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雯慧 羅盛達 / 採訪報導黃心亮 / 整理報導 流亡藏人歌手–龍珠慈仁，他和台籍伴侶在印度認識，結婚後來台，原本以為從此可以結束流亡生涯，卻因為無國籍者、台藏婚配的組合，遲遲無法獲得居留權。經過多年抗爭，2018年終於取得居留權的龍珠慈仁，開始以傳統藏地民謠創作者的身分活躍於台灣，也為島嶼的創作空間帶來另一種風貌。 是歌手也是廚師 流亡藏人在台灣的日常   拿著從印度帶來的傳統樂器，哼唱自己創作的藏文歌謠。身穿傳統服飾，捲起衣袖，賣力示範藏地美食的製作工序。這些都是在台藏人–龍珠慈仁在花蓮縣壽豐鄉的生活日常。 龍珠慈仁–他是歌手，也是詞曲創作者；他是廚師，同時投身社區營造工作；他來自中國甘肅的安多藏區，也是擁有台灣身分的台灣女婿。（圖／獨立特派員） 去年開始，他在鄰近家裡的社區辦公室得到一份正職的工作，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有穩定收入的職業。他說：「因為我從來沒有領過穩定的收入，有了穩定的收入，心裡比較開心，也比較穩定。」 多元就業專案經理人李珊說：「勞動部的多元就業方案，目的是希望培力在這個社會上比較難找到工作的人，我們就一起想辦法申請這個計畫。」這個計畫主軸是以食農教育為主，龍珠慈仁本身就非常會做食物，也很願意參與，希望可以學到一些他以前不會的事。 烹煮奶茶時，需要一遍又一遍地不斷嘗試味道。眼前的香料奶茶茶包，是龍珠慈仁從顛沛流離的流亡記憶中，提取出的鄉愁。（圖／獨立特派員） 台藏婚配權益受阻 流亡者如何重獲自由？ 龍珠慈仁適應生活環境的困難，他的伴侶蔡詠晴，再清楚不過。2008年兩人在印度相識後，隔年結婚，隨後長子出生。即使兩人婚姻登記合乎台印兩國規定，卻因為龍珠慈仁無國籍者的身分，不見容於台灣當年的移民法令，而遲遲無法取得居留權。 2010年，他們找到「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這個組織致力關注國際家庭、移工、移民等跨界移動者議題，讓台藏婚配權益的問題得以浮上檯面。（圖／蔡詠晴）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專員鄭小塔說：「以跟台灣人結婚的藏人配偶來說，2010年的時候，很現實的困難就是生活上經濟花費的困難，當他的護照被註記的時候，他就每半年得要出去一次。我認為還有另一種困難是心境上的，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擁有一般人的生活。」 還有一種刁難，就是兩個人必須要分開做境外面談，問同樣的問題，然後去核對兩人的答案是否相同。 龍珠慈仁的伴侶蔡詠晴說：「譬如說他會問你，你們是幾年幾月幾日幾時幾分約會的，這一定會不一樣，不一樣你們就是假的。再來他們還會問一個最不能問的，就是你們第一次性交是在何時。我覺得他們帶有歧視，跟本來就是有那個惡意，不讓你通過。」 為什麼要做境外面談？國際家庭互助協會主任龍煒璿說：「會透過非常多的面談去刺探、去判斷婚姻的真實性，用這個東西去決定婚姻真假，才決定能不能讓這個藏人配偶進來。」 為了一家能夠團聚，龍珠慈仁與蔡詠晴展開長漫長的抗爭之路。2009年結婚，一直到2018年龍珠慈仁取得台灣身分，這條路他們走了整整9年。困難重重的異國婚姻，是龍珠慈仁始料未及的結果，他想像中的自由國度，存在著流亡者難以理解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的角力。 與世界的溝通橋梁 音樂成為重要精神寄託 擁有身分是如此重要，卻又如此艱難，也讓音樂創作成為龍珠慈仁最重要的精神寄託，是他和世界溝通的橋梁，也是他梳理思考脈絡的方式。來台灣之前，龍珠慈仁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群已是小有知名度的歌手，踏上台灣土地面臨的層層試煉，讓他的創作開始轉向。 龍珠慈仁說：「在台灣我開始拿西藏的傳統樂器，才正式地去展現，西藏傳統的歌，與自己的創新。」