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發生的白曉燕命案，是台灣史上重大刑案之一。在這起案件後，隔年催生了《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為被害人發聲。去年立法院更進一步通過《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對被害者從保護救助，擴大為權益保障。 在案件發生後，被害人和家屬要面對陌生又冗長的司法程序，期間還可能遇到司法黃牛，被收取高額費用。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會在第一時間出面協助。除了義務律師之外，被害人或是家屬，在遭受重大事故後的心理和生活重建，也是犯保協會協助的範圍。 這樣的過程，往往比司法程序更為漫長和艱難。有些人已經走出傷痛，有些人還在過程中。

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 羅興亞難民逃往馬來西亞 教育能否順利銜接？ Isaac是欽族人，擔任學習中心的英文教師，十年前母親先來大馬工作，將年幼的他與弟弟委託給祖父母，祖孫一起前往印度，避避風頭。 回想起當年逃往馬來西亞的過程，Isaac說道：「媽媽在馬來西亞是難民，住了十多年。因為我們年紀太小，沒辦法用非法方式跨過國界。當我們滿十八歲的時候，回到緬甸，經由機構幫助走地下路徑，才來到馬來西亞。」 緬甸羅興亞人，不是緬甸唯一受壓迫的族群，欽族、克欽族、克倫族、其他緬甸少數民族，也有不少人逃往馬來西亞。 Isaac坦言，欽族的人只要成年，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恐怖分子。這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是想要受教育。 除了基礎學科教育，為了方便學生未來能前往第三國家，像是歐美等國繼續進修。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也提供劍橋大學創立的–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課程，讓學生有望無縫接軌。 不過，如果學生無法獲得前往第三國家的機會，他們讀完中學之後，很難再繼續就學。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表示，學生獲得了證書，但讓他繼續深造是相當困難的，要上當地大學，對在馬難民來說是一個挑戰。 由欽族難民聯盟ACR創辦的學習中心，教室裡的學生認真算著數學，用英文教授科學、數學等科目。(圖/獨立特派員) 軍警難民身分審核嚴格 等待庇護長路漫漫 正在等待難民證的人之中，有不少緬甸公務員。2021年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緬甸公務人員，包含警察、軍人，不滿軍政府的作法。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務人員，將近三分之一的軍警，參與這項「公民抗命運動」。 運動之後，他們逃亡國外，而軍警身分，成為他們拿到難民證的阻礙。比起一般人，軍人與警察更難拿到難民身分認定，也更難被第三方國家收留。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澳洲、加拿大、美國都會很謹慎，要確保軍警難民在緬甸沒有犯過違反人道的行為。比如說，他們鎮壓學生運動的時候，有沒有打死過人等等，都要很清楚地去確認，所以那種面談都是很久的。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會先跟難民諮商，了解他們的狀況，再評估治療方式。黃詩筠的病人中，十個就有超過六個出現過自殺的念頭。(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數量日漸增加 心理健康狀態值得關注 龐大的壓力與創傷，幾乎是難民共同的經驗，對於難民來說，從母國被迫逃往馬來西亞，是第一次的創傷。緊接著，還得面對不安穩的就業環境以及隨時被遣返的壓力，造成二次創傷。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悲傷道出：「回望過去幾年，有非常多的人自殺而死，就像你知道的，難民的生活是非常挑戰的。」 心理健康的問題除了依靠社群與宗教的支持之外，還得仰賴正規醫療。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坦言，要難民去透露自己的故事、內心世界，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是信任的問題、語言的問題，加上很多心理困擾，不是輕易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 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緬甸難民湧入大馬，難民議題要如何解？2023年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這件事，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由於東協無法干預他國內政，加上東協國家有各自的人權問題，只能象徵性宣示。