:房租飆漲、被印度房東收回經營的店舖、屢傳的藏人遭毆事件等等…生活上的摩擦不勝枚舉。 生活的不確定、物價的壓力、與印度社會的融入不易,再再成為流亡藏人向下一個國度移動的推力。 生活的不確定、物價的壓力、與印度社會的融入不易,再再成為流亡藏人向下一個國度移動的推力。 「藏人很神奇,妳看我先生,他從中國出來後,很小就要一個人生活,雖然說在兒童村有人照顧,但是很多事情其實都要靠自己。不過,從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什麼陰影或創傷。很多藏人都是這樣,他們遇到問題或困難,也不會困在裡面很久,會覺得這就是佛家的業,就是用佛學的哲理幫他們度過。」張依潔描繪了流亡藏人隨遇而安的豁達面。 確實,走在達蘭薩拉街頭,無論是僧侶或是穿著傳統藏服的老人家(明顯反映移民潮下,青壯人口外流、社會老化),都帶著或大或小的微笑。有一回,邊走路邊看手機訊息,一位路過的僧侶還提醒要注意路邊的水窪;在藏營攤位隨意看商品(近年許多印度房東收回店舖經營,藏人商家大多轉租攤位),因為感冒,兩三個緊鄰的攤主急忙互相調用衛生紙,給翻著袋子找半天的我擦鼻涕。 我想起出發前同事對達蘭薩拉的評語。 十年前,有同事到達蘭薩拉,最後以「流亡烏托邦」為題做了報導,也為流亡社會做了註解。 十年後的達蘭薩拉,雖然面臨移民潮以及尊者日漸老去的更嚴峻考驗,不過社群裡互相扶持、相濡以沫的氛圍,依然讓烏托邦色彩不減。 「我很佩服流亡社會,在別人的土地上自立了起來,彼此幫助,而且還能保持樂觀與豁達。」採訪接近尾聲,在看過藏人行政中央如何運作、從不翻桌搶麥克風的人民議會、流亡社會如何積極保存傳統文化、藏人們的離開與留下,有感而發。 藏人們的議會運作,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別人土地自立的象徵。 「關起門還是會吵架,而且會用敬語諷刺對方。」潘多丹增說。 「我們也有我們的社會問題,例如濫用藥物等。」當地藏人朋友語帶保留。 後來發現,流亡社會相當團結,無論內部有什麼衝突,或是較為負面的社會問題,藏人們輕易不讓外人了解。 「因為外界會說,流亡藏人,啊,就是達賴喇嘛帶領的那群人。那不行,是我們自己做錯事,不能讓法王被批評。」在台藏人朋友札西慈仁說。 札西慈仁從沒到過西藏,或者應該說回西藏,西藏是他父親心心念念的故鄉,身為流亡藏人第二代,他卻從未親身踏過西藏的土地。 然而,他離開印度到台灣,學中文、做西藏運動。 「我不擔心藏人離開達蘭薩拉或是離開印度,像我,我到台灣來以後,我做西藏運動,我讓台灣人知道西藏的議題、西藏的處境。很多離開的西藏人,跟我一樣,我們把西藏的問題擴散到全世界讓大家知道。」札西說。 與札西見面的那天,他正要去繳稅。 流亡藏人有一本稱為綠本子的自願納稅手冊,所繳納的款項用來支撐藏人行正中央的運作。 流亡藏人有一本稱為綠本子的自願納稅手冊,所繳納的款項用來支撐藏人行正中央的運作,許多藏人會自發性繳稅,支持流亡政府運作。 「妳看,我們即使不在印度,但是我們還是支持我們自己的政府。就算沒有強迫我們一定要繳,我們也會自願繳。」札西拿著從沒缺交紀錄的綠本子。 對於流亡藏人的離開,或許可以樂觀看待。
專欄
【採訪側記】為何藏人如此尊敬達賴喇嘛?
