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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2024美選倒數計時，候選人政策對台灣的影響？

邱惠恩周明文 / 採訪報導許為庭 / 整理報導2024年被稱為「選舉年」，全球共76國舉辦大選，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無疑是今年眾所矚目的壓軸場。隨著俄烏戰爭、中東戰爭、印太緊張局勢等地緣衝突下，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美國下任領袖的選擇更顯關鍵。身在地緣衝突最前線的台灣，專家對台建議有三：切勿選邊站，而是成為美國兩黨共識議題；培育國際談判人才，以及新東向台商須留意友岸外包趨勢。非典型美選「我們將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打著跟2016年選戰一樣的口號捲土重來，投入2024問鼎白宮之戰，「川普成為公眾人物到現在其實都滿一致的，」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方隅指出，川普所有的選戰語言、策略、政策說服的方式以及得罪女性與少數族裔的歧視語言皆從未改變。經典例子是川普在與賀錦麗（Kamala Harris）電視辯論會上，說出海地移民會吃貓吃狗的言論，引起譁然，儘管沒有官方數據或文獻證明此事。又，川普曾質疑賀錦麗「一直以印度人自居，突然間轉變成黑人。」事實上，賀錦麗母親是印度裔、父親是牙買加裔。 78歲的川普原本是川普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後來跨界主持實境秀節目《誰是接班人》，獲得全國知名度，2015年6月宣布參選總統，成功登上第45任美國總統。2020年連任失敗，作為曾被彈劾、且面臨多起訴訟的前總統再次參選，這在美國歷史上十分罕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也是非典型，他是美國第一位女性、且為亞非裔的副總統。賀錦麗是舊金山地方檢察官出身，曾任加州總檢查長和一任參議員。長達34年的公職與政治生涯，在全美聲量中是安靜的存在，結果卻在選戰倒數100天時，臨危受命批上選戰袍。 60歲的賀錦麗一出線，他魔性的笑聲被川普評為「瘋子大笑(laugh of a crazy person)；但在競選團隊的操刀下，成為網路迷因，全網暴紅，對比常攻占版面的川普，賀錦麗確實殺出一條血路，得到普羅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目光。兩位候選也各自得到名人加持。川普最有名的支持者就是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不僅站台，甚至宣布，在11月5日投票日前，每天都會隨機抽出給簽署「支持言論自由與擁槍權」網路請願書的搖擺州選民100萬美元(約新台幣3200萬元)，此舉引起譁然。賀錦麗的支持者則是兩大流行天后碧昂絲（Beyoncé）跟泰勒絲（Taylor Swift）。泰勒斯在IG發言力挺賀錦麗，署名「沒小孩的養包女」，回擊川普副手范斯（J.D. Vance）曾抨擊賀錦麗是「沒小孩的養貓女」。瘋子政治學川普此次競選，仍揮舞「美國優先」大旗。過去在任總統期間，川普直接「退群」國際組織，包括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以及美加墨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儘管最後NAFTA重啟談判，沒有解散，但一連串的退群舉動都顯示川普濃濃的孤立保護主義味道。「你要影響世界才有辦法偉大，」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林建甫認為，美國老百姓不在乎「退群」，但美國退群後，對世界影響力變小，如何偉大？在外交上，川普將美國傳統盟友都指認是占美國便宜，祭出保護費說法。包括今年2月10日曾公開說，北約成員國軍防支出占比太低，「你想當賴帳的人嗎？他說是，如果是這樣，我不會保護你，我會鼓勵他們（俄國）為所欲為。」對於獨裁政權引起的地緣政治衝突，川普表示，如果是他在任，他會轟炸莫斯科；如果中國犯台，他會轟炸北京，又說中國如果「進入」台灣，他將對中國課徵150%至200%的關稅。與此同時，川普又說他與中國主席習近平、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俄羅總統蒲亭都「關係良好」。