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為了搶救低迷的生育率，近來凍卵以及代理孕母法制化等人工生殖議題也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其中代理孕母議題在台灣爭議已久，從1996年台灣在研擬《人工生殖法草案》，就曾將代孕納入考量。但因為代孕存有倫理及價值觀爭議，因此就算2007年《人工生殖法》通過，還是無法將代孕納入規範。為了尋求社會共識，政府舉辦過兩次公民會議，決議有條件開放，衛福部也多次召開專家會議研擬修正草案，並兩度將法案送行政院審議，不過都遭退回。 由於代孕涉及委託人、孕母及孩子權益，二十多年一直爭論不斷，直到2020年立委吳秉叡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通過一讀才有新的進展。不過眼見這屆立委任期已經快要屆滿，修法是否也將隨著胎死腹中？

台灣從2020年以來，人口數已經連續三年，呈現了「生不如死」的趨勢，少子化問題日趨嚴重。不過我們觀察到另一個現象是，這兩三年來，在各個生殖中心裡，凍卵的人數屢創新高，每個月比以前暴增了兩三倍！ 凍卵熱潮興起，某個程度卻也反應現在年輕世代，在不婚不生浪潮下，許多女性內心依舊期待能孕育與自己血脈相連的下一代，甚至戲稱凍卵是世上唯一的後悔藥。也有部分縣市觀察到這股趨勢，開始編列預算補助凍卵。究竟是什麼樣現實的衝突或糾結，讓殷切想成為母親的女性，願意花錢挨針，辛苦完成凍卵療程呢？

去年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為人權進展寫下歷史，不過同婚合法只是最基本的起點，要建構一個完整的家庭，仍有許多缺憾。例如同志結婚後的收養與生育法規的配套，仍是許多同志心中的痛。 紀錄片導演朱詩倩記錄一對女同志小雨和世平，兩人共組家庭後為了擁有自己的孩子，選擇到柬埔寨接受人工受孕，歷經許多關卡，終於迎來小生命豆豆的過程。導演以他溫柔的視角，凝視這段關係中的愛與傷痕。

很多家庭都期待新生命的來臨，不過有時候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完成心願。 而台灣在2007年就通過人工生殖法，讓不孕症或重大遺傳性疾病的夫妻能夠實施人工生殖。 而近幾年晚婚的趨勢加上現代人生活作息的不正常，也使得夫妻無法自然受孕的比例增加，需要藉由人工協助，像是透過捐贈的卵或是精子來孕育生命，或是尋找代理孕母成為新的趨勢。 不過代理孕母在台灣尚未合法，而相對捐精，捐卵可以獲得九萬九千的營養費，更成為女大學生假期打工的新選項。但是透過捐卵助人好孕究竟有什麼樣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