向傳統根源回溯，反而為龍珠慈仁打開新的藝術表演之路。他獲邀與台灣不同的表演團體合作，像是優人神鼓與台灣國樂團，拓展自身演出內涵的維度。 龍珠慈仁的長子拉木東竹，今年已經14歲，經常跟在父親身邊一起演出。（圖／獨立特派員） 龍珠慈仁長子拉木東竹說：「爸爸不會教我很多東西，我就用我的節拍去配他而已，也不算是學，就是一起練習的概念。」 一路走到現在，對龍珠慈仁來說，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他說：「真正的自由就是，心裡面沒有任何恐懼，你想要說什麼就說什麼，你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你想要住哪裡就住哪裡，不用問任何人。」 黃郁婷/編輯

在花蓮壽豐的山腳下，住著一位來台多年的流亡藏人歌手–龍珠慈仁。他和台籍伴侶，同時也是影像工作者的蔡詠晴，2008年在印度認識，結婚後來台，原本以為從此可以結束流亡生涯，落地生根。卻因為無國籍者的身分，台藏婚配的組合，不見容於當時台灣的移民法規，而遲遲無法獲得居留權。 經過多年抗爭，2018年終於取得居留權的龍珠，開始以傳統藏地民謠創作者的身分，活躍台灣。多元文化的台灣環境提供龍珠展演的舞台，龍珠也為島嶼的創作空間帶來另一種風貌。

根據馬來西亞資料局統計，沙巴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為無國籍人士。這些無國籍人聚集地環境惡劣，難以像一般國民享有合法就醫、就學的機會，如何生存成了最大的挑戰。幸好有些非營利組織在當地開辦學校，提供無國籍孩童受教育的機會，希望他們能重拾人生。 無國籍者生存挑戰大 難以就醫成常態？ Emma以及附近一百多戶人家都以沙巴拿篤的這座垃圾山維生，旁人眼裡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對於白手起家的無國籍人來說，卻提供他們翻轉人生的機會。 沙巴無國籍人士Emma說：「如果那座垃圾山被轉移處置的話，那邊的村民，包括我在內，全部沒有工作了。」 無國籍的身分除了面臨被追捕、沒有工作之外，還面臨缺乏醫療、教育等問題。像是莉娜，他的前兩個孩子無法在政府學校就學，且超過十二歲之後，孩子也無法像一般公民用較低的價格到地方醫院看病。 沙巴無國籍人士莉娜坦言，這裡的人通常生病了，會先考慮去私人診所，因為醫院的費用高於私人診所。 對於這裡的居民來說，難以就醫、積欠醫藥費幾乎是人人都有的經驗。因此在街邊時常可以看賣到成藥的小攤，成了無國籍人生病的首選。 這座垃圾掩埋場在2012年啟用，如今有十幾戶家庭，居住在垃圾山周圍，更有數百人在此撿拾垃圾維生，他們大多是無國籍人士。(圖/獨立特派員) 非營利組織辦學 提供無國籍孩童受教機會 為了解決孩子們的就學問題，非營利組織在沙巴開辦各式學校。沙巴仙本那的水上屋裡，老師正在教無國籍的學生學習馬來語。這裡是由沙巴大學生團體所創立的「婆羅洲另類學校」，專門給無國籍的孩子就讀。 婆羅洲另類學校老師Syahfeeq說明，學生在學校除了學習識字跟算數，也會學一些技能，例如縫紉、烹飪、印刷襯衫等。 為了增加學生的學習意願，學校有音樂、藝術以及手作課程，甚至找藝術家來替學生上課。學校也教導學生生存之道，讓他們理解自己的處境。由於沒有法律保障，學生將來可能面對低工資、長工時、未成年結婚等問題，他們該怎因應。 由於大多數的無國籍學校學籍都不受政府承認，因此從教材到學費，學校都得自行籌款。無國籍學生家裡大多貧窮，只能象徵性收幾十元到幾百元馬幣。(圖/獨立特派員) 無國籍人日益增加 是否有解方改變現況？ 除了由在地年輕人創辦的學校，也有地方教會開辦的學校。加略山教會在沙巴拿篤、斗湖等地方創辦學校，學校提供馬來語、英語、技能課程等教學。 學生畢業之後，學校提供的離校證書被部分私人學院承認，若是家庭環境尚可的孩子，就有機會繼續升學，或是想辦法拿到身分，回到父母的國家。 沙巴拿篤加略山教會主任牧師鍾岳余表示，經濟狀況允許的話，學校會物色一些比較有潛能的學生，並跟他的父母親溝通，學校多贊助他們五年，繼續到外面的私立學校升學，希望五年後達到中學教育程度，之後找工作比較容易。 