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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經濟
    攝影:羅盛達
    文字:宗立婷
    2026-05-20

    從議場衝突到憲政僵局
     

    文字:宗立婷

    攝影:羅盛達袁宏書、劉建邦


    政黨輪替理應帶來民主新局,但現實卻屢屢演變成憲政僵局。從能源轉型到總預算審查,許多公共政策最後都被拉回「國家認同」的終極拷問,理性對話的空間也一再遭到擠壓。
    不論是「朝小野大」的政治對立,或是「完全執政」的權責失衡,歷任總統都難以擺脫認同分歧對憲政運作的束縛。這30年來,歷屆政府如何在外部威脅與內部矛盾的夾縫中尋求突圍,卻又反覆陷入對立與僵局?


    「一、二、三!一、二、三!」
    2024年底的立法院議場,主席台後方,一張張椅子層層堆疊,築起臨時路障;執政黨立委早在前一晚破窗進入,在門後排起人牆抵擋。門外,在野黨立委一波波試圖攻入,推擠、叫喊,讓人一時分不清眼前究竟是議場,還是戰場。

    激烈攻防一路持續到深夜,《財政收支劃分法》、《憲法訴訟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最終在在野黨多數優勢下,全數完成三讀。然而,表決並沒有讓爭議落幕,行政院隨後以「窒礙難行」為由,針對三項法案提出覆議;但最後還是全數遭立法院否決,有些法案只得依法公布施行,有些則進入釋憲程序。

    這一幕,幾乎濃縮了總統賴清德上任後的政治日常。在朝小野大的國會生態下,杯葛、表決、覆議、否決,成為反覆上演的憲政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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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2月21日 財政收支劃分法、憲法訴訟法跟選罷法朝野衝突三讀通過

    少數政府的第一次考驗

    朝小野大的政治僵局,其實早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就曾經上演。

    2000年,陳水扁以39.3%的得票率當選總統,結束國民黨長達半世紀的執政。當時總統與國會並未同時改選,總統府雖換了主人,立法院多數仍掌握在泛藍陣營手中。陳水扁曾多次提到,為了穩定政局,邀請國民黨籍、具有軍方背景的唐飛出任行政院長,籌組跨黨派的「全民政府」。然而,這場憲政嘗試很快就在核四發電廠續建議題上宣告破裂。

    陳水扁回憶,「我們的情資顯示,唐飛為了核四的議題,要在行政院會率先提出續建核四。如果由院長奉國民黨之命來提出核四不應該停建而要續建的話,那就造成另外一場政治風暴、憲政危機。」於是,就在10月3日,例行的週二下午總統與行政院長會談中,他批准了唐飛先前多次提出的辭呈。「那我沒辦法,我說我批了,不到五分鐘,他出去說他請辭行政院院長,他自己先宣佈。」

    從2000年10月宣布停建,到隔年2月重新復工,核四爭議延燒數月,甚至演變成罷免總統的政治攻防。陳水扁說,「我任內有四次的罷免案,第一次的罷免,就是為了核四停建。」形式上帶有跨黨派色彩的「全民政府」,從此退回由民進黨獨力承擔政治責任的少數政府。

    核四只是起點。

    陳水扁第一任期內,財劃法覆議與考試、司法兩院人事案雖曾艱難闖關,但在國會多數的掣肘下,中央政府總預算反覆拉鋸,三大軍購案長期延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公民投票法》也曾是朝野激烈攻防的戰場。

    「我們那麼多種不同的憲法制度,沒有一個憲法制度,是不會出現憲政僵局的。不是我們的憲政機制沒辦法解決,美國的憲政機制也沒辦法解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及歷史學系合聘教授薛化元指出,制度可以規定誰有權覆議、誰能倒閣、誰能解散國會,卻無法迫使立場南轅北轍的政黨坐下來妥協。「我們的憲法限制解散國會的條件,變成只能『被動被倒閣』,不能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樣可以主動解散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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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解決事情呢?還是要計較這是總統制?內閣制?反正我們是什麼都不是的烏魯木齊制。」(前總統 陳水扁)

    法案之爭,還是國家之爭?

