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泰緬邊境反抗軍照護中心,讓傷兵得以安心治療與休養
2021年緬甸政變,武裝陽春的反抗勢力相較政府軍的優勢武力,仍然相當脆弱。反抗軍在戰場上受重傷,必須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接受治療,還得提心吊膽擔心被緬軍發現,而受傷的反抗軍因為醫療資源匱乏,有不少人就此犧牲。在長年的戰亂下,他們飽受摧殘的心靈,又該如何得到慰藉? 緬甸政變戰火不斷 反抗軍受重傷卻無法安心治療 2021年緬甸政變後,年輕人與老百姓提槍武裝、反抗軍事獨裁。在這三年裡,反抗者們在戰鬥中受傷、被炸彈波及,或是有戰友在自己的面前去世。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上演。 18歲的薇薇身為反抗軍,半年前在邊境的另一頭遭緬軍突襲,步槍子彈打中他的右手臂,他費盡千辛萬苦跨越邊境,甚至差一點因為失血過多而死。大部分受傷的反抗軍就像薇薇一樣,若是重傷就必須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救治,但是在病情穩定後,因為反抗軍的身分敏感,他們沒有辦法在醫院久待。 薇薇說:「有些奇怪的人會來問我事情發生的經過,問我為什麼傷口這麼嚴重? 被問太多次我就說騎機車出車禍。我知道他們是緬軍的耳目,所以我更難說些什麼。後來有朋友來探病,我就暗示他們,我旁邊的人不能信,那時我很害怕。」 祕密照護中心成立 反抗軍安心休養的庇護所 薇薇後來透過在泰國的友人牽線,輾轉來到了這間祕密成立的反抗軍照護中心。在這裡,他終於能夠喘一口氣。 簡陋的床鋪與擁擠的空間,雖然這裡環境沒有泰國醫院舒適,但至少他們不用擔心緬甸軍方上門逮人,整天提心吊膽。(圖/獨立特派員) 一年半前在邊境的一場戰鬥,間接讓這座照護中心得以成立。SCC照護中心創辦人內齊林回想當時,他跟三名孩子還有上百位難民,為了逃命,冒著被緬軍砲火追擊的風險,徒步跨越了邊境河流。 九死一生活了下來,但他的丈夫仍在叢林裡奮戰。他不希望獨善其身,為了反抗獨裁政權,他也希望出一分力。內齊林說:「那一天,我丈夫跟他朋友打給我,請我去一間診所,幫助受傷的反抗軍,從那天至今,我一直在做照顧傷兵的事。」 雖然在照護中心的人們,行事盡可能低調、不引人注意,但仍會有疑似緬軍間諜的不速之客找上門來。內齊林說:「緬軍跟蹤我們的車,故意做得很明顯,因為他們想要讓我知道有人在跟蹤,希望我會怕,這樣我可能就會離開、放棄。」 成立一年半以來,照護中心收容了超過400位的傷兵。內齊林透過他與國際組織的人脈,還有過去在邊境經營生意的經驗,成功建立了一間讓傷兵得以安心休息的庇護所。 撫平內心的傷口 緬甸流亡者如何互相扶持? 戰場上,士兵們身體遭到砲火摧殘,留下了一些無法回復的傷口。但有時候,心中的創傷,才是最難以被撫平的疤痕。在泰緬邊境的小鎮郊區,這個名為Joy House的機構,是由一群緬甸社工以及外國NGO工作者所成立。機構內的課程是希望幫助緬甸流亡者,可以治療這兩年半來的傷痛,一點一滴撫平心中難以言喻的傷口,一起在這個地方相互扶持。 Joy House執行長內齊(Nay Chi)說:「在這裡的很多老師、學生,在這場災難中失去了自己的摯愛。這些心中的困難是我們難以協助克服的,課程其實也沒有辦法完全幫助他們,但至少可以在這條療傷的路上,陪著他們一起走過。」 很多人申請要加入,但因為資源不夠,只能接受少部分人。這也意味著,一間Joy House不夠。需求太多,資源也消耗得很快。(圖/獨立特派員) 小提琴手蒲山在兩年前逃離緬甸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巨大的壓力,連家門都不敢踏出一步。但是朋友介紹他來到Joy House擔任老師之後,在這裡教導小提琴,讓學員們可以藉由音樂,找到心中的平靜。 蒲山說:「我第一次來教他們的時候,因為大家很陌生,所以不這麼友善。所以我跟他們說,音樂是一種不需要溝通就可以交流的語言,可以讓人與人之間產生連結。」 蒲山在教學的過程中得到救贖,他幫助了別人,也解救了自己。(圖/獨立特派員) Joy House執行長內齊說:「我們會團結,必須一起把這些過去的苦難慢慢從根部消化。我知道這需要時間,可能沒有辦法改變全國的苦難,但至少可以從我們自身開始做起,這就是Joy House正在做的事。」 這些難以痊癒的傷口將會跟著緬甸這個世代一輩子,然而緬甸社會被軍事政變撕裂的社會傷痛,更需要經過幾代人一點一滴慢慢耕耘,才有可能漸漸癒合。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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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青年投身反抗軍,對抗軍政府求自由!
