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抗議，並且四處追捕抗爭者。不少人選擇逃到鄰國，但來自緬甸的威脅與跟騷擾仍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躲避追捕。人在他鄉的流亡者生活困難、經濟拮据。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相反的，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三年來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經過將近四年的抗爭，反抗軍雖然屢獲捷報，但已經損失慘重。獨立特派員採訪團隊近距離採訪了位於泰緬邊境的祕密反抗軍照護中心以及心理創傷治療中心，有的人傷重不治、有人幸運存活，活下來的人要面對的除了是身體殘缺的困難，還有不少人心中的傷痛更是難以痊癒。一起跟著獨立特派員特約記者楊志強及蘇威銘，深入了解這些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

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四處追捕抗爭者，來自緬甸的威脅與騷擾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而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台灣聲援緬甸聯盟  成為流亡者的堅強依靠 台灣聲援緬甸聯盟的創辦人杜可可與他的團隊，在2021年2月緬甸政變之後，持續為國內的反抗勢力募款，至今已經將近三年。他們除了跟在台緬甸社群募資之外，台灣的團隊也加入了國際串聯，向全世界的海外緬甸人募款，並且頗有成效。 杜可可表示，政變持續越久，軍隊會越累，大家也都會累，但募款支援前線能停止嗎？如果停止後，其他人也跟著停掉怎麼辦？他說：「我不可以停，我不管怎麼累，還是要做。」 台灣的募款不能停止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緬甸，有很多人需要來自國際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他們來說甚至可以救命。 從事反抗運動遭緬軍追捕 流亡者的一線生機 接受台灣緬甸社群資助的流亡者為數眾多，其中一位就是Tokyo。今年剛滿30歲的Tokyo，在緬甸發生政變之後，他就加入反抗活動。當時，Tokyo跟志同道合的夥伴組織了線上支援小組，透過各種方式的連結，並且從網路上學習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抗爭知識。他們將這些方法，帶入到自己的反抗活動之中。 這是仰光即時的軍事哨口訊息，讓城市游擊戰的人可以查看，在現場的人可以藉由這個地圖程式避開警察。（圖／獨立特派員） Tokyo在仰光進行了地下反抗工作一年後，緬軍發現他的蹤跡，他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得以脫逃。在泰緬邊境城市待了幾個月後，又發現遭到跟蹤、追捕，甚至軍政府的人，還追到他躲藏地點的門外叫囂、威脅。 在Tokyo最徬徨、最害怕的時候，杜可可以及台灣聲援緬甸聯盟，透過海外緬甸社群的相互通知，即時發現了他的需要。Tokyo說：「他會幫助我繼續從事線上支援反抗的工作，他也說可以保護我的安全。當我決定要逃離城市時，我獲得很多他的幫助，除了金錢支援之外，也還有很多情緒上的支持。」 與日本記者合作 緬甸流亡記者如何找回「聲音」？ 這三年來，除了Tokyo之外，還有其他緬甸流亡者也面臨著軍政府追捕，還有各種其他的生存危機。 直播中，記者H對著鏡頭說：「我有相機、我有帽子，我們是記者。民眾現在對我們有一些敵意。」現場十分混亂，H為了自保，在直播上露臉、公開身分，解釋他面臨的困難。但是，災難也就此降臨。 