在馬來西亞的斗湖，也有另外一間給無國籍小孩就讀的學校。恩典訓練中心課堂上老師教同學製作甜甜圈，增加一技之長。學校使用跟馬來西亞正規教育一樣的課綱跟教材，加上有中文課，讓學生未來想升學，更容易銜接。 教會學校校長Esther Thu坦言，學校有很多的小孩子沒有來讀書，不是因為他們不要，是他付不起學費。那麼學校就去幫助他們，因此這邊大概有40%到50%的學生都是由校方資助。 隨著無國籍孩童的人數不斷增加，未來他們也將繼續在沙巴這塊土地上生活，面對越來越多的無國籍人，是否有解方？ 新紀元大學學院講師周兆鴻認為，現在政府需要有一些作為，包括發放臨時證或是電子證件給無國籍人。這個措施可以讓這個群體獲得基本的人權保障，以及政府可以更有效去控制人口。也要讓無國籍人獲得基本的教育以及工作的權利。 在沙巴，無國籍人士面臨各種生活上的問題，這些無解的難題，將繼續複製到下一代的生命裡。 梁德珊 / 採訪報導李文傑 / 攝影 黃郁婷/編輯

根據馬來西亞資料局統計，沙巴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為無國籍人士。這些無國籍人聚集地環境惡劣，難以像一般國民享有合法就醫、就學的機會。有些人得靠著在垃圾山撿拾回收維持溫飽，如何生存成了無國籍者最大的挑戰。幸好有些非營利組織在這裡開辦學校，提供無國籍孩童受教育的機會，希望他們能重拾人生。

馬來西亞沙巴州是旅遊度假勝地，但這裡住著一群無國籍人。有的因為母國的戰亂或是經濟因素，選擇來到馬來西亞，在這裡生下沒有身分的小孩，又或是非婚生子女、晚報戶口等原因，都可能讓下一代無法取得國籍。這些無國籍者在馬來西亞沙巴，如何生存？又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海上的游牧民族 無國籍人在沙巴 說到東馬來西亞的沙巴，大多數的人會想到度假勝地，但這裡住著一群無國籍人，他們就住在沙巴仙本那外島的邦邦島上。 這座島上，有許多巴瑤族人的村莊，村民住在高腳屋裡，挖取淡水井作為日常用水，並在周圍種植木薯、香蕉、椰子。（圖／獨立特派員） 巴瑤族，又被稱為海上的游牧民族，大約在15世紀，他們已經生活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之間的海域。如今部分巴瑤族人仍以捕魚維生，但受到現代社會的影響，也有不少人選擇到城市工作。巴瑤族人諾說：「普遍工作都是店員，或像我一樣照顧小孩，因為在島上找不到工作。」 1963年沙巴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部分早定居於此的巴瑤族人，獲得了公民身分，諾的家人們也因此成為馬來西亞公民。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像諾的家人們一樣，有些巴瑤族人並沒有獲得公民身分。 在沙巴拿篤海邊有個無國籍人的村子，居民沿著海岸興建高腳屋，由於缺乏淡水，早期村民只能向村外購買，對他們來說是筆龐大的開銷，這幾年在慈善團體的幫助下，村民才買了公共水塔儲水。 由於無國籍村的人口不斷增加，居民在海上不斷擴建新的屋舍，他們進出都得靠各式各樣的小船，穿梭在布滿寶特瓶及各種垃圾的海面。（圖／獨立特派員） 無國籍者人口多 下一代難翻身 莉娜（化名）是巴瑤族人，他跟先生還有六名孩子一起住在無國籍村，他的父母並非馬來西亞公民，因此出生沙巴的他，成了無國籍人士。即使莉娜與馬來西亞公民的先生結婚之後，他們的六個小孩還是無國籍人。 在沙巴像是莉娜這樣無國籍的人，約占了沙巴人口的三分之一。除了海上的游牧民族，由於沙巴鄰近菲律賓、印尼，鄰近國家的人因為戰亂以及經濟的因素，也紛紛移居到沙巴。（圖／獨立特派員） 另外，經濟也成了菲律賓與印尼移民最大的誘因，由於馬來西亞的經濟條件較好，許多移民來到沙巴工作之後，便選擇留下來生活，成了無證移工，他們的小孩也因此成了無國籍的人。像是在沙巴斗湖的這個村落，村子裡的人大多是從印尼來到這裡工作定居，成為無證移工。 阿古斯為了賺錢，三十幾年前來到馬來西亞當移工，比起故鄉一個月只能賺200至300元令吉，在馬來西亞的修車廠工作一個月可以賺1500令吉。