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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祿島的故事:越南跨國婚姻與新二代縮影【獨立特派員】
蘇玲瑤 黃素娥  羅盛達 范瑞薔薇 / 採訪報導 黃心亮 / 整理報導越南西南部有座「台灣島」,島上有不少女性為了改善生活,選擇嫁到台灣,這座島因此成了當地人口中的「台灣島」。只不過,部分新住民因為婚姻問題或經濟因素,將小孩送回當地給外公外婆撫養,形成跨國隔代教養的現象,也衍生出部分孩子因為沒有戶籍,無法正規上學的問題。湄公河上的台灣島新祿島和台灣的淵源 湄公河,中南半島生命之水,入海前在越南國境之南沖積成三角洲。芹苴是位在三角洲中央的直轄市,從岸邊碼頭搭上渡輪,不到十分鐘,就會來到這座大約32平方公里的小島,當地人稱它為「新祿島」,但過去二十年來,它還有個別稱叫做「台灣島」。 這個暑假,島上有個特殊的課程。十幾個孩子,聚在鐵皮搭建的教室裡,跟著從台灣來的大學生學中文。剛滿14歲的小嬋,在這群孩子中顯得格外文靜,原本在越南、該上國中七年級的她,一歲多被送回島上,由外公外婆扶養。 島上像小嬋一樣的個案並不少見。愛唱歌、不愛說話的阿方,是比較幸運的一位。和小嬋有著類似的背景,但他因為被舅舅收養,得以入籍越南、順利在當地唸到高中。 新祿島上的故事跨國婚姻現象的縮影與難題 新祿島過去半世紀的變化,可以說是整個越南西南部的縮影。段文努是島上的作家,也曾經是當地的副鄉長,據他所說,這裡當時有將近50座以上的糖廠,所以才取名為「甜蜜島」。 但越南在1986年開始的革新政策、糖業的沒落,讓島上的居民嫁到台灣或是到台工作,也從「甜蜜島」變成了「台灣島」。段文努說:「女性遠嫁海外,尤其是台灣的非常多,因為(糖業)沒落還有破產,所以經濟來源就沒有了,所以這些遠嫁海外的女性是為了解決困境,是家裡的救星。」 新祿島居民暨華語班教師范氏竹梅也說:「以我們這個社區為例,每隔3戶就會有1到2戶家裡有女兒嫁到台灣,部分家庭的女兒全嫁到台灣,據我所知人數高達數百人。」但這些孩子,部分卻因為父母婚姻出狀況或是經濟因素,被送回越南。 芹苴市政府曾經在2018年進行了一項人口普查,當地因為跨國婚姻,像小嬋一樣、被送回來撫養的無戶籍小孩,就多達1100人,而這其中,新祿島上就有30位。這些在越南長大、不會說中文的台灣之子,長大之後,大部分的他們都希望回到台灣就學或工作,語言障礙就成了一大問題。 疫情前,曾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的政大研究團隊看到了這個問題,今年起在島上連續開設了幾期免費華語教室,試圖給這些跨國隔代教養下的新二代,一個重新銜接台灣的契機。 而華語班也吸引了當地人的注意。17歲的陳凱燈,兩個姑姑都嫁到台灣,即將高中畢業的他,未來想到台灣留學,所以也跑來學中文。政大民族系副教授高雅寧高雅寧說:「有一部分的學員,他們有姑姑或阿姨已經嫁到台灣,然後也算穩定下來了,希望他們家鄉的小朋友能夠去台灣讀書。」婚姻移民 是幸福還是無奈?新祿島上有著想到台灣念書的孩子,而同樣在湄公河上,50多公里外的另一塊沙洲,則是有位思念兒女的母親。42歲的阿銀,每天都會騎著自行車,到小島對岸工作。21歲那年,在朋友的介紹下,她嫁到了和南越一樣炙熱的高雄,只是沒想到,生下一對兒女後,罹患了產後憂鬱症,精神狀況開始不穩定,幾年後被夫家以一張機票送回越南。 婚姻移民或許為當地人帶來幸福,但更多時候卻可能是無奈。根據越南官方統計,除了疫情期間,每年大約有兩萬上下的越南人,因跨國婚姻、移民海外,多數來自越南南部,光是2023年,就有24,587人,其中有5435人婚嫁到台灣、4923人到韓國,而且婚嫁到韓國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跨國的人口流動,婚姻只是其中一種形式,但這條路卻充滿著不確定性,讓這些女性的命運以及下一代的未來,就像蔓延在河畔的布袋蓮,漂泊不定、千絲萬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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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藏人在台灣,深度思考自由的意義
