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夢想，有些人的夢想卻是將生命奉獻給社會。嘉義有個若竹兒基金會，創辦人林朋輝原本是機電設計公司老闆，因為領養一名重度多重障礙的孩子，發現許多相同遭遇的家庭，都面臨孩子就學和照顧的困境。 於是他在27年前，號召多位家長成立基金會，希望提供智能障礙和多重障礙的孩子，一個永久照顧的家園。十多年來，歷經五次搬遷，終於成為孩子們的另一個家。不過近年來，這群大孩子正逐漸老化，也面臨許多照顧困境。

萬真彣 黃政淵 / 採訪報導 黃心亮 / 整理報導 有身心障礙的慢飛兒，他們的成長過程，比一般孩子還要辛苦，要不斷地復健、學習和治療，幾乎很難有餘裕去學習才藝。但台灣有個劇團就提供了慢飛天使一個舞台，孩子們能在劇團裡學到各種雜技，不但有助他們的肢體發展和專注力，還能站上舞台表演接受掌聲，甚至參加比賽，自我肯定。 新心劇團提供舞台慢飛兒找回自信台北街頭一角，街頭藝人腳穩踩大球，手轉動大方框，讓它繞進身體；完美展現平衡感的表演，吸引許多觀眾。這位街頭藝人，是Eagle。新心劇團團長王光華表示，Eagle他是發展遲緩的小孩，伴隨有非常嚴重的情緒障礙。不過，慢飛兒Eagle，如今不但能大方秀才藝，還會熱情跟觀眾互動。 這一切從一個劇團開始。課後，孩子們來到新心劇團團練，他們幾乎都是有身心障礙的慢飛兒，例如過動症、自閉症、亞斯柏格症，或情緒、學習等障礙。Eagle已經28歲，但醫生診斷，他的心智年齡停留在13歲，所以看起來像個高中生。他像小隊長，會幫忙照顧孩子們，期待自己成為有力量的英雄。今晚大家練習的，是Eagle練了7年多的單輪車。Eagle說：「單輪車比較辛苦，因為有些動作很難練，它是比較靠壓，而且要很好的平衡感。」 以辰來到劇團三年了，進步不少。以辰的爸爸說：「來這邊有團體，不然基本上他沒有什麼口語，他很少跟人家互動，讓他知道說，這個團體生活大家在幹嘛，他要遵照這種方式去做。」為慢飛兒鋪路 表演也能成為職業為求職不易的慢飛兒鋪一條路，正是王光華成立新心劇團初衷。他說：「牽著孩子的手，什麼時候可以放開，那我就很努力的在經營整個課程，我就一直告訴自己說，如果可以靠著他們的努力還有天賦，以表演來當職業的話，那會是全世界多棒的一件事情。」慢飛兒的學習過程，需要更多支持和引導；面對這些狀況類似的孩子們，王光華不急著學習成果，反而期待大家互相陪伴，一起慢慢成長。對慢飛兒來說，復健是漫長而艱辛的功課，但在劇團裡，孩子們能快樂地找尋肢體上的潛能。王光華說：「特殊的孩子基本上都有語言障礙，我都會一直說沒有關係、再來一次，跌倒了沒關係、爬起來，你不要以為特殊的孩子他們智商是比我們低的，其實他們有的比我們都還聰明，只是他沒有辦法受控而已，其實我們在講什麼，他們都聽得一清二楚。」 王光華很常鼓勵孩子們，以表演為職業，為自己找出路。他說：「我就想要證明給所有的家長看是，可以工作，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努力。」獲獎證明自我 鼓舞劇團成員勇敢追夢今晚的另一個練習項目是，孩子們要騎單輪車，以S型路線繞著腳錐走。新心劇團的團員小花，很喜歡來團練。有透納氏症的他，臨床上常見身材矮小、主動脈狹窄、甲狀腺功能低下、糖尿病等症狀，另外他還有自閉症。其實，小花表現優良，但就像其他生活歷經挫折的慢飛兒一樣，小花不敢肯定自己。而以往，小花是個不容易與人互動，非常害怕陌生人的孩子，直到來了劇團，逐漸改變。這天，Eagle情緒有點波動，他在氣自己，跳繩的技巧進步太慢，小花也會特別安慰他。其實團練中，Eagle常覺得失落，因為其它的孩子都有爸爸媽媽陪伴守護；但Eagle來自單親家庭，帶著他的媽媽忙碌，經常無法在他身邊。自我要求高、渴望母愛的Eagle，堅強地過承擔自己的人生。