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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20從飛彈危機到總統直選，台灣民主怎麼起步？
文字：宗立婷
攝影：羅盛達、袁宏書、劉建邦
2026年是我國總統直選屆滿30年，人民早已習慣用選票決定國家元首。然而，當前的台灣政治卻陷入前所未有的體制癱瘓。法案動輒在立法院陷入朝野零和對抗、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停擺、覆議與釋憲淪為政治攻防的常態。這究竟是政黨惡鬥的偶然？還是30年前那場重構國家權力藍圖的憲政改革，早就已埋下失衡的基因？1996年，飛彈威脅下的最後一塊民主拼圖
「中華民國85年3月23日，民主的大門終於在台澎金馬地區，完全打開了。」站在勝選晚會台上，李登輝的宣告，夾雜著台下「總統好！總統好！」的歡呼聲，此起彼落，久久未歇。這一天，台灣人民第一次直接投票選出了總統，改變了中華民國總統權力的正當性來源。
而來自全球的五百多個媒體記者也齊聚在此，因為早從前一年、1995年7月開始，中國便因李登輝赴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認為台灣正逐步走向分離，對台灣展開一連串文攻武嚇。就在台灣首次民選總統的競選過程中，中共多次試射飛彈，甚至直指基隆、高雄外海，更進行大規模海陸空演習，模擬攻台。海峽兩岸看似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更讓這場選舉備受全球關注。
「其實那時候我們有掌握到中共的試射飛彈，其實只是一個恐嚇。他不是真的要開戰，他就是要恐嚇你，看你臺灣老百姓會不會被嚇走。」李登輝次女的李安妮回憶。多年後解密的檔案也印證這項情資，例如美國國防大學2022年的報告就指出，當時美方情報界普遍認定中國是在進行政治性武力展示，並無全面犯台的打算。但在李安妮看來，父親當時的從容，還有更深一層原因。「他就是完成國家正當性的最後一塊拼圖，他認為他要對歷史負責，要在歷史上給自己留下一個角色。」李安妮說。
中研院院士、政治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則分析，總統直選的核心意義在於大幅提升元首的民主正當性，「但是1996年的總統直選，必須要跟1997年的修憲合在一起來看，因為97年以後，我們的憲政體制就整個確定下來。」
1996年3月23日，李登輝在勝選晚會發表談話。
一場重新分配權力的修憲
早在1994年第三次修憲，《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便明定總統直選的法源。1996年台灣選出第一任民選總統後，隔年的第四次修憲隨即啟動，重新調整總統、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權力架構，建立相應的憲政制度。然而，剛贏得總統大選的李登輝，回到修憲主戰場——國民大會時，面對的政治生態卻已經迥然不同。
國民黨在第三屆國民大會已不再握有主導修憲的絕對優勢。除了1993年自國民黨分裂而出的新黨強力抗衡，黨內與時任台灣省長宋楚瑜立場相近的國代，也在凍省議題上與黨中央出現嚴重分歧。面對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李登輝若要完成修憲，唯一的出路，就是與最大反對黨民進黨合作。
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正是這場「國民兩黨修憲合作」最關鍵的推手之一。在他眼裡，當時的《中華民國憲法》因為總統直選而陷入極度荒謬的「權實錯置」——行政院仍是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必須向立法院負責；至於總統，縱有五百八十多萬票的民意基礎，憲法上卻連指揮行政院的一絲權限都沒有。「我當時很早很早就警告李登輝先生，你有權，只是因為國民黨傳統的總統權威，不是憲法給你的權力；如果不修憲，我們不是總統制，我們就是內閣制。」
當時的《中華民國憲法》採偏向內閣制的設計，依據第55條規定，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必須經過立法院同意任命。這使得閣揆人事案，面臨頻繁的政治攻防。像在1993年2月，李登輝提名連戰擔任行政院長，即使國民黨掌握立法院多數席次，但黨內非主流派並非全然支持。時任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的陳水扁回憶，為了讓人事案順利過關，連戰曾親自請託。
「我記得在民生東路，連戰親自拜託我，是不是能夠以黨團的幹事長名義進行政治操作。我們當時是五十幾席，所以包括我在內，加上其他立法委員，一共有17位，等於有三分之一的民進黨立委沒有進去投票。」陳水扁說，當時在不公開支持國民黨的情況下，此舉降低了反對票數，因而讓連戰的人事同意案得以過關。「太麻煩了嘛！真的很洩氣啊！李總統因此就下定決心說一定要修憲。」
類似的爭議又發生在1996年5月，民進黨與新黨聯手，強力杯葛連戰以副總統身分兼任行政院長。因此，對國民黨而言，取消「閣揆同意權」，避免行政權在人事任命上受制於國會，成為1997年第四次修憲的重要目標。
另一方面，擔任國民黨修憲策劃小組召集人的連戰，也主張參考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作為總統直選後中央政府體制改革的方向。「李登輝對憲法制度沒有那麼熟悉，他比較相信連戰，把他當作修憲的重要智囊。」參與第四次修憲的國民黨國代彭錦鵬分析，「李登輝不見得特別支持內閣制或總統制，但雙首長制最容易改革，因為它跟我們原來採行了幾十年的憲法制度最接近。」
1997年修憲確立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基本架構。
制度可以談，選舉不能輸?
