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緬甸內部反對軍政權的抗爭持續將近4年，繼2024年10月底，反攻潮已經逼近緬甸的第二大城曼德勒，也就是華人所稱的瓦城，但雙方至今仍僵持不下。 獨立特派員特約記者楊智強與蘇威銘，曾經深入緬甸叢林，獨家採訪到在這三年來，與緬甸軍政府交戰的其中一支反抗軍部隊，製作緬甸煙硝系列報導，獲得了今年的卓越新聞獎–國際新聞獎。我們一起來回顧這群義無反顧投入反抗軍的年輕人們，反抗的決心以及辛酸血淚。

經過將近四年的抗爭，反抗軍雖然屢獲捷報，但已經損失慘重。獨立特派員採訪團隊近距離採訪了位於泰緬邊境的祕密反抗軍照護中心以及心理創傷治療中心，有的人傷重不治、有人幸運存活，活下來的人要面對的除了是身體殘缺的困難，還有不少人心中的傷痛更是難以痊癒。一起跟著獨立特派員特約記者楊志強及蘇威銘，深入了解這些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

自從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抗議，並且四處追捕抗爭者。不少人選擇逃到鄰國，但來自緬甸的威脅與跟騷擾仍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躲避追捕。人在他鄉的流亡者生活困難、經濟拮据。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相反的，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三年來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之後緬甸內部反對軍政權的抗爭不斷。雙方僵持將近3年，2023年10月底，緬甸東部、北部等地都爆發反抗軍的反攻潮，並且成功奪下許多緬甸軍方占領的城市與要塞，讓緬甸反獨裁長時間的低迷，出現了新的希望。 記者前進反抗軍營地 直擊部隊為何而戰 為了要進入反抗軍的所在地，採訪團隊搭了3個半小時飛機，從台北飛到曼谷，再搭了8小時的巴士，到泰國與緬甸的邊境。 要進入烽火連天的緬甸並不容易，經過了幾天的協調，並且多次更變行程。最後，熟悉反抗軍的中間人，開著小卡車，帶採訪團隊出發。 跨越泰緬邊境檢查哨、進入緬甸國土後，原本平坦的柏油路變成崎嶇顛簸的紅泥土路，路上行人看記者的眼光，也多了幾分警戒。 帶著幾分忐忑的心情，小卡車抵達簡易木製哨口，柵欄升起後，穿著簡易軍裝的反抗軍向採訪團隊行禮。記者進入了緬甸叢林裡，反抗軍駐紮的祕密基地。 因為武器的水準差距太大，反抗軍必須且戰且走。猛虎特殊部隊的營寨，在幾個月前也遭空襲，付之一炬後，才搬到現在的據點。 猛虎特殊部隊分隊長盛恭回憶，緬甸軍人故意讓反抗軍親眼目睹割頸畫面，用砍頭的方式冷血殺害兩名戰友，另一位則是以直接向額頭開槍的方式處決。當時有一些居民、難民，還有一些反抗軍、緬甸軍正在渡河逃難到泰國邊境，緬軍還掃射正在逃難的人，當場死了七、八個人。 緬甸的內戰至今已經將近3年，總共超過2萬5千多人遭到逮捕、1萬9千多人被關在監獄中。並且造成了有4千2百多人死亡。而這個數字，每天都在攀升。 猛虎特殊部隊主要任務是埋伏與突擊，因此常會跟敵方近距交戰。面對緬軍的優勢火力跟戰機空襲，他們曾經打得相當吃力。 煙硝下的愛情故事 憑藉什麼信念堅持下去？ 盛恭是2021年政變後，才提起槍反抗獨裁，但是身為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的拉波，從11歲就加入克倫族反抗軍，擁有超過20年反抗軍事獨裁的經驗。戰爭的殘酷對他來說已是日常，讓他真正害怕的，是其他的事物。 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坦言，自己在什麼時候會害怕呢？就是子彈不夠多的時候，害怕犧牲自己的夥伴，擔心無法達到希望及目標。 除了跟著拉波出生入死的戰友之外，妻子是他最大的支柱。在戰場上，他們互相扶持。 猛虎特殊部隊士官長瑙昆表示，還是很想要開心地跟丈夫(編按：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一起過日子，現在還沒有過過開心的生活。因為革命還未成功，他們都很希望革命趕快成功。 戰場上的愛情，結局通常非常極端，也很脆弱。但他們仍抱著希望，一起走下去。 反抗軍奔向戰場 迎向什麼樣的明天？ 這一天，指揮官忽然要大家緊急集合，拉波一邊跟電話那頭的友軍通話，一邊向部隊透露了準備上前線的消息。 本來都穿著便服的士兵們，接到緊急出發的命令後，馬上回帳篷著裝，整理需要的物品，穿上軍服，拿好各式武器。軍營裡瀰漫著一股低氣壓，大家的沉重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跟據克倫邦的傳統，拉波跟妻子會在部隊要出發之前，舉行簡單的祈福儀式，將特殊的石頭磨成粉末，跟水混合後，灑在士兵的頭上、背上。並且也會給予部隊成員們特殊的信物，讓他們帶在身上，像是護身符一樣，保佑平安。 猛虎特殊部隊指揮官拉波祈求，大家這次出入平安、事事成功！要互相幫忙，才能屢戰屢勝！ 大夥們在出發之前舉起三隻手指照相，留下他們反抗獨裁政權的照片。要上前線的士兵跳上卡車。