他不但考上街頭藝人證照，也是劇團正職的團務助理，負責維護道具。自食其力的同時，等待發光的機會。身障者才藝徵選賽登場，舞台上，表演者展現生命力。後台，Eagle正準備登場；他開心又緊張，因為這是媽媽第一次來陪他比賽，而這也是他的首次個人賽，希望一登台就帥氣亮相，留給評審好印象。 Eagle的演出，獲得肢體組第二名。獲獎讓Eagle證明了自己，也給了新心劇團的孩子們鼓舞。王光華信念堅定，無論新心劇團的經營有多困難，但慢飛天使們會跟他一起努力，向大家證明，他們能跨越生命障礙，走向追夢之路。

有身心障礙的慢飛兒，他們的成長過程，比一般孩子還要辛苦，要不斷地復健、學習和治療，幾乎很難有餘裕去學習才藝。 但台灣有個劇團就提供了慢飛天使一個舞台，孩子們能在劇團裡學到各種雜技，不但有助他們的肢體發展和專注力，還能站上舞台表演接受掌聲，甚至參加比賽，自我肯定。 而未來，慢飛天使們也可以帶著這一技之長，從事藝術表演工作，自食其力，活出自己的人生。

勞動部在10月份宣布放寬家庭看護移工的申請門檻，包含使用長照服務6個月以上、被診斷輕度失智、以及呼吸器官重度障礙、吞嚥機能中度障礙等身心障礙者，將不用經過巴氏量表就可以聘僱家庭看護移工。不過這並無法解決私人聘僱制度的根本問題，雇主和看護移工真正面臨的難題是什麼？ 私人聘僱制度 背後問題只能由移工和雇主承擔？ 一大早，何太太就將先生從輪椅轉往移位機，為一場面試做準備。何太太詳細介紹各種照顧輔助設備，希望讓面試的看護能放心，然而這樣的媒合場景在民間團體眼中，反映了目前看護移工完全仰賴私人聘僱制度背後的問題。 因為一場意外，脊髓受到損傷的何先生，日常生活必須高度仰賴看護協助，何太太在面試看護時，也特別用心講解家中情形。（圖／獨立特派員）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祕書長陳景寧說：「很多家庭是沒有準備的，對於一個移工進到家裡面，到底要跟他磨合什麼事情、要怎麼指導他。移工做得不好的時候，除了抱怨他以外，還能為他找什麼資源。現在整個後援系統也不夠，所以很多家庭的雇主是獨力在承擔。」 移工為何不告而別？雇主權益誰來保護？ 對於與看護之間的語言障礙，何太太也做了準備，用心做了教材，為了與看護移工有更好的溝通，也列出所有日常用語，預計請翻譯標註羅馬拼音與印尼文。 除了教材，何太太的手機裡還有詳細的照顧計畫，明確列出看護移工的工作內容。（圖／獨立特派員）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祕書長陳景寧說：「這個照顧計畫會牽動到幾件事，包括被照顧者的狀況是不是移工負擔得了。移工進到台灣，他進來之前已經受訓不足，又沒有在職訓練，真的需要被指導的時候，都是靠家屬土法煉鋼。」 這樣的問題，也重複上演在何太太家中。在何家，過去聘僱看護移工近20年期間，雖然在每一位看護移工到職時預設了退場機制，但看護移工不告而別的事件卻一再發生。 何太太說：「仲介費是一次付完，然後我們沒有這名外勞，這筆仲介費也就消失了。誰保護我們？我們就一直在惡性的輪迴當中，這全部都是一場賭注。」 放寬聘僱門檻 根本問題仍無解 九月底，一場記者會在立法院舉行，主要為了抗議政府計畫放寬家庭看護移工申請門檻。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林君潔說：「我們障礙者其實在申請外籍移工服務的時候，根本沒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補助，幾乎都要自費引入外勞，還要讓仲介層層剝削，遇到問題需要中間協調，或者是移工逃跑的時候，都求助無門。」 在勞動部宣布放寬3大族群聘僱門檻後，台灣將有60萬名不用巴氏量表就能申請看護移工的潛在需求者。