然而，當時的民進黨內部，也正經歷一場劇烈的制度路線之爭。創黨初期，黨內多數主張偏向內閣制，認為唯有分散行政權力，才能避免重演威權時代強人集權。1990年提出的《民主大憲章》及1991年的《台灣憲法草案》，則轉向以總統制作為憲政改革方向。然而，到了1997年，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強烈主張法國第五共和式的雙首長制。「可是想不到民進黨內有兩派意見，就是福利國跟正義連線兩個派系是主張總統制的，美麗島跟新潮流是主張雙首長制。」當時參與第四次修憲的民進黨國代陳儀深說，「要說是一種矛盾嗎？本來新潮流被認為都是最獨的，跟美麗島是兩個極端，可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兩個是合作的。」
為了處理黨內分歧、繼續與國民黨協商修憲方案，民進黨成立「修憲九人小組」。「四個大派系各兩個代表，然後他黨主席就是第九個委員，所以五比四通過許信良主張的雙首長制。」陳儀深說，「那個背後還是牽涉到民進黨的評估，有沒有辦法在短期內選上總統，據說老許他們的評估是不可能。但是你在國會裡面可以透過合縱連橫變成多數，那就是雙首長制可能比較能達到嘛！」
1997年民進黨修憲九人小組，左起謝長廷、張俊宏、許信良、黃信介。
九人小組成員之一的陳水扁，當時擔任台北市長，也被視為民進黨內最有機會角逐總統的人選。在他看來，這場制度之爭並非單純出於憲政理念。「這個不是什麼總統制也好，內閣制也好，雙首長制也好，哪一個體制比較好。不是，都是政治考量。」
當時，陳水扁極力反對國民黨提出將總統選舉改採兩輪投票的絕對多數決，但是許信良企圖接受。「我們的主席給我一個說辭，說如果我們不接受總統選舉改為絕對多數決，我們不可能在第一輪投票就能夠以相對多數來贏得總統大選，頂多是第二名，永遠不可能第一名。所以他們希望我能夠支持，那這樣民進黨就能夠以第二名結合第三名，拿到總統寶座。」
陳水扁並不認同這項盤算，「那我說，你為什麼那麼天真呢？如果我們民進黨能夠有第二名，為什麼人家第三名的不跟第一名的合作，要跟你第二名的合作？」最終，民進黨並未接受絕對多數決方案，1997年第四次修憲仍維持總統相對多數決制度，也讓陳水扁在三年後，以39.3%的得票率當選總統，完成台灣首次政黨輪替。
1997年民進黨修憲九人小組，左起黃信介、陳水扁、邱義仁。解散國會，成了按不下去的按鈕
1997年7月23日，第四次修憲正式完成；朝野看似各取所需，但日後反覆出現的憲政僵局，也從這次權力重組中埋下伏筆。
其中最關鍵的變動之一，是行政院長的任命方式。《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刪除了行政院長須經立法院同意任命的規定，改由總統直接任命。第二條也明定，總統發布行政院長的人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長副署。換句話說，總統得以直接決定由誰組閣，行政院長的政治權力也更加繫於總統。
但另一端並沒有隨之改變，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行政院仍須向立法院負責，接受質詢、預算審查與立法監督。
「它也會產生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政府究竟要聽總統的，還是要聽國會的？」中研院院士、政治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指出，修憲一方面賦予總統更大的實際權力，另一方面又保留立法院對行政院的制衡機制；當總統與國會屬於同一政黨時，黨內協調尚能化解衝突，一旦分屬不同政黨，行政院便可能陷入「順了公公、逆了婆婆」的兩難。
立法院失去閣揆同意權後，換來的是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的權力。《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規定，只要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即可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若獲全體立委二分之一以上通過，行政院長必須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如果國會倒閣，那總統可以解散國會；他如果不倒閣，你就不能解散。」許信良指出，法國總統可以主動解散國會，台灣卻拿掉了這項權力，「我們採行的法國式制度就是殘缺嘛！像目前遇到僵局，就沒有機制可以打開來。」制度將打破僵局的主動權交給國會多數，但倒閣也意味著立委必須承擔國會可能被解散、重新改選的風險。對掌握多數席次的政黨而言，與其把既有優勢重新交付選民，不如維持僵局，持續牽制行政部門。許信良坦言，當年未曾料到的，正是「我們的國會多數不敢倒閣」。
