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從歹囝仔到奧運選手 霹靂舞的進擊之路
原本是嘻哈文化的霹靂舞(Breaking),由於超越人體極限的舞技,以及強調展現獨特的藝術特質,在誕生半個世紀後,成為2024年巴黎奧運新興項目。從街頭到奧運、從歹囝仔到舞者再到職業運動員,霹靂舞呼應自身的英文名字「突破(Break)」加諸其上的負面標籤。如同台灣第一批霹靂舞國手孫振所言:「霹靂舞者單純用跳舞贏得他人的尊重,獲得世界的掌聲」。 原本是嘻哈文化的霹靂舞,從街頭跳進2024巴黎奧運。圖/鄭袁踴提供。 巴黎奧運重要的前哨站杭州亞洲運動會(簡稱亞運)即將在9月23日展開。於倒數一個月之際,公視獨立特派員記者走進孕育霹靂舞國手的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採訪台灣第一批霹靂舞國手,四人中,其中有三人畢業於此。 孫振是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台灣霹靂舞選手。(圖/獨立特派員) (圖2,孫振是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台灣霹靂舞選手。) 國手1:孫振(Quake) 孫振是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台灣霹靂舞選手。在九二一大地震中出生的他,不僅名字裡有「振」,走跳舞林的名字也叫Quake(地震),11歲就開始跳舞的他,似乎也代表著他將以霹靂舞震驚世人。 談起自身的舞蹈風格,孫振認為自身很注重Power Move(俗稱大地板,倚賴速度且動作強度很高的肢體技巧),「比較屬於瞬間型的難度動作」。觀看孫振競賽時的表現,偶爾輕鬆地做出一些擦嘴、模仿海獺的可愛動作與表情,但下一秒又爆出高強度的地板、風車等動作,「我本身個性比較Funky,然後做很多Blow Up(爆招)的動作」。 在學習跳舞的過程,孫振認為自己是幸運的。父母希望嘗試自主學習,相當鼓勵孫振找尋自己的熱忱,並且把它做到最好。也因此孫振從小一到高三都不在體制學校內,以自學的方式投入自己喜歡的舞蹈領域。起初跟著鄰居朋友一起跳舞,最後僅剩他一人,一路堅持至今13年,甚至成為國手。 「要更精準地掌握自己的狀態,更認真看待自己每一次的訓練,」成為霹靂舞國手後的孫振坦言,過去自由跳舞,如今得自律跳舞。「怎麼讓跳舞變成一個更無意識、更自然的事情,但是又可以很有內涵,這是我這兩年成為國手時在思考的」。 楊加力耕耘霹靂舞才4年,卻用實力殺進世界舞台。(圖/獨立特派員) 國手2:楊加力 Jia Li 在霹靂舞的舞台上,很難不注意到這位身材高挑、頂著爆炸頭的陽光女孩,他是楊加力。除了出征9月杭州亞運之外,今年4月在Red Bull BC One Cypher台灣決賽舞台拿下冠軍寶座的他,也將在10月前往法國,代表台灣征戰霹靂舞世界舞台! 「我的霹靂舞主要風格是以舞感下去帶其它霹靂舞的元素,然後會走比較多自己的形狀。」楊加力表示,自己國一開始跳舞,舞齡11年。翻看楊加力的場上表現,除了霹靂舞基本肢體元素:搖滾步 (Top rock) 、排腿 (Foot work) 、定點 (Freeze)之外,他的肢體語言確實多元,呈現相當輕盈動感的律動。「我原本的學習環境就是鼓勵多去學不同的舞蹈風格,或是聽不同的音樂類型」。楊加力過去主攻Hip-Hop(嘻哈),4年前才轉戰霹靂舞。這背後也有一段趣事。 當時就讀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的他,傳了一段自己喜愛的B-Gril影片當作業,沒想到老師真正的作業是要模仿影片。楊加力大笑說:「我當時什麼招都不會耶!」