留下來人們在門口向他們敬禮、給予祝福。 遍布在緬甸各地、數萬名的緬甸反抗軍，在將近三年裡，不斷重複著類似猛虎特殊部隊的日常，就是為了他們共同的信念而戰。而那個盼望，就是推翻軍事獨裁、恢復民主制度，返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回到三年前那種，被稱是平凡簡單的日常生活。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四處追捕抗爭者，來自緬甸的威脅與騷擾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而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台灣聲援緬甸聯盟  成為流亡者的堅強依靠 台灣聲援緬甸聯盟的創辦人杜可可與他的團隊，在2021年2月緬甸政變之後，持續為國內的反抗勢力募款，至今已經將近三年。他們除了跟在台緬甸社群募資之外，台灣的團隊也加入了國際串聯，向全世界的海外緬甸人募款，並且頗有成效。 杜可可表示，政變持續越久，軍隊會越累，大家也都會累，但募款支援前線能停止嗎？如果停止後，其他人也跟著停掉怎麼辦？他說：「我不可以停，我不管怎麼累，還是要做。」 台灣的募款不能停止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緬甸，有很多人需要來自國際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他們來說甚至可以救命。 從事反抗運動遭緬軍追捕 流亡者的一線生機 接受台灣緬甸社群資助的流亡者為數眾多，其中一位就是Tokyo。今年剛滿30歲的Tokyo，在緬甸發生政變之後，他就加入反抗活動。當時，Tokyo跟志同道合的夥伴組織了線上支援小組，透過各種方式的連結，並且從網路上學習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抗爭知識。他們將這些方法，帶入到自己的反抗活動之中。 這是仰光即時的軍事哨口訊息，讓城市游擊戰的人可以查看，在現場的人可以藉由這個地圖程式避開警察。（圖／獨立特派員） Tokyo在仰光進行了地下反抗工作一年後，緬軍發現他的蹤跡，他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得以脫逃。在泰緬邊境城市待了幾個月後，又發現遭到跟蹤、追捕，甚至軍政府的人，還追到他躲藏地點的門外叫囂、威脅。 在Tokyo最徬徨、最害怕的時候，杜可可以及台灣聲援緬甸聯盟，透過海外緬甸社群的相互通知，即時發現了他的需要。Tokyo說：「他會幫助我繼續從事線上支援反抗的工作，他也說可以保護我的安全。當我決定要逃離城市時，我獲得很多他的幫助，除了金錢支援之外，也還有很多情緒上的支持。」 與日本記者合作 緬甸流亡記者如何找回「聲音」？ 這三年來，除了Tokyo之外，還有其他緬甸流亡者也面臨著軍政府追捕，還有各種其他的生存危機。 直播中，記者H對著鏡頭說：「我有相機、我有帽子，我們是記者。民眾現在對我們有一些敵意。」現場十分混亂，H為了自保，在直播上露臉、公開身分，解釋他面臨的困難。但是，災難也就此降臨。 這個畫面播出後的當天晚上，軍方就到緬甸自由媒體中心突襲要抓H，從那天起，H就開始逃離、躲藏。（圖／獨立特派員） 緬甸流亡記者H對著鏡頭說：「後來我徒手泳渡莫艾河，水的深度已經到達我的下巴。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在三天內努力游了五次，才能抵達對岸。」他逃到泰國之後，原本以為可以喘一口氣，但沒想到他卻遭到同居的室友背叛，偷拍攝他的新聞工作內容，通報緬軍。至今，H必須不斷搬家，躲避埋伏在城市裡的軍方耳目。 在手機鏡頭的另一邊是日本記者久保田徹，對H來說，在跟緬甸媒體斷了聯繫後，能遇到國際媒體，對他來說就像是溺水者遇到浮木一般。（圖／獨立特派員） 久保田徹長年進出緬甸拍攝紀錄片，他深知記錄歷史與事實的重要性。在政變過後的2022年7月，他再次進入緬甸採訪，但卻遭到了緬軍政府的逮捕。2022年11月，在國際壓力與日本政府的營救下，久保田徹在緬甸國慶時獲得特赦，讓他得以回到日本。 被釋放之後，他深感失去自由的痛苦，更同感緬甸同業無法發聲的困難，因此他與另一位也曾遭到緬甸政府關押的日本記者，一起設立了專屬的新聞網站，致力與緬甸的流亡新聞工作者合作，持續報導真相。至今已經與超過10位的緬甸流亡媒體人合作，而H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合作夥伴。 久保田徹說：「H是一名相當有毅力的記者，他曾經在抗議現場採訪，但他現在沒有辦法去了，所以H選擇利用動畫來報導新聞。他完全了解、也知道這些繼續報導的風險存在，但是他仍然選擇繼續報導。這種不屈的精神是我們相當尊敬的，這也是我們想要支持他的原因。」 遠渡重洋，跨海而來的支援，都因為被緬甸人努力不懈的反抗而感動。相反的，從遠方來的支持，也是讓緬甸反抗者，持續下去、沒有放棄的原因之一。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2021年緬甸政變，武裝陽春的反抗勢力相較政府軍的優勢武力，仍然相當脆弱。