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第三次針對國會社運 青鳥行動的時代意義
邱惠恩 周明文 / 採訪報導這次國會改革法案,不只引起政治動盪,還引發全台串聯的青鳥行動,5月24日跟5月28日分別有10萬人跟7萬人參與,成為台灣歷史上,繼野百合運動、太陽花運動後,針對國會的第三起大型的社會運動。 俯瞰5月28日青鳥行動現場,果真猶如一隻鳥的形狀。圖/台灣經濟民主連合。 青鳥行動誕生 5月17日立法委員為了國會改革法案爆發肢體衝突,晚間10點33分藍白兩黨以過半數優勢,不記名舉手表決二讀通過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採即問即答方式,並決議其它國會改革法案也將在5月結束前審議。當晚引爆公民團體與百位民眾聚集抗議。 台灣經濟民主連合副秘書長兼智庫研究員許冠澤表示,公民團體在4月就在關注國會這個濫權跟議事粗糙的情形,4月我們就開了很多場記者會呼籲藍白懸崖勒馬,否則民怨會累積沸騰,「果然民怨在517正式爆發。」 5月17日適逢周五,週六、週日,公民團體台灣經濟民主連合與其它公民團體聯手,對外正式發布動員令,號召民眾21日走上街頭,主辦單位預估當日約3萬人到場。 接著24日、28日集會規模擴大,濟南路、青島東路到中山南路封街。早上9點開始人潮陸續湧入,接近凌晨12點才散去。主辦單位預估兩天分別有10萬人與7萬人到場。「沒有討論、不是民主」的口號每隔一段時間就響徹在集會現場。 緊鄰立法院的濟南教會也開放場地成為物資後勤中心,光24日就有約400名志工到場支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發中心主任黃哲彥受訪時表示,「教會基於必須跟苦難的人站在一起,所以開放教會。」針對陸續湧入的物資,他表示,有部分物資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比如說Uber Eats過來就說指定長老教會的物資站,就是指定這樣而已。」 觀察24日與28日社運現場,有些野台車由學生團體認領管理,開放給「有話想說的」一般人。青島東路跟濟南路上兩邊的主舞台則分別由小黨、各領域的意見領袖、學生代表輪流上台演說。 一般民眾也中山南路上,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訴求,現場可看到音樂、跳舞、繪畫、塗鴉等。 5月28日更發起全台串聯,除了台北外,還有14個縣市響應青鳥行動。高雄場沒有台北燈光明亮的主舞台,但有民眾拿著繪本向現場的大小孩說故事,繪本內容則是隱喻自由與極權。 社運成公民教室 沒有討論,不是民主的口號每隔一段時間就響徹集會現場。圖/獨立特派員。 大型的社會運動成了某些老師家長的公民教室。在濟南教會空地前,東吳大學的老師帶領學生了解立法院基本的議事運作。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孫一信作為通識課的老師之一,他表示,本來24日就安排參觀立法院,只可惜封院禁入,「所以就到立法院外面的濟南教會的廣場,來進行實際上的民主教育。」 小小孩也來做街頭觀察。大腳小腳親子共學團的家長孩子也一起在街頭觀察。共學團學生豆寶受訪時表示:這是人生第一次參與社運,「我來這裡第一次見識到很多人拿著牌子,然後一個人在台上講話。」 記者詢問孩子社會運動內容是什麼?另一個受訪的共學團學生樂樂斷斷續續地表達,他記得舞台上的人說,「立法委員,好像兩個黨合作,比較多人,他們沒有討論,就直接通過法。」 問孩子們喜歡這樣的上課模式嗎?「喜歡!」「為什麼?」「可以聽他們講立法委員的事情,還可以吃零食!」 大腳小腳親子共學團領隊與家長徐書慧表示,十年前太陽花運動就已經帶領孩子到現場,「社會跟孩子的教育是不能隔離跟脫節的,所以發生什麼事,我們會跟孩子一起討論,然後來到現場。除了表達我們身為公民的支持跟聲援之外,也同時讓孩子近身去觀察,還有去了解議題。」 難道不擔心安全嗎?徐書慧回應,如果像太陽花學運那樣發生衝突,「我們當然會以孩子的安全為第一考量,提早撤離。這件事情在我們的家長團體都已經有做過演練或討論。」 參與者圖像 有群碩博士生臨時投入問卷調查,研究青鳥行動的參與者圖像。圖/獨立特派員。 為了更嚴謹地瞭解這場社會運動,有一群碩博士生在518、519兩天,臨時找了約22個人,在21號、24號、28號投入問卷調查,研究成本約近兩萬元,全自掏腰包。研究結果「十年一瞬:2024立法院集結運動的參與者速寫」公開在網站「巷仔口社會學」。 標題之所以叫「十年一瞬」,是因為「這次參與研究人員,或說或少都參與過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清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張仁瑋說明,團隊一方面希望能重現十年前台灣社會學界很少見的街頭社會運動問卷調查,二方面想知道參與立法院大規模集會的民眾十年前後有何差異;最後,好奇我們自身還能有哪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可能性。 為何這類街頭社會運動的研究如此少見?