不過，民間團體卻認為，放寬聘僱門檻，並無法解決照顧家庭與看護移工最根本的問題。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工會祕書長黃姿華說：「政府不願意正視一對一住家式照顧所產生的奴工問題，不論引進再多家庭看護移工，重症、失能、失智的家庭，還是很難享有穩定的照顧。」 進駐家庭的工作型態，也常讓看護移工的工時處在24小時待命以及休假不穩定的狀態。黃姿華也提到，移工為了要避免身心耗竭，通常都會想要轉換雇主，但制度上也不允許自由轉換雇主，所以很多人是硬撐在原地，有些人則選擇逃跑。 截至2023年9月，雖然看護移工失聯人數較產業移工少，但每100名產業移工中，有10.46名失聯，而每100名社福移工中，卻有12.87名失聯，看護移工失聯比率高於產業移工。（圖／獨立特派員） 居服員派遣照顧模式 看護移工如何比照辦理？ 移工團體主張廢除一對一的24小時住家式聘僱移工，希望把移工整合進入長照的居服產業，由特約機構來聘僱，才能夠最佳化照顧人力調配。 居服員能透過個管師，在被分配的時間裡到不同的案家提供服務，那看護移工呢？其實2013年勞動部曾經推動「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是當時承辦計畫的四個非營利組織之一。 除了擔任看護移工的雇主，將移工外派到有需要的家庭，承辦計畫的組織還要肩負移工的培訓與後援。打破家庭一對一的私人聘僱模式，由機構聘僱的看護移工，必須投保勞健保，月薪也比照台灣工資，同時不用24小時進駐家庭。然而這個計畫，在當時因為申請限制過多，導致使用案量不足，以退場告終。 因此，充滿未知與變數的勞雇關係，在一對一的私人聘僱制度下，依然持續的進入照顧家庭中。 （※李婕綾 張智龍／採訪報導）

全台的身心障礙者120萬人，連帶家屬及照顧者有近500萬，也就是說台灣將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都可能受到身心障礙者相關政策的影響。過去，台灣曾經有徐中雄、鄭龍水、王榮璋和楊玉欣這幾位身心障立委，他們為障礙者權益和相關法令的制定貢獻不少。不過現在的第十屆立法委員，卻沒有身心障立委，席次掛零。 尤其新冠肺炎疫情過後，障礙者面臨照顧不足、貧窮等風險。問題不斷增加，卻沒有能感同身受的身心障立委來幫他們發聲，相關議題不但常被忽略，甚至還可能產生錯誤的決策。大選將近，身心障礙團體極力倡議能讓身心障礙者立委進入國會，來看獨立特派員的報導。

勞動部在10月份宣布，放寬家庭看護移工的申請門檻。包含使用長照服務6個月以上、被診斷輕度失智、以及呼吸器官重度障礙、吞嚥機能中度障礙等身心障礙者，將不用經過巴氏量表就可以聘僱家庭看護移工。不過對一些有照顧需求的家庭來說，聘僱移工的困難並不在申請的門檻。獨立特派員記者帶大家從照顧家庭實際的聘僱經驗，一起看看他們的聘僱難題。

對一些身心障礙或認知障礙者而言，要順利看牙是個挑戰。於是1995年政府推動身心障礙者牙科醫療發展計畫，目前全台都設有特殊需求牙科門診。但因特殊需求患者治療風險高，很少牙醫師願意投入此領域。花蓮卻有一位牙醫師，自願走進病人家中，提供到宅服務。 身心障礙者就醫難 特需門診提供協助 一邊輕聲安撫，一邊快速以束縛板固定住，這裡是專為身心障礙，尤其是對認知有困難的人開設的「特需門診」，他們通常無法在一般診所看牙，必須由專業團隊協助。 台大特需牙科示範中心主治醫師楊湘說明，健保局開辦身心障礙牙科的特殊計畫，主要協助第1類的認知障礙，包括智能障礙、自閉症、失智還有精神疾病患者，以及第7類的肢體障礙病人。 由麻醉科、兒童牙科、家庭牙科等專科醫師，為病人提供專屬治療計畫，以往要這些病人看牙非常困難，台大1988年首創以門診鎮靜方式治療。