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雯慧 羅盛達 / 採訪報導 黃心亮 / 整理報導 日本有一位35歲的獨立記者伊藤詩織，2015年被前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長性侵。案發後伊藤詩織決定採取法律途徑，不過報案後警方卻消極辦案。伊藤詩織最後決定露臉具名，召開記者會公開控訴，以記者的身分，持續追查自己的案情，揪出政治與媒體的黑幕，並將過程拍成紀錄片《黑箱日記》。 面對性侵不再沈默 伊藤詩織勇敢說出真相 「我下腹痛到讓我快喊出來，因此才醒來，但我卻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嘗試推開被告，但因他力氣太大而失敗，因此十分恐慌。我說我想上廁所，被告才終於讓我坐起身來，我跑進浴室，把門鎖上，我從鏡子裡看到自己的乳頭正在流血，但我卻因為沒有記憶，不知道自己為何會這樣，而感到十分恐懼。我告訴自己要冷靜下來，找到衣服，我才一打開浴室的門，他就抓住我上臂，我的臉完全被棉被蓋住，導致無法順利呼吸，我以為我當時會死。被告說，我真的很喜歡你，想盡快帶你去華盛頓，你被錄取了。」 這段證詞內容，來自現年35歲的日本記者伊藤詩織。2015年，前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長山口敬之，利用開會討論工作的名義，邀請伊藤詩織聚餐，席間將他下藥迷昏，隨後帶回飯店性侵。案發後，伊藤詩織決定採取法律途徑，但日本檢調的偵查過程與方式，卻讓他備感壓力，家人也擔心他受傷害，一開始態度傾向保守沈默。不過，由於當時舉證困難，2016年刑事案件在檢察官以證據不足為由，處以不起訴處分。為了不讓自己的遭遇就此石沈大海，即使面臨周遭環境的壓力與威脅，2017年伊藤詩織仍決定提起民事訴訟。 在記者會上，伊藤詩織說：「警方一開始甚至拒絕受理我的報案，理由是目前的法律制度難以對性犯罪進行調查。事發後，我以一名新聞記者的身份，專心在追查真相。我看到山口站在當權者那邊，不斷大聲對外發言，讓我胸口為之緊繃。」伊藤詩織開始思考，這個國家的言論自由到底算什麼？法律與媒體究竟要保護些什麼？出版書籍、事件聲量提高 背後承受了什麼？這是日本首次出現女性被害者，公開具名指控權勢性侵，引起日本社會關注。由於警方的消極態度，伊藤詩織決定自己展開案情調查，並排除萬難，將過程出版成書。 伊藤詩織一邊整理紀錄，一邊追查線索。透過調查員A提供的資料發現，東京警視廳在收集目擊證人證詞與飯店監視器畫面等證據後，原本預計在山口回日本時，進行逮捕。不過，逮捕行動卻在前一刻突然中止，取消命令來自與安倍首相關係交好的東京警視廳刑警部長——中村格。 隨著事件能見度增加，伊藤詩織的聲音逐漸受到重視。日本國會也開始有議員提出伊藤詩織事件的討論。不過，公開站出來，為伊藤詩織爭取了支持的聲量，但同時也要承受外界的歧視與謾罵。伊藤詩織說：「當我的書出版時，我收到的第一封電子郵件是來自一名女士，她說：『即使發生在你身上的事都真的，身為日本女性，你真可恥。』這些話對我來說是很嚴厲的。」相信自己有說故事的力量 紀錄片《黑箱日記》上映經過漫長的奮戰後，2019年一審判決時，伊藤詩織獲得勝訴，山口敬之隨後提出上訴。2022年，山口的上訴被東京高等法院駁回，纏訟五年的官司，至此落幕。對於遲來的正義，伊藤詩織這麼說：「就個人來說，這場勝利代表著『我還在這裡』，而且我擁有說出自己故事的力量，這正是我們需要的。」作為新聞工作者，伊藤詩織深知影像的力量。他決定將自己多年來追尋真相的紀錄，製作成一部紀錄片。