反抗軍在戰場上受重傷，必須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接受治療，還得提心吊膽擔心被緬軍發現，而受傷的反抗軍因為醫療資源匱乏，有不少人就此犧牲。在長年的戰亂下，他們飽受摧殘的心靈，又該如何得到慰藉？ 緬甸政變戰火不斷 反抗軍受重傷卻無法安心治療 2021年緬甸政變後，年輕人與老百姓提槍武裝、反抗軍事獨裁。在這三年裡，反抗者們在戰鬥中受傷、被炸彈波及，或是有戰友在自己的面前去世。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上演。 18歲的薇薇身為反抗軍，半年前在邊境的另一頭遭緬軍突襲，步槍子彈打中他的右手臂，他費盡千辛萬苦跨越邊境，甚至差一點因為失血過多而死。大部分受傷的反抗軍就像薇薇一樣，若是重傷就必須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救治，但是在病情穩定後，因為反抗軍的身分敏感，他們沒有辦法在醫院久待。 薇薇說：「有些奇怪的人會來問我事情發生的經過，問我為什麼傷口這麼嚴重？ 被問太多次我就說騎機車出車禍。我知道他們是緬軍的耳目，所以我更難說些什麼。後來有朋友來探病，我就暗示他們，我旁邊的人不能信，那時我很害怕。」 祕密照護中心成立 反抗軍安心休養的庇護所 薇薇後來透過在泰國的友人牽線，輾轉來到了這間祕密成立的反抗軍照護中心。在這裡，他終於能夠喘一口氣。 簡陋的床鋪與擁擠的空間，雖然這裡環境沒有泰國醫院舒適，但至少他們不用擔心緬甸軍方上門逮人，整天提心吊膽。（圖／獨立特派員） 一年半前在邊境的一場戰鬥，間接讓這座照護中心得以成立。SCC照護中心創辦人內齊林回想當時，他跟三名孩子還有上百位難民，為了逃命，冒著被緬軍砲火追擊的風險，徒步跨越了邊境河流。 九死一生活了下來，但他的丈夫仍在叢林裡奮戰。他不希望獨善其身，為了反抗獨裁政權，他也希望出一分力。內齊林說：「那一天，我丈夫跟他朋友打給我，請我去一間診所，幫助受傷的反抗軍，從那天至今，我一直在做照顧傷兵的事。」 雖然在照護中心的人們，行事盡可能低調、不引人注意，但仍會有疑似緬軍間諜的不速之客找上門來。內齊林說：「緬軍跟蹤我們的車，故意做得很明顯，因為他們想要讓我知道有人在跟蹤，希望我會怕，這樣我可能就會離開、放棄。」 成立一年半以來，照護中心收容了超過400位的傷兵。內齊林透過他與國際組織的人脈，還有過去在邊境經營生意的經驗，成功建立了一間讓傷兵得以安心休息的庇護所。 撫平內心的傷口 緬甸流亡者如何互相扶持？ 戰場上，士兵們身體遭到砲火摧殘，留下了一些無法回復的傷口。但有時候，心中的創傷，才是最難以被撫平的疤痕。在泰緬邊境的小鎮郊區，這個名為Joy House的機構，是由一群緬甸社工以及外國NGO工作者所成立。機構內的課程是希望幫助緬甸流亡者，可以治療這兩年半來的傷痛，一點一滴撫平心中難以言喻的傷口，一起在這個地方相互扶持。 Joy House執行長內齊（Nay Chi）說：「在這裡的很多老師、學生，在這場災難中失去了自己的摯愛。這些心中的困難是我們難以協助克服的，課程其實也沒有辦法完全幫助他們，但至少可以在這條療傷的路上，陪著他們一起走過。」 很多人申請要加入，但因為資源不夠，只能接受少部分人。這也意味著，一間Joy House不夠。需求太多，資源也消耗得很快。（圖／獨立特派員） 小提琴手蒲山在兩年前逃離緬甸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巨大的壓力，連家門都不敢踏出一步。但是朋友介紹他來到Joy House擔任老師之後，在這裡教導小提琴，讓學員們可以藉由音樂，找到心中的平靜。 蒲山說：「我第一次來教他們的時候，因為大家很陌生，所以不這麼友善。所以我跟他們說，音樂是一種不需要溝通就可以交流的語言，可以讓人與人之間產生連結。」 蒲山在教學的過程中得到救贖，他幫助了別人，也解救了自己。（圖／獨立特派員） Joy House執行長內齊說：「我們會團結，必須一起把這些過去的苦難慢慢從根部消化。我知道這需要時間，可能沒有辦法改變全國的苦難，但至少可以從我們自身開始做起，這就是Joy House正在做的事。」 這些難以痊癒的傷口將會跟著緬甸這個世代一輩子，然而緬甸社會被軍事政變撕裂的社會傷痛，更需要經過幾代人一點一滴慢慢耕耘，才有可能漸漸癒合。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經過將近三年的抗爭，緬甸政府軍與反抗軍兩邊都損失相當慘重。雖然反抗軍對於推翻獨裁軍政府的決心堅定，但是武裝陽春的反抗勢力面對政府軍的優勢武力，仍然相當脆弱。反抗軍如果在戰場上受重傷，必須後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接受治療，有的人可能傷重不治、有人則幸運存活。 活下來的人要面對的除了是身體殘缺的困難，還有不少人心中的傷痛更是難以痊癒。獨立特派員團隊近距離採訪了位於泰緬邊境的祕密反抗軍照護中心以及心理創傷治療中心，深入了解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該如何療傷。