雖然一度因麻醉科醫師退休而縮減門診，但楊湘還是土法煉鋼，包覆束縛板為他們治療。 楊湘解釋，他們在2014年發表了一篇研究，讓病人包覆束縛板以後測量他的心率變異，來看病人的焦慮狀態，發現束縛板的包覆就像被人抱著一般，有穩定心率的功能，所以會讓特定身心障礙病人情緒更加穩定。 過去特殊需求者常因疾病致使就醫困難，根本找不到醫師。由於這些病人通常無法明確表達，一般照顧者很難協助他們完全做好口腔清潔，因此特別容易發生蛀牙。 家屬陸丹表示，孩子看牙齒最不願意張開嘴巴，可是醫生會用各種方式努力地逗他笑，「這裡的醫生和護士人員都很溫柔，讓他來這裡，感覺到非常放鬆和安定。」 醫師在特殊需求病患身上包覆束縛板，穩定病患心神。（圖／獨立特派員） 特殊需求牙科迴響小 醫師為何不願投入？ 特殊需求者牙科源自1995年，政府推動身心障礙者牙科醫療發展計畫，從最初補助醫院設備，而後在醫學中心及醫院成立7家示範中心，再陸續擴展至一般醫院、診所。 在花蓮的教養院，林易超醫師每週五都會來這裡幫大家治療牙齒。林易超兒時罹患小兒麻痹，行動不便。雖然到宅服務對他體力負擔很大，但因為沒有人做，即使從推動計畫至今這麼多年過去，還是花蓮唯一的到宅牙醫。 林易超坦言，健保局編了好多年長照到宅醫療的預算，但牙科的執行率都是零。「我本來很天真以為，當牙醫師公會同仁看到我們去做，原來沒有那麼困難，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危險，其他醫師應該很快就會跟上來，結果過了6、7年，回頭一看，沒有人跟。」 這些病人大多長期臥床，免疫力不佳，甚至吞嚥困難，治療過程容易引發嗆咳，產生肺炎的風險；再加上醫師需再進修相關繼續教育學分，才能替特殊需求者治療，導致一般牙醫師較不願意跨入特殊需求的領域。 林易超即使行動不便，仍堅持為特殊需求者到宅服務。（圖／獨立特派員） 本身就是身障者 林易超到宅醫治特殊需求者 「我的身體狀況是全身不能動，能動的就是頭部、脖子局部的移動。林醫師沒有來之前，牙齒就有蛀牙過，痛到要吃止痛藥。想要去看醫生，醫生也不好排人，而且我有戴呼吸器，他們都不太敢用。」特殊需求者品捷說道。 10年前發生意外，造成品捷脊髓損傷，幸好有林易超醫師到宅為他看牙。儘管林醫師單靠一支腳，還要踩踏板，實在難以支撐長時間如此彎腰看診，但他依舊堅持初衷。 為病人解決病痛，幫助不易取得醫療資源的人，林易超在大學時經常跟著學校的義診隊到偏鄉服務，畢業後還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中華牙醫服務團，到肯亞、尼泊爾、印度、緬甸等國從事海外義診服務。 林易超說：「我很奇怪，在診所工作有錢賺，可是不會快樂。可是我休診一兩個禮拜，好像我們犧牲很多，但是內心是充實的、是快樂的，好像又出去充電了一樣。覺得生活很有意義，我這個人有價值。」 林易超耐心為病患看診。（圖／獨立特派員） 懷抱熱情奉獻，看見不一樣的需要，特需牙科門診還好有這些熱血醫師投入，才能讓特殊需求者獲得適當醫療權利，不只得到健康，也能感受到溫暖與關懷。 （※張筱瑩 周明文／採訪報導）

對有些身心障礙者而言，往往因為坐輪椅行動不便，或是像一些有認知障礙，如自閉或失智者的配合度比較低，想要順利看牙十分挑戰。為了克服治療困難，1988年台大首創以門診鎮靜的方式為他們治療，1995年政府推動計畫逐步擴展，目前在全台灣都設有特殊需求牙科門診。 而對於一些不方便出門的病人，現在也提供牙醫到宅服務。不過這些患者很多都是長期臥床，免疫力不好，甚至有吞嚥困難，治療風險比較高，很少牙醫師願意投入特殊需求這個領域。 尤其原本牙醫就少的花蓮，一直以來只有一位本身也是身障者的醫師，願意排開自己繁忙的門診工作，走進病人家中為他們看牙，希望有特殊需求的患者也能被妥善照顧到。