她認為，目前許多探討性暴力議題的電影都是透過第三者的眼光，因此希望能以倖存者的角度來分享。 身為記者，在報導客觀真相與主觀經驗的天秤兩端，伊藤詩織面對不少難題。伊藤詩織說：「我甚至會因此開始思考，為了公平，我也許應該去訪問加害者。但我必須擁抱這個想法，也許只有一種角度，但是沒關係的！因為我想說的，不是性侵本身，而是在那之後的事。」 持續拍攝八年的素材，伊藤詩織花了四年的時間後製剪輯。2024年，這部紀錄片在全世界許多影展陸續上映，包含台灣金馬影展。他隨著作品旅行各地，傳遞理念。伊藤詩織說：「這樣的悲劇在全世界是如此常見，所以我想想跟他們說，如果你是倖存者，要相信自己，相信真相的力量。」

當戰地就是自己的國家時，記者面對攸關國家形象的暗黑面，該剖開真相抑或視而不見？曾登上《時代雜誌》封面人物的《獨立基輔報》總編輯奧爾佳．魯登科表示：「忠於記者身分、忠於新聞原則、忠於事件事實，」這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撼動的新聞室準則。長駐烏克蘭的獨立記者陳彥婷也說：在前線打開眼睛跟耳朵去觀看、去聆聽、去查證，然後還原事件面貌。 意外成為戰時媒體 圖一，《基輔獨立報》戰爭開始頭一周，X追蹤人數從3萬激增至2百萬，成為國際外媒了解烏克蘭的重要管道之一。圖／截圖自《基輔獨立報》網站 戰地記者在隆隆砲聲中將消息傳遞出去，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對於烏克蘭本土記者而言，「我們報導新聞的同時，自己也活在新聞事件中，」《基輔獨立報(The Kyiv Independent)》總編輯奧爾佳．魯登科（Olga Rudenko）快人快語，一語總結烏克蘭記者的獨特的困難之處。 《基輔獨立報》成立的原因是《基輔報》干預新聞自由，解雇一些不服從上意的記者，奧爾佳．魯登科與同事另起爐灶，於2021年11月成立《基輔獨立報》。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前三個月。戰爭開始頭一周，X追蹤人數從3萬激增至2百萬，成為烏克蘭成長最快速的英文新聞媒體，也是國際外媒了解烏克蘭的重要管道之一。 「我們有一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個戰時媒體，我們唯一認為正確要做的就是留下來，繼續報導新聞，」奧爾佳，34歲，率領剛出生的新團隊衝破戰時停水電、砲火與死亡等風險，發表一篇又一篇優質的新聞報導，成為外國媒體瞭解烏克蘭的重要管道之一，也因此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人物。 記者vs.公關 圖二，基輔獨立報的調查報導揭露國際軍團醜聞。圖／截圖自《基輔獨立報》網站 《基輔獨立報》在2022年8月17日發布一篇調查報導，揭露國際軍團發生虐待、人身威脅，甚至派遣猶如自殺任務等醜聞。11月30日發布另一篇調查報導，揭露國際軍團指揮官被控挪用與偷竊武器，存在貪腐問題。 這些國際軍團是為了烏克蘭賣命打仗的外國志願兵，不只是烏克蘭的戰力之一，亦是國際重要門面。奧爾佳清楚了解其中利害關係，「閱讀我們報導的是那些在國際社會中，負責決定是否提供援助和武器給烏克蘭的人士，這些決定關係到烏克蘭是否能夠自衛和生存，我們明白報導會影響他們的決策。但我們真的不願意因此而自我審查」。 編輯室特別發文說明，傷害國家的是偷竊、貪腐、虐待，而不是新聞報導，記者藉由曝光藏污納垢之處來幫助國家，而非成為國家粉飾太平的大外宣工具。 