細數川普的外交經歷，確實與獨裁政權的領導人都見面過，甚至與習近平見面多達四次。「他的外交思維是一種交易式的思維模式，」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方隅指出，川普把美國傳統強調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先放一邊，「所有事情都可以拿上談判桌談，所以的確是跟這些領導人都有見面的機會。」川普不可預測的言行成為標誌性的治理風格，「這叫瘋子政治學，當你夠瘋狂的時候，別人會怕你，不知道你會做什麼，」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嚴震生表示，他人會忌憚不按理出牌的人，在外交上有談判優勢。「但反面就是對美國的盟友來說也是不確定性的，」陳方隅認為，由於盟友國不清楚川普的底線，「對美國的信任度也會下降。」他進一步指出，川普亂放話還會影響到台灣形象。譬如川普說台灣軍備預算太低，都不想自我防衛、不負責任等言論。事實上，台灣國防支出占GDP2.6%，比大多數北約國都還高。「甚至會引起疑美論，質疑美國只是想敲詐台灣，並非真心幫助，」陳方隅分析。川普在2020，促成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巴林達成和平協議。「能讓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坐下來談，確實是滿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陳方隅也指出，從後來的衝突再起，就能知道衝突的根本性結構因素不是簽了幾個協議、造訪見面幾次就可以解決的。但另一方面，俄烏、中東、印太等衝突，確實都是在拜登任內陸續發生與加劇的。「民主黨沒辦法用提供援助，作為要求對方走上談判桌的強而有力的工具，」嚴震生分析，這是民主黨政府的糟糕之處。美國共識:抗中雖然美國兩黨競爭激烈，但在中國議題上是一致的，都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以國防戰略來說，2017年川普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陳方隅指出，美國政府「傾全政府之力(Whole-of-Government-Approach)」圍堵中國，開始跟中國展開競爭賽。拜登任內，加深加廣印太戰略的連結。包括成立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係（AUKUS）。連續舉辦四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還促成美日韓三方安全會談，「促成日本韓國兩個世仇、死對頭的國家坐下來談，並且簽署合作協議，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陳方隅分析，這對台灣有直接影響，日韓願意合作，韓國穩定韓半島，假設台灣海峽有事，美國與日本就能專心處理台灣海峽議題。經濟上，川普開啟貿易戰，或稱科技戰。其中，被針對最多的國家就屬中國。林建甫分析，川普由於孤立保護主義的思維，認為其他國家都在占美國便宜，因此以關稅為主要手段，希望讓製造業回流美國。關稅戰後的實際成效呢？林建甫分析，美國進口商得支付調漲的關稅，並轉嫁成本給消費者；第二種，要求對方出口商付關稅，但研究證明此方面力量不大；最後，出口商會重找供應鏈，免掉關稅困擾，但是新的供應鏈談判曠日廢時。此次川普仍打著製造業回流美國的口號，便曉得過往實際成效不如預期。「我覺得川普不夠誠實面對這個問題，」嚴震生指出，在全球化的分工鏈中，美國製造業競爭力已然下滑；最具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也以亞裔居多，造成白人沉重的失落感，「川普騙他們說我可以把汽車工業、鋼鐵工業再帶回來，其實真的很難。」出身中產階級的賀錦麗，以重建中產階級為政策主旋律，擬推動史上首個禁止廠商哄抬物價的聯邦禁令、提供新生兒家庭6千美元的抵稅額、調降企業稅率從21%至28%。但是對於減稅後的舉債預算從何而來，賀錦麗團隊並無正面回應。各界預期賀錦麗無論內政或外交都將延續拜登模式。雖然拜登不以關稅為主要手段，但仍部分延續川普時期的關稅政策。今年5月中旬，也對總價值18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2022年8月9日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要與中國爭奪晶片霸權。