尹雯慧 羅盛達 / 採訪報導黃心亮 / 整理報導 流亡藏人歌手–龍珠慈仁,他和台籍伴侶在印度認識,結婚後來台,原本以為從此可以結束流亡生涯,卻因為無國籍者、台藏婚配的組合,遲遲無法獲得居留權。經過多年抗爭,2018年終於取得居留權的龍珠慈仁,開始以傳統藏地民謠創作者的身分活躍於台灣,也為島嶼的創作空間帶來另一種風貌。 是歌手也是廚師 流亡藏人在台灣的日常   拿著從印度帶來的傳統樂器,哼唱自己創作的藏文歌謠。身穿傳統服飾,捲起衣袖,賣力示範藏地美食的製作工序。這些都是在台藏人–龍珠慈仁在花蓮縣壽豐鄉的生活日常。 龍珠慈仁–他是歌手,也是詞曲創作者;他是廚師,同時投身社區營造工作;他來自中國甘肅的安多藏區,也是擁有台灣身分的台灣女婿。(圖/獨立特派員) 去年開始,他在鄰近家裡的社區辦公室得到一份正職的工作,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有穩定收入的職業。他說:「因為我從來沒有領過穩定的收入,有了穩定的收入,心裡比較開心,也比較穩定。」 多元就業專案經理人李珊說:「勞動部的多元就業方案,目的是希望培力在這個社會上比較難找到工作的人,我們就一起想辦法申請這個計畫。」這個計畫主軸是以食農教育為主,龍珠慈仁本身就非常會做食物,也很願意參與,希望可以學到一些他以前不會的事。 烹煮奶茶時,需要一遍又一遍地不斷嘗試味道。眼前的香料奶茶茶包,是龍珠慈仁從顛沛流離的流亡記憶中,提取出的鄉愁。(圖/獨立特派員) 台藏婚配權益受阻 流亡者如何重獲自由? 龍珠慈仁適應生活環境的困難,他的伴侶蔡詠晴,再清楚不過。2008年兩人在印度相識後,隔年結婚,隨後長子出生。即使兩人婚姻登記合乎台印兩國規定,卻因為龍珠慈仁無國籍者的身分,不見容於台灣當年的移民法令,而遲遲無法取得居留權。 2010年,他們找到「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這個組織致力關注國際家庭、移工、移民等跨界移動者議題,讓台藏婚配權益的問題得以浮上檯面。(圖/蔡詠晴)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專員鄭小塔說:「以跟台灣人結婚的藏人配偶來說,2010年的時候,很現實的困難就是生活上經濟花費的困難,當他的護照被註記的時候,他就每半年得要出去一次。我認為還有另一種困難是心境上的,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擁有一般人的生活。」 還有一種刁難,就是兩個人必須要分開做境外面談,問同樣的問題,然後去核對兩人的答案是否相同。 龍珠慈仁的伴侶蔡詠晴說:「譬如說他會問你,你們是幾年幾月幾日幾時幾分約會的,這一定會不一樣,不一樣你們就是假的。再來他們還會問一個最不能問的,就是你們第一次性交是在何時。我覺得他們帶有歧視,跟本來就是有那個惡意,不讓你通過。」 為什麼要做境外面談?國際家庭互助協會主任龍煒璿說:「會透過非常多的面談去刺探、去判斷婚姻的真實性,用這個東西去決定婚姻真假,才決定能不能讓這個藏人配偶進來。」 為了一家能夠團聚,龍珠慈仁與蔡詠晴展開長漫長的抗爭之路。2009年結婚,一直到2018年龍珠慈仁取得台灣身分,這條路他們走了整整9年。困難重重的異國婚姻,是龍珠慈仁始料未及的結果,他想像中的自由國度,存在著流亡者難以理解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的角力。 