張仁瑋解釋,學界研究通常會事先寫研究計畫並爭取經費,然而,「我們不太可能通靈說多久以後台灣何時何地會發生何種社會運動,」尤其街頭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參與方式都是瞬息萬變的,難以科學性地掌握,因此學界不太常有這類研究。 研究不僅要了解參與者的組成與想法,以及對照318運動之差異,更重要的是看出有社會正在經歷哪些變化,「社會學講的是社會結構、強調的是共同的意識,如果訪到100人、200人都有同一個想法,那代表這個社會正在變化,」清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張皓進一步解釋,每一次社會運的研究都是在觀察某一些價值或意識形態的變化。 關於參與者身分,太陽花的學生參與占比51.67%,青鳥則是21.52%。 參與者年齡部分,太陽花運動20歲-29歲占比66.77%,青鳥占比30.56%;青鳥在30歲-39歲占比25.91%、40歲-49歲占比19.27%。研究團隊將整體人口比例加入比對,參與青鳥的人口屬性確實較太陽花多元。 接受社運資訊的平台,太陽花以FB占比87.3%最多,網路新聞71.5%次之,PTT53.7%居第三;青鳥則是Threads占比56.62%最多,臉書47.35%次之,網路新聞43.71%次之。對比2022年台灣傳播調查大眾最常使用的媒體平台,FB以82.3%居冠,但卻並非青鳥最重要的來源。 政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李俊穎解釋,民眾接收資訊的社群媒體平台受到演算法的因素滿大的,探討此題的意義在於「可能有一些平台會慢慢的會有一些假訊息的因素在裡面做干擾,那就變得更不利民眾在使用透過這些平台進行動員,」這也是未來研究延伸的重要角度。 此次社會運動,部分民眾在社群貼文分享遇到性騷擾的情況,調查員本身也遇到,「就是我們出示完學生證後,他還是想要加LINE,他想要知道你個人的訊息,然後就是不放你走這樣子,」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林彥均拿出研究團隊特別製作的拒絕性騷小卡,並印上求救管道,發給受訪民眾。 三次大型國會運動 台灣歷史上,針對國會的大型社會運動有三場。圖/獨立特派員。 台灣歷史上,針對國會的大型社會運動有三場。 最早是1990年3月16日,學生發起野百合學運,訴求解散萬年不改選的國民大會,最後促成國會全面改選,是立法院民主化濫觴。 2014年3月18日,立法院30秒通過服貿法案,學生認為代議政治已然失靈,行使公民抵抗權,占領立法院,寫下台灣歷史第一次。 今年青鳥行動從5月17日晚上爆發,21日、24日、28日三場大型集會,抗議國會改革法案在審議程序與法條內容上太過粗糙。 賴中強律師、同時也是台灣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曾參與三場針對國會的社會運動。他比較三場社會運動,「最特別的一點應該是學運跟公民運動這個比例,」他回憶,野百合運動非常強調「學運的主體性」,也就是只有學生才可以參加的運動,當時參與民進黨集會的社會人士在另一頭,跟學生完全隔開。 太陽花運動部分,由於參與者多數為學生身分,領頭人也是學生,因此多數媒體將之定位成學運。然而,賴中強認為,「事實上是公民運動跟學生運動共同共構了太陽花運動。」 回到青鳥行動,很明顯,各個社會階層與身分、年齡都有。 另一個差異在於,青鳥行動並沒有明顯的社運明星或領頭人。野百合運動當時主要的角色如今都成了民進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例如民進黨立委范雲、沈發惠、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太陽花運動則有林飛帆,現為國安會副秘書長、陳為廷、黃國昌,現為民眾黨立委。 賴中強認為,可以有社運明星作為代表人向社會大眾跟政府溝通,但不可以「造神」,「這之間的差別就是說你要能夠維持運動決策的民主。」 除了審議程序與法條有爭議外,拒絕中國干政成了青鳥行動第三個訴求。賴中強認為,「傅崐萁就是中國的代理人,」自他從中國行程回來後,「他操控了台灣的地方派系,再透過地方派系幾乎決定了國民黨的國會的決策,再透過萁與黃國昌的結盟,再去影響了八席民眾黨立委的決策,就變得傅黃集團好像他能夠控制國會的多數。」 對此,民眾黨在5月23日記者會上,立法院黨團總召黃國昌表示,「沒有人授意我推動國會改革。反而是在12年前,我在台灣智庫的時候,開始跟一群學者 幫民主進步黨在研擬國會改革的草案。後來民進黨也拿去提案了。」 每一場社會運動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認同,而是讓所有人理解這個社會中還有哪些你沒聽過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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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台灣歷史傷痕,519白色恐怖記憶日訂定
