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馬來西亞無國籍孩童求學難,非營利組織如何協助?
根據馬來西亞資料局統計,沙巴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為無國籍人士。這些無國籍人聚集地環境惡劣,難以像一般國民享有合法就醫、就學的機會,如何生存成了最大的挑戰。幸好有些非營利組織在當地開辦學校,提供無國籍孩童受教育的機會,希望他們能重拾人生。 無國籍者生存挑戰大 難以就醫成常態? Emma以及附近一百多戶人家都以沙巴拿篤的這座垃圾山維生,旁人眼裡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對於白手起家的無國籍人來說,卻提供他們翻轉人生的機會。 沙巴無國籍人士Emma說:「如果那座垃圾山被轉移處置的話,那邊的村民,包括我在內,全部沒有工作了。」 無國籍的身分除了面臨被追捕、沒有工作之外,還面臨缺乏醫療、教育等問題。像是莉娜,他的前兩個孩子無法在政府學校就學,且超過十二歲之後,孩子也無法像一般公民用較低的價格到地方醫院看病。 沙巴無國籍人士莉娜坦言,這裡的人通常生病了,會先考慮去私人診所,因為醫院的費用高於私人診所。 對於這裡的居民來說,難以就醫、積欠醫藥費幾乎是人人都有的經驗。因此在街邊時常可以看賣到成藥的小攤,成了無國籍人生病的首選。 這座垃圾掩埋場在2012年啟用,如今有十幾戶家庭,居住在垃圾山周圍,更有數百人在此撿拾垃圾維生,他們大多是無國籍人士。(圖/獨立特派員) 非營利組織辦學 提供無國籍孩童受教機會 為了解決孩子們的就學問題,非營利組織在沙巴開辦各式學校。沙巴仙本那的水上屋裡,老師正在教無國籍的學生學習馬來語。這裡是由沙巴大學生團體所創立的「婆羅洲另類學校」,專門給無國籍的孩子就讀。 婆羅洲另類學校老師Syahfeeq說明,學生在學校除了學習識字跟算數,也會學一些技能,例如縫紉、烹飪、印刷襯衫等。 為了增加學生的學習意願,學校有音樂、藝術以及手作課程,甚至找藝術家來替學生上課。學校也教導學生生存之道,讓他們理解自己的處境。由於沒有法律保障,學生將來可能面對低工資、長工時、未成年結婚等問題,他們該怎因應。 由於大多數的無國籍學校學籍都不受政府承認,因此從教材到學費,學校都得自行籌款。無國籍學生家裡大多貧窮,只能象徵性收幾十元到幾百元馬幣。(圖/獨立特派員) 無國籍人日益增加 是否有解方改變現況? 除了由在地年輕人創辦的學校,也有地方教會開辦的學校。加略山教會在沙巴拿篤、斗湖等地方創辦學校,學校提供馬來語、英語、技能課程等教學。 學生畢業之後,學校提供的離校證書被部分私人學院承認,若是家庭環境尚可的孩子,就有機會繼續升學,或是想辦法拿到身分,回到父母的國家。 沙巴拿篤加略山教會主任牧師鍾岳余表示,經濟狀況允許的話,學校會物色一些比較有潛能的學生,並跟他的父母親溝通,學校多贊助他們五年,繼續到外面的私立學校升學,希望五年後達到中學教育程度,之後找工作比較容易。 在馬來西亞的斗湖,也有另外一間給無國籍小孩就讀的學校。恩典訓練中心課堂上老師教同學製作甜甜圈,增加一技之長。學校使用跟馬來西亞正規教育一樣的課綱跟教材,加上有中文課,讓學生未來想升學,更容易銜接。 教會學校校長Esther Thu坦言,學校有很多的小孩子沒有來讀書,不是因為他們不要,是他付不起學費。那麼學校就去幫助他們,因此這邊大概有40%到50%的學生都是由校方資助。 隨著無國籍孩童的人數不斷增加,未來他們也將繼續在沙巴這塊土地上生活,面對越來越多的無國籍人,是否有解方? 新紀元大學學院講師周兆鴻認為,現在政府需要有一些作為,包括發放臨時證或是電子證件給無國籍人。這個措施可以讓這個群體獲得基本的人權保障,以及政府可以更有效去控制人口。也要讓無國籍人獲得基本的教育以及工作的權利。 在沙巴,無國籍人士面臨各種生活上的問題,這些無解的難題,將繼續複製到下一代的生命裡。 梁德珊 / 採訪報導李文傑 / 攝影 黃郁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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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沙巴無國籍者,如何面對生存挑戰?