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之後緬甸內部反對軍政權的抗爭不斷。雙方僵持將近3年,2023年10月底,緬甸東部、北部等地都爆發反抗軍的反攻潮,並且成功奪下許多緬甸軍方占領的城市與要塞,讓緬甸反獨裁長時間的低迷,出現了新的希望。 記者前進反抗軍營地 直擊部隊為何而戰 為了要進入反抗軍的所在地,採訪團隊搭了3個半小時飛機,從台北飛到曼谷,再搭了8小時的巴士,到泰國與緬甸的邊境。 要進入烽火連天的緬甸並不容易,經過了幾天的協調,並且多次更變行程。最後,熟悉反抗軍的中間人,開著小卡車,帶採訪團隊出發。 跨越泰緬邊境檢查哨、進入緬甸國土後,原本平坦的柏油路變成崎嶇顛簸的紅泥土路,路上行人看記者的眼光,也多了幾分警戒。 帶著幾分忐忑的心情,小卡車抵達簡易木製哨口,柵欄升起後,穿著簡易軍裝的反抗軍向採訪團隊行禮。記者進入了緬甸叢林裡,反抗軍駐紮的祕密基地。 因為武器的水準差距太大,反抗軍必須且戰且走。猛虎特殊部隊的營寨,在幾個月前也遭空襲,付之一炬後,才搬到現在的據點。 猛虎特殊部隊分隊長盛恭回憶,緬甸軍人故意讓反抗軍親眼目睹割頸畫面,用砍頭的方式冷血殺害兩名戰友,另一位則是以直接向額頭開槍的方式處決。當時有一些居民、難民,還有一些反抗軍、緬甸軍正在渡河逃難到泰國邊境,緬軍還掃射正在逃難的人,當場死了七、八個人。 緬甸的內戰至今已經將近3年,總共超過2萬5千多人遭到逮捕、1萬9千多人被關在監獄中。並且造成了有4千2百多人死亡。而這個數字,每天都在攀升。 猛虎特殊部隊主要任務是埋伏與突擊,因此常會跟敵方近距交戰。面對緬軍的優勢火力跟戰機空襲,他們曾經打得相當吃力。 煙硝下的愛情故事 憑藉什麼信念堅持下去? 盛恭是2021年政變後,才提起槍反抗獨裁,但是身為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的拉波,從11歲就加入克倫族反抗軍,擁有超過20年反抗軍事獨裁的經驗。戰爭的殘酷對他來說已是日常,讓他真正害怕的,是其他的事物。 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坦言,自己在什麼時候會害怕呢?就是子彈不夠多的時候,害怕犧牲自己的夥伴,擔心無法達到希望及目標。 除了跟著拉波出生入死的戰友之外,妻子是他最大的支柱。在戰場上,他們互相扶持。 猛虎特殊部隊士官長瑙昆表示,還是很想要開心地跟丈夫(編按: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一起過日子,現在還沒有過過開心的生活。因為革命還未成功,他們都很希望革命趕快成功。 戰場上的愛情,結局通常非常極端,也很脆弱。但他們仍抱著希望,一起走下去。 反抗軍奔向戰場 迎向什麼樣的明天? 這一天,指揮官忽然要大家緊急集合,拉波一邊跟電話那頭的友軍通話,一邊向部隊透露了準備上前線的消息。 本來都穿著便服的士兵們,接到緊急出發的命令後,馬上回帳篷著裝,整理需要的物品,穿上軍服,拿好各式武器。軍營裡瀰漫著一股低氣壓,大家的沉重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跟據克倫邦的傳統,拉波跟妻子會在部隊要出發之前,舉行簡單的祈福儀式,將特殊的石頭磨成粉末,跟水混合後,灑在士兵的頭上、背上。並且也會給予部隊成員們特殊的信物,讓他們帶在身上,像是護身符一樣,保佑平安。 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祈求,大家這次出入平安、事事成功!要互相幫忙,才能屢戰屢勝! 大夥們在出發之前舉起三隻手指照相,留下他們反抗獨裁政權的照片。要上前線的士兵跳上卡車。留下來人們在門口向他們敬禮、給予祝福。 遍布在緬甸各地、數萬名的緬甸反抗軍,在將近三年裡,不斷重複著類似猛虎特殊部隊的日常,就是為了他們共同的信念而戰。而那個盼望,就是推翻軍事獨裁、恢復民主制度,返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回到三年前那種,被稱是平凡簡單的日常生活。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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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反抗者流亡異鄉,尋求外界力量支援前線!