自從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抗議，並且四處追捕抗爭者。不少人選擇逃到鄰國，但來自緬甸的威脅與騷擾仍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躲避追捕。 人在他鄉的流亡者生活困難、經濟拮据。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相反的，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三年來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之後緬甸內部反對軍政權的抗爭不斷。雙方僵持將近3年，2023年10月底，緬甸東部、北部等地都爆發反抗軍的反攻潮，並且成功奪下許多緬甸軍方占領的城市與要塞，讓緬甸反獨裁長時間的低迷，出現了新的希望。 獨立特派員特約記者楊智強與蘇威銘，深入緬甸叢林，獨家採訪到在這三年來與緬甸軍政府交戰的其中一支反抗軍部隊。這些政變前只是一般平民，政變後卻義無反顧投入反抗軍的年輕人們，透過鏡頭，訴說他們反抗的決心以及辛酸血淚。

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引發內戰，至今兩年多，人民只能在困苦中找出路。獨立特派員記者，在緬甸內戰未歇、疫後經濟衰退的狀況下，跟著一群想把教育資源帶到偏鄉的台灣青年，新南向挺進緬甸。透過一所華文小學校的故事，看看他們面臨的教育困境與挑戰。 距離緬甸仰光15小時車程 獨立特派員前進偏鄉科峎！ 金碧輝煌，閃亮耀眼，高度112米的緬甸仰光大金寺，為仰光市劃出最優雅的天際線。緬甸佛教徒高占總人口9成，而有2600年歷史的大金寺，塔身是由真金堆砌，是緬甸最神聖的佛塔，各國觀光人潮絡繹不絕。 但緬甸2021年軍事政變後，因內戰治安動盪，當地觀光業景氣急轉直下，遊客遠不及以往的一半，而緬甸人的生活，也同樣受到政變影響，持續改變著。 傅彩威和李路加是早年從中國雲南移居緬甸的華人後代，兩人婚後在小鎮的大街上開了家雜貨店。這裡的大街，看起來像60年前的台灣。不時有農用車開過，路面也沒有鋪柏油，是個樸實的小鄉村。這個小鎮是科峎，位在距離仰光至少15小時車程遠的山裡。 傅彩威和李路加，有感於科峎的落後，他們除了開雜貨店，還有博愛中小學創辦人的這個身分。這所學校成立8年了，校園的硬體設備非常克難，有的教室只是露天搭棚，還有教室只用竹籬笆當外牆。 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坦言，我們不辦學，這些孩子沒機會讀書，要幫家長去工地裡做工。 雜貨店老闆娘傅彩威和丈夫李路加，共同創辦了華文學校博愛中小學。(圖/獨立特派員) 創辦人家族總動員 為貧困學童闢一條不同的路 傅彩威和李路加夫妻倆幾乎只靠雜貨店收入，撐起窘迫的學校。他們四處找資源，幾乎所有親戚都被總動員，只希望教育能為孩子們，翻轉困苦生活。 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分享，在招募老師遇到困難的時候，自己的孩子去外地讀書，回來就叫他教書，連親戚都叫來教書。 傅彩威姪女傅琳榮笑言：「傅校長是我姨媽，他讓我去幫忙教書，是強迫我們去，沒有薪水。學校實在是沒有老師，我弟回來也是被他拉過去。」 夫妻倆辦的，是華文學校。而他們辦學辛苦的原因之一，是華文學校獨立於政府緬文學校系統之外，政府並不支持。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專任教師陳鴻章解釋，在英國人殖民時代，鼓勵每個族群去做自己的事，那個時候華人就開始辦學校，傳承自己的文化。隨後軍政府掌權，把緬甸的教育緬化了之後，有一陣子也想要把華文學校給抹掉，但是導致華人更積極想要去維護自己的東西，所以才會看到今天有非常多的華文學校。 小型華文學校，資源大多不夠。有時連課本都缺乏。就像這黑白課本，是翻印自幾十年前台灣國立編譯館，編給台灣孩子使用的版本。(圖/獨立特派員) 台灣青年新南向到緬甸 將激起什麼火花？ 博愛中小學的師生們，欠缺課本、教師人力不足、硬體設備克難，但他們仍抱持著希望。因為在3000公里外的台灣，有一群志工正準備前往支援。 國際志工李依絨說明，這次自己跟夥伴準備華語文課程，像是有部首、看圖說故事，還有多元文化的課程，以及體育、藝術跟自然課程。 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團長林語珊認為，緬甸的教學方式比較傳統，就是最常見的朗讀課文，作業方面最常見的則是抄課文。 前一晚深夜才風塵僕僕抵達科峎的台灣志工，雖然只睡了四個小時，但臉上掛滿笑容，在李路加的帶領下，開心地從學校門前的小路，走進了校園。而從志工走入校園開始，他們觀察到一個特殊現象–越高年級的學生人數越少。 博愛中小學教師李路加解釋，這邊的孩子年齡比較大了才開始讀書，所以讀到六年級是大概是十六、七歲了。而且疫情期間不能讀書，有機會就要去打工，很多孩子都是這樣。 疫後，國中生遽減，國三甚至沒有人就讀，許多學生迫於家中經濟窘困，無奈輟學，這是台灣志工們沒有見過的事。台灣青年面對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差異如此大的科峎的孩子，將擦出什麼火花、又有多少令人揪心的故事呢？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延伸閱讀緬甸毒品氾濫，問題家庭陷入惡性循環緬甸政局動盪，華文教育為何成為脫貧契機？ 黃郁婷/編輯