「儘管身為愛國者，渴望國家贏得勝利，」但奧爾佳強調了兩次，新聞記者不是政府的公關發言人，「忠於記者身分，忠於新聞原則，忠於事件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即便像烏克蘭這樣的狀況，記者也不能成為國家宣傳機器的一部分。」 戰地記者生存之道 圖三，陳彥婷從機構記者轉為獨立記者，常駐烏克蘭採訪。圖／陳彥婷提供 除了烏克蘭本地記者外，也有許多國外記者進入採訪。 陳彥婷，香港人，從事新聞記者7年，目前是獨立記者，自2022年7月開始常駐烏克蘭。若發生國際大事，也會暫離烏克蘭前往採訪，例如2023年9月8日發生的摩洛哥大地震，陳彥婷便前往採訪。 「我來烏克蘭第一件事，我的翻譯跟我講說，開車不用繫安全帶，因為如果有炸彈才可以馬上逃生。」這是陳彥婷的戰地記者生存之道第一課。 沒有媒體機構支援，也不會講俄語與烏語的陳彥婷，為了省錢，有時與其他獨立記者一起合資租車、顧翻譯，甚至也得自行開車闖南走北。 陳彥婷在烏克蘭安頓下來的第一站是緊鄰俄羅斯邊境的哈爾基夫州（Kharkiv）、東北邊的薩爾蒂夫卡社區(Saltivka)，開車約一小時便抵達俄羅斯邊境，整個社區在戰火下幾乎沒有一棟完好的大樓。 「當時是朋友介紹的，入住前上網查了一下才發現這個區域很危險，」陳彥婷提供的住宿照片中，住家窗戶被震碎，從窗戶往外眺望，肉眼可見遠方煙硝戰火。陳彥婷帶著公視記者走到民宅16樓屋頂，地面上有很多4至5公分鏽掉的硬物。當地居民告訴記者，這是俄軍武器擊中地面後，反彈至屋頂的武器殘骸。 圖四，陳彥婷（右一）與其他記者遇到疑似攻擊型人機時狂奔逃命畫面。圖／陳彥婷提供 居住的地方很危險，前線採訪更是驚險。 陳彥婷提供一段他參與記者團(Press Tour)的影片，影片中有一輛被炸毀的坦克，突然有砲彈聲響，「過了十分鐘，我們聽到頭上有無人機的聲音，因為無人機有攻擊功能，加上我們剛剛去的地方被人炸過，當下立刻認為是俄羅斯無人機。」 陳彥婷提供的影片中可見所有人都「亡命奔逃」，領團的烏軍也不時檢查附近戰壕內是否藏匿俄軍。直到如今大家還是沒搞清楚那架無人機是俄軍還是烏軍。 取材角度上，為了與國際媒體的即時新聞有所區隔，陳彥婷常切入的角度是「後續且長期的影響是什麼」，尤其新聞機構在成本與記者安全的顧慮下，未必會讓記者赴前線，甚至停留時間就跟新聞週期一樣短暫，導致取材角度與豐富度受限，「獨立記者就沒有這些框架，」陳彥婷認為這是獨立記者最大好處，與新聞機構「互補」，給讀者更全面的戰爭面貌。 無法正反報導怎麼辦 圖五，無法同時並陳俄烏雙方說法的新聞報導，如何確保內容接近真相？圖／獨立特派員 陳彥婷原本是香港媒體機構的全職記者，2019反送中後，新聞自由的空間益發限縮，便休息一段時間，2022年3月前往波蘭，加入人道救援志工行列。 期間，陳彥婷看見原本該在自己國家安享晚年的長者，成了流浪他國的難民。他想把所見所聞傳遞出去，決定重拾記者一職，進入烏克蘭報導。 目前俄烏戰爭大部分的報導，難以同時呈現俄羅斯與烏克蘭雙方的視角。身處被認為是受害國家的烏克蘭，再加上無法採訪到俄羅斯說法，報導如何確定能接近真相？ 陳彥婷的回復意外的樸實無華：「去打開我們的眼睛和耳朵，去看這個前線發生的是什麼事，聆聽我們的受訪者告訴我們他的故事，然後我們一而再再而三重複地確認事實真實性。」 聆聽、記錄、查證，這是學校新聞系都會上的基礎新聞編採原則。 情緒性報導 圖六，眼目所及盡是死亡毀壞，戰地記者如何避免情緒性報導？圖／陳彥婷提供 戰地記者的另一個挑戰是避免情緒性報導。尤其看見自己國家承受戰火毀壞，記者下筆時如何不摻入私人情感？ 