這個畫面播出後的當天晚上，軍方就到緬甸自由媒體中心突襲要抓H，從那天起，H就開始逃離、躲藏。（圖／獨立特派員） 緬甸流亡記者H對著鏡頭說：「後來我徒手泳渡莫艾河，水的深度已經到達我的下巴。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在三天內努力游了五次，才能抵達對岸。」他逃到泰國之後，原本以為可以喘一口氣，但沒想到他卻遭到同居的室友背叛，偷拍攝他的新聞工作內容，通報緬軍。至今，H必須不斷搬家，躲避埋伏在城市裡的軍方耳目。 在手機鏡頭的另一邊是日本記者久保田徹，對H來說，在跟緬甸媒體斷了聯繫後，能遇到國際媒體，對他來說就像是溺水者遇到浮木一般。（圖／獨立特派員） 久保田徹長年進出緬甸拍攝紀錄片，他深知記錄歷史與事實的重要性。在政變過後的2022年7月，他再次進入緬甸採訪，但卻遭到了緬軍政府的逮捕。2022年11月，在國際壓力與日本政府的營救下，久保田徹在緬甸國慶時獲得特赦，讓他得以回到日本。 被釋放之後，他深感失去自由的痛苦，更同感緬甸同業無法發聲的困難，因此他與另一位也曾遭到緬甸政府關押的日本記者，一起設立了專屬的新聞網站，致力與緬甸的流亡新聞工作者合作，持續報導真相。至今已經與超過10位的緬甸流亡媒體人合作，而H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合作夥伴。 久保田徹說：「H是一名相當有毅力的記者，他曾經在抗議現場採訪，但他現在沒有辦法去了，所以H選擇利用動畫來報導新聞。他完全了解、也知道這些繼續報導的風險存在，但是他仍然選擇繼續報導。這種不屈的精神是我們相當尊敬的，這也是我們想要支持他的原因。」 遠渡重洋，跨海而來的支援，都因為被緬甸人努力不懈的反抗而感動。相反的，從遠方來的支持，也是讓緬甸反抗者，持續下去、沒有放棄的原因之一。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2021年緬甸政變，武裝陽春的反抗勢力相較政府軍的優勢武力，仍然相當脆弱。反抗軍在戰場上受重傷，必須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接受治療，還得提心吊膽擔心被緬軍發現，而受傷的反抗軍因為醫療資源匱乏，有不少人就此犧牲。在長年的戰亂下，他們飽受摧殘的心靈，又該如何得到慰藉？ 緬甸政變戰火不斷 反抗軍受重傷卻無法安心治療 2021年緬甸政變後，年輕人與老百姓提槍武裝、反抗軍事獨裁。在這三年裡，反抗者們在戰鬥中受傷、被炸彈波及，或是有戰友在自己的面前去世。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上演。 18歲的薇薇身為反抗軍，半年前在邊境的另一頭遭緬軍突襲，步槍子彈打中他的右手臂，他費盡千辛萬苦跨越邊境，甚至差一點因為失血過多而死。大部分受傷的反抗軍就像薇薇一樣，若是重傷就必須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救治，但是在病情穩定後，因為反抗軍的身分敏感，他們沒有辦法在醫院久待。 薇薇說：「有些奇怪的人會來問我事情發生的經過，問我為什麼傷口這麼嚴重？ 被問太多次我就說騎機車出車禍。我知道他們是緬軍的耳目，所以我更難說些什麼。後來有朋友來探病，我就暗示他們，我旁邊的人不能信，那時我很害怕。」 祕密照護中心成立 反抗軍安心休養的庇護所 薇薇後來透過在泰國的友人牽線，輾轉來到了這間祕密成立的反抗軍照護中心。在這裡，他終於能夠喘一口氣。 簡陋的床鋪與擁擠的空間，雖然這裡環境沒有泰國醫院舒適，但至少他們不用擔心緬甸軍方上門逮人，整天提心吊膽。（圖／獨立特派員） 一年半前在邊境的一場戰鬥，間接讓這座照護中心得以成立。SCC照護中心創辦人內齊林回想當時，他跟三名孩子還有上百位難民，為了逃命，冒著被緬軍砲火追擊的風險，徒步跨越了邊境河流。 九死一生活了下來，但他的丈夫仍在叢林裡奮戰。他不希望獨善其身，為了反抗獨裁政權，他也希望出一分力。內齊林說：「那一天，我丈夫跟他朋友打給我，請我去一間診所，幫助受傷的反抗軍，從那天至今，我一直在做照顧傷兵的事。」 