馬來西亞沙巴州是旅遊度假勝地,但這裡住著一群無國籍人。有的因為母國的戰亂或是經濟因素,選擇來到馬來西亞,在這裡生下沒有身分的小孩,又或是非婚生子女、晚報戶口等原因,都可能讓下一代無法取得國籍。這些無國籍者在馬來西亞沙巴,如何生存?又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海上的游牧民族 無國籍人在沙巴 說到東馬來西亞的沙巴,大多數的人會想到度假勝地,但這裡住著一群無國籍人,他們就住在沙巴仙本那外島的邦邦島上。 這座島上,有許多巴瑤族人的村莊,村民住在高腳屋裡,挖取淡水井作為日常用水,並在周圍種植木薯、香蕉、椰子。(圖/獨立特派員) 巴瑤族,又被稱為海上的游牧民族,大約在15世紀,他們已經生活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之間的海域。如今部分巴瑤族人仍以捕魚維生,但受到現代社會的影響,也有不少人選擇到城市工作。巴瑤族人諾說:「普遍工作都是店員,或像我一樣照顧小孩,因為在島上找不到工作。」 1963年沙巴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部分早定居於此的巴瑤族人,獲得了公民身分,諾的家人們也因此成為馬來西亞公民。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像諾的家人們一樣,有些巴瑤族人並沒有獲得公民身分。 在沙巴拿篤海邊有個無國籍人的村子,居民沿著海岸興建高腳屋,由於缺乏淡水,早期村民只能向村外購買,對他們來說是筆龐大的開銷,這幾年在慈善團體的幫助下,村民才買了公共水塔儲水。 由於無國籍村的人口不斷增加,居民在海上不斷擴建新的屋舍,他們進出都得靠各式各樣的小船,穿梭在布滿寶特瓶及各種垃圾的海面。(圖/獨立特派員) 無國籍者人口多 下一代難翻身 莉娜(化名)是巴瑤族人,他跟先生還有六名孩子一起住在無國籍村,他的父母並非馬來西亞公民,因此出生沙巴的他,成了無國籍人士。即使莉娜與馬來西亞公民的先生結婚之後,他們的六個小孩還是無國籍人。 在沙巴像是莉娜這樣無國籍的人,約占了沙巴人口的三分之一。除了海上的游牧民族,由於沙巴鄰近菲律賓、印尼,鄰近國家的人因為戰亂以及經濟的因素,也紛紛移居到沙巴。(圖/獨立特派員) 另外,經濟也成了菲律賓與印尼移民最大的誘因,由於馬來西亞的經濟條件較好,許多移民來到沙巴工作之後,便選擇留下來生活,成了無證移工,他們的小孩也因此成了無國籍的人。像是在沙巴斗湖的這個村落,村子裡的人大多是從印尼來到這裡工作定居,成為無證移工。 阿古斯為了賺錢,三十幾年前來到馬來西亞當移工,比起故鄉一個月只能賺200至300元令吉,在馬來西亞的修車廠工作一個月可以賺1500令吉。他說:「在印尼如果沒有文憑很難找到工作,可是在馬來西亞只要聰明、勤勞是可以找到工作,如果在印尼要文憑,靠關係也不一定找到。」 但有的無證移工,選擇不再回母國,因此他們的孩子就無法有國籍。在沙巴無國籍孩童大多是移民、難民、無國籍者所生下的下一代。或是非婚生子女、晚報戶口等等原因,都可能讓下一代無法取國籍。 沒有公民身分的保障,對這些無國籍人來說,最大的困擾是隨時會被逮捕,就像是莉娜,他在跟先生結婚之前,從來沒有出過遠門,他說:「在還沒有結婚前,我從來沒離開過這裡。」 生活處境艱難 無國籍者猶如地下公民  無國籍的居民,生活只限於海邊的一小塊區域,離開就有被抓的風險。莉娜的鄰居,不少人都有被逮捕的經驗,像是莉雅(化名),他的先生被抓,家裡頓失主要經濟來源,莉雅只能用鄰居家的門口,擺個小雜貨店,或是到鎮上餐館打工維持一家生計,一天賺取二、三十元令吉維生。 除了人會被抓以外,無國籍人有的以捕魚或是海上交通為生,船隻成為他們的重要經濟工具,但沒有無國籍,船隻無法登記註冊,被抓到就會被執法人員扣留,這個小港口過去停靠了許多船隻,被扣留之後,都還無法領回。 新紀元大學學院講師周兆鴻說:「一般居民,大部分對無國籍的這個群體是帶有惡意,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街頭,也沒有獲得比較正當或合法的工作權利,會在街頭搶劫或者是偷東西。」 但另一方面,無國籍人也成為本地的廉價勞力,但無國籍人猶如地下公民,難以掌握人數以及生活狀態,若是爆發緊急的災難,他們將面臨更困難的處境。即使有不少無國籍人,已是沙巴的第三、甚至第四代居民,但他們也只能在看不到的角落,繼續生活。 梁德珊 李文傑 / 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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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興亞難民數量日漸增加,東南亞國家協會有解嗎?