緬甸因為內戰，局勢動盪。台灣青年志工在前往緬甸偏鄉科峎途中，不僅長途跋涉，還經歷了不小的風險，好不容易才見到博愛中小學的學生。這樣的偏鄉學校，不僅硬體資源缺乏，師資更嚴重不足。而學生們大都窮苦，學習華文，如何成為他們改變人生、走出緬甸的重要契機？ 台灣志工前進緬甸 為偏鄉孩子帶來希望 沿著險峻山路，台灣志工挺進緬甸偏鄉–科峎。途中，至少遇到六個哨站，軍警持槍攔車，粗魯地盤問許久，這是緬甸軍事政變，陷入內戰後才遇到的狀況。驚魂未定的志工，終於來到博愛中小學，幫學生上課。 緬甸政變之後，很多跟外國人相關的事，都變得非常敏感，李路加不但每天得寫兩次志工相關報告，還不時被地方官員盤問。（圖／獨立特派員） 從基礎開始，這堂課幫學生們複習注音，但這些學生，看起來比台灣同樣學注音的孩子年紀還要大。當地的孩子，因為家境問題比較晚開始上學，是很普遍的現象。博愛中小學教師李路加表示，這裡的孩子大多是年齡比較大了才開始讀書，通常讀到六年級時都已經是十六、十七歲了。 教室裡，男孩的年紀看起來像台灣國中生，卻才剛開始學習簡單的注音和成語。（圖／獨立特派員） 在過程中，學生們上課特別專心，因為當地的中文學校師資非常不足，教師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這讓他們更加珍惜大學生志工的教學時間。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說：「緬甸的老師知識有限，有的只讀到六年級。」學校教師趙香玉也表示，自己是中專畢業，有很多字是不認識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有許多時候需要學長姐來教導學弟妹。緬甸華僑張世榮說：「三年級可能會來帶幼稚園、一年級，這樣的案例都有可能發生。」他也提到，這裡不像台灣會有師資證照考試，缺乏專業師資。 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團長林語珊表示，台灣現在比較講求的創新教學方式，其實在當地是比較陌生的，因此，志工們的課程，給孩子們帶來許多驚喜。緬甸華僑張立宏說：「台灣老師可以帶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思考方式、不一樣的想法，他會告訴我們外面的世界。」 孩子們畫出心裡怪獸的模樣、塗上喜歡的顏色。這不是美術課，而是情感表達課，藉由顏色認識情緒並學會傾訴自己的情緒。（圖／獨立特派員） 緬甸學生學華文 竟是翻轉人生的關鍵？ 學華文對緬甸的孩子來說，或許是翻轉人生的關鍵。因為中國經濟崛起，加上近年緬甸局勢混亂，學生學華文，是要走出困境。 6歲就開始學華文的緬甸華僑傅琳榮，學校畢業後，在仰光找到了幫褲子批發商翻譯的工作。他因為懂華文，有了比同儕更好的工作機會。傅琳榮說：「市場全部都是緬甸人，然後老闆是中國人，他們語言不通，我們幫他們溝通。」他的薪水，比不會講華文的同業，足足多了兩倍多。 目前傅琳榮辭掉工作，暫時在自家店裡幫忙，店裡進貨量總是不少，母女倆時常要理貨。（圖／獨立特派員） 辭職後在家中經營的店裡幫忙的傅琳榮，不僅能協助媽媽和華人溝通，中文流利的他，將來也想直接去中國批貨，幫店裡創造更多利潤。因為懂華文，傅琳榮有機會走出政經局勢不穩定的緬甸，為自己的人生創造更多選擇。 讀書能改變家庭生活？再窮也要讓孩子學習！ 許多還在華文學校上課的學生們，早已知道學習的重要性。來自貧苦家庭的仙美，每天歷經漫長的路途來到博愛中小學上課，已經中學二年級的他，很在意自己的學業是否落後。仙美家有四個小孩，但爸爸工作的報酬不多，要供給一家六口生活並不容易。 即使家裡再窮，仙美的媽媽也要籌錢讓孩子上學，他說：「給他們讀這些書，就是希望他們認識讀書的好，以後他們會掙錢，就不需要跟我們一樣挖地、種地、種玉米。」 身為大姊的仙美，責任感重，為了幫家裡，他課餘時間都得幫忙家務和農務。（圖／獨立特派員） 仙美也沒有辜負父母的期待，有著不錯的成績，善良懂事的他，對自己學華文之後要做什麼，已經有想法。仙美說：「想當老師教學生，把老師教的都教給他們。」倘若仙美有華文老師這份相對穩定的工作，他不僅能翻轉家庭生活，也能幫助更多和他一樣窮困的孩子。 不過，緬甸有4成人口活在貧窮線以下，生活費每日不到台幣60元。而在科峎的家庭，苦，還有更苦。更苦的孩子，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 延伸閱讀有感緬甸偏鄉孩童生存不易，雜貨店夫婦如何翻轉他們的命運？緬甸毒品氾濫，問題家庭陷入惡性循環 黃郁婷/編輯