老師依舊鼓勵他盡量學習揣摩。無論偶然或必然,楊加力就此走上霹靂舞之路。 儘管楊加力耕耘霹靂舞才4年,卻用實力殺進世界舞台,他揚起一貫的燦爛笑容說道:「這是我的人生,我就是想跳舞」。  劉承德接觸霹靂舞的契機來自於電視節目《模范棒棒堂》和《舞林大道》。 國手3:劉承德 Lilma 從國一開始接觸街舞的劉承德,契機來自於電視節目《模范棒棒堂》和《舞林大道》,同儕之間總是聚在一起跳舞,當時沒有老師引路,全是朋友之間互教互練,直到國三才開始找老師學舞。劉承德就這樣從學校走廊、禮堂、司令台,一路跳到成為國手。對劉承德來說,今年將代表台灣出征杭州亞運,在他的舞蹈生涯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劉承德認為自己的霹靂舞風格複雜,「大家通俗會比較知道的大地板、小地板的一些不同層次的串聯會比較多一點,像是旋轉類等動作。」觀看劉承德競賽時的表現,臉上常掛著笑容,與其一個接一個的高強度爆招動作呈現強烈的對比。 劉承德表示,自己的舞蹈風格其實是受到小時候喜歡的電視節目影響,當時節目的棒棒堂男孩們跳了頭轉、大風車等舞技,「那時候看到這個動作,覺得很酷、很帥,所以有九成的時間都在練高強度的動作」。 「我不是皮,但有點屁,」劉承德笑說自己國中時講話比較直接,也跟一些比較皮、甚至混混一起相處跟跳舞。後來靠著霹靂舞考進台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甚至2015年代表台灣出國比賽,如今備戰杭州亞運,「這就是我的工作、職業,」從屁孩蛻變成國手的劉承德說。 陳怡如著迷於霹靂舞沒有極限的肢體表演,主要風格為Back rock(背部旋轉)。 國手4:陳怡茹 Eru 「我在台上的時候、比較自在的時候,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我覺得其實那個樣子有更多的我。」舞台下話少又安靜的陳怡茹,舞齡9年。他形容自己「有時候沒什麼存在感」,雖然迥異於比賽時而冷靜帥氣、時而可愛的模樣,但那都是他,那些平常不會表達的情緒,他可以透過霹靂舞盡情展現。 陳怡如表示,自己著迷於霹靂舞沒有極限的肢體表演,儘管練招過程曠日費時,但成就感也相對高。「我的霹靂舞風格比較多Back rock(背部旋轉),就是比較多背部在地上,然後可能做一些旋轉。」這樣的風格其實跟陳怡茹一開始的練習環境有關。在彰化長大的他,一開在高中街舞社,看到專業的街舞老師表演後,主動打電話拜師學藝,開啟陳怡茹在「路邊空地」練舞的歷程。 高中時讀升學班的陳怡茹,也很感謝班導支持他跳舞,在高三要利用社團時間考試、不能再參加社團時,陳怡茹和班導說:「我想要去街舞社,我想要有我的社團時間。」後來因家庭因素,高中肄業的陳怡茹,邊跳舞邊打工養活自己,「我一旦投入一件事情就真的很投入,就會一直堅持下去,可能比別人多練一點,或是多挖掘深一點,只要一直堅持著某個信念,它一定會發生。」 在陳怡茹的努力之下,夢想成真了。成為國手之後,他也不斷跳脫自己原本依賴的跳舞方式,去尋找新的元素,讓身體習慣新的動作,繼續探索未知。 1970年代,霹靂舞在族群幫派械鬥與爭奪地盤的過程中逐漸誕生,希望用歡樂代替暴力。 在壓抑中誕生的霹靂舞 霹靂舞是街舞的其中一種風格,起源自1970年代非洲裔、拉丁裔等多族群混雜的美國布朗克斯地區街頭,在族群幫派械鬥與爭奪地盤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了嘻哈文化四大元素,包括饒舌、DJ、塗鴉還有霹靂舞,希望用歡樂代替暴力。 這樣的文化也延續到如今的比賽氣氛,觀看每一場霹靂舞賽事,既有一決高下的緊繃,又有派對的快樂熱情。「霹靂舞的根基是嘻哈,跟Party(派對)分不開,大家用舞蹈交流,今天變成競技,我們一樣得做這件事:表達與交流,」孫振解釋。 