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仁導演的紀錄短片《自由‧飛》，除了記錄香港年輕人參與反送中的心情，同時也穿插台灣社會運動、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訪談，讓台灣過去爭取自由民主的歷程與香港現在進行式的反送中運動，在不同時空相互呼應。

統府對面聳立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提醒著當政者勿忘過去的錯誤。而立法院剛三讀通過「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跟「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及十月監察委員高鳳仙，完成長達六百多頁的鹿窟基地案調查報告，並糾正國防部，這些都是跟轉型正義息息相關的重要事件。 尤其是發生在1952年，被懷疑為中國共產黨支持武裝基地成員的鹿窟事件，當時上萬名軍警包圍石碇汐止鹿窟山區一帶，是繼二二八之後，牽連人數最廣的白色恐怖案件。在鹿窟案被波及，甚至遭到刑求者，年紀最小只有十二歲，村民以礦工、不識字居多，加上檢舉獎金制度，造成浮濫檢舉。 台灣解嚴後，鹿窟案因為不當審判，補償及賠償受害者合計5.4億元。但是還有許多受害者因為被逮捕、拘禁、刑求後沒有裁判或不起訴處分而被釋放，也有人因為不堪刑求而自殺，都因為沒有官方紀錄可查，無從補償或賠償。如今調查報告跟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都通過了，要如何還他們遲來的公道呢？

今年是228七十週年，國內要求推動轉型正義的聲音不斷。多位學者、民間團體更提出多項具體建議，希望台灣的轉型正義能跨出重要的一步。 今天我們要把鏡頭轉向德國，來看看德國如何面對二戰結束之後，納粹留下來的罪行，以及東德共產黨垮台之後，必須處理威權遺緒問題，到底德國是如何推動兩次轉型正義的？ 首先他們開放檔案，讓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同時配合司法追訴，及進行對加害體制、加害者的研究，避免歷史重蹈覆轍。而柏林可說是經歷兩段專制體制最典型的城市，柏林圍牆倒塌29年之後，德國社會是如何凝聚共識？ 從理念到行動，從法律面到編列預算，把不能遺忘的歷史記憶之地，一個一個保留下來。這些紀念地、紀念園區或紀念碑，錯落在柏林市區中，從公車站、德國國鐵、百貨公司，甚至腳下的紀念石、絆腳石，不著痕跡的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讓人駐足柏林的同時，輕鬆卻深刻的重新省思這段歷史。 反觀台灣曾經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很多歷史現場，現在變成飯店、戲院、火車站，看不到當年曾受壓迫的人們所留下的印記。柏林是怎麼在新舊交替之間誠實面對歷史傷口？

歷史如何讓年輕世代感同身受，是推動轉型正義的重大挑戰。我們要帶您到柏林的巴伐利亞社區，當年這個中產階級社區有六千位猶太人消失。而從二十幾年前開始，社區特別立了八十個路牌，呈現當年壓迫體制如何加諸於猶太人身上，來做為歷史記憶之地。 同時在一所小學推動築牆計畫，這個築牆計畫不是再蓋另一個柏林圍牆，而是讓小學生們去找出自己和當年消失這六千位猶太人的姓名或生平的關連，畢業時在磚頭上對他寫下一句懷念的話，一個個磚塊所組成的圍牆，是孩子們對當年受害者所遭遇的迫害及歷史最深的凝視。 另外對於整個歐洲受難的猶太人要不要蓋一座紀念碑，德國社會早在統一前，就有歷史學者、柏林市民、媒體開始討論，而且整整辯論了十七年，終於有了共識。