緬甸偏鄉的教育資源少，不少偏鄉的孩子，小小年紀就得離鄉背井，住進專門給孩子們住宿的學生中心。不過屬於慈善性質的學生中心，經費大多窘迫，居住環境簡陋，有些孩子甚至來自單親或家長吸毒的家庭。這些來自破碎家庭的孩子們住進學生中心後，教育能不能為他們的未來帶來希望呢？ 父親吸毒毀家庭 姊姊打工只為求弟弟學費 還在讀幼稚園的紀榮，洗起碗來手腳俐落，這是他每天要做的家事之一。來自單親家庭的他，和姊姊們跟著父親一起生活，他們的父親身形特別瘦，因為他有個很糟糕的的壞習慣。毒癮，讓他的爸爸只能打零工，家境清寒。 紀榮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家人送他上華文學校，他背負起家族的期待。為了籌紀榮的學費，姊姊們得犧牲學業去打工。 先前，紀榮一家人連居住都成問題，奶奶拿出自己幾乎全部的財產，才蓋了現在這個屋子。（圖／獨立特派員） 15坪宿舍擠44人？學生中心成為孩子第二個家 紀榮有家，還有家人在身邊。但在當地，有的孩子回不了家，甚至沒有家可以回。 伙房裡柴火正旺，香涵紮起長髮，查看食物煮到幾分熟，劈柴生火，是孩子們必備的技能。這裡是白族學生中心，收容離家就學的孩子。 香涵還要整理早上大家吃剩的菜餚，天氣炎熱，這些沒有冰箱冰的食物容易腐壞，但只要還能吃，大家就得惜食。（圖／獨立特派員） 偏鄉學校少，家裡附近若沒學校，學生家長會挑村外學費較便宜的學校給孩子讀，且送他們到離校近的學生中心住宿，香涵就是這樣住進來的。 這家學生中心環境簡陋，房屋只用竹籬笆圍起來，孩子們的房間，目測不超過15坪，卻擠了44個人。（圖／獨立特派員） 這裡有這麼多學生，是因為收費低廉，家境窮苦甚至付不起住宿費的孩子，都被家長送來這裡，因此中心時常入不敷出。白族學生中心經營者說：「這邊的生活花費也是常常不夠，大家都會看情況，你們困難的話，我們就多幫忙一點。」 學生中心也收容不少失能家庭的孩子，對他們來說，這裡是能讓他們遠離原生家庭傷害的第二個家。住在中心的小孩，各自都有不得已的理由，就像中學二年級的香涵，即使家裡附近最近蓋了學校，他還是不肯搬回家。香涵說：「因為我們白家（苗族），有些人十三、十四歲就會去嫁人了，所以爸爸、媽媽才不會叫我們回去。」 家長一年只能來兩次？嚴格規矩讓孩子不學壞 科峎另一頭，還有一家蒙恩堂學生中心。蒙恩堂學生中心老師曾美珍說：「這裡對他們的家長來說，也是一個比較放心的地方，在家怕跟到壞朋友，在這裡的話，必須要按照規矩。」學生中心還規定，家長一年只能來看孩子兩次，讓他們習慣自律。 在這間學生中心裡，學生很自律，鞋子排放整齊、房裡床鋪周圍打掃得乾淨，個人物品也收拾妥善。（圖／獨立特派員） 即使這家學生中心環境好一些，但同樣有學生家境窮困、經費不足、資源缺乏的難題。雖然如此，但老師仍然特別照顧這些孩子，因為他們有不少人，來自破碎的家庭。 曾美珍說：「像有的家庭是單親，留下給他們的爺爺、奶奶照顧，老人家又沒有辦法很好地照顧自己的孩子，不放心，就把孩子送到中心來。另外一些是因為父母親吸毒，在家的話，只會跟著父母親敗壞。」 緬甸毒品氾濫 台灣志工帶來反毒課程 家庭失能、單親、孤兒、父母吸毒，這些都是寄宿在學生中心的學生常有的故事。另一間博愛中小學，是當地唯一設宿舍的華文學校，宿舍類似學生中心，也會接濟困苦學生。而徐永強，就因為父親有毒癮，被校長接來住宿。 博愛中小學校長傅彩威說：「我們看到那個孩子非常可憐，瘦瘦的，有的比他大一點的就會跟著吸毒。」博愛中小學教老師李路加更表示，有的父母養不起小孩，還會把自己的孩子送給別人，甚至將孩子賣掉。 來到博愛中小學的台灣志工，特別為學生規劃了反毒課程，教學生辨識毒品的外型。這裡的學生很少有機會充分地認識毒品，導致容易深陷毒癮，加上當地毒品便宜且取得容易，孩子的周遭可能有很多親友是吸毒者，要拒絕毒品的誘惑，得要相當有決心和技巧。 離情依依，志工的到來，不只為這些容易被遺忘的偏鄉孩子帶進資源，更帶來關懷和希望。（圖／獨立特派員） 一期一會，讓志工和孩子們，彼此產生情感的羈絆；為緬甸和台灣之間，搭起了一座友誼的橋。即使緬甸內戰的戰火持續延燒，台灣志工卻為當地的孩子，開啟了世界的窗，點燃希望的火苗。 （※萬真彣 黃政淵／採訪報導）延伸閱讀 緬甸政局動盪，華文教育為何成為脫貧契機？有感緬甸偏鄉孩童生存不易，雜貨店夫婦如何翻轉他們的命運？ 黃郁婷/編輯

緬甸，是東南亞最後一個從孤立走向開放的國家。2016年3月，緬甸結束超過半世紀的軍事極權統治，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成為國家領導人；緬甸仰光的大金塔，是緬甸人心中神聖的佛塔，也是帶給人民希望的重要象徵。 不過2021年，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引發內戰，造成數千人死亡，至少150萬人流離失所。至今兩年多，人民只能在困苦中找出路。 獨立特派員記者在緬甸內戰未歇、疫後經濟衰退的狀況下，跟著一群想把教育資源帶到偏鄉的台灣青年，新南向挺進緬甸。透過緬甸偏鄉一所華文小學校的故事，看看緬甸偏鄉面臨的教育困境與挑戰。

緬甸因為內戰，局勢動盪。台灣青年志工在前往緬甸偏鄉科峎途中，不僅長途跋涉，還經歷了不小的風險，好不容易才抵達博愛中小學。 而青年志工在教學過程中，也發現像博愛中小學，這種偏鄉的華文小學校，不僅硬體資源缺乏，師資更嚴重不足。 緬甸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華文學校裡的孩子們大都窮苦，也是許多緬甸家庭的縮影。學習華文，成為他們改變人生的重要契機及資源，這也是華文學校的創辦人李路加及傅彩威夫婦，縱使學校經營再困難也要堅持下去的原因。