與世界的溝通橋梁 音樂成為重要精神寄託 擁有身分是如此重要,卻又如此艱難,也讓音樂創作成為龍珠慈仁最重要的精神寄託,是他和世界溝通的橋梁,也是他梳理思考脈絡的方式。來台灣之前,龍珠慈仁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群已是小有知名度的歌手,踏上台灣土地面臨的層層試煉,讓他的創作開始轉向。 龍珠慈仁說:「在台灣我開始拿西藏的傳統樂器,才正式地去展現,西藏傳統的歌,與自己的創新。」向傳統根源回溯,反而為龍珠慈仁打開新的藝術表演之路。他獲邀與台灣不同的表演團體合作,像是優人神鼓與台灣國樂團,拓展自身演出內涵的維度。 龍珠慈仁的長子拉木東竹,今年已經14歲,經常跟在父親身邊一起演出。(圖/獨立特派員) 龍珠慈仁長子拉木東竹說:「爸爸不會教我很多東西,我就用我的節拍去配他而已,也不算是學,就是一起練習的概念。」 一路走到現在,對龍珠慈仁來說,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他說:「真正的自由就是,心裡面沒有任何恐懼,你想要說什麼就說什麼,你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你想要住哪裡就住哪裡,不用問任何人。」 黃郁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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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住民人口增加,如何完善權益?
目前在台灣就學、就業的外籍人士,加上外籍配偶,多達150萬人,他們都是廣義的新住民。但台灣至今連一部保障權益的專法都沒有,也沒有專責單位協助。新住民不論在台灣生活多久,不歸化,就沒有相關權益保障。如何完善新住民權益,是台灣必須做好的準備。 無法跨越的隔閡 新住民權益誰來保障? 每到選舉,新住民族群就開始受到重視,各政黨相關政策和議題紛紛出籠。同樣為接近60萬人的原住民族有基本法,新住民卻連一部專法和專責單位都沒有。而外籍配偶不論在台灣生活多久,如果沒有歸化取得身分證,很多權益都無法獲得保障。 對台灣出生的公民來說,只要符合公職人員選罷法,即可擔任公職參與選舉。但是新住民在拿到身分證之後,根據國籍法第10條,仍有所限制。台灣新住民黨南投縣黨部主任阮惠心說:「新住民拿到身分證滿10年才有資格參選。」 阮惠心代表台灣新住民黨參選南投縣第二十屆縣議員,選區要超過四千票才能當選,最後他獲得五百多票。(圖/獨立特派員) 選舉後,阮惠心回歸自己的事業,從事時下最夯的越式洗頭。對一般人來說,開店、向銀行貸款,要找哪些單位洽公,並不是難事。但是對新住民來說,每一道都是關卡,就連歸化時要辦一張台灣身分證,都得找旅行社代辦,甚至要花費上萬元。 除此之外,對他們來說,台灣的國情、法律與母國不同,違法也時有所聞。新住民權益推動者張瑜庭表示,新住民就算歸化成中華民國國籍,但他們對法律的知識,或者是對政府的認知,明顯低於台灣人。 在台灣和新住民有關的單位,移民署主要處理來台居留;各地縣市政府,又分別歸在社會與民政單位。要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隔閡,新住民需要專責單位和語言服務。 外籍人口多 台灣準備好成為移民社會了嗎? 新住民在就業時,也容易遭受歧視和權益上的損害。去年開始實施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工作滿五年後可以銜接永久居留,但是現有的制度,留得住人才嗎?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說:「如果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移民社會,我認為很多權利應該是以居住為事實,把永久居留設計好,各種社會保障,原則上都有。」 