「看《基輔獨立報》的人不是來看記者情緒性的報導，他們是來瞭解過去與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奧爾佳進表示，已收到讀者對冷靜基調的報導表達讚賞。 獨立特派員觀察，《基輔獨立報》的新聞，無論是標題或內容，確實很少使用表達感受的形容詞，即便是調查報導亦是如此。奧爾佳認為，事件本身已是悲劇，無須記者加油添醋。 陳彥婷則持另一個角度：「記者也是人，要完全抽離情緒是不可能的。然而，正因為記者有同理心與感受力，我們才可以寫出有溫度的文字，才可以拍出有張力的照片。」 面對複雜的戰地情況，兩位受訪記者都沒有提出任何高大尚的道理，反而回歸最基本的新聞編採原則：忠於真相，傳遞真相，沒有權宜之計，也沒有妥協低頭，向著報導對象單刀直入切開，讓所有人都得直視真實，無可迴避。 無論時局如何變遷，每一個時代都需要這樣的新聞記者。 （※邱惠恩 鄭仲宏／採訪報導）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週年，每年都有過去從未發表的訪問以及珍貴照片、影像，第一次被聽到、看到。記錄六四中共武力鎮壓天安門之前，廣場上的八九民運珍貴紀錄，今年首次公開。最重要的推手是攝影家張照堂，而紀錄者則是前自立報系攝影記者謝三泰。 謝三泰是第一批被中國核准赴北京採訪的台灣記者，當時他肩負三大採訪任務。出發前知道胡耀邦過世，中國學生自發性悼念，4月17日謝三泰抵達北京第一天，就直奔天安門廣場，之後花了四十天，拍了一千多張照片，記錄六四鎮壓之前，天安門廣場上最完整的八九學運及民運的歷史鏡頭。 不過謝三泰一直說這一趟是未完成的任務，因為沒有留守到六四最後一刻、拍到坦克車鎮壓的畫面，對他來說都是心裡的遺憾。當時5月20日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報社要求謝三泰撤離，已經彈盡援絕的他，回到台灣後立刻遞出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他回來的決心。這一千多張照片跟心裡的遺憾，一封存就是三十年。

拒絕家族企業，懷著滿腔熱血， 用相機打獵，以鏡頭說故事，為弱勢發聲的刁民。   在剛剛的華光事件中我們再度看到青年、學生站到了第一線，這是近年來台灣社運蓬勃發展的動力，你可以說他們是熱血，會不會少不經事？但這也是一個社會進步和向上的機會，看這群逐夢世代如何翻轉台灣。這十年來最被一再提起，也培養出很多熱血青年知道怎麼樣組織動員的社會運動就是樂生，參與策動的人都被標上樂青這樣的身分，獨立特派員逐夢世代系列報導必然不能少了這號人物，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鐘聖雄，一個原本想要做搖滾紀錄片的年輕人卻意外的成為街頭運動的最前線，他用相機用筆說故事，讓大家聽到社會底層微弱的聲音。除了樂生，他還關心台北市都更問題、桃園關廠勞工的生計，與南部莫拉克風災的現況。捨棄了家族事業舒服的生活，阿雄寧可日曬雨淋像打獵一樣，追逐新聞，做自己想做的事。

怎樣的報導才算深入？也許該換個問題：怎樣的體驗才算感同身受！不妨聽聽這位記者，江一豪怎麼說。 江一豪持續關注弱勢議題，他的報導也入圍了重要的新聞獎項。但是他認為光是報導的力量還不夠，為了讓自己真正地對在社會底層謀生活的人感同身受，他跑去當搬家工人。 在這個過程中，他真正體認到勞雇關係的不平等。於是他又做了一個嘗試，用勞動合作社的方式，成立了一間搬家公司，每個工人都是老闆也是業務，讓身體的勞動所得全都得到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