「現場每一個觀眾都是舞者的能量來源,」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霹靂舞主委李奕釜舞齡23年,他認為許多舞者時常用手勢、表情與對手、評審、台下觀眾互動,「都是在找尋一個共鳴,讓舞者自身的能量變得更強大,」進而成為一個閃耀的存在。 跳霹靂舞的人通常被稱為B-Boy、B-Girl,至於英文為何稱作Breaking也值得玩味。「當我們在break的時候,其實是突破以往的束縛,」孫振指出,當時起源自拉丁裔、非洲裔等長期被主流社會壓迫的一群人,「為了訴說自己的價值,他們開始Break,」用跳舞抒發情感,也用跳舞「突破(Break)」主流框架。 體育化之後的霹靂舞如何被量化與客觀的評分是一大挑戰。 如何客觀評分霹靂舞? 霹靂舞強調展現獨特自我,體育化之後的霹靂舞如何被量化與客觀的評分,對選手、教練、評審來說,都是一大挑戰。 霹靂舞的評分規則其實不斷地調整,目前奧運五大評分項目包括(圖7)「技術(Technique)」,也就是運動表現與身體控制能力;第二是「多樣詞彙(Vocabulary)」,評量肢體語言的豐富程度;再來是 「獨創性(Originality)」,看即興創作能力;第四是「執行力(Execution)」,選手能否以最少失誤以及最清楚的方式來呈現;最後是「音樂性(Musicality)」,選手的動作能否在最短時間內貼和音樂的節奏與質感。 霹靂舞國手教練潘佑熏表示,要如何清楚的展現出獨創性動作,是較優先的訓練重點,「選手他只有一瞬間就做完(動作),其實評審當下可能完全沒有解讀到」。 要在極短的比賽過程透過跳舞把訊息傳出去,是每個選手的難題。「我可能會設定一個情境,例如在大草原,我就將身體快速延展開來移動,」楊加力認為Battle(決鬥)時「對話」非常重要,因為可以傳達訊息,「我會用動作、視線、手勢讓對方知道我在跟你對話,向你傳達一些訊息」。 「霹靂舞是一個即興的舞蹈,選手站上舞台,DJ drop the beat(DJ放音樂),我們才知道音樂是什麼,」孫振表示,比賽每一回合40秒或一分鐘,要把練好的招式瞬間貼合音樂,「取決於選手的經驗、直覺,還有對音樂的敏銳度」。 霹靂舞的評審養成也是關乎競賽是否公平的重要因素。「現在比較難的就是客觀中的主觀,主觀中的客觀,要抓一個平衡點,」李奕釜坦言,評審要懂得霹靂舞在看什麼是需要被訓練的,「畢竟霹靂舞是藝術也是運動,它並不像體操有指定動作並且量化評分那樣容易」。 然而,藝術創作與標準評分是兩個背道而馳的理念,會不會困擾選手?「難免,」孫振坦言,霹靂舞最珍貴之處在於「多元的美學品味」,因此,有時候雖不甘心輸掉比賽,「但我仍然可以在舞台感、拍子處理等地方去量化,看看哪裡做得沒有對方好,把自己做到最好,又可以符合競賽評審的強」。 霹靂舞競賽方式迥異於其它運動,比賽場次銜接緊湊,如何保持體力是運科輔助重點。圖/鄭袁踴提供。 運動科學輔助霹靂舞 「霹靂舞是新興項目,對我們運科人員是很大的挑戰。」國訓中心運科處處長吳柏翰解釋,霹靂舞競賽方式迥異於其它運動,比賽場次銜接緊湊,「跳完一首他的血乳酸有多高、心跳有多高,體能要怎麼練,這些都要研究。」 目前霹靂舞國手教練有三位,潘佑熏教練表示,有時候碰到循環賽,每場比賽休息時間可能只有十分鐘,對肌力、耐力、爆發力都是考驗。 長年跳Hip-Hop的楊加力,身體柔軟度極佳,但遇上需要肌力與爆發力來展現力與美的地板動作時,就顯得力有未逮,「我目前著重核心訓練跟爆發肌力,不然很容易發生代償動作,導致受傷,」楊加力認為,運動科學輔助提供的訓練菜單相當有幫助。 除了身體素質外,如何避免選手陷入慣性、產生麻痺感,甚至扼殺了創意,也是教練團需要持續和選手深入溝通的原因。