根據統計,台灣的外籍配偶、境外生和外籍專業人士,再加上移工,總共有150萬人之多,但台灣還沒有為移民社會做好制度上的準備,就連正式納入108課綱的新住民語,實施至今,仍未建立起完善的制度。 新住民語師資多半為外籍配偶,目前仍是教學支援人員的身分,薪資和福利都不及專任老師,就算上滿最高節數,也屬於低薪族群。(圖/獨立特派員) 老師的應聘方式,各縣市不同,有的縣市甚至得每間學校去應聘。而大部分老師需要多校授課,泰語教師孫莉安說:「有時候學校跟學校之間,間隔十幾分鐘、二十幾分鐘,我們都用飆車的。」雖然跨校教學有交通補助,但是通勤安全是一大隱憂。 新住民語納入課綱教材卻仍不專業? 新住民母語教師,在接受36小時培訓合格後,即可進入教學現場。台灣泰國交流協會創會祕書長洪銘謙認為,應該朝向更專業的認證制度培養專任師資。 新住民語言教材依照課綱所編撰,但審訂人員並不是以東南亞語言教學為主的專家,語言專業性不足。(圖/獨立特派員) 這樣的教材,來到教學現場,就會出現問題。印尼語教師官美連認為,第一冊的內容,對一年級的學生來說,單字和發音都太難,且教材內容甚至不完全正確。 以同一套課綱編寫教材,無法顧及東南亞七國語言的特性,例如泰文拼讀規則複雜,教材在第五冊才開始學習,對學生來說,難度一下子大增。而教育部將新住民語言定義為母語,但是對於教學來說,到底是母語還是外語,仍有討論空間。 新住民語言課程 翻轉歧視與偏見 一週一小時的新住民語言教學,難以達到真正的學習目的。但是對於翻轉歧視與偏見,卻見成效。高雄科技大學越南語課堂中,大約有一半是新二代,許多人在小時候被禁止學習母語,只有少數人,跟著媽媽或是外公、外婆學習,具備相當程度的聽說能力。 高雄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阮氏青河說:「我是因為學校的作業,而不是媽媽偷偷教的。我們是學校老師教的,老師教的應該不是壞話,所以學校授課讓他們有自信。」 我們的社會,經歷過對外籍配偶和移工的歧視與偏見。未來,我們還會迎來更多的外籍人士,台灣應該要從制度到社會面,建構一個友善新住民的國度。 (※婁雅君 袁宏書/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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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摯愛最後一程 用何種方式?
如何安排身後事是私人之事,也是公共之事。從傳統墓葬、靈骨塔,到樹葬、花葬、海葬等環保葬,甚至有鑽石葬等新式安葬法。不同的安葬形式,除了反映個人的信仰文化外,從大家族到小家庭、從婚姻到單身,從在地到全球化的生活型態等,在在影響每個人生命的「最後一程」,也攸關政府安排土地與設施的長遠規劃。 墓葬握有城市流行密碼 華人視為禁忌之地的墓仔埔,除為先人長眠之地,還握有城市發展密碼。(圖一/獨立特派員) 清明時節手拿清香祭拜祖先,但其實墓園不僅是先人長眠之地,「亦是補足我們歷史最後一塊缺頁,」地上台南召集人李時光說。 不同於華人的禁忌視角,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與李時光,兩位以文化及歷史角度看待墓仔埔,「墓埔地有太多城市發展的祕密,」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說。 兩人如同解碼員,帶著記者走入高雄鳥松第五公墓,一路上有說不完的墓葬小故事。 高雄鳥松第五公墓裡有清代、日治墓碑,顯示周遭聚落發展時間,以及台灣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社會。