文/李婕綾 攝影/張智龍「妳一定不能用『達賴』這個簡稱稱呼法王,這很不禮貌,也很傷害我們藏人的感情。」前往達蘭薩拉之前,我與藏人朋友札西慈仁見面,想問問他達蘭薩拉的現況,提到藏人的精神領袖,他很鄭重提醒我。 札西慈仁,第二代流亡藏人,1998年來台,直到2004年才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目前是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許多台灣民眾對他的印象是,每年3月10日都要在西藏抗暴紀念遊行中呼籲台灣社會關注西藏議題,以及2008年奧運聖火到日本時,高喊「Free Tibet」衝進聖火傳遞隊中­被日本警方逮補。 「為什麼呢?」我問。 「主要是中共每次提到法王,都要說『分裂份子達賴』、『達賴集團』,這很不尊重,我們很不喜歡。」 「那我應該怎麼稱呼呢?」 「妳要說『達賴喇嘛』,如果妳能稱呼法王『達賴喇嘛尊者』就更好了。」 在關於稱呼的簡短談話裡,我發現,藏人們普遍用「法王」或「尊者」來稱呼他們敬愛的達賴喇嘛,用「中共」來稱呼中國,表示他們的排斥與不認同。 幾次與在台藏人接觸,無論他們的性格或靦腆或外放,普遍都有著一種安適,沒有印象中流亡民族具有的深刻悲情。 「我認識的藏人好像都滿樂天的,是我的樣本數太少嗎?」在與一位到台灣學習中文的年輕藏人訪談中,我提出這個疑問。 「反正,我們都已經流亡啦,還有什麼可以害怕或可以失去的呢?再說,無論如何,我們都有達賴喇嘛。」這樣的回答,充分反映了樂天精神與對達賴喇嘛的依賴。 「達賴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在藏人社會中的深刻影響力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我的疑問是,為什麼藏人如此推崇他?帶著這個疑問,我到了達蘭薩拉。 先從幾張照片,看看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及影響力。 來自青海的曲札嘉措,跟隨達賴喇嘛,與同伴輾轉來到達蘭薩拉;把達賴喇嘛照片(法相)設置為手機桌布,對他來說,「達賴喇嘛就是我們的全部」。 曲札嘉措來自青海,年少時與同伴翻過喜馬拉雅山輾轉到了達蘭薩拉,目前是民間組織「國際中間道路民眾運動組織」副會長。 「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為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在1974年提出的主張,主要精神是,藏中和談時不追求政治獨立,而是爭取名符其實自治地位的內定政策。 先不談「中間道路」的內容以及藏人社會的反應,讓我訝異的是,偶然中看到曲札嘉措的手機桌布是達賴喇嘛的法相。是的,在藏人社會中,提到達賴喇嘛的照片,都以法相來尊稱。 「你的手機桌布居然是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就是我們的全部。」曲扎嘉措溫和的語氣中,有種絲毫沒有遲疑的肯定。 「我想問一個有點不禮貌的問題,如果有一天,尊者不在了呢?」我遲疑地問出這個在藏人社會裡有些不敬的問題。 過去,「達賴喇嘛離世」這個問題,在藏人社會中幾乎是不能拿到檯面上討論的問題,但隨著尊者年紀漸長,已經逐漸無法迴避。不過在與藏人討論這個問題時,最好還是先致個歉。 「如果尊者不在了,我就回青海去,回青海做西藏運動。」手機裡存了各種尊者法相的曲扎嘉措說。 「達賴喇嘛尊者就是我們的希望,只要尊者在達蘭薩拉,我就會在達蘭薩拉。」潘多丹增皮夾裡,也見得到達賴喇嘛的身影。2008年發生在拉薩的請願運動,演變成武力鎮壓後,潘多便有了離開家園念頭。 潘多丹增是我們這一次的翻譯,打開她的錢包,裡頭放的照片是達賴喇嘛的法相。 潘多丹增曾經是中國重點栽培的藏人,她當年的同學,有許多都是目前中國藏區的幹部。她在2013年出走中國,流亡印度。 「妳當初為何要離開中國?原本妳可以有大好前程。」我問。 「主要是2008年那一次的鎮壓,讓我受不了,太野蠻了。」 