「讓他們吸收一樣不同環境的養分,而不是都待在同一個訓練場裡面,或者有時候請其他教練來訓練,不斷學習新的東西,不要消磨掉想要跳舞的渴望,」潘佑熏解釋,有時候比賽前會禁止選手跳舞以保持飢渴感,讓選手在比賽前一刻會有「我好想上台」的渴望。 脫衣服在戶外空地放音樂練舞,一般大眾不瞭解的狀況下,會認為是不良少年在嬉鬧。 B-Boy、B-Girl不再是歹囝仔 霹靂舞要突破的不只競賽評分,還有次文化的負面標籤。 「長輩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只覺得是青少年聚眾滋事,」劉承德回想學生時期的練舞過程,少不了被貼「歹囝仔」的標籤,尤其當時一起練舞的朋友,有些人不愛念書、有些人抽菸罵髒話,「加上練舞會放音樂很吵,真的給長輩留下不太好的印象。」劉承德坦言,也曾被警察驅趕過。 其實,戶外練舞是逼不得已的選擇。「早期沒有專業的舞蹈教室,只能脫衣服在戶外空地放音樂練舞,一般大眾不瞭解的狀況下,會認為是不良少年在嬉鬧,」李奕釜回想當時社會看待霹靂舞的態度,「滿負面的,會覺得是愛玩的小孩在做的事情」。 另一個霹靂舞者會遇到的質疑是「跳舞能當飯吃嗎?」楊加力與劉承德皆坦言這是面對父母的必考題。楊加力表示,父母雖然不會阻止自己跳舞,但也曾一度希望他去考軍校。劉承德的父母過去也擔心他學壞、影響身體發育。 面對養活自己的人生大事,兩人用毅力與實力回應。隨著舞藝益發成熟,劉承德開始參與大大小小的舞蹈競賽,甚至2015年代表台灣出國比賽,受到媒體報導。父母才發現跳舞也能跳出名堂,甚至劉承德靠著跳舞考上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系,「父母從開始不支持,到現在支持,也願意瞭解霹靂舞是什麼,甚至認為霹靂舞是我的職業」。 霹靂舞成為奧運項目後,確實加速風氣轉變。「因為體育化的關係,我們的舞台變得更多了,再來就是越來越多的企業或者廠商願意資助我們,」孫振樂觀看待霹靂舞進奧運後的發展,甚至認為往後可能出現更多霹靂舞夏令營、霹靂舞體育班等。 霹靂舞進入體制教育也是各界努力的重點。「跳街舞、霹靂舞的小朋友參加比賽得獎,回到學校是沒辦法加分敘獎的,」中華民國街舞運動協會秘書長楊志烽指出,目前只有針對國高中學生的中正盃甄試指定賽受到教育體育署認可,有助於升學加分,然而中正盃今年也才邁入第三年,歷史較悠久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簡稱全中運)」沒有街舞項目。 楊志烽表示,目前慢慢推進各項受到教育部認可的競賽,「讓跳街舞的學生能有正式的升學路徑,未來的國手也有循序漸進的培育管道」。 讓喜愛街舞、霹靂舞的人,得到應有的尊重與多元的發展,孫振認為「我們這群國手同時也都背負著這個使命。」這樣的使命也呼應霹靂舞起源,Break代表「脫下社會的束縛與眼光,用跳舞來贏得大家的尊重,」孫振說。 (邱惠恩、鄭仲宏、實習生/黃心亮 採訪報導)
專欄
有望翻轉主流演藝圈?一窺台灣地下偶像文化
地下偶像發源自日本動漫,相對於主流偶像,他們背後沒有大經紀公司支持、沒有完美形象,依賴粉絲陪伴一起成長。原本許多台灣粉絲會去日本追地下偶像,但疫情期間無法出國,轉而關注國內的地下偶像,使得台灣的地下偶像文化,在近3年間百花齊放。 下偶像風潮席捲台灣 直擊特殊粉絲文化! 地下偶像最經典代表,是日本2005年問世的AKB48。而地下偶像的風潮,如今延燒到台灣。 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副教授羅禾淋解釋,「地下」兩字,其實跟地下樂團的含意是很像的,就是一群人在沒有商業的支持下,組成的偶像團體,所以叫「地下偶像」。 地下偶像文化中,有個表達鼓舞偶像的特殊模式,就是粉絲的呼叫應援。地下偶像經紀人火火說明,最早有此文化時,粉絲喊的東西也沒有意義,其實只是把一些聽起來好像很有精神、很有趣的詞,湊在一起。 