該法案承諾向在美國的半導體產業投資520億美元，包括赴美投資的台積電、三星等外國公司。接著，拜登針對出口至中國的高階晶片、超級電腦、半導體設備與相關人才相繼祭出管制。「拜登時代對中國的卡脖子政策，某些卡得非常緊，尤其在晶片，」林建甫指出。台灣因應之道經濟上，各國開始重視國防安全、邊境安全、供應鏈安全的「友岸外包模式」，林建甫表示，傳統經濟學講Just in Time，意即供應鏈即時趕上與壓低成本；友岸外包則是Just in Case，你要為「萬一」做準備，以安全為優先考量，而非成本。因此，林建甫強調，對於想跟美國做生意、甚至在美國落地生根的台商一定要有友岸外包的思維。如果是以大陸市場、甚至大陸內需市場為主的台商，一樣要有友岸外包的思維。外交上，政治生涯大多以內政為主的賀錦麗，在熟稔外交事務的拜登手下，外交發揮空間著實不大，被各界戲稱外交盲。對比拜登多次公開中國若犯台，美國必定軍事協防的言論，賀錦麗都以「不回答假設性問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包括協助台灣有自主防衛能力」帶過。「拜登這樣講其實是不正常的狀況，」陳方隅指出，賀錦麗的回應是美國傳統路線：戰略模糊，不明講是否協防台灣，因此拜登每次講完，一定有國務院或白宮官員出來講說一中政策不變等言論。川普方面，有別於過往，本次競選時，川普多次提到台灣，但皆為負面內容，包括提出台灣國防支出應提升至占GDP 10%的天文數據、台灣搶走美國晶片工作、台灣太遠難以協防等。甚至曾任職川普政府的官員也爆料說，川普曾言，台灣是筆尖、中國是桌子。本屆除了選出美國正副總統之外，任期兩年的眾議員，今年435席全面改選；任期六年的參議員，每兩年改選一百席中的三分之一席，與選民權益更加緊密。嚴震生指出，「當川普瘋狂的時候，國會要正常，但是國會也不敢正常，」如果參眾議院都被共和黨掌握，那就失去制衡的力量，也對台灣最不利。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國共和黨籍前俄懷明州聯邦眾議員麗茲．錢尼（Liz Cheney），因為反川普的言論，即便他貴為前副總統錢尼之女，2020年得票率逼近7成，仍然在尋求三連任的黨內初選慘輸，得票率僅28.9%。「與川普相抵觸的共和黨黨員，在初選中就會被清算，」嚴震生觀察。對此，陳方隅強調，台灣應該讓台灣議題成為美國兩黨共識，而非選邊站，不能被說了什麼就跟另一黨抱怨，將台灣議題變為兩黨互相攻訐的武器。如同賀錦麗競選時所言，「這是兩條路的選擇」，一個是單邊談辦，一個是多邊協商；一個是孤立保護，一個是自由開放。無論面對哪一種白宮新主人，林建甫建議，台灣極需培育國際談判人才，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有能力與之團隊協商、談判，謀求雙贏局面。他進一步指出，台灣在公共政策治理上，有許多可讓美國借鏡之處，例如美國城鄉同質性高，不像台灣推動一鄉鎮一特色，或許可推動地方合作。在美國16年的陳啟耕，目前是加州柑縣台美商會僑務委員。他觀察，台灣議題在美國社會與政壇的能見度愈來愈高，「10多年前，很多人不知道台灣，把台灣誤會成泰國(Thailand)，」如今，從珍珠奶茶、周杰倫、一直到為何用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參加奧運等事都引起美國人好奇。再加上帶來投資、甚至成為選民的台裔與台商都可望成為影響美國參眾兩院的重要草根力量。北美華人會計師協會創會會長林清吉，赴美生根45年，他以雙重課稅為例，台美雙方希望能將目前30%的稅降至10%，目前眾議院已通過，就等參議院結果。一旦通過，在稅務上，台灣廠商將與其他國家公平競爭。這需要台灣政府與當地台商、台裔選民繼續共同遊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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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婦女多辛苦日治台灣女性很瞭