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認為，東盟把緬甸開除、凍結它的會籍，對緬甸來講，它就等於是完全靠攏中國，東盟也不希望它完全靠攏中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東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凍結它的會籍也不是，開除它也不是，你不開除它，它確實一直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 隨著緬甸軍政府的統治狀況每況愈下，未來前往馬來西亞的難民也會越來越多，如何讓難民獲得更好的安置，成了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隨著緬甸軍政府的治理不佳，前往馬來西亞的緬甸難民越來越多，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 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緬甸難民困境有解方嗎？

最近的大學校園，很不平靜。11月初，3名台大的學生輕生，留給社會很大的遺憾，想不到才到月中，又陸續傳出淡大、海科大和成大等3位學生，自殺身亡。短短9天，就發生了6起憾事，大學生的心理壓力，需要被關注。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學生意圖自殺的人數，有800多人；2019年則有1350人，增加68％。而在大專院校學生自殺致死的事件中，2019年有59件，到了2020年11月中為止，已經有76件。大學是學生和社會新鮮人之間的過渡時期，因此社會期待、父母希望和自身理想、自我價值等因素，都容易讓他們產生不安緊張的情緒。 這時，身旁的親友該怎麼察覺跟陪伴？校方又可以怎麼做來守護這些正值青春年華，卻焦慮徬徨的學生們呢？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衛福部每日發布疫情資訊、全球各地疫情變化等訊息，雖然可以讓民眾確實掌握資訊，不過同時也有很多民眾感到身心緊繃，這些內在恐懼和外在壓力會直接影響到個人的身心狀態。 在這令人心慌的時代，獨立特派員探訪不同領域的專家及達人們，分享從內而外、增加免疫力及安頓身心的各種方法。雖然瘟疫蔓延，但愛不止息。

「自殺者遺族」這五個字，在去年12月26日之前，不曾進入我的腦海中深刻思索，而今，我與這個名詞有了深刻的連結。 起初，面對陌生的題目、面對未曾經歷、甚至難以想像的傷慟經驗時，該怎麼切入？我大量地閱讀文獻資料，希望在聯繫自殺者遺族之前，能夠做足準備，開口時能言之有「情」、擬寫出合適的訪綱，畢竟「自殺」的字眼牽涉到華人社會隱晦的話題、連結的是無法挽回的情感。 前期籌備時，我一路戰戰兢兢，揣想著要遺族在攝影機前再次揭開心痛傷疤，也許遺族會不願受訪，因此設定諸多訪題針對專業人員如：心理諮商師、精神科醫師、社工、護理師、關懷訪視員等，沒想到，邀訪的遺族個案一一應允受訪，談及事件時，無法抑制的眼淚也在眼眶中打轉。 順利的在一月份完成十一位受訪者的採訪，二月份寫了兩個版本的腳本（現在想想，應是我心中對自殺兩字有不可言說的隱約恐懼，讓我訴諸於權威，第一個版本的腳本以專家學者為主軸、遺族為輔，製作人左看右看，點醒我：人的真實故事比專業與權威更能吸引觀眾的目光、讓議題得到關注，於是我重新改寫為現在的版本）。 直到三月份粗剪出爐，感謝攝影記者黃政淵捕捉的細膩畫面、恰如其分的剪輯節奏，看到影片的時候我自己數度眼眶發熱、感動得起雞皮疙瘩，我喃喃自語地跟製作人說：如果可能，真想再多訪幾位遺族，把不同的療癒方式，做成系列報導，讓身處痛苦、以為自己很孤單的人能得到共鳴，而局外人可以多一點理解。 電視專題篇幅有限，許多真誠動人的訪問段落必須割捨、邀來的小詩片頭、片尾都放不下，療癒之路曲折蜿蜒，而我對這個題目的認識是否還能再深入？心裡有種種惋惜或遺憾，但這次的經歷更讓我體會：不完美的過程才是人生，我們盡力，然後面對現實的限制與挑戰。 摘錄兩段遺珠訪談，是在製作過程中讓我印象深刻且文獻中不容易看到的觀點— 自殺者遺族呂芯秦：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們怎麼去「同理死者」，聽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困難。我們怎麼可能去同理一個自殺的人？這個社會面對自殺的眼光是什麼？多麼的嚴格、多麼的苛刻，怎麼可能去同理自殺的人？但你如果只是同理他的心情，沒有同理他的做法，那不是真正的同理。那人既然已經死了，你就算再反對，你就算再覺得這是一件多麼錯誤、多麼不孝的事情，多麼不應該的事情，人都已經死了，那我們可不可以試著去同理這個死者？就是說你去想一想，他活著的時候有多麼痛苦，他是不是走投無路，他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他是不是扛不了那個很重的重擔？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自殺者遺族游賀凱： 自殺者之所以選擇自殺不是為了想要結束生命，而是為了想要「結束痛苦」，只是自殺是那個時刻的唯一所知的方式。