看似足以解決行政、立法衝突的倒閣權與解散國會權，在政治現實中難以啟動。體制缺乏可行的解套出口，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的角力，便更集中於覆議案的攻防。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圖／獨立特派員）當覆議淪為過場，政局走向常態對撞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行政院若認為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案、預算案或條約案「窒礙難行」，得經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原本是行政部門要求國會重新考慮決議的一道制衡機制，但第四次修憲同時降低了立法院維持原決議的門檻，從修憲前須有全體立委三分之二同意，降為全體立委二分之一以上。換言之，只要國會多數沒有鬆動，行政院提出覆議，也很難改變原有的決議。
「現在的覆議變成是一個形式，你無論提多少次覆議，都是會被打槍的。」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及歷史學系合聘教授薛化元認為，外界常以「超級總統制」形容台灣的憲政體制，但真正代表總統推動政策的行政院，在面對國會時，其實並沒有太多籌碼。
覆議門檻降低，行政院更難翻轉國會多數決議。直選30年：我們的民主，還缺了什麼？
而讓這樣的憲政困境更形複雜的，則是總統權力本身的民意根基。從2000年陳水扁以39.3%的得票率入主總統府，到2024年賴清德以40.05%的得票率勝選，台灣政治史上已兩度出現少數總統、少數國會的局面。當國家元首不具備過半數的民意基礎，統治的正當性，是否會因此受到動搖？
「這種制度之下，少數總統沒有正當性的問題。我們的設計就是可能會出現少數總統，而不是說你的得票沒有過半，所以不具正當性。」薛化元直言，「當然，要不要改成過半總統，也就是進入二輪選舉，那是憲法體制問題，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
然而，即使改採二輪投票，產生過半民意支持的總統，也未必能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權力衝突。「不管你總統是相對多數還是絕對多數，可是老百姓也同時選出我做國會的多數，所以我國會絕對不會因為你是怎麼選出來的，就說我要對你讓步，我還是儘量要爭取，甚至於會想要擴權。」吳玉山說。
競爭、衝突與制衡，本是民主政治的常態，問題的關鍵，不在免於衝突，而在於當僵局發生時，國家治理是否仍然運作而不致停擺。1997年修憲後形成的憲政體制，並非沒有化解行政、立法衝突的機制，只是愈來愈難發揮促使朝野重新協商的功能。這套伴隨總統直選走過30年的憲政藍圖，也正迫使台灣社會重新思考：除了制度設計之外，我們的民主，究竟還缺乏什麼？
總統直選30年，民主不缺選票，仍缺化解衝突的能力。（圖／獨立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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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20從議場衝突到憲政僵局
文字：宗立婷
政黨輪替理應帶來民主新局，但現實卻屢屢演變成憲政僵局。從能源轉型到總預算審查，許多公共政策最後都被拉回「國家認同」的終極拷問，理性對話的空間也一再遭到擠壓。
不論是「朝小野大」的政治對立，或是「完全執政」的權責失衡，歷任總統都難以擺脫認同分歧對憲政運作的束縛。這30年來，歷屆政府如何在外部威脅與內部矛盾的夾縫中尋求突圍，卻又反覆陷入對立與僵局？
「一、二、三！一、二、三！」