他說：「在印尼如果沒有文憑很難找到工作，可是在馬來西亞只要聰明、勤勞是可以找到工作，如果在印尼要文憑，靠關係也不一定找到。」 但有的無證移工，選擇不再回母國，因此他們的孩子就無法有國籍。在沙巴無國籍孩童大多是移民、難民、無國籍者所生下的下一代。或是非婚生子女、晚報戶口等等原因，都可能讓下一代無法取國籍。 沒有公民身分的保障，對這些無國籍人來說，最大的困擾是隨時會被逮捕，就像是莉娜，他在跟先生結婚之前，從來沒有出過遠門，他說：「在還沒有結婚前，我從來沒離開過這裡。」 生活處境艱難 無國籍者猶如地下公民  無國籍的居民，生活只限於海邊的一小塊區域，離開就有被抓的風險。莉娜的鄰居，不少人都有被逮捕的經驗，像是莉雅（化名），他的先生被抓，家裡頓失主要經濟來源，莉雅只能用鄰居家的門口，擺個小雜貨店，或是到鎮上餐館打工維持一家生計，一天賺取二、三十元令吉維生。 除了人會被抓以外，無國籍人有的以捕魚或是海上交通為生，船隻成為他們的重要經濟工具，但沒有無國籍，船隻無法登記註冊，被抓到就會被執法人員扣留，這個小港口過去停靠了許多船隻，被扣留之後，都還無法領回。 新紀元大學學院講師周兆鴻說：「一般居民，大部分對無國籍的這個群體是帶有惡意，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街頭，也沒有獲得比較正當或合法的工作權利，會在街頭搶劫或者是偷東西。」 但另一方面，無國籍人也成為本地的廉價勞力，但無國籍人猶如地下公民，難以掌握人數以及生活狀態，若是爆發緊急的災難，他們將面臨更困難的處境。即使有不少無國籍人，已是沙巴的第三、甚至第四代居民，但他們也只能在看不到的角落，繼續生活。 梁德珊 李文傑 / 採訪報導 黃郁婷/編輯

馬來西亞沙巴州是旅遊度假勝地，但在這裡住著一群人，他們是無國籍人。這些無國籍者有的是巴瑤族人，他們在沒有國界的時代，靠著一艘船，往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不同國家之間。 有的則因為母國的戰亂或是經濟因素，選擇來到馬來西亞，在這裡生下沒有身分的小孩，又或是非婚生子女、晚報戶口等原因，都可能讓下一代無法取得國籍。這些無國籍者在馬來西亞沙巴，如何生存？又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我們一出生就擁有國籍和身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過，外籍配偶嫁到台灣來，如果要拿到身分證，依照以前的國籍法，必須先放棄母國國籍，才能提出申請。等待期間，如果離婚等因素，就可能撤銷申請，導致他們淪為無國籍者，人數以越南最多。而撤銷理由，多半與婚姻真實性與品行端正有關。 不過這樣的認定原則與判定不夠嚴謹，對外籍配偶不盡公平。雖然民國105年國籍法修法，但是這群人還留在台灣，他們沒有身分，也不能回母國。他們的下一代，甚至已經成年，有的還年幼。對於這些在歸化過程而淪為無國籍的人士，給予救濟，是政府不能迴避的責任。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今年發布的「全球趨勢」報告中指出，因為衝突、迫害等因素而流離失所的人數，在2016年高達6560萬人，不但比2015年增加了30萬人，人數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在台灣不是沒有難民來台尋求庇護，2002年行政院研考會就決議要建立難民庇護制度及制定難民法，2005年提出難民法草案，整部難民法只有17條條文，是一部相當迷你的草案，2016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不過到現在難民法一直沒列入優先法案，遲遲未能三讀，也讓來台尋求庇護者無法有法源依據得到居留或幫助。 過去來台尋求庇護的大部分是中國或西藏人士，最近幾年國內人權團體發現，尋求庇護的歐亞非面孔增加了，不過因為法令的限制，救援工作反而比過去更難進行。