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 羅興亞難民逃往馬來西亞 教育能否順利銜接? Isaac是欽族人,擔任學習中心的英文教師,十年前母親先來大馬工作,將年幼的他與弟弟委託給祖父母,祖孫一起前往印度,避避風頭。 回想起當年逃往馬來西亞的過程,Isaac說道:「媽媽在馬來西亞是難民,住了十多年。因為我們年紀太小,沒辦法用非法方式跨過國界。當我們滿十八歲的時候,回到緬甸,經由機構幫助走地下路徑,才來到馬來西亞。」 緬甸羅興亞人,不是緬甸唯一受壓迫的族群,欽族、克欽族、克倫族、其他緬甸少數民族,也有不少人逃往馬來西亞。 Isaac坦言,欽族的人只要成年,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恐怖分子。這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是想要受教育。 除了基礎學科教育,為了方便學生未來能前往第三國家,像是歐美等國繼續進修。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也提供劍橋大學創立的–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課程,讓學生有望無縫接軌。 不過,如果學生無法獲得前往第三國家的機會,他們讀完中學之後,很難再繼續就學。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表示,學生獲得了證書,但讓他繼續深造是相當困難的,要上當地大學,對在馬難民來說是一個挑戰。 由欽族難民聯盟ACR創辦的學習中心,教室裡的學生認真算著數學,用英文教授科學、數學等科目。(圖/獨立特派員) 軍警難民身分審核嚴格 等待庇護長路漫漫 正在等待難民證的人之中,有不少緬甸公務員。2021年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緬甸公務人員,包含警察、軍人,不滿軍政府的作法。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務人員,將近三分之一的軍警,參與這項「公民抗命運動」。 運動之後,他們逃亡國外,而軍警身分,成為他們拿到難民證的阻礙。比起一般人,軍人與警察更難拿到難民身分認定,也更難被第三方國家收留。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澳洲、加拿大、美國都會很謹慎,要確保軍警難民在緬甸沒有犯過違反人道的行為。比如說,他們鎮壓學生運動的時候,有沒有打死過人等等,都要很清楚地去確認,所以那種面談都是很久的。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會先跟難民諮商,了解他們的狀況,再評估治療方式。黃詩筠的病人中,十個就有超過六個出現過自殺的念頭。(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數量日漸增加 心理健康狀態值得關注 龐大的壓力與創傷,幾乎是難民共同的經驗,對於難民來說,從母國被迫逃往馬來西亞,是第一次的創傷。緊接著,還得面對不安穩的就業環境以及隨時被遣返的壓力,造成二次創傷。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悲傷道出:「回望過去幾年,有非常多的人自殺而死,就像你知道的,難民的生活是非常挑戰的。」 心理健康的問題除了依靠社群與宗教的支持之外,還得仰賴正規醫療。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坦言,要難民去透露自己的故事、內心世界,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是信任的問題、語言的問題,加上很多心理困擾,不是輕易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 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緬甸難民湧入大馬,難民議題要如何解?2023年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這件事,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由於東協無法干預他國內政,加上東協國家有各自的人權問題,只能象徵性宣示。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認為,東盟把緬甸開除、凍結它的會籍,對緬甸來講,它就等於是完全靠攏中國,東盟也不希望它完全靠攏中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東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凍結它的會籍也不是,開除它也不是,你不開除它,它確實一直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 隨著緬甸軍政府的統治狀況每況愈下,未來前往馬來西亞的難民也會越來越多,如何讓難民獲得更好的安置,成了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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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緬甸軍政府壓迫,流亡後的羅興亞難民如何求生?