雖然在照護中心的人們，行事盡可能低調、不引人注意，但仍會有疑似緬軍間諜的不速之客找上門來。內齊林說：「緬軍跟蹤我們的車，故意做得很明顯，因為他們想要讓我知道有人在跟蹤，希望我會怕，這樣我可能就會離開、放棄。」 成立一年半以來，照護中心收容了超過400位的傷兵。內齊林透過他與國際組織的人脈，還有過去在邊境經營生意的經驗，成功建立了一間讓傷兵得以安心休息的庇護所。 撫平內心的傷口 緬甸流亡者如何互相扶持？ 戰場上，士兵們身體遭到砲火摧殘，留下了一些無法回復的傷口。但有時候，心中的創傷，才是最難以被撫平的疤痕。在泰緬邊境的小鎮郊區，這個名為Joy House的機構，是由一群緬甸社工以及外國NGO工作者所成立。機構內的課程是希望幫助緬甸流亡者，可以治療這兩年半來的傷痛，一點一滴撫平心中難以言喻的傷口，一起在這個地方相互扶持。 Joy House執行長內齊（Nay Chi）說：「在這裡的很多老師、學生，在這場災難中失去了自己的摯愛。這些心中的困難是我們難以協助克服的，課程其實也沒有辦法完全幫助他們，但至少可以在這條療傷的路上，陪著他們一起走過。」 很多人申請要加入，但因為資源不夠，只能接受少部分人。這也意味著，一間Joy House不夠。需求太多，資源也消耗得很快。（圖／獨立特派員） 小提琴手蒲山在兩年前逃離緬甸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巨大的壓力，連家門都不敢踏出一步。但是朋友介紹他來到Joy House擔任老師之後，在這裡教導小提琴，讓學員們可以藉由音樂，找到心中的平靜。 蒲山說：「我第一次來教他們的時候，因為大家很陌生，所以不這麼友善。所以我跟他們說，音樂是一種不需要溝通就可以交流的語言，可以讓人與人之間產生連結。」 蒲山在教學的過程中得到救贖，他幫助了別人，也解救了自己。（圖／獨立特派員） Joy House執行長內齊說：「我們會團結，必須一起把這些過去的苦難慢慢從根部消化。我知道這需要時間，可能沒有辦法改變全國的苦難，但至少可以從我們自身開始做起，這就是Joy House正在做的事。」 這些難以痊癒的傷口將會跟著緬甸這個世代一輩子，然而緬甸社會被軍事政變撕裂的社會傷痛，更需要經過幾代人一點一滴慢慢耕耘，才有可能漸漸癒合。 （※楊智強 蘇威銘／採訪報導）

自從2021年緬甸政變後，軍政府強力鎮壓抗議，並且四處追捕抗爭者。不少人選擇逃到鄰國，但來自緬甸的威脅與騷擾仍步步進逼，讓他們必須不斷流亡，躲避追捕。 人在他鄉的流亡者生活困難、經濟拮据。但為了持續支持緬甸國內的抗爭，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尋求國際的力量。相反的，來自他國的社群也看到了緬甸人民反抗的韌性，三年來不斷輸入資源，讓緬甸抗爭的星火，得以持續下去。

經過將近三年的抗爭，緬甸政府軍與反抗軍兩邊都損失相當慘重。雖然反抗軍對於推翻獨裁軍政府的決心堅定，但是武裝陽春的反抗勢力面對政府軍的優勢武力，仍然相當脆弱。反抗軍如果在戰場上受重傷，必須後送到泰緬邊境的醫院接受治療，有的人可能傷重不治、有人則幸運存活。 活下來的人要面對的除了是身體殘缺的困難，還有不少人心中的傷痛更是難以痊癒。獨立特派員團隊近距離採訪了位於泰緬邊境的祕密反抗軍照護中心以及心理創傷治療中心，深入了解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該如何療傷。

撰文 / 駐韓獨立記者 楊虔豪 　　 韓國半導體與液晶顯示器製造商HYDIS的勞工，為抗議承接公司經營的台灣永豐餘集團元太科技解雇公司超過9成職員，兩度搭機赴台抗爭，希望獲得民眾關心，以及資方與政府的回應，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HYDIS在2003年脫離原先的母公司現代集團，脫手給中國京東方集團，卻發生中資以打通內部網絡的方式，竊取HYDIS所持有的廣視角專利技術(FFS)，涉流出技術的韓方兩名管理幹部被判刑。