(圖二/獨立特派員) 以墓碑上的時間來看,最早從清朝雍正便有先祖移居此地,接著乾隆、同治、日治,一直到現在,凸顯出台灣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社會。「剛開始他可能寫中國籍貫,經過幾個世代後,異鄉變成故鄉,他開始認同這塊土地,所以寫的籍貫是台南、高雄等」李時光觀察。 墓碑上的籍貫有些是古地名,有助於籍貫研究學者,瞭解墓地周圍聚落城市的發展史,甚至「先人用什麼陪葬品、陪葬品從哪來,」如果陪葬品是台灣以外的,表示當時已有跨海貿易,以此推敲當時台灣的貿易版圖。 從墓碑時間、紅磚尺寸、花磚等都顯示其為日治時期之墓,尤其花磚更是時代限定的流行藝文裝飾。(圖三/獨立特派員) 墓體本身也能發現「時代限定的流行文化」。像是位於此區的日治時期墓葬(圖二),墓體以紅磚砌成,磚的尺寸顯示為日治時期,整體設計相當秀麗典雅,並富有時代感。 最特別的是搭配日治時期獨有的花磚,包括常見的百合、玫瑰、蝴蝶、仕女圖繪外,還有八仙祝壽及二十四孝綵衣娛親的故事。「日本明治維新後,學習西方花磚工藝,並在日治時期傳入台灣,」李時光指出,當時製作花磚成本高昂,住家用得起花磚,甚至作為墓體裝飾的人家非富即貴。 高雄大社許家望族之墓園,請來日治時期頂尖皮影藝師──張叫,協助造墓,哪吒鬧東海的磚雕既典雅又活潑。(圖四/獨立特派員) 有了財富,還要彰顯人文藝術涵養。以高雄大社昔日望族許家的墓園來看,除了典雅的花卉彩瓷及好幾則二十四孝故事外,最吸睛的是墓平上的哪吒鬧東海磚雕,這齣戲文出自明朝小說《封神演義》中的橋段。 磚雕旁落款人為張叫,是已故的國寶級民族藝師張德成的父親。張叫是日治時期享負盛名的皮影戲藝師,在日治時期全面禁演鼓樂的年代,張叫的皮影戲班是唯一獲准演出的戲團,而張叫的另一項藝術成就便是磚雕。許家墓園請到頂尖藝師張叫協助磚雕造墓,並且難得在墓體上落款,李橙安推測,一方面希望先祖能像在世時有戲可看;二方面顯示許家有能力、財力,更有藝術涵養。 不過一般老百姓裝飾墓地,甚至請藝師協助造墓的狀況,其實到日治時期開始才逐漸成形。 墓葬設計巧思 台灣常見的傳統墓葬設計,融入美學、風水、祈願、水土工程等設計。(圖五/獨立特派員) 日治時期以前,社會階級如侯爵高官、士大夫、平民等皆有區別,對於墳地範圍、墓碑大小、碑座高度等皆有明文規定,不得僭越。因此,許多平(貧)民以石塊堆砌,就算完成喪葬了。 隨朝代變遷,階級逐步鬆動及文化禮俗更迭,使每個時期的墓造設計都有些許不同。台灣常見的墓葬設計(圖五),中心為墓碑以及墓桌,墓碑兩旁有裝飾用的墓耳;墓碑後面安放先人的墓塚,通常設計成龜殼狀,寓意長壽有福,因此也稱為墓龜;而墓塚與墓碑之間的子孫巷能擋土排水,水又象徵財富,因此也有向子孫聚財的涵義;從墓桌往前方延伸,兩旁設計簡稱叫墓手,細分縱向為伸手、橫向為屈手,下方常有裝飾藝術。 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校長李橙安解釋,早期彩繪師工作場域是寺廟,到日治時期,尤其皇民化階段,殖民政府不太讓台灣人修廟或蓋廟,寺廟營造與彩繪等工作機會相對減少,包括看到做灰作、塗尪仔(製作土偶的人),這群工匠慢慢從傳統建築轉移到墓地。 傳統墓葬常見松鶴鹿竹等,意表長壽有福的圖飾。(圖六/獨立特派員) 壽字兩旁各有一隻蝙蝠,取其諧音「福(蝠)壽雙全」之意。(圖七/獨立特派員) 一般人家雖請不起頂尖藝師造墓,但仍講究設計。像是常見的松鶴鹿竹圖飾,意表松鶴延年。兩隻蝙蝠中間加一個壽字,取其諧音「福(蝠)壽雙全」。墓碑兩旁的墓耳上常繪有金童玉女,盼迎先祖至西方世界。 隨著墓葬設計愈來愈複雜、精緻,「造房子的土水師傅才有機會造墓,墓地光溜溜的很怪,應該要像房子一樣有些漂亮裝飾,彩繪師、藝師等就開始接這些工作,」地上台南召集人李時光說。 樹葬花葬開始盛行 花葬樹葬真正做到塵歸塵、土歸土,以及土地循環使用的環保概念。(圖八/獨立特派員) 隨時代變遷,土地愈來愈稀缺,納骨塔與墓地屬於鄰避設施,取得不易,再加上大家族漸成小家庭,甚至到了單身貴族世代,再再驅使喪葬形式不斷改變,「現在人不會想要身後事再留給子孫煩惱,自己能決定就先決定好,而且近年環保意識提升,所以愈來愈多人選擇環保葬,」台北市殯葬處花葬管理員江清泉分析。 