地下偶像Ruka Banana被粉絲暱稱為蕉蕉,是位富有舞台魅力的表演者,很快就能把氣氛炒熱,熱到最高點時,有的粉絲甚至會被扛起來。蕉蕉解釋,這被稱為「起飛」。喜歡隨興表演的他,甚至會走下舞台和粉絲同樂。 蕉蕉說:「我是比較皮的表演者,我會跳下去跟大家一起玩,我很喜歡大家享受當下的那種演出方式。我不是單純的表演者,他們也不是普通的觀眾,是我們一起在完成這首歌。」 其實地下偶像不像一般的偶像,有大量資金做後盾,所以大多有正職的工作來維持生計。但蕉蕉因為太喜歡這個舞台,不顧爸媽反對,毅然投入全部心力,當個全職的地下偶像。蕉蕉也坦言,剛出道時非常害怕,尤其是領錢時,總會想自己是不是太天真了。 地下偶像Ruka Banana與「起飛」的粉絲互動。(圖/獨立特派員) 「就像看著朋友一樣」 地下偶像主打親近成特色 地下偶像表演的舞台經常離觀眾非常近,這種小劇場式的演出也是地下偶像的一大特色。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副教授羅禾淋解析,粉絲可以非常近距離看到表演,感動程度會差很多。就算他表演得不完美,但就好像是看著一個身邊的人,可能是你的鄰居、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同學。 地下偶像給粉絲的親近性,除了表演,還有表演之外的物販時間,彼此可以直接交流。「物販」指粉絲掏腰包,購買偶像的周邊商品。透過物販,地下偶像和粉絲之間,可以產生比一般偶像更強的連結。 羅禾淋觀察,物販時間有握手機會,粉絲跟偶像就可以近距離的聊天寒暄,偶像也很需要支持者,直接幫他們加油打氣,所以其實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地下偶像Neko認為,地下偶像跟一般偶像不一樣的地方,應該是距離感。因為以一般的地上偶像來講,其實要見到他們的機會不多。粉絲在物販時間來找他們時,就可以跟粉絲聊聊對今天演出有什麼想法,或是偶爾會交流一下。 而物販的收入,是地下偶像重要的資金來源。地下偶像經紀人小布表示,地下偶像沒有大型的經紀公司營運,所以絕大部分都是大家一面在演出,一面營運。需要做自己原創的周邊商品來販售,增加粉絲的黏著度。 地下偶像DeDe在物販時間,一邊為粉絲簽名一邊和對方聊天。(圖/獨立特派員) 起源於女僕咖啡廳 地下偶像可望翻轉主流文化? 女僕咖啡廳是地下偶像文化的重要發源地,除了提供地下偶像表演的舞台,有些地下偶像在出道前,也曾在女僕咖啡廳服務,對動漫文化耳濡目染。女僕咖啡廳主打陪伴,會有服務生打扮成動漫中常見的女僕模樣,來和消費者互動。 為了吸引更多客人到店內消費,女僕咖啡館開始有了唱歌跳舞的表演。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副教授羅禾淋說明,一開始女僕表演都是跳一些翻唱曲、動漫曲,但是慢慢地專業化,也開始製作自創曲,所以才從女僕咖啡廳,逐漸發展出地下偶像的文化。 女僕咖啡廳內的「女僕」和顧客合照。(圖/獨立特派員) 地下偶像文化在台灣目前仍然很小眾,然而,由於疫情緣故,不便於台灣觀眾追日本偶像,導致台灣地下偶像文化在近3年蓬勃發展,逐漸形成風潮。 羅禾淋分析,台灣很適合發展地下偶像,因為台灣的動漫迷多,他們也已經非常了解日本動漫偶像的生態,所以他們的接受度高,不會排斥這個領域及環境。 他也表示,前幾年剛好是獨立樂團反攻主流的那一年,台灣已經經歷過,所以如果把地下樂團跟獨立樂團套用到地下偶像,一定也會迎接一個反轉。 台灣地下偶像真會有逆襲主流演藝圈的那一天嗎?源自日本的地下偶像文化能不能本土化,開展出獨特的樣貌?未來就讓我們繼續陪伴地下偶像們,一起拭目以待。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