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四處追捕抗爭者,來自緬甸的威脅與騷擾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而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台灣聲援緬甸聯盟  成為流亡者的堅強依靠 台灣聲援緬甸聯盟的創辦人杜可可與他的團隊,在2021年2月緬甸政變之後,持續為國內的反抗勢力募款,至今已經將近三年。他們除了跟在台緬甸社群募資之外,台灣的團隊也加入了國際串聯,向全世界的海外緬甸人募款,並且頗有成效。 杜可可表示,政變持續越久,軍隊會越累,大家也都會累,但募款支援前線能停止嗎?如果停止後,其他人也跟著停掉怎麼辦?他說:「我不可以停,我不管怎麼累,還是要做。」 台灣的募款不能停止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緬甸,有很多人需要來自國際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他們來說甚至可以救命。 從事反抗運動遭緬軍追捕 流亡者的一線生機 接受台灣緬甸社群資助的流亡者為數眾多,其中一位就是Tokyo。今年剛滿30歲的Tokyo,在緬甸發生政變之後,他就加入反抗活動。當時,Tokyo跟志同道合的夥伴組織了線上支援小組,透過各種方式的連結,並且從網路上學習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抗爭知識。他們將這些方法,帶入到自己的反抗活動之中。 這是仰光即時的軍事哨口訊息,讓城市游擊戰的人可以查看,在現場的人可以藉由這個地圖程式避開警察。(圖/獨立特派員) Tokyo在仰光進行了地下反抗工作一年後,緬軍發現他的蹤跡,他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得以脫逃。在泰緬邊境城市待了幾個月後,又發現遭到跟蹤、追捕,甚至軍政府的人,還追到他躲藏地點的門外叫囂、威脅。 在Tokyo最徬徨、最害怕的時候,杜可可以及台灣聲援緬甸聯盟,透過海外緬甸社群的相互通知,即時發現了他的需要。Tokyo說:「他會幫助我繼續從事線上支援反抗的工作,他也說可以保護我的安全。當我決定要逃離城市時,我獲得很多他的幫助,除了金錢支援之外,也還有很多情緒上的支持。」 與日本記者合作 緬甸流亡記者如何找回「聲音」? 這三年來,除了Tokyo之外,還有其他緬甸流亡者也面臨著軍政府追捕,還有各種其他的生存危機。 直播中,記者H對著鏡頭說:「我有相機、我有帽子,我們是記者。民眾現在對我們有一些敵意。」現場十分混亂,H為了自保,在直播上露臉、公開身分,解釋他面臨的困難。但是,災難也就此降臨。 這個畫面播出後的當天晚上,軍方就到緬甸自由媒體中心突襲要抓H,從那天起,H就開始逃離、躲藏。(圖/獨立特派員) 緬甸流亡記者H對著鏡頭說:「後來我徒手泳渡莫艾河,水的深度已經到達我的下巴。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在三天內努力游了五次,才能抵達對岸。」他逃到泰國之後,原本以為可以喘一口氣,但沒想到他卻遭到同居的室友背叛,偷拍攝他的新聞工作內容,通報緬軍。至今,H必須不斷搬家,躲避埋伏在城市裡的軍方耳目。 在手機鏡頭的另一邊是日本記者久保田徹,對H來說,在跟緬甸媒體斷了聯繫後,能遇到國際媒體,對他來說就像是溺水者遇到浮木一般。(圖/獨立特派員) 久保田徹長年進出緬甸拍攝紀錄片,他深知記錄歷史與事實的重要性。在政變過後的2022年7月,他再次進入緬甸採訪,但卻遭到了緬軍政府的逮捕。2022年11月,在國際壓力與日本政府的營救下,久保田徹在緬甸國慶時獲得特赦,讓他得以回到日本。 被釋放之後,他深感失去自由的痛苦,更同感緬甸同業無法發聲的困難,因此他與另一位也曾遭到緬甸政府關押的日本記者,一起設立了專屬的新聞網站,致力與緬甸的流亡新聞工作者合作,持續報導真相。至今已經與超過10位的緬甸流亡媒體人合作,而H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合作夥伴。 久保田徹說:「H是一名相當有毅力的記者,他曾經在抗議現場採訪,但他現在沒有辦法去了,所以H選擇利用動畫來報導新聞。他完全了解、也知道這些繼續報導的風險存在,但是他仍然選擇繼續報導。這種不屈的精神是我們相當尊敬的,這也是我們想要支持他的原因。」 遠渡重洋,跨海而來的支援,都因為被緬甸人努力不懈的反抗而感動。相反的,從遠方來的支持,也是讓緬甸反抗者,持續下去、沒有放棄的原因之一。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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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緬甸偏鄉孩童生存不易,雜貨店夫婦如何翻轉他們的命運?