結論先講：現代職業婦女常處在家庭職場兩頭燒的狀況，此生活型態濫觴可追溯至百年前的台灣──日治時期。此時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重重困境中，走出閨房與廚房，進入學校受教育，具備知識與技能後登上職場舞台，同男性一展長才，是台灣職場的先鋒部隊。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戰爭等種種困境中，登上職場舞台，是臺灣職場的先鋒者。（圖一／獨立特派員）日治時期的女性教育公視採訪團隊3月周末一早從台北出發，通過每天都塞到不行的雪隧，沿著蘭陽溪開入山區，歷經三個多小時，終於抵達宜蘭縣大同鄉的泰雅族部落，採訪報導的主角之一──戴金葉女士。生於昭和四年的泰雅族女性戴金葉。（圖二／獨立特派員）高齡94歲的戴金葉阿嬤生於昭和四年（西元1929年），她對著鏡頭用日語介紹自己：「我的高山族(泰雅族)名字叫Kumu Suyang、日文名字是重松正子、中文名字是戴金葉」。戴金葉的三種名字代表著原住民在日治時期的三重身分，「日本人說我們是高山族，叫我們好好讀書，不上課的人會被抓去上課，」戴金葉回憶兒時的校園生活，最喜歡日語課跟數學課。然而，老師將學生打到頭破血流的嚴格手段令戴金葉至今難忘，「不會讀書的小孩子，老師會打，他們都不敢去學校，跑到山上躲起來，找不到，」好在戴金葉在全班23人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從未被老師處罰過。霧社蕃童公學校。（圖三／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戴金葉帶著記者走訪離家走路不到5分鐘的學校，現址為四季國小，日治時期是「蕃童教育所」，或稱「蕃童公學校」，是專門給原住民讀書的學校（表一）；當時給漢人就讀的學校稱為「公學校」，日本人就讀的學校為「小學校」。教育以日文為主，部分學校設有漢文科。然而，接近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了貫徹皇民化運動，避免台灣國民覺醒，全面廢止漢文科目。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制度。（表一／獨立特派員）其實殖民政府鼓勵就學並非為了照顧教育權，「受教育是一種教化的手段，也是一種控制手段，因為要在想法、生活習慣上符合殖民統治；但另一方面，他們學習到更多知識，」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賴淑娟，做過四位生活在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女性口述歷史，戴金葉也是其中一位。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之一是唱歌跳舞。（圖四／獨立特派員）記者詢問戴金葉最快樂的校園記憶是什麼呢？原本行動不便的戴金葉想都沒想地直接站起來唱跳日本歌謠：歌名：《父親啊　您真厲害》（歌詞）父親啊您真厲害在頭盔都會燒焦的炎熱天氣下與敵人的屍體共眠啜飲泥水啃嚥雜草在荒山野嶺中行走了幾千公里打仗打得真的很好這首1939年戰爭時期發行的歌謠，是安慰並頌揚為日本天皇出征的軍人，「我們到圓山的日本軍醫院唱歌跳舞安慰軍人（指當時的高砂義勇軍），」戴金葉說。這顯示出日本殖民政府藉由教育培養台灣民眾效忠日本天皇的忠誠心。日本殖民政府不僅強迫原住民接受教育，也同樣強迫漢人，然而成效不彰，尤其女性。走出閨房上學校不容易　台灣女童日治時期就學率。（表二／獨立特派員）根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游鑑明研究（表二），1919年台灣女童在學率只有7.36%，到了1943年也才60.85%，等於100位女童中，有40位是文盲。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女性是家庭重要的生產力，教育顯得無足輕重。「特別是鄉下地方，他覺得女孩子可以在家裡幫忙，以及帶弟弟妹妹，為什麼要讓他出去唸書，念書沒什麼好處，最後還不是要嫁人，」游鑑明分析。以戴金葉為例，即便學業優異，13歲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在家裡菜園工作，未再升學唸書，「泰雅族以父系為主，當家裡需要人力工作時，誰有機會可以唸書呢？還是以男生為優先，所以戴金葉阿嬤一直覺得很惋惜，」賴淑娟說。再者，當時女老師人數極少，「家長會覺得不要送女孩子去上課，他們不希望是男老師，」游鑑明說。即便具備家境富裕、家長有意願讓孩子升學，孩子也有唸書能力等條件，最高學歷只能就讀當時專給台灣人就讀的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現今的中山女高)，游鑑明解釋，「妳要去考日本女學生比較多的學校，像一高女、二高女，你不太容易考上，幾乎沒有機會，因為你念的是公學校，不是小學校，課程課本不一樣」。