目前台灣的環保葬有花葬、樹葬、海葬三種形式。 花葬、樹葬過程一樣,將骨灰倒入土壤,再覆土回去,放上石塊,石塊目的一是避免野生動物耙抓土壤,二是避免土壤被雨水沖刷。土壤旁種植花草或樹木,等一區滿葬後鋪上草皮,約三年到五年,管理人員確認骨灰完全分解後,土壤重新打開埋葬其他骨灰。 台北市殯葬處樹葬管理員陳光輝說明,樹葬、花葬是真正做到塵歸塵、土歸土,土地不斷重複使用。園區內不冥紙、不立碑、不做任何記號,園區旁另設置統一祭祀空間。目前環保葬皆免費申請。 陳光輝提醒園區NG行為,包括帶寵物祭拜,「我們沒辦法有效防範寵物隨地便溺,」另外,也不宜在園區內野餐,「有些民眾希望跟往生親人一起野餐同樂,但其實這是追思場所,並且容易破壞園區環境,造成管理負擔」。並非每位追思亡者的民眾,都能忍受一旁有人野餐喧囂。 突破傳統墓葬的追悼形式,為何能受到華人青睞,記者在花葬園區現場訪問家屬選擇花葬的考量。除了環保因素外,受訪家屬表示,「子孫一年才看你一次,人的靈魂都上天堂,不要想說一定要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上。」記者追問,針對土壤重複埋葬多人骨灰不會有顧慮嗎?受訪家屬回應,「一定要跟老人家講清楚,當作你有很多鄰居,住了好幾層樓,更多人陪伴」。 海葬 海葬打破華人入土為安的傳統喪葬觀念,也不再有特定的追念空間,是環保葬中較冷門的選項。(圖九/獨立特派員) 另一種環保葬是海葬,家屬帶著摯愛骨灰乘船,航向離岸六公里的海上,將骨灰放入海中。海葬突破特定的追念空間,對部分民眾而言,沒有入土為安,甚至失去安放情感所在,因此是環保葬中較冷門的形式。 然而,對另一部分民眾而言,思念與祝福不分時間空間。記者隨海葬船出海採訪。海葬家屬龔先生表示,爺爺、奶奶皆為傳統墓葬,原本對海葬有疑慮,但父親生前是潛水教練,昔日便提過想海葬,「後來想一想還是尊重我爸的遺願吧」。 海葬家屬林小姐也遵照父親遺願選擇海葬,「他覺得比較環保,海闊天空,回歸大自然」。 台灣環保葬人數逐年緩步上昇,其中以海葬人數最少。(表一/獨立特派員) 近十年來,環保葬人樹愈來愈多,占比逐年緩步上昇。其中,以樹葬跟花葬最熱門,海葬雖有增加,人數卻一直沒有破千。為了鼓勵海葬,地方政府舉辦跨縣市聯合海葬,甚至部分縣市連火化、骨灰磨成粉的費用都是免費的。 鑽石葬 將骨灰做成鑽石隨時戴在身上,與已逝親人永遠不離不棄。(圖十/獨立特派員) 全球化時代,家鄉、異鄉的界線益發模糊,再加上科技日新月異,更新的喪葬形式──鑽石葬登場。 談吐爽朗的詹小姐,脖子上戴著一條人工鑽石項鍊,製作原料是已逝父親的骨灰。「比如我面對棘手的狀況,我會覺得說,如果我爸爸現在就在這裡,祂會告訴我怎麼來面對這個問題,就是把爸爸的精神戴在身上,」詹小姐分享。 詹小姐長年定居海外,「我們家三個小孩,分別在德州、喬治亞州、加州,請問墓要買在哪裡,難道你每年為了(清明節)這一天從世界各地飛到這裡,全部機票費加起來,不如我做成一顆鑽石戴在身上」。 詹小姐將骨灰做成10顆鑽石,自己與妹妹、母親戴50分鑽石,下一代六位孩子是30分鑽石,所有骨灰全數用盡,總經費新台幣70萬元有找,大約半年時間拿到成品。 鑽石葬代理業者蘇于凱解釋,鑽石葬的材料就是骨灰,從骨灰提取碳元素,在實驗室模擬天然鑽石在地殼中生成的條件,包括兩千度高溫、六萬倍大氣壓,讓它快速結晶變成鑽石,這顆鑽石的硬度、比重、折射率都與天然鑽石一樣,GIA證書會註明是實驗室鑽石。 蘇于凱分析,選擇鑽石葬的家屬多落在30歲至50歲,家庭關係融洽,希望將摯愛帶在身邊,彼此不離不棄。詹小姐的孩子們也認同此安葬方式,「我老大跟我說,媽咪,我好喜歡鑽石葬的想法,好浪漫,下一代孩子們覺得這是一件讓人溫暖、感動的方法」。 無論送摯愛最後一程的方式如何改變,慎終追遠的思念之情永恆不變。(※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