自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至少造成111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流亡，也讓馬來西亞當地居民產生反彈。緬甸難民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政經情勢的大挑戰，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緬甸難民潮，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似乎效果有限。 羅興亞難民逃往馬來西亞 教育能否順利銜接？ Isaac是欽族人，擔任學習中心的英文教師，十年前母親先來大馬工作，將年幼的他與弟弟委託給祖父母，祖孫一起前往印度，避避風頭。 回想起當年逃往馬來西亞的過程，Isaac說道：「媽媽在馬來西亞是難民，住了十多年。因為我們年紀太小，沒辦法用非法方式跨過國界。當我們滿十八歲的時候，回到緬甸，經由機構幫助走地下路徑，才來到馬來西亞。」 緬甸羅興亞人，不是緬甸唯一受壓迫的族群，欽族、克欽族、克倫族、其他緬甸少數民族，也有不少人逃往馬來西亞。 Isaac坦言，欽族的人只要成年，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恐怖分子。這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是想要受教育。 除了基礎學科教育，為了方便學生未來能前往第三國家，像是歐美等國繼續進修。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也提供劍橋大學創立的–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課程，讓學生有望無縫接軌。 不過，如果學生無法獲得前往第三國家的機會，他們讀完中學之後，很難再繼續就學。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表示，學生獲得了證書，但讓他繼續深造是相當困難的，要上當地大學，對在馬難民來說是一個挑戰。 由欽族難民聯盟ACR創辦的學習中心，教室裡的學生認真算著數學，用英文教授科學、數學等科目。(圖/獨立特派員) 軍警難民身分審核嚴格 等待庇護長路漫漫 正在等待難民證的人之中，有不少緬甸公務員。2021年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緬甸公務人員，包含警察、軍人，不滿軍政府的作法。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務人員，將近三分之一的軍警，參與這項「公民抗命運動」。 運動之後，他們逃亡國外，而軍警身分，成為他們拿到難民證的阻礙。比起一般人，軍人與警察更難拿到難民身分認定，也更難被第三方國家收留。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澳洲、加拿大、美國都會很謹慎，要確保軍警難民在緬甸沒有犯過違反人道的行為。比如說，他們鎮壓學生運動的時候，有沒有打死過人等等，都要很清楚地去確認，所以那種面談都是很久的。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會先跟難民諮商，了解他們的狀況，再評估治療方式。黃詩筠的病人中，十個就有超過六個出現過自殺的念頭。(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數量日漸增加 心理健康狀態值得關注 龐大的壓力與創傷，幾乎是難民共同的經驗，對於難民來說，從母國被迫逃往馬來西亞，是第一次的創傷。緊接著，還得面對不安穩的就業環境以及隨時被遣返的壓力，造成二次創傷。 緬甸欽族難民聯盟(ACR)學習中心主席Salai悲傷道出：「回望過去幾年，有非常多的人自殺而死，就像你知道的，難民的生活是非常挑戰的。」 心理健康的問題除了依靠社群與宗教的支持之外，還得仰賴正規醫療。 義診中心心理諮商師黃詩筠坦言，要難民去透露自己的故事、內心世界，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是信任的問題、語言的問題，加上很多心理困擾，不是輕易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 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緬甸難民湧入大馬，難民議題要如何解？2023年5月，東南亞國家協會針對這件事，以禁止緬甸政府出席作為懲戒。但由於東協無法干預他國內政，加上東協國家有各自的人權問題，只能象徵性宣示。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認為，東盟把緬甸開除、凍結它的會籍，對緬甸來講，它就等於是完全靠攏中國，東盟也不希望它完全靠攏中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東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凍結它的會籍也不是，開除它也不是，你不開除它，它確實一直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 隨著緬甸軍政府的統治狀況每況愈下，未來前往馬來西亞的難民也會越來越多，如何讓難民獲得更好的安置，成了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從緬甸逃來的羅興亞難民，他們在馬來西亞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業、就學的權利。