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女子家政學校，圖為彰化市家政女學校學生裁縫課。（圖五／圖片來源／陳鳳慶） 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類似現在高職的實業學校，也就是女子家政學校，又稱作新娘學校。但凡嫁作人婦後所需的技能皆是教學內容，包括烹飪、裁縫、園藝、農業等。無論是女子家政學校或是高等女學校都已經是當時女性的教育天花板，如果想再獲取更高學位，只能到海外深造。學校畢業後，便是就業。台灣女性職場初登板這批受過基礎教育的女性，畢業後開始就業，這是台灣女性歷史上的職場初登板。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圖六／獨立特派員） 1930年《臺灣民報》連著幾個月大篇幅報導〈職業婦人介紹〉。以工廠女工來說，報導指出，台北專賣局的煙草女工，薪資不高，但生產、生病、死亡皆有補助，並享有年金。採茶女工則是靠技術決定收入高低，一年中約有八個月在外工作。報導也批評，織襪女工一日工作十多小時，薪資不過三數角錢，是勞力多收入少且無衛生可言的血汗工廠。應聘條件部分，煙草女工至少要公學校畢業，且日文流利；織襪女工則無須學歷，甚至女童亦可上工。公共汽車逐漸普及，出現女司機、女車掌。圖為1930年《臺灣民報》報導。（圖七／獨立特派員）另外，公共汽車逐漸普及，1928年台北州出現唯一一位女司機。《臺灣民報》也報導新興職業「女車掌」，值勤時間超過15小時，但報酬較為豐厚。報導引述公車會社說法，指應聘者「不是美人，亦當有幾分愛嬌和親切的體態，才得受採用」。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圖八／獨立特派員）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台灣婦人界》亦專文介紹女性工作，包括銀行、公家機關、高級官員、教師、打字員等，也可以自己當老闆開化妝品店或者和服店。甚至提及軍事基地維修員，包括維護機體、調整引擎，強調這是一份為國盡忠的職業。當時，新式娛樂場所逐漸興起，包括遊樂場、撞球場或是台南的林百貨等，許多新興職業應運而生，「你可以感覺出來現代化的那種生活方式，城市的興起，甚至餐廳、咖啡都出現，這些都提供了女性工作機會，」游鑑明分析。《臺灣民報》以女子高貴的天職為標題描述看護婦（現今的護理師）。（圖九／獨立特派員）日本殖民政府引進西方醫學，因此出現了「看護婦」一職，也就是現今的護理師。《台灣民報》稱看護婦為「女子高貴天職的職業」。然而，當時沒有專門的醫學教育培育看護婦，而是在醫院或醫學校附設二年制或三年制的「看護婦講習所」。「女教師」也是新時代職業，但與看護婦一樣，沒有專門培育的師範學校，必須念完高等女學校後，再念其附設的講習科，通過後才可教書。游鑑明分析，這些女教師成為殖民政府推廣女性就學政策的廣告招牌，「女教師做家庭訪問，讓父母知道，女老師自己受了教育，當了老師，成就不一樣了，而且他親自到家裡勸我們女兒去念書」。助產士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圖十／獨立特派員）被《臺灣民報》稱為最為獨立自由的職業則是「助產士」，俗稱產婆。但與傳統產婆不一樣，助產士經過二或三年的助產士講習課程，之後通過筆試與實地考試，取得執照，方能執業。游鑑明研究發現，當時助產士已善用報紙廣告版面來宣傳，通常跟醫生醫院一起登廣告最多，其次是商家，「甚至有電話號碼，讓人家可以打電話，已經很現代化」。與教育一樣，殖民政府鼓勵就業並非照顧工作權或讓女子得以發揮所長，其終極目的是動員大量勞動力來發展台灣經濟，以滿足日本內需與軍事擴張需求，「這是一個同化政策，但是它也把現代化的東西帶進給台灣的女學生，或者我們說男性也一樣。所謂的現代化就是你可以運用新的方式去運作你的工作，」游鑑明分析。兼顧家庭職業的職場女性還有一個時代限定的職業是「電話交換手」。電話交換手是一種時代限定的職業，如今已消失。圖為臺北郵便局電話交換室。（圖十一來源／廖明睿）不同於今日，當時打電話需經由一位人員協助「交換」，並確保通話品質，由於交換手會聽到部分通話內容，因此道德操守有一定要求。陳鳳慶翻開泛黃的相簿，裡面黑白照片，有一半是他的母親凃寶蓮女士，生於大正四年(西元1924年)，14歲畢業於桃園第一公學校。當時恰巧師丈任職於桃園郡警察課，有一「電話交換手」臨時缺，由於警察課屬敏感單位，經由四位學校老師一致推薦，凃寶蓮得以擔任此工作。凃寶蓮後調陞為正職員工，負責管理戲院、自動車、唱歌以及青燈戶等業務的衛生與秩序。凃寶蓮（前排右一）生於大正13年，曾於二戰時期擔任電話交換手，即時通知民眾空襲警報。