2008年3月發生在拉薩的請願活動最後演變為武力鎮壓,被逮捕、失蹤的藏人不計其數,藏人社群裡流傳出各種受迫害的消息。 「我們老家那邊有年輕人被抓走,放回來後,臀部的肉都被割下來了。」講起這些訊息,潘多眼裡淚光閃爍。 在那年,潘多有了出走的念頭,也開始她這一生茹素的飲食。 「達賴喇嘛尊者就是我們的希望,只要尊者在達蘭薩拉,我就會在達蘭薩拉。」 📷 除了家裡,每一個公共空間包括街頭、藏營餐廳、藏營商店,達賴喇嘛更是無所不在。我常覺得,在達蘭薩拉,每天都跟尊者一起吃飯、逛街。在達蘭薩拉,每個禮拜三除了要文化復興之外,藏營餐廳只提供素食,表示對達賴喇嘛的尊敬,許多餐廳及店家乾脆選這一天公休。在達蘭薩拉,有「白色星期三」的活動,這一天,藏人們要穿藏服、吃藏菜、說藏語。這個活動由中國境內的藏地傳出,是一個保存自己文化的不合作運動,到了達蘭薩拉被正式且全面推行。 「為什麼是星期三?」 「因為達賴喇嘛尊者出生那天是星期三。」藏人說。 「有些藏人甚至不吃豬肉,因為達賴喇嘛尊者在金豬年出生。」藏人說。 達賴喇嘛在藏人生活中無所不在,這些景象,在在證明達賴喇嘛在藏人社會中的地位,然而卻無法解答我「為何藏人如此尊崇達賴喇嘛?」的疑問。 「在西藏,活佛很多,到處都是活佛,可是不見得每一個活佛都被藏人尊敬,我們主要是看,這個活佛這一世在這世間的修為,他做了什麼。」在一次閒聊中,潘多告訴我關於西藏活佛的事情。 「那達賴喇嘛呢?尊者做了什麼?」 「尊者很偉大的。妳看,他十幾歲就親政了,當時西藏內外情勢很糟,可是他十幾歲這麼年輕就扛下西藏的責任,甚至在流亡期間帶領藏人,給我們希望,教導我們怎麼面對這些糟糕的事情。」 我想起到達蘭薩拉的第一天,一個印度媽媽(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帶著稚齡的女兒(不確定是不是租的),跟著我從街頭走到街尾,一路說著「不用給錢,只要食物,寶寶餓了。」 其後,我在達蘭薩拉街頭,碰上不同的乞討者,這些乞討者,都是印度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向人乞討,然而沒有一個在別人土地上流亡的藏人,向人伸手。 「我們藏人不允許自己做這樣的事,我們會想辦法自力更生,如果我們有族人面臨困難,我們也會幫助他,不讓他向人伸手。」在訪問當地一個民間組織時,受訪的藏人回答我關於「藏人不向人乞討」的疑問。 我想起所讀的資料中,流亡之初,達賴喇嘛除了帶領藏人建設公路、開墾荒地,更帶領藏人設立學校。 「那是真的,我跟你說,我們雖然流亡印度,可是我們沒有依賴別人,我們自己修路、墾地,而且你知道嗎?我們還幫印度政府打仗。」對於藏人在別人的土地上如何有尊嚴的生活,札西慈仁這麼說。 「流亡政府最偉大的兩個成就,一個是建立了民主的體制,一個是保存了西藏文化。」受訪的學者這麼評價。 1962年達賴喇嘛宣布第一部西藏民主憲法,奠定其後流亡政府民主基礎。 藏人行政中央位於上達蘭薩拉與下達蘭薩拉之間,藏人們直接稱呼政府,有最高司法機構、人民議會以及最高行政機構噶廈(內閣),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議會的議員及最高行政首長,目前均由直接民選產生。 圖書館、藏醫院、羅布林卡等機構除了保存大量西藏文物,更透過各種方式希望保存西藏的文化精神與傳承。 而無論是民主體制的確立或是西藏文化的保存,都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在其間推動的身影。 「不見得每一個活佛都被藏人尊敬,我們主要是看,這個活佛這一世在這世間的修為,他做了什麼。」 如果藏人是如此看待活佛,帶領一個流亡的民族,在別人的土地上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即使辛苦依然有尊嚴的生活,甚至讓國際社會用欣賞的眼光看待這個流亡民族。這些作為,如何不令人心服。 信仰也許無法被理性歸因,然而我在藏人社會以及生活中,看到達賴喇嘛做了什麼。 對於「為何藏人如此尊崇達賴喇嘛?」潘多解答了我的疑問,我也終於承認,因為有達賴喇嘛,藏人真是一個幸運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