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引發內戰,至今兩年多,人民只能在困苦中找出路。獨立特派員記者,在緬甸內戰未歇、疫後經濟衰退的狀況下,跟著一群想把教育資源帶到偏鄉的台灣青年,新南向挺進緬甸。透過一所華文小學校的故事,看看他們面臨的教育困境與挑戰。 距離緬甸仰光15小時車程 獨立特派員前進偏鄉科峎! 金碧輝煌,閃亮耀眼,高度112米的緬甸仰光大金寺,為仰光市劃出最優雅的天際線。緬甸佛教徒高占總人口9成,而有2600年歷史的大金寺,塔身是由真金堆砌,是緬甸最神聖的佛塔,各國觀光人潮絡繹不絕。 但緬甸2021年軍事政變後,因內戰治安動盪,當地觀光業景氣急轉直下,遊客遠不及以往的一半,而緬甸人的生活,也同樣受到政變影響,持續改變著。 傅彩威和李路加是早年從中國雲南移居緬甸的華人後代,兩人婚後在小鎮的大街上開了家雜貨店。這裡的大街,看起來像60年前的台灣。不時有農用車開過,路面也沒有鋪柏油,是個樸實的小鄉村。這個小鎮是科峎,位在距離仰光至少15小時車程遠的山裡。 傅彩威和李路加,有感於科峎的落後,他們除了開雜貨店,還有博愛中小學創辦人的這個身分。這所學校成立8年了,校園的硬體設備非常克難,有的教室只是露天搭棚,還有教室只用竹籬笆當外牆。 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坦言,我們不辦學,這些孩子沒機會讀書,要幫家長去工地裡做工。 雜貨店老闆娘傅彩威和丈夫李路加,共同創辦了華文學校博愛中小學。(圖/獨立特派員) 創辦人家族總動員 為貧困學童闢一條不同的路 傅彩威和李路加夫妻倆幾乎只靠雜貨店收入,撐起窘迫的學校。他們四處找資源,幾乎所有親戚都被總動員,只希望教育能為孩子們,翻轉困苦生活。 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分享,在招募老師遇到困難的時候,自己的孩子去外地讀書,回來就叫他教書,連親戚都叫來教書。 傅彩威姪女傅琳榮笑言:「傅校長是我姨媽,他讓我去幫忙教書,是強迫我們去,沒有薪水。學校實在是沒有老師,我弟回來也是被他拉過去。」 夫妻倆辦的,是華文學校。而他們辦學辛苦的原因之一,是華文學校獨立於政府緬文學校系統之外,政府並不支持。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專任教師陳鴻章解釋,在英國人殖民時代,鼓勵每個族群去做自己的事,那個時候華人就開始辦學校,傳承自己的文化。隨後軍政府掌權,把緬甸的教育緬化了之後,有一陣子也想要把華文學校給抹掉,但是導致華人更積極想要去維護自己的東西,所以才會看到今天有非常多的華文學校。 小型華文學校,資源大多不夠。有時連課本都缺乏。就像這黑白課本,是翻印自幾十年前台灣國立編譯館,編給台灣孩子使用的版本。(圖/獨立特派員) 台灣青年新南向到緬甸 將激起什麼火花? 博愛中小學的師生們,欠缺課本、教師人力不足、硬體設備克難,但他們仍抱持著希望。因為在3000公里外的台灣,有一群志工正準備前往支援。 國際志工李依絨說明,這次自己跟夥伴準備華語文課程,像是有部首、看圖說故事,還有多元文化的課程,以及體育、藝術跟自然課程。 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團長林語珊認為,緬甸的教學方式比較傳統,就是最常見的朗讀課文,作業方面最常見的則是抄課文。 前一晚深夜才風塵僕僕抵達科峎的台灣志工,雖然只睡了四個小時,但臉上掛滿笑容,在李路加的帶領下,開心地從學校門前的小路,走進了校園。而從志工走入校園開始,他們觀察到一個特殊現象–越高年級的學生人數越少。 博愛中小學教師李路加解釋,這邊的孩子年齡比較大了才開始讀書,所以讀到六年級是大概是十六、七歲了。而且疫情期間不能讀書,有機會就要去打工,很多孩子都是這樣。 疫後,國中生遽減,國三甚至沒有人就讀,許多學生迫於家中經濟窘困,無奈輟學,這是台灣志工們沒有見過的事。台灣青年面對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差異如此大的科峎的孩子,將擦出什麼火花、又有多少令人揪心的故事呢?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延伸閱讀緬甸毒品氾濫,問題家庭陷入惡性循環緬甸政局動盪,華文教育為何成為脫貧契機? 黃郁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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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政局動盪,華文教育為何成為脫貧契機?