不可諱言，多半遺族也會尋找「單一」的死者選擇自殺的理由，可是一但落入這個「單一」的思考系統其實都會非常辛苦，而要承認可能沒有那個「單一」的理由，或是沒有那個「單一」可以救得了死者的方式，都是一段艱難面對的歷程，但我也相信，承認也面對了沒有那個「單一」，反而是讓我可以走到今天的踏實方式。回到生命本身的複雜與差異，我們才有可能多一點真實的認識他們，還有面對著這個事件以及必須要做這些功課的自己。 製作過程中，我與既是受訪者也是諮詢輔導領域專家的游賀凱、呂芯秦，討論切入的角度，與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的周昕韻心理師徵詢相關概念與數據，數度長篇郵件往返，期望這篇報導角度既要感性、也要理性，但不呈現出權威式、「唯一、正確的解答」，避免單一化這個議題。衷心感謝這幾位被我不停打擾的專家朋友們，這些真是很重要的提醒。 結束訪談後，游賀凱寫了一段話給我，我反覆讀了幾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想，每一次都因為這些太真實的描述而內心震動不已、但卻能感到一股真摯的力量。 我想愈是生前和死者愈親密的親友就愈是自責，我一點也不覺得這些自責是問題，會有自責其實是因為在乎，我們需要這些自責，才明白，我們原來有多在乎。 面對著有自殺意念的家人，其他家人還可以做什麼？ 如果我可以說：記得讓自己休息。 面對著有自殺意念的家人，總是擔心著會發生最壞的結果，所以很多時候不敢好好休息，因為怕一休息家人就自殺了。 但那一定不是那位想自殺的家人希望見到的事，不願意自己造成其他家人的負擔，就算明白自己已經是家人們的負擔，他 ⁄ 她一定也希望家人有把日子過好。 這是很矛盾的事情，而矛盾當然也是自殺事件的本質之一，所以我會覺得在矛盾的生活中自己想辦法面對得更好是其中之一的方式，但...那讓這種事情永遠是家內之事，也是在複製有自殺行為歸因的個人化歸因方式，從自殺的個人議題變成家庭照顧支持議題，只是多擴大了一點點，多擴及了幾個人，然後，那個人以及其他家人，都仍然是孤單的。 所以，我自己會說，不是有自殺意念的人要做什麼，不是這些在旁邊的家人要做什麼，光是願意讓自己休息都已經是了不起的事情。 在那些時候，我反倒覺得是家外的人可以做些什麼，去關心與傾聽他們的生活，直接問問或做出可以提供支持的事情，在現實的系統裡面有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這已經是現行可以進入家中的資源，但他們的勞動條件很差，也很不容易多做什麼或持續做什麼。 所以，我們也許不是告訴這些家人可以做什麼， 而是我們能不能做什麼讓這些家人有願意休息與喘息的時候。 在那些陪伴著有自殺意念的家人去就醫或進行心理治療的過程中， 能不能多提供一些資源的選項讓有自殺意念的家人遇到合適的介入方式？ 能不能讓已經成為支持性的資源盡可能長期穩定下來？ 能不能讓這些陪伴的過程也分一些目光到這些陪伴的家人身上？ 能不能我們在對有自殺意念的家人的觀念與做法在進化的同時，我們對這些陪伴的家人的對待方式也有進化？ 我如果可以想到的方式是，從處理與解決問題的邏輯進化到，讓更多人有更多的理解後，有可能更願意產生人我關係連結，不管是有自殺意念的人或是陪伴的家人，就多了在這個世界中被支持的可能，而這就是您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自殺者遺族的對待，對我來說是從自殺者的生命故事理解，到帶著這些理解生活，仍然是要回到這個生活當中，而不單單是對於自殺事件有安置而已，什麼樣的安置方式會影響我們怎麼繼續生活的方式。 上段文字摘自與游賀凱的往來信件 身為記者，在製作期接觸到第一線的人事物，已經是最大的收穫，加上經歷這個題目的前期、製作、後期，我自己算是上了一課生命教育的必修課：生命的全貌，不僅是全然的陽光，陰影，也構成重要的組成。生命的灰色地帶，是人人都要學習接受、並且釋懷的。 這是我初接此一專題時，始料未及的體會，完成這個專題，我自己的生命態度也有所調整：不完美，其實是讓我們的生命更豐富，雖然過程真的很辛苦。遺族走過悲傷，帶著生命中的黑暗往前行，不硬將悲傷失落轉為光明力量，而是遭逢親愛的親友離世後，在無可預期的生命失落中，允許自己以各種方式悲傷、若有餘力，在不斷的探問「為什麼」的過程中，試著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再次感謝協助製作專題的朋友們，分享珍貴的療癒歷程，這是生命教育寶貴的一課：學著在逆境之後，也能抬頭挺胸、繼續前行。 若您還想了解更多關於自殺者遺族們的故事....... 延伸閱讀： ♦呂欣秦、方俊凱合著《我是自殺者遺族》 ♦獨立特派員《療癒破碎的心》 ♦特派員+《哭吧！悲傷是你的權利》

今年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頒布施行滿二十年，二十年來性侵通報被害人累計超過十三萬。但性侵是一個非常隱諱的話題，社會的異樣眼光加上各種壓力，使得大部分被害人不敢開口求救，因此性侵存在許多犯罪黑數。 甚至很多曾經在童年受到性創傷的受害者，隱藏這個祕密到了中年或老年，因為創傷的長年壓力，身心都出現狀況。前陣子作家林奕含輕生事件之後，許多受害者更願意說出過往經驗和傷痛，和尋求治療的管道。 勵馨基金會創立的「光腳的愛麗絲劇團」，團員們透過戲劇找到面對傷痛的勇氣。他們是如何從童年的性創傷中復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