2024年底的立法院議場，主席台後方，一張張椅子層層堆疊，築起臨時路障；執政黨立委早在前一晚破窗進入，在門後排起人牆抵擋。門外，在野黨立委一波波試圖攻入，推擠、叫喊，讓人一時分不清眼前究竟是議場，還是戰場。
激烈攻防一路持續到深夜，《財政收支劃分法》、《憲法訴訟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最終在在野黨多數優勢下，全數完成三讀。然而，表決並沒有讓爭議落幕，行政院隨後以「窒礙難行」為由，針對三項法案提出覆議；但最後還是全數遭立法院否決，有些法案只得依法公布施行，有些則進入釋憲程序。
這一幕，幾乎濃縮了總統賴清德上任後的政治日常。在朝小野大的國會生態下，杯葛、表決、覆議、否決，成為反覆上演的憲政循環。
2024年12月21日 財政收支劃分法、憲法訴訟法跟選罷法朝野衝突三讀通過少數政府的第一次考驗
朝小野大的政治僵局，其實早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就曾經上演。
2000年，陳水扁以39.3%的得票率當選總統，結束國民黨長達半世紀的執政。當時總統與國會並未同時改選，總統府雖換了主人，立法院多數仍掌握在泛藍陣營手中。陳水扁曾多次提到，為了穩定政局，邀請國民黨籍、具有軍方背景的唐飛出任行政院長，籌組跨黨派的「全民政府」。然而，這場憲政嘗試很快就在核四發電廠續建議題上宣告破裂。
陳水扁回憶，「我們的情資顯示，唐飛為了核四的議題，要在行政院會率先提出續建核四。如果由院長奉國民黨之命來提出核四不應該停建而要續建的話，那就造成另外一場政治風暴、憲政危機。」於是，就在10月3日，例行的週二下午總統與行政院長會談中，他批准了唐飛先前多次提出的辭呈。「那我沒辦法，我說我批了，不到五分鐘，他出去說他請辭行政院院長，他自己先宣佈。」
從2000年10月宣布停建，到隔年2月重新復工，核四爭議延燒數月，甚至演變成罷免總統的政治攻防。陳水扁說，「我任內有四次的罷免案，第一次的罷免，就是為了核四停建。」形式上帶有跨黨派色彩的「全民政府」，從此退回由民進黨獨力承擔政治責任的少數政府。
核四只是起點。
陳水扁第一任期內，財劃法覆議與考試、司法兩院人事案雖曾艱難闖關，但在國會多數的掣肘下，中央政府總預算反覆拉鋸，三大軍購案長期延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公民投票法》也曾是朝野激烈攻防的戰場。
「我們那麼多種不同的憲法制度，沒有一個憲法制度，是不會出現憲政僵局的。不是我們的憲政機制沒辦法解決，美國的憲政機制也沒辦法解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及歷史學系合聘教授薛化元指出，制度可以規定誰有權覆議、誰能倒閣、誰能解散國會，卻無法迫使立場南轅北轍的政黨坐下來妥協。「我們的憲法限制解散國會的條件，變成只能『被動被倒閣』，不能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樣可以主動解散國會。」
「你是要解決事情呢？還是要計較這是總統制？內閣制？反正我們是什麼都不是的烏魯木齊制。」(前總統 陳水扁)
法案之爭，還是國家之爭？
行政、立法衝突表面上圍繞著一項項具體政策，例如：核四要不要續建、軍購預算應不應通過、公投門檻如何設計、兩岸交流應該開放到什麼程度。但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看來，藍綠兩大黨在多數經濟、民生與社會政策上的距離，其實沒有外界想像中遙遠。
「我們的執政黨跟反對黨，在經濟政策上差距不大。你如果去問，有沒有人主張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沒有。你如果說，有人主張全面放任資本主義？沒有。」吳玉山說，「可是在面對這些認同，這些基本的，特別是面對對岸的時候，這個差異就顯示出來了。」
真正拉開雙方距離的，是國家認同以及台灣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議題。特別是當兩岸關係升高緊張，原本潛伏在公共政策底下的認同分歧，便會重新浮上檯面，能源、經貿、國防甚至民生政策，也可能被帶回「台灣定位、要往哪裡去」的根本爭論。
長期觀察台灣選舉的日本學者小笠原欣幸也發現，這種差異並未隨著民主深化而自然消失，「所謂的統獨意識非常強，在台灣社會內部有不同的想法。比較傾向統一的人、比較傾向台灣獨立的人，這其中溝通也不容易。」