（圖十二　來源／陳鳳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頻繁空襲台灣，凃寶蓮重掌空襲警報以及敵情電話通報系統，讓一般民眾即時躲避空襲。此任務有多艱鉅呢？陳鳳慶舉例，「一個是新北市的新莊，一個是桃園蘆竹的新庄仔，台語音非常接近」，但是敵機的方向是完全相反，如若判斷錯誤，後果不堪設想，「我媽媽一個是刻苦耐勞，另外一個是說他膽大細心，這時候就只能啟用這些老手」。儘管城市發展興起，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但女性仍會遇到職場天花板。女性職場天花板女性就業攔阻之一，即是結婚。戴金葉自蕃童教育所畢業後，便留在家幫忙。直到17歲陪嫂嫂去羅東大同醫院看病時，醫師看中戴金葉勤勞靈巧特質，讓戴金葉擔任打掃醫生家務、給藥餵藥等工作。後因家裡安排婚事，戴金葉雖不捨，也只能辭掉工作順從家裡安排。凃寶蓮也遇到相同狀況，15歲時母親因生產去世，作為家中長女，他既要上班賺錢養家，下了班繼續做飯照顧弟妹，「為了照顧弟弟妹妹可以犧牲青春；為了處理父親的善後(身後事)，他可以放棄助產士的證照；他可以繼續在公職平安(就業)又可以領月退，結果他沒有，就是為了善盡媳婦以及太太的角色，」陳鳳慶說。像凃寶蓮與戴金葉這樣受過教育，在人子、人妻、人媳以及人母等多重角色下掙扎的職業婦女經歷，是日治時期部分女性的縮影。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圖十三／獨立特派員） 1938年《台灣婦人界》雜誌專文討論〈職業婦女與結婚問題〉，文中指出過去「女性與男性同在職場上競爭，會被認為沒有淑女特質，不像女人」，但隨著時間推移，「對女性人格、才能漸有尊重傾向，過往女性是男性隸屬物的封建糟粕思想逐漸消失」。不過文章中仍然批評過去「職業婦女常自負為新銳女性的錯誤想法，婚後往往成不了賢妻良母，如今很多職業婦女因自覺是女性，進入家庭也能成賢妻良母」。反映出社會價值觀仍期待女性「以家庭為主」，其次才是職業。女性職場天花板還包括性別、學歷、種族。游鑑明以女教師為例，日治時期台灣女教師的薪資比日本男性、日本女性、台灣男性低，「他們認為男性有受過正規的師範教育，薪水高合理，最不能接受的是日本女性與台灣女性一樣只有講習科學歷，可是薪水卻比較高」。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四／獨立特派員）當時針對女性的教育體制最多只到高等女中，因此部份職業受限於學歷不夠，女性難以擔任，例如女醫師。當時台灣並沒有提供女性的醫學教育體制，想成為醫師必須到海外念書。因此直到1921年，台灣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醫師蔡阿信，自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畢業回台執業。另一種職業天花板是殖民政府的政治考量。賴淑娟研究，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培養原住民女性成為看護婦（即現今護理師），以利其需求與管控。即使有諸多天花板限制，游鑑明指出，當時部分女性對自身權益不再沉默，像是婚姻自主權較高，「我們發現有女老師結婚後先生外遇，後來選擇離婚，他不會因為那個時代覺得離婚是一件不名譽、不光彩的事情而不敢離」。 1930年煙草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明受到不當待遇。（圖十五／圖片來源／游鑑明）甚至1930年煙草工廠發生盜煙事件，監督以搜身為由輕薄女工，引起女工向《臺灣民報》投書表達不滿，類似今日媒體爆料發聲。「可以感覺出來，女工已經有自主意識，」游鑑明說。這群女性的歷史在過去鮮少被記錄下來，甚至不認為是有價值的歷史，只能塵封在老照片、舊影像中。「我們小時候或者日治時期的文獻，對於原住民女性就兩個字『蕃婆』，她們的生命經驗沒有人知道，」賴淑娟因此投入這方面研究，期盼有更深更完整的認識與挖掘。游鑑明研究「中國與台灣女性史」長達39年，他認為「女性本來就在歷史裡面，可是沒有人去書寫他。現在我們把他書寫進去的時候，你才會瞭解他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種族、性別、階級的差異底下，他們是好不容易擁有工作權，那他們又如何去爭取他婚姻的自主」，如果不書寫，我們後人永遠無從得知，或者說，後人難以完整的瞭解那時代的歷史。這是他們的歷史、是女性的歷史、是我們所有台灣人的歷史。（※邱惠恩、羅盛達、鄭仲宏／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