在東德獨裁專制時期，許多人民長期被監控，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甚至可能因為一個線民的密告就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而「我們要把被偷走的人生要回來」這是東德人民的訴求，他們發起和平革命，要求拿回改變他們一生的祕密檔案。 於是兩德統一之後的第二年，德國國會就通過「東德祕密警察檔案法」，也就是史塔西檔案法，並成立史塔西檔案局，為德國處理前東德獨裁政權轉型正義問題，跨出最關鍵的一步。根據史塔西檔案法的規定，民眾可以申請調閱自己的檔案，知道當年的告密者是誰，而這些檔案資料也可以協助被害人進行司法訴訟爭取平反。 二十幾年來已經有三百萬人看過檔案，而從1991年到2015年，德國全國各行政機關為了進行公務人員人事審查，向史塔西檔案局申請調閱檔案更多達175萬件。值得一提的是史塔西檔案局預算雖然來自聯邦政府，但是它是獨立單位，三位局長都來自民間。 第一任高克是人權牧師，第二任畢特納也是東德人權鬥士，第三任楊恩局長，是前東德異議人士，當過記者，三位局長反應史塔西檔案局不同階段的任務。現任局長楊恩積極推動加害者與被害者和解，還主動邀請史塔西軍官一起來參加檔案局的座談會。

德國在統一後的第二年，除了立法著手開放祕密檔案，對於清查東德黨產，也沒有延遲。在東德末期就成立委員會，透過東德政黨法規定，對黨國不分時期產生的龐大黨產進行列冊、列管。 兩德統之一後，更確立獨立委員會運作與原則，委員會的委員相當於獨立檢察官。追回來的黨產，除了有一部分給轉型正義基金會做為創立基金之外，更用來處理東德所留下來的各種轉型正義問題，包括推動社福、醫療與教育工作等等。 另外德國國會還制定「共產時期非正義補償法」，東德四十年期間有二十幾萬的政治犯，其中有十萬五千人因為政治因素在職場上受到不平等待遇。1992年國會頒布補償法之後，到2005年有大約17萬人得到恢復平反，一次性的補償金支出就超過10億美元。 之後還針對政治入獄者，一個月給予430美元的補償金，2007年再放寬入獄六個月以上且為低收入戶者，每個月給予340美金的補償。這些實際的行動都經過相當多的努力，不過受難者被毀壞的人生，卻再也無法逆轉。

德國去納粹化，是由美英盟軍發起的紐倫堡大審開始，但只持續到1948年，後來因為冷戰開始，轉型正義工作因此中斷。一直到1963年黑森邦檢察總長弗利茨．包爾推動「法克蘭大審」，這是德國首次審理奧許維茲集中營裡的納粹戰犯。 包爾認為，德國要成為正常法治的國家，必須從自己的土地推動轉型正義。緊接是1970年12月的華沙之跪，這一跪代表德國政府面對過去錯誤的決心。不過儘管如此，60-70年代德國社會對於加害者、共謀者仍然避而不談，於是六八學運世代開始追問自己的父母，二戰期間德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為何上一代選擇沉默？轉型正義也從這時候開始，成為公共論述的議題。 至於東德，因為處於四十年的共產專政，面對納粹這段歷史，一直到兩德統一之後，納粹轉型正義問題才又掀起另一波高峰。除了把過去的歷史記憶之地一個一個保留下來，處理納粹部分也更細緻化，不只對加害者進行研究，而是開始兼顧其他受害族群。 1996年起，每年1月27日是德國國定的受難者紀念日，2005年聯合國通過，改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再以「萬湖會議紀念館」為例，這裡是1942年討論召開猶太人最後解決方案的開會場所，成立紀念館的目的是「為了未來而記憶」。這是什麼意思呢？

柏林圍牆倒塌20年，走進博物館一起體驗歷史！ 柏林圍牆被民主浪潮推倒至今已經二十年，上個星期我們報導了當年民主運動在東歐與前東德地區發生的原因，以及推倒柏林圍牆的關鍵。 今天要繼續帶您了解德國人如何用紀念園區與成立基金會的方式、反省錯誤教訓、撫平歷史傷痛，另外也有民間博物館用活潑生動的方式讓大家體驗東德生活，而這一些紀念方式與重建歷史的作法，目的都是希望能化解柏林圍牆所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