因此他們只好自力救濟創辦學校，希望孩子們也能繼續求學。不過歷經疫情重創，許多羅興亞難民面臨失業困境，孩子也失學，這些流亡的羅興亞人該怎麼走下一步？ 在馬難民不具公民身分 生活將遭遇哪些困境？ 根據聯合國2023年的統計，在馬來西亞的羅興亞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約有十萬多人。但即使羅興亞人向聯合國登記尋求庇護，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沒有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及議定書》，他們沒辦法跟一般公民一樣，享有在當地就學、就學，以及低價就醫的福利。 來自緬甸的學生不能就讀馬來西亞當地的學校，往往父母去工作，孩子只能在街上遊蕩，於是校長Hashim創辦這所宗教學校，讓他們能繼續就學。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談起創辦學校的起源，是因為和這些孩子的互動過程中，讓人感覺他們沒有禮貌，也不會尊重大人，不懂談吐禮儀。 有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因此除了授課，Hashim還提供部分學生的餐食與住宿。學校牆上的櫃子裡，裝滿孩子的家當，課桌椅一收，這裡便是孩子過夜的地方。 由於在馬難民人數太多，要獲得難民身分必須得等，在這之前就得忍受被抓、被遣返的風險。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坦言，難民署根據社區組織的推薦，安排註冊面談，光是這個過程就可能要等上一、兩年。然後正式註冊以後，還要再等甄別難民的面談，搞不好也是一兩年、兩三年的時間。真的能夠順利被安置至少要五、六年以上。  剝一袋洋蔥可以獲得5元馬幣，相當於35元臺幣，一天可以剝4到5袋，提供給市拉央市場的業者。(圖/獨立特派員) 難民生計遭疫情重創 封城後頓時沒飯吃！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就業機會，難民學校校長Hashim跟妻子創辦裁縫班供小朋友就讀，學習打版、裁縫。 女性難民相較於男性，更難找到工作，多了一個技能，就多了生存的機會。羅興亞人的文化中，有女性早婚的傳統，早早嫁作人妻，如果不幸離婚，也容易失去經濟能力。 學生在裁縫班學會的裁縫技巧，恰巧在疫情的時候派上用場。 裁縫班教師Khimmarwim表示，封城的時候，生活開始有困難，學校又關閉，那時候課程有中斷一下。開學的時候，學生在路上看到他會說謝謝，說用老師教的裁縫技術，在口罩工廠得到工作，也會在裁縫店幫忙，因為這樣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然而疫情來臨，難民比起一般公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曾任職於非政府組織的張安翔在疫情期間參與製作紀錄片《疫情下·活著》，記錄下疫情期間，前線醫護人員、貧困社群、外籍移工以及難民等如何面對疫情的考驗。 前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MyCARE研究和協調員張安翔說明，難民普遍上在馬來西亞都是有工作才有收入，所以在疫情期間有好幾個月的行動管制令，導致難民不能工作，然後媒體又報導他們是感染群，所以這一群人真的是頓時沒飯吃。 疫情之後，有的家庭選擇提早讓孩子擔起經濟重擔，這也讓學校面臨招生困難。整體經濟環境不好，也讓學校收到的捐款越來越少。 難民學校校長Hashim坦言，疫情過後，學生少了好多。學生少了，學校經費也有困難，以前經常援助的善心人士也沒來，經費少了。 Sahmila原本是難民學校的學生，爸爸因為意外住院，Sahmila的媽媽為了撐起生計，在家裡擺了小攤子，他只好休學，在家裡幫忙顧攤子。(圖/獨立特派員) 疫後缺工潮湧現 致使難民生活漸回正軌 疫情之後，難民的工作機會持續受到影響，為了保障多數當地人的工作權益，越來越多雇主不敢雇用難民。 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唐南發觀察，馬來西亞政府一直在製造難民沒有權利工作，所以很多雇主很害怕，擔心會遇到問題，所以就不雇用難民。但還是很多人會雇用，因為很依賴勞工。特別是疫情過後，移工輸入的程序很緩慢，所以各行各業都需要人，尤其是餐飲業。 疫情之後，大家的生活重新步上軌道，但對於難民來說，重新回到生活正軌上，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梁德珊 李文傑／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