弔詭的是，主要總統候選人幾乎都宣稱要「維持現狀」，表面看起來立場愈來愈接近，但不同陣營對「現狀」的定義，始終沒有共識。總統直選讓國家認同成為每四年一次、無法迴避的全民選擇，既凝聚了這個命運共同體，又反覆地劃開內部的裂痕。「台灣如何面對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大陸，這個是台灣不能迴避的議題。」小笠原說。
「台灣候選人的政見都是維持現狀，但與中國保持什麼距離愈來愈重要，這個議題背後隱藏了統獨意識、族群意識。」(日本學者 小笠原欣幸)
想繞過統獨，卻又回到統獨
難道真的不能淡化統獨，讓焦點回到民生與經濟？
2008年，馬英九以超過765萬票當選總統，國民黨同時在立法院掌握壓倒性多數。這是總統直選以來，行政、立法權力最集中的時刻之一。
「到了馬英九開始了以後，他主要不是去把傳統的認同給召喚回來。他主要是說，我們不應該去管認同，而應該去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的方法是處理好跟對岸的關係，這樣台灣的經濟就搞得好。」吳玉山分析，馬政府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背後都有一套相似的政治邏輯：只要降低兩岸敵意、擴大經濟利益，認同衝突或許就能暫時退到政策討論之外。
「那民進黨的反應，就是蔡英文的反應呢？也不是她把認同再很強烈地召喚回來，而是去強調說，兩岸之間的經濟聯繫會惡化台灣的分配，對於台灣的經濟弱勢者會造成很糟糕的影響。」吳玉山觀察。
然而，當兩岸合作走向更深層的制度整合，被經濟利益暫時包裹的認同焦慮，終究會再次浮現。
2014年3月，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與民間團體進入立法院，展開長達24天的占領行動。「退回服貿、捍衛民主」的口號響徹議場，原本被政府定位為經貿政策的服貿協議，迅速轉化為程序正義、民主監督與國家認同的全面衝突。
曾任總統府副祕書長、《八年執政回憶錄》作者蕭旭岑認為，太陽花運動正是一場國家認同的強烈拉扯，其政治影響延續至今。「對兩岸的政策上，朝野有截然不同的政見，甚至於在社會上有很多族群的撕裂。」蕭旭岑始終認為，服貿爭議與行政立法的過程有沒有完善溝通，未必具有直接關係。
「因為服貿以它的立法程序來講，已經很完備了。它舉行了上百場的公聽會，它也經過了立法院的正常程序，但是當時是在反中的氛圍之下，產生了這個社會運動。」蕭旭岑說。
然而，對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而言，抗爭質疑的核心，恰恰就是程序是否充分、資訊是否透明，以及兩岸協議能否只被當成一般經貿法案處理。雙方對這場運動的詮釋，至今仍然南轅北轍：一方主張國家認同模糊了政策討論；另一方則認為，對中國的政治疑慮，本來就是政策不能迴避的一部分。這場以經貿淡化認同衝突的嘗試，終究沒有繞開統獨，反而證明了兩岸經濟政策從來無法與國家認同徹底切割。
2014年3月18日，學生與公民團體占領立法院議場，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黑箱審查
完全執政，也不是一張空白支票
馬英九八年任期顯示，即使執政黨同時掌握總統府與立法院，總統意志也不必然能夠毫無阻力地轉化為政策，像核四封存、美牛進口等爭議，都曾在國民黨內部引發嚴重分歧。「馬前總統時代，他的領導風格比較重視黨內民主，所以會有一些黨內不同的聲音讓這些政策沒有辦法成形的例子。」蕭旭岑說。
中研院院士、政治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分析，總統可以更換行政院長，卻未必能直接指揮每一名執政黨立委。「那馬英九能夠掌控的是什麼？是他的行政院長，所以好幾次都是外面的壓力非常非常地大，那就會要換行政院長。」馬英九八年任內，先後由劉兆玄、吳敦義、陳冲、江宜樺、毛治國、張善政六人出任行政院長，「在黨裡的控制力量，以及應付黨外反對黨比較強勢的挑戰，在這兩點上面，馬是處於比較虛弱的位置。」吳玉山說。
一邊是總統意志，一邊是黨內民主。完全執政有時反而更考驗總統、行政院與執政黨團之間的協調與整合。
2012年，美牛修法爭議延燒，朝野激烈攻防，國民黨內部也出現不同聲音。