不久後，HYDIS又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公司申請法定管理以維持正常運作，並在2008年出售給元太科技。 　　 HYDIS內的勞工們為避免京東方「吃飽就走」的情景重演，工會在台資入主後曾發動一次罷工，要求元太科技不能只顧HYDIS的專利技術，應保障職員們的工作權，勞資雙方為此簽下協議書，承諾將妥善經營公司，且必須定期公開經營數據。 　　 但此後，台資並未將太多心力放在HYDIS上，沒有為公司做投資與進一步設備更新。韓國民主勞總金屬工會國際局長鄭蕙沅對記者表示：「元太沒有汰換或升級HYDIS設備，幾年下來，幾乎只有做機器或零組件修理而已。」 　　 「元太科技承接HYDIS的目地，是為了承攬亞馬遜網路書店的電子書顯示器案子，亞馬遜要下的訂單量很多，當時元太所持有的工廠生產能力不夠，所以才買下HYDIS。但後來，亞馬遜電子書製品銷售量還很低，訂單變少了， HYDIS來他們來說就沒有存在必要了，以元太的立場來說，就不需做研究開發。」HYDIS旗下隸屬民主勞總的HYDIS工會支會長李相穆解釋道。 　　 李相穆還透露，2012年，公司開始正式和全世界的LCD業者締結專利許可權。並以此獲得巨額利潤。  　　 2013年，資方卻開始慫恿職員們「自願提前退休」，800多位勞工有450位離開公司。 李相穆不平地對記者說道：「那時公司是說，在2013年5月底前讓員工『自願退休』，往後一年，工廠不會生產，用這樣來威脅職員，但「希望退休」一結束，隔一個月，生產線又被重啟，所以『不會有所生產』的話就是謊言囉。」 　　 而距「自願退休潮」結束不到兩年，台資又在今年1月宣布解雇355名員工。事實上，在2013年的自願退休後，公司僅剩377名職員。這波解雇擴及公司超過9成的人力。 　　 HYDIS工會主張，這違反先前的勞資協議，因為資方並未認真經營，長期來只是靠吃專利的老本在賺錢；另外，公司自去年營收首見黑字，財政狀況正改善中，沒有理由解雇員工。  　　 「一次赴台抗爭時，我們要求公開做出這項決定的背景和資料依據的理事會與股東會議紀錄。EINK副總說，資料在韓國都有，叫我們回韓國看。韓國經營層則說，這裡沒資料。兩方互打乒乓，到現在我們還沒看到東西出來。」李相穆表示。 　　 工會認為，自台灣元太科技來經營，自代表理事(社長，總經理之意)更替後，溝通上出現問題，自台灣派遣來的經營層，也沒有權限，凡事都需取得台灣方的承認才能做事，因而造成經營上出問題。 　　 記者對李相穆問道。「會不會因這次事件，對台灣的印象變得不好？」 　　 他回應：「事實上，印象變得很差。但我們第一次去台灣遠征抗爭時，勞工和市民團體真的幫忙我們很多，我們覺得很感謝。」 　　 「不論是韓國還是台灣，我覺得全世界勞工的想法應該都是一樣的。只是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下，經營層只考量錢才是問題。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對台灣民眾投射負面情感，只是對像元太永豐餘這樣的台灣企業有不好的觀感。」他最後說道。 　　 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HYDIS勞工們所展現出來的熱情活力。有別一般韓國工運給人帶來嚴肅與激進的刻板印象，他們抗爭時除了綁著頭巾呼喊口號，還載歌載舞，員工們甚至拿著自己親手繪製的諷刺卡通圖像抗議。 　　 「我們希望快樂地抗爭。」民主勞總HYDIS工會副支會長禹富基向記者說道。「解雇為元太形象帶來負面影響，我們造訪台灣時已經獲得注意，若公司堅持，我們會打解雇無效訴訟，不然元太就應該尋找新的經營者。」 　　 但是在這群員工熱情活力的背後，隱藏著許多人未能看到的辛酸苦楚。禹富基說道：「2013年申請提前離職的那些同事們，到現在多半都沒能找到新的工作。」 　　 在景氣不佳的當下，求職已是難事，許多上了年紀的人突然得找一份新工作，更是難上加難。在韓國社會，許多被解雇的人又容易被貼上標籤，難以獲得翻轉機會。 　　 19歲起進入HYDIS工作的崔智恩，本來將在公司迎接第15個年頭。