    行政、立法衝突表面上圍繞著一項項具體政策,例如:核四要不要續建、軍購預算應不應通過、公投門檻如何設計、兩岸交流應該開放到什麼程度。但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看來,藍綠兩大黨在多數經濟、民生與社會政策上的距離,其實沒有外界想像中遙遠。

    「我們的執政黨跟反對黨,在經濟政策上差距不大。你如果去問,有沒有人主張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沒有。你如果說,有人主張全面放任資本主義?沒有。」吳玉山說,「可是在面對這些認同,這些基本的,特別是面對對岸的時候,這個差異就顯示出來了。」

    真正拉開雙方距離的,是國家認同以及台灣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議題。特別是當兩岸關係升高緊張,原本潛伏在公共政策底下的認同分歧,便會重新浮上檯面,能源、經貿、國防甚至民生政策,也可能被帶回「台灣定位、要往哪裡去」的根本爭論。

    長期觀察台灣選舉的日本學者小笠原欣幸也發現,這種差異並未隨著民主深化而自然消失,「所謂的統獨意識非常強,在台灣社會內部有不同的想法。比較傾向統一的人、比較傾向台灣獨立的人,這其中溝通也不容易。」

    弔詭的是,主要總統候選人幾乎都宣稱要「維持現狀」,表面看起來立場愈來愈接近,但不同陣營對「現狀」的定義,始終沒有共識。總統直選讓國家認同成為每四年一次、無法迴避的全民選擇,既凝聚了這個命運共同體,又反覆地劃開內部的裂痕。「台灣如何面對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大陸,這個是台灣不能迴避的議題。」小笠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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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候選人的政見都是維持現狀,但與中國保持什麼距離愈來愈重要,這個議題背後隱藏了統獨意識、族群意識。」(日本學者 小笠原欣幸)

    想繞過統獨,卻又回到統獨

    難道真的不能淡化統獨,讓焦點回到民生與經濟?

    2008年,馬英九以超過765萬票當選總統,國民黨同時在立法院掌握壓倒性多數。這是總統直選以來,行政、立法權力最集中的時刻之一。

    「到了馬英九開始了以後,他主要不是去把傳統的認同給召喚回來。他主要是說,我們不應該去管認同,而應該去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的方法是處理好跟對岸的關係,這樣台灣的經濟就搞得好。」吳玉山分析,馬政府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背後都有一套相似的政治邏輯:只要降低兩岸敵意、擴大經濟利益,認同衝突或許就能暫時退到政策討論之外。

    「那民進黨的反應,就是蔡英文的反應呢?也不是她把認同再很強烈地召喚回來,而是去強調說,兩岸之間的經濟聯繫會惡化台灣的分配,對於台灣的經濟弱勢者會造成很糟糕的影響。」吳玉山觀察。

    然而,當兩岸合作走向更深層的制度整合,被經濟利益暫時包裹的認同焦慮,終究會再次浮現。

    2014年3月,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與民間團體進入立法院,展開長達24天的占領行動。「退回服貿、捍衛民主」的口號響徹議場,原本被政府定位為經貿政策的服貿協議,迅速轉化為程序正義、民主監督與國家認同的全面衝突。

    曾任總統府副祕書長、《八年執政回憶錄》作者蕭旭岑認為,太陽花運動正是一場國家認同的強烈拉扯,其政治影響延續至今。「對兩岸的政策上,朝野有截然不同的政見,甚至於在社會上有很多族群的撕裂。」蕭旭岑始終認為,服貿爭議與行政立法的過程有沒有完善溝通,未必具有直接關係。

    「因為服貿以它的立法程序來講,已經很完備了。它舉行了上百場的公聽會,它也經過了立法院的正常程序,但是當時是在反中的氛圍之下,產生了這個社會運動。」蕭旭岑說。

    然而,對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而言,抗爭質疑的核心,恰恰就是程序是否充分、資訊是否透明,以及兩岸協議能否只被當成一般經貿法案處理。雙方對這場運動的詮釋,至今仍然南轅北轍:一方主張國家認同模糊了政策討論;另一方則認為,對中國的政治疑慮,本來就是政策不能迴避的一部分。這場以經貿淡化認同衝突的嘗試,終究沒有繞開統獨,反而證明了兩岸經濟政策從來無法與國家認同徹底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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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18日,學生與公民團體占領立法院議場,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黑箱審查