精神障礙者在求職路上困難重重，原因大半來自社會偏見引起就業歧視，導致雇主對精障者的能力及穩定性有疑慮。現在有學校和民間機構，為了協助精障者進入庇護工場，推出雞蛋糕攤車的計畫，雇用精障者員工，讓他們融入社區、走入人群，鋪好他們的就業之路。 精障者求職不易 庇護工場助工作培力 精準掌握手沖咖啡的每個環節，咖啡店員阿傑是店裡不可或缺的好手。他在店裡工作8個月了，時間不算長，卻是他踏入社會以來做過最久的工作，因為阿傑患有思覺失調症。 阿傑坦言，他壓力大時會幻聽，曾在加油站工作，卻因動作太慢被解雇；做了半年國小警衛，但眼睛因為吃藥的關係一直眨眼，所以早上無法騎機車到學校，就自己辭職了。 當時的阿傑信心受挫，卻沒放棄想踏入社會、自力更生的決心。他透過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中心，進到這家咖啡店工作，這裡是一家庇護工場。店裡對店員的包容性高，給他們修正及學習的空間，做不好可以重新再來。 駐店的就業服務員除了要教員工技能，還要陪診，多與員工互動，了解其生活狀況。庇護工場之所以提供員工多元的支持環境，是因為就業對精障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戰。 勝利基金會執行長張英樹觀察，精障者對於現實感、自我認知與環境變化的狀況，不是掌握得很好，對自己的能力跟需要擔任工作的看法是有落差的。 張英樹也發現，和其他障別者相比，精障者應徵庇護工場的比例升高，表示他們在一般職場上求職可能更加困難。 只要在咖啡店裡，阿傑就會進入專注模式。（圖／獨立特派員） 大學與民團推計畫 精障者藉雞蛋糕攤車走入人群 而尚無機會進到庇護工場的精障者，也有其他工作的選擇。不少有求職困難的精障者，會進到工作坊學習一技之長，讓他們有賺錢的機會。患有躁鬱症的雁子，就是布藝工作坊的一員。但畢竟這份工作較缺乏一般職場所需的人際接觸，於是雁子決定嘗試參加「雞蛋糕攤車」計畫。 雞蛋糕攤車，是長庚大學、秧風工作坊和康新康復之家，三方的合作的大學社會責任種子型計畫，藉著攤車營業的訓練，增進精障者的工作能力，讓他們下一步至少能進到庇護工場工作。 長庚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李冠逸指出，較有機會通過庇護工場面試的，反而是智能障礙個案。精神障礙者因為病情的干擾，或是社交等因素，面試的通過率並不高。 雞蛋糕攤車還有專任管理員，會在工作現場陪伴員工，引導他們處理職場上的問題。秧風工作坊專任管理員楊菱恬說道，「雞蛋糕攤車不單單是在訓練技能，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在個案的工作態度。」 雞蛋糕攤車讓精障者走入社區，與民眾自然相處。（圖／獨立特派員） 精障者就業遇情緒、體能問題 雞蛋糕攤車訓練人際交流 雞蛋糕攤車的店長佳蓉是躁鬱症患者，而店長這份工作幫助他改善症狀。這天來了幾位常客，佳蓉站在第一線熱情招呼客人，應對非常到位，因為攤車的員工，都要通過職前訓練。 康新康復之家執行長王偉信說明，「會有類似面試的模擬，問說如果客人怎麼樣要求，你要怎麼樣去回應。這其實是一系列從預備、實戰，到事後檢討，一個很好的社會學習。」 佳蓉職前訓練過關，如今當起了稱職的店長，但他之前在職場上並不順利。佳蓉說，代工包裝、美容美髮，或早餐店，幾乎都撐不到3個月，會出現症狀，抵抗不了工作壓力。 即使精障者的工作能力沒有問題，但有時會影響工作的，除了情緒障礙，還包含體能通常較差的困境。長庚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李冠逸解釋，思覺失調症在發病前，或許因為大腦病變已經在進行，體能就會下降，另外一個因素，是罹病的時間長。 雞蛋糕攤車讓精障者走入社區，直接和顧客面對面接觸，訓練他們往後在職場上與人互動的技巧。