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疫情經過108天之後，終於在8月25日這一天，首次沒有本土案例，雖然是好消息，不過台灣要回到五月前的生活可能還不是那麼容易。回想五月中旬，在疫情最艱困的那段日子，受到衝擊最大可能還不是一般民眾，而是在防疫上，有不同需求的不同障礙者，他們無論在食衣住行、甚至就醫、工作上，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包括一下子被抽掉的人力支持，造成生活、就醫困難。必須戴口罩的規定，造成腦性麻痺者的生活困擾。影響聽障者跟別人的溝通。對視障者來說，到處都有的實聯制，以及台北捷運環狀線，在六月下旬試辦的引導杖方式，都沒有考慮到視障者真正的需求。這些都讓不同障礙者擔心，如果疫情反覆升溫，甚至萬一升高到四級，政府有一套超前部署的方案來協助他們嗎？

聽力經常被我們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一種能力，但是當聽力受損時，要怎麼打電話到餐廳訂位、叫瓦斯、租房子、將信用卡開卡呢？這些一般人習以為常的事，對聽障朋友來說都不容易。如果聽不清楚、聽不到，要怎麼跟世界互動、找到自主生活的立足點呢？ 另外，聽障朋友開車時，行進間的噪音，或是在餐廳、咖啡廳的環境音被助聽器同時放大，蓋過人說話的聲音，聽障者要怎麼聽得清楚呢？獨立特派員要介紹兩位聽障創業家歐陽磊與陳柏儒，他們都是重度聽損人士，把身體的缺陷轉為創業的切入點，以正面思考與勇往直前的努力，來改善聽障人士的生活品質。

想像一下，由一些視障和聽障朋友一起參加演出的舞台劇會是什麼情形？ 為鼓勵身障者參與文化活動，文化部自102年起推出無障礙舞台劇，這些身障者他們白天有工作，都是利用晚上和週末的時間排戲，每一次巡迴演出都令現場觀眾印象深刻，非常感動。 其實為了保障身障者文化參與以及資訊運用的權利，世界先進國家都非常積極推動文化平權。而我們台灣對身障者，大部分還是只著重於硬體設施無障礙的改善，很少在乎他們在知識和資訊上的需求。

社會企業是什麼？在資本主義當道貧富越來越懸殊的時代，社會的正義之聲都認為老闆不應該只想著賺錢，應該多一些回饋社會，所以有了社會企業這個全球熱門的名詞，但它的定義還是很模糊，也還在摸索中。 以色列有個全球首座的盲聾劇團，不靠同情施捨，而是以專業經營。因為演員不是眼睛看不見就是耳朵聽不到，所以都靠敲鼓和觸碰提示動作，為視障聽障民眾創造工作機會，過去七年已經有七十萬觀眾看過他們真實故事的演出。

每個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健康快樂， 然而有千分之二到三的孩子有先天性的聽力障礙， 他們的父母百分之九十是正常人， 都想辦法讓孩子變成正常人， 做聽力訓練、學講話，能寫會說，將來才好跟人溝通。 只是，學說話是唯一一條路嗎？對聽障孩子來說，教育究竟怎麼做才最好？把他們集中送進啟聰學校，還是回歸主流社會，跟正常人一起上課？將來和正常人一起工作？是否一定要完全中文化？ 近年觀念在改變，大家發現對聽障者而言，手語不只是最容易學習的第一語言，還包含了對聾人文化的自我認同，所以主張聾人應該學手語。這是一個多元社會，各種族群融合之際，我們想想是不是經常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別人呢？公視記者走訪兩岸三地，實地體驗另一種母語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