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的身心障礙者120萬人，連帶家屬及照顧者有近500萬，也就是說台灣將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都可能受到身心障礙者相關政策的影響。過去，台灣曾經有徐中雄、鄭龍水、王榮璋和楊玉欣這幾位身心障立委，他們為障礙者權益和相關法令的制定貢獻不少。不過現在的第十屆立法委員，卻沒有身心障立委，席次掛零。 尤其新冠肺炎疫情過後，障礙者面臨照顧不足、貧窮等風險。問題不斷增加，卻沒有能感同身受的身心障立委來幫他們發聲，相關議題不但常被忽略，甚至還可能產生錯誤的決策。大選將近，身心障礙團體極力倡議能讓身心障礙者立委進入國會，來看獨立特派員的報導。

勞動部在10月份宣布，放寬家庭看護移工的申請門檻。包含使用長照服務6個月以上、被診斷輕度失智、以及呼吸器官重度障礙、吞嚥機能中度障礙等身心障礙者，將不用經過巴氏量表就可以聘僱家庭看護移工。不過對一些有照顧需求的家庭來說，聘僱移工的困難並不在申請的門檻。獨立特派員記者帶大家從照顧家庭實際的聘僱經驗，一起看看他們的聘僱難題。

對有些身心障礙者而言，往往因為坐輪椅行動不便，或是像一些有認知障礙，如自閉或失智者的配合度比較低，想要順利看牙十分挑戰。為了克服治療困難，1988年台大首創以門診鎮靜的方式為他們治療，1995年政府推動計畫逐步擴展，目前在全台灣都設有特殊需求牙科門診。 而對於一些不方便出門的病人，現在也提供牙醫到宅服務。不過這些患者很多都是長期臥床，免疫力不好，甚至有吞嚥困難，治療風險比較高，很少牙醫師願意投入特殊需求這個領域。 尤其原本牙醫就少的花蓮，一直以來只有一位本身也是身障者的醫師，願意排開自己繁忙的門診工作，走進病人家中為他們看牙，希望有特殊需求的患者也能被妥善照顧到。

工作，是自我實現或在社會立足，很重要的方式。但有精神障礙的人，在求職路上卻比一般人來得困難重重。原因大半來自社會偏見引起就業歧視，導致雇主對於錄取精障者有所疑慮，擔心他們的能力及穩定性，甚至認為他們無法勝任工作。 事實上，很多精障者可以與症狀共處，他們透過訓練累積經驗後，不但能穩定發揮他們的工作能力，還能成為職場上的好幫手。獨立特派員記者帶您來看幾位精神障礙的朋友，他們透過庇護工場、機構和學校的協助，一樣能融入社區，踏穩就業之路。

國內有120萬身心障礙人口，讓不同障別團體等了好多年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草案，至今還沒有完成三讀程序。而且提出來的相關修正條文中，跟落實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也就是讓障礙者能與社區共榮共存的價值仍然有段差距。 台灣推動自立生活、支持障礙者回歸融入社區居住，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就在身權法還在修法的此刻，身心障礙者玉姐提出台灣第一宗身心障礙者個人助理訴訟，今年3月獲得勝訴。法院認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定給玉姐每月60小時上限的個人助理時數，無法滿足自立生活需求，因此判決新北市社會局敗訴。 訴訟過程中，玉姐的個人助理時數雖然從每個月60小時調高到100小時，但仍然和他提出的每個月744小時相距甚遠。因為夜間沒有人力協助，目前玉姐一個禮拜只有一個晚上能夠躺下來睡覺，甚至洗澡都得自費。究竟個人助理時數無法到位、人力不足的問題在哪裡？

剛落幕的帕運讓大家看到選手們的精彩表現，他們永不服輸的運動員精神也讓全球觀眾喝采。對身心障礙的運動員來說，付出的努力與訓練都必須有強大的意志力及家人教練的支持做為後盾。 獨立特派員帶您來看三位選手，分別是視障三鐵的林陸堯，視障路跑的簡銘俊及輪椅網球的鄭宇辰，他們在運動場上所展現的勇氣與努力，令人動容。

台灣疫情經過108天之後，終於在8月25日這一天，首次沒有本土案例，雖然是好消息，不過台灣要回到五月前的生活可能還不是那麼容易。回想五月中旬，在疫情最艱困的那段日子，受到衝擊最大可能還不是一般民眾，而是在防疫上，有不同需求的不同障礙者，他們無論在食衣住行、甚至就醫、工作上，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包括一下子被抽掉的人力支持，造成生活、就醫困難。必須戴口罩的規定，造成腦性麻痺者的生活困擾。影響聽障者跟別人的溝通。對視障者來說，到處都有的實聯制，以及台北捷運環狀線，在六月下旬試辦的引導杖方式，都沒有考慮到視障者真正的需求。這些都讓不同障礙者擔心，如果疫情反覆升溫，甚至萬一升高到四級，政府有一套超前部署的方案來協助他們嗎？

疫情三級警戒期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呼籲國人，儘量在家不要出門，也讓大家過了一個和往年不同的端午佳節，近來街上也因此顯得冷清。 不過這一波疫情升溫，受到最大衝擊的還有許多弱勢族群。沒有住所的街友，成天暴露在戶外，讓不少人擔心，他們會不會成為防疫破口呢？而之前發生獨居老人在家中死亡後，才被確診罹患武漢肺炎的事件，又該怎麼做，才能避免憾事再發生？另外，嚴峻的疫情對身心障礙人士來說，增加了哪些生活上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