其實攤車剛開幕時，並沒有強調他們來自什麼機構，很多居民只知道雞蛋糕好吃，卻不知道他們是誰。 康新康復之家負責人楊佩珊說：「我當然期待是因為我們本身雞蛋糕好吃，而不是因為我是病友，你來買我的雞蛋糕。」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生命故事，卻同樣在為生活打拚，精障者也不例外。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

工作，是自我實現或在社會立足，很重要的方式。但有精神障礙的人，在求職路上卻比一般人來得困難重重。原因大半來自社會偏見引起就業歧視，導致雇主對於錄取精障者有所疑慮，擔心他們的能力及穩定性，甚至認為他們無法勝任工作。 事實上，很多精障者可以與症狀共處，他們透過訓練累積經驗後，不但能穩定發揮他們的工作能力，還能成為職場上的好幫手。獨立特派員記者帶您來看幾位精神障礙的朋友，他們透過庇護工場、機構和學校的協助，一樣能融入社區，踏穩就業之路。

台灣推動自立生活，支持障礙者回歸社區居住已經10幾年，但讓不同障別團體等待已久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草案，至今尚未完成三讀程序。許多身心障礙者面臨個人助理時數不足，長時間無人照護的困境；個人助理也因未被制度化，而可能有權益沒被保障。 身障者面臨無人照護窘境 原因是什麼？ 65歲的身心障礙者玉姐，罹患肌肉萎縮症，導致全身無力，除了洗澡的時間，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張長椅上，不曾離開。為了減少上廁所的頻率，他幾乎不喝水；傍晚5點以後到隔日早上，因為沒有人力可以協助翻身，必須長時間維持「W型坐姿」，無法好好睡覺。 沒有照護人力的時刻，對玉姐而言分分秒秒都是挑戰，連螞蟻、蟑螂都跑上身，無力招架。玉姐說：「真的碰到兩隻蟑螂，很大，實在咬得很痛，咬得一直掉眼淚，我就呼叫中心保全，我說可不可以請警官幫我一下，這邊實在有狀況了。」 一天有10幾個小時沒有人力支持，導致玉姐的生活已經到了臨界點，而這都是因為玉姐向新北市社會局申請「個人助理服務」，卻只被核准每月60小時。2年前他透過法扶基金會的協助，正式提起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今年3月16日，認定新北市社會局核定給玉姐每月60小時上限的個人助理時數，無法滿足自立生活需求，因此判決新北市社會局敗訴。玉姐也成為台灣史上第一起，身心障礙者為爭取個人助理時數而告贏政府的案例。 律師翁國彥說明，玉姐的居服加上個人助理時數，每日至多6、7個小時而已，其他的時間他都一個人生活。他認為，這次判決是法律給各級政府，最大的啟示。 然而，勝訴之後，玉姐不足的個人助理時數至今還未到位，現在頂多一週只有一天，因為有安排個人助理，可以睡一晚。 玉姐的生活，只在客廳的椅子跟桌子之間。(圖/獨立特派員) 身障者籲身權法修法 明文規定「個人協助服務」 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孫嘉梁，罹患腦性麻痺，自2011年開始倡議及實踐自立生活。他跟玉姐一樣，都在爭取個人助理時數，希望達到每月155小時。 155小時指的是，每日至少需要5.5至7小時「規律性」的日常協助，包括起床、簡易備餐；早、午餐後跟晚餐前；以及洗澡跟就寢前。這些還不包括不定時排尿需求。 對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修法，孫嘉梁建議在身權法中詳細規範個人助理服務。