    完全執政,也不是一張空白支票

    馬英九八年任期顯示,即使執政黨同時掌握總統府與立法院,總統意志也不必然能夠毫無阻力地轉化為政策,像核四封存、美牛進口等爭議,都曾在國民黨內部引發嚴重分歧。「馬前總統時代,他的領導風格比較重視黨內民主,所以會有一些黨內不同的聲音讓這些政策沒有辦法成形的例子。」蕭旭岑說。

    中研院院士、政治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分析,總統可以更換行政院長,卻未必能直接指揮每一名執政黨立委。「那馬英九能夠掌控的是什麼?是他的行政院長,所以好幾次都是外面的壓力非常非常地大,那就會要換行政院長。」馬英九八年任內,先後由劉兆玄、吳敦義、陳冲、江宜樺、毛治國、張善政六人出任行政院長,「在黨裡的控制力量,以及應付黨外反對黨比較強勢的挑戰,在這兩點上面,馬是處於比較虛弱的位置。」吳玉山說。

    一邊是總統意志,一邊是黨內民主。完全執政有時反而更考驗總統、行政院與執政黨團之間的協調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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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美牛修法爭議延燒,朝野激烈攻防,國民黨內部也出現不同聲音。

    「雖然是完全執政,然而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們,他不同的選區、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利害關係,雖然跟你同黨,他不一定完全就是配合你做事。」前行政院長蘇貞昌以2019年「同婚專法」為例,因為隔年就要舉行立委選舉,所以在法案表決前夕召開的行政立法協調會報上,黨內依然有不少反對聲音。「當時進場的有些我們同黨的立委,已經連坐下來都不願意,但我有辦法讓他坐下來,我有辦法說服他。」

    在面臨社會對立與政治壓力的多重挑戰下,最後,法案通過,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但這不只是席次過半的結果,也取決於黨內溝通與政治說服的能量。

    2021年,在野的國民黨與民間團體推動重啟核四、反萊豬、公投綁大選及珍愛藻礁等四項公投,這場行動在性質上,儼然演變成對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投票」。蘇貞昌說,面對「四個都同意」的攻勢,行政院團隊反以「四個不同意」為主軸,頻繁地下鄉宣講、組織動員。四案最終全數未通過,也讓蘇貞昌內閣暫時化解政治危機。

    蘇貞昌歸因於總統蔡英文的充分授權,「我雖然總統授全權於我,但我什麼事情要跟總統報告,什麼事情要尊重總統態度,我不是得到授權就完全一路遂行己意。」他回憶,蔡英文曾在兩人討論完國政大事之後,有感而發說:「雙首長制有什麼不好?你看我們兩個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個恐怕空前,可能也是絕後。」

    「我當時當場有回答她,我說,妳也是碰到一個像我這樣沒有要再選舉的人,所以我不會怕事,也不會為選舉在謀思或者策劃;那我又輩分夠,又懂民進黨內的各種生態,又懂得立法院的各種生態。」

    同一套憲政制度,在不同的總統與行政院長手中,可能呈現完全不同的運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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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跟院長都是人,所以制度沒有變,人是怎麼相處,怎麼互動,也關係到怎麼做事,以及做事會怎麼樣,因為到底還是人在做事。」(前行政院長 蘇貞昌)

    從八次覆議失敗,到首度拒絕副署

    「決定不予副署。本次的修法,違反了憲法權力分立的原則,實質侵害行政權…」

    行政院長卓榮泰於2025年12月15日宣布,不副署立法院通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再修正版,指其將對國家財政造成難以回復的危害。行政院也表示,這是總統依法公布法律期限屆滿前,行政院長拒絕副署的決定。

    在此之前,行政院已接連針對重大爭議法案提出過八次覆議,均遭立法院多數否決。這項史無前例的決定,立即引爆更劇烈的憲政爭議。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認為,副署是總統與行政院長之間的權限劃分,「副署從來不是一個實體的權力,但副署是有可能讓行政院長去制衡總統的,尤其在行政院內部的權限事項,是可以用副署權擋住總統的一些作為。」也因此,這項權限並不及於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什麼叫做法律?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廖元豪直言,真正不願公布法案的是總統,卻由行政院長承擔拒絕副署的政治與法律責任。行政院長若以此阻止法律生效,形同扭曲了原來制度的設計。「因為你一個人,就可以否決掉立法院的法案,那憲法寫覆議幹什麼呢?那我們設憲政制度幹什麼呢?」