在這期間，她結婚成家，並育有兩個小孩，如今卻面臨解雇。 　　 「我跟孩子說，媽媽在公司內碰到不好的事，現在可能不能工作，要跟同事們一起『與壞人戰鬥』。從台灣抗爭回來後，他們問我：『媽媽在那裡有打到壞人嗎？』我說有，但還沒那麼快結束。這種事(解雇)太難解釋了，只能用這種方式對他們說。」在抗爭集會外投，崔智恩苦笑又無奈地說道。 　　 此前，崔智恩曾在工廠內對記者表示：「真的覺得公司只是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去想解雇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辦法解決，只為追求利益，把認為是絆腳石的人們視作毫無必要，我很心痛。分明都說過是一家人，現在覺得沒有必要，就要我們都離開…」 　　 HYDIS的解雇公告自4月1日起生效。而對這些韓國關廠工人來說，一切才正要開始。  

撰文 /  劉伯姬 　　 2013年12月30日凌晨0時起，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正式全面實施，九百多名約聘僱收費員被迫離開常年工作的崗位。 　　 這群被政府BOT的國道收費員，在交通部無積極作為以及在遠通轉置爭議下走上街頭抗爭。 　　 2015年5月19日，國道收費員抗爭仍是進行式，「獨立特派員」來到屏東佳冬鄉，採訪他們之中居住在最南端的──陳于匊。為了爭取勞工權益，她總是舟車勞頓上台北。 　　 2015年5月20日，距離下屆總統、立委大選已進入倒數階段，國道收費員連同其他勞工團體，再度上街頭，要求國、民兩黨針對工人政策提出具體回應。站在雨中，陳于匊高喊，不只求個人的公平正義，也求台灣勞動環境更健全。 　　 2015年5月23日，在桃園有場勞動權保障相關座討會。法律學者在台上所講的法條有點艱澀，但是，陳于匊努力學習，為自己也為別人。 　　 這是國道收費員陳于匊的一週的抗爭流水帳，卻也看得出抗爭之路，是多麼遙遠漫長！

一連八天不吃不喝， 絕食193小時，  他們得到答案了嗎？   抗爭的路走了16年， 真的好長好長。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至今將近一年，上週這些年紀都已經七十的老人在絕食193個小時後，見到了勞委會主委，結束了這一波行動。一年來，他們曾經六步一跪到總統官邸前靜坐，在台北車站臥軌陳情，試過了各種抗爭方式，但問題仍舊沒有解決。 1996到98年間，包含聯福、福昌、耀元、東菱好幾個廠都面臨老闆跑了、工廠倒閉的命運，領不到薪資和退休金的工人組成自救會，當時也透過遊行臥軌等等方式陳情，為了趕快平息紛爭，勞委會以貸款名義把錢給了他們，卻埋下16年後今天官告民，勞委會跟他們追討貸款的紛爭，這一條抗爭路走了16年，好長好長。絕食者一連八天不吃不喝，絕食193小時，他們得到答案了嗎？在獨立特派員193個小時的紀錄中，讓我們試著找出真相和問題的解方。

一個家族有31人列入被告，牽連四代， 最小的只有國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2012年馬上就要過去了，這一年台灣發生了好多勞工抗爭事件，一直到現在，問題還沒有解決，其中包括桃園的聯福製衣廠四百多名勞工。80年代包括聯福製衣、東菱電子，好幾家大企業惡性倒閉，工廠無預警歇業，有些不但積欠員工薪資，甚至不付資遣費跟退休金，當年聯福女工甚至臥軌抗爭，最後勞委會動用就業安定基金暫時平息風波，但事情並沒有真的過去。16年後，今年有人收到法院發出的支付命令，要求還錢，這群勞工都已經老了哪有能力償還？ 於是8月份再度發動抗爭，當時獨立特派員也做了記錄與報導。在勞工抗爭壓力下，勞委會做出暫停訴訟的決議，但暫停並不表示事件落幕，獨立特派員持續追蹤，發現勞委會明年度的預算編列了一筆訴訟費，將所有保證人都列入名單，於是這個案子的被告名單越來越長，年紀最小的還在念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