「雖然是完全執政，然而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們，他不同的選區、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利害關係，雖然跟你同黨，他不一定完全就是配合你做事。」前行政院長蘇貞昌以2019年「同婚專法」為例，因為隔年就要舉行立委選舉，所以在法案表決前夕召開的行政立法協調會報上，黨內依然有不少反對聲音。「當時進場的有些我們同黨的立委，已經連坐下來都不願意，但我有辦法讓他坐下來，我有辦法說服他。」
在面臨社會對立與政治壓力的多重挑戰下，最後，法案通過，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但這不只是席次過半的結果，也取決於黨內溝通與政治說服的能量。
2021年，在野的國民黨與民間團體推動重啟核四、反萊豬、公投綁大選及珍愛藻礁等四項公投，這場行動在性質上，儼然演變成對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投票」。蘇貞昌說，面對「四個都同意」的攻勢，行政院團隊反以「四個不同意」為主軸，頻繁地下鄉宣講、組織動員。四案最終全數未通過，也讓蘇貞昌內閣暫時化解政治危機。
蘇貞昌歸因於總統蔡英文的充分授權，「我雖然總統授全權於我，但我什麼事情要跟總統報告，什麼事情要尊重總統態度，我不是得到授權就完全一路遂行己意。」他回憶，蔡英文曾在兩人討論完國政大事之後，有感而發說：「雙首長制有什麼不好？你看我們兩個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個恐怕空前，可能也是絕後。」
「我當時當場有回答她，我說，妳也是碰到一個像我這樣沒有要再選舉的人，所以我不會怕事，也不會為選舉在謀思或者策劃；那我又輩分夠，又懂民進黨內的各種生態，又懂得立法院的各種生態。」
同一套憲政制度，在不同的總統與行政院長手中，可能呈現完全不同的運作結果。
「總統跟院長都是人，所以制度沒有變，人是怎麼相處，怎麼互動，也關係到怎麼做事，以及做事會怎麼樣，因為到底還是人在做事。」(前行政院長 蘇貞昌)
從八次覆議失敗，到首度拒絕副署
「決定不予副署。本次的修法，違反了憲法權力分立的原則，實質侵害行政權…」
行政院長卓榮泰於2025年12月15日宣布，不副署立法院通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再修正版，指其將對國家財政造成難以回復的危害。行政院也表示，這是總統依法公布法律期限屆滿前，行政院長拒絕副署的決定。
在此之前，行政院已接連針對重大爭議法案提出過八次覆議，均遭立法院多數否決。這項史無前例的決定，立即引爆更劇烈的憲政爭議。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認為，副署是總統與行政院長之間的權限劃分，「副署從來不是一個實體的權力，但副署是有可能讓行政院長去制衡總統的，尤其在行政院內部的權限事項，是可以用副署權擋住總統的一些作為。」也因此，這項權限並不及於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什麼叫做法律？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廖元豪直言，真正不願公布法案的是總統，卻由行政院長承擔拒絕副署的政治與法律責任。行政院長若以此阻止法律生效，形同扭曲了原來制度的設計。「因為你一個人，就可以否決掉立法院的法案，那憲法寫覆議幹什麼呢？那我們設憲政制度幹什麼呢？」
不過，薛化元則從政治運作的角度，提出不同詮釋。「立法權通過了法案，如果違憲或窒礙難行的時候，行政權拒絕副署，就是對立法權的一種制衡。」他說，「立法權不滿意這個制衡，那立法權就可以解散要求倒閣。」
在野黨在2025年底啟動彈劾總統程序，賴清德成為民選總統以來，第一位遭立法院正式提出彈劾案的國家元首。彈劾案歷經公聽會、審查會及聽證程序後，最終因未達憲法規定的三分之二同意門檻而未獲通過。
2024年至2025年行政院覆議案遭否決統計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錄、行政院新聞稿整理 AI製圖 )
不副署，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慣例？
行政院長拒絕副署的作法，也擴及其他爭議性法案，一旦反覆使用，是否將逐漸形成新的憲政慣例？
廖元豪指出，憲政慣例的形成，必須同時符合客觀與主觀兩項條件。「第一個，客觀要件就是我反覆施行，而且大家都遵守。但是你如果就一任院長這麼做，以後的人都不這樣做，那未必叫慣例。」