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從緬甸逃來的羅興亞難民,他們在馬來西亞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業、就學的權利。因此他們只好自力救濟創辦學校,希望孩子們也能繼續求學。不過歷經疫情重創,許多羅興亞難民面臨失業困境,孩子也失學,這些流亡的羅興亞人該怎麼走下一步? 在馬難民不具公民身分 生活將遭遇哪些困境? 根據聯合國2023年的統計,在馬來西亞的羅興亞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約有十萬多人。但即使羅興亞人向聯合國登記尋求庇護,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沒有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及議定書》,他們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學、就學,以及低價就醫的福利。 來自緬甸的學生不能就讀馬來西亞當地的學校,往往父母去工作,孩子只能在街上遊蕩,於是校長Hashim創辦這所宗教學校,讓他們能繼續就學。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談起創辦學校的起源,是因為和這些孩子的互動過程中,讓人感覺他們沒有禮貌,也不會尊重大人,不懂談吐禮儀。 有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因此除了授課,Hashim還提供部分學生的餐食與住宿。學校牆上的櫃子裡,裝滿孩子的家當,課桌椅一收,這裡便是孩子過夜的地方。 由於在馬難民人數太多,要獲得難民身分必須得等,在這之前就得忍受被抓、被遣返的風險。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坦言,難民署根據社區組織的推薦,安排註冊面談,光是這個過程就可能要等上一、兩年。然後正式註冊以後,還要再等甄別難民的面談,搞不好也是一兩年、兩三年的時間。真的能夠順利被安置至少要五、六年以上。  剝一袋洋蔥可以獲得5元馬幣,相當於35元臺幣,一天可以剝4到5袋,提供給市拉央市場的業者。(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生計遭疫情重創 封城後頓時沒飯吃!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就業機會,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跟妻子創辦裁縫班供小朋友就讀,學習打版、裁縫。 女性難民相較於男性,更難找到工作,多了一個技能,就多了生存的機會。羅興亞人的文化中,有女性早婚的傳統,早早嫁作人妻,如果不幸離婚,也容易失去經濟能力。 學生在裁縫班學會的裁縫技巧,恰巧在疫情的時候派上用場。 裁縫班教師Khimmarwim表示,封城的時候,生活開始有困難,學校又關閉,那時候課程有中斷一下。開學的時候,學生在路上看到他會說謝謝,說用老師教的裁縫技術,在口罩工廠得到工作,也會在裁縫店幫忙,因為這樣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然而疫情來臨,難民比起一般公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曾任職於非政府組織的張安翔在疫情期間參與製作紀錄片《疫情下·活著》,記錄下疫情期間,前線醫護人員、貧困社群、外籍移工以及難民等如何面對疫情的考驗。 前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MyCARE研究和協調員張安翔說明,難民普遍上在馬來西亞都是有工作才有收入,所以在疫情期間有好幾個月的行動管制令,導致難民不能工作,然後媒體又報導他們是感染群,所以這一群人真的是頓時沒飯吃。 疫情之後,有的家庭選擇提早讓孩子擔起經濟重擔,這也讓學校面臨招生困難。整體經濟環境不好,也讓學校收到的捐款越來越少。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坦言,疫情過後,學生少了好多。學生少了,學校經費也有困難,以前經常援助的善心人士也沒來,經費少了。 Sahmila原本是難民學校的學生,爸爸因為意外住院,Sahmila的媽媽為了撐起生計,在家裡擺了小攤子,他只好休學,在家裡幫忙顧攤子。(圖/獨立特派員) 疫後缺工潮湧現 致使難民生活漸回正軌 疫情之後,難民的工作機會持續受到影響,為了保障多數當地人的工作權益,越來越多雇主不敢雇用難民。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馬來西亞政府一直在製造難民沒有權利工作,所以很多雇主很害怕,擔心會遇到問題,所以就不雇用難民。但還是很多人會雇用,因為很依賴勞工。特別是疫情過後,移工輸入的程序很緩慢,所以各行各業都需要人,尤其是餐飲業。 疫情之後,大家的生活重新步上軌道,但對於難民來說,重新回到生活正軌上,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