緬甸因為內戰,局勢動盪。台灣青年志工在前往緬甸偏鄉科峎途中,不僅長途跋涉,還經歷了不小的風險,好不容易才見到博愛中小學的學生。這樣的偏鄉學校,不僅硬體資源缺乏,師資更嚴重不足。而學生們大都窮苦,學習華文,如何成為他們改變人生、走出緬甸的重要契機? 台灣志工前進緬甸 為偏鄉孩子帶來希望 沿著險峻山路,台灣志工挺進緬甸偏鄉–科峎。途中,至少遇到六個哨站,軍警持槍攔車,粗魯地盤問許久,這是緬甸軍事政變,陷入內戰後才遇到的狀況。驚魂未定的志工,終於來到博愛中小學,幫學生上課。 緬甸政變之後,很多跟外國人相關的事,都變得非常敏感,李路加不但每天得寫兩次志工相關報告,還不時被地方官員盤問。(圖/獨立特派員) 從基礎開始,這堂課幫學生們複習注音,但這些學生,看起來比台灣同樣學注音的孩子年紀還要大。當地的孩子,因為家境問題比較晚開始上學,是很普遍的現象。博愛中小學教師李路加表示,這裡的孩子大多是年齡比較大了才開始讀書,通常讀到六年級時都已經是十六、十七歲了。 教室裡,男孩的年紀看起來像台灣國中生,卻才剛開始學習簡單的注音和成語。(圖/獨立特派員) 在過程中,學生們上課特別專心,因為當地的中文學校師資非常不足,教師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這讓他們更加珍惜大學生志工的教學時間。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說:「緬甸的老師知識有限,有的只讀到六年級。」學校教師趙香玉也表示,自己是中專畢業,有很多字是不認識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有許多時候需要學長姐來教導學弟妹。緬甸華僑張世榮說:「三年級可能會來帶幼稚園、一年級,這樣的案例都有可能發生。」他也提到,這裡不像台灣會有師資證照考試,缺乏專業師資。 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團長林語珊表示,台灣現在比較講求的創新教學方式,其實在當地是比較陌生的,因此,志工們的課程,給孩子們帶來許多驚喜。緬甸華僑張立宏說:「台灣老師可以帶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思考方式、不一樣的想法,他會告訴我們外面的世界。」 孩子們畫出心裡怪獸的模樣、塗上喜歡的顏色。這不是美術課,而是情感表達課,藉由顏色認識情緒並學會傾訴自己的情緒。(圖/獨立特派員) 緬甸學生學華文 竟是翻轉人生的關鍵? 學華文對緬甸的孩子來說,或許是翻轉人生的關鍵。因為中國經濟崛起,加上近年緬甸局勢混亂,學生學華文,是要走出困境。 6歲就開始學華文的緬甸華僑傅琳榮,學校畢業後,在仰光找到了幫褲子批發商翻譯的工作。他因為懂華文,有了比同儕更好的工作機會。傅琳榮說:「市場全部都是緬甸人,然後老闆是中國人,他們語言不通,我們幫他們溝通。」他的薪水,比不會講華文的同業,足足多了兩倍多。 目前傅琳榮辭掉工作,暫時在自家店裡幫忙,店裡進貨量總是不少,母女倆時常要理貨。(圖/獨立特派員) 辭職後在家中經營的店裡幫忙的傅琳榮,不僅能協助媽媽和華人溝通,中文流利的他,將來也想直接去中國批貨,幫店裡創造更多利潤。因為懂華文,傅琳榮有機會走出政經局勢不穩定的緬甸,為自己的人生創造更多選擇。 讀書能改變家庭生活?再窮也要讓孩子學習! 許多還在華文學校上課的學生們,早已知道學習的重要性。來自貧苦家庭的仙美,每天歷經漫長的路途來到博愛中小學上課,已經中學二年級的他,很在意自己的學業是否落後。仙美家有四個小孩,但爸爸工作的報酬不多,要供給一家六口生活並不容易。 即使家裡再窮,仙美的媽媽也要籌錢讓孩子上學,他說:「給他們讀這些書,就是希望他們認識讀書的好,以後他們會掙錢,就不需要跟我們一樣挖地、種地、種玉米。」 身為大姊的仙美,責任感重,為了幫家裡,他課餘時間都得幫忙家務和農務。(圖/獨立特派員) 仙美也沒有辜負父母的期待,有著不錯的成績,善良懂事的他,對自己學華文之後要做什麼,已經有想法。仙美說:「想當老師教學生,把老師教的都教給他們。」倘若仙美有華文老師這份相對穩定的工作,他不僅能翻轉家庭生活,也能幫助更多和他一樣窮困的孩子。 不過,緬甸有4成人口活在貧窮線以下,生活費每日不到台幣60元。而在科峎的家庭,苦,還有更苦。更苦的孩子,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 延伸閱讀有感緬甸偏鄉孩童生存不易,雜貨店夫婦如何翻轉他們的命運?緬甸毒品氾濫,問題家庭陷入惡性循環 黃郁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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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毒品氾濫,問題家庭陷入惡性循環