「那第二個是主觀要件，所有的政治行動者也都覺得這是對的，我要這樣做。」廖元豪認為，若不希望形成憲政慣例，就不能保持沉默，任由這樣的做法被默認。
理論上，當行政、立法陷入政治僵局，最後一道司法防線就是憲法法庭。然而，憲法法庭的運作與制度設計也引發爭議，使得憲政仲裁者的角色正當性備受質疑。當既有的憲政救濟機制，難以為行政、立法衝突提供明確的終局解答，討論便不得不回到制度本身。
吳玉山指出，「有人講是不是把立法院對於閣揆的同意權拿回去，還有行政院的覆議案，如果我們要全體立委的三分之二才能夠否決的話，這個否決就有意義了。」但這些更動都需要修憲，問題是，修憲這條路，早已被設下近乎難以跨越的門檻。
行政院長不副署法案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稿整理 AI製圖 )
8,375,434 封印修憲之路的魔咒
2005年第七次修憲廢除國民大會，將修憲的最終決定權交給公民複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規定，修憲案必須先經立法院四分之一立委提議、四分之三出席，以及出席立委四分之三決議，公告半年後，再交由公民投票；而公民複決要通過，有效同意票必須超過全體選舉人總額的一半。
「修憲的門檻過高，讓我們從此以後不能夠再修憲了。我覺得這真是罪大惡極，讓台灣不只陷入僵局，更是死局。」曾參與2005年修憲的李安妮，對這項設計有著極為嚴厲的評價，「除了立法院要四分之三，那個都還有可能性，可是要經過公民投票數半數同意，那時候的票數是要多少？8,375,434，我永遠記住這個票數，是臺灣選舉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票數，8,375,434。」
8,375,434。
這串數字，是當時全體選舉人數的一半，而隨著選舉人口增加，修憲所需的同意票也只會繼續升高。以2022年十八歲公民權修憲複決為例，雖然開出 564萬張同意票，卻因為修憲複決必須跨過選舉人總額半數，也就是900多萬張同意票的高門檻，而功虧一簣。
2022年11月26日，18歲公民權修憲案交付公民複決，因未達965萬張同意票門檻而未通過。
總統直選 30 年來，儘管一次次的政黨輪替，證明這套憲政體制通過了和平政權轉移的考驗，然而，憲政運作反覆陷入「朝小野大」的對峙或是「完全執政」的失衡；國家認同的分歧，依然是埋在公共政策底下的深層地雷，隨時牽動著朝野的角力，就連公民複決權也被封存在無法跨越的高牆之後。這在在說明，台灣民主下一個階段的挑戰，不該只是「如何透過選票贏得權力」，而是「如何在沒有絕對多數的現實中，分享與節制權力」。如何建立行政與立法、朝野政黨之間穩定而有效的溝通機制，或許才是今後台灣民主真正等待完成的一塊拼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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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22在政府政策藍圖裡，2040年達到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是邁向2050淨零排放的關鍵，也因此，電動車成了運輸轉型與減碳的重要一環。
台灣從2020年底，純電動車登記數突破1萬1千輛後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已經高達12萬7千8百多輛，普及率達到1.7%。同時，電動車免徵牌照稅，以及140萬元以下免徵貨物稅的優惠，再延長到2030年。表面上看，政策似乎正在提高民眾購買電動車的誘因，然而，現實生活裡，我們的基礎建設真的準備好了嗎？
實地了解發現，有人想買電動車，但社區卻不准裝設充電樁；有人擔心消防安全，但相關的法規制度仍然跟不上！即使到外面的快充站充電，也往往需要30分鐘，充電基礎建設的普及仍有待加強。當國家喊出運具電動化，我們該問的，不只是電動車好不好，而是這場轉型，究竟還缺了哪些關鍵配套？
文字:宗立婷
攝影:羅盛達
第949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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