李惠仁 許中熹 江志康 周芳聖 / 採訪報導黃心亮 / 整理報導台灣曾經是全世界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受難人數超過2萬人,然而卻一直沒有一個紀憶日來告慰受難者,並警惕當政者。終於在數十個公民團體的倡議下,行政院正式核定5月19日為「白色恐怖記憶日」。一起來回顧台灣經歷的傷痕與歷史記憶。 回顧白色恐怖時期 台灣如何面對歷史上的傷疤? 如果說記憶是通往過去的甬道,那麼,時間必然是最大的阻礙。回顧台灣歷史上的傷痕,模糊的歷史記憶,也讓許多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誤以為228與白色恐怖是同一件事。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王美琇說:「白色恐怖對台灣影響非常深遠,而且時間很長,從1949到1992年,長達43年,受難前輩大約2萬多人,受影響的家屬20幾萬人,竟然沒有一個記憶日來記取這個教訓。」 從專制獨裁體制過渡到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走得非常艱辛。即使到了2024年的今天,面對加害者、面對歷史記憶,還是有一批人認為掀瘡疤只會製造族群對立,過去就應該讓它隨風而去。 但是,面對這個艱困的工程,德國與韓國有著不同的作法,德國把苦難記憶融入生活之中,韓國則是把歷史記憶視為珍貴的遺產。 德國威瑪的街道上有很多絆腳石,實際上是一個個寫著被迫害猶太人名字的紀念碑,目的是喚醒人們的記憶。(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缺乏共識 台灣轉型正義漫漫長路 台灣與韓國民主化時程非常相近,1987年6月29日韓國發表「民主化宣言」,7月15日台灣宣布解除戒嚴,只不過30年過去了,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卻截然不同。韓國人民對於獨裁政權的態度是團結一致的,而台灣人面對228與白色恐怖,卻還沒有明確的共識。相較於同樣經歷獨裁統治的國家,台灣轉型正義的步伐遲遲無法大幅邁進的主因,關鍵還是在於「沒有加害者」。 濟洲4.3和平基金會室長梁貞心說:「在濟州島,比任何其他地區都更加團結,這就是為什麼,能夠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轉型正義,因為一起合作,力量會比較大。」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說:「沒有清楚掌握過去的歷史,沒有辦法面對現在,更沒有辦法走向未來。台灣呈現出一方面政治狂熱,一方面極度不信任政治,這兩個是矛盾的。」 林佳和表示,對政治狂熱,代表人民認為政治能解決問題,所以需要關心它。可是台灣的時空同時出現這兩個衝突,卻會讓民主走向陰暗的那一端。 台灣共生青年協會更在中正紀念堂前,主張「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民主化超過30年的台灣,但在大學校園中仍然怯於聲討國家暴力。座落在台灣大學的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對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來說,是重要的里程碑,但關於紀念碑上的碑文,卻引起爭議。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張龍僑說:「學校說寫國家暴力不行,改成推動民主就可以。」 15個字的碑文一度是空白的,原因是其中的「國家暴力」4個字,必須通過校務會議的審核。(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白色恐怖受難者透過文字 喚醒被遺忘的歷史  陳列,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之一。1969年,他抱著史懷哲的精神,來到交通極度不便的花蓮任教。1972年,為了準備研究所考試,陳列辭去教職,借住在太魯閣禪光寺讀書,而就在1月份一個寒冷的夜晚,陳列被逮捕了,理由是在學校跟學生說「反攻大陸」是沒有希望的。 再次回到禪光寺,陳列對於當年被捕那晚的記憶,依舊歷歷在目。(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陳列所撰寫的《殘骸書》,獲得了2023年台灣文學獎的金典獎。他說《殘骸書》的寫作,就像是潛入沉船的最深處,雖然沒有能力記錄所有受難者的故事,也沒有辦法處理自己所歷過的一切,但卻能夠感受最觸動人心的部分。 因此,陳列希望這本書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台灣走過的白色恐怖歷史,了解曾經有一群人長期被台灣社會遺忘,他們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犧牲者、反抗者、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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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下的青年自覺運動–回顧「統中會案」