    不過,薛化元則從政治運作的角度,提出不同詮釋。「立法權通過了法案,如果違憲或窒礙難行的時候,行政權拒絕副署,就是對立法權的一種制衡。」他說,「立法權不滿意這個制衡,那立法權就可以解散要求倒閣。」

    在野黨在2025年底啟動彈劾總統程序,賴清德成為民選總統以來,第一位遭立法院正式提出彈劾案的國家元首。彈劾案歷經公聽會、審查會及聽證程序後,最終因未達憲法規定的三分之二同意門檻而未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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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至2025年行政院覆議案遭否決統計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錄、行政院新聞稿整理 AI製圖 )

    不副署,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慣例?

    行政院長拒絕副署的作法,也擴及其他爭議性法案,一旦反覆使用,是否將逐漸形成新的憲政慣例?

    廖元豪指出,憲政慣例的形成,必須同時符合客觀與主觀兩項條件。「第一個,客觀要件就是我反覆施行,而且大家都遵守。但是你如果就一任院長這麼做,以後的人都不這樣做,那未必叫慣例。」

    「那第二個是主觀要件,所有的政治行動者也都覺得這是對的,我要這樣做。」廖元豪認為,若不希望形成憲政慣例,就不能保持沉默,任由這樣的做法被默認。

    理論上,當行政、立法陷入政治僵局,最後一道司法防線就是憲法法庭。然而,憲法法庭的運作與制度設計也引發爭議,使得憲政仲裁者的角色正當性備受質疑。當既有的憲政救濟機制,難以為行政、立法衝突提供明確的終局解答,討論便不得不回到制度本身。

    吳玉山指出,「有人講是不是把立法院對於閣揆的同意權拿回去,還有行政院的覆議案,如果我們要全體立委的三分之二才能夠否決的話,這個否決就有意義了。」但這些更動都需要修憲,問題是,修憲這條路,早已被設下近乎難以跨越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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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長不副署法案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稿整理 AI製圖 )

    8,375,434 封印修憲之路的魔咒

    2005年第七次修憲廢除國民大會,將修憲的最終決定權交給公民複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規定,修憲案必須先經立法院四分之一立委提議、四分之三出席,以及出席立委四分之三決議,公告半年後,再交由公民投票;而公民複決要通過,有效同意票必須超過全體選舉人總額的一半。

    「修憲的門檻過高,讓我們從此以後不能夠再修憲了。我覺得這真是罪大惡極,讓台灣不只陷入僵局,更是死局。
    」曾參與2005年修憲的李安妮,對這項設計有著極為嚴厲的評價,「除了立法院要四分之三,那個都還有可能性,可是要經過公民投票數半數同意,那時候的票數是要多少?8,375,434,我永遠記住這個票數,是臺灣選舉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票數,8,375,434。」

    8,375,434。
    這串數字,是當時全體選舉人數的一半,而隨著選舉人口增加,修憲所需的同意票也只會繼續升高。以2022年十八歲公民權修憲複決為例,雖然開出 564萬張同意票,卻因為修憲複決必須跨過選舉人總額半數,也就是900多萬張同意票的高門檻,而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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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26日,18歲公民權修憲案交付公民複決,因未達965萬張同意票門檻而未通過。


    總統直選 30 年來,儘管一次次的政黨輪替,證明這套憲政體制通過了和平政權轉移的考驗,然而,憲政運作反覆陷入「朝小野大」的對峙或是「完全執政」的失衡;國家認同的分歧,依然是埋在公共政策底下的深層地雷,隨時牽動著朝野的角力,就連公民複決權也被封存在無法跨越的高牆之後。這在在說明,台灣民主下一個階段的挑戰,不該只是「如何透過選票贏得權力」,而是「如何在沒有絕對多數的現實中,分享與節制權力」。如何建立行政與立法、朝野政黨之間穩定而有效的溝通機制,或許才是今後台灣民主真正等待完成的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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