緬甸偏鄉的教育資源少,不少偏鄉的孩子,小小年紀就得離鄉背井,住進專門給孩子們住宿的學生中心。不過屬於慈善性質的學生中心,經費大多窘迫,居住環境簡陋,有些孩子甚至來自單親或家長吸毒的家庭。這些來自破碎家庭的孩子們住進學生中心後,教育能不能為他們的未來帶來希望呢? 父親吸毒毀家庭 姊姊打工只為求弟弟學費 還在讀幼稚園的紀榮,洗起碗來手腳俐落,這是他每天要做的家事之一。來自單親家庭的他,和姊姊們跟著父親一起生活,他們的父親身形特別瘦,因為他有個很糟糕的的壞習慣。毒癮,讓他的爸爸只能打零工,家境清寒。 紀榮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家人送他上華文學校,他背負起家族的期待。為了籌紀榮的學費,姊姊們得犧牲學業去打工。 先前,紀榮一家人連居住都成問題,奶奶拿出自己幾乎全部的財產,才蓋了現在這個屋子。(圖/獨立特派員) 15坪宿舍擠44人?學生中心成為孩子第二個家 紀榮有家,還有家人在身邊。但在當地,有的孩子回不了家,甚至沒有家可以回。 伙房裡柴火正旺,香涵紮起長髮,查看食物煮到幾分熟,劈柴生火,是孩子們必備的技能。這裡是白族學生中心,收容離家就學的孩子。 香涵還要整理早上大家吃剩的菜餚,天氣炎熱,這些沒有冰箱冰的食物容易腐壞,但只要還能吃,大家就得惜食。(圖/獨立特派員) 偏鄉學校少,家裡附近若沒學校,學生家長會挑村外學費較便宜的學校給孩子讀,且送他們到離校近的學生中心住宿,香涵就是這樣住進來的。 這家學生中心環境簡陋,房屋只用竹籬笆圍起來,孩子們的房間,目測不超過15坪,卻擠了44個人。(圖/獨立特派員) 這裡有這麼多學生,是因為收費低廉,家境窮苦甚至付不起住宿費的孩子,都被家長送來這裡,因此中心時常入不敷出。白族學生中心經營者說:「這邊的生活花費也是常常不夠,大家都會看情況,你們困難的話,我們就多幫忙一點。」 學生中心也收容不少失能家庭的孩子,對他們來說,這裡是能讓他們遠離原生家庭傷害的第二個家。住在中心的小孩,各自都有不得已的理由,就像中學二年級的香涵,即使家裡附近最近蓋了學校,他還是不肯搬回家。香涵說:「因為我們白家(苗族),有些人十三、十四歲就會去嫁人了,所以爸爸、媽媽才不會叫我們回去。」 家長一年只能來兩次?嚴格規矩讓孩子不學壞 科峎另一頭,還有一家蒙恩堂學生中心。蒙恩堂學生中心老師曾美珍說:「這裡對他們的家長來說,也是一個比較放心的地方,在家怕跟到壞朋友,在這裡的話,必須要按照規矩。」學生中心還規定,家長一年只能來看孩子兩次,讓他們習慣自律。 在這間學生中心裡,學生很自律,鞋子排放整齊、房裡床鋪周圍打掃得乾淨,個人物品也收拾妥善。(圖/獨立特派員) 即使這家學生中心環境好一些,但同樣有學生家境窮困、經費不足、資源缺乏的難題。雖然如此,但老師仍然特別照顧這些孩子,因為他們有不少人,來自破碎的家庭。 曾美珍說:「像有的家庭是單親,留下給他們的爺爺、奶奶照顧,老人家又沒有辦法很好地照顧自己的孩子,不放心,就把孩子送到中心來。另外一些是因為父母親吸毒,在家的話,只會跟著父母親敗壞。」 緬甸毒品氾濫 台灣志工帶來反毒課程 家庭失能、單親、孤兒、父母吸毒,這些都是寄宿在學生中心的學生常有的故事。另一間博愛中小學,是當地唯一設宿舍的華文學校,宿舍類似學生中心,也會接濟困苦學生。而徐永強,就因為父親有毒癮,被校長接來住宿。 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說:「我們看到那個孩子非常可憐,瘦瘦的,有的比他大一點的就會跟著吸毒。」博愛中小學教老師李路加更表示,有的父母養不起小孩,還會把自己的孩子送給別人,甚至將孩子賣掉。 來到博愛中小學的台灣志工,特別為學生規劃了反毒課程,教學生辨識毒品的外型。這裡的學生很少有機會充分地認識毒品,導致容易深陷毒癮,加上當地毒品便宜且取得容易,孩子的周遭可能有很多親友是吸毒者,要拒絕毒品的誘惑,得要相當有決心和技巧。 離情依依,志工的到來,不只為這些容易被遺忘的偏鄉孩子帶進資源,更帶來關懷和希望。(圖/獨立特派員) 一期一會,讓志工和孩子們,彼此產生情感的羈絆;為緬甸和台灣之間,搭起了一座友誼的橋。即使緬甸內戰的戰火持續延燒,台灣志工卻為當地的孩子,開啟了世界的窗,點燃希望的火苗。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延伸閱讀 緬甸政局動盪,華文教育為何成為脫貧契機?有感緬甸偏鄉孩童生存不易,雜貨店夫婦如何翻轉他們的命運? 黃郁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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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興亞難民數量日漸增加,東南亞國家協會有解嗎?