台灣轉型正義的道路上,許多事件都值得更多省思與關注。1969年2月的「統中會案」,被逮捕的主嫌,為什麼要判處15年到無期徒刑、死刑的重刑?統中會案「首謀」許席圖甚至被刑求到心神喪失。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白色恐怖下的青年自覺運動,又是如何崛起的? 求處重刑!為何青年自覺運動成員一夕被捕? 台灣曾經是全世界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當時的統治者為了鞏固獨裁政權,以反共之名,開始肅清所有的反對勢力。1969年2月,串聯近20所學校、擁有8個分會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數百名成員一夕之間全被逮捕。 白色恐怖受難者呂昱(呂建興)說:「在一個晚上,十幾個人來敲門,當時我已經在睡覺了。結果把我叫起來穿衣服、戴上手銬,三部吉普車在等我、直奔高雄。到高雄後,有一棟民宅,我進去之後,一整排都是我的同學。」 隨後,呂昱以《懲治叛亂條例》被判處無期徒刑,而他的大師兄許席圖,則是因為被刑求導致精神分裂、心神喪失。雖然警總依法暫停審判,但是蔣介石還是直接裁示不得停審,應判處死刑。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進金說:「國共內戰期間,解放軍和國軍是第一條戰線,學生運動是第二條戰線,國民黨節節敗退。所以國民黨來到這邊,他會記取教訓–學生我一定要控制住,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早期會有救國團組織,為什麼《自由中國》雷震一直在罵它破壞教育體制。」 1963年5月18日,就讀台灣大學的美國留學生柏大恩,投書報紙批評台灣瀰漫自私、冷漠等社會現象。兩天後,就讀台大的陳鎮國以及就讀政大的許席圖決定成立自覺會,以「我們不是自私頹廢的衣袋」為宗旨,號召學生從事社會服務。 於是在救國團的默許與協助下,參與活動的學生一路從大學到高中,自覺會組織也快速發展,包括馬英九、謝長廷、秦金生,當年都是熱血的自覺青年。不過,就在組織壯大後,自覺會想做的事越來越多,與救國團的衝突也就與日俱增。 「統中會」成員遭逮捕 刑求過程毫無人道 為了擺脫救國團的控制,許席圖與呂昱另外成立了「中國統一事業基金會」,雖然參與人數只有數十人,但是情治單位依舊認定,統中會的最終目的是奪取政權、推翻政府。1969年1月18日,警務處召開第二次會議時還誇大表示,統中會已經在新竹掌握一支政府軍隊,同時在香港跟馬來西亞也有活動,於是在2月10日展開大逮捕。 這是呂昱住了三年的房間,也就是他寫《45號房那一夜》小說的房間。在那時候,這個房間最多關了12個人。(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為了羅織罪名、取得自白,統中會成員被逮捕後開始被刑求,呂昱表示,3天3夜的疲勞審訊只是基本消費,寒流來襲脫光衣物,用風扇吹冰塊也只是小菜一碟。真正令人膽顫的是電擊牙齦,還有俗稱「揹寶劍」的酷刑–兩隻手在背後扣住並戴上手銬,將人吊起來,昏迷後再用冰水叫醒,不斷重複這樣的過程。 1971年4月13日,五名統中會主要成員判決確定,劉秀明判處15年有期徒刑,周順吉、莊信男以及呂昱則是判處無期徒刑。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崩殂,劉秀明刑期減為10年,呂昱等人降為15年,同時在1984年2月刑滿出獄。 而就在多年之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呂昱從陳進金副教授口中得知,當年應該被槍斃的許席圖竟然還活著。這也讓很多人訝異,許席圖究竟如何逃過蔣介石的槍決批示。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進金說:「以前的軍法判決,第一審上去總統核覆就是要槍決。我的解讀是,他們要審判的時候要求再做精神鑑定,證實許席圖罹患精神疾病,所以第二次的資料裡,沒有他的判決、沒有許席圖的資料。」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核定 盼未來持續重建歷史記憶  多年後,在花蓮玉里醫院,看到老朋友的靈魂一直被囚禁在22歲。60年來,許席圖的人生,始終無法翻頁。即使台灣已經民主化35年、政黨已經輪替三次,類似的情況依舊存在。 60年沒見面,許席圖認出劉秀明、呂昱,彼此感動不已。(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辱罵蔣介石而被判刑8年的閻啟明,目前住在花蓮榮民之家,雖然有妥善的醫療照護,但諷刺的是,他每天還是得跟蔣介石碰面。(圖/李惠仁電影工作室) 有鑑於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至少摧毀2萬人的青春、自由,甚至連生命和財產都被奪走。於是數十個民間團體、超過520位發起人,積極推動519白色恐怖記憶日,希望在歷史記憶的重建中,能夠建構台灣人的精神圖像,讓記憶成為人民一起前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