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君潔則期望，在第50條中再新增1條50之1，去明文規定「個人協助服務」是被身權法保障。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副署長張美美表示，第50條中其實已經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身心障礙者，應依照需求評估的結果來提供服務，其中就包含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衛福部可以在子法裡再做一些補充跟修正。 身障者至法院前抗議。(圖/獨立特派員) 身障者及個人助理的權益 如何被保障？ 小愛是居服員，也是孫嘉梁的個人助理。談起居服員跟個人助理的差別，小愛解釋，居服的所有工作內容都是有法源依據的，那麼發生問題時，也會有督導來協助處理問題。但是個人助理遇到風險時，頂多被社工提醒，可以怎麼做或不能怎麼做，所以他希望，至少能把個人助理納入勞基法。 根據衛福部統計，使用個人助理的身心障礙者，從2018年的532人到2022年，只增加至908人；近3年實際投入個人助理服務的人數，也只增加100多人。 林君潔指出，這是整個結構的問題，不是人力不夠，是沒有開足夠的班。他表示，他們持續跟衛福部反映，每個縣市只撥了3、400萬，人事費都扣掉，根本剩不了多少。 算障團成員周志文質疑，為什麼身權法15年都沒有修，個人助理時數上限依舊是60小時？他認為，修法應該納入更多的障礙類別進來，透過充分的討論再實施，而不是像現在這麼倉促，因為各障別的差異太大了。 台灣宣稱要打造世界級的人權保障環境，玉姐的判例是重要指標。如何透過這次身權法修法，以回應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身權法的修法結果至關重要。 （※李瓊月 袁宏書／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國內有120萬身心障礙人口，讓不同障別團體等了好多年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草案，至今還沒有完成三讀程序。而且提出來的相關修正條文中，跟落實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也就是讓障礙者能與社區共榮共存的價值仍然有段差距。 台灣推動自立生活、支持障礙者回歸融入社區居住，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就在身權法還在修法的此刻，身心障礙者玉姐提出台灣第一宗身心障礙者個人助理訴訟，今年3月獲得勝訴。法院認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定給玉姐每月60小時上限的個人助理時數，無法滿足自立生活需求，因此判決新北市社會局敗訴。 訴訟過程中，玉姐的個人助理時數雖然從每個月60小時調高到100小時，但仍然和他提出的每個月744小時相距甚遠。因為夜間沒有人力協助，目前玉姐一個禮拜只有一個晚上能夠躺下來睡覺，甚至洗澡都得自費。究竟個人助理時數無法到位、人力不足的問題在哪裡？

剛落幕的帕運讓大家看到選手們的精彩表現，他們永不服輸的運動員精神也讓全球觀眾喝采。對身心障礙的運動員來說，付出的努力與訓練都必須有強大的意志力及家人教練的支持做為後盾。 獨立特派員帶您來看三位選手，分別是視障三鐵的林陸堯，視障路跑的簡銘俊及輪椅網球的鄭宇辰，他們在運動場上所展現的勇氣與努力，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