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 羅興亞難民逃往馬來西亞 教育能否順利銜接? Isaac是欽族人,擔任學習中心的英文教師,十年前母親先來大馬工作,將年幼的他與弟弟委託給祖父母,祖孫一起前往印度,避避風頭。 回想起當年逃往馬來西亞的過程,Isaac說道:「媽媽在馬來西亞是難民,住了十多年。因為我們年紀太小,沒辦法用非法方式跨過國界。當我們滿十八歲的時候,回到緬甸,經由機構幫助走地下路徑,才來到馬來西亞。」 緬甸羅興亞人,不是緬甸唯一受壓迫的族群,欽族、克欽族、克倫族、其他緬甸少數民族,也有不少人逃往馬來西亞。 Isaac坦言,欽族的人只要成年,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恐怖分子。這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是想要受教育。 除了基礎學科教育,為了方便學生未來能前往第三國家,像是歐美等國繼續進修。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也提供劍橋大學創立的–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課程,讓學生有望無縫接軌。 不過,如果學生無法獲得前往第三國家的機會,他們讀完中學之後,很難再繼續就學。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表示,學生獲得了證書,但讓他繼續深造是相當困難的,要上當地大學,對在馬難民來說是一個挑戰。 由欽族難民聯盟ACR創辦的學習中心,教室裡的學生認真算著數學,用英文教授科學、數學等科目。(圖/獨立特派員) 軍警難民身分審核嚴格 等待庇護長路漫漫 正在等待難民證的人之中,有不少緬甸公務員。2021年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緬甸公務人員,包含警察、軍人,不滿軍政府的作法。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務人員,將近三分之一的軍警,參與這項「公民抗命運動」。 運動之後,他們逃亡國外,而軍警身分,成為他們拿到難民證的阻礙。比起一般人,軍人與警察更難拿到難民身分認定,也更難被第三方國家收留。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澳洲、加拿大、美國都會很謹慎,要確保軍警難民在緬甸沒有犯過違反人道的行為。比如說,他們鎮壓學生運動的時候,有沒有打死過人等等,都要很清楚地去確認,所以那種面談都是很久的。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會先跟難民諮商,了解他們的狀況,再評估治療方式。黃詩筠的病人中,十個就有超過六個出現過自殺的念頭。(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數量日漸增加 心理健康狀態值得關注 龐大的壓力與創傷,幾乎是難民共同的經驗,對於難民來說,從母國被迫逃往馬來西亞,是第一次的創傷。緊接著,還得面對不安穩的就業環境以及隨時被遣返的壓力,造成二次創傷。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悲傷道出:「回望過去幾年,有非常多的人自殺而死,就像你知道的,難民的生活是非常挑戰的。」 心理健康的問題除了依靠社群與宗教的支持之外,還得仰賴正規醫療。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坦言,要難民去透露自己的故事、內心世界,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是信任的問題、語言的問題,加上很多心理困擾,不是輕易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 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緬甸難民湧入大馬,難民議題要如何解?2023年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這件事,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由於東協無法干預他國內政,加上東協國家有各自的人權問題,只能象徵性宣示。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認為,東盟把緬甸開除、凍結它的會籍,對緬甸來講,它就等於是完全靠攏中國,東盟也不希望它完全靠攏中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東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凍結它的會籍也不是,開除它也不是,你不開除它,它確實一直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 隨著緬甸軍政府的統治狀況每況愈下,未來前往馬來西亞的難民也會越來越多,如何讓難民獲得更好的安置,成了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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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緬甸軍政府壓迫,流亡後的羅興亞難民如何求生?
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從緬甸逃來的羅興亞難民,他們在馬來西亞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業、就學的權利。因此他們只好自力救濟創辦學校,希望孩子們也能繼續求學。不過歷經疫情重創,許多羅興亞難民面臨失業困境,孩子也失學,這些流亡的羅興亞人該怎麼走下一步? 在馬難民不具公民身分 生活將遭遇哪些困境? 根據聯合國2023年的統計,在馬來西亞的羅興亞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約有十萬多人。但即使羅興亞人向聯合國登記尋求庇護,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沒有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及議定書》,他們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學、就學,以及低價就醫的福利。 來自緬甸的學生不能就讀馬來西亞當地的學校,往往父母去工作,孩子只能在街上遊蕩,於是校長Hashim創辦這所宗教學校,讓他們能繼續就學。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談起創辦學校的起源,是因為和這些孩子的互動過程中,讓人感覺他們沒有禮貌,也不會尊重大人,不懂談吐禮儀。 有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因此除了授課,Hashim還提供部分學生的餐食與住宿。學校牆上的櫃子裡,裝滿孩子的家當,課桌椅一收,這裡便是孩子過夜的地方。 由於在馬難民人數太多,要獲得難民身分必須得等,在這之前就得忍受被抓、被遣返的風險。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坦言,難民署根據社區組織的推薦,安排註冊面談,光是這個過程就可能要等上一、兩年。然後正式註冊以後,還要再等甄別難民的面談,搞不好也是一兩年、兩三年的時間。真的能夠順利被安置至少要五、六年以上。  剝一袋洋蔥可以獲得5元馬幣,相當於35元臺幣,一天可以剝4到5袋,提供給市拉央市場的業者。(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生計遭疫情重創 封城後頓時沒飯吃!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就業機會,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跟妻子創辦裁縫班供小朋友就讀,學習打版、裁縫。 女性難民相較於男性,更難找到工作,多了一個技能,就多了生存的機會。羅興亞人的文化中,有女性早婚的傳統,早早嫁作人妻,如果不幸離婚,也容易失去經濟能力。 學生在裁縫班學會的裁縫技巧,恰巧在疫情的時候派上用場。 裁縫班教師Khimmarwim表示,封城的時候,生活開始有困難,學校又關閉,那時候課程有中斷一下。開學的時候,學生在路上看到他會說謝謝,說用老師教的裁縫技術,在口罩工廠得到工作,也會在裁縫店幫忙,因為這樣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然而疫情來臨,難民比起一般公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曾任職於非政府組織的張安翔在疫情期間參與製作紀錄片《疫情下·活著》,記錄下疫情期間,前線醫護人員、貧困社群、外籍移工以及難民等如何面對疫情的考驗。 前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MyCARE研究和協調員張安翔說明,難民普遍上在馬來西亞都是有工作才有收入,所以在疫情期間有好幾個月的行動管制令,導致難民不能工作,然後媒體又報導他們是感染群,所以這一群人真的是頓時沒飯吃。 疫情之後,有的家庭選擇提早讓孩子擔起經濟重擔,這也讓學校面臨招生困難。整體經濟環境不好,也讓學校收到的捐款越來越少。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坦言,疫情過後,學生少了好多。學生少了,學校經費也有困難,以前經常援助的善心人士也沒來,經費少了。 Sahmila原本是難民學校的學生,爸爸因為意外住院,Sahmila的媽媽為了撐起生計,在家裡擺了小攤子,他只好休學,在家裡幫忙顧攤子。(圖/獨立特派員) 疫後缺工潮湧現 致使難民生活漸回正軌 疫情之後,難民的工作機會持續受到影響,為了保障多數當地人的工作權益,越來越多雇主不敢雇用難民。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馬來西亞政府一直在製造難民沒有權利工作,所以很多雇主很害怕,擔心會遇到問題,所以就不雇用難民。但還是很多人會雇用,因為很依賴勞工。特別是疫情過後,移工輸入的程序很緩慢,所以各行各業都需要人,尤其是餐飲業。 疫情之後,大家的生活重新步上軌道,但對於難民來說,重新回到生活正軌上,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